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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1
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实习报告 实习人：史晓涵 专业：法学 实习地点：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 时间：2007年4月6日—2007年5月13日 本次实习时大学阶段最后一次实习了，大家很是激动、又很是期盼。因为这次实习既可以完整检验我们在大学阶段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社交的平台，为我们正式走入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此次毕业实习给我的感觉就是：层次更深、内容更广、意义更大。所谓层次更深，是知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次上，而是要深入挖掘法律条款的应用背后的理论进出和理论根据。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的专业要求更加苛刻，需要我们对法律条文十分熟悉，对法律条文所指向的现实应用也要能够从容把握。
所谓内容更广，是知我们实践的内容包括了案件的旁听、庭审后卷宗的整理、包括了对每一个所参与案件的预评以及对处理结果的分析。因此我们体会到，此次实习对我们专业素养的提高，一定大有裨益。 所谓意义更大，在外延上是指实习过后，我们即将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实习的效果对自己的从业能力极有影响；而在内涵上，此次实习是对我们大学四年的知识掌握的一次总的考察，从正面直接反映了本科四年的学习效果。 我的实习单位是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离家比较近，而且这的司法环境比较好，一些抓主要案件的法官也都愿意带我。来到法院，我立即同入到实习工作中，虽然说不上驾轻就熟，但也不想第一次实习那样对一切都很陌生。 刑庭的工作很忙。我到这之后，先是和另外几个实习生把以前积压的卷宗整理下来，这之间有什么典型的案子，法官都会叫我们过去旁听。整理卷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案件已经审结，很多书面材料又放得很零散，有的找不到的还需要临时补充，跑上跑下很是累人。这个工作有一点好，就是不需要懂什么脑筋，按部就班把材料找齐，装订一下就行了。从这份工作中我可以看出，法院的一些工作还是很不到位的。因为卷宗的整理原则上是案件审结后就必须完成的，但是从日期上看，这些工作被拖延了数月至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法院的人手不够，导致本应按时完成的工作一拖再拖；二是有些法官的责任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实习生来了，这种不需要大脑思维的活计就只好由我们来做了。旁听庭审看似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事情，但如果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就需要大动一番思考。这之间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这样一个案子： 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某地方初中的学生，平日里游手好闲，基本上属于学校、老师、家长“三不管”的类型。因为痴迷网络，手上又没有很多钱，他们就长期在校园敲诈勒索学生，直到案发，他们竟然在校园为祸半年之久。 案发原因也值得一提：某日他们故技重施，勒索一名学生，并且扬言“不给钱就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但是那名学生身上实在没钱，他们于是叫他回家去取，而且声称取不到钱，就不让他进校门。这名学生回家要钱，言语吞吞吐吐，编的理由也不符常理，这才引起了家长的怀疑。在家长的追问之下，这名学生吐露了实情。于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找到了学校。 学校有关部门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暧昧。一再强调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学生打架斗殴的事件，并说学校会尽快处理，让家长放心回家。 家长走后，学校有关老师只是安慰了一下这名学生，而没有深究此事。当日放学三名犯罪嫌疑人再次找到这名学生，在得知他仍然没钱而且还把家长带来告到学校后，三名犯罪嫌疑人怒不可遏，将这名学生痛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后来经法医鉴定，该学生的伤情已构成重伤。 三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交待了近半年间他们敲诈勒索、抢劫、抢夺学生的多起犯罪事实。据说，三名被告人交待的事实，让办案的民警很是震惊。而他们三个还在天真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因为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众多，而且很多都是连犯罪嫌疑人都不认识的人，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民警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据办理此案的民警透露，有部分学生，慑于他们三人的，迟迟不敢出来作证。经过警察和家长的共同教导，才肯出面指正。 这件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只是涉及的关系非常微妙，对整个县的教育系统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在旁听席中，坐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还作了该所学校和县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 因为证据充分，三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也较好，所以庭审十分顺利。三名被告人都请了律师，但律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没有太多反驳，只是强调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适用法定的从轻处理的情结。庭审结束后，法官当庭宣判：三名被告人属于共同犯罪，且触犯刑法所规定之数罪，但鉴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应当从轻处罚，最后判决三人三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由于被害人的委托人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官又判决三名被告人家长向被害人共同支付人民币5万元整。判决书宣读以后，三名被告人的家长失声痛哭，整个法庭一片悲景。 庭审结束后，我找到负责此案的法官，我问他为什么没有适用缓刑，给三名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法官说如果他们的罪行能再轻一点，对被害人的赔偿能够主动、及时一点，判处缓刑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否定了他说的两个假设，所以只能严格按照法律来宣判。他说自己办这个案子的压力很大，三名被告人的家属找了层层关系，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出去”。 虽然案件已经审结，但我心中的问题并没有完。首先我想到的是，三名犯罪嫌疑人在学校危害这么长时间，为何无人知晓、无人报案？其次，对于一部分画像堕落的未成年人，我们的学校、老师、家长是继续教育他们，还是抛弃他们、把他们推向社会？最后，在本案中，家长是不是可以对学校提起民事赔偿，要求学校承担管理者的责任。这三个问题，在我咨询了我得带队老师后，基本上就得出了答案。 第一，学校不仅仅是教育者的角色，他要扮演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管理者的角色。在学校有人对学生侵害长达半年之久，而且又是群体性的受害，学校是真的不知情，还是根本就不想管？从学生的角度讲，因为他们年龄小，独立的个体对于群体来说又处于绝对的弱势，所以很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所以在平时，既需要学校加强教育，又需要家长关心孩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受到侵害后该怎样去做。 第二，很大一部分未成年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哼了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家长也不愿过多的约束他们。其实，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首先作为家长来说，要重视自己的孩子，不但要懂得教育他们，而且要懂得和他们交流感情。孩子做错事时，不能一味打骂，否则极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家长还要加强孩子的日常看管，不能只顾着挣钱。一些不适合未成年人去的地方，诸如网吧、歌厅之类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去，因为这些地方的诱惑力太大，很容易让不能完全辨别是非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也很容易让孩子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等到孩子出了事之后再去找关系、忙赔偿已经为时已晚。我始终信奉这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和家长。 第三，在这个案件中，被害人完全可以向学校提出索赔。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学生在学校受到侵害的案件，被害人的家长在孩子受到威胁后，及时找到学校，但并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学校作为管理者，却疏于管理，理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诉讼的性质该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我认为应当是民事诉讼。应为学校毕竟不是行政机关，以“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事实上，这件案子不仅涉及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法律所能纠正或者惩办的只是公民的不法行为，而在这些不法行为的背后，隐藏的几乎都是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果社会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地解决，相信这三名未成年的学生也不会走上自己的不归路。现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对未成年人的培养和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很多政策或者法律一到地方马上就变了味道，因此我认为，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以及教育机构，对自己的执行能力应当进行一番反思和整改。 实习一段时间后，我根据自身体会，想谈一下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思考。这里说的司法制度，主要是指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 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法官、检察官并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执业能力，但司法制度对于司法公正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司法制度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公德。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建立或者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或理念。注重培养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和个人能力。 对于在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国家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建立相应的标准，定期考核其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不能过完司法考试就算完事。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应该及时让其加强学习，之后仍然不能胜任的要及时让其转换岗位。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要求，理应比普通的公务员要严格一些。 在国家监督的同时，应该建立晚上的群众监督机制，让普通百姓行使一定的监督职能。法官和检察官接触最多的就是百姓，他们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和普通百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让老百姓评价他们心目中法官、检察官的好坏，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依据。这不仅是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是因为百姓的心中有那杆衡量“官员”的称，这杆秤就是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 这里我主要提出的是：转业军人不宜直接加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目前我国对于转业军人的分配、安置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规定，一些部队上的“首长”、“长官”直接转业到了法检机关。这些人几乎没有经过法学教育的培养，虽然临时背背法律条文也能办事，但所办之事着实体现不了当代的法学精神，对我国司法实践的长久发展实无益处。
一个多月的实习结束的很快。回顾这段日子，我感觉收获很多。首先我和很多同事、领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他们在一起，可以讨论专业知识、可以讨论社会热点，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拉拉家常。这种友谊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友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法律。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此会倍加珍惜。其次是我更加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学校是一个象牙塔，在里面的时间久了，虽然可以安心于学术，但是总会有一种脱离社会的感觉。而实习是把我们和学校、社会相互联系在了一起，在实践中检验了所学的理论，从实践和理论这两方面来说都得到了升华。
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2
儿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儿童的任何问题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流浪儿童问题的产生是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在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造成的，如婚姻的不稳定、人口流动的加剧、经济的两极分化加剧等，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犯罪潜力群体，严重威胁国家和社会的治安。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流浪儿童问题都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携带儿童流浪乞讨的成因分析
1.首先从经济、家庭、教育、社会方面的影响来看
经济方面，目前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大多认为经济贫困与儿童流浪之间密切相关。首先，社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我国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盲目的外流而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很多人只好带着孩子流落于街头，甚至以乞讨为生，那些与父母失散的孩子更可怜，随时面临着犯罪集团的控制和威胁；其次，一些农村家庭由于孩子较多，父母本身的素质不高，目光短浅，即使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可他们却认为多一个在家吃饭的，还不如让他们早些出去打工挣钱；有的家长甚至把孩子直接卖给人贩子或者租给一些私人做童工来获取眼前的一点点利益；再有，一些孩子听外出打工的人描述，为了早日经济独立而外出打工，可结果等待他们的都是成为被携带着的流浪乞讨工具。
家庭方面，家庭可以说是促使儿童流浪的最直接诱因。第一，家庭教育不当，许多家庭在教育内容上持极端功利主义倾向，望子成龙，过分溺爱，造成孩子们是道德素质低下，自由放荡，结果是把一大批尚无自立能力的儿童推向了街头；第二，家庭结构变化或是父母婚姻发生危机，不完整的家庭很容易造成儿童被遗弃或是无人照料而在外流浪；第三，家庭暴力，不良的生活环境不但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甚至可以扭曲他们的人格。外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对孩子是很大的诱惑，很容易外出流浪。
教育方面，教育功能的不完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模式下，那些在学业上表现不好的青少年被贴上“差生”的标签，他们常常面对的是同学鄙夷和老师们的“冷漠、嘲笑、训斥甚至暴打”。渐渐地，他们就沦落成学生中的孤独者，偏离了正常成长轨道，最终被学校所遗弃，过早地走向了社会。
社会方面，违法犯罪团体的存在，唆使未成人乞讨，未成年乞讨儿童中有一部分是被犯罪团体从落后农村拐骗雇佣而来的，比如有的人专门从偏远农村“收购”残疾或正常儿童，以每月或每年付给家长一定酬金的形式，租童乞讨。还有的是因流浪至穷途末路而控组织起来乞讨的，他们都是黑恶势力赚钱的工具。这些幕后的黑手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另外，在我国某些地方存在“乞丐村”、“职业乞丐”现象，村民的流浪乞讨不仅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反而为其他人所羡慕和效仿。这种流浪乞讨的亚文化，在一些教育落后、民风尚未开化的地区促使人们只重视利益结果不重视利益实现途径，纷纷选择进城乞讨，留守儿童也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
2.流浪儿童救助法律层面的不足
带儿童乞讨“收益”高，这成了对携童乞讨的变相鼓励。携带儿童流浪乞讨目前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就盲目的取消打击儿童流浪乞讨方式，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然而利用儿童乞讨容易博得大家的同情，因此个别乞讨者无视孩子的成长，把孩子当成赚钱的工具。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因此，携童乞讨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经过行政处罚仍然不改的，处理起来就缺乏法律依据了。
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法律距离形成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很多法律法规对儿童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明确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的职责，缺乏具体操作性，不能有效的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是专门为保护儿童权利而制定的法律，但都是综合性的，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至今我国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儿童保护体系来落实这两套套法律。2001年制定的《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义务；第三十六条规定，父母离婚后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力和义务。1991年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弃婴；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如不履行其监护职责应当承担法律责任；（1999年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有上述类似的儿童权益保护条文，在此不一一列举。）尽管有这些规定，却没有相应配套政策来具体实施，以至于这些法律条文成为摆设，没有真正起到保护儿童的目的。2006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上述儿童保护条款进行了完善，但是仍没有如何实施、实施到何种程度的具体措施，以及违反这些法律相应后果如何的规定。总之，当前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总体来看还有些笼统，需要进一步细化。例如可增加加强对儿童监护人的劳动教育，设立乞讨人员救助基金，建立一些劳动场所，使其自食其力等条款。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对于携带儿童乞讨屡教不改的，甚至虐待儿童的，可以剥夺其抚养权，将儿童交由福利机构进行抚养教育。
3.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缺失
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建设都需要大批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支持城市建设，这也引发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很多进城务工的夫妻都把孩子留给年迈体弱的父母代为抚养和监护；还有一批人也把孩子带到城里，但是因为无暇顾及孩子，也出现了监护方面的问题；除了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引发未成年人监护出现问题，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因父母的离婚或死亡也出现了没有被很好监护的情况。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如未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未设立国家公权监护、对监护监督、惩治制度没有相关规定等等。正是由于监督机制的欠缺，监护领域行政执法主体空缺，使得未成年人长期处于监护缺失的状态，现实中儿童早年辍学、沿街乞讨，甚至被黑恶势力控制参与犯罪的现象屡禁不止。
回归社会的困难，无可否认，集体养护下的儿童由于生活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往往出现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机构病”。事实证明，儿童对接触和互动有着基本的生物与感情的需要，但集体养护下，儿童的这些需要常常被忽视，结果导致成长的障碍。因此，通过各种形式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对这些孩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而对曾经有过恶劣习性的流浪儿童，很多社会上的家庭心存疑虑，如何让这些孩子寄养在生育父母以外的家庭，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4.救助机构的专业性不足
首先是救助资源缺乏，已有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只能收容不到一半的流浪儿童。目前的310多家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只能救助保护其中的一部分，其余一大部分流浪儿童是和成年人流浪乞讨人员在一起，在救助站得到暂时的安置，与成年人混杂在一起，而部分成年人身上的恶习对流浪儿童有很深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游荡在社会上。
其次是专业化程度低，我国目前对流浪儿童的教育主要是文化知识、传统思想品德，以及技能培训，但是这些教育矫治方法是否能够修复流浪儿童受到伤害的身心和情感呢？与正常儿童不同的是，流浪儿童的信任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际间的信任，以一种敌视的内心看待这一社会。这就需要专业的社工介入，进行心理咨询和认知修复。但是目前，我国多数救助机构并没有配备符合条件的人员。
二、解决携带儿童流浪乞讨问题的对策建议
1.加强流浪儿童救助立法，完善执法
“依法治国”的政策要求我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的立法应具体到各个部门，分配其所属权利与义务，并明确规定监督机构及其监督职能，完善责任机制，使各部门对自己的具体工作有明确的认识，便于相应机构贯彻履行，在其未履行职责时，有监督机关的监督甚至追究其法律责任。对流浪乞讨问题，各地市民政局及其下属救助站、公安机关和城市执法局三个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通力合作，互相监督，做好救助工作。
当下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相关法律中，对儿童权益的保护都有涉及，但目前这些法律条文尚不能有效扼制和杜绝流浪乞讨和“被乞讨”的谋利现象。应建立和完善一套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包括儿童权益的保护、儿童监护人的教育和监督、流浪儿童的救助和保障等。首先，加强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并且完善具体执行政策，把儿童的保护落到实处，用法律保证其长效，严格执法，不让制度流于形式。其次，制定监督儿童监护人的法律法规。现实中，对问题家庭的介入程度不好，对监护人的监督和惩治缺乏合法性的依据。对未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有效惩治，或者进行强制教育，或者是经济处罚，必要的时候剥夺其儿童的监护权。
笔者认为，撤销那些虐待、遗弃、操纵孩子乞讨的父母的监护权。对于触犯法律拐卖儿童的必须从严惩治，哪怕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也决不能纵容。对贩卖儿童，买孩子乞讨等犯罪集团要施行重罪，做到早期干预，标本兼治，还孩子一片纯净的天空。
2.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反馈机制
首先要明确民政部门作为国家监护的主体。对于那些监护人客观上无法为其孩子提供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最一般条件的未成年人，国家可以有多种形式担任其监护人：一是国家直接设立儿童福利机构承担监护职责；二是委托具有监护能力并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社会成员进行监护，民政或其他部门对其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承担相关监护费用，给付一定监护报酬；三是委托审查合格的民间组织承担监护职责，由民政或其他部门对其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承担相关监护费用，给付一定监护报酬。
其次要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的公权督促机制。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的行政执法主体，赋予其负责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管理、监督、执行的公共职责和权力，形成统一的从上到下的有效社会控管力量和政府公权服务体系。笔者认为，应建立起职业化、专业化的青少年保护组织，并赋予其实权，形成一套完整的机构体系，代表国家承担监护的实体职责，进行动态监督和信息的反馈。
3.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解决乞讨儿童安置问题
社会救助体系包括救助站、儿童福利院机构、残疾人救助站等，尽管我国很多城市已建立了有关单位，但尚不完善，经费也往往捉襟见肘，因此还需要不断完善。首先，实现经费来源多元化。我国的救助体系主要由国家负担，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负担，而且难以保证经费的充足，对此问题我国应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在经费捐助、儿童教育培训乃至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例如建立“流浪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等通过完备的救助体系，解决儿童安置问题，防止其再次走上流浪乞讨的道路。
4.建立专业化的儿童救助工作队伍
各级救助中心要配备专业人员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心里矫治等工作。在救助机构中要引进社会工作者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周到的服务，运用青少年社会工作方式，采用小组工作方法、个案工作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一定的教育与矫正工作，打开他们尘封的内心，修复他们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发挥社会工作专业调动社会资源的特长，争取各种慈善组织和社会组织为救助流浪儿童进行捐助。
总体上看，我国救助管理机构引入社会工作理念，设置社会工作科室和岗位，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基本上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建立专业化的救助工作队伍，不仅要关注其现在问题的解决，而且要特别关注从预防和发展的角度开展救助工作。从治疗到预防，从救助到发展，特别是对于被携带的流浪儿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帮助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
5.依法打击幕后组织者，维护未成年的权益
当前商业街、各大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是乞讨儿童最为众多的区域。这些儿童每天都朝九晚五地出现在固定的地方乞讨，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有组织者在控制着他们进行集体乞讨。建议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一旦发现确实存在幕后组织者，依法从重从快处理。被认定是被拐卖、拐骗的未成年人，尽快送返其监护人身边。对暂时找不到其监护人的，护送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并继续查找其监护人。对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要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建立流浪儿童数据库,提升救助率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大城市的流浪乞讨儿童比较集中。而解救乞讨儿童需要流浪乞讨儿童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联动。被拐卖的乞讨儿童需要解救，被携带的流浪乞讨儿童同样也需要解救，建立流浪儿童数据库十分必要。
流浪儿童数据库包括公安机关的加强流浪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以便对失踪儿童和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流浪儿童的信息上网，使全社会对流浪儿童以及困难家庭进行救助，从而真正解救乞讨儿童。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开设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颇受关注，受到全国网友和公安部门的关注，公安部门提醒网友，如发现携带儿童乞讨者请积极寻求法律帮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得这个过程更加的透明化，更加容易，因此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整合社会资源，安置流浪儿童，提升流浪儿童的解救率。
三、小结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拐卖人口，禁止胁迫未成年人乞讨卖艺，但对于街头这些携带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事实上处于现实的边缘状态，他们游离在法律之外。
“携带”和“胁迫”只是一个词的差异，问题是，谁去负责鉴别这些街头“被携带”的儿童是否是“被胁迫”的？谁又去负责鉴别他们是否是被拐卖的？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去判定，至少客观上是无法可依的，而这将是解救被携带的流浪乞讨儿童的最大瓶颈。
流浪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诸多问题共同引发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府都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所以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也需要多方面入手，多部门的相互配合，民政、司法、卫生、教育、城管、财政等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对流浪儿童实施积极的救助和保护，同时更要注重从源头上控制流浪儿童的产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就要尽快建立起以救助和保护弱势儿童为重点，以所有儿童的福利为对象的儿童福利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改善和提高困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
参考文献：
[1]李欢等.乞讨低龄化现象探析[J].番禹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27.
[2]林云飞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主体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许昌学院学报,2010(10):48.
[3]钟久辉等.关于构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机制的思考[J].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2):76.
[4]范媛丽.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看孤儿的救助――从地震孤儿谈起[D].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9,35.
[5]林宝华.论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制度[D].延边大学学位论文,2005,18.
作者简介：
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3
关键词：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思考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69-02
一、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国内
在国内，见义勇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道德情操的体现，也是一种敢担当道义、不顾个人安危的高贵品质。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一种美德。
1.《民法》中对“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制度
以我国《民法》中对“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制度为介入点提出的一些论述，这主要涉及侵权人自身和受益人：第一，《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学者们以此为依据推定这种情况下见义勇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从损害推定人侵权人的过错，这还是基于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犯，若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根据民法上“无过错即无责任的精神”，侵权人不用承担见义勇为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二，对受益人适用公平责任。学者们据此提出了其存在的三种弊端，即一是见义勇为行为人在实施救助受益人不成功时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时，损害得不到赔偿；二是见义勇为行为人人身损害程度大于所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范围，损害得不到完全赔付；三是受益人没有赔付能力的。
2.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们国家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等都颁布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地方性法规，其中涵盖19个条例、8个规定、4个办法。虽然这些法规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却是不矛盾的，其宗旨都是为了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推行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在国外，存在着两大法系涉及“见义勇为”的相关法规。
1.英美法系国家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
美国的《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SamaritanLaw）虽然在各州的法律细节上存在着各异的司法变化，但他们在总则上都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除非“照应提供”关系（譬如父母孩子或医生患者关系）或“好撒马利亚人”对病症或伤害负有责任，否则任何一个人不能被要求为受害者提供任何援助。二是，任何急救的提供，不能用以交换任何奖励或报偿作为结果，医疗专家医疗急救行为是与他们的职业相联系时，不受好撒马利亚人法保护。三是，只要援助者在同样训练的水平、在同样情况下作合理的救助，法律上就不需对受害者的伤残、死亡或毁形负责。
2.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用刑民并举的方法来规范见义勇为者的义务，法德是大陆法系立法的代表。
法国，在刑事方面，《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德国，在刑事方面，《德国刑法典》第330C条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
二、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在现实中所面对的困境
（一）“见义勇为”概念的界定
1.“见义勇为”的概念，只是见于地方性法规中
2006年2月1日生效实施的《贵阳市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暂行办法》的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对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免遭或者减轻侵害，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排除、减轻突发性公共事件危害的行为（特定职务行为除外）。”截至目前，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已颁布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进行了立法保护。虽然他们的语言表述稍有不同，但都尽量做到了对见义勇为公平合理的评定：见义勇为的主体是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的自然人；见义勇为保护的是国家、公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我国学术界关于“见义勇为”概念的几种表述
针对“见义勇为”这一概念，国内学术界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通常学者提出“见义勇为”应该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
（二）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社会学或者法学的一个概念，一般意义上是指没有成年的人。法律上，未成年人即是未满法定成年年龄的人，当中包括婴儿、儿童，及部分青少年。
（三）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带来极大的隐患
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相对成年人来说不成熟的心理特征和没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社会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和正确的保护。鼓励和支持未成年人参与与其年龄不相适宜的见义勇为行动，实际上是对未成人的生命健康权极其不负责，虽说鼓励这种见义勇为的初衷似乎也是合乎社会公德，能够激发全社会参与到其中，但这也可能会诱导未成年人身处险境而遗患无穷。这也是由于未成年人普遍缺乏对潜在危险的预测和判断，而且他们对传统教育中宣扬的“少年英雄事迹”有着强烈的模仿欲望，面对危险，不假思索贸然行动，其结果就会增加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伤害。这是由于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个体力量、生活经验和危机判断能力都十分有限，更不具备助人脱险和与犯罪分子作正面斗争的能力。所以说，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社会不应该鼓励更不能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因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平安成长。
三、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法律思考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期和生命意识的唤醒期、确立期，他们的生存权利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生活阅历尚浅、对行为及其后果的是非判断能力较差、对犯罪行为也没有一个合理预见性，更缺乏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经验与能力。这也正是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监护人，同时也基于他们对事物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还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因此，法律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就是要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健康权。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法律思考。
（一）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的有关精神
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深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以充分负起它在社会上的责任，确认为了充分而和谐地发展其个性，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考虑到应充分培养儿童可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并在《联合国》宣布的理想的精神下，特别是在和平、尊严、宽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下，抚养他们成长。”《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公约的宗旨是保护儿童权益，为世界各国儿童创建良好的成长环境。该公约中的第3条有明确规定：“一是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二是缔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三是缔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结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方面的标准。”
（二）背离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宗旨
未成年人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他人生命的安全，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但按照国际惯例中的规定，未成年人在突发事件的危机中首先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也是基于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之星。学校更要负起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我国曾发生过多起由学校领导和老师，率领未成年学生赶赴火场救火，并造成学生伤亡的事件，这不应当是一种值得表彰的行为，反倒应当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领导和老师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财产的安全，但其结果却是剥夺了未成年人的生存健康权。这种价值观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某些的联系，是一种愚昧的观念，也是用学生们的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因此，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强学校对未成年人的德智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的认识“见义勇为的实质，这是很关键的。同时也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做到与时俱进，严格规范社会团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细则，这才能保证未成年人真正成为国家的未来之星。
（三）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有损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形象
法律是一套约束行为规则的体系，国家通过建立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约束效力。健全的法律制度能有效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截至目前，我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制定了关于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条例，但全国性的见义勇为法律规范还没出台，更不会存在只针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法律文本，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国家法制建设还是亟待于改进和不断完善。
四、结语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使这种行为在中小学生中发扬光大，必须掌握一个适当的分寸。长期以来，见义勇为，“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观念在我国传统的思想教育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少年英雄赖宁成为十佳少先队员以后，争做见义勇为好少年的热潮简直就是一种时尚。新闻报道中涉及未成年学生抗灾抢险、舍己救人、直面的壮举也比比皆是。这就形成了一种错觉，暗示着未成年人要积极参与到抢险救灾的活动中，这就严重地威胁着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所以我们应该教导让孩子们在见义勇为的行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伸出见义智为的智慧双手。
参考文献：
[1]方世荣，等.见义勇为及其行政法规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4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J].法学研究，1996，(3).
[5]米尔恩.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5
所谓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遵循的步骤、顺序、方式及时限的总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省略步骤。即将必须的法定步骤予以省略。第二，颠倒顺序。虽然执法人员履行了全部的执法步骤，但不按各步骤先后顺序履行则构成颠倒顺序的程序违法。第三，改变方式。例如，《税收征管法》规定采取简易保全措施的手段仅限于扣押，如果执法人员采取了查封或者冻结的手段，就构成了改变方式的程序违法。第四，超过时限，即未按法定的时限行使税收执法权。
二、税收执法超越职权
在行政执法中，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结合税务实践，税务机关超越职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主体越权。又分为两种情况：1.级别越权.指下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了应当由上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的职权。2.业务越权。二是管辖越权。三是职能越位。四是无委托执法。
三、税收执法侵权
基于现代法治理念，现行税收征管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范税收征收行为，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近年来税务机关在保护纳税人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税收执法侵权行为：一是对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缺乏充分尊重。此外，税务机关解答纳税人的咨询还欠缺及时准确。二是回避权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侵犯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权。具体表现在：对纳税人的同一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和稽查部门往往意见不一，相互矛盾，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对于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上级税务机关在检查工作时，往往以纠正错误为名进行“秋后算账”，让纳税人感到税务机关出尔反尔，这既损害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又影响了税务机关的诚信执法形象。
四、税收执法依据错误
一是违背合法行政原则要求，在税收执法中，不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只依据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由于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在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存在败诉的风险。二是法律适用错误。本应引用A法的有关规定，但却错误地引用了B法的有关规定。三是条款引用“张冠李戴”。有的税收执法人员，不懂得如何正确识别法律的条、款、项，导致具体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本应属于“项”的规定，却错误地作为“款”予以引用。四是忽视法律的立、改、废。在税收执法中，引用了过时的、已被废止、撤销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未引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五是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出了不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处理、处罚决定。
五、税务案件定性不当
一是违反税权法定、法律保留和法律优位原则，当税法无明文规定时，错误地采取了权力本位观，作出了影响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决定。二是案件定性不准。例如，虚开发票偷税行为，同时构成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和《税收征管法》，根据规定，应按偷税行为处罚，但执法人员却定性为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或者按偷税和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并罚。三是定性时未充分考量全案情况，作出了片面的认定。六、证据收集不充分、不合法
税收行政执法证据指的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在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措施和手段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在日常税收执法中，证据收集风险主要有：一是不收集证据，凭经验执法。二是证据收集不充分或者违背证据的“关联性”要求，所收集的证据与处理、处罚决定中阐述的违法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是证据收集方式不合法。四是先处理，后取证。在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后才补充收集证据。五是证据制作不规范，未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收集、制作的规范化要求。
七、自由裁量权滥用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规章赋予了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税收执法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偏差，从而产生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执法风险。行使自由裁量权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违反比例法则。即行政处理手段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性不成比例，在税务行政处罚上体现为违反“过罚相当原则”。二是有多种行政手段能达到行政目的时，采取了损害纳税人权益的方式。三是考虑了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因素。例如，执法人员因纳税人陈述申辩而错误地认为纳税人态度不好，从而对纳税人实施了加重处罚。四是背离既定的惯例。五是行使自由裁量权未说明理由。当前，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作出处罚决定没有详细陈述理由，即没有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违法情节、方法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陈述申辩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因而，行政处罚决定让纳税人难以信服。
八、行政复议处理不当
一是不作为。包括：无正当理由不受理，不审查、不答复，无正当理由超期不作复议决定、不在合理期限内确认复议担保的效力性等。二是复议机关未全面客观调查取证。仅从证明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角度收集证据。三是复议决定未准确告知申请人提讼的时间和具体对象，引发诉讼时效争议。四是复议机关在避免当被告心理的驱动下，违法作出复议决定。
九、税务执行不到位
保护未成年的法律条文范文6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权利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精神，首先体现着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现代文化环境使个体人格通过法律权利的保障而从社会整合中独立出来。在依法治国中，不管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诸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择业自主权等，还是和法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如企业（公司）名称权、所有权（经营权）、产品的商标权等都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些权利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使各种法律主体更加个体化，突出其个体存在及其能量的释放，从而也使个体在法律权利的营养中健康成长、发展壮大。可见，倘没有法律权利的营养，则自然人与法人便无法以独立的人格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很难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
其次，权利精神体现人的尊严实现和人格的完善。权利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尊严和受惠性以及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从而使道德主体因行为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r·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举例说，一个英国游客为了保卫古老的英格兰权利，为抵制旅店老板和车夫的过分要求，宁愿为此花费十倍于他被索要的钱财，也要讨个公道，索回自身在精神上的利得。这样的争权利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吗？相反，在侵权者面前一味地容忍退让或者任意地割让权利，尽管也可以说是“自我牺牲”行为，但决不属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而是出卖或牺牲公正的卑鄙！权利的品德和作风不仅直接表现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表现为对肆意侵犯权利现象的反抗和斗争。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而如果他是出于对肆意剥夺自身权利行为的反抗，那么他就具有抗恶的意义,从而道出了“为权利而斗争”——权利精神的道德意义之所在。
再次，权利精神体现一种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法治价值中始终是相互的、对应的。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体现，共同担负着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功能。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的。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可见，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权利精神内在地蕴涵自主、平等、自由等道德要素，放射着崇高的道德之光。
当然，作为公民道德核心内容的权利意识，不仅是指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是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代法之所以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资格来确认，就在于它有着要求他人或社会给予尊重和保障的内在因素。公民的权利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首先在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就是主体人格的客观化，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的侵害。若人们对权利侵害置若罔闻，甚至忍气吞声，那以主体性人格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德治也就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对权利的维护与对义务的承担，在公民社会里应当是对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1]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二、道德权利较之于法律权利的特殊性
权利表示着某种社会关系，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权利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最初是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然的正义观念，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融为一体的。中世纪后期，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格老秀斯把权利看作一种品质，认为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所固有的一种品质。由于它是一种道德品质，就使得一个人拥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当的和正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根据自由权来解释权利。权利就是一种免受干扰的条件。耶林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在边沁那里，对权利的认识就更为极端。他说：“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2]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权利和法律权利是同一个东西。”[3]这种一味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权利形式的说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予以了修正。美国伦理学家彼彻姆说：“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4]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5]由此可知，道德权利并非不存在，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被包含在权利之中的道德权利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就是在边沁自己的理论中，也不得不隐晦地承认法律权利并非权利的唯一形式。边沁曾说：“除了通过法律或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与像‘权利’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6]可见，边沁的说法是留有余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么，存在另外一种权利语言也就成为可能。于是，有人不无道理地推断边沁有这样的意图：即承认可以被称作为实在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东西。因此，道德权利的存在不是虚构，先前种种把权利局限于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窄、失之偏颇了。那么道德权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道德权利指的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为了更好地说明道德权利的特性，我们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作个比较，从而使其更加清晰。
首先，道德权利的范围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人的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无不为道德所规范，而一切权利与义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也就无不为道德所规范，无不为道德所承认或拒斥。反之，法律则仅仅规范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法律权利义务亦仅仅是权利义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权利义务则只是道德权利义务。按照富勒的说法，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便可视为法律。亦即若是违反了义务的道德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是违反了愿望的道德，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可以这么说，法所禁止的，必为道德所不容；法所提倡保护的，必是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而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比方说，友谊和爱情中的关系就只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所应享有的诚实对待、不被欺骗的权利只是而且只能受到道德的维护，只有当侵害他的这种权利的行为到了触犯法律的时候，法律才可以插手。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请求法律的保护。因而，从权利范围的大小来说，道德权利的范围明显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
其次，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不如法律权利受损时所得到的救济那么有效和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上来说明。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保证的规范，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一旦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人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侵权人，或是通过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手段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由社会舆论、习俗、一般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内心信念所保证。当道德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只能通过舆论的谴责或者侵害人的良心自省来救济。显然，这种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所以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
再次，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上，道德权利显示出不同于法律权利的特性。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经典论述。在法律领域，权利与义务具有严格的对应性。法在赋予权利时应要求义务，法在要求义务时应赋予权利。有主体行使权利就必有相应的履行义务的另一主体；有主体履行义务就必定有另一主体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在享有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在履行义务时依法享有权利。比如，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享有父母抚养的权利；父母年老时享有被赡养的权利，子女则相应地应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任何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是因为其必须履行义务，他履行义务是因为他必然享有权利。但是在道德上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方面，从权利和义务的对象来看，倘若像权利和义务的“逻辑相关性”所表达的那样，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就必定有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的另一主体，那么，一个人在道德上负有仁慈的义务、行善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了他的仁慈
对待和他的善行的人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拥有受到仁慈对待和得到他人善行的权利呢？按照权利义务一致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义务，则另一个人未必就有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比如上面所举的行善的例子，有行善的义务存在，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相应的权利。弗兰克纳在《伦理学》中写道：“一般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y应对x仁慈，而很难讲x有要求这一点的权利。”[7]很显然，这里涉及的道德义务不可能与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相提并论；至少，这种道德义务在其对象上不可能像债务人的义务对象那样确定和无可争辩。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对等性就得以了弱化，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赋以义务，但并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8]另一方面，从道德主体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而言，其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也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他获得的某种权利不是一定因为他履行了义务，他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即使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行善的义务，帮助困难中的其他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获得了接受帮助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一定因为他在此之前也履行了行善的义务；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履行了行善的义务，但是即便当他日后处于类似情形之下也有请求报答或帮助的权利（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要论述），这种对等关系也不像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对等关系那样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不完全对等性，而否认了道德权利的存在。 三、道德权利的在公民社会中的表现
道德权利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法律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上在道德上有着同样的体现，法律权利同时也受到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道德权利以不同于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就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一，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道德的领域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领域。它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人们的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人作为道德关系的主体具有的意志自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使人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它使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念和理想进行选择，使人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来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主体享有的行为选择的自由权，意味着行为主体有权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在对立的价值准则之间作出取舍，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任何人不得干预。只有在这种自由权的行使过程中，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道德主体在行使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后，如果违背了道德义务，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总有一定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范围也就是人们道德行为自由选择的范围。
第二，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这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应受到的对待，即被尊重。人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有着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他应当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某种道德角色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将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人们往往扮演着特定的道德角色，有其特定的地位、尊严和人格，因而都应受到对方的尊重。比如在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受到尊重，因此学生应珍惜老师的劳动，对老师的教诲诚心领悟、感激在心；同样，学生也有他的人格尊严，老师也应对其予以尊重，教而不厌、诲而不倦。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应受到的对待是卖者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而卖者所应受到的对待则是买者的恳切询问和真诚交易。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病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尊重，医生应对其精心治疗，耐心调理；医生也须得到同等的对待，病人应积极配合，不能无理取闹。其他诸如演员与观众、律师和委托人，都存在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也仍然存在这种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在夫妻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要求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贴照顾自己的权利。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给子女以家庭的温暖和长辈的疼爱；子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生活，给父母以爱和晚辈的孝心关怀。近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状告子女只在物质上尽义务而忽视对其情感上的关心，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对这种权利也给予了认定。尽管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扩张、侵犯道德空间之嫌仍然有待商榷，但是这种权利无疑首先应该是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第三，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从道德主体而言，他履行道德义务，是出于无偿的动机和奉献自我的精神。但是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而言，则应该对其的道德行为给予褒奖和肯定，使尽道德义务的人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虽然他自身没有要求给以公正评价的权利，但社会必须认可道德主体有要求公正评价的权利，这是社会、他人对履行义务者应尽的义务，是对权利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道德主体因其行为的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不仅鼓励了道德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还鼓励了其他的道德主体向其学习，促使社会当中产生更多的高尚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的形式不仅包括精神的褒奖，如新闻宣传、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而且还应视其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有人认为，给予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基于得到奖金的目的去行善，使高尚的行为变质。当然，道德义务的履行的确不能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和动机。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这种方式不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而降低。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履行道德义务，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可一见了别人拿了物质奖励就眼红，就说风凉话。对于这种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做了好事就只能默默无闻，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他们的高尚行为难道就因为他们事后得到了物质奖励就变成了不高尚的行为了吗？许多现象充分表明，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完全尽到公正评价的义务，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强烈要求建立的“见义勇为者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某人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剩下他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天年的父母，由谁来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怕见义勇为的事是没人去做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自己的道德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严重脱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因此，道德行为的社会公正评价是道德主体价值分析方面的权利的要求和道德价值的显现形式。道德主体通过这种评价来完成价值观照，看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就内在地包含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