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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1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公共支出导向；多部门CGE；政策实验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质量代表增长的优劣或品质，其内涵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恐怕很难全面而详细地概括成若干条目。但是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质量的增长”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进公平、扩大就业、降低税负。因此，本文依据上述几个标准，探讨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是因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密不可分。根据导向或侧重点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偏重经济建设型和偏重社会服务型，随着中国政府从“生产者”和“管理者”逐步转变成社会的“服务者”，财政支出是否也应当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呢？面对这一颇具规范性色彩的问题，本文并无意确切地给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答案，只是希望通过政策模拟，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为财政政策选择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后者是增长的根本落脚点，但至少在短期内这两大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当政府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生产建设时，必将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不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财政支出流向民生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可能挤占经济建设投资、暂时牺牲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是正确决策首当其冲的任务。
经济建设支出又称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补贴等，一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间占据财政总支出的60%之多，并被认为是国家资本积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鲁等，2009），以及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魏杰，2012；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尽管取得了经济增长上的突出成效，这种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形成的投资型公共支出战略还是在当代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主要原因是在总量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实现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9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当前的53%，经济的绝对增长反倒伴随着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再加上城乡、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久未缩小，于是对“民生财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要求财政支出重点投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消费，并通过对居民转移支付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增长成果，也就是服务导向型公共支出政策。这种支出战略符合“以人为本”的主旨，将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为根本目的，特别重视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比仅为29.5%，与主要发达国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罗志红、朱青，2013），那么，如果扩张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相关支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阻碍？尽管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证明（宫晓霞，2011；汤跃跃、张毓雄，2012；张荣霞等，2013），但其对收入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
针对公共支出的方向选择问题，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经指出，政府应当优先投资于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领域；同时公共支出也应优先照顾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边际效用。Barro（2002）尽管同意公共支出应该考虑政治、、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但由于这些领域难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讲，坚持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战略仍是现实中政府的最优选择。Tavneet等（2011）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两种作用机制，认为在拉美、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民生发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使经济增长步入可持续模式。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标体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键基础设施禀赋、享受教育和医疗、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别平等和机遇，尤其强调通过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服务，帮助生活福利条件比较差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中国，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迅速扩张大多体现在总体增长数量的层面上，居民福利水平虽在稳步提升但速度较慢，而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不断恶化（钞小静、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和“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间的抉择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认为，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后，政府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董万好等（2011）的CGE模拟结果表明，保持当前的公共支出结构将降低劳动报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劳动报酬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状况，中国各地区增长数量与福利改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点的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刘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据各地区需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适当地选择加大民生支出还是建设投资。
选择投资还是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为人民群众创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机会，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种公共产品的多部门CGE框架下，分别模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侧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对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影响，为公共财政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部门CGE模型的基本结构
之所以选择CGE模型，因为相较于计量回归方法对经济总量指标的强调，它更关注经济系统各个因子间的结构性关联与互动，不会桎梏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灵活，便于模拟政府行为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型以SAM为基础，包括9个生产部门――农业、矿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运输、私人服务业，6个居民部门――城乡高中低收入组，3类劳动力要素――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教育）、中等学历（初高中教育）和高学历（大学以上教育）劳动者。综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标准多部门CGE建模技术：
产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价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础上还将引入4类重要的民生公共产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作为与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4类产品的供给和配置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
假设居民21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20岁以下完全依赖父母（作为额外消费负担且不产生效用）；成年居民作为唯一的劳动供给者，将时间在养育孩子和工作之间分配，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老年居民没有劳动收入，储蓄与养老金是其主要消费来源。居民在毕生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间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费； ：老年期消费； ：贴现因子或时间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储蓄和消费不能超过税后工资收入： ；老年人的消费不能超过储蓄、利息收入和养老金：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生于T时期居民的代际预算约束为：
（2）
其中，cH：所得税率； ：社会保障缴费率；n：人口增长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资中用于抚养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财富；ps：养老金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η发放。以上预算约束对现收现付型和积累型养老保险均适用，保险类型将影响变量ps、τ、w、r。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系统。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时期T向社保基金缴费 ，交纳的社保金用于购买资本，T+1时期进入老年，积累的资本总额为 ，则每户居民得到的平均养老金为：
（3）
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PAYG），没有资本积累，T期老年人的养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领取金额为 ，nT为T期平均人口增长率。
（二）医疗保险体系
如果将税收、养老、医疗系统作为外生制度，则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其中w是有效工资率，r是资本回报率，GT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总量，N为居民数量。 分别表示平均所得税率和社保贡献率（个人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社保账户由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因此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最终将分配为这两种用途；ps代表人均养老保险福利金， 代表医疗支出中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的部分，φ表示医保共付率。以上预算约束强调，居民第t年的财富等于上一年财富本息和、交纳水费后的工资资本收入、政府福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总和减去当年消费。
假设政府拥有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个社会保险账户。一般账户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费、投资、债务利息、对居民转移支付与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来自税收。社保账户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险，定义政府对社保基金转移支付金额与社会保险金总额之比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业缴纳。令τg、τy分别代表生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因此，政府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三）公共教育
现在考察公共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设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为I Nt：
（4）
（5）
其中，指数R是代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Wl是教育水平为l的劳动者工资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则Wm是劳动者在l基础上继续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资率，τ仍旧是所得税税率，T是总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劳动者将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劳动者选择上学的条件为：
居民i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个国家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近似为：
三、政策实验情景与分析思路
（一）实验情景的建立
政策实验1构建了一个宽松的预算约束情景：假设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资金可能来自国家当前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通过严厉制止公款浪费，为政府进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额外资源；这一假设与总理在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来自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税技术、打击逃税避税。因此，政府预算收入在随经济常态化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额外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类主要的支出战略：①完全进行生产性公共投资（PUBINV），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公共资本的积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费（PUBCON），例如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当前性公共服务支出；③通过外包、投资信用等手段转移到私人企业用于私人投资（PRIVINV）；④完全作为转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况（TRANS），增加私人消费和储蓄。作为以上实验情景的比较标准，基准情景（BASE）假设在使用增加的预算收入时，政府沿用当前的支出结构配比：公共投资-44%，公共消费-31%，转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实验2放弃预算约束宽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态化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假设政府用于医疗和教育这两大关键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时生产性公共投资降低15%。这一情景的设定从表面上看来，符合当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数量目标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导向，那么这种牺牲当前增长的做法能否如愿换来改善民生的预期效果呢？
政策实验3是前两个实验的后续，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投资，其扩张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遏制浪费、提倡节约”固然可行，但更需要从体制上为政府寻求可持续的压缩开支渠道，而降低养老金支付规模正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因此实验3模拟当下备受争议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假设自2013年底男性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而女性则推迟到63；为了鼓励劳动者接受这种改革，将未达规定年龄标准退休的劳动者每月养老金领取额降低0.5%。如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严重，承担兜底义务的政府也面临沉重的社保负担，因此，政府期望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来削减社保乃至总体公共支出，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宏观经济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将给予一定的解答。
（二）实验模拟的思路
图1展示了政策实验1的分析过程：扩张公共支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在于需求拉动――政府既可以自己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又能够转移给私人企业和居民进行消费或投资，其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最终需求，进而波及产出、增加值以及各类要素的收入。这些影响能够在公共支出变动后的短时间内显现出来，因此称为即时效应（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过变动模型中的资本要素投入量，计算需求驱动的即时效应，其对部门产出均衡稳态值的影响见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时滞因素，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未来，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作能力提升效应（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属于非即时影响，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使经济活动摆脱现有的能力限制与条件约束，开拓生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能，属于供给方面的效应（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类公共支出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在未来长期内带来的资源容量扩大和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训、医疗、文化事业的公共支出，尽管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增加产出，但是通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改进劳动生产率，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投资对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实现，因此本文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中国TFP的投资弹性，以此为依据对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重新运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给效应在内的产出变动（见表1下半部分）。政策实验2的分析思路与实验1类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别考虑需求和供给影响。政策实验3对部门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因此将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率、社保缴费率及居民效用的变动。下一节将在产出影响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应。
四、政策实验结果分析
（一）政策实验1
图2描绘的需求驱动效应仅指政府支出扩张通过直接增加国内需求进而对各行业和部门的影响。从产出角度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除了教育以外的几乎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尤其是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农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推动作用与公共投资相当，对其他服务业的促进最强。而在公共消费情景（PUBCON）下，产出增长较为明显的仅仅有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公共管理），同时制造业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为政府购买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产品（如社会服务、住房等），进而降低了可交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质上诱导生产资源从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再分配，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转移大多数将指向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居民对食品、衣物、日用品、电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为强烈，需求的增加导致以上商品价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厂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产能力、削减出口以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所以转移支付政策下的净出口水平最低。就国民总产值的绝对水平来看，公共投资最高、私人投资其次，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甚至低于基准情景。
相较于需求影响，公共支出的供给驱动效应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供给，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直接将资源转移给企业以增强其投资能力，公共消费情景（PUBCON）通过医疗和教育改善劳动力质量，赋予居民积极参与市场的机会，转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这些效应均是通过刺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图3描绘了包含要素供给效应的GDP增长率，显然，无论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经济增长率都在单纯的需求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根据实证估计，TFP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弹性高于其他部门（见表2），因此，最强的实际GDP增长效应出现在PUBCON情景下。图4比较了公共支出结构不变时与侧重公共消费时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考虑了生产率提升效应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长率从基准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长路径几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路径提高0.59%；总需求相对于基期路径上扬了20.7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私人消费比基准情景分别上涨了9.55%和20.42%。因此，从长期来看，服务导向型的公共支出战略（PUBCON）通过增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成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综上，如果仅仅考虑支出的即时需求推动效应，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各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强，并实现7.2%的GDP增长率；而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长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准情景的6.2%，可以说暂时牺牲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综合考虑公共支出对生产率的长期提升效应，公共消费（PUBCON）战略将超过其他支出方式，带来8.9%的最高增长速度。因此，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以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要素质量的提高终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回升，成为持久、稳定的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效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服务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显示，从要素回报来看，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扩张，均拉升了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前者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后者则带来了技术溢价（skill premium）；但显然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学历劳动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获益匪浅。资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响，反而在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说明中国社会的资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仅在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显著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消费政策下劳动力总收入扩张最高，是基准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转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资情景（1.2倍），私人投资战略使劳动力收入降低了约30%。
判断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还需要考量合适的福利指标。一般来说，消费是效用函数的关键决定变量，因而能够近似地反映福利变动。图5灰色横条代表各个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费相对于公共支出扩张前的增长率，结果显示，除了私人投资，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费都随着劳动总收入的增加而增长：转移支付由于将100%的额外公共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消费一方面减轻了居民在医疗、教育上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也挤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所以对消费的综合效果要弱于转移支付。当然，仅仅考察私人消费不够全面，因为当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时，居民效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本文还计算了Hicks等价性变化 作为居民福利测度指标，由私人消费改变产生的效用变化为EV（t）=[（Ut-U0）/U0]I0，假设公共总支出GEXP中对k产品的购买为Gk，则包含公共消费的EV为 。图5斜纹横条描绘了EV指标的变动情况，显然，如果将公共和私人消费一并考察的话，则PUBCON下的EV增长率将反超TRANS情景，说明消费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选择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综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图6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种衡量指标――城镇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之比、城镇贫困线上下居民人数之比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务主导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劳动收入占比从53%上升到60%左右，而资本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应更有利于被雇佣劳动者不利于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而投资主导（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构成、而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所以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公共消费（PUBCON）由于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因而在降低贫富收入差异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对城乡差距的缓解作用略低于转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机会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侧重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增长，却几乎没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显著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规模。
注：贫困线适用联合国当前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为1.25美元。
图6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模拟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通过需求驱动效应即刻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侧重于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通过提高TFP产生持久的增长效应，不仅高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将会推动居民消费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边际报酬、改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产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时的、在短期能够显现的，而服务性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的效应却有相当长的滞后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做出选择，在当前利益和未来的福利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二）政策实验2
政策实验1表明，政府在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前提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消费项目将会产生持久的增长和公平效应。那么，在预算约束不变时，能否将教育作为最优先发展部门，从其他部门抽调资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实验2假设公共教育支出增长15%，而其他支出类型总和降低15%，并通过模型预测劳动力供给、回报率及收入所受的影响，这里将同时考虑公共教育投资对需求的带动效应和对劳动要素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假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与预测区间平均人口增长率2.5%相同。
表4教育优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劳动供给增长率 GDP增长率 6.4 6.7
低（无）学历 2.5 1.7 储蓄和投资（%GDP） 29.9 30.1
中等学历 2.5 2.8 劳动总收入增长率 8.3 7.7
高等学历 2.5 2.9 资本总收入增长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长率
城镇低收入 4.2 3.3
工资率增长率 城镇中等 5.5 4.9
低（无）学历 3.1 6.2 城镇高收入 8.3 8.7
中等学历 4.6 4.0 乡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学历 4.7 4.3 乡村中等 4.2 4.4
乡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拟结果显示，受教育劳动者供给的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了0.3-0.4个百分点，而未受教育劳动者的增长率则比基期值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高学历者由于供给相对富余而工资率的增长速度放慢，而低学历者由于变得稀缺而工资增长率显著提高，不难预见在未来，剩余的非熟练劳动者（当前可能处于失业状态）将重返就业市场，这种流动直到工资率降至预期最低水平（基准情景工资率）才会停止。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长反倒导致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释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倾斜使得生产建设性公共投资的绝对水平下降，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中高水平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当熟练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恰好印证了现实中的现象――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但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导致高学历人才大量富余和闲置进而压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率。而相较于高学历劳动力，中等学历劳动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为低学历劳动者的替代性远远大于对高学历劳动者。
积极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长带动下，GDP增长率略有提高，但考虑到TFP对教育投资高达0.4的弹性，0.3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原因依旧来自两方面：第一，被挤占的公共投资导致需求对生产的直接扩张效应减弱；第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快，高于储蓄投资率的增长速度0.2%，这样新增加的劳动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设备。由此可见，政府在重视人力资本培养的同时，也不能放松物质资本的深化。随着中高级教育背景劳动者的增长，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回报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劳动回报率，资本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工资水平，成为推动私人投资的激励因素。而土地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并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进而在某种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虽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镇贫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长降低，原因在于这一群体主要是没有资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型劳动力在公共教育投资扩张后变得相对富足，同时有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收入情况恶化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的，却是具有低等或者毫无教育背景的农村人口从不熟练劳动力稀缺溢价中得到好处。
综上所述，收入提升最显著的是农村居民组和城镇高收入组，前者获得数量可观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劳动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后者包括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入地位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愈加提高。与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练劳动力构成的城市贫困及中等群体收入增长反而显著降低。图7沿用图6的3个指标描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加入城镇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组收入之比。城乡差异由基准时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扩张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受教育雇佣劳动者工资率相对下降；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却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别扩大了11%和13%；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依然变动不大。因此，通过牺牲其他公共产品而优先发展教育将损害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结果恰恰与政策的初始目标是相悖的。
图7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单纯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经济总量增长，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却无法改善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同时实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扩张战略。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否则，由于熟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协调，教育投资扩张也只能对扶贫济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当前的中国，很多受过教育甚至学历较高的劳动者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依然贫穷。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加强人力资本的扶贫战略必须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资本积累作为补充，这样才能保证占贫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者报酬率增长，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规模扩张资本有难度的话，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产出结构，使其生产出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好地迎合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尽可能地降低结构性失业。
（三）政策实验3
政策实验1强调了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时政策实验2又提醒不能在扩张教育的同时削减公共投资，那么，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现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未来需要长期背负的包袱，那么，中国能否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养老金支付额，为政府消费和投资节省资金呢？政策实验3将探究这一提案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其一，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影响。图8对比了两种情景下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径。如果不实行改革，养老保险收入由2013年的1.56万亿元扩大至2070年的44.5万亿元，而支出规模则由1.33万亿元增加至120.6万亿元；账户将在2031年左右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收支逆差将在2070达到76.1万亿。如果延迟退休，那么资金缺口首次出现的年份将延长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结余；2070年赤字额为34.8万亿，几乎是不改革时的一半。显然，养老金亏空额越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越轻，可以节省下资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投资。
图8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影响
为了应对退休年龄的延迟和养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同时降低消费以弥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降低的损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内，这些响应总体来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缴费率并未立刻明显下降，而仅仅是增速放缓，并在2045年左右达到最大值20.06%（图9a），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将按照推迟后的年龄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因而缴费率始终保持下行状态。
图9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负担率的影响
失业率的相对变化来源于净工资的变动，对于青年群体，社保缴费率降低带来其隐性税负率下降及净收入增加，同时极大抬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反而导致这一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改革头年最年轻工龄人口的失业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劳动力面临的则是隐性税率的增加和净工资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不仅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减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赶上社保贡献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劳动者供给减少，反而使其失业率降到基准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长劳动者的失业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所以总体失业率在预测区间的路径比基准情景略低（图10）。
图10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最后，随着养老保险支付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减对养老及事业保险基金补贴和公共支出，这样在整个预测区间，居民的综合税收负担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平均减轻约7.3%（图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响。根据Hirte（2009），效用变化可以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excess burden）变动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变动，而收入变动能够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收入变动（本文为0）和净社保收益变动，其中社保收益变动由养老和失业保险收益减去社保缴费。以上分解可以通过效用最大化方法、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表5计算了各个世代居民改革实施前后的等价性变化EV，以衡量其效用变动ΔU，并将ΔU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ΔE和社保净转移支付变动ΔS――ΔS代表净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税负降低。最后一行则是所有世代居民贴现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变动率总和。
表5效用变动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显示，在改革初期已迈入退休年龄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养老金领取总量不变，因而没有遭受效用损失。改革年份处于青年阶段的群体以及更加年轻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时正处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则有所退化。为什么只有年龄稍长的劳动者遭受损失，而年轻和未来世代实际都是收益群体呢？
对于90后以及更加年轻的未来世代，社保收益ΔS为正值，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将推动社保缴费率不断下降，所以年轻世代将在相当长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带来的好处，这种正面影响甚至要大于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带来的损失。同时，平均税率也是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未来世代的税收负担ΔT。根据图9，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税负率的下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显现，而中年劳动者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份缴纳了高额的社保费用，又没有剩余的工作时间充分享受低税率，因而其终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代际再分配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效用从中年居民转移至年轻和未来世代，同时一小部分转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总和略有上升――总的贴现效用大约提高了0.6%。
五、结语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时，政府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建设性的公共投资，还是侧重社会服务的公共消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在投资导向、消费导向和转移支付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下，部门产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变动情况。比较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GDP的增长作用有限，但却能够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并引导生产资源从出口流向内需市场；长期来看，能够通过供给效应刺激TFP的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同时，强调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增加劳动报酬，改善以EV测度的福利指标，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但是，上述模拟结果是在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在保证其他支出类别绝对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对增加社会服务类公共支出可以产生以上种种好处。那么，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可否牺牲生产性投资以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呢？模拟结果显示：这样做虽然能够增加熟练劳动力供给，但由于资本积累下降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这部分劳动者将相对富余，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工资率下降；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土地等回报率相对抬高，劳动报酬相对下降，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高水平劳动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结果是加剧了贫富不均。这说明，国家在施行科技兴国、教育扶贫战略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资本深化，否则，将出现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反而越穷”的反常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服务支出的确需要加强，但“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建设投资以扩张服务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强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从何处来？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考虑了一种方案――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节省公共支出，并模拟了延迟退休的经济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将推迟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将各年份的收支缺口减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来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综合税收负担，对失业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显然，延迟退休的措施减轻了政府和居民双方的支出责任，对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私人消费都有积极的作用。从效用变动的角度来看，改革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响，年轻和未来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时处于中年的劳动者却遭受了损失。因此，这是一个代际的效用转移过程，整体看来，所有世代的效用总水平略有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性。首先，仅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响，而政府在进行公共财政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源环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第二，政策模拟中没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战略。既然投资型支出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而服务型支出有利于长期增长与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公共投资与消费之比，在短期和长期最优之间进行折中，既保持当前适度增长，又实现长远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多目标决策系统，对公共资金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期达到长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钞小静、任保平，201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Chao Xaiojing & Ren Baoping， 2011，“The Fluct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 4.]
[2]董万好、刘兰娟、王军，2011：《调整财政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收入再分配研究》，《财经研究》第9期。[Dong Wanhao， Liu Lanjuan & Wangjun， 2011，“The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 in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n Labor Income：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9.]
[3]郭晗，201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产经评论》第4期。[Guo Han， 2011，“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4.]
[4]宫晓霞，2011：《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路径：以改善民生为基调》，《改革》第6期。[Gong Xiaoxi， 2011，“Optimization Measurement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Based 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Reform， 6.]
[5]刘沁清，2012：《财政民生投入和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发现》，《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Liu Qingqing， 2012，“Fiscal Expense on Well-Being and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Findings from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6.]
[6]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6期。[Luan Dapeng， Ouyang Rihui， 2012， “Internal Input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6.]
[7]罗志红、朱青，2013：《促进民生改善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分析》，《求索》第4期。[Luo Zhihong， Zhu Qing，2013， “An Analysis on Optimizing Fiscal Spending Composi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Qiu Suo， 4.]
[8]Anand， S.， Ravallion， D.， 1993， “Human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pp. 252-267.
[9]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Framework of Inclusive Growth Indicators，” Special Supplement， No. 4.
[10]Barro， R. J.， 2002，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s from Central Bank of Chile， No. 12.
[11]Clausen， V.， Schürenberg-Frosch， H.， 2012， “Aid， Spending Strategies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A Multi-Sectoral CGE Analysis for Zambia，” Economic Modelling， 29， pp. 2254-2268.
[12]Hirte， G.， 2009， “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German Pension Acts of 1992 and 1999： A Dynamic CGE Study，” German Economic Review， 3， pp. 81-106.
[13]Jung， H.， Thorbecke， E.， 2003，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Human 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5， pp. 701-725.
[14]Ozyurt， S.， 2011，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 1952-2005，”. University of Paris-Dauphine Working Paper， No. 27.
[15]Kuijs， L.， 2006，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World Bank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
[16]Shiu， A.， Heshmati， A.， 2010， “Technical Chang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Chinese Provinc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No. 2133.
[17]Tavneet， S.， 2011， “Path To Suc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9， pp. 506-522.
[18]Zheng， J.， 2009， “Can China’s Growth Be Sustained？ A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37， pp. 874-888.
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2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71—02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过投资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负责，免费向公众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权威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会成员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应注重社会成员的回应度。
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即实现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失灵等各种因素，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时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义导致供给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导致供给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现状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者，经济个体都是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公民来说，他们要考虑参与政策制定这一过程的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参与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参与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会选择消极参与，不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会真正地思考和参与其中。
2.公民参与意识不足
我国千年来的帝王封建统治造成我国社会的“顺从”思想，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对的，个人的意见对政府的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不满也不会表达出来，只是选择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与群众缺少沟通，信息公开不足——供给量不足
我国从2008年开始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各部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各省市政府网站都专门开设了信息公开栏，为公众提供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突发问题时，政府总是习惯于封锁消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事实上却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挫伤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2.公民参与流于形式——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是利益冲突均衡的结果。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谋取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从而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调和功能，继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会牵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设水电站为例。针对是否在怒江建设水电站，公民，专家，媒体，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环保组织抵制建设水电站，专家则呈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建设水电站有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则认为这会破坏当地环境。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当地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从中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当地政府和国家水电却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对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给渠道受阻
目前我国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条，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他们的政治活动来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党政部门中设立的信息反馈部门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及党政部门的领导通过政策决策前举行的各种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收集决策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没有明确的制度体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处于被边缘。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脱离，的“滚雪球”效应，听证会的“听而不谏”，这些都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参与渠道基本上都只是发挥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为实现有效供给，政府应如何改进工作
（一）培育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文化
随着近年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公民开始逐渐参与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决策也更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民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区基层这一平台，大力宣传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社区服务工作，培育公民参与文化的氛围。
（二）做好“公开，透明”工作
信息作为当今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关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包括政策制定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政策背景和资料的公开化，政策决定理由的公开化，政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公开化。信息公开应做到两方面的公开，即“群体增长”和“内容增长”，加大宣传力度，开辟多种渠道信息，放宽对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有关政策的具体细节，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
（三）领导者转变观念，注重社会舆论和民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96.9%的公民认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征集民意。以2010年的北京治堵为例，北京市在制定治理交通综合措施的征求意见稿时，用了7天时间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市民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在征求意见期间，网上收集到意见和建议2929件，信函和传真425件，其中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占94.2%。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服务，因此各级官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民主的决策作风，重视调查研究，关注社会舆论和民意，确保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本身均处于公正民主范围之内。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3
[关键词] 优质护理服务；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疗效；应用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5（a）-0137-02
围术期的护理对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预后[1]。本研究对本院妇科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共82例，患者年龄均在21～55岁，其中，单发肌瘤48例，多发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1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32±3.76）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9例和浆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小（5.44±1.10） cm；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82±3.52）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8例和浆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小（5.22±1.32） cm。两组患者在年龄、肌瘤类型和大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
患者临床症状均符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且经妇科常规检查、彩超检查及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并确定肌瘤位置和数量。术前行诊断性刮宫以排除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或其他性质病变，且患者无严重器官功能障碍和血液系统疾病，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等。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等，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具体为：
1.3.1 术前护理 术前与患者进行耐心的沟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内心需求，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紧张、焦虑及恐惧等不良情绪，树立康复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3.2 术中护理 加强术中监测，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较高的服务水平，对术中气腹机、双极电凝等运转情况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师进行处理；术中进行腹腔冲洗的护理，并及时更换腹腔冲洗液，并保持冲洗液的进出平衡；护理人员应掌握各种技术及手术操作，如手术床的使用，患者的适当固定，高频电刀的使用等，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各项操作；做好充分应急准备，减少术中并发症的发生。
1.3.3 术后护理 术后12 h内严密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及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并给予常规吸氧；指导患者术后进食高热量、高维生素的流质食物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对于切口、导尿管、术后阴道出血等并发症进行护理，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健康教育、医患关系及护理主动性等，其中85分以上为满意，75～85分为基本满意，60～75为一般，60分以下为不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各组指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值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由临床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为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75.61%）；并发症发生率为7.32%，明显低于对照组（19.51%），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1。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100.00%，而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为80.4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2。
3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之一，多发于30～50岁中年妇女，具有较高的发生率，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为子宫切除术[2-3]。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腹腔镜设备的不断改进，腹腔镜下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适应证不断拓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患者住院时间短等优势[4]。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强化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尊重患者需要，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全面及最贴心的服务，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和康复[5-6]。本研究对本院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有效率和患者满意度[7-8]，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王金玲.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11）：1308.
[2] 张广亮，黄琦丽，邢福祺. 腹腔镜在宫外孕合并富内孕治疗中的应用（附5倒报告）[J].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4，24（9）：1087.
[3] 杨菊芳.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护理[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 8（4）：50.
[4] 张军，张广亮，柯妍. 腹腔镜下复杂子宫肌瘤剔除术114例护理体会[J]. 广东医学，2007，28（8）：1363.
[5] 毛芳，颜红霞，张琳. 优质护理服务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21）：73.
[6] 叶小丽. 优质护理服务对妇科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J]. 中国美容医学，2011，20（5）：381.
[7] 何绍洁，黎英兰，伍焕秀.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89例护理体会[J]. 微创医学，2008，3（5）：532-533.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4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dvantag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ely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chemic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the necessity of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to teaching， enhancement of practical ability and so on， this specialty will be built in to the engineering specialty with distinctive and outstanding features.
关键词： 环境工程；专业建设；化工；污染防治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pecialty construction；chemical industry；pollution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31-02
0 引言
环境工程专业本身就与化学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本科环境工程专业的发展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个别学校在给排水工程、化学工程、冶金工程等本科专业中开设了与环保相关的废水、废气治理等专业方向。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来源不同，一般可以分为废水、废气、废渣等。在“三废”的治理过程中，许多环境工程单元是化工过程，如多效蒸馏、分馏、吸附、离子交换、高级氧化等大多涉及“三传一反”化工原理[1]。在工业各部门中，化工排放废水占第一位、废气第三位、废渣第四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化工行业快速发展与污染加重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山东省是我国的工业强省和化工大省，仅淄博市就有5000余家化工企业，化工行业环境污染形势非常严峻。企业对既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技术，又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知识的人才需求极为迫切。
目前，许多环境工程专业开设了化工原理等课程，但是由于师资力量，培养过程等不系统，导致学生在环境工程方面拥有大量技术，但缺乏在化工过程中的基础知识。青岛科技大学在我国化工领域有着近60年的历史积淀，学科优势明显，特别在山东省及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如何结合本校化工特长，提高环境工程专业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备专业素养和循环经济意识的环境工程技术人员是环境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2，3]。本文从化工特色必要性、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方面，研究建设化工污染防治为特色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可行性。
1 化工污染防治为特色的必要性
多年来，社会培养的环境人才大多是通用型人才，具有化工环境特色的人才很少。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治理污染的任务在加重，化工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这既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为环境工程专业的相关人员提出挑战。化工行业的环境问题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工业部门的特点，生产装置危险性包括燃烧性、爆炸性、腐蚀性、高温高压、毒性等，一旦发生环境、安全事故，后果危害往往更严重。为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教育部2012年联合召开高等学校化工安全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体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加快化工安全复合型人才培养。因此，为化工行业培养大量的与当代乃至未来发展相适应的环境工程工程专业人才，显得十分迫切。当前培养化工环境复合型人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其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成立于2002年，起步相对较晚，但其在化工污染治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化学工程等专业的优势，可以将环境工程专业建设成一个以化工污染防治为重心的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工科专业。将环境工程专业建成国内化工特色鲜明的环境工程学科，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创新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迫在眉睫。
2 建设化工污染防治环境工程特色专业研究思路
结合环境与化工专业领域综合性、交叉性及边缘性的特点，依托青岛科技大学化学化工等学科优势，着力发展多学科横向交叉，突显区域经济服务功能，逐步形成化工环境控制为特色。从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增强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建设，将环境工程专业建设成为在化工领域具有优势、交叉学科特色鲜明的专业。
2.1 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拟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环境工程专业依托山东省海洋环境腐蚀与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市海洋环境腐蚀与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二级学科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开展建设，学科平台较高，为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较高的专业平台基础。同时，通过内引外联机制，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年来，环境工程专业聘期多名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的教师作为兼职教师，担任化工原理及相关实验的任课教师，同时建设化工实习基地。返聘化工学院退休教师，指导学生环境工程相关设计。
与此同时，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引进具有化工实践背景的教师，增强本专业在化工污染防治方面的能力，为进一步加快环境工程学科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2.2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与实践，建立新的模块化环境工程培养体系，将化工相关教学环节设置一个模块，加强课程建设、改革教学方式，使教学水平逐年提升。同时增加化工相关实践环节，环境工程专业积极响应并安排每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作为本科生的良师益友，取得明显成效。本专业组织“环保宣传进学校”、“环保演讲比赛”、“科大环保周”、“李村河生态调研”、“关于青岛市公交系统安全现状的调研”等活动，鼓励学生参加下企业、进工厂等活动，充分理解化工生产工程，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奠定基础。实践证明，近几年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经过科学系统培养，大多数成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专业水平高、化工污染防治特色鲜明的高素质人才。
2.3 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凸显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的专业优势
组织10位年轻教师到齐鲁石化等工厂学习调研，强化其化工环境概念；“科研进课堂”，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以科研促进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方面，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所占比例；“科研进实验”，注重将科研所取得的成果纳入实验课的教学中；将科研成果中设计制造出的实验仪器等应用于实验教学中。清洁生产审核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大特色，在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同时，积累了丰富与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相关的知识，可通过开设《清洁生产》课程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生动案例分析，同时作为导师，经常带学生进企业，使学生掌握课本上不能获取的专业知识。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学习积极性也得到提高，为其更好地了解本专业和社会需求有重要意义。
2.4 增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过程中注重与化工企业实际的结合。由于环境工程专业属于综合性专业，没有特别针对性强的行业支撑，此外新专业历史很短，与企业联系较少，这些问题对工科专业的发展非常不利。首先环境工程专业的青年教师可以赴齐鲁石化公司、琅琊台集团、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等大中型企业学习实践和调研。或通过邀请上述公司的管理技术人员开设研讨班，丰富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也促进教学与实际的结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4，5]。
3 效果分析
在以上研究思路的指引下，通过内引外联的方式扩大环境工程师资队伍，尤其是在化工污染方面大力引进相关高级人才，近两年，环境工程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引进高级人才3名，增强了师资力量；择优选用最新化工污染治理相关教材，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所有教材均采用国内最新最权威教材，在教材的选用上重视化工背景的篇章；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实验室建设等手段，实现环境工程专业高级人才的动手实践能力。最近与污水处理厂、海水淡化场、电厂、垃圾填埋场、市政设计院等十多家企业、设计单位签订学生实习协作协议；鼓励环境工程专业从事化工污染治理相关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近几年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在“国创”、“挑战杯”、“创青春”等创新创业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全校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在2015年底获得“工程教育认证”申请资格，目前专业全体师生为了通过认证，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已经同意于2016年6月进校考察，这对环境工程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4 结论
本文首先总结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的渊源、相互关系，指出在当前形式下，环境工程专业应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特色的必要性。结合学校优势学科，从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增强实践能力论述本研究的可行性。从近期取得的成果来看，青岛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用短短的十年时间，从一个边缘化专业成长为一个获得“工程教育认证”申请资格的专业，与该专业的准确定位与建设思路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刘尧.大学内涵发展的背景与前景[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3）：86-89，108.
[2]肖谷清，王姣亮，谢丹.面向“化工污染控制”方向的环境工程专业办学特色的研究与实践[J].广东化工，2012，39（5）：244.
[3]陈士明，徐颂，江学顶.面向环保产业的环境工程专业建设[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6）：58-61.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5
（一）加强引导，促进非公有制企业调整结构和优化升级
我区非公有制企业总量已达到800多家，但大多是普通加工型企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从一定程度上讲，这已成为制约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调整结构，优化升级。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要围绕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汉台的目标，重点扶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以绿色农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的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协作型企业、教育文化产业和现代旅游业，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从主要从事三产为主向投资发展一、二产业转变，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要依托大型企业的优势，鼓励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按照“专、精、特、新”的要求，与大企业、企业集团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专营分工与产业化协作密切相关联的产业群体。要结合贯彻中央1号文件，全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围绕优质粮油、畜牧、蔬菜、花卉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加工业、营销业和观光休闲产业，实现农村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双赢”。在产品结构调整上，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努力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抓住西部大开发，技术、资金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优化升级。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交流与合作，采取购买技术、引进人才、联合开发、技术入股、资本入股等多种方式，引进新技术、建设新项目、开发新产品，逐步实现由传统的“手脚型企业”向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头脑型企业”转化。
（二）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
从我区的实际情况看，着重要在“四个结合”上下功夫，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一是要结合国有资本退出拓宽发展空间。随着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中全面退出，大量的发展空间需要新的经济主体去填补。要大力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自身优势，采取参股、控股、收购等方式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实现低成本扩张。二是要结合小城镇建设和园区建设拓宽发展空间。小城镇和园区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要按照统筹兼顾、突出优势、科学布局、注重规模效益的原则，重点抓好铺镇、河东店、宗营等小城镇建设和铺镇、宗营两个工业园区建设，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开发政策，有计划、有意识地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这些地方聚集，鼓励和支持产业相联、产品配套的企业，实行产业联合和企业重组，打造“板块经济”，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三是要结合市场建设拓宽发展空间。市场是商品集散和流通的载体，对兴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区已建成了30多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专业市场，要充分挖掘这些市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完善市场配套设施，健全市场体系，畅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渠道，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四是要结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拓宽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家“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待业和领域”的优惠政策，彻底打破国有、集体经济在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建设谁管理”，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业主投资兴建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要改变社会事业由政府包揽的做法，大力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学校、医院、体育场馆以及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兴办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服务项目，用社会的钱来发展社会事业。我区在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取得成功，如友好医院、前进东路都是利用民间资本来修建的。今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优惠政策，扩大领域，密切合作，不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突出重点，扶持骨干非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版权所有
骨干企业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带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着力培植非公有制骨干企业。要在坚持“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的大前提下，选择一批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益、发展有潜力的企业，从政策、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促使这些企业快速发展，以典型示范的作用带动其它企业发展，提高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目前，全区已形成了服装、房地产开发、建筑、机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观光休闲等优势产业，我们要围绕这些产业做文章。在服装产业上，重点扶持以伟志、蓝潮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房地产开发产业上，重点扶持以中山、东城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建筑产业上，重点扶持以顺华、汉水建司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机械加工产业上，重点扶持以始皇磨粉、华汉机械公司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食品加工产业上，重点扶持以春雨公司、成祥米业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餐饮产业上，重点扶持以古月宾馆、景玉宾馆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在观光休闲产业上，重点扶持以宗营花卉苗木产业基地、七里兴汉荷园、陕南植物博览园、河东店牡丹园等为代表的骨干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6
1、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依据社会性质及基本国情，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秩序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做出明确规定的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规定，即所有制。中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2、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经济制度的基础。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3、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