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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1
关键词：城市街道：文化：街道景观：设计策略
1 引言
每一座城市都是写满故事、刻满历史的空间驿站。城市街道就像这个驿站的窗口，也是人们阅读城市的线索和触摸“城市之魂”的通道。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着文化趋同、生态脆弱、交通混乱、个性丧失等问题。如何才能营造出富有个性和文化内涵的城市街道，至今仍然是困扰设计师的顽固问题之一。
2 街道的概念
街道是随着城市的形成而产生的。当人们营域建屋后，为了相互间的往来穿越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留下了一些线性空间，这就是最早的街道。《辞海》对街道的解释“旁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街道，作为交通的通道首先从属于道路，而街道除了交通的功能还担负着诸多的社会功能。雅各布斯对于街道的如下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形象的理解街道“一个都市街道的依赖是经由许许多多人行道上的交往接触所培养的，市民常逗留在酒吧问喝杯啤酒由杂货店那里打听点消息，或讲点消息给新来者，在面包店与其他顾客聊天，与路旁喝汽水的孩童打招呼，或等用餐时偷瞄女孩子等。”
因而，街道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一个多功能活动集合的带形城市生活空间，是一个交往的场所，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在街道上不停地演绎着。因而，街道虽属于道路集合，它自身又是一个包容建筑、人、环境设施等内含的子集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街道作为城市中的线性结构，它把不同的景点结成了连续的景观序列。同时，由于街道是建立在人类活动的线路模式基础上的，街道本身就又成为城市景观的视线走廊。
3 城市街道储存文化的作用
“一条街。一串记忆，一种欲望，一份情缘，一次买卖，一段历史，一样心情，一打故事。……或许，在这条街上，我们还能偶遇一段荡气回肠的绝世情缘。因为一段爱情可以爱上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街道也可以爱上一座城市。热爱行走，热爱某个城市，首先要热爱这个城市的某条街道，因为那里有你最爱的酒吧、书店、爱人、阳光或者一杯咖啡。”0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街道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重要意义。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伊利尔・沙里宁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城市的面貌中可以看到它主人的文化水平，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人。街道作为城市的主要部分和最有活力的一个环节，承载着城市的文化。由于历史的沿袭和文化的积淀，街道融入了该地区民族的环境特征、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及文化思想。不论是经过规划的规则的街道，还是不规则自由形成的街道，历时上百年逐渐生长，呈现不同的文化气质。另一方面，街道界面无微不至的累累细节也是顺理成章的副产品。不同地域街道又都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这种地方特色既是自然条件、社会现象的集合又是时代技术和材料的具体表现，从而造就了多彩多姿的街道景观。
街道承传着城市的文化，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等非物质性的重任。街道不仅是连接城市各功能区的纽带，还反映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己成为城市形象和城市环境景观的核心。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列举了构成城市形象的五大要素，通路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它对城市功能分区、城市交通、城市景观、城市空间组成都有着重要意义。街道和城市的关系犹如人体和体内血脉一般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美国建筑师雅各布斯说“当我们想到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的是街道和广场。街道有生气，城市也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沉闷。”。可以说没有街道，不成其为城市。城市道路的地位及其交通功能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但随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道路在城市生活中将扮演更多的角色。
4 我国街道建设中文化要素的缺失及相关原因
4.1当前街道建设中文化要素缺失的现象
当前，在许多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人们都表现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极大关注，设计师更是积极地从城市的各种历史文化中挖掘和寻找能表达城市特色的要素，将其融入到街道景观设计之中。但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转化到设计中，并达到使其与环境相协调，直至升华其精神的目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设计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深入地研究地方文化和历史。现在街道景观设计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1对历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表达不强
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将城市的历史文化融入景观中，这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历史文化现象非常繁杂，有形的历史文化即以物态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容易被人们所触知，而无形的历史文化往往通过有形的物体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因而表现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则是设计师更多地注重对那些可视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符号的借鉴和应用，而缺乏对那些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表达。
4.1.2缺乏时代精神
城市街道首先是为当代人所使用的，它应满足当代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应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反映在街道的设计中，就是要求城市街道景观要具有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当前，有些设计师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表达历史文化时，一味地追求历史感，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忽视了时代精神的体现，这样的景观很难为大众所真正使用或喜爱。比如现今某些城市中刮起的所谓“唐宋一条街”
“明清一条街”等，和有些当地的历史人文环境格格不入。
4.1.3对文化元素的粗糙罗列
城市的历史文化最能体现城市特色，因而把城市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的景观设计中，是彰显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一般来说，城市历史愈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愈深厚。面对城市众多的历史文化，许多设计师往往想将它们全部都体现在城市街道中，以为这样才能显现出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如在某市街道景观规划设计中，设计师分别设计了三星堆文化区、蜀汉历史文化区、孔子文化区和古蜀道文化区四个景区，全部以历史文化为题材，共36个景点，这种又多又乱的做法给人以历史文化堆砌感。
4.1.4传统的街巷空间消失，引发城市特色危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街道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却是传统街巷空间的消失：如有的城市为了扩路，砍去街道两侧百年古树；传统民宅被成片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方盒子建筑楼群；新建的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雷同、缺乏特色。传统景观、风景名胜是一个城市特点的重要体现，如今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景观因盲目建设而变得平庸、失去特色。
4.1.5欧式化、模仿风
现在有些城市的街道建设，大量充斥着罗马廊柱、欧式建筑。许多正在建造的商业街，在广告语中喜欢打出“欧式典雅”“地中海风情”的时髦语言，甚至宣传要将某地建成东方的“法国的塞纳河”等。欧式广场、喷泉、拱廊、罗马柱等挤满了城市街道，似乎只有沾上欧式风格，才能提升环境景观品位。在域市街道景观设计中，出现一些欧式风格的设计无可厚非。但是，一些潮流般的庸俗模仿，对我国城市街道空间景观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
4.2街道建设中文化元素缺失的原因
4.2.1交通工具变革带来的空间尺度的变化
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严重破坏了城市的原有肌理。狭窄的传统街巷因为不能适应小汽车的使用，而被整体改造。快速的交通工具大大缩减了通勤的时间，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城市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地能适应这种变化的主干路和快速路，城市的文脉、历史和文化被狂热追求经济利益的头脑所遗忘。人在街道空间中的主体地位被汽车所取代，街道中适合人体尺度的环境景观的重视不足，缺乏了人气的街道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文化内涵。
4.2.2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城市地毯式的大规模改造，传统的街区被统一规划设计的方格网型街区取代。快速的大规模的建设必然导致标准化和模仿。在以满足各种规范为出发点的设计中，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创新和文化的融合。城市中不利行车的河道被填平，阻碍交通的街巷被拓宽，位于交通千道的佛塔被拆除，一系列不顾城市文化和特色的开发，最终将破坏城市文化的根基。
4.2.3国际式建筑思潮的冲击
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对传统城市街道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式”景观泛滥，城市街道景观的识别性逐渐消失，市民对街道景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弱。同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化”“标准化”广为传播，使城市的地域文化、景观的独特价值逐渐被漠视。
4.2.4市场经济环境下房地产业的开发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房地产业的开发，无视城市文化和历史，打着城市更新的幌子，对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肆无忌惮的破坏。安徽某市街道周边由于商业开发使沿街建筑遍布整条街道，街道底侧界面被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形式较为呆板，和其推崇的“山水之都”的城市口号不甚相符。
5 融合文化要素的街道设计策略
街道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街道景观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应体现出社会对文化的追求和公众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街道景观只有正确把握和理解厢史文化及社会发展才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历史文化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其表现出来的形式，而在于其背后饱含的深层文化内涵。
5.1弘扬历史文化，体现地域风格特征
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任何城市都不能复制的，是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地方。因为，在进行街道设计时，要从研究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手，这包括很多方面，如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的传统艺术、传统民俗等。只有首先把握住了城市的这些特色，将其应用于设计，才有可能创造出富有人气和文化气息的街道空间。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前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的现象，使每个城市都能焕发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5.2建设具有生活意义的街道
文化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化的源泉。在进行街道建设时，首先要考虑将生活元素融入进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现了很多只有通过的道路，街道完全成了小汽车畅行的通道。要使街道具有生活意义，首先保证街道功能的复合性，复合的功能将吸引更多的人来街道活动，保持街道长久的活力，进而促进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5.3历史街道景观的保护与更新
历史街道景观反映了城市发展的独特风采，是历史形成的商业文化积淀，具有地方与民族色彩。恢复、保护和再现历史街道景观风貌，要体现地域风格，挖掘名人文化资源，尊重和展现传统民俗文化，同时又要使景观凸显时代风格文化特征，赋予历史街道景观以新的功能和意义，使城市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除了在物质空间的景观塑造外，环境气氛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静态与动态保护相结合原则，对历史街道进行整体性保护。并有效保护历史街道上独特的文化行为场所，如商业老字号等。
5.4街道景观的文化多样性体现
我国城市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加之当今频繁的全球性文化碰撞，为城市街道景观的规划设计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素材。一味地效仿或保持“本土”并非城市个性丧失的解决之道。对外来文化不卑不亢的正确态度是促进街道景观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根本。寻求景观中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现代文化的地域风格，才能促进街道景观文化多样性的良性发展。
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2
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空前强化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度并扩展了竞争范围。二战以来，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内产生了关于南北关系尤其是南方国家不发达问题的诸多论说。
从现代化理论
到世界体系理论
1、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6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或发展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该研究以二战后处于激烈社会变革中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序列，而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处于一种劣势。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西方现代化理论则援用了以生物体自我增殖为原理的系统论概念和重视组织分化过程的结构功能主义。在此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包括布莱克、英克尔斯、艾森斯塔特、内特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过程与产物的复合体，它描述了产生于西方、历时近三百年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社会变革的过程与成果。在探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途径与策略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研究都受到自然主义历史观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全面影响，如罗斯托、帕森斯、列维、亨延顿等。
2、激进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该理论流派出现干60年代中期，独特之处在于，把欠发达国家特有的“依附现象”、“不发达发展”和摆脱依附状况的出路等问题放在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背景下考察。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主要表现为：巴兰及阿明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普雷维什的中心――体系论；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论；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以及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就依附理论而言其基本观点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后者受内外因素制约而产生的依附状况及摆脱依附、自主发展的途径为研究对象；其次，对依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达成共识：依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间在经济的上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统治国获得了扩展与加强，而依附国只是这种扩展的反映，从而导致依附国的落后与受剥削的局面；其三，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即中心――的对立模式以及国家内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格局之中的；其四，反对照搬中心国家发展模式，认为应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与政策，其中以“停滞论”、“脱钩论”为较为激进的观点。
3、世界体系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世界”作为分析单位，以一种总体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来剖析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区分了世界体系的三种历史形态：其一，“互惠的小体系”，即自给自足的不存在剩余和剥削的氏族社会；其二，“再分配的世界帝国”，即国家诉诸政治权力并以纳贡形式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掠夺剩余的体系；其三，“现代世界体系”，即利用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机制把剩余从向中心转移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分析的基本命题是拥有内部经济循环的庞大帝国如何向一个处于全球化经济体系框架内的民族国家体系过渡。作为激进的新者，沃勒斯坦反对现代化理论所指示的上升为中心的追赶型路线。他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正因为克服经济停滞的机制失灵而陷入深刻的危机，由此，他主张建立作为“反体系运动”的产物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南北关系的现实
1、国际投资领域
资本国际化是经济垒球化的主要动力源，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由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国际直接投资在南北国家间的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在国际投资流出与流入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都占绝对优势地位。国际投资基本上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三大区域性国际投资圈，即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与发达国家主导地位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边缘化”趋势。
但是，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这就是发达国家所忧虑的“资本外逃”现象。
2、国际贸易领域
二战后，国际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化原则在全球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但分析全球贸易的结构会发现，目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仍居中心地位，它们占据了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60％以上。
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南北国家所占份额及增长率的差异，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是现实竞争的结果。不断强化的竞争使得南北之间关于“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愈加突显出来。北方国家迫于国内就业、绿党环保运动以及国内消费者运动的种种压力，指责南方国家以牺牲生态环境、过度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方式在国际贸易中进行“社会倾销”和“生态倾销”，认为这是一种“竞相跑向低洼处”的倒退的竞争，主张发展中国家在遵守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及环保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争。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不考虑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的差异而要求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遵守统一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是不切实际的，认为“公平贸易”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乔装改扮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真正意图在于固化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保持发达国家自身的优势地位。
3、全球性生产体系
生产领域内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目前全球约有4.45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6万家。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许可、分包及特许等多种生产与服务的组织方式，建立起一个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生产体系。然而，在这个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南北国家的参与地位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许多学者在考察谁是垒球化的最大获益者时，都倾向于将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如果我们真的想寻找一个中心。
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将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名字不叫跨国公司，而叫美帝国主义。”
由于在垒球性生产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类型的参与者的地位与利益格局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而这种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决策权和利润分配两方面。耐克运动鞋的价值链就清楚地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垒球性生产体系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差异，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这种差异更加明显。
解读南北关系
的两点思素
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中竞争不是唯一的层面
尽管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南北国家在国际投资、贸易、生产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内的竞争有所加剧，但竞争绝不意味着一场针对“现有有限资源”展开的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南北双赢创造条件。70年代以来，发生在南北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以及环境问题所引起全球性关注都生动地说明，竞争绝不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中的唯一层面，南北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利益的互依性及相互协作的必要性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南北国国际投资、贸易及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容易使双方都关注于现有资源的得失，而忽视双方深入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创造出的新资源。南方国家所获得的这些资源在未来又会促进其国内消费力的增长，从而为新一轮的竞争创造“空位”，为南北的双赢创造条件。
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趋同论、赶超论诱使南方国家执着于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这必将引发南北国家之间就能够满足其生存发展的同样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从而加剧南北之间的竞争。而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对派，激进的依附论在尖锐批判“趋同论”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脱钩论。“脱钩”自然不会加剧共同现有资源的争夺，但脱钩也意味着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希望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而谋求本国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义愤。
竞争绝不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中的唯一层面，南北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利益的互依性及相互协作的必要性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2 关于南北关系格局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面临解构。
从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依附论的“中心―边缘”到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在解读南北关系时各种分析框架都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的特征。尽管90年代以来有学者试图结合经济垒球化的时代特征对以上理论流派做出全局性的反思，但对以上流派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似乎尚无人触及。例如依附论的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在其新作《白银资本》中试图在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恢复中国、印度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然而就分析范式而言，被弗兰克倒置了的世界体系仍在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之中。
一方面，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严峻挑战，即其“分析单元”的有效性面临质疑。在经济垒球化背景下，以民族国家国内经济GDP构筑的结构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渐让位于一个无中心的多元化的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许多人认为国家的衰落、跨国公司的统治目前还是言过其实，但国家的权力让渡是不争的事实。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不断实现双向让渡――向上让渡给国际组织(诸如WTO、OECD、IMF等)，向下让渡给跨国公司、职业团体、新闻媒体及各种NGO组织。经济垒球化正在逐步抽离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从而预示着他们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3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发展”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思潮，并成为当时的显学。这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超越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便能够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发展和相应的核心地位。在这些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研究中，隐含着一个预设，即发展首先是指被当作个别实体来看待的单一国家或单一社会的发展。这个理论预设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还意味着研究社会变迁的单位乃是一种抽象的“国家”或“社会”，而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相关但基本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所组成的。
霍普金斯(TerenceHopkins)和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一文中断言，有关政治和经济主要进程的适当分析单位，并不是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而是历史的世界体系。斯考契波指出，“沃勒斯坦的著作《近代世界体系》一书，旨在与‘现代化’诸理论在概念上有个分明的突破，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来指导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因为现代化研究取向业已遭到严厉的批判：现代化研究者将国家实体化为唯一的分析单位，假定所有的国家都将依循着由‘传统’到‘现代’演化发展的唯一路线，同时还忽略了足以左右国家发展路径的超国家结构的世界历史发展。”通过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沃勒斯坦建构起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他说：“这个新观点的预设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产生在抽象的社会里面，而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内——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其空间的范畴与构成整体的区域或部分之间的基本分工共存，其时间的长度则与此一分工体系所反映的世界整体一直持续下去。具体而言，这个世界体系就是指那个发源于十六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体系理论大量采用了依附理论的观点，但又与依附理论存在差异：依附理论认为，边陲地区一旦从它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它就可能获得这些核心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不能以某个核心与某个边陲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相反，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某个国家“在单一世界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阶层化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该体系之延续所必要的结构性安排。一个国家离开某一个结构性位置，决不意味着它从该世界体系中逃脱，而仅仅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另一个新的角色。简而言之，某一国家在结构位置上变动的可能性需要依靠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迁，而该国与此一部分却未必需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沃勒斯坦对于那种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未止于他对本世纪中形成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他更将批判矛头直指十九世纪中叶得以制度化的、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因为他认为，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这种将“国家”视作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
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穿透力同时也最具误导性的概念是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社会是与十九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紧密相关的。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社会科学是在知识的层面对法国大革命以降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所作的系统性回应之一。这些变革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文化分水岭，因为它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不是社会静止而是社会变化，才是常规的。这就提出了一个知识上的问题，即如何调整、加速、减慢、或者影响这一变化或演化的常规性进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回应这个问题的标准路径，是追问如何“协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乃是政治活动的无可争议的核心，它们是有效控制社会的场，从而也是实施和影响社会变化的领域。在这种观点的再生产过程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渐渐把国家视作社会生活得以运作于其间的基本社会实体，亦即把社会与国的边界看作是同一的。十九世纪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呈现了三个特征：第一，从经验上来看，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第二，几乎所有学者都研究有关他们自己国家的经验资料；第三，研究的主流方式是经验的和具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以国家为基础的经验取向也是一种设定和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而言，这种社会科学无疑大有助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把国家的疆界视为社会的边界，把国家视作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九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生活必定是经由国家这类空间结构加以组织的。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仅国家的边界被视作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框架，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渐渐成了一种捍卫“进步常规性”意识形态的知识类型，因为社会科学家允诺为促进此一进程而提供明确知识。这就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
沃勒斯坦指出，在一八五年至一九五年的一百年间，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家对这种把国家视为社会科学的当然的分析单位的取向提出异议，但真正的严肃质疑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产生于两个相关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于现实世界：再分配的速度滞后于对再分配的飞速增长的要求，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在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的阴影中，人们开始追问：社会科学家所许诺的进步或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国家的改革事实上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第二种变化发生于知识领域，现实世界中对国家的怀疑深深地渗透进了知识领域，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基础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在这样的背景中，沃勒斯坦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unthinking)的挑战，矛头所向便是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社会科学取向。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乃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种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的社会。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始终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人为创造的制度，而且它们的形式、力量和边界也是通过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互动而不断变化的。就像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转换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转而追问“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
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根据他的分析，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帝国(world－empires)和世界经济。所谓“小体系”，是指一种空间相对较小而且时间也可能相对较短的体系；这种体系在文化的和支配性的结构方面具有着高度的同质性(homogeneous)，其基本逻辑就是一种在交换方面的“互惠”(reciprocity)逻辑。“世界帝国”是一种含括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巨大的政治结构。这种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中央从地方自治的直接生产者处榨取贡品。“世界经济”则是为多元政治结构所支解了的但又经过整合的生产结构，它呈现为极为不平等的链条。“世界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地分配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从而它是一种有助于那些能够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各种暂时垄断权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逻辑。沃勒斯坦还指出，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进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牟取最大利润从而成为“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发生在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即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由于技术落后以及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发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则出现了弱国。
沃勒斯坦并不否认国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项关键建制。他认为，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来讲，国家乃是一项能产生深刻影响的建制。“很明显，要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国家的种种机制有所了解。真正不需要的倒是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沃勒斯坦上述关于历史体系之共存的历史和形式的论辩，尚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分析，它们还只是世界体系分析中的一系列“临时性”的假设，仅“供人们进行论辩、修正和反对的”。
埃文斯(PeterEvans)和斯考契波为首的“回归国家学派”认为沃勒斯坦的理论隐含着高度的“结构决定论”。沃勒斯坦宣称社会科学分析单位只能是那种用经济过程把它界定出来的世界体系，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化约论”倾向。他忽视了那些对社会变迁具有重大作用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沃勒斯坦的“结构主义”倾向还表明他注重分析单位整体中的关系而忽略具体的非关系项。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沃勒斯坦理论的缺憾。
但是，上述质疑并不旨在对沃勒斯坦的理论努力进行否定，而是努力寻求某种批判性的平衡。沃勒斯坦把自己十多年来的所有努力看作是世界体系理论建构的第一阶段；而对于那些业已提出然而尚未得到很好阐释的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则是该理论建构的第二阶段。按照他的说法，世界体系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涉及到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对世界体系而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详尽阐释；其中包括三项任务：(1)重新评价何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自身品格；(2)重新评价一个世界体系在时间和在空间上的意义；(3)开始系统比较不同类型的世界体系。第二个领域是对如何界定和评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多极化(polarization)趋向进行阐释；这也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具体任务：(1)如何在技术上解决多极化标准之确立的问题；(2)从理论上如何阐明多极化并不存在于国家而是存在于经济区之间；(3)具体数据的收集。第三个领域是对我们在未来所面对的历史选择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的世界体系都会结束，那么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体系也将结束”，而新的世界体系将应运而生；因此，要完成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就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这对于沃勒斯坦来讲就是“历史社会科学”的建构：对分析单位——历史体系——的界定和阐释已经成为一项新的核心目标。
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4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不断演进的客观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和主要动力是力，即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主权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主权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第三，要在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调整结构，将过去单独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促进出口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模式，以便尽量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相互协调、运行有序的基础上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发展和事业，走科技兴国之路。当前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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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5
何干强：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条件下，国际经济震荡影响中国经济是很自然的。但是说到信心，首先要弄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与世界经济性质的差别。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总趋势是向上的，我们具有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的根本制度条件，为此，我们对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前景都充满信心。
但是，对世界经济，我不主张笼统讲增强“世界信心”。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当达国家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下的，必然会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逐步走向衰亡，对此说不上树立信心；从生产力角度看，世界经济总要向前发展，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可以说“世界信心”。
国际经济危机的缓解，会有助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解决好自己的经济问题，客观上有助于遏制世界经济衰退。中国作为世界上前几位的大经济体，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重大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受到国际社会的热评，亚洲股市11月10日“闻风而涨”。
人民论坛记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如何理解“提振我们自己的信心就是给世界信心”？
世界经济现代化范文6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指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世界经济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其核心内容是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和支配别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权力配置情况。18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多次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常通过经济危机等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加快了东盟经济联合自强的进程。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反映出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和虚弱性，也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新变化。
这次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即碳排放因素。世界各国尽管在达成新的碳减排协议上讨价还价，但减少碳排放的诉求是一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将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作为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美国虽然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一直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尤其是开发可再生能源。联邦和州政府采取强制与激励相结合的政策，先后出台了《大气清洁法修正案》、《能源政策法》等强制性法案，同时采取减税、生产和投资补贴、电价优惠和绿色电价等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及碳金融的国际博弈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通过高密度的碳排放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力逐渐减弱，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而在节能减排技术上拥有领先优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完成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大规模建设工业化项目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与承担减排责任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务艰巨。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严峻，任务繁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可能对世界带来的严重影响，本着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一是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201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原油产量10176万吨，进口原油12575万吨。据此推算，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5.3％。如果我们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就会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制于人，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二是减缓石油、煤炭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要从根本上遏制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广泛采用节能减排新技术，遵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使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主动位置。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在酝酿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对我国高碳产品出口影响甚大。我国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把握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促进产业升级，降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在国际贸易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赢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