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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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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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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市场范文2
[关键词]内部冲击;外部冲击;经常账户失衡;BQ分解
一、引 言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及其主导的我国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如图1所示),由此带来的巨额货币投放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致使我国整体的外汇风险敞口过大,容易遭致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西方“七国集团”(G7)于2009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我国将人民币升值以平衡其经常账户。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各界对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可持续性的质疑越来越多,而且从客观上来说,这种失衡持续下 去也会对我国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导致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以期对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指导。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常账户失衡情况的日益严重,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两国近似对称的经常账户失衡特征,学者们的研究一般都会探讨这两国之间的失衡关系。其中,金洪飞和周继忠(2007)对中美贸易的收入弹性和实际汇率弹性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无法改善美国的对华贸易收支。[1](4-17)卢锋(2008)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外部失衡具有“镜像关系”,并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和中国的储蓄率过高等角度对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做了解释,建议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19-27)雷达和赵勇(2009)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对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中美经济失衡是中美两国在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对这种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和多边框架下的调整。[3](62-71)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进行了解释,但没有从实证上考察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因此很难从量上考虑各种冲击对这种失衡的具体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另外,这些研究主要强调了我国内部因素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但基本上没有涉及外部冲击因素的影响。然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对外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比较高,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都受到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内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影 响究竟有多大,本文将建立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来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模 型
为了分析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情况,我们选择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和经常账户差额的季度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两个变量(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并按照Blanchard & Quah (1989)[4](655-673)研究美国GDP波动的方法①将这两个变量表示为当前及过去的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等两个结构性冲击(structural shocks)的函数,由此考察这两个结构性冲击对它们的动态影响。首先我们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简单处理(对GDP取其对数值),而经常账户差额用其与GDP的比值来代替,随后进行单位根的ADF检验,我们发现在该时段内这两个经过处理后的变量都是显著性水平为5%的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因此为了数据的平稳性,我们对其作一阶差分,发现差分后都是平稳的,结果如表1所示。
及vt+j=A(0)et+j成立。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找到A(0),随后由vt就可以求解出每个时期t的结构性冲击et,这样由式(1)就可以将Xt表示成为这两种结构性冲击的函数,这个过程即为冲击分解(shocks decomposition),分解出来的两种结构性冲击应该是正交化的(orthogonal)。矩阵A(0)有四个元素,所以我们需要四个约束条件。首先由上述条件易知:
Ω=A(0)A(0)′(3)
而对称矩阵Ω可以通过上述的VAR估计出来,因此,由式(3)我们可以得到关于A(0)的四个元素的三个约束方程。在作另外一个约束时,我们有很多选择,例如可以令A(0)的任何一个元素为0从而作短期约束。②但是Blanchard & Quah (1989) 认为,在冲击分解时对冲击进行短期约束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进行长期约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因此在作另外一个约束时,我们将按照Blanchard & Quah的分解方法(记作“BQ分解")作长期约束。
按照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常识,我们认为虽然外部冲击对于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是永久性的,也即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没有永久性影响(permanent effect),因此按照BQ分解方法可得如下第四个约束方程:
式(4)中下标表示该矩阵的第1行、第2列元素,该式包含了A(0)的四个元素的另外一个组合,因此我们就找到了关于A(0)的四个元素的总共四个约束方程,从而可以求出et。找出每个时期t的内外部冲击et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们对我国GDP和经常账户波动的动态影响。
三、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动态特征
(一)经常账户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我国经常账户失衡,因此我们仅给出内外冲击下我国经常账户的动态反应特征结果。首先,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该图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与Blanchard & Quah (1989)分析的美国GDP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类似,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也是“镜像对称"的,反应了我们冲击分解出来的两种冲击确实是正交的,因此是结构性的冲击。第二,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都是正负交替而最终收敛的。但是比较这两种冲击的效果,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内部冲击使得我国经常账户有了0.18的顺差(即相当于我国GDP的18%的顺差),而外部冲击使得当期的经常账户为逆差,但是影响不明显,只有-0.02。两种冲击的影响都在第2期逆转,随后又在以后各期逆转一直到其影响消失。实际上,从图2来看,内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就可以忽略不计,而外部冲击的影响从第4期以后也可以忽略不计(为简洁,图中没有画出“误差间距线”(error band),实际上,内部冲击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在第4期以后的波动都在0附近很小的区间波动,而且被包括在误差间距线之内)。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都在一年以内,所以这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的时间都很短暂。
其次,为了研究这两种冲击发生后对我国经常账户累积性的影响(即对经常账户的水平值(level)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分析我国经常账户对它们的累积脉冲响应,如图3所示。与图2一致,内部冲击发生的当期使得我国经常账户有了0.18的顺差。之后大约经过8个季度的振荡调整,自第9个季度以后其影响开始稳定,即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累积性影响达到收敛,为0.15。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到第8个季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按图2和图3的结论,内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要比外部冲击的影响大得多。 (二)内外冲击下经常账户的波动
分析了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之后,在上文进行冲击分解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分析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每次波动具体可由哪种冲击因素解释。为此,我们将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分解成为由内部冲击引起的成分(component)和由外部冲击引起的成分,③分别称作经常账户的“内部冲击分量”和“外部冲击分量”。其中内部冲击分量可由将每个时期的外部冲击设置为0而得,同理可得外部冲击分量,结果如图4所示。
在图4中,我们发现在样本期内我国经常账户和其内部冲击分量的波动图形在时间序列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波动基本上都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来模拟,而外部冲击分量的表现类似于白噪声,没有规律性,不能模拟我国经常账户在任何时段的波动。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在样本时段内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汇率制度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从而使得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非常有限。
结合图2、图3和图4,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如下两个主要结论:(1)我国经常账户失衡主要是由我国内部冲击引起;(2)自1990年代初以来,导致我国经常账户的每次具体波动都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模拟,即导致其不断正向波动的冲击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影响较小。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得出的结论,自19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冲击因素主要来自我国内部。实际上,从“储蓄-投资=经常账户差额"的会计恒等式来看,我国储蓄长期高于投资(在我国的投资中,有很大部分投资是由FDI完成的,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挤出了国内资本的投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要解决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治本之策应该是必须对我国内部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定量上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坚定了我们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来解决我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决心。
从上述会计恒等式来看,导致我国经常账户持续失衡的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可以归结为储蓄过高和投资低效,而储蓄过高又主要是因为消费过低。具体来说,储蓄过高与我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健康支出不确定有关,而投资低效与地方政府的干预、利率过低和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为此,我国可以选择扩大公共支出,比如加强国内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村医疗、基础教育的投资,以及加强对教育、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支持等。另外,我们也要适度关注外部冲击因素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外部冲击之所以对我国经常账户产生不了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隔离了外部冲击对其的传导,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为此,可以选择适度加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使得人民币成为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从而反应国际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
最后,我们认为我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并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从本文分析得出的结论来看,虽然我国经常账户保持了十多年的顺差,但是无论是内部冲击还是外部冲击对其影响都很短暂,通常只有几个季度,也就是说只要策略得当,在短期内减少以致逆转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是完全有可能的。展望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进一步增强,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因此,通过上述的组合策略,我们相信,我国的经常账户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达到合理的平衡。
注 释:
① Blanchard & Quah (1989) 分析了1950年第二季度至1987年第四季度美国GDP的波动情况。他们将该样本时段内的GDP分解为由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种结构性冲击导致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可以研究每种结构性冲击对于GDP波动的影响。
② 例如我们可以令A(0)的第1行、第1列元素为0,这种约束的意思就是说当期的内部冲击发生后对GDP没有影响,因此只做了一期约束,所以属于短期约束。
③ 关于如何将一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分解成不同分量的具体做法可以参见Beveridge & Nelson (1981)。[5](15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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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China's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An Empir ical Study Based On BQ Decomposition
Liu Yaocheng1 Xu Xiaoping2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of
the ince ssant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is paper follow s Blanchard & Quah's way to learn the mechanism of shocks to China's current acc ount imbalance. We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internal shocks should be mainly resp onsible for the imbalance, and what's more, it can simulate the current account
国内经济市场范文3
关键词：结构化产品 挂钩 衍生品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0-029-03
2006年7月10日，交通银行开始发售“自动提前终止式股票挂钩投资存款”，其收益与三只港股相挂钩，最高预期收益率达到12.5％。与此同时，花旗银行、荷兰银行以及中国银行、北京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近期也在境内销售类似的结构化产品(Structure Products)。然而，在当前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充分理解结构化产品并发展此类理财业务，是值得各方认真考虑的。
一、结构化产品介绍
尽管具有复合结构的投资工具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但现代结构化产品的历史不长，如公认最早的股权连动票据是在1986年发行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行的S&P500指数连动票据（Standard&Poor's 500 Indexed Note,SPIN））。目前，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最迅速、最具潜力的业务之一。
实际上，结构化产品是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将存款、零息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与金融衍生品（如远期、期权、掉期等）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如ELN(Equity Linked Notes)产品就是买进债券与卖出期权的组合，PGN(Principal Guaranteed Notes)产品就是买进债券与买进期权的组合。结构化产品在具体设计上具有无限多组合。
结构化产品的到期收益与特定标的相挂钩，或者说，结构化产品内嵌的衍生品与特定标的相挂钩。挂钩标的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股票篮子价格）、商品价格（石油、黄金等）、指数（股价指数、商品价格指数）及风险（信用风险、通涨风险等）等。
结构化产品有的保证本金安全甚至承诺最低收益，有的品种不保本、存在损失可能。一般来说，结构化产品的保本率和参与率是反向关系的，即如果产品保证投资者较高的本金安全甚至最低收益率，其分享挂钩标的投资收益的比例就要降低。
结构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在场外OTC市场交易，包括集中交易，如台湾主要是在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交易，以及通过各金融机构的渠道进行销售。这主要是因为结构化产品大多是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需求度身定做的非标准化的产品。但在一些较为成熟的市场上，结构化产品也已经实现交易所挂牌交易。如美国证券交易所目前有380种上市交易的结构化产品；香港联合交易所也在2002年上市交易了与个股挂钩的结构化产品ELI（Equity-Linked Instruments）。
结构化产品发行人的收益，除了手续费收入外，主要是来自高估或低估波动率而形成的溢价发行收入。发行人为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通过买卖标的及其相关资产及其衍生品的方式，对结构化产品进行反向的风险对冲。
二、国内结构化产品的市场发展分析
1、结构化产品是开展理财业务的优良工具
与复合证券在全球大行其道相对应，结构化产品的迅速发展有其必然，那就是这种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首先，结构化产品具有丰富的可设计结构，包括不同的挂钩标的、不同的挂钩方式和方向、不同的支付方式、不同的期限、不同的风险收益结构等，极大地丰富了产品的多样性，提高了金融机构为客户度身定制产品的能力。
其次，结构化产品以科学的金融工程技术为基础，更加科学地实现了保本等产品设计要求。如PGN等保本产品，相比目前保本基金普遍依赖CPPI、TPPI等投资策略而实现的保本，保本承诺更加可靠、产品类型更加丰富，业务模式更加符合国际趋势。
再次，结构化产品内嵌期权、互换、远期等衍生产品，将投资者对标的资产未来走势的预期巧妙地实现产品化，提高了此类产品的潜在收益，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吸引力。如高息票据就是以较高的年息率为最大买点的一种结构化产品。
最后，结构化产品可以将投资收益与黄金、石油等商品相挂钩，为投资者提供一条直接投资黄金、石油等商品的便捷渠道，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2、结构化产品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结构化产品的上述产品性质，十分适合在国内市场环境发展，前景可观。
首先，国内储蓄规模庞大，而结构化产品对储蓄具有良好的替代性。结构化产品可以设计成为并且相当部分采取了保本型产品的形式，即保证本金安全甚至承诺最低收益。而目前国内储蓄存款规模达14万亿以上，即使部分被保本型的结构化产品所替代，也将是很大的市场空间。目前部分结构化产品就是以结构化存款的方式出现的。
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地提高，结构化产品作为汇率和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功能将得到重视。汇率、利率风险将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国内投资者，而在国内缺乏充分的汇率、利率避险工具及市场的情况下，与汇率、利率挂钩的结构化产品有望获得大发展。
再次，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理财需求日趋强烈。结构化产品的出现，能够在缺乏投资品种的市场环境下提供新的投资品种，能够使投资者便利地间接进行股票尤其是商品等投资，并且投资的风险收益结构更完善。
最后，结构化产品的发展将与交易所权证等期权产品的发展形成良好的互补性关系，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体系完善。国际上，交易所期权市场与场外期权市场都是互动发展的，场外期权引申波幅是场内期权重要的定价参考。同时，具有买入期权结构的结构化产品，如ELN，将成为权证（卖出期权）发行人对冲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3、当前结构化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首先，在港台结构化产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即整体来看，外资机构牢牢掌握结构化产品的核心技术，负责完成多数复杂产品的设计、风险对冲等关键工作，而中资银行目前主要是以背对背形式，作为外资机构境内结构化产品发行的分销渠道，暂时来看缺乏技术优势，自主发展的技术基础薄弱。
其次，国内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对结构化产品的发行人在产品定价和风险对冲两方面造成客观的、短期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境外存在场内外多层次的衍生品市场，外资机构可以通过相互参照完成衍生品定价，并进行充分的风险对冲。这样的条件在国内不充分，尤其是可以进行风险对冲的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使得中资机构目前在自主发行结构化产品方面遇到一定的技术障碍。
再次，结构化产品一直面临着流动性问题。目前市场上大多产品不能提前终止赎回，少数可以但收取较高的费用，投资者受到较为显著的投资期限束缚。
还有，结构化产品的销售环节存在一定问题。包括：营销人员对产品的理解不深；营销中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还不充分；销售中存在误导嫌疑，如预期收益率、累积收益率等的滥用，使投资者不能深入理解产品收益结构。
最后，结构化产品比较复杂，且目前在境内销售的结构化产品在币种、挂钩标的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限制，投资者比较陌生，投资积极性受到束缚。包括：交易币种多为外币，本币较少；挂钩标的多为在境外交易的股票、商品及指数等，境内标的较少。
三、发展结构化产品业务的思路和对策
（一）监管层角度
1、加强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充分风险揭示，探索中逐步制定产品标准，促进业务的规范发展，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2、严格市场准入，把关发行人质量尽快出台《结构化产品风险管理办法》，明确对发行人在资本金、避险操作、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同时，考虑对中资机构业务空间的战略性培养。
3、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考虑建立结构化产品的集中交易市场，甚至挂牌上市交易，从而提高产品的流动性、标准化程度和市场普及性。从全球范围来看，结构化产品呈现出场内、场外两个市场同时发展的趋势，其中，场内市场主要针对中小客户，交易更标准化的产品，场外市场主要针对大客户，交易定制的个性产品。台湾的实践证明，集中交易市场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此类产品的发展。
（二）发行人角度
1、培养产品设计、对冲交易人才，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同时，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提高销售人员结构化产品方面的知识水平。
2、选取合适的产品类型，减少政策压力、增加市场吸引力。
（1）先发行保本产品，形成对追求安全、获利型的储蓄存款的有力替代，并逐步针对风险偏好客户推出不保本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几乎都是保本产品，而在港台，除了保本产品外，还存在一类以高息票据为代表的不保本产品。
（2）先选择股票等投资者较为熟悉的挂钩标的，逐步向利率、汇率、商品及其他标的发展。
（3）先发行风险收益结构简单、清晰的产品，避免产品结构的过度复杂化。目前，国外市场上，挂钩多种标的的结构化产品较为流行，且挂钩标的之间相互依存，内嵌复杂的奇异期权，这种结构并不适合当前国内市场。
（4）先发行境外市场成熟、规范、时间长、表现好的结构化产品，逐步向个性化的结构化产品发展。
（5）尤其是，可以着重同时发行方向相反的两种产品，从而自动实现发行人风险对冲，降低风险对冲成本，提高潜在收益。
此外，可以积极争取QDII资格，利用QDII额度进行挂钩境外标的结构化产品的对冲避险，争取自主产品发行通道。同时，也可借助合作外资方的QFII资格，发展境内标的的结构化产品。当然，用QDII、QFII额度作对冲交易，成本有点大。
3、针对不同的客户类型，选准不同的业务模式。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营销模式。即：对大客户，由银行组织营销团主动上门推销，主要采取度身定做的方式，提供非标准化的个性产品；对中小客户，主要由营业网点进行销售，提供统一定制的较为标准的结构化产品。如美林等大行多盯住高端大客户进行定制产品营销，而恒生银行、荷兰银行都可以通过其营业网点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结构化产品。
4、建立风险头寸统一、实时监控系统，逐步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发行人必须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必须将产品发售之后的风险对冲提高到首要位置加以重视，否则，结构化产品也会给发行人带来巨额损失。发行人首先必须对风险实时揭示、动态对冲，防止风险的潜在累积；其次必须将自身所有产品的风险头寸统一考虑，综合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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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十二指肠旁憩室（JPD）与胆管结石的关系及内镜下十二指肠切开（EST）碎石取石治疗效果。方法：462例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患者，发现JPD合并胆管结石68例，比较研究JPD与胆管结石的关系，并行内镜下治疗。结果：JPD发现率22.3%（103/462），JPD合并胆管结石发现率14.7%（68/462），占JPD 66.0%（68/103）；68例取石成功63例(63/68)，成功率92.6%，无JPD的胆管结石167例，取石成功158例，成功率94.6%（158/167）。结论：JPD是形成胆管结石的重要原因，内镜下十二指肠切开碎石取石治疗JPD合并胆管结石安全、有效。
【关键词】 十二指肠旁憩室；胆管结石；内镜治疗
十二指肠旁憩室临床上并不少见，我院自1998年2月至2005年12月，行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检查462例，发现十二指肠旁憩室（JPD） 103例，其中JPD合并胆管结石68例，对其行EST取石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我院自1998年2月至2005年12月行ERCP检查462例，男性258例，女性204例，年龄20～85岁，平均年龄46岁。其中JPD 103例；无胆管结石227例，合并JPD 35例；胆管结石235例，合并JPD 68例;68例JPD中单个憩室58例，2个憩室9例，3个憩室1例，憩室大小0.5cm×0.6cm～3.0cm×4.0cm。合并JPD的胆管结石患者 68例为观察组，男38例，女30例，年龄范围25～81岁，平均年龄44岁；无JPD的胆管结石患者167例做对照组，男98例，女69例，年龄范围在23～80岁，平均年龄45岁。两组病例临床表现均为上腹痛、黄疸、腹胀、发热，肝功化验均有谷氨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门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胆红素（TIB）升高。两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病例均行十二指肠切开（EST）取石治疗。
1.2 仪器与方法
日本富士能电子十二指肠镜(WD-88XU)，Olympus psd-10电凝电切治疗仪，FG-22Q-1取石网篮，COOK公司Tri-25切开刀，斑马导丝，注射针，鼻胆引流管，Microsive Tandemxl CAT NO 3570造影导管，德国Medwork碎石器及带聚四氟乙烯(特氟隆)涂层的LiT2-C2-23.70碎石网篮，金属细螺旋弹簧，碎石用手柄(齿架、螺旋)，日本导津大C型臂X光机。
先行ERCP检查，操作过程中注意有无JPD及是否合并胆管结石。如胆总管显影并发现结石后行EST，而后用取石网篮取石，较大结石先机械碎石而后取石。视取石情况决定是否行鼻胆管引流（ENBD）。切口长度根据隆起情况、结石大小及憩室与位置关系决定。
1.3 统计学方法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χ2检验处理数据。
2 结果
本组462例ERCP患者中，其中JPD 103例，占ERCP检查总数的22.3%（103/462）；胆管结石235例，合并JPD 68例，占ERCP检查总数的14.7%（68/462），胆管结石合并JPD发生率28.9%（68/235），而JPD中合并胆管结石患者66.0%（68/103）；无胆管结石227例，合并JPD 35例，占ERCP检查总数的7.6%（35/462）；无胆管结石合并JPD发生率11.0%（35/227），JPD中无胆管结石患者34.0%（35/103），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全部患者无死亡病例，未发生穿孔、急性重症胰腺炎和化脓性胆管炎等并发症。JPD合并胆管结石发生明显渗血2例，对照组5例，经喷洒肾上腺素后出血停止；JPD合并胆管结石术后出现一过性血淀粉酶升高3例，对照组6例，经禁食水、静脉滴注奥曲肽、奥美拉唑后正常。术后两组病人1周内临床症状消失，胆总管扩张恢复正常，胆红素及肝功在1周内恢复正常，1周后复查B超未见结石。表1 JPD合并胆管结石与未合并胆管结石JPD发生情况比较（略）表2 两组取石成功率比较（略）
3 讨论
JPD主要是先天性发育不佳造成十二指肠肠壁局限性向外呈囊状突出。十二指肠憩室发生在降部者最多，66%～95%发生于十二指肠周围，大多为单个。由于检查方法不同，所统计的JPD发病率差异较大，X线钡餐检查的资料为0.016%～5.8%，平均发现2%［1］。
3.1 JPD与胆管结石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ERCP的广泛应用，JPD的发现率逐渐增多。JPD和胆胰疾病的关系报道也日益增多，据报道JPD合并胆道结石发生率在24%～86%［2］。目前认为JPD与胆胰疾病共存的机制可能为：（1）JPD可能压迫胆胰管，致胆胰液排流不畅，引起胆汁淤积和胆石症或急慢性胰腺炎；（2）JPD可能影响Oddi括约肌收缩功能，引起胆胰液返流，诱发胆胰疾病；（3）JPD内因食物淤积易继发细菌感染，可引起炎和/或功能不全，影响胆泥或胆石的自发排出；同时会增加胆管内细菌感染率，促进胆色素结石形成。本组462例ERCP检查中JPD 103例，发生率22.3%（103/462），结石发生率14.7%（68/462），其中憩室内12例，均有胆管多发结石，说明十二指肠结构的破坏程度与结石发生有关；而本组462例ERCP患者中，胆管结石患者235例，合并JPD发生率 28.9%（68/235），非胆管结石合并JPD发生率15.4%（35/227），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胆管结石发生与JPD有关。
3.2 JPD合并胆管结石的内镜治疗
本病既往多行手术治疗，但随着十二指肠镜诊疗技术的发展，旁憩室并发胆石症可行EST，成为一种有效的、安全的、能替代十二指肠胆总管吻合的方法。JPD并胆管结石采取内镜下介入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外科手术。EST取石后既疏通了胆道，解除了胆道压力，又减少术后胆总管下端狭窄的可能，降低结石复发的危险。本组68例采用EST取石治疗，63例取石成功，与对照组167例取石成功158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术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肝功能缓解情况无显著差异，说明JPD对内镜下治疗胆管结石的影响是有限的；JPD并胆管结石行内镜下EST取石治疗是安全、有效的方法。但是由于憩室压迫使胆总管走行方向发生改变，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注意在导丝引导下，不断调整切开方向，使切开刀始终沿胆总管肠壁隆起的方向；另外切开长度要根据憩室大小、形态、类型等综合判断，如结石较大，可先行机械碎石后再取石，不可盲目扩大切口，以免引起穿孔、大出血等并发症发生。必要时可先行ENBD，待切缘水肿消退后再行取石。本组有13例先行ENBD，1周后取石成功。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饮食结构的改变，JPD发病率越来越高，与之相关的胆道结石病也逐渐增高，而伴随着内镜性能的改进和操作技术的熟练，内镜下微创治疗将成为JPD合并胆管结石患者的首选［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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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泰昌，朱美中，耿喜成，等.十二指肠旁憩室的内镜诊断和临床分析［J］.内镜，1994，11（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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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内部控制；诚信建设
[中图分类号]F276.1；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9-0011-02
从古至今，诚信从来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行宣扬的，被认为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千百年来，一直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将诚信外化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之后就会发现，诚信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要求，成了企业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诚信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其诚信与否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信用实现的程度越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性就会越强，社会就越有可能在更加正常、有序和高效的基础上运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道德的考验，发展势必举步维艰。本文基于这样的思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诚信建设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现实意义，然后讨论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诚信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后给出了加强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对策。
一、国有企业进行诚信建设的现实意义
1.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中，诚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质疑，积极的正面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社会风气。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诚信建设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除了需要在在增加技术研究与开发，资源投资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表率，还需要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更广阔的层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享力量。此外，我国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拥有庞大的职工群体，人员数量往往高于同行业其他类型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社会活动和传递出的价值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到社会风气的走向。因此，在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自身经济效益的建设和社会效益的构建同时重视起来，不可偏颇，要将诚信建设全面的融入到职工的道德培养中去，塑造员工的人格，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到更为庞大的社会人群。
2.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是具有多重属性的，除了经济关系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外，道德关系也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较好的履行了社会诚信是其球的向前发展的根本要素。
3.提升政府的执政公信力
国有企业背后站立的是国家的形象，而社会诚信的构建是通过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完成的。从这个角度讲，国有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国有企业的诚信形象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和国家的执政公信力，凝聚国民的情感、树立民众的信心。具体而言，政府的执政公信力能够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在市场经济中，社会民众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对市场和商家、企业的行为进行评判和认同。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现，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一定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道德缺失和诚信缺失的现象也在部分地方抬头，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会影响到经济生活领域的正常秩序，还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消极的影响会逐渐外化为对政府执政公信力的质疑，这是最为值得关注的。
二、内部控制对诚信建设的促进作用
企业的诚信除了问题说到底是企业的内部控制环节与企业的社会性产生了脱节。内部控制是国有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企业的各种形式管理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有企业而言，内部控制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加合理和有序，各项经济活动除了具有经济性外，还应注重效率的提高和效果的提升，企业的管理决策的应该保持连续性，对企业的资源、资产进行维护，保证其安全，等等。可见，建立与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各级管理部门保护本单位资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对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国有企业要想在竞争中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就应该在注重其财务安全、资源完备的同时，注重内部控制，通过内部控制环节的强化，促进企业诚信体系的建立，增强产品的质量意识和大局意识、国民意识，使国有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都能够依法办事，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此外，为了促进国有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健康有序的进行，需要将其经济发展和诚信建设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内部审计，确保制度的严密性、严肃性和一致性，保证企业诚信建设有指标、有成绩、有效果。
三、加强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对策
1.构建全民诚信体系
国有企业是一个大型的社会组织，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外，还应该在社会和公众文化的构建方面，起到一定的带头和领导作用，适时的将诚信建设从单纯的道德范畴转移到企业的管理范畴中来，动员企业的员工和全社会的公众参与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来，强化企业的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履行。
2.加快诚信立法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法律中，与企业诚信相关的内容很多，但是这些内容并不能对企业的诚信缺失行为构成足够强大的约束力，在惩罚力度方面也显得薄弱，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因此，可以考虑从企业实际出发，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关于诚信的法规条例，让消费者与国有企业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保持透明度，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有效的的得到司法机关的救济和补助。此外，政府是加强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主导者和推行者，应该发挥其作用，加强执行力度，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必要的保护。
3.加强网络监督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网络社会中，任何企业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的行为都会在网民的努力下，暴露于他人面前。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网络监督，发挥舆论的作用。一方面，要对诚实守信的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进行宣扬，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环节中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全方位曝光，使其无处遁形，增加其失信的成本。
四、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企业诚信缺失的现象被越来越多的报道出来，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对“两型社会”的建立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持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发挥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全面反映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主动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构建服务于全民的诚信体系，为社会公众谋求福利。
[1]程义红.关于国有企业诚信建设的几点思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视角[J].现代商业，2009（2）：184-185.
[2]杨青，张慧慧.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的思考[J].经济师，2009（4）：13-15.
国内经济市场范文6
一、坚定信心，应对挑战，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开展国内经济合作工作的重要性。
（一）国内经济合作是我市由开放立市向开放强市转变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市坚持以开放促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市到经济大市、从商埠小城到现代化国际城的跨越。在新形势下，我市正先是要树立走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调发展之路的思想，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仅要为**的发展服务,而且要为**的腹地发展服务,在服务中发展壮大自己,在发展壮大中提升服务的水平。再次就是形成合作型的产业体系，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承担研发总部和销售总部等职能，实现加工生产环节适度向外地转移或加工外包；打造向国内外提供高端服务外包的服务产业,为国内合作的城市提供高端服务和知识型服务。四是形成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加大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合作力度，全面加强物流、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会展、科技人才、旅游等合作，在合作中推动双方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新晨
（二）国内经济合作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是我市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从横向看，我市与其他同类型城市相比，在某些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从中心城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比较明显。从纵向看，我市现代服务业比例还不够高，城市服务功能仍不够完善，还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离省委要求建立**都市经济圈还有很大差距。在新的条件下，我们要加强与人才、科技实力雄厚的区域中心城市合作，大力引进高端人才、科技项目、高端产业，推动临港服务业发展，提升我市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强现代物流产业合作，为合作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条件，促进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三）国内经济合作是当前企业走出困境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内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本合作、资源合作、技术合作、品牌合作和市场合作等手段，实现区域性、全国性资本、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与优化配置，从而使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促进生产力大发展，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并建成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而作为国内经济合作主体的企业，只有在国内经济合作大潮中，寻求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才能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竞争能力。近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市企业通过国内经济合作不仅自身得到了发展，解决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为我市经济发展和促进合作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我们的企业正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国内经济合作要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寻求合作伙伴，拓展国内市场等方面，积极为企业提供帮助。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国内合作渠道，结合我市企业自身特点，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跟踪服务，为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牵线搭桥，当好红娘。
二、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全面完成今年国内经济合作工作的各项任务。
（一）要在“**周”活动中取得新成效。经过几年的实践与完善，“**周”活动已成为一个宣传**、发展**，互动交流、合作双赢的国内合作品牌。今年，我们将在**和**两个城市举办**周活动，这是市委、市政府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实现我市经济平稳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按照活动组委会的统一部署，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活动取得新成效。特别是品牌商品展销、物流合作、进出口贸易合作等新增或重点内容，一定要从城市战略合作的高度、保增促调的高度，早谋划、早安排，精心组织、加强宣传，通过活动的举办和合作机制的完善，为与**、**建立全面、持久、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新晨
（二）要在拓展国内市场上有新作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内外并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拓市场、保增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外部需求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我市作为一个开放早、外向型经济特色明显的沿海城市，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加直接、更加明显，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就更早更大，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服务企业工作，充分利用国内经济合作平台，着力帮助企业稳定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带动企业产销，促进生产和发展。我们要把拓展国内市场作为保增促调的重要举措，在加大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上下功夫，主动服务企业，努力提高我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要在“引进来”上有新进展。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引进机构和优势项目上下功夫、求突破，强化产业链招商和高端项目招商。要将招商引资作为把握发展主动权、争创发展新优势的工作来抓，大力引进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转型需要的节能环保产业、国内优质产业，特别是要依托优势和进出口贸易体系优势，在引进国内重要外贸企业来我市设立窗口方面下功夫，推动**产品的出口，带动物流企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四）要在“走出去”中有新突破。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与**地区其他城市的合作，为**地区早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和一体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协调配合，真抓实干，推进我市国内经济合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提高做好国内经济合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分管领导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经常研究发展态势，听取重大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有关职能部门要统筹各方力量，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努力营造推动国内经济合作工作深入开展的新格局。新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