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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1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9.116
“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表现为世代相传的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和独自特色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以及语言艺术等，包括：古诗文、曲赋、书画、武术等。
传统文化教育要按照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分阶段有序推进。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阶段要求
小学低年级阶段（1―3年级），诵读浅显的古诗，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优美的语言;了解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知道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学会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
小学高年级阶段（4―6年级），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感知内容，理解大意，体会其意境和情感;了解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尝试运用喜爱的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初中阶段（7―9年级），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特点;阅读浅易的文言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欣赏品位;知道中华民族的重要史实和发展的基本线索，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学习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欣赏传统音乐、戏曲、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家乡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小学低年级主要以诵读了解为主，小学高年级主要以理解体会为主，初中阶段主要以感悟欣赏和体验为主。为了达到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3年级;第二阶段，4-6年级;第三阶段，7-9年级。
具体来说，小学阶段应该以传统启蒙教材和浅近的古诗词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在小学低年级，以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为主，另外可适当选修适合学生身体发育特点的武术（其中必学“五步拳”）、绘画（折纸艺术）和音乐、书法等。在小学高年级，以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感受祖国语言的优美和精致、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选择其中一些篇幅短小、比较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篇目。技能方面则以培养简单的动手模仿为主，如武术中必学“初级三路长拳”和“八式太极拳”，绘画方面以初级剪纸艺术为主，音乐方面以中国古典名曲欣赏与器乐演奏为主，以及简单的书法入门教育等。
初中阶段可以继续选读“四书”和诸子，尤其是一些古诗文名篇，如《道德经》《礼记》《庄子》《楚辞》《唐诗》等，让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体味传统经典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感受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感悟并了解传统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从而热爱经典，热爱经典诵读。技能方面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由模仿到初步的创新为主，强调协调、力度、准确性和美感。
三、方法措施
由于不同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分层推进、一脉相承的，因此，作为起始和衔接过渡阶段的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六年级，初中七年级、九年级，就成为相应阶段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些时期的引导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口诵心惟，知行合一
传统文化的教育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最主要就是引导帮助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以实现修身养德、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标。
以经典文本（即通常所说的古诗文）的教学为例。古诗文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也就是知行合一。诵就是把书背下来，诵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吟咏以声节之”，经典古诗皆能“和乐歌之”，这就是吟诵。而心惟就是思考，就是慎思明辨，切己省察。读了、背了、思考了，然后再去“笃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经典教学要克服语文化倾向，即用教语文的方法教经典――以文本分析为主，强调字、词、句、段、篇的概括与理解，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否则必使经典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与学校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健全的人格。在具体操作中要克服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德育化倾向，防止将经典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从而导致说与做相互脱节。
（三）注重学科渗透
经典教学还要倡导“学科牵手”，即将传统文化经典渗透在各学科之中，注重学科互相配合，牵手合作。比如，经典名句诠释政治哲理，古典名题丰富数学课堂，书法课引导学生拿起毛笔抄写他们最喜欢的经典内容，美术课引领学生用画笔再现经典诗词的意境（意象与情境）等。这一切，都将对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根据学校实际，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1.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集体活动结合起来。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庆国庆经典诵读”“师生太极拳比赛”“学生汉字听写大赛”“课前经典诵读”等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个别领导和部分家长、教师固有的“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活动上，难怪成绩上不去”的思想。学生快乐了、阳光了，学习上更有动力了，成绩自然就提高了;集体意识强了，凝聚力高了，自制力相应就好了，就不愁打架滋事违反纪律了。
2.利用校园广播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学校“校园广播”可设立“每日一歌”“经典诵读”“评书欣赏”等版块，其中“经典诵读”部分的内容与学生每天15分钟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内容、进度相一致，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使经典诵读落到实处。
3.还可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开设相应的地方课程，如劳动技术课中对农具的认识、园艺及传统编织技艺的学习等。
总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虽然来自过去，但对象却在当下，从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则更是要面向未来。因此，找准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节点，高效利用其对农村中小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J].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0）.
[2]张鹏举.应当正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J].中国教育报，2014（10）.
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2
[关键词]教育变革；乡村教育；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4―04
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进，其首先必须明确的便是理念问题。而理念，无论人们对其如何界定，无非是时、空、向度的定位问题。尽管当下关于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汗牛充栋，所涉内容广布各个领域，但却鲜有直接论及乡村教育发展理念的。在笔者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理念问题事关整个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和总体运行进程，兹事体大，不容忽视。诚如我国台湾学者李建兴先生所喻：“一个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正确的工作观与人生观，因为他就像计程车或公交车的司机，他必须把稳方向盘，否则便易出车祸，如此，不仅影响个人的安全也影响整个乘客的安全，何况他们的乘客还是大批纯真可爱的民族幼苗呢?”为此，本文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集中探讨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时、空、向度问题。
一、文化的时间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
文化的时间性意指文化的过程性、连续性、非间断性、变化性及其发展的方向性。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式，人有生死存亡，故文化因人而异、随时而变、宜地而迁便属情理之中。同时，由于人独具优化自身之主观意向性，所以自原始初民始，人类便能由茹毛饮血、生熟不分而折叶蔽体、摘果充腹，由两部交锋、杀俘成性而迫其劳作、为己奴役。继而方可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联盟，由联盟而国家，诸多组织制度、社交规则、伦理道德亦由此顿生并日渐盛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发展亦逐渐从最初“物质的”上升为“制度的”和“道德的”。类此，小至群居生活生产工具的发明，大至封建诸侯、国家政治、伦理制度的建立，无不源于人类自身对现实文化状况的优化与批判性思考。不仅如此，其改变和优化自身的方式也从原来多依随机事件发展到后来多依赖方案设计，实行自觉的改变与优化。由此可见，文化的时间性由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意向性决定，文化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必然会表现一种“进步”的趋势，即：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的文化将会越来越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更高的水平，这便是文化的时间性。
上述关于人类文化时间性的阐述，为当下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上，是单向直线的还是一元多线的?对此，文化古典进化论者大多深信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有着相同的起源、相似的经验及演进历程。其先祖摩尔根(L.H.Morgan)曾明确地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稍后的泰勒(E.B.Tylor)则进一步断言：“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社会进化是生物进化的继续或组成部分，文化直线发展，其多样性只不过是标明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概而言之，进化论的核心思想便是：时间是一条有始点和终点的直线，文化或社会的发展沿着这一单向直线按照某一特定顺序进行发展，其前提是人类心理同一论，即人类不分种族、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都具有同一理性、真善美价值评判标准、精神物质追求和社会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的发展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笔者以为，即便人类具有同一性，其同一性也只在于人是“人”而非“物”这一根本特性上，即，人类的同一性仅在于人是“人”而非“动物”，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使人异物、试图与自然相区分的物质文化活动，或许有一种相对明确的发展阶段性和方向性。易言之，人类社会发展从简到繁、从劣到优，总的发展趋势是不容否认的，但仅此而已。这并不表明人类在具体发展路径上必然是同一的，也不表明人类在人之异物的精神文化活动上具有明晰的方向性和阶段性。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言：“进步的人类与其说像一个拾级而上的人，每登一级都是在他已征服的台阶上再增加一级，不如说像一个赌徒，他的运气取决于好几个毂子，每投一次，毂子四散在地，人们在一个毂子上赢，却总是有在另一个毂子输掉的危险。只是偶尔在某些时期，历史才是积累的。”因此，在方向和路径上，我们应当坚守“一元多线论”，而非“单向直线论”，即对任何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分析都应是多维、立体、交叉的，而非机械、单线、同一的。因此，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以自己特有的路径，随时间的推移而自主地进行。
其二，既然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上，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文化的时间性表明任何文化都处于时间的流动进程之中，并且在其进程当中都会经历一些具有相似特质的阶段，若从人之异物、使自身脱离与自然万物混沌一体的程度看，人类确实是“围绕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这一中轴转动的”，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类似“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不同社会阶段的划分。继而，探讨某一民族国家所处历史时期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准确定位自身的发展阶段，我们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进而制订出相对合理的发展战略来。既如此，当下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又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时期呢?在乡村教育发展进程中，我们是在“后现代”的红旗飘飘下，走苏俄式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还是立足基本国情，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化道路呢?笔者以为，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尚不发达的现代时期，还不具备后现代社会产生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便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该阶段的长期性、不可逾越性与任务的艰巨性，此间的基本任务便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况，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无论从执政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大会报告还是国民业已达成的共识来看，都能获取明示。有人认为，我们不能以前现代社会一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线性思维方式来证明中国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并不指向社会本身。但笔者以为，即便是这样，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仍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而这个基础便是现代性的充分乃至极至发展，处于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我们如若过多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难免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毕竟，我们不能脱离基本国情，径
直跨过现代而直接与后现代同步，因此，在时代定位上，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应立足于现代而非后现代上。
二、文化的空间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地域定位
文化的空间性意指文化在空间中所具有的现实性。之所以说空间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因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至少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们的活动能力的大小，包括他们开拓自然环境，将其变为自己生活场所的能力以及他们同非本文化体的、处于周围空间其他群体交往的可能性及交往能力之大小；二是自然条件对其活动空间范围的限制，包括诸如海洋、山地、气候等地缘局限性和空间受制性。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任何文化都只是某一特定地域族群的文化，任何文化规则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族群和地域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该文化与其他文化便会产生认同失调的情形。如此，我们便不难发现，当某一相对成熟的文化在与其他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碰撞时，时常会产生难以理解、接受乃至不可通约的现象。在某一民族看来是极富价值的东西，在另一民族亦可能不名一文。这便是文化的空间性。
与文化的时间性一样，文化的空间性也为我们的乡村教育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文化是某一特定空间的文化，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上，是将他者文化视为绝对范型还是差异蓝本?任何一种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都会逐渐发展出一套自身特有的规则体系，并且这些规则体系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对其他文化还是对人类自身的完满与改进，都有着相当的益处与功效，因而，在人类的共通性上，都有被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就乡村教育发展而言，国外的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如不同文化圈的欧美城乡一体化建设运动、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新村运动等，其乡村社会及乡村教育建设的相关理念与具体做法均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但由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教育都根植于其特定的民族特性背景之中，都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都有其适用的特定场域与范围，不顾条件地迫其离开其所生长的土壤，难免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结果。诚如一代比较教育大师萨德勒(M.Sadler)提醒我们的那样：“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所以，我们切不可将活生生的、本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当成西方乡村教育理念的“试验田”，不能将他者的成功经验视为绝对范型圣经般地予以盲目接受，而应将其成功经验视为仅供参考的差异蓝本借鉴。
其二，既然文化是某一特定空间的文化，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地域定位上，是立足于他者中心还是自我本位?所谓地域定位，就是要弄清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到底是谁、在哪里进行的。不明确这一点，我们便可能陷入一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境地。既然他者的成功不是绝对范型，而只是一个可资参考的差异蓝本，那么，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在地域定位上就应该以自我本位为主。关于教育全球化中的差异、和谐、共生问题，笔者一直坚守：尽管教育全球化在应然目的上应当追求差异、和谐、共生，但囿于诸种原因，其具体展现实然过程却是竞争、普世、强调主导发展的，因而，在对待教育全球化问题的基本策略上，我们应采纳情感、理智、双面人的认识基础与实践逻辑。这一策略如若套到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上来，则应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不能以“国际人”自居，将自身作为“世界公民”为配合“世界政府”总体规划而应尽的全球乡村教育实践义务，更不能以他者的视角来考虑和审视中国人的乡村教育问题，毕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环境及相应的话语表述方式，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改革，其针对性与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更何况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国际社会中，霸权争夺依然存在。其次，不能以他者的乡村教育实践和陈述方式来诠释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我们不仅不能简单模仿、移植他者的概念、术语及表述方式，不能随之套用其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举措，更不能以韩国的新村为目标，加上日本町村的内容，再构建一个挪威或法国的乡村教育发展拼盘体系来，而应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探寻已有的、或与当下国情相符的切实举措。再次，不能以城市化、都市化的要求为方向来匡定乡村教育发展的趋势。单纯以这种城市化标准来设计乡村教育及其课程改革方案，是不公正和不现实的。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落脚点理应更多地针对乡村及其需求，单纯物质上的更新与改进并非当务之急，关键之处是提升乡民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认识。
三、文化的价值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取向定位
文化的价值性即文化的功用性，是文化主体对自文化和他文化功用性的判断与取舍。总体而言，任何文化都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有二：一是文化自身的价值；二是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价值标准。就前者而言，文化不仅为某一族群生存提供必需的手段和能力，调节某一族群中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各种关系，从而使群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还通过自己丰富的库藏教给个体既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个体的认识能力，培养和规范个体的行为方式，并塑造个体的人格，继而为该族群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后者而言，文化还为不同族群的人们提供了对自文化和他文化进行评价取舍的依据。由于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系统，独特的价值标准是区分各种不同文化的标志所在，所以，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便会导致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面前出现不同、相互抵牾乃至相反的评价，并最终决定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现实取舍。这便是文化的价值性。
文化的价值性为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任何文化都具有价值，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是否具有价值判断标准?如果有，是坚持物质第一位还是精神第一位?关于价值判断，历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相对论者，认为价值的大小和感受主体的经验、自觉程度密切相关，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另一种是价值分离或中立论者，认为主体进行价值评价时，必须排除自身价值体系的干扰，做到价值中立。通常而言，前者导致价值虚无，后者几无可能。既如此，文化的价值标准何在?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价值标准的目的何在?有学者曾以人为中心和目的，提出排列文化价值等级秩序的七条原则，即“满足人的欲望越多、越是个别和不可重复、共享时越少需要被分开、越少以别的价值为依据、越能持久、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越高层次、获取越困难，则价值越大”，并确认了三条优选公理――“选择被认为是最大价值而不是不具备价值或
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3
1.乡村旅游景观的概念
乡村景观指的是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在农村地区开展人类活动的同时所造就的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其具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双重价值。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到来，都市化在自然景观中不断蔓延，人们对于原始农耕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随着而来的就是为农村景观缔造了优越的生态旅游价值。因而农村地区的自然、文化风景便成为该地区乡村旅游景观的重要设计要素，其所具有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审美性，都深深影响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乡村旅游景观和其他的景观存在着关键性的不同点，例如乡村旅游景观在自然风光上受到农耕业、养殖业的影响，因而具有农耕环境的生产景观以及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还有乡村独特的田园文化景观和田园生活等①，这些都会是乡村旅游景观建设的重要因素。乡村景观就类型性质而言具有特定的景观行为，在形态和内涵上和其他景观设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点，其中主要体现在乡村的聚落形态、人口疏密、土地利用程度以及田园特征等方面，乡村景观一般是由零星分布的农舍来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具有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密度小的田园特征②。乡村景观开展旅游业主要集中在自然秀美的自然农村景观和悠久淳朴的农耕乡土文化景观，因而其具有多重性。桂林山水作为拥有多重旅游性质的优秀自然、人文景观，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建设的新格局③主要体现在桂林山水乡村旅游的活动对象、可变分散性时空结构、主体行为以及文化层次上④。桂林山水由于独特的乡村自然风貌，在聚落形态、人口疏密、土地利用程度以及田园特征等方面均占有显著优势，人们在领略桂林山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欣赏到秀丽的乡村地理风光。因此，在桂林开展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具有必要性。
2.桂林山水开展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实现意义
桂林是我国著名的风景胜地，其有名的山水旅游景观打动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除了秀丽的自然风光，桂林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乡村旅游景观越来越迎合现代都市人对于自然风景的向往。面对新世纪乡村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机遇，乡村景观已逐步成为综合研究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社会进步的综合课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一般具有旅游地的鲜明特征，用于满足旅客旅游需求的景观产品，应该体现旅游胜地的审美价值，考虑旅游过程对于游客的基本需求，景观设计同时还应该具有艺术性、时代性以及纪念价值，既要能够体现旅游胜地的文化历史、自然魅力，又要基于旅客的消费需求，二者结合才是适合游客需要的旅游景观。乡村作为人类最初的聚居地，它荷载着集镇与城市人群的生长基因，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地缘关系。地缘就是由乡村地域衍生的类似亲缘关系，每个城里人都与乡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域联系，并且时时有意或无意地在维持保护着，乡村旅游实际上是对地域、亲缘、血缘关系的维系或重续⑤。
二、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景观的相关要素
1.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历史性
桂林的山水艺术于古代诗词歌赋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赞美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对于桂林山水的艺术文化解析不仅是山峰和流水这些景观的描述这样简单。山水艺术是指根据地貌特征上的典型性、生态环境上的优良性、文化历史上的影响性，对地方山水文化的各方面属性进行汇总。人们了解的桂林山水单单是景观艺术，而山水文化对桂林山水的评价则是综合考虑桂林山水的各方面特性。山水文化是人化的山水，具有人一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山水文化更多地是体现人类对于山水景观的认识、感官和心理影响。桂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灿烂文化影响下的桂林山水具有十足的文化底蕴，经过历史文化的衬托和熏陶，桂林山水文化具有浓重的文化风格，壮丽的地貌特征使得人们牢记桂林山水的美丽，就算没去过桂林的人也在印象里面多多少少有着桂林山水在书本上的模样，这就是桂林山水文化艺术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陪伴着一辈又一辈的人，经历过一代又一代的朝代更迭，目睹过一天又一天的日升月落。
2.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独特性
桂林山水之所以能够“甲天下”，这得益于它的独特性，但凡相仿就不可以用“甲”字来形容。独特性使得桂林山水一枝独秀，在中国以及世界山水文化之林屹立不倒。对于桂林而言，越是地域性的山水景观就越有可观赏的价值所在，地域性的山水具有独特性，同样也是最贴近自然的。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日益严重的中国来说，人们越发渴望自然美丽的山水景观能够常伴身边，感悟自然和健康的气息，了解未曾了解过的美好景色，观赏未曾领略过的秀美风光。所以桂林山水文化的独特性为桂林山水景观的设计带来了可观的价值。桂林山水自然和人文上的艺术魅力让人们感受到了其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3.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美学性
桂林山水在美学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桂林山水在地貌上具有显著的喀斯特地形，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群山倒影山浮水的美妙意境深深地缔造了桂林山水的诗情画意。正可谓是“无山无水不入神”，在历史文化古城的影响下，自然上的美和人文上的美一同构建了真正的桂林山水文化。古今传唱下的桂林山水已经是人与山，与水共同融入后的文化瑰宝。清代诗人吴迈作诗形容桂林山水是“群山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桂林山水的景观包括俊朗的山峰、潺潺的水流、鲜明的喀斯特岩洞、名胜古迹以及那些古代灵工巧匠雕刻留下的历史石刻等。桂林山水的美学性还体现在其灿烂的传统文化上，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优美诗句都已成为桂林山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韩愈笔下的桂林是“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清代袁牧笔下的桂林是“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这些都是用来形容桂林山水的特征的，诗中山水形象逼真，人与自然相映成趣，使得桂林山水具有人化的特征。
4.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自然性
山水文化的源头在乎于山水之间，山水所赋予的自然秉性使得山水文化具有本质上的自然性，人们通过对自然的热爱，便更加深了对于山水文化的青睐。山水文化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依然生机盎然，因为它具有“青山不倒绿水长流”的自然价值。山水画家通过笔墨描述出来的山水，虽然经过了想象和思考，但其本源依旧在于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景物。山水景观已经成为桂林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必需品，旅游业已然成为带动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活力素，认真研究桂林山水的文化景观设计对于维护桂林的景观和环境十分重要。
三、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思路和模式
1.桂林山水的乡村自然景观设计
对于桂林山水的乡村自然景观设计而言，应该首先抓住山水文化的自然定位元素，其主要指的是山水文化的形态元素，山水文化形态元素的主要价值就是体现在山水文化的物化价值，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山水景观是山水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山水景观也是山水文化的衍生产品，是山水文化的缩影。通过提炼山水文化中的组成元素能够发现山水文化景观的内在价值以及文化魅力。桂林山水在开展乡村生态旅游的时候，能够凭借天然的山水文化形态元素，不单单能够实现现代都市人返璞归真的精神需求以及心理需求，还能够充分丰富桂林地区旅游业的建设内容，而且繁荣了当地的农村经济以及山水文化，在积极带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还为桂林山水的农耕地理环境提供了宣传计划，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实现了桂林山水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以及旅游价值。
2.桂林山水的乡村人文景观设计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市场上对于乡村人文旅游景观的设计情况比较复杂，种类也很多，一般可根据文化风格的不同以及民俗习惯的不同概括为多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因此桂林山水在人文旅游景观的设计方面应该更加注意对本地特色元素创意设计的加强，可以通过提炼本地风俗文化、民间文化的方式增强桂林山水文化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种类和风格，使其丰富起来，还可以根据桂林山水的特色来进行设计，例如根据桂林山水景观的实用性和纪念性进行大胆创新，一改平时的传统路线，将重点放到山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上去，利用新颖的设计路线和富有创意的设计想法来吸引旅客的注意力。
3.发挥数码网络媒体对乡村旅游与“桂林山水”的契合作用
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4
在该项目推进三年之际，为全面回顾历程，也为给更多关注项目、关注乡村发展的人提供审视视角，共同把脉未来，7月17日，腾讯基金会《腾讯筑梦新乡村绿皮书》。同时，举办“重估乡村价值——腾讯筑梦新乡村绿皮书暨保育乡村论坛”，邀请当地政府官员、来自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在被誉为“人类疲惫心灵最后家园”的黎平肇兴坐而论道，围绕“探寻乡村文化保育，重估乡村价值”的主题，试图在已开展的教育培育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以文化保育推进乡村复兴的路径。
筑梦之基：以真正“善意”寻找帮扶新路径
“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和探索一个模式，一个能让来自社会的力量，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注入乡村，让中国的乡村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的新模式。”腾讯公司首席行政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发起人、执行理事长陈一丹说。
在这样的思路框架和追寻方向下，腾讯基金会从助力云贵乡村发展的美丽愿景出发，在“筑梦新乡村”项目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更为清晰有效的路径。
从“筑梦乐园”、“筑梦学堂”等系列教育培育项目开始，为避免过去“粗放公益”的弊端，除提供资金和委托相关伙伴执行具体项目外，腾讯基金会采取了紧密参与的方式，与当地政府合作，选拔腾讯优秀员工，在当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直接参与项目调研、推进和资源协调。
作为腾讯基金会“筑梦新乡村”的负责人，陈圆圆同时也是黎平教育局挂职副局长。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全力推进项目，她会在酒桌上因不同意见否定当地领导的意见；也会为公益合作中的一些反复而深夜痛哭，第二天则又精神满满……凭着一份坦诚和投入，项目在磨合和思考中得以前行。陈圆圆感叹：“项目开展的三年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方向。”
《腾讯筑梦新乡村绿皮书》中对“筑梦新乡村”有着这样的阐释：项目将以“重估乡村价值”为核心，力图解决中国落后民族地区乡村教育资源贫乏，传统文化凋敝，经济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并以点带面，为更大范围内的乡村复兴探索经验。项目拒绝简单的捐赠钱款和硬件建设，而是以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和青少年健康自信成长为基础，以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传承、重塑、传播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复兴为核心，进而围绕传统文化优势，借力互联网企业特长进行经济产业提振，反过来助力乡村文化保护和复兴，让这一良性循环实现对乡村价值的重估。
“教育、文化、经济综合发展”成为了腾讯基金会“筑梦新乡村”中逐渐厘清的核心思路。其中所蕴含的“着眼根本问题”、“造血式帮扶”、“发挥企业优势”等要点，构成了实现公益效率的基础。这些关键词的内在逻辑還被腾讯基金会进一步演绎为：城市文化善意输入，乡村价值有效输出。
腾讯基金会认为，开展帮扶的前提必须是真正的“善意”。“从教育培育，到文化复兴的思考和深度运营；从输血式的直接帮扶，到造血能力培育的理念转变，腾讯始终秉承‘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的企业文化理念，与帮扶地政府、村民、学校和师生们真诚沟通，携手走在创新公益的探索道路上，并努力为之创造新的价值和发展机遇。”陈一丹说。
腾讯基金会目前已成形的帮扶思路，得到了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龙超云的肯定：“探索乡村教育、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对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保育根本：开拓文化的活化传承
“筑梦新乡村”项目是目前腾讯基金会成立五年中，投入资金最多，参与运营最深、计划最系统持久的公益项目。项目计划在五年间投入不少于5000万元，集中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雷山两县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乡村，展开公益帮扶探索。
上述选择的帮扶地，既是普通的贫困乡村地区，也是鲜明的民族地区。这些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活力之源，然而，在城市化大潮下，受外来经济和流行文化双重冲击，乡村文化保育濒临困境。
“我们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我们鼓励民族自信心的建立。”陈一丹说。通过教育推动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自豪，并形成文化产业反哺文化发展，保持乡村的独特价值，“筑梦新乡村”的逻辑，与文化密切相关。
在云贵乡村中，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音乐是典型的文化代表。在侗族聚集的黎平，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直接体现。论坛开幕式上，腾讯基金会特别启动了“民族音乐保护基金”；论坛的前一天，由腾讯基金会帮扶200万元将建设并运行的腾讯—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研究中心在侗族大歌发源地——岩洞镇铜关侗寨举行签约暨奠基仪式。
据悉，这一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计划于2012年底完工，建成后将承担起民族音乐学校和剧场演出的角色；還将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以及传统手工艺传承研究之所。同时，甚至侗家的农产食品和饮食也将在这被重新包装和开发。腾讯基金会的最终目的，是为像铜关这样的乡村找到复兴之途——只有经济向好，才能吸引年轻人回到乡村，文化才会得以继续，也才能改变中国乡村日显突出的乡土文化凋敝。
“总之，我们期望这个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中心，能变成一个乡村传统文化保育之后创新的‘大脑’，而不是复印机。”陈圆圆说。
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5
Key words： village；travel destinations；value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31-03
0 引言
我国已进入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城市功能需求正在向乡村地区快速拓展，特别是大城市在其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旅游休闲功能都附加在乡村地区。面对乡村旅游多元化的发展机遇，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乡村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有乡村空间结构也将随之发生转变，一般镇、中心村、自然村的发展结构必将被打破。为了适应乡村旅游的快速增长，必须结合乡村的特点从旅游资源开发角度对传统乡村空间结构进行调整，重新确定发展重点，挖掘新的乡村价值体系，完成乡村价值的整体重构。
1 乡村地域空间的传统价值
乡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乡村以农业产业即第一产业为主，土地是农业的基础资源，包括各种农地、林地、园艺和蔬菜粮食生产等，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跟人口集中的城镇比较，乡村地区人口呈散落居住。
农业功能是乡村基础价值，农村土地资源的功能与属性，是指土地资源作为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农村的生活资料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乡村的农业功能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中，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快速增长到衰退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都需要解决农业农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1]。
2 旅游视角下的乡村功能重构
实现农村发展的成功转型，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众多城市问题不断加剧，人口剧增、资源危机、城市雾霾、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居民，给城市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严重影响着城市居民的休闲旅游方式。人们开始向往具有开阔郊野空间、优美自然风格、浓郁乡村风情的乡村地区。乡村的开阔空间、优美环境及乡土文化可以满足城市游客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乡村旅游得到了更多旅游者的青睐，这已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契机。
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地应随着其功能的演变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不能再从单一角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地域功能，应该从观光农业、历史文化、生态保育、旅游休闲和生活宜居等多方面对乡村旅游地进行价值和功能的重构。
2.1 乡村旅游地的观光农业功能
农业是乡村的基础，乡村旅游需要依托观光农业的发展，同时乡村旅游的开发也会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乡村旅游应该在保护基本农业耕种前提下推动生态农业、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发展多功能、高度集约化的现代农业，以适应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特色农园、花卉农园、大地景观等农业发展形态。
2.2 乡村旅游地的休闲体验功能
乡村旅游是城乡休闲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乡村景观和农业的多样性、美学价值和休闲功能，科学合理地开发休闲体验功能，将乡村发展成为休憩度假的重要场所[2]。结合特色农业重点发展休闲体验特征的采摘园、农事体验园、休闲农场等乡村旅游功能。
2.3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展示功能
乡村文化代表着乡村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具有独特的识别性。相对于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田园耕地、乡村民居、手工艺术、乡土饮食构成了乡村的物质文化；礼仪制度、人居空间、宗法制度等构成了乡村制度文化；节日庆典、家庭生活等构成乡村精神文化。积极保护乡村文化，避免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导致乡村走向庸俗化、商业化、城市化是保护乡村价值重要内容[3]。
2.4 乡村旅游地的生态保育功能
乡村农业本身是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乡村的“山水田园”空间要素是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区域生态系统建设的重点空间。乡村生态系统中的斑块、廊道、基质结构要素应纳入城乡生态建设体系当中，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系统。乡村空间作为绿色开敞空间，一般具有生态环保、防护缓冲、户外活动等综合服务功能。乡村生态空间建设成为绿色开敞空间，将使生态空间更为综合更为全面。应根据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和区位特征，重点培育森林、山地、河流等旅游空间，发展乡村营地和休闲体育等特色内容。
2.5 乡村旅游地的生活宜居功能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对宜居乡村的建设在不同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提高乡村地区的宜居性是农村就地城镇化重要途径。建设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和完善配套设施的农村社区，有利于促进乡村地区接受中心城区人口和居住空间的外迁，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度改革，将更有利于乡村地产新模式的发展。
3 乡村旅游地规划实践
3.1 项目概况
沈北新区共七个涉农街道，即黄家街道、石佛寺街道、兴隆台街道、马刚街道、清水街道、尹家街道和财落街道，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涉农人口约9万人。其中，村庄建设用地约37平方公里，人均村庄建设用地400平方米。2014年农业增加值实现32.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约1.77万元。
3.2 资源分析
3.2.1 交通便利，区位条件得天独厚
沈北新区位于沈阳市中心城区北部，沈康、沈哈高速公路贯彻全境，与沈阳中心区交通联系便捷，纵向道路主要有101、102、203国道，107省道和四环快速路横跨全区。沈北新区位于沈阳“半小时经济圈”，半小时车程可达沈北全境，具有都市观光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区位，是沈阳都市区范围内区位条件最优，生态环境最好，最适宜发展都市休闲旅游的区域，是服务于沈阳市民的绝佳旅游目的地。
3.2.2 青山绿水，自然条件优势突出
山水林田等自然要素丰富。拥有辽河、蒲河、九龙河、长河、左小河、洋长河六条河流，水网密布，滨水岸线曲折悠长；东部棋盘山余脉山地众多，帽山、怪坡等山林叠翠。
3.2.3 历史文化，地区内涵独具特色
辽金文化、满清文化等历史文化，锡伯族、满族、朝鲜族等民族文化，佛教等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极富地域特色。
3.2.4 农林牧渔，农业发展资源丰富
一是沈北新区坐拥北纬40度（辽蒲胡同）黄金水稻种植区，土地肥沃，良田遍野，近年来形成“清水大米”等地理标识产品和“蒲兴”禽畜产品等驰名商标；二是通过土地流转与涉农产业延伸，成为全国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土地流转率达到70%以上。（图1）
3.2.5 遗址景区，旅游要素基础雄厚
全区现有双州古城遗址、七星山碉堡群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15处。七星山、怪坡等风景区和各类旅游景点15处。旅游体系初步建立，稻梦空间、薰衣草庄园等特色农业观光项目成为新亮点。
尽管上述发展条件优势突出，但总体来看，沈北新区涉农街道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资源利用不充分、发展重点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如何利用好优势资源，创新发展思路是全区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任务。
3.3 基于乡村旅游的目标定位
紧密围绕我区资源禀赋、涉农产业特点，重点培育大都市观光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将涉农七街道建成为以乡村休闲观光旅游和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为特色的生态田园新都市。
通过旅游业发展将旅游产业打造成沈北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而推动沈北新区传统产业转型、激活相关要素整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致富。近期2020年，年游客接待量达到990.7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69.35亿元；远期2030年，年游客接待量达到1664.7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16.42亿元。同时，根据沈北新区游客人均次消费水平，辽宁省（沈阳市）游客人均次消费水平测算，设定旅游人均消费逐步增长。到2020年，沈北新区游客规模将达到990.72万人，旅游收入69.35亿元；到2030年，游客规模将达到1664.78万人，旅游收入216.42亿元。
3.4 乡村空间总体规划布局
3.4.1 空间结构
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和都市农业，以争创国家农业现代化先导区、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辽沈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为发展目标，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体验、健康休闲、农业观光，全面促进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提升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规划总体上打造“一带一路”的发展格局。（图2）
观光农业发展带：结合省道107，贯穿沿线尹家、兴隆台、石佛寺、黄家、财落、清水和马刚，打造特色种植、有机水稻、高效农业、绿色林牧四大农业片区，形成沈北都市现代观光农业发展带。
山水风情旅游路：以规划旅游大道为依托，贯穿沿线尹家、兴隆台、石佛寺、黄家、清水台和马刚街道，打造乡村休闲、七星文化、辽河湿地、怪坡娱乐、山旅风情五大旅游组团。总体形成东部依托森林山地景观资源，西部展现辽河湿地景观的旅游路。
3.4.2 空间布局
按照空间布局完善、产业分布合理、区域功能清晰、基础设施配套、生态环境优美的要求，科学划定全区功能分区，明确区域功能定位，统筹安排建设用地，依托“一带一路”的总体空间布局，形成全区涉农街道的镇村布局体系，构建风情镇――特色村（即7+21）两级体系，促进镇村合理布局、产业互补发展、产城良性互动、人口梯度转移，推动区域间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
“风情小镇”：规划七个风情小镇。其中黄家、石佛、兴隆、马刚为生态旅游型；尹家、清水为都市农业型；财落为产业综合型。
“特色村庄”：规划打造拉塔湖、腰长河、孟家台、曙光、中寺、盘古台、营盘、依路等共21个特色村庄。
3.5 乡村特色价值的规划指引
总体功能以“东山西水”为特征。东部山林经济区：马刚、清水两街道重点依托东部“山、林、蕴”等山林资源特色，形成旅游休闲和农业产业服务片区。西部水乡经济区：石佛、黄家、兴隆、尹家四街道重点依托西部“水、田、色”等渔米资源特色，形成旅游体验和特色农业种植片区。
黄家打造“水之源”主题功能。围绕辽河、长河、左小河、万泉河、洋长河及西小河六大水系资源，形成“六水汇黄家”的特色景观，优化全域滨水区生态环境，依托水稻、渔业等农业特色，重点发展湿地观光旅游，营造具有文化水乡氛围的旅游乡镇。
石佛打造“文之蕴”主题功能。围绕独特的“六大文化”资源，即辽金文化、锡伯文化、田园文化、山水文化、宗教文化及军事文化，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深挖文化内涵，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为依托，重点发展文化旅游项目，打造历史文旅风情乡镇。（图3）
兴隆打造“民族风”主题功能。围绕锡伯故里的民族地域特征，结合盛京城锡伯族人民西迁原点的历史事件，全面展示和传承锡伯族民族风情与历史文化，使兴隆台成为锡伯族人民寻根祭祖的故乡，打造中华锡伯第一镇。
马刚打造“山林境”主题功能。围绕群山环绕，树木茂盛的山林资源，以满族风情、祈福文化为民俗特色，打造山旅休闲风情乡镇。
尹家打造“田园色”主题功能。围绕优质水稻资源，推进农业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结合花卉观赏、水果采摘等特色农业开展农事体验活动，打造田园风光主题的农业观光型乡镇。
清水打造“农科园”主题功能。围绕高效设施农业产业，结合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物流及农业科技研发，打造现代农业服务型特色乡镇。
财落打造“产业镇”主题功能。围绕产业及交通资源，发挥区位优势，承接城区产业转移，打造近郊综合型乡镇。
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6
创意乡村
2008年，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来到茅贡地扪，之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地扪的专题报道，配上了资深摄影师林恩・约翰逊拍摄的13幅侗寨生活照片。媒体报道后，地扪受到了国际视野的关注，地扪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吸引了很多高校团队和学者们前来，还有一些零散的游客。
当地政府意识到，必须正面当地人对旅游的需求。2009年开始，黎平大力扶持旅游业，地扪村民也被鼓励经营农家乐。旅游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何避免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如何在旅游之外寻找新的路径，都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在不断的实践中，当地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发现乡村价值、重估乡村价值、输出乡村价值”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命题。未来，城市里的年轻人会流动到农村追求乡居生活，如何去促进这种流动？“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生计方式，我们要输出的是中国人的乡居生活。” 他们想到了乡村的文化创意产业――让当地资源和城市创意阶层良性互换，于是有了“创意乡村联盟”的尝试。比起单纯的旅游，他们更倾向于搭建“互联网+创意乡村”的公共平台，“跳出旅游发展旅游”，不应该把旅游当成乡村发展的救命稻草，也不一定非要把旅游作为乡村发展的支柱产业。
十字路口
2015年底，贵州到广州的高铁开通，更多的资本看见了这一区域的价值，黎平要做的就是在还未找到发展和保护平衡点的时候，尽力避免随之而来的简单粗暴的旅游开发模式，避免把所有的村寨都变成肇兴，从而失去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时值全国正在推行“全域旅游”发展概念，贵州也在发力主打“山地旅游”品牌，黎平县委书记王茂才提出了“百里侗寨”“侗都黎平，颐养圣地”等理念，黎平的侗寨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没有成功模式可以复制的情况下，摸索需要极其谨慎，否则就容易陷入“破坏性开发”的泥淖，而村寨旅游的同质化，也看似是难以突破的困境。
2015年5月，左靖因为一次会议来到地扪，当他第一次踏入村庄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出现的是谭恩美那篇文章的开头：
“一千年来，侗族人过着歌声萦绕的生活。现在他们独特的文化依然薪火相传――但还能传承多久？”
此前，左靖正在安徽碧山进行“碧山计划”，动员各地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来到碧山，参与文艺乡建实践，并对碧山所在的黟县进行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的普查。2015年，他的伙伴，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的王勇正在碧山布局“百工工销社”，把这几年所做的 “黟县百工”项目进一步落地，探索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模式。虽然左靖一直强调，自己包括文艺本身，对乡村的作用没有外界期待的那么大，但是，除了传承传统、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外，他仍旧尝试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乡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
地扪生态博物馆对社区文化的理念，以及“创意乡村联盟”平台的愿景，都令左靖感到振奋，认为他们“建构了一个让乡村和城市可以共享自然馈赠和再生设计的系统，恢复并建立了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互信互惠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此后，左靖一年十多次往返于地扪和碧山之间。即便当地交通改善了，但是去地扪的旅程还是十分漫长，左靖说，“途中耗费的时间相当于去了一趟美国”。
茅贡计划
地扪所在的茅贡镇，管辖着15个行政村，其中有10个是传统村落。“从建筑风貌上看，茅贡镇也毫无特点，新旧建筑杂陈，过境公路坎坷不平，汽车颠簸而去，扬起漫天尘土。我想，没有特殊原因，茅贡镇是你不愿意再次造访的一个地方。”左靖坦言。以茅贡镇为中心，大约方圆一百里内，有3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这个区域也是黎平“百里侗寨”的范围。这些侗寨大多还因不便的交通保持着传统的侗族生活。如果每个村寨都开发旅游，一来太过分散，二来如何避免同质化，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是难题。
在这样的现实中，当地政府逐渐碰撞出一个另辟蹊径的解决方法――把旅游服务区前置到茅贡。这是乡镇建设的雏形。
他们这样阐释茅贡文化创意小镇的规划建设：“是居于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及活化利用，应对农村社区保护与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跳脱目前国内时髦的乡村建设风潮，思考另一种可能：乡镇建设。即，关注并践行立足于乡村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型特色小镇建设。”
而乡镇建设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合理规划和培育在地新兴市场，发展壮大村寨集体经济，严格控制不良资本进村，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承袭与言传。在此基础上，推动发展可持续的艺术形式。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创意乡村（产品输出）和公共艺术的价值叠加，带动当地社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后来，这个思路被左靖解读为 “茅贡计划”。
2015年年底，茅贡计划开始了初期的酝酿。
左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茅贡。在碧山的尝试让他意识到，在农村工作，如果罔顾中国农村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照搬城市的工作方法，注定会失败。而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空间也比他们以前想象得要有限的多。“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建设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碧山乡建已经给了一个答案，也许茅贡计划会提供另外一个答案。”对他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茅贡计划是碧山乡建的升级版，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
“茅贡计划”包括三个部分：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他们设想，一些跨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将通过这三个生产形式，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使外来的资源在乡镇一级集中和生发，文化和商业功能向周边村寨辐射。同时，使当地的资源不再流失。村寨有条件地接受适度的观光需求，避免过度的旅游开发，最终使乡镇成为物质和文化的生产、消费目的地。
第一步，从镇上的一个粮库空间改造开始，中国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梁井宇先生被邀请来主持设计。左靖依旧发挥了他的艺术策展功力，改造后的 “粮库艺术中心”在2016 年8 月28 日迎来开幕展，展览的主题为“1980 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和“百里侗寨风物志”。当天，当地政府、学者和艺术家们参加了开幕式，粮库的改造也因为“花费不多的政府经费”而被官方作为公共事务的推广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