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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1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的影响就进入了会计视野，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会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葛家澍教授发表了《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首次将环境会计理论引入我国，引起了我国会计理论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近年来，许多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正在努力对环境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关于环境会计研究的文献很多，一些研究基于环境会计本身的计量考核问题[1，2，3]认为环境责任考核主要是会计人员的工作，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导者，应从企业内部根据市场反应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4]来减少环境污染。但是这些文献的研究多局限于微观层面，未明确提出环境的控制责任实施。郭道杨教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会计的全面控制观”其中内容就包括“会计的全面控制必须把微观、中观、宏观结合在一起”。[5]此后，也有学者研究过宏观环境会计，但是其研究成果不成体系，未充分体现我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研究政府的环境会计控制。通过政府参与将宏观经济调控这只大手伸入到污染企业的内部，加强企业对环境的控制与约束的力度，确保环境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建立切实可行的环境会计控制机制，产生宏微观上的环境会计协同作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控制思想的转变，确保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目标不明确信息公开不够透明
环境会计的核心是将环境问题对外不经济纳入企业会计核算系统，形成对环境的可靠评估程序。?h境会计作为环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在环境会计目标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上重新定义环境会计目标。环境会计管理控制作为交叉学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论内容比较广泛，除在基础会计的理论基础上，还应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平衡理论和环境价值论等。由于我国在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而环境会计作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环境控制纽带，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建立健全会计理论体系也是实施有效的环境控制的必要前提准备。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其实一直是在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重污染企业就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双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业由于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企业自愿报告的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时候政府信息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来看虽然由政府公开的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统计部门和第三方审计，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及时有效性。
（二）我国政府在对环境控制时未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为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经济手段对企业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干预，但是环境事件还经常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中未充分考虑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国的环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大部分资源与环境归国家所有，政府是进行环境控制的主体，政府环境会计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对环境管理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实施科学合理的环境控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政体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国际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此外，我国疆土辽阔，东西南北发展程度差异大，地理情况行业水平也是千差万别，这也增加了我国实施环境控制的难度。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存在局限性
我国政府采用的环境控制机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两大类。[6]日常性控制是指环境控制主体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制定的相关标准对企业进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内容比较简单，例如排污收费，管理收费，征收环境税，补贴环境保护费用，环境责任保险等。但是这种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而言政府对企业环境控制偏差就会出现量变积累转为质变的环境事件，这时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来弥补这种质变，例如，进行强制性大规模检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指标标准等。但是这种控制多属于事后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方式需要具体的面对宏大众多的监管对象，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监管到所有监管对象。因此即使这两种手段结合控制环境问题也存在明显不足。
三、基于我国政体特殊性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建议
（一）明确宏观环境会计目标，健全会计信息公开体系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自然资源的权利必须通过国家的主体即各级政府来行使。因此，我国环境会计的核算应建立两个核算体系一是政府环境会计宏观环境会计，二是企业环境会计微观环境会计。这两者应该是互相补充，共同提供环境核算信息。我国政府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环境会计应该以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为目标，而进行政府环境会计的核算首先就要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集中客观核算与反映。鉴于企业自愿报告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质量，建议构建政府主导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要求企业直接向该平台提供反应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环境信息，政府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和第三方审计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验证，确保环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及时性。验证后的信息可以储存上传数据库，由政府官方网站提供给各个信息用户，让立法机构、各级政府决策层与企业、公众都能通过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清楚地意识到资源与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环境控制，为当代人的决策提供环境信息与成本价值的引导，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会计理论和基础，实现企业环境会计的外部生产和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与政府环境控制相结合，达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用绿色GDP去除一味地发展经济
国家在拥有环境资源所有权的同时也承担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提高绿色GDP的推动和监管责任，其中提高各项目工程的经济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统筹管理的最终目的。以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例，生态补偿可能会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而达不到预期理想效果，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中央政府虽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同时又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补偿实施的过程中应避免政府一家独大造成的腐败贪污现象。这就要求在实施生态补偿项目中增加社会监督，提高项目运营的透明度，加强市场参与度。同时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就目前来看，经济建设依旧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考核的核心力量，这就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违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单纯的GDP考核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用绿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目标来判断地区发展，而是将生态环境考核纳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员晋升标准，这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对环境保护工作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集中专业化
在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达到双赢的会计目标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进行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减小环境控制的成本，?D而着重专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过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做好企业信息披露工作，减小控制偏差，进而使环境事件出现概率降低同时也就减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中达到政府环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四、结语
在我国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资源所有权与资源经营管理权分离的背景下，政府对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主要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担着监督责任。利用我国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优势，明确政府环境会计目标，进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定规则，从而科学的管理控制环境资源和进一步有效的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目前政府环境会计的应用方面还存在各种阻碍和问题，本文在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没有对政府环境会计与企业环境会计的宏微观协调统一管理控制问题进行研究，这也将是笔者在以后学习工作中继续研究的重点方向。
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前言：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正确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观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特点。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动态结构的状态下，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三者进行科学的协调，是很多经济研究领域重视的问题。
一、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取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
（一）三者研究具备较强的联系程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高增长、高通货膨胀、高波动”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进入“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平稳化”的轨道，无论从水平还是波动幅度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处于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或者惯性仍然较高。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能源约束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环境，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挑战。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可以根据中介目标的状态，对信贷机制实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能够具备更强的现代性特点。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根据货币供应体系的基本模式进行推进，使宏观经济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根据经济数据的波动情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判断，使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横轴进行判断，以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根据横轴的状态进行调节。可以按照信贷量的具体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峰值情况进行统计，使货币的供应可以同研究方案实现统一。如果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进行支持，则可以按照正规金融活动的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构成要素实施判断，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使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二）货币政策工具对调整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信贷冲击的模式对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进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够更具针对性。可以对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实施了解，使货币政策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状态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够正确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节，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受到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对信贷投放状态进行研究，则可以使宏观经济以较为缓慢的形式变换到正常的状态，使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能够更加健康。
二、处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建议
（一）提升对通货膨胀基础性因素的研究
在进行通货膨胀预期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实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对三类主要因素的协调关系进行明确，使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具备充足的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央行机构的指示情况，对外汇体制改革环节实施了解，使外汇体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适应利率的变化情况，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市场模式做出正确的调整，可以按照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对经济的调控技能实施了解，使通货膨胀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转变。要根据复杂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调节基础，对经济波动状态实施有效的研究，通过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度，进行宏观经济复杂性的控制，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利用外汇资源进行稳定性修补。要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性能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保证对通货膨胀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则需要根据货币紧缩的状态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观经济可以在更小的波动周期内实现影响力的提升。
（二）加强对货币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货币投放的需要，对宏观经济的具体投放规模进行研究，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货币投放的时机。要根据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过程中的收缩状态，对影响货币投放风险的因素进行控制，使货币的投放具备更强的准确性。要根据货币当前的汇率情况，对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供给状态进行研究，以便货币能够更好的通过浮动政策的调节实现汇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出口途径分析，通过固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状况，对货币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以便货币的运转数量可以更好的实现调整。在进行信贷投放研究的过程中，要按照信贷投放的具体机制，对提升信贷投放质量的因素实施了解，以便信贷的投放环节可以更好的适应货币供给的需要，促进货币政策供给科学性的提高。
结论：通货膨胀问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选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证选用的正规性，则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行维护，深入的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稳定性的关系，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津燕.后危机背景下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论坛，2010（03）.
[2]王超.强化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短期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10（70）.
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经济；实证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大调整，各行各业正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朝着“新常态”的轨迹不断前进，“降增速、调结构”也成为了“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新常态的阵痛中逐渐走出，还决定了“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启，因此做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本文通过国家2015年3月给出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对其10项最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如下统计，并作具体分析（见表1）。
表中数据表明，除了新增贷款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经济指标皆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
1、世界经济环境尚未好转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著名的国际金融海啸，并不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没能幸免，从2014年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3.4%，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数据。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萧条，恢复尚待时日，未来仍不乐观。
2、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下挫
从10项主要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整体下滑的不良态势，其中GDP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统计以来的最低点，PMI全年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传统工业增加值的不断疲软所致，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有所下挫，但是考虑到多项政策的出台和区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来其增加值、增速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工业领域和建筑业领域的困境是未来“十三五期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3、进出口业务增长缓慢
2014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9.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见图2）。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6.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均略有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元的逐渐走强，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显成效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多项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出台，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远大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见图3）。在未来的几年内，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社会资本更合理的流动，也有助于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将缓解国内需求疲软的现状。
5、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大幅度缩减，这首先要归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资热情受到抑制；其次随着国内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刚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仅靠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热情难以维持房价的持续走高，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仍然处于泡沫挤出状态，而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状态还会不断发酵。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1、保持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源自于国内需求的疲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有效恢复工业生产，使基本面恢复正常是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环节，同时基于物价的基本稳定，所以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强。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的恢复应保持一种战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未来中国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各行各业的“大改革”与“大调整”，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体制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导消化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问题并非个案，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后来的十几年中逐渐消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应该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之前的限购、限价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吗，反倒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从价格干预向政策指引过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动刚性需求，逐渐去除房产库存。
四、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未来将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切忌不宜采取强刺激，过度人为干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5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9).
[3]胡少维.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开放导报.2009(4).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课题组.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1).
[6]刘汉屏.时策聚焦――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
[7]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金人庆.中国科学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文6
【关键词】宏观经济；财务约束；资本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和财务状况会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Korajczyk和Levy（2003）的实证研究指出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其目标杠杆逆周期变化，而财务状况差的企业其目标杠杆则顺周期变化。在国内研究中，原毅军和孙晓华（2006）使用了包括实际经济增长率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进行了解释，其研究支持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而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则以企业特征因素和行业因素为控制变量，运用非线性计量方法考察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呈显著的逆周期变化。就目前国内研究而言，并未深入研究不同财务状况的企业其资本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反应是否一致。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将以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对不同财务状况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影响。
一、研究模型、变量设计和样本选取
（一）研究模型
文章在Korajczyk & Levy（2003）等的模型基础上经过调整，将资本结构与解释变量设定为如下的线性关系：
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文章将采用现金流来企业的财务状况。计算方式采用Byoun（2008）的标准，即将现金流（FDit）定义为资金的使用减去资金的来源，资金的使用包括三项，营运资本增加额（Wit）、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Iit）和分配的股利和利润（DIVit），资金的来源则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OCFit）来表示。如果FDit大于0，则企业i在t年现金流短缺，小于0则现金流充足。现金流（FDit）的计算公式如：
（二）变量设计
资本结构变量。在我国的上市企业中流动负债占到了企业负债总额的大部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研究（Korajczyk & Levy（2003），苏冬蔚、曾海舰（2009）等），文章将使用流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企业的资本结构，其计算公式如下：LEVit=CLit/TAit。其中LEVit表示企业i在第t期的资本结构，CLit表示企业i在第t期的流动负债，TAit则表示企业i在第t期的总资产。
宏观经济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宏观经济状况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GDP，文章采用实际GDP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一年期贷款利率（I）。贷款利率是央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之一，它的上下浮动会影响到企业的贷款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决策。
股票市场回报率（RE）。借鉴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的研究，文章采用了深沪两市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指数的总回报率来表示股票市场的表现。如果样本企业是在上海上市则采用沪市的回报率，如果在深圳上市则采用深市的回报率。
企业特征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文章选择以下企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文章中使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表示；（2）资产有形性（PPE），本指标使用总资产中固定资产所占比例来表示，其比例越高，负债的担保能力就越强，因此越容易获得贷款；（3）盈利能力（ROA），文章中用资产收益率来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4）成长能力（Q），文章中用托宾Q值来成长能力；（5）非债务税盾（NDTS），负债拥有节税效应，但是由折旧等导致的非债务税盾同样会产生避税效果，因此非债务税盾的增大会减少企业的负债，文章中使用累计折旧除以总资产来表示；（6）股权结构（LARGE）。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很多上市企业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文章中用大股东持股比例来做为股权结构的变量。
（三）样本选取和估计方法
文章样本选择的是在2002年底之前上市的企业1998年至2009年之间的财务数据。样本的处理原则如下：不包括金融保险类企业；删除了连续三年被PT和ST的企业；删除了数据缺失的企业；删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企业以及在计算各项指标时出现奇异值的企业。最后共获得893家企业的9450个样本点。其中现金流充足样本点为6810个，现金流短缺样本点为2640个。以上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CER）。估计方法是广义矩估计（GMM），工具变量选择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
二、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财务状况不同的企业对于宏观经济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现金流充足的企业而言，GDP和利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股票市场回报的系数不显著。其中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其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效应。而对于受到财务约束的企业而言，不论是GDP，利率还是股票市场回报其系数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宏观经济对现金流短缺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其资本结构不具有周期性，同时也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归方程的R-squared为0.6889，说明方程拟合程度较好，sargan-p值达到1，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实证结果表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其资本结构的选择表现出了逆周期效应，即在宏观经济繁荣时其资本结构下降，宏观经济衰退时资本结构上升；而财务状况差的企业其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具有周期性，宏观经济对其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1]Robert A．Korjczyk， Amnon Levy．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macroec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iai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2]Soku Byoun．How and When Do Firms Adjust Their Capital Structures toward Target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6）：3069～3096
[3]原毅军，孙晓华．宏观经济要素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