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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1
【关键词】土地征用；公共利益；土地产权；补偿
1 土地征用基本涵义
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并强制地取得其他民事主体土地并给予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在我国，土地征用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公共目的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而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性地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的行为。
2 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2.1 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畴。
公共利益通常被用来衡量国家是否滥用征地权的标准，因此对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便显得尤为重要。但一直以来，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几乎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都必须经过国家征用，才能得以利用，使得公共利益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不但使广大农民难以接受，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从而产生征地权的滥用。
2.2 土地征用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偏低。
我国征地制度起始于建国初期，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存在征用补偿范围狭窄，补偿标准偏低的现象。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的范围仅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一部分损失，残余地损失和其他间接的损失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
2.3 征地补偿费往往存在克扣现象。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产权主体不明，往往造成各级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相互争当所有权主体，或通过各种名义克扣征地款，有些地方甚至存在村干部凭借权力分割征地价款，导致真正的所有权主体不能享受应该享有的利益。安置补助费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安置征地后剩余劳动力的，由安置单位享有，但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企业难以胜任妥善安置劳动力的重任，因此许多地方均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这部分安置费用在没有使农民得到妥善的就业安置条件下，应由农民个人所享有，但许多地方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甚至完全没有发放到农民手中，而是被层层地截留。
3 土地征用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3.1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缺位是征地公共利益难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肯定要有大量的农用地转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非公共用地是以公共用地的名义和方式征用的。这样政策法规必然在实践中处于两难境地，若完全以公共利益为标准限制征地权利，在集体土地完全被排除在土地市场外的情况下大量工商业用地将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工商企业的发展将会受阻，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利益甚至整个国家利益，也因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加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困难。
3.2 农村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突出。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一些有条件的农村进行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部分地区解决了部分群众“病有所养，老有所养”的问题，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和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学、系统、规范、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相差甚远，与城市居民所获得的单位保障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如保障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难以承担起农民规避风险的功能。而且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存在弊端，加之由于社会保障管理的分散，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难以保证保值增殖，加剧了资金的缺乏。
3.3 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产权关系混乱。
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
有权，然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实际中存在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3.1 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产权关系混乱。
3.3.2 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听有权限制过多。
3.4 被征地农民转业难度巨大。
征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劳动力释放的过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劳动力释放的基数较大，特别对基础设施征用来说，涉及需要安置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大，若不对这部分劳动力加以合理安置，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在实际当中，依靠国家安排就业的可能性不大，靠被征地劳动力自身转业也面临许多现实问题。
4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明晰土地产权，加强土地登记制度。
明晰产权后，必须采取土地登记的方式，将各产权主体享有的各种土地权利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土地登记是国家用以确认并保护土地权利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是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将土地的权属关系、用途、面积、使用条件、等级、价值等情况记录于专门的簿册，以确定土地权属，加强政府对土地的有效管理，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制度。土地通过法定程序登记后，便可以向社会公示权利的归属情况，从而确认该权利人对特定地块拥有的特定权利，进而保护权利人权益的实现，并免遭他人的侵害。
4.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健全城市社会保障的同时，必须尽快着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弱化和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征地补偿能够完全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既可以促进农地的流转，以避免因农地比较利益较低而导致大量土地被撂荒的现象发生，又有利于增强农民转业的信心，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降低农村人地比例的失调，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我国人力资源的更好配置。
4.3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确定必须针对具体条件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
当土地征用完全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行使时，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确定要视不同的条件而定，对远离城市郊区的土地，除了对农地进行补偿外，还必须对农民采取额外的补偿。因为农地的价格偏低，完全不能满足农民今后生活所需;此外农民对土地的追求首先是土地的保障功能，而不是土地收益功能，因此为保障失地农民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使其今后的生活得到保证，必须对他们实行额外的补偿，只有从经济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促使他们自动放弃土地，土地征用也才能顺利得以实行，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4.4 应采取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方式。
土地征用补偿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一次性发给货币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有许多优点并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但仍存在许多弊端。为既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又必须促进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土地征用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更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广大农民在提供的多种补偿方式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以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缓解国家同时拿出大笔费用的负担。
4.5 制定一部完整的土地征用法规。
土地征用是一种行政行为，其行使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来进行。由于我国现阶段并没有一部完善的土地征用法规作为制约征地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从而在征地中往往出现征地行为的随意性以及征地工作中的行为不规范。由于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作保障，也使征地行为导致的后果无人承担，往往使被征地农民处于劣势。因此制定一部完善的土地征用法规是今后土地征用的关键。只有通过严肃的法律对土地征用进行全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维护征地双方的合法权益。制定的土地征用法规应该包
括土地征用的范围、征地程序、补偿方法及方式、征地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等一系列内容。只有制定完善的土地征用法，将所有征地内容法制化，才能彻底保护各产权主体的利益，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土地征用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丁关良等，对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思考，农业经济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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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对策，中国农村经济，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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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2
关键词：行政征用；补偿；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201－02
一、行政征用的相关基础知识
通常认为，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使用权或所有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行政行为。学者们虽然还有不同的定义方法，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基于公益大于私益的需要以及紧急状态下，强制无特定责任之相对方对其合法权益做出牺牲，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项行政法律制度。根据通常的观点，行政征用具有公共目的性、补偿性、强制性、权属移转性等特征。众所周知，国家制定征用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征用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侵犯被征用方的合法权益，引起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双方的分歧显得更加明显，有时甚至会导致命案的发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征用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扩大到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具体而言，行政征用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永久性的征用，如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它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二是应急性、临时性的征用；三是对相对人劳务的征用，如遍布城乡的各种非以工代费性的临时工、征召义务兵等[1]。
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命令指挥型”政府更多地向“服务型”政府过渡。在建设法治社会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今天，行政行为以人为本的观念也渐入人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受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服务型”的政府要想真正走向群众之中，实现“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行政征用制度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构建和谐的征用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缺失人性化的具体体现
（一）行政征用的立法规制不足
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也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此外，《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也有对行政征用的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成为我国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征用的主要依据。但是，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对行政征用制度作出统一规定的法律。现有立法对征用权的设定、征用程序以及补偿措施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征用权事实上难以受到限制，容易造成公权力的滥用，从而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征用的行使主体过于分散、混乱
现今各国的立法大多肯定征用主体只能是国家，由政府行使征用权，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也只是规定国家可以作为征用权的行使主体。由于立法未能对征用权予以规范化，导致许多行政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乘机实施征用行为。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政策”设定征用权，由于政策制定者的多样性，则使征用权主体更趋五花八门，权力交叉、冲突现象严重，对于征用补偿责任往往互相推诿扯皮，使征用工作不能圆满完成[2]。
（三）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和界定不清楚
行政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何为“公共利益”，学术界和事务界尚无统一的界定。发达国家的立法及通则认为公共利益应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必须有公共使用的性质，二是必须有公共利益的用途[3]。我国宪法、法律也规定了行政征用以满足公共利益为前提，但何谓公共利益，如何确定公共利益，我国宪法和法律却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以经济建设作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土地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所谓的“公共利益需要”的经济建设项目已不再具有公共目的之性质，此时，必须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禁止盲目地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去损害相对人的权益。
（四）行政征用缺少具体必要的征用程序
在现代社会，程序控制是保障行政权合法、正确行使，防止其滥用和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行政征用制度中，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用行为无程序规定或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即使在土地征用程序中，《土地管理法》也只是规定了审查、批准、备案、登记、公告等程序，而且我国的土地征用公告程序只是作为附属程序置于批准之后，目的也只是用于权利人的权利登记，对征用并不能起到监督作用。此外，我国的征用程序缺乏公开性和公正性，没有确立公众参与、公开查询、举行听证以及异议和举报等相关程序或制度。这无疑是制约行政征用健康发展的弊病所在。
（五）我国行政征用补偿标准过低
在行政征用制度中，保障相对方财产权是征用制度的核心。行政补偿的本质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当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因国家行为而承担的义务重于相同情况下的其他人时，国家应设法调整和平衡这种义务不均衡现象[4]。由于被征用者为社会利益做出了特别的牺牲，所以国家应给予被征用者损失补偿。但是实际运作中，国家采用的是适当补偿、相应补偿的方式，这种补偿方式的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小于损失利益。此外，政府有时还以各种名义扣押补偿费用，使得原本就不多的补偿费用最终落实到相对人手中时已所剩无几。
三、构建以人为本的行政征用制度
行政征用是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特别牺牲，政府要想实现行政征用之目的，必须谨慎行事。当然前提是征用理念的人性化和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化。笔者认为，转变落后的征用观念，在行政征用中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立法对征用制度予以完善，是征用制度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转换政府角色，树立“服务行政”意识
服务行政乃现代行政之强音，其主旨在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民主法制的进步，要求政府角色重塑，在行政征用中，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培养“服务意识”、“公仆意识”，政府在征用过程中应最少损害和最大补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强调“服务行政”并不否定行政征用的强制性，但是行政征用只有在“服务行政”基本观念的支配下，在服务接受者对“服务”满意的条件下，强制性才能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
（二）制定《行政征用法》法典，加强行政征用立法控制
笔者认为，国家应在完善宪法有关征用条款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行政征用法》，明确规定征用的各种事宜，来具体落实行政征用的人本思想。具体可包括以下内容。
1.应明确行政征用主体及其权限范围。在制定的《行政征用法》中应明确规定征用权的行使主体，由哪级政府或哪些工作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行使征用权，法律应该具体规定，以防止征用权行使主体的分散、混乱，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征用权。
2.行政征用应在“公益”目的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征用权的行使涉及到相对人的人身以及财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因此，征用主体在行使征用权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否则不得行使征用行为。在征用权行使过程中必须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即要求作出征用的决定、依据、过程等公开，允许当事人参与，让当事人知晓，并公平、公正对待当事人，不得“同等情况不同对待”或“不同情况相同对待”。
3.应明确规定行政征用的各种程序。如前所述，由于缺少程序性规定，导致征用制度的畸形发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当然会引起抵触和不满情绪。对此，政府应该具体、详尽地规定行政征用的调查、审批、听证、公告、实施、补偿、举报、异议申诉等程序，并规定违反程序的救济办法。此外，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也应遵循“自然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被征用方有事前得到通知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4.应提高行政征用的补偿标准，公平补偿被征用人的损失。补偿费用是被征用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前文笔者已经提到我国行政征用的补偿标准太低，补偿安置费用太少，这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虽然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国力所致，但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固守这种“适当补偿”、“相应补偿”的标准的做法理应受到质疑和否定。虽然我国目前采用全额补偿的方法可能不现实，但完全可以用“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去限制征用权和保护私有财产权。
5.建立健全的行政征用监督救济制度。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立统一的，行政征用制度应该建立一种完善的监督机制，加大对征用活动整个过程的监督，引导“权力”健康发展。此外，还必须从程序上完善司法最终救济制度，对行政征用不服以及要求补偿、损害赔偿的，除了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外，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充分保护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发源于土地征用的行政征用制度目前还很不成熟、不完善，在征用过程中缺失对被征用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国，行政征用应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政府和民众相安无事、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余卫明，邓成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133.
[2] 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J].法学论坛，2001，（3）.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3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我国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包括:1、土地补偿费。2、安置补偿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包括：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阐述了农村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和在土地征用时应补偿范围和标准。另外，根据我国目前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补偿制度完善，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的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二、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用。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土地补偿费，主要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损失给予的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规定。
2、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标准规定。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处于生长而未能收获的农作物等，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
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极度困难。
四、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
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
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五、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目的动机不纯，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无本买卖，以求尽快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建设，或者为了体现个人政绩。其实，规范的征地制度应具备两项基本功能，或者说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具备保障农民权益的功能，以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业、医疗和养老的条件；二是具备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的功能，将农地占用纳入合理利用和保护有限土地资源、实现生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规范的唯一标准。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并作为实施征地过程的指导思想，辅以切实措施，才能确保在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权益和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
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未作出明确界定，这为任意解释“公共利益”、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征地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主要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2)、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需要；(3)、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4)、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公共利益”具有动态性，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应倡导、重视社会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于社会和国家现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如有关国民健康、市政基础设施等，政府应严格按有关土地征收、征用法规办事，而对那些由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符合社会、国家急需要的相对公共利益项目，尤其是有争议的项目，则应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过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体民众讨论、认同。
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体，又是补偿的主体。虽然，新修改的《宪法》对有关土地征用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对征地如何补偿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规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为此，首先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权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强化平等协商和监督机制。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决策作出之前，必须与集体农民进行平等的协商，征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它构成了滥用征地权力、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症结。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参考文献资料：
1、《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4
关键词：土地征用；公共利益；征地补偿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关涉到社会的安宁和发展，与社稷的兴衰与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在当下，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大大加快，城市向郊区迅速扩张，以及各地掀起了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出现了大量的种地无土地、进城无工作、拆迁无家园、“非农”无保障、告状无门路的“五无农民”群体[1]。从而引发了大量和上访事件。一组国土资源部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仅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的占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诉说的是征地纠纷问题，这其中87%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而在反映征地问题的上访中，又有一多半是集体上访。因此农地征用补偿问题是导致政府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但是农地征用补偿的不合理使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未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农地征用补偿的不合理成为阻碍农村和谐社会实现的一大障碍。
一、征用补偿的理论依据和补偿原则
所谓农地征用补偿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补偿后，强制性的变更农村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政行为[2]。从理论上讲“征用”本身仅仅指使用权的转移，而征收是指所有权的变更。而且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也明确了这一点。但是在以往的法制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大多使用“土地征用”这一概念，因此为了与以往的理论研究相衔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也使用土地征用这一概念。但是在此，土地征用的内涵既包括所有权也包括使用权的有偿转移。土地征用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限制或剥夺私人权益，而且是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财产权的克减。那么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就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本位时代，土地征用制度的存在空间是有限的。但是随着强调财产义务性的社会本位时代的到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私人的财产权予以限制和剥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基于公平正义的观念，“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3]”土地征用作为一种土地公共取得制度，对于个人因为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必须给予补偿。围绕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形成了众多的学说，通过分析这些学说，可以把握征地补偿合理性的依据。
（一）农地征用补偿的理论依据
1、既得权说。此说以自然法思想作为基础认为财产权是人民的天赋人权，是合法取得的既得权，因此应该得到绝对的保障，即使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使其遭受经济上的特别损失，也应当基于公平的原则给予补偿。
2、恩惠说。此说强调绝对的国家权力，认为土地征用权是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力，主张公益至上和法律万能。此说认为个人没有与国家相对抗的理由，甚至完全否认国家对私人有提供补偿的必要。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给予补偿那完全是出于国家的恩惠。
3社会职务说。此说摒弃了权利天赋的观念，认为国家为了使个人尽其社会一份子的责任，首先应该承认个人的权利，这是实现社会职务的手段，因为权利的本质具有义务性，人民的财产被征用后，国家酌量给予补偿，才能使得社会职务得以继续履行。
4、社会协作说。该说基于法国狄骥的社会连带理论，认为社会作为一整体系统，其存在和运转依赖社会成员的相互协作，因此社会成员为保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只能牺牲部分权利和自由，而社会则以其整体的力量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利益所受损失和损害给予救济。
5、公共负担说。由于国家行为的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故当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因为国家行为而承担的义务超出其因该承担的份额时，国家就应该基于平等原则，将其平均分担给社会全体，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
6、特别牺牲说。该说由德国奥托·麦耶提出，认为国家的合法征地行为对人民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与国家课以人民的一般的负担不同，它是使无义务的特定人对国家所做得特别牺牲，这种特别牺牲应当由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分担，给其以补偿，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精神，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4]
上述第一种以及第二种学说，前者强调权利的绝对保障而后者强调绝对的国家权力，在当下都无法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同，因此均被摒弃。社会职务说、社会协作说以及公共负担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征用补偿的合理性，但是都可以被特别牺牲理论所涵盖，所以特别牺牲说成为当下的主流学说，也极容易被广大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在当今社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财产权虽然有社会义务性但是也应该适用平等保护原则。一般情况下，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法上的义务，财产权利人可以预期因为承担该义务所遭受的损失。但是土地征用则不然，其权利人只有等到具体的征用行为公告后才能获悉自己的财产因为征用而遭受的损失。这对于权利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十分不确定的社会风险。针对此种少数人为了公共利益所做得特别牺牲如果不给予补偿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因此补偿义务得以确立。补偿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协调。征用必须建立在补偿基础上也为世界各国的宪法所明文规定。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就已经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且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受剥夺。”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没有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没有公平的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我国《宪法》第10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用补偿原则基本上成为各国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如何补偿各国法律规定得并不一致。有的国家采用完全补偿原则，有的则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还有的国家采用相当补偿原则。
（二）征用补偿的原则
1、完全补偿原则。该原则认为土地征用的受益者是全体人民，对于国家土地征用而遭受特别牺牲的人，理应由公众受益人负完全补偿责任才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而且确保权利人不因土地征用而处于财产状况恶化的状态，也是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宗旨所在。从生存权的保障来看，土地作为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依靠，不仅仅是生活之源而且是生存之本。因此补偿不应该仅仅限于征用的客体，而且还应包括与该客体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经济上和非经济上的利益。
2、不完全补偿原则。该原则从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财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加以限制，但是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补偿仅仅限于财产上的损失，对于精神上的损失，应该被视为特别牺牲，个人有忍受的义务。
3、相当补偿原则。该原则认为，由于“特别牺牲”的标准是相对的、活动的，因此征地补偿应斟酌征用的目的及必要程度等各种要素，并结合社会的现实，选择采用完全补偿原则或者不完全补偿原则。一般说来，基于平等原则，对于特别财产的征用损害，应当给予完全补偿，但是特殊情况下，可以准许给予不完全补偿。[5]
目前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采用的以土地年产值倍数作为补偿标准的不完全补偿原则。这一补偿原则未将农民的生存权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并且基本未考虑土地发展权价格，而只是一种生活补贴性的补偿，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非公益性的征地，政府在征地前对于被征用农地并不享有所有权，征地后一般对农地也没丝毫的投入，政府仅靠征地权就将征地补偿费与市地批租价之间的巨大利益据为己有，无疑是对农民发展权的剥夺。在当下国家的价值取向正开始转变，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在注重人权保障的国家价值观下，个人的权利应当决定国家权力，个人是一个目的性存在，个人权利的保障应该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土地关系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对于土地征用制度，我们应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探究当前农民和政府关系紧张的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
二、我国农地征用补偿法律制度透析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各个国家都有严格保护土地资源的规定。从“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基本国策出发，我国立法机关在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时旨在建立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基于这一宗旨，我国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几乎完全行政化，建立了严格的土地征用审批制度。但是严格的制度并不等于是完善的制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日益增大，客观上要求土地的利用和流转市场化。征地补偿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折射出现行征地补偿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一）征地补偿未区分“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征地”
在现代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只能基于公共利益已为世界各国的法律所明文规定，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其行为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和环境国家，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者大众福祉，这是任何公共行政的一个不成文的基本原则，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公共利益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是公务员执行职务的基础。”[6]我国宪法第10条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土地管理法》在将宪法具体化的过程中，对于征地的前提规定的却不一致。《土地管理法》第2条：“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是《土地管理法》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见政府将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建设用地都纳入统一的征地工作中，均按照统一的补偿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土地管理法》将非公益性用地纳入征地工作中本身就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如果不考虑其违宪性因素，仅从这一征地补偿规定来看，也是十分不合理的。因为在非公益性征地过程中，农地有很大的增值空间，尤其是城市郊区的土地，土地转手间可以增值10多倍。据统计，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收入平均每亩为35.67万元，而对征地农民的补偿通常每亩只有1.5万-3.5万元。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规定并未考虑非公益性征地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未考虑土地发展权的价格。土地发展权的收益本来应该归农民所有，现在的现实却是政府仅靠征地权就将征地补偿费与市地批租价之间的巨大利益据为己有，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剥夺，而且激发了政府征地的内在冲动。据统计，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利用计划经济的征地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卖地方式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土地出让和补偿安置差价超过了2亿人民币，有人称之为“政府请客，农民买单”。[7]因此，公益性征地因其关乎公共福祉而不考虑土地发展权的价格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非公益性征地也剥夺农民的土地的增值收益，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考虑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征地补偿未区分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征地是我国农地征用补偿法律制度的一大缺陷。
（二）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
1、按土地原用途给予补偿违反公平正义原则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增值空间，尤其是城市郊区的土地，由于具备发展的区位优势，土地用途的改变可以带来巨大的增值收益。按照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由于区位不同可以产生级差地租，这部分土地收益由于并非是土地权利人投资形成的，所里理应在土地的所有者、国家和用地单位之间合理分配。但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国家征用土地再出让时决定不同地价的级差地租是国家投资形成的，原则上这项收益应当属于国家。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被剥夺了，因此是违反法律的公平正义理念的。
2、以年产值的倍数作为补偿标准不科学
按照年产值的倍数计算补偿数额虽然简便易行，但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土地价格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同被征地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而同农业用地年产值的关联性程度并不明显，而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不能反映土地的位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交易价格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等影响土地价值的经济因素，也不能体现同一宗土地在不同投资情况下出现产出差别的真实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普遍偏低，以土地的年产值倍数作为补偿标准，农民得到的补偿仅仅也就几万元，无法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
3、确立征地补偿的最高补偿限额不合理
我国《土地管理法》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根据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因此，在征地补偿中设定一个征地补偿的最低限额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是设定一个最高不超过30倍的最高限额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当前我国农村尚未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之源，而且具有生存保障的社会功能。所以规定一个补偿的最高限额，很有可能使得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所以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
（三）征地补偿方式单一，补偿分配不合理
1、征地补偿方式单一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征地补偿以金钱补偿为主。对于安置补助费，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可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政府采用金钱补偿的方式，将各项费用一次性的支付给农民，可以避免采用其他方式所带来的麻烦。现实的情况却是当前农民的市场意识还比较差，除少数农民将所得土地补偿费用于长远投资外，大多数的农民得到补偿费后，用来建设房屋等，因此本来就不多的补偿费，很快就被花光，进而成为生活无保障的边缘人。在此种情况下，失地农民有的再向政府要钱，有的甚至走向极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单一的金钱补偿方式虽然简便易行，但是却忽视了现实，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采用多种补偿方式。
2、补偿分配不合理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6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但是制度取消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很多村组没有章程办事，所以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安置补助费，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而且从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制看，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政府职能代表”和“群众自治代表”的冲突之中，无法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作为农民集体代表的农村权势阶层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又往往有着与农民集体不一致的个人利益，他们往往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扩大寻租空间。[8]所以村集体留存的征地补偿费比例过大，而且留存在村集体的征地补偿费使用和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土地收益中的主要成分是土地补偿费，至少应当占到土地收益总额的70%以上，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以后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户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于土地补偿费农民仅能得到5%-10%。
（四）征地补偿法律程序不完善
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君主与父母官的支配下，子民永远都是受政者，他们只有服从命令和安排的义务而没有所谓的权利，因此在这样一个缺乏权利意识的社会，法律权威的最终确立更多地需要依靠程序的力量。因为“任何实体目标的定位都需要借助程序的技巧以安排和落实，也就是说，法律上实体性目标的追求只能被置于程序性的逻辑框架中，才能真正体现其现实意义。”[9]但是，在我国土地征用程序在限制公权力运作方面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程序性法律规范本身有漏洞
许多征地法律法规仅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的具体标准，为政府滥用自由裁量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理》25条规定，如果对征用补偿的标准有疑义，最终将由批准征地的机关裁量。但是对裁量的程序和标准未做出具体的规定。再如，我国虽然对土地征用听证作了规定，但是在听证代表的选拔和总体名额的分配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总之，关于土地的法律规范本身存在许多的漏洞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2、农民的程序性权利无保障，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
现行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补偿方案制定后公告农民，新出台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赋予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方案有提出不同意见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对农民提出的意见确需修改的时候，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修订，并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时候附上相关意见和听证笔录。但是程序规范的法律约束力不足。我国的《征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等的程序性规定本身仅仅属于部门规章。
在我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政府往往追求效率而忽视程序，但是农民的权益却与程序密切相关。对于农村征用补偿争议的处理由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地政府裁决，对土地征用的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且复议为终局裁决。这样一来，农民在自身权益受损时，如果得不到行政救济，也就失去了司法救济的途径。而且实践中法院基于自身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往往对涉及征地的案件拒绝司法，致使农民的诉讼权得不到保障，更使得政府肆无忌惮。
三、实现我国农地征用补偿法律制度完善之路
（一）实现“非公益性用地”市场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非公益性征地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违的公平正义法理念，最重要的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非公益性征地是违反宪法的，破坏了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秩序。因此，应该取消政府非公益性用地的审批权，实现非公益性用地市场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由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也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布坎南认为“国家不是神造物，它并不具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乃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它并不一定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的规则和结构更加正确无误，因为在这里作决定的人—政治家和官员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也一样会犯错误。”[10]因此，政府试图凭借公权力对土地资源进行严格控制的做法，往往不能实现其最初的愿望，恰恰相反，反而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因为在土地利用者看来，用较低的贿赂成本可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同样官员也可以凭借公权力谋私利。因此，虽然市场调节土地资源存在诸多的缺陷，市场调节也可能出现失灵，但是这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处理的充分条件，市场调节不好的问题，政府未必解决得好，甚至会把事情处理得更遭。
为了保证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秩序的统一，也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证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法律应该取消非公益性用地的审批权，实现非公益性用地市场化。土地权利人和土地使用者就土地价格等问题直接磋商，达成协议后经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确认后即发生土地使用权转移的法律效力。由于农民在信息方面处于劣势，所以政府应建立土地价格的信息公布机制，克服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所带来的弊端。
因此，实现非公益性用地市场化，可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有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政府公权力的合法运行。
（二）提高补偿标准，实行完全补偿原则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均实行非市场的配置方式。土地被征用以后，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城市户口所带来的福利待遇，因此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是提高了而非下降了。征地所带来的风险没有分散给农民个人家庭。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地农民必须考虑就业问题。但是由于农民缺乏生存技能，因此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非常困难。而且在当下，农村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实际上失去一笔家庭财富，失去基本的就业岗位，失去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失去一种低成本的发展方式，失去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基础[11]。因此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业，而且意味着生计没有保障。所以征地补偿必须着眼于农民的长远生计，采取完全补偿原则。
基于完全补偿原则，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应该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可以借鉴国外关于补偿范围的规定，补偿的范围包括：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直接损失，因征地而发生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征用发生的必要费用损失等。另外，基于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的考虑，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应该纳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的范围。借鉴经济学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我国的土地征用完全补偿费用=地价+青苗等地上附着物价格+由征地外部不经济引起的损害连带补偿价格+土地发展价格。其中地价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基础，地价=地租/资本化率=[农地级差地租Ⅰ+农地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农用）+垄断地租（农用）]/资本化率。[12]
（三）采取多种补偿方式，健全征地补偿分配机制
首先，要改变单一的补偿方式，以金钱补偿为主，多种补偿方式并存。目前我国征地补偿的方式主要为一次性的金钱货币补偿。但是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失地农民在缺乏其他谋生手段的条件下，仅凭土地补偿费难以维持其长久的生存，加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无疑使失地农民的生活陷入绝境。因此我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实现，补偿方式多样化。日本的征地补偿方式除现金补偿外，还有替代地补偿、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即被征地由物件时在土地被征用人的请求下，由需用地人迁移改物件以替代迁移费的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方式除金钱补偿外，还有代偿地的补偿，代偿权利的补偿等等。我国的征地补偿方式，应该在借鉴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经验，例如咸嘉“三集中、三统一”的安置模式，南海模式以及芜湖模式等等。可以考虑征地补偿费入股，社会保险方式，留地方式，债券方式以及其他方式。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土地补偿分配方式。由于我国的征地补偿分配不合理，占土地收益总额的70%以上土地补偿费根据法律规定归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在当下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政府职能代表”和“群众自治代表”的冲突之中，无法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政治资本或者牟取个人私利。现行补偿金发放环节过多，时限不明确。乡镇、村、组、农民缺乏统一的可操作的分配方法。“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集体宣布的土地补偿金额为每亩600～40000元，但绝大多数宣布的土地补偿金为每亩12000元以下，甚至还有征地补偿全部付给了村里，村里一分钱都没有给村民组的情况发生。”2004年1月18日《中国建设报》报道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在土地征用时，许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采取法定标准的最低限，有的甚至低于法定标准；在土地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不足10%。因此为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健全征地补偿的分配方式，将土地补偿费直接发放个农民个人，并完善征地补偿费用的监督机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征地补偿法律程序，保障农民的程序性权利
在法治条件下，对于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除合乎公共利益的需要外，还要遵循正当程序。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没有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没有公平的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完善的土地征用程序，可以防止政府权力的恣意，使公权力在法律预设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律程序的设计可以使财产权利人预知公权力的运行模式，从而监督其运行，防止其滥用而侵犯自身的合法权益。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知道，农民的程序性权利无保障。在补偿安置公告并听证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征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等的程序性规定本身仅仅属于部门规章，所以程序规范的法律约束力不足。例如法律虽然规定了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主管部门不组织听证的，法律并没有对因程序违法而造成的当事人实体权利损害给予任何的救济途径和规则原则。对于农村征用补偿争议的处理由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地政府裁决，对土地征用的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且复议为终局裁决。这样一来，农民在自身权益受损时，如果得不到行政救济，也就失去了司法救济的途径。所以必须完善我国的征地补偿法律程序，明确违法征地补偿法律程序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是无效的行为，农民对此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农民的，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54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四、小结
在当代，传统的“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的”理念已经被“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务”理念所取代，所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土地征用是实现社会福祉的必然要求。但是，土地征用必须建立在合理补偿的基础上，这是实现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也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广泛认可。我国宪法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进行征收、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相关的具体法律并没有将这一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因此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公权力的异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征地行为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必须给予充分的补偿，以实现土地征用目的的合理性。同时，政府征地补偿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现征地行为形式的合理性。如果因为土地征用补偿引起矛盾冲突，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必须规定救济机制，使矛盾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解决，防止出现救济无门而引发集体暴力事件。建立在完善的征地补偿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土地征用行为，可以使政府和民众之间相互信任，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
注释：
[1]钟伟：《谁拥有土地》，《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第19版。
[2]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中国土地》，2002（2）。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2页。
[4]以上原则参照陈泉生：《论土地征用之补偿》，《法律科学》，1994（5）。
[5]参照陈泉生：《论土地征用之补偿》，《法律科学》，1994（5）。
[6]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324页。
[7]於忠祥、李学明、朱林：《论农地征用的经济补偿与失地农民的安置》，《农村经济问题》，2004年（12）。
[8]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93页。
[9]谢晖、陈金钊：《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73页。
[10]转引自张慧芳：《土地征用问题研究：基于效率与公平框架下的解释与制度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45页。
[11]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6页。
[12]张慧芳：《土地征用问题研究：基于效率与公平框架下的解释与制度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231页。
参考书目：
[1]钟伟：《谁拥有土地》，《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第19版。
[2]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中国土地》，2002（2）。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陈泉生：《论土地征用之补偿》，《法律科学》，1994（5）。
[5]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6]於忠祥、李学明、朱林：《论农地征用的经济补偿与失地农民的安置》，《农村经济问题》，2004年（12）。
[7]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5
【关键词】新农村 土地征用 征用制度
一、前言
土地征用是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发生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的一种行政行为。土地征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必要性和补偿性。现实中，土地征用过程部分执法人员权责问题，土地征用制度上的缺陷等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问题也越加突出。淳安县的土地利用战略为：“三保、平衡、两约、调整、统筹”十字方针。保育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平衡耕地占补，土地集约利用，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优化。在这大背景下，我们通过问卷、人物访谈形式研究当地土地利用现状的合理性、局限性以及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合法性、公平性等，因地制宜地提出可行性较高的措施。
二、研究结果及现状分析
（1）土地规划布局局限性
1.大规模圈地用地，导致土地资源数量迅速减少
至2020年，淳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将达到2708.48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量中的比例由2005年的26.85%增加到36.27%；而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从2005年的3745.05公顷降低到3406.72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则降低到45.62%。
2.人为破坏，导致土地资源质量退化及生态破坏
近年来，随着淳安县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土地资源匮乏缺陷越发明显，受农用地保护限制，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试图从千岛湖中索取，农用地保护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多个工程兴建导致水土流失，引发地质灾害，进一步恶化淳安生态环境。
3.布局传统，产业低端
走访调查后得知，当地保留了一定茶叶地，而随着茶产业的变革，产业链获得更新，利益却增长缓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出茶园，走进城市。如此一来，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及劳动力成本的昂贵导致大批茶地的荒废。尽管政府作出一定补贴，170元/亩的青苗补贴杯水车薪，而茶叶市场的饱和与品牌知名度无法打响加剧这一现状。
应对措施：
（一）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1.制定专门的《土地征用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设立土地监察机构，确保申诉救济渠道。
（二）严格界定土地产权，加强政府在征地工作中的职能。
1.明确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所属，用地单位必须向政府申请获得征地用地的使用权。
2.以市场价格确定征地用地补偿标准，科学合理确定补偿安置标准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被征地农民安置途径多样化，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2）土地征用存在问题
1.土地征用制度缺陷
农民征地收益通过集体收益再分配来实现，由于缺少参与权、知情权，他们被动参与土地征用，获得补偿仅占到土地补偿的5%—10%。
2.土地征用过程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低下，，
当地村委会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征地建房工作，为顺利完成指标，彰显其政绩所在，村委干部轮番走访村民家中，进行思想动员工作，报喜不包忧，待村民最终同意后却发现已上当。虽然村民在建房过程中获得一定补贴，但大部分补偿金已到村干部的口袋中。
应对措施
（一）制度供给兼顾供需主体的需求，发挥良好的制度绩效。
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进行供给并实施。土地征用中的参与者是各级政府及广大被征地农民，制度错位主要体现在制度及补偿标准上对农民利益的忽视。要缩小双方在制度供给上的差距，必须更多听取双方的诉求，打破政府垄断型供给。
（二）调整土地收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
正是对土地收益的争夺，使基层政府和农民陷入违规、抵制的困境。对于分配比例的调整，应压缩政府部门的利益空间，弱化违规征地动力，补偿农民更大的份额，同时提高补偿标准，使之向市场价格靠拢。
（三）摆正政府角色，加大监管力度
制度上的优越性、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的驱动使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出现越位现象。为减少这种现象，基层政府则要树立公正和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依法征地，保证公平、公正，站在农民角度看待征地中的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持乡村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农民利益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能力
建立合作性组织，在征地过程中，代表农民的呼声，广泛参与到征地决策和价格谈判之中，提高维护权益的能力。
三、结束语
新农村建设正在我国全面展开，其涉及面之广泛、利益之重大、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审慎。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土地征用问题正期待着国家给予公平合理的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不仅涉及到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和土地资源，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针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从法律上加以约束，调整土地收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建立农民利益组织、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等，才能在操作上更加合理、公平。
参考文献
[1]卢玉玲，李松柏.土地征用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行为分析[A]湖北农业科学
[2]开珊珊.我国土地资源保护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A]吉林农业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6
一、行政征用的含义
行政征用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而是学者对某类行政活动的概括，或许因征用行为并非所有行政主体普遍享用的权限，行政征用的概念在诸多行政法学教材中鲜有提及。
国家采用强制手段有偿取得私人财产用于公益目的的现象虽然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其称谓及含义上并不一致。日本行政法称行政征用为公用收用，是指为特定公共事业之用，而强制地取得私人的特定财产权的活动或制度。法国行政法将行政主体强制取得财产的行为分为公用征收和公用征调。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目的，按照法定的形式和事先公平补偿原则，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程序叫做公用征收；公用征调是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在公用征收外，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财产权或劳务的常用方式。不同的是，在行为的客体方面，公用征收适用于不动产，公用征调则不仅适用于不动产，而且适用于动产和劳务，但它对于不动产只能取得使用权，不能取得所有权，对于动产则可以取得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征用的客体不仅包括不动产，如征用土地，也包括动产和劳务，如征用运输工具和通讯设备、调用人力；既能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如征用集体所有的滩涂收归国有，也可以仅取得不动产的使用权，如临时征用房屋等。因此，我国行政征用的内涵要大于单纯的公用征收或公用征调，所涉及的财产权的内容更为广泛一些。
我国所以未采用公用征收、公用征调等概念，是因为“征收”一词，在我国行政法上另有特殊的含义。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行政征收包括税收和行政收费两种形式，它与征用的显著差异是行政主体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人的财产所有权，二者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行政行为。至于“征调”这一行为方式，则是征用制度的一部分。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为公共利益目的，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强制的方式取得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给予适当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二、行政征用的宪法基础
无论各国实行何种性质的经济制度，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权都是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行政征用作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以强制方式取得财产的重要法律手段，涉及相对人的私用财产权益，必然有其权力的法源。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是较早建立公用征收制度的国家，它于1789年颁布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即《人权宣言》中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该项规定构成法国行政征用制度的权力基础。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凡私有财产，非有恰当的补偿，不得收为公有。”英国的宪法性文件《紧急状态法》则规定：“内阁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征用车辆、土地和建筑物。”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该条构成我国政府行政征用的权力基础，是征用行为立法的根据。
通过比较上述各国宪法所作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各国的行政征用一般都能在宪法中找到其权力的来源，这在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是不多见的。因此，行政征用行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为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突出其重要性，笔者将其称为宪法性行政行为，意即该权力来自于宪法的直接授予。转贴于
三、行政征用的基本原则
作为一种宪法性行政行为，行政征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国自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就确定了公用征收的基本原则：（1）合法认定公共需要的存在；（2）公平补偿被征用人的损失；（3）在占有被征用财产权前，事先支付补偿。上述原则直到今天仍继续适用，并成为各国通用的原则。我国的行政征用基本上也遵循了上述原则（事先支付补偿除外），但在适用上有所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征用行为的目的认定方面，我国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作为剥夺私人财产权的一种公权力行为，行政征用只有在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采取。因此，公共利益需要成为各国征用行为遵循的首要原则。但如何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与其他国家却存在差异。外国如法国有专门的公用征收目的的调查及审批程序。我国法律法规虽然也规定行政征用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但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认定方面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也未将此作为行政征用的程序性要件。
（二）在征用补偿标准方面，我国适用适当补偿原则。行政征用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其实施无须征得被征用人的同意。在行政征用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行政相对人无法与强大的政府相抗衡，因而公平补偿被征用人的损失即显得尤为重要。何谓“公平的补偿”，由于法律观念的不同，大致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应对损害给予完全补偿，即完全补偿论；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社会的一般观念，客观地予以补偿，即适当补偿论。法国所采用的是完全补偿论，完全补偿一般应等同于被征用财产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则不同，在补偿问题上更多地采用了适当补偿的原则。决定一国征用采用何种补偿原则，与该国的国力、经济制度及相应的观念等因素有关。我国以适当补偿为原则，一方面与国力比较弱有关，即使有征用补偿的规定，但补偿的标准一般比较低；另一方面，公有制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征用补偿原则的确定。
四、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之思考
我国虽已形成行政征用法律制度，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没有形成体系，理论上对行政征用行为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为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首先，应进一步明确行政征用制度的宪法地位。从各国宪法有关征用的规定来看，大都突出“公平补偿”或“正当补偿”，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征用权力的限制以及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而我国宪法的规定，则更多地体现了征用权力的行使，突出了权力与服从，对于“公平补偿被征用人的损失”
这一重要原则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另外，现行宪法只对土地征用作出了规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征用的客体已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扩大到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行政征用对象的范围，如可以规定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等，为行政征用的进一步立法确立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