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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咨询的种类
咨询服务种类众多,主要有:①决策咨询,又称政策咨询。它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咨询。主要为国家、地方政府部门的行业发展战略,从政治、经济、科学、社会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预测和论证,起到了决策的参谋作用。②管理咨询,又称企业诊断。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找出症结所在,提出解决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③工程咨询。承担建设项目中有关技术改造(包括技术引进)、利用外资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评价及工程设计、招标和管理、工程预算等咨询服务。④技术咨询。它是以提供技术服务为主,包括与之相关的新产品、新材料和新设备的研究分析,为企业生产技术难题进行的技术门诊,提供培训服务信息,为科技管理部门对科研成果进行技术鉴定和评价。⑤专业咨询。以专业知识提供专门服务,如心理咨询、财务咨询和法律咨询等。
2咨询业发展的状况
2.1国内咨询业发展状况我国的咨询产业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国虽然存在着情报咨询和技术咨询活动,但没有形成产业。改革开放后,从政府部门到企业与经销部门及国际经济活动,都强烈地要求咨询业的参与。我国各类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咨询业已成为一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的服务产业。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工商注册登记有咨询业务的公司达13万家。这些咨询机构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咨询业发展较快的城市有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综合咨询、工程咨询、技术咨询、管理咨询、专业咨询等各种类型的咨询机构,几乎涵盖了咨询业所有领域,咨询产业成了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行业。
2.2外国咨询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专业行业(包括咨询业)将逐步向外开放,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咨询业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下在中国更加全面和广泛地发展。目前咨询业在中国的开放程度不算小,国际上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基本都在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上海就有麦肯锡、波士顿、毕马威、普华永道、德勒等。外国咨询公司的实力有目共睹,它们有着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丰富的案例经验和数据库、科学管理以及全球化的咨询共享等。调查显示,国内企业对国外机构的品牌认识程度要大大高于国内咨询机构。而这种对品牌的认同,究其根本,正是基于国外知名咨询公司长期以来严格自律、规范运作而培养出来的优良信誉。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也许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国际上知名的咨询机构,这对中国本国咨询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发展状况与服务模式
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也是我国咨询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高层次的图书馆工作,是根据特定用户的需求,以信息开发为手段,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浓缩、与创新一系列工作的总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类图书馆大力开展参考咨询工作,普遍设立了参考咨询部(情报咨询部、信息咨询部),而且为配合文献检索课和文献检索工作的开展,大都设立有文献检索室。随着联机检索的开展,在参考咨询部或技术部下进一步设立了联机检索室。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许多图书馆都设立了电子阅览室(电子信息服务中心)。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3.1集中型。即主要由参考咨询部(或信息服务中心)承担参考咨询工作。高校图书馆采用这种模式的较多。如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负责全馆的参考咨询、课题查新及代检索、文献传递、数据库利用统计、质量管理工作,承担学校文献检索课教学、新生入学教育以及全校用户培训等工作。中山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下设电子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文献检索室、查新室和文献检索教究室,承担代查代检、新书通报、定题服务、科技查新、馆际互借、用户培训等业务。
3.2并列型。即参考咨询工作主要由传统的参考咨询部和新设的网络资讯部(自动化技术部、数字资源中心)分别承担。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都有这种模式,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报刊信息开发中心和网络资讯部、浙江大学图书馆咨询部和数字资源中心、厦门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和自动化技术部等。其中中山图书馆的电子剪报、企业咨询、决策咨询、海外报刊阅览等传统参考咨询服务主要由报刊信息开发中心承担,网络资讯部主要开展网上参考咨询服务。
3.3分散型。即参考咨询工作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有关机构中,如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属于这种模式。上海图书馆由原上海科技情报所和上海图书馆合并而成,其机构设置是在馆所下面先设中心,中心之下再设部。其中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属于参考咨询机构,下设研究部、咨询部、市场部和外向型公司;战略信息中心下设的战略信息部、战略研究部也是参考咨询机构;读者服务中心下设的参考咨询部、剪报服务部也属于参考咨询机构。此外,历史文献中心、信息处理中心、系统网络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等下属的一些部开展的工作或生产的信息产品,也属于参考咨询机构开展的工作。
4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4.1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情报服务,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领导机关是政策的制定者,领导决策正确与否,对事业的成败有着决定性影响。领导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国内外先进经验和科学的决策理论与程序来进行咨询,提供决策参谋,论证其决策的正确与否。优化的文献信息是领导科学决策的依据,咨询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许多图书馆在为领导机关服务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新技术革命对策、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等重大问题上为政府出谋献策,成为领导日益信赖的决策顾问和参谋。如广东中山图书馆编印的《决策内参》,选择汇编海外100多种中文报纸上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每周出版一期,深受领导部门欢迎。浙江湖州市图书馆编的《信息》刊物也受到市政府的重视。
4.2为企业提供情报信息服务图书馆信息咨询部门还应采取跟踪服务、定题服务等方式,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服务,为市场经营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必须充分获取对口情报,提高本企业产品的档次,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否则将会在市场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这时依靠咨询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出谋献策,往往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图书馆能够也应该广泛地搜集、分析市场信息,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航行的企业当好“导航人”。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人员应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提供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市场需求及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为乡镇企业服务,提供短、平、快的技术信息。
4.3为科研读者服务科研读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他们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需要特定的文献类型和特定范围的文献。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深入课题组,了解他们的需求,介绍馆藏情况,搜集情报信息,筛选情报数据,提供科技文献资料,使他们能及时了解本项目的国内外发展方向,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开发和研究。在一次文献服务基础上,还应加强二次文献的揭示与报道,进行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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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分析
国际上对投资银行的称谓多样、内涵外延各异，因而投资银行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按业务线涵盖范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如表所述，第一层次的投资银行只从事最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仅包括一级市场的股票、债券承销业务和一些金融咨询业务。第二层次的投资银行具备常规的投资银行业务线，可实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业务的较完整覆盖，与国外一部分中小型投资银行的职能相对应。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业务比较全面，拥有资产管理业务和研究业务这两项智力密集型业务，一般被认为是大投行的基本特征。第四层次的投资银行其实已经脱离传统投资银行的意义，而是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类似目前的高盛集团和摩根斯坦利集团。
除了内涵外延的差异，即使同一内涵的投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称呼也是有差别的，以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为例，美国称为投资银行，英国称为商人银行，而日本和我国则称为证券公司。在本文中，我们会根据行文需要，交替使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称谓，若无特殊说明，均指代上述第三层次投资银行的概念。
我国与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过程存在更多的共性，所以主要以美国的投资银行模式和发展作为参照。
纵观经济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呈如下主要特点：一是行业集中度较高，呈现出垄断竞争的特点；二是均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三是业务显现出多元化、专业化趋势，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的业务已经从最初的传统的承销业务、经纪业务扩展到企业购并、资产管理、风险投资、风险规避，投资咨询等领域；四是大多走向混业经营；五是竞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竞争既包括了各国投资银行本身之间的国内、跨国竞争和其导致的投资银行的不断优胜劣汰，也包括了各国的现代“全能银行”对投资银行的挑战；六是极其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作为处在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大趋势下的中国投资银行业，要充分借鉴国外投资银行业务模式发展特点和发展经验：
第一，大力拓宽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我国投资银行之所以总是资金实力不足、资产规模较小，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投资银行尤其是我国的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不通畅。资金短缺严重限制了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证券公司的资金状况。例如允许证券公司采取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的方式扩大资金规模。此外，我国目前已有72家证券公司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调剂资金头寸，缓解了证券公司的资金实力。证券公司还可以凭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获得期限灵活的资金，优化资产结构。
第二，注重金融创新、广开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趋势。与国际投资银行创新过度、衍生产品发达不同，我国的投资银行明显创新不足。为此，国内投资银行加强新产品开发，突破传统业务局限，推动主体业务由传统型(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向创新型(企业并购、重组等策略)以及引申型(资产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转变，从而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增长，增强投资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通过兼并收购、资产重组，扩大我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投资银行的行业集中度。并立足本国资本市场，实现特色化、专业化经营。
第四，适时实施国际化战略。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基本上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主要受制于我国投资银行的实力。国内投资银行应仿效国内商业银行，用全球化的眼光经营我国的投资银行，放眼世界。可以首先通过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适时走出国门，进入国外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这方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中银国际的成功经验已经为国内的投资银行树立了榜样。
根据各国政府和行业自律组织在投资银行监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为三类，即：政府型，自律型和中间型监管体制。
政府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实施监督和管理，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在监管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美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也实行这一管理体制。
与政府型监管体制相对应的是自律型监管体制，它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较少干预投资银行业，对投资银行业的监管主要靠证券交易所及投资银行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管，其本质特征是注重并强调投资银行业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作用。英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一管理体制。
介于政府型与自律型监管体制之间的监管体制，我们可称之为中间型监管体制，它的本质特征是既强调国家立法管理又注重行业自律管理。德国、意大利等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国家。
美国投行监管体系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美国投资银行监管体制中是最为重要的监管主体，由于政府充分授权，保证其有足够权威维护投资银行依法运作，因此，SEC也是美国政府型监管体制的象征。
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要强调立法监管，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所有活动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监管活动更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是政府监管机构作为最重要的在监管活动中起主导地位的监管主体，超脱于资本市场参与者之外，使其监管活动能更好地体现和维护市场“三公”原则。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一定局限，除立法监管往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容易导致政府对投资银行管得过死、干预过多，不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外，监管者要与市场保持距离。当市场情况变化时，往往不能及时反应或反应不当，因此，往往容易出现监管“缺位”或“越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率。
英国投行监管体系
英国一直没有设立全国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而是依靠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自我监管。
英国为代表的自律监管体制恰恰能在政府型监管体制的局限性方面显出自己的优越性。第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投资银行的不必要的干预，促使投资银行按市场规律运行，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第二，自律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投资银行，他们往往最了解市场，也最能把握市场，知道某项规则对市场的影响，当市场变化时，他们也往往能及时有的放矢地找到解决市场问题的办法，比较容易实现灵活有效的监管目标。但自律型监管体制也有两大缺陷。第一，自律组织往往更为重视保证市场运转和保护会员的利益，而忽视保护社会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监管的“三公”原则难于实现，同时这种现象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也会阻碍市场
竞争。第二，由于缺乏强硬的法律后盾，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往往难于实现。很显然，自律型监管体制的缺陷，正是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所在。
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看国际投资银行监管体系对中国的启示：第一，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监管的合法、协调、效率和透明的原则；第二，以集中立法型监管体制为主、自律型为辅；第三，加强风险监管；第四，强化信息披露；第五，注重监管的前瞻性。
然而，鉴于美国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缺陷，我们还需全面分析(尤其是分析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国际投资银行演变对中国证券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的启示。
国际投行演变带来的启示
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
次贷危机所显示出来的金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金融创新本身，而是由于现有的监管不足，监管体系运转失效。当然，监管不应阻碍金融创新，如果要增加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并扩展信贷的可获得性，那么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要实现强化金融系统弹性而又不妨碍市场程序的目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同样必不可少。监管部门应当关注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应当提高监管预见性，并将监管目标集中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次贷危机再次充分说明，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审慎监管与风险控制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监管机构应当限定证券公司产品和业务创新中的杠杆比率上限，并且就市场变化对创新业务的影响加强敏感性分析，及早应对，防患于未然，促使风险监管制度和机制建设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适应；证券公司应当针对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谨慎运用财务杠杆，使杠杆比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以降低和控制经营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将产品和业务创新风险纳入公司整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清晰地界定各业务条线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内控制度，完善内控机制，使金融创新的性质、种类和范围(尤其是表外业务头寸)与公司净资本规模、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风险管理和内控能力相匹配、相对应，加强对表外业务定期与不定期的稽核，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的潜在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结构和标的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以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加强对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的监管
美国投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通常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理委员会等组成。但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投行这些风险管理部门却没有充分发挥风险管理与控制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应当加强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监管，将表外业务风险纳入表内监管，减少表外业务的监管套利，提高风险管理的积极性。随着我国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综合经营的不断发展，跨机构、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产品陆续涌现，业务日益交叉、渗透和融合，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加强监管合作与协调，发挥协同监管效应；调整监管机构层次，明确界定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范围，努力避免重复监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冲突，填补监管“真空”或监管“盲区”；从原来的以机构性监管为主逐步转向以功能性监管和目标监管为主，建立伞状金融监管体系，创造条件逐步完成“大部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实行金融综合监管。可以考虑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多边的紧急磋商制度、建立统分结合的金融控股集团主监管协调制度，健全适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统计信息监测体系等。
组织结构分析
组织形式
一般而言，一个投资银行采用的组织结构与其内部的组建方式和经营思想密切相关。现资银行的组织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种：家族企业形式及合伙人形式；混合公司形式：公众持股上市公司形式；现代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右图归纳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变迁历程，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从整体上体现出集中化、公众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四大趋势。
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要分析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分析它们的股权结构。通过研究国际成熟市场顶尖的投资银行财报数据，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股权结构特征如下：
第一，机构投资者占股比例大，但股权极度分散。取2011年12月1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来分析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情况及股权集中度方面考察。
第二，内部持股比例小，股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美国投资银行发行在外的股票大多是可以自由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地直接参与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资银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董事会结构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公司的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成熟市场，比如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国际成熟市场的投资银行董事会下设各种委员会以协助其进行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这些委员会基本都包含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为公司各项业务制定风险容忍度并批准公司重大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由风险监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重要风险政策的改变。
除了设立诸多委员会辅助董事会进行工作以外，董事会还呈现出外部董事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这些外部董事一般都是公司之外某个领域的资深专家或学者，具有某个方面的独特专长或是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而且比较客观，也注重自身的信誉和市场身价，能积极参与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参议和监督。
与此同时，国际成熟市场内部董事所占比例虽小，但基本均为投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内部董事身兼管理层有助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的推进，而这也反映出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它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监事会及管理层监事会是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
美国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并无设立监事会的强行要求，通常由独立董事或者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监事会的审计监督职能。
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组织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投资市场部、消费者市场部及研究部。
综合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点培养金融控股公司。虽然我国早在1993年就明确提出“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的政策，至今仍保持着“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但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在协同效应，规模效应、收入多元化、风险分散化以及容户需求一体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而未来我国也会出现金融机构向多元化领域蔓延、大型企业短时间内进军金融业等现象。
第二，加快金融立法，改善证券公司法律环境。借鉴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组织结构的发展，从立法角度看，主要应以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为基本依据，重点完善其中的监管制度和公司治理要求，立法过程中可参考美国、日本、英国等国际成熟市场成熟的法律条文，并结合中国本土证券公司的现实发展需求，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三，优化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优化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股权集中度，增加股权流动性。二是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三是要加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四是注意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建立必要的“隔离墙”制度。
此外，金融危机暴露出投行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流动性短缺以及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较为单一的缺陷。而以存款来源作为支撑的商业银行，特别是业务综合化经营的全能型银行基本上都涉险渡过了金融危机的难关。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大型独立投行陆续被并购，或破产倒闭、或被注资、或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大型存款类银行将重新主导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将得到强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独立投行模式未来很有可能会消失，大多数纯粹的投资银行将被商业银行合并，全能型银行的经营模式将更受欢迎，由商业银行主导的混业经营将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相比于美国独立投行，传统的欧洲银行业，特别是德国银行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不能说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一定优于美国的独立投行模式，但是全能型银行风险相对较低、经营更为稳健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在未来可能会更受重视。因为和投行相比，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充裕，运作更加透明，风险管理和控制系统更加严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和存款保险机制的保护，同时业务综合化经营有利于平抑经营收益的大幅波动。
业务结构分析(以美国为例)
从行业业务收入来看(以2003年为例)，2003年美国证券全行业总收入为1445亿美元。从各项业务收入的变化趋势来看，佣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4％；资产管理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上升至2003年的8％。承销和做市商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稳定，变化的趋势不是特别明显。
以下选取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作为案例，深入剖析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
高盛
高盛集团在2010年之前将业务分为三大类：投资银行部门、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部门、交易与本金投资部门。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高盛集团的收入水平直线上升，从128亿元美元迅速蹿升至2007年的460亿美元。虽然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收入水平大幅下跌，但2009年便恢复到452亿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净利息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一直是比较稳健的。净利息收入主要来自以公允价值交易资产的收入及证券逆回购收入，在危机期间不但没有下降，相反甚至有明显上升，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等4年的收入分别为35亿美元、40亿美元、43亿美元和74亿美元。波动较为剧烈的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从2007年的297亿元跌至2008年的81亿美元，这主要是取决于危机时期的市场环境及高盛自身的风险头寸。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交易与自营收入和投资银行收入一直是高盛收入的主导力量，占比基本在70％以上，其中2001年为78％，2007年为81％。2008年交易与自营收入的占比相对下降，但同时投资银行收入相对上升，二者合计占比仍然有60％。即使在最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这两项业务收入依然是高盛集团的核心业务，收入能力的稳定性毋庸置疑。高盛集团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但是近些年最赚钱的业务却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交易与自营业务收入的来源主要是FICC，该部门主要运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相对而言，高盛集团的资产管理业务和经纪业务无足轻重。
2010年以后，高盛集团将业务调整为四大块：投资银行、机构客户服务，投资和借贷、投资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向公司、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一系列的投资银行服务。收入结构统计口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原来的四部分调增为六部分，保持投资银行收入、净利息收入两部分不变，将原来的交易与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两部分进一步细分为资产管理收入、佣金收入、做市商收入、其它自营收入四部分。投资银行收入与自营收入仍占65％以上，非常稳健。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实行控股公司下的事业部架构，事业部专于特定领域的业务，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其在组织架构上分为四部分：机构证券部门、个人投资者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及信用服务部门。从收入结构来看，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分为净利息与股息收入、交易收入，投资收入、资产管理收入、投资银行收入、佣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七部分。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摩根斯坦利的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但幅度不大，2001年为196亿元，2007年为269亿美元，2008年为221亿美元，考虑到收入降低主要由39亿美元的投资亏损引起，2008年的其它收入基本没有下降。2009年恢复到234亿美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的变化比较平稳，增长的波动性不强，三者从2001年的108亿美元平稳增长到2007年的165亿美元，次贷危机对其影响不大，2008年，2009年三者的和保持在134亿美元、151亿美元的高水平。与此相对投资收入、交易收入、净利息与股息收入的变动比较剧烈。投资收入时正时负，在2001年亏损4亿元美元、在2008年亏损39亿美元、在2009年亏损11亿美元。交易收入也不太稳定，在2006年达到阶段性峰值118亿美元，但在2007年却创造了这9年的最低值32亿美元，波幅较大。净利息与股息收入在2009年为10亿美元，是期间最低值，但总体来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等三项收入是摩根斯坦利稳定而重要的收入来源，三者合计占比平均在55％的水平，而且占比相对稳定。交易收入虽然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是其变数较大，占比忽高忽低，不算是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却是潜力较大的收入来源。如果将交易收
入与上述三项收入合计，则四项收入合计占摩根斯坦利收入的83％，而2009年更是高达97％。投资收入的占比总体来看不高，除2007年以外，均在6％以下。
可见，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引擎。以证券发行与承销为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领先业务，2004年摩根斯坦利占据全球IPO市场的10％份额，超过对手高盛，荣登全球IPO业务的榜首。
不难发现，国外券商盈利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佣金收入占比稳步下降；做市商交易在券商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在券商收入比重明显高于国内券商；国际投行业务中，债券和企业咨询业务占比明显高于国内。
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证券行业在市场结构，交易工具、投资者构成和证券中介方面越来越向国际靠拢，未来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壮大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三方面改进
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的途径可以有：证券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合并，以地区为依据进行跨区合作，在资金技术市场上达成联盟，实行资源和业务的合并，组建区域性大证券公司；发展金融集团，金融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企业联合体，具有完整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框架实行分业经营和混业管理的集团经营模式。
积极创新业务品种。具体来说证券公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业务创新：重点发展场外业务；发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参与金融衍生品创新与交易以及拓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领域；开发国际业务，国内国际业务并举。以国内业务为基础，努力向海外发展网点，把业务领域扩展到国际市场，实行跨国业务经营，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培养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证券公司应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服务特色，研究水平、区位优势等综合素质及目前市场的竞争状况，培养其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
内部控制分析
内部控制
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是指投资银行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构成，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
风险管理分析
以下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投资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架构以及目前业内常用的风险管理方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主要风险种类 从整体的风险来源角度划分，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风险依其影响面大小主要分为以下六大类。
风险管理架构 依照目前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状况来看，其风险管理已经进入了全面管理模式。而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包括以下六大要素：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策略；健全的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的风险管理流程：完整的风险管理手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的防范机制；高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风险管理方法 第一，风险管理流程。在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的流程中，风险管理方法的应用集中体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这两个环节。
第二，风险管理主要技术及方法。在理论层面，资产组合理论、套利定价理论以及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为现代意义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础。而在现实层面，90年代几起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大案(如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事件)，使一些大的国际银行开始研究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管理测量和资本配置模型。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管理及其技术、软件需求的日益增长，出现一大批专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咨询公司和电脑软件公司，推动了风险管理技术、方法以及软件的不断更新、发展。截止到目前，依照风险类别划分，主要的风险管理方法、技术及软件有：
市场风险方面。利率风险是投资银行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市场风险。因此利率风险的管理方法发展最为突出，主要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和凸性分析法。
信用风险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对客户或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违约可能全面分析而做出决策的风险管理方法。
全面风险管理方面。在方法层面，主要包括统计分析法及情景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考察影响组合收益的因素，并使用一系列计量技术估计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参数反映该资产收益对不同风险因素的反应程度，这也就提供了可以相应对冲某类风险的技术指标。场景分析法要求风险管理者设想投资组合可能出现的状态，并考察在极端情况出现时的可能损失。对所有相关变量重复上述步骤，最后获得结论。
除了上述几类风险管理方法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现代的金融工程方法。这种方法的产生得益于7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以及随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金融工程方法包括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和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由金融工程公司开发的风险价值增量模型(VaR Delta)。该模型可以在不重新计算投资银行的VaR的情况下确定新的交易将如何影响整个资产组合的VaR，此外，该模型还提供VaR的成分分析并提供风险矩阵未包括的客户的数据。另外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由智商金融体系公司(Q Financial Systems)创立的风险智商模型(Risk IQ)，该模型的创立基础是信孚银行的RAROC方法，是一种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综合分析模型，特别的是，该模型可以用于投资银行整体的风险测量。
第三，风险管理模型的内在缺陷。定量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模型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一大突破，但是只要是模型，就必须嵌套于某种假设当中，而模型假设与现实的不吻合就为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此外，对于证券未来价格的模拟技术也有待进步，目前依赖于历史数据或者某种假设模拟出的数据都有可能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验证，这些都构成了所谓的“模型风险”。
我国的证券公司，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才略嫌空白，相关的风险管理方法也尚待发掘。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可以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得到以下四点启示：重视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义；全面管理风险，系统制定决策；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匹配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但不可过度依赖。
同时，次贷危机也说明，市场参与者的内部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不可或缺，两者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伴随着金融业的创新与开放，对所有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全面与实时的外部监管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引导市场参与者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理应成为监控风险的根本措施。
第一，提高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认识。督促证券公司运用定性及定量的风险管理技术，对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自营业务等进行风险控制，形成组织严密并能实时识别、判断风险的控制框架。
第二，动态的设定不同发展时期内部控制目标重心。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通过内部控制来消除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威胁是不同的。
第三，制定内部控制战略目标时，应重视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风险作为一项价值驱动因素应被纳入内部控制目标导向选择的框架中。在构筑“风险与应对”这一控制要素时，应当将风险与企业的目标相匹配，并分解为战略风险、经营和财务及相关风险、具体业务风险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风险识别均以“事项识别”为前提，也就是识别可能对目标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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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 /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着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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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鼠神经生长因子 视神经炎 临床研究
资料与方法
2006～2010年收治ON患者44例（67眼）。入选标准：①急性视力严重减退，伴（或不伴）眼球转痛，色觉障碍；②符合视神经炎的任意类型的视野缺损；视觉诱发电位（PVEP）表现为P100潜伏期延长或引不出波形；③相对性瞳孔传入障碍（RAPD）阳性；④视正常或轻度水肿、出血；⑤须除外缺血性、糖尿病性、遗传性、药物中毒性、酒精中毒性、维生素缺乏性视神经病变，眼科疾病（青光眼、视网膜疾病、玻璃体疾病、屈光不正），视路肿瘤，脑血管病，脑膜炎等；⑥均为第1次发病。
一般情况：符合ON入选标准，男23例，女21例，男女之比1.0952:1；年龄14～48岁，平均27.61±12.7岁；双眼受累23例，单眼21例；发病时间3天～3个月。均行心电图、胸部X线、血常规、尿常规和血糖检查，并询问有无消化道溃疡病史及精神病史。本组均无鼠神经生长因子过敏史。
临床检查：均常规视力、眼底检查，部分患者行视野、VEP检查。治疗予鼠神经生长因子10μg+DXM 5mg/日球后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20μg肌肉注射连续3天，静脉滴注DXM 10mg/日共7天，并在4天内逐渐减量至停药。治疗后复查。
疗效判断标准：①治愈：视力恢复至正常水平；②好转：视力提高视力表3行以上；③无效：视力提高
分别讨论发病的年龄、性别，就诊时间、起病时的视力对鼠神经生长因子疗效的影响。统计学方法：样本率的比较采用校正的X2检验。
结 果
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前后视功能及视野、眼底变化结果：①视功能检查：治疗前28眼（41.79%）视力低于0.1，治疗后47眼（70.14%）视力提高到0.2及0.2以上。其中有9例视力高于1.0。治疗前31眼（46.2%）有视水肿或出血，（25眼）37.313%视苍白；治疗后视出血消失、水肿较治疗前明显减轻2眼（2.985%）；视苍白30眼（44.77%），眼底基本正常35眼（52.23%）。治疗前40例（90.90%）存在视野异常，治疗后13例（29.54%）视野恢复正常。②诱发电位检查：视神经炎VEP异常率很高，主要表现为P100潜伏期延长。急性球后视神经炎各视力组治疗前P100波改变表现为潜伏期明显延长，幅值明显降低。VEP P100潜伏期延长60%，消失22%。治疗后P100潜伏期延长51%，消失12.23%。其中P100潜伏期的改善更为显著。
影响鼠神经生长因子疗效因素：①不同年龄段鼠神经生长因子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14～30岁年龄段疗效最好（X211.5，P＜0.05），30岁以上疗效差。性别对鼠神经生长因子疗效影响无差异。②就诊时间、起病时视力与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地塞米松疗效之间关系：30眼于发病15天之内效果好（X234.91，P＜0.05），就诊时视力与鼠神经生长因子疗效之间有显著相关性（X217.1，P＜0.01），发病时视力0.2～0.5组疗效最好。③发病后是否伴有眶周疼痛与鼠神经因子联合地塞米松疗效之间的关系：19例伴眶周疼痛者经鼠神经因子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后疗效显著，见表1。
表1 疗效比较（例）
X212.85，P＜0.01。
讨 论
鼠神经生长因子不仅能够促进神经纤维定向生长，诱导轴突树突的发育，促进胶质细胞和雪旺细胞的生长，神经元的有丝分裂，分化和修复，使神经髓鞘修复，同时能够保护神经元免遭继续损害，减少神经细胞的死亡，支持神经元的存活，但是肌肉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视神经局部达到有效的治疗浓度的时间较长故疗效欠佳；糖皮质激素具有很强的抗炎能力，同时还能够抑制免疫反应，小剂量抑制细胞免疫，大剂量抑制体液免疫，减少抗体生成，但是长时间大剂量的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以导致明显不良反应，患者依从性差。鼠神经生长因子与地塞米松的联合球后注射可以使眼眶内的血药浓度迅速达到高水平，既能的减轻视神经局部的炎症反应，有效发挥体液及细胞免疫的抑制作用，以抑制纤维组织增生和炎症渗出，又可以保护其效应神经元，不同程度的减轻炎症造成的后果促进其再生及功能恢复。同时隔日1次的球后注射能够使局部维持较高的药物浓度，全身血药浓度低，因此可以避免全身严重不良反应。
地塞米松联合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ON有以下优点：①局部药物浓度高，作用强，可以在短期内改善视功能，对AON有显著疗效；②全身及局部不良反应小，年龄、就诊时机、起病时视力、是否伴有眶周疼痛可以帮助估计预后。
参考文献
1 罗其中,包映眸,董斌.中枢神经损伤后的经再生与修复策略.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2004,9（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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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前身是南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体制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14年5月，集团成功晋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企业。目前年产值160亿元。集团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产业，从设计到施工、从建校到劳务、从传统信贷到布局产融结合，特别是从研发到生产环节，近年来不断投入，2012年我们集合了优势资源组建了江西中恒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做为配套，2013年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们投入1200万建立了占地面积30余亩的中恒科技研发基地。2015年12月更名为江西中恒地下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准上市公司，从成立至今已申请获得100余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参编了江西省第一部国家建设行业标准《组合锤法地基处理技术规程》、与国家级工法《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桩施工工法》。其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长螺旋设备采用节能环保、先进高效的产业升级自有核心技术，具有质量稳定无沉渣，节能环保无泥浆，绿色施工无噪音的优势。我市象南邻里中心项目已现成效。作为集团产业板块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计划打造江西第一个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争2020年实现企业IPO,公司年总收入实现15亿元，实现纳税约1亿元。在技术研发领域中恒科技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浙江大学 —— 中恒地下空间科技合作中心”，在机械智能化领域中恒科技已诚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武藤佳恭教授莅临公司进行指导。
集团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昌县企业，一直不忘初心，努力为南昌县建筑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扎根南昌县，用心做科研、努力求发展，在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位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发展迅速，技术专利和业绩逐年增新高，但企业发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颈，主要是研发与经营分处两地协同效果差、研发基地场地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需求。我集团决心把中恒科技作为准市的科技型企业打造，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其科技研发、核心先进设备制造的能力，决定把该公司研发基地从景德镇回迁到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把中恒科技建设成生产、经营、研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可以为千亿建筑产业园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团总部，加大协同效应。目前急需解决办公研发基地。
集团经研究决定整合内部产业资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2004年购置的65.14亩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产、经营、研发用地（具体规划见：附件）。
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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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