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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1
关键词:泛北部湾 金融合作 金融机构
泛北部湾区域，包括一湾相拥的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盟国家。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海上次区域合作，其中各国和地区间的金融合作与金融服务至关重要。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强大的杠杆功能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快速增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如加强跨行跨区域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查业务的合作，减少托收过程中的“恶意延付、无理退票”等行为。其次，实现资本合作，强强联合。建立合资金融公司，通过参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资本纽带建立资本型合作模式，充实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机构奠定业务上融合的基础。再则，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对风险的协同反应机制，以加强风险预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加快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为加强区域内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探讨区域内经济金融问题，亚洲地区成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且通过了一些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泛北部湾金融合作框架。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国。在APEC组织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建立各国财长论坛，为各国交流观点和信息提供平台，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自由化。2001年6月，中国政府在海南三亚APEC财长会工作组会议上提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倡议，项目总规模250万美元，其中由中国政府出资200万美元，通过举办培训、论坛和研究等活动，促进亚太地区金融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
(二)《清迈倡议》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国的央行行长及财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简称《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建立“10+3”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促进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在金融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以防范区域货币危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按照安排，“10+3”框架内各国之间相继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议为主。《清迈倡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使东南亚货币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三)亚洲债券基金
2003年6月，11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第一期总金额10亿美元。2004年4月，又发行第二期，总额约为20亿美元，投资于以亚洲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表明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已从危机应对机制与流动性安排开始向实质性的旨在促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投资深化的安排转变，有助于提高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为区域内各国提供政策反馈的渠道。
泛北部湾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尽管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其金融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
区域金融合作对参与国之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一致性与同步性的要求，要高于对多样性和互补性的要求。泛北部湾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各国人均GDP差距较大，经济存在着发展阶段和模式上的差异，呈明显的梯形态势(见表1)。新加坡、文莱为第一层次，马来西亚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印尼、菲律宾为第三层次，越南为第四层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增加了金融合作的难度。
(二)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我国金融机构对政府依赖性的核心表现就是严重依靠国家投入资金来化解风险，导致金融不安全程度增高。除发行特别国债、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金外，我国在1999年专门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当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剥离的状况(见图1)。我国金融机构自身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对国家的依赖度偏高，这也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带来障碍。
(三)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较低。资本管制程度和资本流动量体现了一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我国资本管制程度较高，在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量也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限制了我国融入区域金融合作。
另外，我国参加区域金融合作还存在其他困难。首先，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必要前提。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风险度也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系统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水平不高，资产质量较差，各银行财务指标参差不齐。
推进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以构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现已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使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2001-2006年中国GDP值(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经济从2001年到2006年，连续6年保持8%至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还依然是一个人均GDP为2000多美元的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仍较低。在未来时期，中国仍应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夯实经济基础，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承担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二)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金融风险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银行依靠国家注资来改善经营状况，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通过不断挖掘新的金融业务，增加优良资产，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一方面，我国当前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对银行改善信贷期限结构，在宏观上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有裨益。同时从微观角度也有助于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积极提升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度的指标之一，而且其在作为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途径的同时，也成为一般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深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
(三)金融机构业务创新
通过金融创新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加大中间业务占比，从而实现资产结构和盈利模式的优化，逐步与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业务接轨和融合。金融创新包括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业务创新主要是顺应利率汇率政策的变化，主要通过表外业务来实现，包括贷款承诺、担保、金融衍生工具和投资银行业务等。而机构创新则是与证券化相伴随的，包括融资的证券化以及资产的证券化，即将商业银行贷款债权等流动性差的资产以证券形式进行转让，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对传统的中间业务进行创新。近年来，受资本约束和金融脱媒影响，国内金融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创新是未来衡量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加快融入区域内金融一体化进程
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状态和趋势。其实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包括区域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与跨境经营许可、投资自由化等。如: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地区间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创造条件，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之间开展银团贷款、融资业务等合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进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区的金融辐射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金柏松.关于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构想[J].东南亚纵横，2008，1
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2
一、金融冲击的基础性内涵机理论述
结合以往实践经验论证，企业长期以来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承受融资需求束缚效应，这和金融市场监督控制体制缺陷有着直接性关联。须知金融市场核心存在意义，便是竭尽全力地将剩余者遗留的闲置资金加以灵活性转移，一旦说该类工序流程中衍生任何摩擦冲突迹象，整个交易工作就会变得愈加棘手。现阶段我国国内贷款比例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上显现出深刻的下降趋势，加上经济周期频率剧烈的波动交叉影响，令我国各类企业都不可避免地深陷融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在此类环境下获得的贷款数量自然不够理想。但是唯一能够针对这部分企业融资束缚问题产生扰动的要素便是金融机构，所以称以上社会经济现象为金融冲击。
二、金融冲击和我国经济波动的实际状况研究
为了切实验证探讨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学术专家都决定在相关指导模型制备过程中灌输金融市场不完美因素，决定在异质化经济管理体制控制范畴之下，针对金融周期范围内相对重要的冲击作用机制加以考察校验。在此基础上，有关金融机构对外部冲击和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才能得以适度的放大，力求为我国日后初步界定评估以上冲击效用提供丰富的指导性线索。最近阶段，包括王文甫（2010）、张宇霖（2010）都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金融市场和经济周期关系之上，认定想要系统科学化地考察验证我国经济波动特征，唯一适应路径便是将流动、借贷约束视为传导机制，透过此类约束效应窥探我国一切经济周期性波动细节。至于其余研究主体，一部分倾向于利用银行信贷影响结果透过实证和理论两类层面加以研究，剩余人员则分析金融在周期经济波动中的加速器效益。
三、如今金融冲击和我国经济实际波动状况的关联细节解析
关于这部分金融冲击我国经济一切波动状况，都深刻地验证了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极为缜密，所以在日后宏观经济建模过程中切勿引起对金融市场冲击、摩擦的任何忽视迹象，究竟怎样透过数量上考察校验金融冲击对我国企业信贷潜能的影响效果，这将是我国宏观经济规划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革命性问题。
第一，笔者决定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等信息加以综合性考察认证，证明国内贷款作为我国企业固定投资方式，实际占据比例空间呈现出激烈快速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周期频率内上下波动迹象显著。以上结果深刻验证了当前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压力的巨大，能够获取的贷款数量可说是逐年缩减，可以说和企业信贷能力随机扰动的强制约束状况渊源深厚。相关研究主体在探索中发现，金融机构实际贷款余额和具体产出波动正相关性极为显著，证明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关键性因素便是信贷供给，最终真正影响我国企业贷款获取数量的，也必将是金融市场上的信息紊乱和诸多摩擦效应。
第二，相关研究主体决定透过标准样式的动态随机均衡性模型构建途径，获取金融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关键性参数估计数值。由于不同厂商贷款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类强制性约束，并且会因为外部金融冲击作用令该类约束力不断强化。于是，笔者决定将五种不同类型的实际刚性要素灌输到该类经济模型之中，包括消费习惯、可变动资本实际应用效率、投资调整耗费的成本数量、劳动力资源在市场内部不完全竞争现象，以及最终权益支出调整的成本等。需要额外加以强调的是，除了金融冲击之外，诸如中性、投资专有、政府支出等冲击效应，都能够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完善健全的解释，如此一来，就连金融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也可以被更好地调查掌控。
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3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非正规金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另有学者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还有的从研究范围的大小来给农村非正规金融下定义，把农村非正规金融分为传统互助型的民间借贷和面向个人和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两大类；有的则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划分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把正式的、未登记的、未被管制的农村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称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世界银行把非正规金融定义为那些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在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农村居民个人之间、个人（含私营企业主）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货币型借款融资。活跃在农村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会、钱庄、农业合作基金会、民间借贷等。在发展中国家里，作为金融体系主力和政策关注焦点的正规金融往往面临着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
除正规金融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金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贷市场失灵，尤其是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非正规金融却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存在的金融现象，但理论界对其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侧重研究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存在的内在缺陷和引导与规范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想途径之一，成为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首先，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天然地具有较强的市场亲和力，它的存在和适度发展有利于弥补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其次，非正规金融能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再次，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属民间自发性制度创新，这种创新若经过政府的合理引导，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积极演进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2．1发展规模
改革开放之初，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从1986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开始超过正规金融的规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加活跃。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比重越高；从融资用途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主要用于非生产方面，而东部较发达地区则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2．2趋势特征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公开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打击措施比较严厉，处于萌芽期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隐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盈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逐渐放松对民间借贷的打压措施，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由隐蔽逐步转向一定程度的公开。
（2）组织化。过去，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个人，现在一些村镇集体和企业也参与到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主体由传统的个人行为向组织结构发展。
（3）规范化。以往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人们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逐步规范化。
3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
3．1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3．2内部经营管理混乱，经营风险较大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同时，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较大。
3．3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3．4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农村非正规金融分流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正规金融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金融的宏观调控效果。一些不符合农村经济宏观政策的项目由非正规金融为其融资，结果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规范发展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对策
4．1赋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
国家应正式承认民间借贷的合理性，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应引导私人钱庄、民间合会等组织走向前台，向规范化、合法化金融转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正视并肯定民间金融的作用。2005年4月，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能为小企业和小额贷款需求者提供最好服务的还是非正式金融，政府不应该对民间的合法的金融行为进行过度的干预。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这被普遍看做是央行首次对流行于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最高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的肯定态度加快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进程，2005年央行选择山西平遥、贵州江口、四川广汉和陕西进行民间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引导民间金融的融资活动走向正轨，并将民间融资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正式监管之下。
4．2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与管理
政府应允许非正规金融组织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进行监督管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要求持有一定的资本金数额，但不能强求一致，可按地域做出不同的规定，发达地区适当要求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低一些。规定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格。对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历作出限定。限定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容许其经营风险大的股票交易、黄金交易、外汇交易等金融业务。从上述各方面加以严格监管，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规范运作。除此之外，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测。建立监测系统，掌握资金来源、去向、运行情况、利率水平等等。随时监测风险，随时警报，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规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
4．3改革农村正规金融，替代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
首先，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资金能真正用于农业领域。改造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进信用合作社改制。财政支持商业银行农贷业务，引导商业性金融对农业的投入。改革邮政储蓄业务，防止资金流人城市。其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例如，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龙头企业提供贷款，农业龙头企业可对农户采取生产资料赊销，发放农业生产预付款等商业信用的方式使农户得到资金融通。还可通过证券市场，如农村龙头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拓宽筹资渠道。
对农村新技术新成果的研发推行也可试行风险资本投资业务。商业银行还可通过创新信托业务为农户提供服务，如委托贷款，为民间借贷双方牵线搭桥。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完善健全非正规金融及相关法律制度国家通过立法制定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的法规条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务征收、违约责任、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
首先，为合会形式立法，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可在法规中规定合会人数、标金、利率，不允许会套会等，可借鉴日本或中国台湾的经验，给予非正规金融基本的法律规范框架，以防范化解倒会风险。其次，为民间借贷立法，要针对民间借贷特征，制定管理法规。准确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运作。
最后，制定反垄断法和合作金融法，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局面，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仍然缺位。长期以来合作金融在我国就以不同形式存在，如自发形成的合会、信用合作社等，但由于合作金融法制的缺位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功能异化，未能很好地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此应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体现合作制的思想原则和法律导向，对现有的合作金融形式加以引导、规范，将一些金融形式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
4．4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利率管制，利率的生成机制不能正确反映资金供求关系。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营灵活、方便，具有较强竞争力。这得益于其实行的是市场化的利率，根据资金供求及客户借款的风险不同确定利率，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率的要求。因此，为了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良好环境，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要加快存款利率的改革步伐，实行存款浮动利率。同时，以市场利率为导向，通过市场化，在同等条件下让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非正规金融之间合理分布。用市场手段优化资金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的范围。同时应配合贷款浮动利率，增强放贷能力，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信用中介管理组织，加强农村征信系统建设建立多种类型的信用中介机构管理公司，如征信公司、贷款信用担保公司等，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个人征信法律咨询和信用担保服务，支持和引导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规范化运作。
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4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5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贸易；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131-02
引言: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迅速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量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加快，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频发，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不定因素和危害，对我国也尤为如此，金融危机正成为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拦路虎，2008年的次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打击十分严重，上证指数由历史最高点六千多点直接降到一千多点，2011年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使中国贸易竞争力提升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然后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希望能够为我国众多的国际贸易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一）对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冲击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冲击最大的就是低附加值制造业。众所周知，低附加值制造业是我国传统的最具竞争力的对外贸易行业。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首先遭到冲击，进而是实体经济，而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本身就十分狭小，难以抵制金融危机带来的伤害。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行业的冲击
金融危机会出现很大资本黑洞，导致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混乱和恐慌。而资本市场上恐慌往往具有蝴蝶效应，一旦产生，波及速度很快，影响效果很大，对我国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十分明显，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将我国上证指数由六千多点拉到一千多点，资本市场哀鸿一片。
（三）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
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危害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体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低附加值实际经济的冲击。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动荡，我国很多实体经济是依靠国家政策发展起来的，而且很多企业的利润空间本就十分狭小，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会导致这些企业的融资困难，资金链出现很大程度的短缺；另外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贸易目标国的购买力下降，商品销售不出去，更是导致这些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
（四）对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的冲击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冲击，还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构成很大的考验。众所周知，我国当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另外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刚刚三十余年，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国际贸易经验和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不足，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相关国际贸易技术手段将金融危机对他们的伤害转嫁给我国，从而形成金融危机对我国更大程度的伤害。所以，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国际贸易准则，抵御住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的冲击。
二、金融危机下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的措施
（一）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
充分的事实证明，我国国际贸易，特别是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核心竞争力再有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为紧凑的加工环节，促使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我们要继续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一方面充分解决我国日益加大的就业压力，另外一方面继续为我国创造更多的外汇储备，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危害。
（二）完善外贸体系，寻求公平贸易环境
相关部门要仔细研究国际贸易法和国际贸易组织（WTO）的相关规定。当前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美以及日本地区，为了抵制我国产品，保护他们本国相关领域的企业生存环境，利用国际贸易法、国际合同法以及WTO有关规定，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打击，建立贸易屏障。我国在以往的贸易中，吃过很多这样的亏，相关领域研究人员要充分研究国际贸易法、合同法以及相关规定，分析贸易屏障设置国的处境和我国相关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正确使用国际贸易手段，回击他国的无力报复，保护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危害。
（三）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众多制造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优势明显，交通较为便利，是我国开展实业，发展各项产业的最好选择。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刚刚三十余年，很多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健全，相关产业的集中程度较低，很多企业规模很小，形成不了行业优势，没有形成产业集聚，难以产生规模效益，无形中就增加了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我国很多企业都是使用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缺乏自己的研发团队，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利润的代价是无法后的长期的贸易发展，更难以促成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相关部门要充分领导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要建立起自我的研发团队，大力进行科研，研发出领域内世界级高科技产品，促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进而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危害。
（四）加强技术创新，创建民族品牌
相关部门，特别是科技相关部门，要大力营造企业科研改革，科研进步的良好氛围，促使企业从长远角度出发，大力进行科研活动，研发优秀产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此外，相关部门要引导企业大力进行品牌建设，促成民族自有品牌的产生，并加强对民族自由品牌的建设，引导这些民族品牌向国际品牌靠拢，并在品牌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注重自有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关键技术上，一定要寻求突破，要及时对关键技术实行专利认证，保护民族科研成果。
（五）扶植民族产业，促进海外投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迅速推进，我国民族产业要转变思维，拓宽眼界，将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的投资从本国拓展到全世界范围，当前很多优秀的民族企业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海尔公司早就在国外建立生产线，中石油、中石化在非洲建立了很多分公司、分基地，一方面保证了我国能源供给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有这些优秀企业成功的先例，相关部门要引导我国众多的民族企业，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勇于拓展、敢于拓展，将产业的发展由本国拓展到世界范围，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效规避金融危机的危害。
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6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绩效；风险
当前，金融业迅速发展，向着国际一体化、大型集团化和自由化方向迈进。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所涉及的业务相互交叉渗透，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也日渐模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在国际国内竞争中保持自身优势地位，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HC）这一模式逐渐受到金融机构的推崇和青睐。根据国际三大金融监管部门联合的文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①①国际三大金融监管部门是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和国际保险监管。1999年2月，这三大金融监管部门联合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这一文件对“金融控股公司”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做了如下定义：“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
我国金融业竞争加剧，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市场的驱动力量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备受青睐的微观模式。作为资本运作及各类型产品和服务整合的平台，金融控股公司能否有效地提高盈利水平、能否更好地应对风险，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及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文献回顾
国外研究中，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绩效水平分为两个派别：一类是支持金融控股公司。Proefschrift （1999）[7]以1992年至1996年比利时及荷兰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发现以商业银行为依托的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不仅取得了高额利润，而且在风险防控方面也更加有效率。一类对金融控股公司持观望态度。Kwan（1999）[5]回顾了一些研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活动在银行组织结构中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的文章。其中，证券、保险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会比常规银行业务更能盈利，他们也更能为银行组织结构带来潜在的多元化利益。然而，对于房地产部门来说，房地产运营会比常规银行业务更有利可图，但房地产开发却没有。总的来说，非银行金融活动为银行组织结构带来的益处不是非常显著。Yeager & Harshman （2004）[8]研究了美国已上市的金融控股公司，将研究时期划分为了两个时间段，1996―1999为第一期，2000―2003为第二期。在对比了样本公司的股票交易数据之后发现，前一时期的收益率高于后一时期，说明混业经营没有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绩效有显著提高。Kevin（2006）[4]认为潜在的多元化收益是美国金融控股公司越来越多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原因。1997―2002年，表面上，由于佣金、交易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使得金融控股公司表现更为出色。但实际上，非利息活动的风险抵消掉了多元化收益。具有高风险的非利息活动带来的收益远没有利息活动多。
国内学者围绕经营绩效和风险衡量做了很多工作，这里简要回顾一下。刘伟和黄桂田（2003）[9]研究了不同国家差异化的金融资产组合方式导致的银行绩效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银行的规模、产权结构、不良资产比率和存贷业务等影响了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郑录军和曹廷求（2005）[14]采用DEA的方法分析并评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接着用实证方法对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等因子进行了回归比较，发现银行规模、盈利能力、创新能力、公司治理水平、股权结构、稳定性、运营效率和资产配置水平等这方面是综合衡量一家银行的重要指标。夏秋（2007）[11]以国内外185家上市银行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其主要的财务指标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综合衡量上市银行绩效水平的指标可以分为三大类：盈利能力指标、管理能力指标和风险能力指标。熊鹏（2008）[12]利用随机边界生产模型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背景银行和非金融控股公司背景银行的总要素生产力（TFP）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小幅下降，相比于非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负增长，金融控股公司背景银行的总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控股公司背景银行的盈利能力明显优于非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唐建新等（2010）[10]通过对2005―2007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进行研究，表明有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其经营绩效要明显好于非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前者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对绩效有着更高的贡献率，鼓励商业银行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周琛（2011）[16]基于整体经营风险模型对2008、2009、2010三年的金融控股公司年报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借款人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进而建议通过市场约束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张涤新和邓斌（2013）[13]基于控制权分配和不完全合约理论构建金融控股公司控制权配置模型，发现金融控股公司能够通过分权或集权的风险配置分散和转移风险，从而提高其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提高其收益。
二、计量回归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和假设，本文采用计量的方法比较以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和独立银行的经营绩效和风险管理水平。根据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我国各类涉及金融业的控股集团已达 115 家，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和平安保险均已组建为金融控股集团。它们构成我国金融机构的主体，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变量介绍
变量选取详见表1，其中被解释变量从收益和风险两方面选取，解释变量从是否为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虚拟变量）、银行规模、多元化和创新能力、公司治理水平、稳定性、经营效率、资产配置能力七个方面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方面，本文将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收益水平的衡量，二是风险控制水平的衡量。
关于收益水平，一家银行的收益水映了其盈利能力的大小，也衡量了其当前的收益水平和未来的收益水平，从而间接地反映了成长性和持续性。总资产收益率（ROA）是分析收益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在考核银行利润目标时，投资者和决策者往往关注与投资相关的报酬实现效果，ROA的高低也直接反映了银行整体的竞争实力和长期发展能力。
关于风险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周路（2009）[15]研究表明风险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宏观市场波动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银行面临的外部风险。故本文选取样本银行与市场指数之间的β系数，用以衡量风险水平。季度区间内的β系数的计算，采用每个季度内第i家银行的股票日益率与市场指数日回报率之间的β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第一，本文主要考察以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委托模式对其经营绩效和风险是否有显著影响。为了方便描述，此后提到的金融控股公司专门指代以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故设置虚拟变量“是否为银行主导金融控股公司”――fhc。当fhc=1时，表示该银行属于金融控股公司；当fhc=0时，表示该银行是独立银行，不属于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银行规模――总资产变化率（grta）和总资产对数值（lnta）。中国银监会2013年报告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47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34万亿元，同比增长1435%”。①①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2013年11月13日的《2013年三季度银行业监管统计数据情况》。截至2013年9月30日，工商银行资产总额已达到1874亿元，较去年年末增长684%。②②数据来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网站。相比而言，北京银行资产总额仅为127亿元，较去年年末增长78%。③③数据来源：《北京银行二一三年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北京银行网站。工商银行作为以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其资产总额是北京银行的近15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有着很大的差异。银行规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利润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样本银行的资产总额越大，越容易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有力地抢占市场信贷份额，从而带来更多的利润。
第三，多元化和创新能力――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fci）。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由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这两部分构成。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收入主要依赖于利息收入，也就是存贷款的利差，非利息收入占比较少。随着我国商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传统的依靠存贷差的经营模式将逐渐失去竞争力。此时，商业银行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身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维持并增加利润，转变经营模式势在必行。非利息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因此，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的多元化和创新能力。
第四，公司治理水平――股权集中度（cg）。Andrew Ellul & Vijay Yerramilli （2013） [3]构建了一个RMI指数，用以衡量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影响着经营绩效水平。股权集中度一般采用银行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在本文中，用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第五，稳定性――资本充足率（car）。Allen N Berger等人（1995）[1]研究发现银行资本充足率显著影响利润水平。《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保障正常运营和盈利所必备的资本比例和条件。
第六，经营效率――成本收入比（cir）。成本收入比反映了银行成本控制能力和经营效率。银行每单位的收入应当花费多少成本，成本收入比越高，其获利能力越差。Lieven Baele， Olivier De Jonghe & Rudi Vander（2007）[6]通过对1989年到2004年银行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成本收入比对银行的长期经营策略和绩效都有一定影响。
第七，资产配置能力――存贷比（ldr）。银行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对其持有的资金在不同种类的资产、负债之间进行配置。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由于存款需要付息，贷款可以赚取利息，故存贷比越高越好，银行的资产配置效率相对较高，盈利能力也就越好。
（二）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样本观测区间从2007年第2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共26个季度。选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6家①①“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样本剔除中国农业银行，因为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上市，为了保证面板数据统计上的完整性，得到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将其剔除。作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代表（用fhc=1表示）。选取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这7家②②“独立银行”是相对“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而言的，这7家银行属于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独立银行的代表（用fhc = 0表示）。
数据从2007年到2013年，期间样本公司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故在此时间区间内讨论经营情况尤其是风险管理问题更具有深刻意义。本文使用的市场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和Wind资讯数据服务③③网址来源：http：//.cn/。，各项财务数据来源于各个商业银行的季度、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④④各个商业银行的季度、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均在其官方网站获得。。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列出。
（三）样本数据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比较以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和独立银行各个指标之间的差异性是否显著，本文对分组的数据进行了T检验。对比第一组（fhc = 1）和第二组（fhc=0）发现，金融控股公司和独立银行的总资产回报率和β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变量的分组描述性统计和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经营绩效角度而言，金融控股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roa）平均为080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独立银行的0724%，说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高于独立银行。
从风险控制角度来进行分析，金融控股公司的贝塔系数（bet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独立银行，说明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风险控制能力强于独立银行。
对于控制变量，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lnta）显著地高于独立银行，但是独立银行的资产增长率（grta）高于金融控股公司，2008年以来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不断扩张，发展迅速。两组间还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股权集中度（cg），反映了公司治理水平。金融控股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高达84187%，而独立银行仅仅只有50%左右。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car）略大于独立银行，但不是十分显著，说明虽然金融控股公司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独立银行在不断赶超中，努力缩小差距。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fci）来看，金融控股公司的多元化程度高，竞争能力强于独立银行。从成本收入比（cir）角度分析，金融控股公司也具有更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更高的运营效率。
（四）模型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对模型各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解释变量fhc与总资产对数值（lnta）、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fci）和股权集中度（cg）的相关性均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7101、05811和07775。同时，lnta 与fci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7611。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剔除控制变量总资产对数值（lnta）、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fci）和股权集中度（cg）。
剔除之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fhc）和4个控制变量（grta、car、cir、ldr）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如表4和表5所示。此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经营绩效和风险等变量。
同时，解释变量fhc与总资产净利润（roa）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值，符合本文预期，说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收益水平。解释变量fhc与风险衡量指数beta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值，也符合本文预期，说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风险。
（五）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
本文采用LLC（Levin-Lin-Chu test）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LLC检验仍旧采用ADF的检验形式，但是在假设方面更加符合经济学实践。
如表6所示，根据检验结果，LLC检验的统计值，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所以本文中认为数据平稳。
（六）回归分析
这里考虑两个方面的回归模型，一是收益水平，二是风险控制水平。收益水平的衡量选用被解释变量总资产回报率（roa），建立模型一。同时，考虑时间效应的影响，加入季度时间截距项。
模型一：建立总资产回报率（roa）收益模型：
风险水平的衡量选用被解释变量贝塔系数（beta），建立模型二。同时，考虑时间效应的影响，加入季度时间截距项。
模型二：建立贝塔系数（beta）风险模型：
本文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为了筛选出合适的回归模型，本文分别对上述两个模型做了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固定效应回归（FE）和随机效应回归（RE）。之后，用F检验、BP （Breusch-Pagan） 检验和Hausman检验进行假设检验，对比发现，本文回归模型更宜采用混合随机效应模型。以回归模型一为例，模型筛选结果如表7所示。
三、结论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收益水平更高
模型一roa的回归结果得到如下结论：与独立银行相比，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收益水平更高。回归模型中fhc前系数0063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金融控股公司委托的模式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水平。金融控股公司有权自由灵活地安排项目、分配权力。项目产出和风险控制这两部分工作任务均可由金融控股公司自行承担，也可委托给子公司承担。通过委托，金融控股公司对产出和风险控制权进行了最优化的配置，不仅提高了收益，而且提高了风险管理水平，有利于抵抗风险。同时，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公司的稳定性水平，不仅保证了正常的运营，而且可以增强盈利能力。成本收入比（cir）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下有显著影响，说明成本收入比越低，公司获利能力越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成本管理来提高盈利水平。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水平更低，风险控制能力较强
模型二beta的回归结果得到如下结论：与独立银行相比，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风险水平更低，外部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回归模型中fhc前系数-02668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模式有助于降低外部风险水平，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宏观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能够更好地化解风险，进而降低自身的外部风险水平。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次贷危机中，金融控股公司能够更好地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
同时，回归模型中总资产变化率（grt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外部风险增大。通过上文分组数据的显著性检验可得到：独立银行的总资产增长率平均为6596%，远大于金融控股公司的4431%。由此看出，独立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获得利润，急剧扩大自身总资产规模导致其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大。成本收入比（cir）的系数00092显著为正，说明成本收入比低，应对风险的成本使用效率越高，风险控制能力越强，进而导致外部风险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结合上文中分组数据的显著性检验也可看出，金融控股公司的成本收入比30820%显著地低于独立银行32559%，其成本控制能力更强，成本使用效率更高。
（三）银行的财务指标对其收益水平和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我们综合考虑了银行的规模、稳定性、运营效率和资产配置能力这四大方面，分别选取了总资产变化率（grta）、资本充足率（car）、成本收入比（cir）和存贷比（ldr）作为控制变量，综合衡量了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
关于总资产变化率（grta），在模型二中，grta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外部风险增大。商业银行不可盲目扩张资产，在总资产快速增加的同时，继续完善和强化资产约束，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和体系，加强外部风险预警和控制。
关于资本充足率（car），在模型一中，car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公司的稳定性水平，不仅保证了正常的运营，而且可以增强盈利能力。作为衡量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性最重要的财务指标，《商业银行法》对资本充足率有详细的规定，此外，人民银行也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①①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4%。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即资本总额月末平均余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月末平均余额之间的比例应大于或等于8%；核心资本月末平均余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月末平均余额的比例应大于或等于4%。”
关于成本收入比（cir），在模型一中，成本收入比下降均可显著地导致银行roa水平的提高。成本收入比越低，公司获利能力越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成本管理来提高盈利水平。成本收入比指标是银行成本控制能力的反映，也是其经营效率的体现，具有较低成本收入比的银行往往更加受到市场推崇。
综上所述，总资产变化率、资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贷比等一系列财务指标可以用来衡量银行的收益水平和风险。公司规模、稳定性、运营效率和资产配置能力等对公司的收益和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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