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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应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提高投资者投资能力。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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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物期权；Ito引理；Bellman方法；或有债权分析
引言
作为20世纪末2l世纪重要的研究成果，实物期权（RealOp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金融学界“反哺”经济学界的经济理论。它的创立为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思维，同时也更好解释了一些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投资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投资理论的不足。
实物期权由金融期权演变而来。Bachelier（1900）首次使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和鞅（Martingale）来描述证券价格在连续时间中的运动过程，Sprenkle（1961）引入了几何布朗运动（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之后在Boness（1964）、Samuelson（1965）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Black and Scho～s（1973a）、Me～on（1973）正式解决了金融期权定价的问题。
Black-Scholes（1973a）之后，期权定价成为金融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文献开始另辟蹊径，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研究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问题，克服了传统NPV法则的不足。在新古典的投资理论中，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用到Jorgenson（1963）和Tobin（1969）的理论，而Dixit and Pindyck（1994）认为这两种理论背后的渊源均是NPV法则，也即当NPV>0时企业选择投资，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项目价值被低估，因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投资决策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中将偏离最优的决策，而且这一偏离将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变大。Dixit and Pindyek（1994）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实际投资中不可逆、可延迟、未来现金流未定的特质决定了NPV法则的无效性。为了更好解决不确定下投资决策问题，学者们将期权引入到分析当中。Black-Scholes（1973b）首先引入期权定价的方法研究了公司负债的定价问题。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具有较强不确定性时，NPV法则将低估实际投资成本，认为企业拥有的投资选择权也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Myers首次提出了实物期权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投资选择权也应包含在投资成本之中。Ross（1995）、Trigeorgis（200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实物期权理论。
在模型的建立上，主流文献一般使用Bellman方法和或有债权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或有债权分析法涉及寻找孪生证券（Twins Secu6ty），即在金融市场中找到一种能够刻画项目现金流的证券组合，将其市场价格直接作为投资期权的价值。Manson and Merton（1985）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孪生证券，实物期权定价就将迎刃而解。但是Trigeorgis（1996）指出，要找到这种证券相当困难，而且也涉及到折现率确定上的问题，因此或有债权分析法在文献中并不常见，这也是实物期权文献与金融期权文献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方法论的角度，主流文献一般认为实物期权能够有效改善NPV法则的不足。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不确定时，企业投资的选择权具有价值。从机会成本的角度，企业应当将这一价值考虑到投资成本中，在这种观点下，单纯使用NPV进行投资决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过度投资。Trigeorgis（1996）用实物期权的思想改进了NPV法则，引入了战略NPV，将其定义为项目NPV加上投资机会的价值，弥补了传统NPV法则决策的不足。在实物期嗫蚣芟拢每个项目都会存在一个阈值（Threshold Value），当决策变量触发该阈值时企业就进行决策，否则选择等待。
除了解决投资问题以外，实物期权在很多领域都有用武之地，正如期权的英文Option原意为选择，只要涉及到选择，从本质上就是实物期权的问题。这个选择可以是选择是否投资（见McDonald and Siegel，1986），是否融资并且以什么方式融资（见Haekbarth，2008），是否合并（见Lambreeht，2004和Tarsalewska，2015）。
本文首先对实物期权的方法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将实物期权的求解过程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之后，试图从模型的角度，结合已有文献提出自己对实物期权方法的一些质疑；最后，将介绍实物期权应用的几个经典的例子，以期让读者感受到实物期权在决策上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实物期权的数学原理
（一）基本假设
实物期权模型往往有如下的假设：
（1）项目期限为无穷大；
（2）项目期内状态变量连续变动（比如企业连续分红）；
（3）资本收益率要大于项目收益的增长率（在模型中表现为：r>a）。
这些假设保证了模型在数学上可解，但是由于其不符合现实（第1、2条），缺乏经济意义（第3条），也使得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将在后面对这些假设进行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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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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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6-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领域研究课题“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研究”
作者简介：唐时达（1983―），湖南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管理与劳动力市场;巴曙松（1969―），湖北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
一、引 言
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不是决定就业水平的唯一因素。金融发展领域的大量实证文献表明，金融市场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金融深化提高了金融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实际利率，因此推动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从而增加就业。金融发展对就业水平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直接效应在于金融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会根据市场导向作出合理的战略调整，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间接效应在于金融发展通过发挥其资金融通的功能，推动不同行业的成长，促进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就业增长。
最新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关的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对就业水平有不良影响，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这一领域，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劳动需求的因素，并采用微观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然而，采用宏观数据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关于中国方面的经验研究则仍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对此是一个补充。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而中国金融结构也在迅速调整，故研究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采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就业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考察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第二，考察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对就业的作用，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lnEi，t=c+？琢i+vt+？字・lnlabori，t+？啄・lnfini，t+
？酌・lnlabori，t・fini，t+？渍lnCVi，t+？着i，t（1）
其中，Ei，t是就业率，？琢i是省际固定效应，vt是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残差项。labor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fini，t为金融结构指标，labori，t・fin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交叉项，用以考察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的影响，CVi，t为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使用的是中国29个地区（1）1999―2012年的数据。数据的来源如下：各省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各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各省上市公司的IPO、SPO、配股增发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等来自相关年度的Winds数据库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经济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
1.就业水平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就业水平指标为各地区就业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金融结构指标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金融结构”一词指的是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类文献中，金融结构被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这一定义被林毅夫（2009）、贾玉革和李健（2005）等学者称为“狭义”的金融结构。“广义”的金融结构则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
本文重点考察“狭义”的金融结构。因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反映金融结构：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M-finance）变量反映了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银行集中度（B-finance）变量反映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
关于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划分标准，债券和股票为直接融资，杨俊和王佳（2009）认为在中国地区金融数据缺失严重的情况下，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是一个相对较好的表达市场主导型程度的指标，并在其实证研究中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对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借鉴其做法，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来度量市场主导型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关于银行主导型结构指标，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统称为中小金融机构。本研究借鉴其做法，用各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占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衡量银行业集中度程度。该比例越高，说明该地区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
3.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具有二元经济和新古典的双重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正从二元经济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有二元经济的特征又有新古典经济的特点。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由于存在劳动力区域转移和部门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无法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古典模式下，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因此，本文用劳动流动指标来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转型的程度：劳动流动程度越高，向新古典经济转型的程度也越高。
目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指标有以下几种：
Parai & Beladi （1997）构造了一个劳动力流动弹性指标（w1/w2）=（L1/L2）1/？着。w1为农村部门的工资，w2为城镇部门的工资，L1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L2为城镇部门的劳动力。ε为两部门间劳动流动弹性，0<ε<∞，当ε=0时，劳动力完全无流动，当ε=∞时，劳动力完全流动。
蔡P（2001）利用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劳动的流动程度和两部门的劳动配置效率。比值在0到1之间，如果劳动要素完全流动，那么各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则比值为1。反之，如果政策和部门间的障碍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则比值小于1，比值越低，说明劳动自由流动的程度就越低。
与蔡P（2001）类似，王泽填与姚洋（2009）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其假设部门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与工业部门的工资呈正比，而工资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1;反之，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低，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0。
王泽填、姚洋（2009）和蔡P（2001）对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指标的构造思路基本相同，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和可实现性，能较好地衡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唐时达和刘瑶（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与蔡P（2001）相比，王泽填与姚洋（2009）构造的指标能更好地表达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因此，本文将采用王泽填与姚洋（2009）的构造方法来度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检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对就业水平的作用。
4.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均对就业水平有着确实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和城镇化水平（urb）。温怀德（2010）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系数不利于就业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而对就业整体不利。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猛，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在巨大的人口及就业压力下，不仅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就业逐渐困难，而且挤出了教育水平不高或者非熟练工人的就业。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认为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会降低农业就业人口，有利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本文用edu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urbit表示i地区t年城镇化进程。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eduit），1987年至2001年数据引用了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数据，2002年至2012年数据为作者根据同样的方法独立测算。其中小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6年，初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9年，高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12年，大学毕业设为16年。独立测算所需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化率（urbit），本研究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以（1）式为基础，从模型（1）至（5）依次进行如下回归：模型（1）检验了劳动流动（labor）和市场主导型融资（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市场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M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和银行主导型融资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银行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B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5）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进来，查看计量模型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平稳，则可用上述解释变量对就业指标进行回归;反之，则继续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特点，本文主要采用五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LLC 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根据AIC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7，检验结果如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5种检验方式的绝大数情形均证明，所有变量均为不平稳单位根过程，而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则表现为平稳过程。接下来估计面板回归方程，在估计回归方程之前，利用Stata11.2统计软件的vif和hettest命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也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自变量的vif都小于10）。
（二）面板协整检验
接下来本研究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1）Kao（1999）、Kao and Chiang（2000）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这种方法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2）Pedroni（1999）在零假设是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的条件下给出了七种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和Kao的方法不同的是，Pedroni的检验方法允许异质面板的存在。（3）Larsson et al（2001）发展了基于Johansen（1995）向量自回归的似然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这种检验的方法是检验变量存在共同的协整的秩。我们对lnE、lnLabour、lnMF、 lnBF、 lnlabour*MF、lnlabour*BF、lnedu和 lnurb进行Kao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 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Kao ADF 统计量在1%的检验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
（三）回归结果和分析
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表4给出了样本的估计结果。
1.关于金融结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和（3）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间接融资（B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负值，但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实证结果印证了Rendon（2001）的研究，如果金融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证券（直接融资）来减少其劳动调整成本（即金融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替代），金融发展会促进就业。直接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机构，大型机构的就业吸纳能力通常来说不如中小企业，因此银行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提高就业水平。
2.关于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劳动流动程度（labour）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这与Wacziarg & Wallack（2004）和Kambourov（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Wacziarg & Wallack（2004）认为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有利影响，劳动力市场临时解雇成本的降低和限制政策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Kambourov（2009）构建了一个开放、劳动流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其结果也表明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3.关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2）和（4）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MF）的系数显著为正，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BF）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直接融资程度越高，则对提高就业水平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间接融资程度越高，对就业水平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donatella、christophe和anne-ga？c（201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会有利于新兴小企业的诞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自由流动才能与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匹配，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
4.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4）可以看出，一是人均受教育水平（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虽然（5）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直观印象有一定出入，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高中、职专等中等教育规模和大学教育规模的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是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其劳动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了其他人的失业。二是城镇化率（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以及农村自身的城镇化，使得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且这样的就业人口的产业间调整一直在进行，使劳动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提高了就业水平。
5.关于模型的稳健性：从（5）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纳入全部变量之后，虽然有些变量显著性不够，但是在方向上依然与模型（1）―（4）保持一致，因此样本期内，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金融结构中，市场导向型融资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市场导向型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反之，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则有可能对就业造成负面冲击，中国银行业结构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对就业水平有负面影响。
2.劳动流动自由程度与就业水平呈正比。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而且要重视创造条件让劳动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流动。
3.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能够影响就业水平。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低的时候，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高的时候，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看，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状态逐渐向新古典经济的自由流动状态转变，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大幅提高;从我国人口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内影响一国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也会在短期内影响这个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然而，在劳动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之后，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将受到限制。因此，无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
注释：
（1）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台湾，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相关标准划分，这29个地区包括――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海南; 中部：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西部：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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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金融学范文5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证券市场;投资方法
1行为金融学理论
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综合现代金融理论，它是金融经济学家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形成、完善并把人的有限理性引入其中的理论体系。它从微观个体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动因来研究、解释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本质上，行为金融是深入研究被标准金融理论忽略的决策黑箱，它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长期以来，传统金融理论是以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等作为假定前提，认为证券市场的价格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包含了所有市场信息。
行为金融学和传统金融学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2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分析
2.1过度反应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研究最早是由德邦特和撒勒(1985)进行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倾向于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
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幅度大，而且波动的频率也相当高。股市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与市场投机心理，而市场浓烈的投机氛围则反过来会推进股价波动幅度与频率。因此，中国股市的频繁大幅度波动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
2.2处置效应
斯特曼和谢弗林研究发现，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的现象等。实际上，处置效应正是前景理论的应用，因为赢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盈利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结果，而输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损失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冒险，于是投资者持有已套牢股票更长时间，持有已获利股票较短时间。
我们认为处置效应反映了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
2.3噪音交易
行为金融学家对噪音交易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噪音交易者和短期性投资者存在的市场中，交易者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在他拥有的信息集合中，利用其中某一信息的投资者越多，他就越可能利用该信息获利，这些信息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也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聚集正溢出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使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不利于信息搜集与资源配置。
中国股市中噪音交易者太多，1999年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20%—50%之间，而1998年—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395%、388%和477%，噪音交易太多导致股票市场系统风险所占比例太高，同时总风险太大。平均而言，沪深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为39%，这一数字显著高于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股市。
2.4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并模仿他人的决策。行为金融学家从人类的从众心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等角度来探讨其内生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羊群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1)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羊群行为。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的“跟风”、“跟庄”的投资行为就是典型的羊群行为。(2)基于名誉与基于报酬的羊群行为。这种现象在基金经理中相当普遍，由于雇主不了解基金经理的能力，同时基金经理也不了解自己的投资能力，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的名誉风险和自己的报酬，基金经理有模仿其他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动机。如果许多基金经理都采取同样的行动，羊群行为就发生了。我们股市中投资基金投资风格雷同显示出羊群效应的普遍存在。
3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投资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3.1反向投资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是行为金融理论针对羊群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当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的联动推进投机性正向及负向泡沫放大时，基金经理可以利用能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套利交易。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过度反应的一种纠正。
由于市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基金经理不但需要良好的洞察力和应变力，更需要直面市场以及同业压力的勇气。基金经理在投资理念中融入行为金融的投资理念，一方面防止自身的羊群行为，一方面利用大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对市场整体走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基金经理们的投资运作水平。
3.2利用行为偏差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是非有效或不完全有效的，由于投资者受经验法则的谬误和情绪因素的影响，将会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理论价格。通过发现这些偏差，买入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例如，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可能会对市场中的信息反应迟缓，在利好消息造成某种证券价格上涨后，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有可能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因此，买入价格开始上涨的证券，卖出价格开始下跌的证券的惯易策略就成为基金经理可以选择的投资策略。惯易策略是首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市收益和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定义的惯易策略源于对股市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kg和Titman(1993)发现，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态效应。事实上，美国价值线排名就是惯易策略利用的例证。基金经理只有对投资者的心理，对市场延迟反应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证券价格变动的趋势和持续时间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才能在合适的时机买入和卖出证券。此时，对于投资者大众心理的研究和把握就成为优秀的投资基金经理必备的一项能力。
3.3投资组合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势有效)。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3.4购买并持有策略
个人或者机构投资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入一支股票时，应详细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指定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3.5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下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而降低。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行为金融学虽然在国外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许多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基本上是个无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进行研究，要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加以发展和利用，探索出适合中国广大股民投资行为、投资策略，以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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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金融学范文6
一、金融风险的涵义
每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金融风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每一个经济实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容。在经济生活中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与金融风险之间都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对一个国家宏观决策和经济发展，也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怎么减少和回避金融风险对于金融界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可以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就需要对金融风险的涵义和种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金融风险作为风险中的一方面，就好像人们对于风险存在不同的定义一样，针对金融风险的定义，实务界和理论界也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所谓金融风险，其实就是人们在金融活动中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或者事件；有些人认为，金融风险是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种风险模式；有些人认为，金融风险主要是一种经济损失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等。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最后一种观念与风险的范畴似乎更为贴近，换言之，金融风险是一种可能性，与金融风险的本质更为接近。所谓金融风险，其实就是指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每一个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或者投资经营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不确定变动，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的种类较多，主要有外汇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货币购买力风险、流动性风险、证券市场价格风险以及国家风险等几类。
二、金融风险管理起源
金融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发展时间已经有30多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环境和规则，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金融市场不断出现波动，使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成为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需求；第二，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金融学理论也得到较大程度地发展和进步，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管理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第三，当前，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得到了较为快速地发展，这样一来，风险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具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环境主要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外部经济环境都会对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及制约；第二，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崩溃，进而宣告世界范围内的固定汇率制度走向衰亡。在此之后，很多公司以及个人都会面临形式各样的金融风险，例如，汇率风险等等。尤其是在之前的10多年进程中，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例如，1987年美国的“黑色星期一”大股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等。通过这些事件，可以得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损害。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重视。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经济学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逐渐取代之前传统的经济学。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到很多针对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分析框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金融学已经从众多学科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全新的经典金融理论和模型逐渐创立起来，并且也得到了广大金融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接受和运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有效资本市场之父”的Fama提出“有效市场假说”，夏普和林特纳等人创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以及布兰科-斯科尔斯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等。综上所述，在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更为坚实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和软件开发能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也可以充分运用数学模型、仿真模拟等手段，对遇到的各种金融风险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门新的学科，称为“金融工程学”。
三、我国目前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1.金融组织机构不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组织机构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求其不断完善和健全，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作为其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体系也逐年发生变化，同时也获得了较大成效，银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和规定，进而使我国金融内部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然而，与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相比较，我国还没有建立足够健全和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以及管理体制。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央行的信贷资金管理和金融监管工作主要针对业务范围的控制展开，现行的风险管理体制还是运用传统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相对而言，较为薄弱，已经不能与当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相符合和适应；第二，金融机构内部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导致出现大量债权，同时不良贷款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从而使信用风险不断上升，致使金融资产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第三，当前，我国很多金融机构并没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监管组织机构不够完善，同时其他部门也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各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从而使风险管理出现更多难以解决的难题。总而言之，我国很多金融机构风险监管不够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也存在较多问题。
2.风险防范意识差，法律意识淡薄。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金融市场全球化发展也随之出现更多相关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我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转型，但是却不能正确认识金融风险，甚至对金融风险的基本概念和根源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例如，针对银行而言，商业银行为了扩大自身资金规模以及贷款规模，进而出现很多不良贷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没有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扩展各项理财投资业务，不断增加金融风险。针对投资者而言，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没有了解金融市场行情，盲目投资，风险防范意识较弱。因为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不够完善，在金融体系中还不能完全渗透相关法规和制度，造成监管力度不够，法律意识淡薄。所以，针对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观念重要性的大力宣传，对于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金融市场信息不透明。所谓信息透明度，其实就是指信息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将全面、可靠的消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开披露，从而使信息使用者可以对某家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投资理念等进行较为准确地评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产品其实就是信息咨询的集合体，在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信息透明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信息并没有实现透明化，这样就会使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失真，存在很多内部交易，而且也极有可能对资金流向进行自行操纵。从宏观角度分析，会使市场秩序混乱，而且也会引起市场的巨大波动。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投资者进一步投资金融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也进一步使金融投资风险加大。而资金的短缺，使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出现恶性循环，从而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4.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单一。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主要金融机构属于混合经营，就是将传统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以及期货交易业务作为有机整体，同时开展，并实现全球化运作模式。但是，我国还在沿用传统的经营模式，主要为存贷款模式，针对中间业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作为之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金融产品相对较为单一，面对需求各异的投资者无法满足，投资渠道越来越窄，投资者不能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在我国，金融企业存在较多的指令贷款，致使利润降低，呆账积累现象严重，从而使金融风险概率不断加大。而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瞄准我国作为发展基础，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发展，若是我国不能与当今国际市场流行惯例运作相匹配，那么我国金融企业，将很难找到一席之地。
四、完善金融管理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1.完善风险管理体制。为了使金融机构免受外界金融风险的影响和制约，就要将内部风险管理体制放在重要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抗风险能力的强弱，需要与其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程度相结合。所以，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一，应该定期组织相关金融人员学习相关法规制度，从而使相关从业人员以及公众对风险管理防范意识得以不断提升。金融主管部门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结构设置，进而使内部管控更具有有效性。第二，应该建立合理有效的责任制度，使各相关规章制度更加规范，进一步明确责任人的权限和责任范围，强化风险和责任意识，进而使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第三，应该不断加强相关人员自身素质的提升，使其具备发现潜在风险的能力，并且可以针对风险进行有效地防范和解决，从而使风险管理体制得到不断完善。
2.加强国际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越发紧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国际金融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导向。总结美国金融次贷危机可以得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区或国家均无法避免，因此，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以共同面对和应对危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联系，应对流入或者流出的国际资本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维护和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此外，还应对过往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宝贵的经验财富。
3.加强监管力度。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通过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市场和机构进行的某种规定或者限定。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确保金融市场发展稳定。第一，应明确市场定位，对违规问题进行处罚，尝试建立信用等级制度。第二，应完善财税制度,并正确处理企业、财政、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还应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提供重要支持。同时，也应注重金融法制建设，以加强金融机构本身防范监控风险的能力。
4.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创新。在各种类型的金融创新中，制度创新是经济的创新，这不仅因为制度创新决定着其他创新依托的制度环境，从而影响其他创新的收益，更因为制度创新可以发挥先进制度的激励功能，对金融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首先，针对风险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为了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需要更好地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审贷分离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并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创建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其次，针对交易工具的制度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虽然我国目前的交易手段和交易工具都较为单一，但应及时建立针对衍生金融产品的管理制度，从而为新交易工具的推广奠定制度基础并有效规避由此诞生的风险。再次，针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监管机构应给予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充分的成长空间，从原来的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监管制度应侧重于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例如，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等。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