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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1
关键词：经济危机;资本积累;有机构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什么？长期以来，对于此问题的探究一直是理论界最困难，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时至今日仍无确切定论。自机器大工业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顽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面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爆发，作为全球增长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亦面临重重压力，想置身于危机之外似乎愈发困难。因此，对经济危机成因与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总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为基本线索，从分析商品矛盾开始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而产生了商品和货币、买和卖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引出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力手段发展的无限性和价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通过资本积累使矛盾不断得以发展和强化，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丧钟。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研究危机成因与根源的关键。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一）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家由于内在贪婪本性和外在竞争压力的趋势，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源源不断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的过程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使得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资本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如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对劳动力的追加速度，那么过去劳动的增长必然快于活劳动（即新价值）的增长，其结果便是总资本所带来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反映在社会中就是各种商品的迅速贬值。
（二）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停滞和混乱。如果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较小，利润率由趋向的下降变为实际的下降，那么就会带来更加激烈的资本竞争。在为利润剧烈地角逐过程中，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资本便会因竞争实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场，破产倒闭，成为闲置资本。进一步讲，资本的闲置或毁灭，造成了资本在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的损失，表现为商品、劳务和要素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社会信用收缩甚至崩溃。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
（一）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源于资本贪婪的天性，甚至连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贪婪的烙印。资本积累不断驱使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疯狂的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为目的，使得生产在客观上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不顾一切而尽可能占领市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社会的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言是过剩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分配中获得的有限工资收入造成的。
（二）利润实现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决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润率。资本家完全不会考虑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对资本的扩张与收缩没有任何影响力。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利润的实现愈发困难。当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达到某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达到甚至超过利润率的极限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仅仅把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便没有击中经济危机的要害，各项政策和措施是难显实效的。
三、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摆脱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由于供销都比较旺盛，无论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都不愿意更新旧设备，扩张中的资本更不愿意转行到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但是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面对随之而来的生产大萧条，加之社会游资充斥，利息率、要素价格水平较低，贷款相对容易，资本家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便开始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发展了。他们有的采购新的技术装备，有的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升级，有的转投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行业部门。总之，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资带动了两大部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再次走向复苏和高涨。
（二）固定资本的更新同时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广泛采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一方面持续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促进了资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从而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再生产比例遭到严重破坏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当然，固定资本的更新只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不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固定资本的更新是不会带来经济危机的。
以上所述，笔者分别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和爆发的根源。总之，经济危机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复合共同促使了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因此，只有综合全面地把握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深层次矛盾，进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冲击时能够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2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3
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5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于清华科技园发表题为“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的演讲，现场听众满座，互动积极。许小年从凯恩斯主义的涵义、实质、后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解等方面进行解读，并结合现实问题与听众进行了良好的互动问答。根据讲座内容，本文对许小年的观点加以整理，报道来自经济学界的不同声音。
许小年认为，被我们一直奉行为不二法则的凯恩斯主义，其内在逻辑实际上具有不一致性。其只求目的不问缘由的调控疗法，以及盲目相信政府脱离了投资冲动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缺陷。
凯恩斯主义者的误区
在应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也就无法带动生产，促进就业。许小年认为，经济运行中并不存在人们所说的“需求不足”的问题，谈论“需求不足”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存在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后人对凯恩斯的误解之一是用“需求”代替了“有效需求”。而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不足。央行印发过量的钞票、股市发行股票，并不能产生财富，也就不能真正的带动有效需求。在投资不足的时候，传统的做法是刺激消费，许小年对此提出了质疑：消费是能鼓励的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口袋不足”，许小年说。
凯恩斯并未触及经济增长的问题，只是在力促缩小潜在GDP增长与之前的差距，但是现在的很多经济学家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后人对凯恩斯的另一误解就在于用宏观政策来控制经济的增长。潜在GDP与实际的GDP并不同。实际GDP的增长呈现在坐标轴上，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的波浪线。
许小年认为，人们不问原因地在这条波浪线上“削峰填谷”，以求平稳：经济萧条了就“蒸桑拿”；经济过热了就“冷水浴”。这种“目的疗法”虽能短时见效，却忽视了对经济波动根本原因的研究与把控。许小年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可取。政府能不能消除头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
原因是，就算存在这么一个震荡波，政府想把这个震荡波的波峰削掉，想把这个波谷填平，前提是政府要对这个波有很准确的预测，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使用正确的力度，推出正确的政策来调整，才能把它削平。如果时间、力度选择不对，工具选择不对，有可能放大这个波的幅度。宏观经济的伪科学就在于政府能不能在实践中这么精确地，这么有预见性地操作宏观政策，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否则经济大起的背后跟着的就是大落。
宏观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周期的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许小年在近日列举美国五大湖区工业集群的例子来阐述过于奉行这种疗法而带来的弊端。美国政府在五大湖区铁路投资高峰期间觉得经济势头过热，于是遵行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了抑制，结果使得投资在下一个技术革新到来之前失去了方向。许小年还提到，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根源也是由于太过信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不仅提倡政府干预经济，而且特别澄清政府干预是可以实现“自我支付”的，并不会造成过于负担的财政赤字。坚信政府可以通过发债弥补部分财政赤字是凯恩斯主义一大缺陷，同时也是连凯恩斯本人都未察觉到的逻辑矛盾之处。许小年认为，这样通过发债、扩大税基并以此弥补赤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向后代借钱。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除了会发生代际转移，在伦理层面更是会涉及社会公平等命题。在这场现代与下一代的对话中，充满着不对等性：下一代没有声音、没有代表，甚至可能还没有出生。
“动物精神”与“人类精神”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上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许小年指出，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而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
众所周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许小年认为，政府调控机构的组成者、决策者也是人，而人自身就是有“动物精神”的，政府的调控从根本上也难以逃脱“动物精神”的魔咒，所以，如果调控不能最为精准，一旦出现偏差就会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所谓宏观调控并不科学。
“浪费了一次危机”
许小年直言，“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有个断崖式的下跌，虽然是外部冲击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能利用2008年那个时机，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忍受痛苦，进行结构调整，就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于是浪费了一次衰退，浪费了一次极好的调整机会。
如果没有当初的“4万亿”，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困难，许小年说，2009年“4万亿”执行的结果，使本来已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地恶化，这表现在很多的传统制造业部门那时产能已经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急需更新换代。然而政府的巨量投资，又使这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得以苟延残喘，甚至继续扩张一直到今天。原来经济中的内在的增长动力减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增强它的体质，我们非但没有消除导致虚弱的内部结构性弊病，反而是给它注射“强心针”，让落后产能继续膨胀。
最近许小年同样提到了落后产能的问题，他说，民营钢铁厂很多，产能落后，现在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在11亿-12亿吨，而全国的消费只有6亿-7亿吨，也就是说钢铁产能过剩30%-40%。这些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钢价不会反弹，各家都在产能的压力下，低价在市场上销售钢铁。低价销售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利润，一些钢铁公司是靠着政府的救济在活着，其实早就应该倒掉了。它们不倒，那些效益高的钢铁公司也没有办法正常经营，因为价格被压的太低了。钢铁行业是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代表，我们用新的产能泡沫去掩盖旧的产能泡沫，结果致使泡沫越来越大。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6
彩图、插图虽居某一框题之中，但有的如果预先提出，作为入境之法和新授课的导入部分，效果则更佳。如学习下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这一框题时，教师可首先引导学生看70页插图15：被帝国主义侵略者抢劫烧毁的圆明园残迹。并讲述：同学们知道圆明园吗？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园林。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被世人称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却被帝国主义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今天的圆明园残骸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历史见证，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铁证。那么，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呢？这正是本节课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从而也就导入了新课。这样的导入方法新颖奇特，富有吸引力，必能使学生以最短的时间进入境界，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当学习到某一内容时，如果适时对该部分的彩图、插图加以讲解和指点则必然会有“推波助澜”之效果。使学生的思想情感得以升华达到。当学习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榨取工人血汗这一问题时，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看11页插图3，卓别林和他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一个镜头。教师可直接讲解指点，也可通过点拨启发让学生说出其含义。这样必然加深学生对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榨取工人更多血汗这一事实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更进一步激发起学生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之情。
根据教材内容，有些彩图和插图在一堂课的结尾时再加以运用，效果则更好。
教师在引导学生看图时，进行概括和总结。这样定会深化学生对本堂课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学习88页“困扰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这一框题时，就要在该堂课的结尾引导学生看插图：加利福尼亚警察阻挡黑人示威者的去路、美国青年吸毒者越来越多和美国监狱人满为患。这三幅插图，使学生明确地认识到，种族冲突严重、赌博合法化、吸毒贩毒成风、犯罪活动猖獗，还有“黄色文化”泛滥、自杀事件层出不穷、精神极度空虚等是困扰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玻然后，教师再简明地扼要地概述其原因。这样把直观、形象的插图用以概括和总结，必然有助于学生对困扰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病及根源，有一个更明了更深刻的认识。
彩图编排的顺序，反映了教材内容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故此，复习时如以彩图为联系点，启发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把教材内容联系起来，必然会有助于学生从总体上完整而又系统地掌握教材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