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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知识范文1
关键词：诗歌教学；指导；拓展；全面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0-308-01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有关诗歌的课程目标有：第一学段：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第二学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第三学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第四学段中，《标准》未对现代诗歌的教学做出明确表述。根据以上要求和现代诗歌的文体特点，朗读应是现代诗歌教学的核心。在朗读中感知、欣赏、积累，因此设计了贯穿朗读的课堂环节。
一、诵读，感音韵
这一环节，学生先自由尝试读，能读懂字音、感知节奏，然后再听读。用播放朗诵录音或教师范读的方式，指导学生达到朗读的第一个层次：读准字音、读出音律、节奏和重音。在朗读的基础上感受诗歌的音韵美，感知诗歌内容。朗读形式可以多样化，可自由读、试读、范读、听读、指导读，也可以分小组朗读，男女分读、齐读等，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指导。
二、研读，明主旨
在朗读的基础上品味诗句，让学生通过联想或想象，体会诗歌的深刻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可用“诗美在哪里？”“诗人想表达什么？”这样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以学生思考、表达为主，教师适当补充。培养学生的思考、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品读，知精妙
反复朗读，在朗读中感知精妙。让学生能尝试指出诗歌中的主要意象，说出其表达的意境；能指出诗歌使用的修辞方法及表现手法，说出它的好处；能对诗歌的炼字进行推敲，品味关键词语的精妙；并能了解诗歌结构上的主要特点。这是现代诗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难点。教师给予指导，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体会、品味，各抒己见，充分表达。这个环节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四、背读，广积累
在理解诗意和作者情感的基础上，可以安排学生带着欣赏背诵诗歌或优美片段。不能为了背诵而背诵，可以闭着眼睛一边想象一边背诵，也可以听着背景音乐背诵。能够当堂背诵最好，背诵始终要站在欣赏的角度。教师可以适当给予背诵方法的指导。这一环节能够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积累更丰富。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2
新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是使工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使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国“四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把工业的生产技术转移到现代科学技木基础之上，达到当代世界水平的过程。它要求以劳动手段的现代化为中心，发展和推广先进的工艺方法，广泛采用新型材料，同时还要求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其基本内容包括实现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和化学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等。在我国，实现工业技术现代化，能改善工业的技术基础，更好地发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以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来源：文章屋网 ）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3
在中考语文阅读中，有时也会考查现当代诗歌。考点主要有：（1）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及作品的时代背景;（2）理解诗歌的内容;（3）领悟作品的主旨，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4）分析诗歌所运用的写作手法及其作用;（5）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6）品味诗歌重点诗句的含义;（7）体会诗歌意境，理解诗歌中艺术形象的象征意义。
怎样鉴赏现当代诗歌呢？
一、关注诗题。俗话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从诗题中往往能明确诗歌的类别，进而把握诗歌的主要内容。如余光中的《乡愁》，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抒写思乡之情的抒情诗。
二、抓住意象。意象即诗中的景和物。由于诗人常用一些特定的事物来表达思想及感情，因而这些事物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柳”代表送别，“草”代表离情，“月”代表怀人和思乡，“雁”代表思乡和漂泊，“菊”代表高洁、隐逸，“落叶”代表悲秋失意等。余光中在《乡愁》中选用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意象。这四个意象最能体现“乡愁”的特殊内涵：母子之情，夫妻之爱，丧母之哀，恋国之思。
三、进入意境。意境即诗中客观之景或物与诗人主观情感的融合，即情景交融。诗中情与景的关系，或先景后情，触景生情;或先情后景，寓情于景。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就必须借助联想、想象，再现诗中描绘的生活图景，让诗中描绘的声、光、色、态等像电影画面一样在头脑中显现出来，并体味诗人的主观感情，进而走入诗人营造的或优美或寂寥或悲壮或雄浑阔大的意境，把握诗歌的思想内容。
四、把握写法。（1）诗人常运用修辞来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排比、反复等。需要注意的是，同学们应该结合语境，具体分析修辞手法对于增强诗歌表现力的作用。（2）通过联想与想象来表达诗人强烈的感情。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诗人取材于我国古代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并借助丰富新奇的联想和想象，描绘了美妙的天街景象，表达了诗人希望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的思想感情。（3）运用象征、动静结合、以小见大、虚实结合、衬托、托物言志等写作手法来深化诗歌的内涵。如江河的《星星变奏曲》中，“星星”象征着光明，象征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诗人反复咏叹星星，表达了他对光明的渴望。
模拟训练
春 芽
李 岭
一觉醒来
伸出
稚嫩的手
抓住天边
那一弯
飘动的彩虹
穿进
用美梦磨成的针
将大地
织成锦绣
（选自《人民日报》2009年2月2日）
1.请简要概括这首诗描绘的情景和蕴含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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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人发挥新奇美妙的想象，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咏物抒情。请结合诗句作简要赏析。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4
关键词:法律视野;企业制度改革;产权
中图分类号:F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1-0032-04
作者简介:陈振一(1959- ),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市政法委员会书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企业制度改革的体制性约束
经过长期的企业改革之后,中国的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都认识到,当代中国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重建｡
1978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市场经济有着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因而对企业的产权构造有着完全不同的体制性要求｡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体制性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
1.国家所有制使不同企业在产权归属上处于同构状态,如果为企业设定相互独立的经济地位,便会导致产权制度构造的内在矛盾,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对于其所有权人来说便表现为自己与自己的竞争,从而导致企业与其所有权人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传统企业的这种缺陷来源于它是按照“社会大工厂”､“国家辛迪加”的设想组织起来的,真正的企业并不存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互匹配的方式只能由国家直接掌握,从而形成了统负盈亏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高度集中的产权体制｡然而,这样一种企业制度把企业的边界推延到了整个社会的范围,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是注定没有效率的｡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活动的目的是权衡和实现产品的价值,这就需要参与交换活动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企业)都对自身利益进行充分的考量,并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运行的首要前提是微观领域中经济人的存在,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市场机制才有可能有效地运转｡企业作为经济人,其行为合理性的内在前提是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相互间博弈机制的有效存在,而国家授权政府行使所有权的产权制度构架,不仅导致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与微观所有者职能的混同,而且由于政府无法对数量众多的企业具体履行所有者职能,导致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所有者缺位,使企业内部博弈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因此,以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并委托政府履行所有权职能为主要特征的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着内在的不适应性｡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制度改革的本质在于产权制度的变革和重构,而制度重构的核心问题则是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与微观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和产权所有者的实体化｡只有在新的产权制度构架下,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并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3.在以计划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下,资源配置决策由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所有者集中作出,并通过按行政方式原则组织起来社会全体成员加以执行,从而缺乏市场经济的有效激励机制｡这就要求社会的一切成员和所有组织,都象马克思描绘的“社会鲁滨逊”的肢体那样,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规定的计划任务,而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从而在向计划机关提供数据､报告工作和执行社会统一计划时,不会发生任何偏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社会主义阶段,每一个经济活动当事人,包括计划的制定者在内,都有他们自身的､同整体利益不完全一致的利益｡这种利益同社会的整体利益经常有矛盾｡于是在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各个环节上,都免不了由于这种矛盾而发生的扭曲和偏离,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还会因为利益矛盾而发生纠纷｡这无疑不利于法律秩序的有效实现和经济状况的长足发展｡
二､企业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于企业制度改革的路径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对于政府来说有着重要的利益,而所有这些重要利益的最终来源在于全民所有的所有权制度,因此,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制度构成了政府在企业制度中的核心利益｡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在于维护并实现自身的利益,当存在着多种利益的时候,政府便会在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一般情况下,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和其他行为主体一样,选择以最小的利益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换句话说,政府会选择其既有利益损失最小的路径来达到其预设的改革目标｡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合理的行为模式来观察政府在企业制度改革中的行为选择,便会对政府的改革路径给出合理的理解｡
首先,在企业制度改革的最初阶段,政府选择了部分放弃经营权的改革路径｡在产权制度构架中,经营权是从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中派生出来的权利,它从属于所有权,并且受到所有权的严格控制｡在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全面控制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有权对于经营权不仅存在着产权制度构架下的控制途径,而且还存在着行政的控制途径,因而其控制是双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作为受托履行所有权职能的主体,部分放弃,甚至全部放弃企业的经营权对其所有权利益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政府需要考虑的只是在当时的经济运行体制下,放弃或部分放弃企业的经营权对于其经济计划的完成所产生的影响,并将这方面的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因此,当企业内部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并进而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影响经济计划的完成时,政府选择了部分放弃企业经营管理权以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路径:将一些经营管理权有控制地交给企业,但将权利行使的范围严格限制在计划生产以外的部分｡在这里,扩大企业自和严格控制企业在计划生产领域中的经营管理权都表现出同一个利益选择和价值取向,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为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扩大企业自的改革路径选择既没有改变政府宏观管理者职能与微观所有者职能的混同问题,也没有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从而并没有触及旧的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因此,循着这一改革路径无法完成新的企业制度的构建便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事实上,由于路径选择的偏差,扩大企业自的改革措施在短暂地激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以后,便很快表现出企业经营者非理性地行使经营管理权,甚至是滥用经营管理权的制度性后果｡在企业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经营者倾向于过度地､破坏性地使用企业的生产设备;倾向于以讨价还价甚至隐瞒利润的方式将更多的资源留在自己手中以扩张自己的权利;倾向于更多地将利润用于分配以便加强自己对于劳动者的控制,同时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倾向于通过盲目投资等方式侵蚀所有者权利,等等｡[2]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在一个合理有效的企业制度构架中,为避免企业出现如此的不合理行为,便不应当赋予企业这些自｡显然,这种错觉是由于改革路径选择偏差而造成的,在所有者缺位这一根本性制度构造缺陷未解决的情况下,扩大经营者权利必然会引起其经营管理行为的失范｡作为应对措施,政府在1983年开始推行利改税改革,但是由于这一改革措施的基本目标仍然是在扩大企业自的条件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因而同样未能有效地推进企业制度构造的更新｡
其次,在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在选择改革路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第一阶段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基调仍然是“在不改变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利润承包的方式,将经营权完全下放给企业｡……从本质上讲,企业承包制是第一轮‘放权让利’改革的延续和发展”[3]｡同样,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没能解决企业制度变革的问题,而且在短期内实现政府设定的利益目标以后,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便很快显露出来,这些缺陷的影响也同样是长期的｡
这一问题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在原有企业组织制度基础对企业下放一些经营自和加强一点物质刺激,并不足以形成能够有效实现企业功能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放权让利”改革的本质,是在保持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作为主要考核尺度不变的条件下,更多地运用物质刺激的手段来激发企业完成计划指标的积极性｡这样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克服植根于命令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病,也没有改变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不能使企业具有活力,也无法建立一种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有效运行的企业制度｡根源在于,改革的思路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为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大工厂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以为只要加强经济核算､通过放权让利和增强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积极性,就能够存利去弊,使它具有活力｡结果不但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反而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和激励的不兼容,陷入了放权不足则企业仍然缺乏能够行使优化配置的充分自,放权太多又使“内部人控制”失去所有者的最终控制的困境,改革过程变成“放――收――放”的循环,人们为了走出困境,力求探索一条新路｡
1992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党的十四大确立为改革的极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的核心利益所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政府在实现其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目标时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下降;利改税的最终完成使政府在实现其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目标时对履行所有者权利的地位的依赖程度下降;国有企业经营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应当承担的责任被突显出来,并且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转移也使政府产生了变存量财产为现金可支配财产的利益取向｡这些情况导致政府在利益选择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已经成为政府的核心利益,极大地促进政府对于产权制度这一改革路径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通过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而获得的利益的依赖程度的下降,使政府选择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本下降｡此外,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政府甚至可以转嫁其对国有企业职工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可以获得额外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政府选择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企业制度改革的最终路径｡至此,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三､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法选择
在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随着政府改革路径选择的明朗化,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整个企业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接踵而来的便是改革方法的选择问题｡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构方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理论界和企业界似乎对目前所采取的三级构架的改革方案都没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一方面,这是因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不涉及国有产权的处置,而仅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故其方法选择所引起的利益冲突并不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方法本身也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具有较大的普适性｡[4]但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重构的方法选择却触及到了极为敏感的社会公平问题｡
从实践看,当代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重构,主要是通过向非公有企业或个人(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人)转让国有资产的方法,使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政府选择这种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包括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实现国有资产逐步从一些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退出的预设目标;其二,是通过引入非国有资产来解决改造后的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参股企业中所有权人缺位的问题,显然,这两方面的考虑都体现着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然而,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企业改制却导致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了社会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强烈批评和关注,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来自于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他在2004年8月发表的一系列批评意见被称之为“郎咸平旋风”｡尽管郎咸平本人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了非“非国有化”的对策,但是社会质疑国有资产转让中出现的流失现象的实质似乎却并不是企业改制这一改革路径本身,而是由政府向非国有企业或个人转让国有资产这一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法｡一种极为尖锐的意见认为,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产权的初始化配置,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量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重新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因此,如何进行资产分配,便成为一个涉及社会公正的制度重构问题｡[5]
从理论上说,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而政府仅仅是受国家的委托代行所有者职能,只是国有资产的“看守者”,看守者不能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由定价”出卖其受托看守物,因此,政府转让国有资产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而从实践看,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资产的积累是在极低的工资水平下形成的,其本身便包含着国有企业职工牺牲其个人收入而作出的贡献｡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全民都应当在处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受益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在选择改革方法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在政府､非国有资产业主､企业管理层､企业职工和全体人民之间,谁最有资格成为产权改革的受益者?在一个所有者缺位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基于何种利益考虑而选择的方法才能使这一改革具有社会正当性?
事实上,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政府主要采取了出让国有资产的改革方式｡一些地方小型国有企业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方式,而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将国有资产出售给该企业的管理层或是其他非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政府往往通过要求国有资产的受让者承诺安置改制企业职工,或是向职工支付一定的货币补偿以“买断”其工龄的方式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然而,将国有资产出售给企业管理层或其他非国有企业的改制方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的复杂性,以及转让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显然是造成这种社会反响的直接原因,因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来对国有资产转让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在所有者缺位的条件下,我们还能期待规范的交易行为的存在吗?显然,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使得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者在主观上丧失了对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本质意义的关注和对于这一改革的公正性的权衡,在客观上则导致了一个无序的､极端功利的､不能获得正当性评价的改革方法的出现｡
从结果看,方法选择的偏差似乎并不能对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都将是一批形式上具备公司制企业特征的现代企业被建立起来,即使是在仍然存有国有资产份额的改制后企业中,代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政府也搭上了实体所有权人的便车,解决了所有者缺位的难题｡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方法的选择同样不会对制度的形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一个曾经被用来有效地达到目的的方法会以观念或习惯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下去,并且直接转化为制度,或者对新的制度的运行产生潜在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整个结构精巧复杂｡目前整个改革的趋势表明,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关键,更是实现法治社会中企业市场化运作的重大战略选择｡当代中国的企业改革,必须触及企业的根本制度,从而彻底实现一种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周叔莲:《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3期｡
[2][3]“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5
关键词：组织设计 内容 影响因素
组织设计是从新企业角度来讲的。而对大量的老企业来讲称为组织的再设计（或组织变革），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条件（主要包括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变化等），对企业进行一次重新设计。
组织设计理论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断优化组织结构来应对组织成长和持续提高组织绩效，对于管理学家和实践者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于现代组织设计出现了的一些革命性变革，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和组织职能外包等，使现代组织持久地保持着蓬勃的活力。在现实中，优秀的企业必然是一个适应变化、高效运行、不断追求完善的组织。
现代组织设计的内容
组织设计可分为传统的组织设计及现代组织设计。一般认为正式的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泰罗在组织理论上提出设计计划部门、实行职能制、实行例外原则等重要主张；法约尔提出组织结构方面采取金字塔形的等级系列、设置参谋机构等；19世纪后期，韦伯系统地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结构的概念，为工业社会企业组织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西方企业的组织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组织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异化和分解，使组织的边界与结构产生较大的变化。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理念、新制度、新方法，形成了现代组织设计。
现代组织设计的内容可分为组织结构设计（组织结构本身的设计，称之为静态设计）和组织运行制度的设计（称之为动态设计）两个方面。
组织结构设计
职能设计：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正确规定组织应具备的经营职能，以及保证经营顺利进行的管理职能。
框架设计：这是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框架设计可分为纵向的设计（企业管理层次的设计）和横向的设计（部门的设计），以形成组织管理的框架。
协调方式设计：框架设计的实质是研究分工，即整个管理系统如何分工，而有分工必然有协作，这就是协调方式的设计。管理系统是个整体，要实现整个管理系统的功能，需要横向联系、横向协调，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组织运行制度设计
通过有关的制度和条件来保证设计出来的组织结构能够正常运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管理规范设计（规章制度的设计）：管理工作的进行，要有规章、制度来规范。人员设计（人员配备和人员培训）：确定组织结构正常运行所必需人员的质量和数量；激励制度设计（奖惩制度设计）：用以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包括正激励和负激励，如工资制度、奖惩制度、考评制度等。
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
组织设计是多个权变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战略、环境、组织工作流程、规模和生命周期以及组织文化等。
战略。战略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是指组织在与竞争性环境相互作用中实现预定目标的计划。战略的选择会影响组织的内部特征，组织设计必须支持企业的竞争战略。如采用总成本领先战略的组织往往从提高效率的角度设计组织，体现为高度集权、严密控制、标准化程序等；而实施差异化战略要求更多地考虑学习能力，因而采取一种灵活而有弹性的结构。
环境。处于稳定环境中的组织可以采用传统的结构形式，即注重纵向控制、效率、专业化、标准化程序和集中决策；但处于迅速变化环境中的组织，则更需要一种弹性的结构，通过团队及其他机制取得强有力的横向协调。
组织工作流程。组织设计必须与组织工作流程技术保持一致。采用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如传统的汽车装配生产线，则正规化、专业化、高度集权、严密控制的组织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像电子商务企业，就需要具有非正规化和富有弹性的结构。
规模和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小规模的组织通常是非正规的，很少有员工分工和规章条例，预算和绩效评价系统也常是随机性的；而像IBM、通用电器公司等大型组织，就具有高强度的员工分工和很多的规章条例，设立了预算、控制、奖惩等方面的标准程序和系统。
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有助于强化组织在竞争环境中有效运营所必须实施的战略和结构设计。在注重团队工作、合作、创造性以及所有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开放式沟通的组织文化氛围下，采取刻板、纵向的结构和严厉的规章条例的组织，一般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在组织文化、战略、环境与组织结构之间保持正确的关系，就会有助于组织提高适应力、竞争力和绩效。
现代组织设计的发展趋势
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经营者在管理上进行持续的创新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反映在组织设计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努力扩大管理幅度，拓宽到10～12个下属，同时对下属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受过良好训练、经验丰富的下属管理者，主管可以在更宽的管理幅度下开展工作。在1992年，当沃尔玛特超过西尔斯公司成为美国的第一号零售商时，美国的一位管理大师早在几年前就预见到这一结果，他说：“西尔斯是不会有机会的，因为一个12层次的公司无法与一个只有3个层次的公司竞争”。虽然他的话有点夸大其辞，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注重采用扁平结构已成为一种趋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的许多大企业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就开始对传统的组织模式进行大胆的扁平化改革。现在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正在大范围缩小组织规模，推行扁平化。到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企业再造”运动，使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成为主流趋势。企业再造使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进一步合理化，大大加快了信息流转的速度，缩短了生产周期，精简了管理机构和人员，使高耸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逐步趋向扁平化。
组织结构柔性化、虚拟化趋势
柔性化组织是指企业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结构来取代以前一部分固定正式的组织结构。团队结构可作为典型的官僚结构的补充，既可以获得官僚结构标准化的好处，提高运行效率，又能因团队的存在而增强灵活性。在柔性化组织中，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统一，灵活性和多样性相协调，保证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为企业提供了应变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许多大公司在组织内部广泛建立项目式的团队结构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趋势。
组织的虚拟化是伴随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通常企业只保留规模较小，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分，而依靠其他组织以合同为基础进行制造、分销、市场营销等业务经营活动。具体形式可采取诸如业务外包、企业共生、战略联盟、网络营销等。这种组织结构以其合作方式的灵活性、合作内容的技术性和合作范围的广泛性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被许多跨国公司所采用。
组织边界模糊化趋势
组织边界的变化最早出现在跨国公司的管理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无疆界世界”的概念，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战略方面不应受国界的约束，总部不一定要设立在母国，生产、营销、科研等也可以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管理人员应以“全世界”作为经营范围，而非特定国家或地区。“无疆界世界”的概念延伸了跨国公司组织的边界。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联邦制”跨国公司的概念，他们指出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少数持股、技术协议和外包合同正构成跨国公司的组成形式。这种“联邦制”的跨国公司导致了组织的越界管理，跨国公司最高管理层的责任在于对整个组织的方向、战略、价值观和基本原则，自身的结构及其同成员公司之间的关系，研发、设计和创新等进行安排，整合资源。在外部世界中，它代表整个组织，与政府、公众、媒体等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使组织内部适应外部环境的多变性，迅速地从外部获得信息，学习型组织应运而生。学习型组织概念的提出使组织的边界被重新界定。学习型组织是建立在组织要素与外部环境互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超越了传统的职能或部门划分的法定边界，使组织从等级权力控制型转变为激发员工内心创造力型，它的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保持了组织纵向和横向信息沟通的有效化，它的弹性组织结构使组织具有柔性且具有很好的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较好的验证了以上的理论，如在通用电器公司，前CEO韦尔奇较早的提出了“无边界企业”的概念，他认为一个无边界组织“可以使人们专注于发现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思想，而无论其源头是某个同事、通用电器的一个部门、街道那边的另一家公司，或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公司，他们都会与我们分享其最好的思想和实践。” 韦尔奇在通用进行了企业无边界化的改革：从纵向上减少层次，以减轻和等级制度对管理造成的危害；他创立了听证会制度，使信息沟通的渠道更加通畅；他主张流动性，希望通过学习和思想的自由传播来消除人们意识中的边界。
组织管理知识化趋势
知识管理热潮的兴起主要有三个推动力量：一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企业经营中的普遍应用，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二是随着组织的经济基础从自然资源转变为智力资本，组织必须对知识资源拥有状况进行评价，并设法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三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需要。在学习型组织中，管理者要设法创造一种文化与制度，以便促进新知识的创造以及知识的收集、传递和转化。
当今发达国家中的不少公司出现了一批新式的高级经理，他们被冠以“知识主管”、“智力资本主管”等头衔，其职责是获取、创造、使用、保存和转让知识。这些大公司，如美国的可口可乐、通用电器、芬兰的诺基亚等，在实行了知识管理后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一项对199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会的首席执行官的调查表明，97%的资深经理认为，知识管理是他们组织中的一项关键议题。目前，对知识管理的全面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组织运行电子化趋势
当今成功的组织正在有效地利用电子化技术，实现电子商务。管理者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电子技术在为组织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中直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沃尔玛率先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电子商务活动，解决了供应链中时间和成本难以控制的问题，公司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将信息快速转化为商业行动，从而使其在竞争对手面前总能领先一步，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一些组织运用电子技术将各个独立的企业联结到网络型组织中，或将遥远的全球事业部联结起来，实现更广泛范围的、更快速的合作。
参考文献：
1.倪瑛，马中.论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组织结构的变迁.特区经济, 2005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6
此要求表现于民众自发性教育及学习行为时,就体现为从精神和知识两个方面的实际传承行为。而又由于古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承接载体,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众的民族文化延续要求就往往突出地表现于对古代文学知识的传承方面。例如,唐诗宋词中的部分名篇已经成为我国儿童启蒙教育阶段的必然内容“,背古诗”有时甚至成为家长教育子女的必然方式。而就当前我国大众性畅销出版物来看,古代文学类相关书籍也成为其中极受民众欢迎的对象。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高校学生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多个渠道获得了部分古代文学学科相关知识。不过,除个别有意识者之外,这种知识必然会因学习来源的多样化呈现出零碎化倾向。另一方面,从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内容的篇目比重明显增加。仅以当前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本为例。此套教材高中版共34个单元,其中涉及古代文学文化方面内容的就占了16个单元,几乎将近整个教材篇幅容量的一半。而就这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对象来看,其时间跨度纵贯了从先秦至明清几乎整个中国传统时间段,其文体类型包括了诗词文乃至小说戏曲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式,其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更是从表层的生活内容直至时事政治乃至民族思想哲理层面。这些教材内容的编排方式显然是有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企图在内的。教育部所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对于当前高中语文课程教学的目标及评价标准的表述中就屡屡谈及“,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并对学生的学习程度作出了具体要求“,诵读古代诗词”“,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很显然,由于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文化史名篇往往就是文学史名篇,再加上诗歌本就是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类型之一,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受教育者必然会在进入高校课堂之前获得一部分有关古代文学课程的知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内容仍只是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这种附属性地位决定了其所传递的学科知识信息仍呈现为非系统性和无序性。如上所述,高校学生必然会在古代文学课程学习方面存在着来源不一的“先在”知识积累。教学活动是种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这种知识状况必然会对教学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先在”知识积累既使得大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具备了一定的展开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课堂互动过程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先在”知识积累来源中那种无序化和非系统性的积累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首先“,先在”知识积累既使得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具备了一定的实施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课堂互动过程的开展。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中关于作品的学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高的声望和重要地位。也正是因此,它们其中的一部分篇目必然也会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所获得知识相关甚至相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必然要对此部分内容的学习及整个课程的教学产生一定作用。就以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为例子,由于课本中明确谈到,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学生需要“对作家的艺术个性有一定认识”“,掌握一定古代诗词常识”“,掌握一定文言文知识,培养阅读浅近文言文能力”“,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文学作品”等等。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使得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与古代文学学科相关的一定的知识,具备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认知能力,这无疑能够使高校教师减少部分在基础知识教学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课堂互动过程的展开,这种益处是无庸置疑的。其次,不可忽视的是“,先在”知识积累的非系统性和无序性对于学生“知”、“情”、“意”这三方面的唤起存在着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课堂教学过程是学生的“知”、“情”、“意”被唤起而参与的一种过程。由于“先在”知识积累与学生的情感及知识的联系比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要早,这种现在的某种程度上固定化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教学中情感的顺利唤起和知识的有效深化。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众自发的认识及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不同,其目的,是要让学生对于此门课程获得系统性认知。这种认知过程本就与“先在”知识积累过程中的无序化状态不同。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无序化阶段所获得最初印象往往会潜意识影响其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方式,这经常给教师的课堂教学引导增加了难度。比如,部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了“有句无篇”现象。由于某些文学作品在大众传播中已经耳熟能详,有些名作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其形成了某种相对固定的印象,这容易导致高校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情感认知唤起方面的困难,有些甚至还影响到了对作品的整体性理解和对课程的全面认知。这种状况的出现往往与学生以前学习阶段所造成的认知印象中对作品的某一组成部分过于强烈而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阻碍了对作品整体性的认知理解和情感性认同有关。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为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发现,由于在中学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重点是在该作品的艺术特色方面,作品讲解的重点就在于后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艺术境界的高妙和对于“护”、“送”两字使用的“精炼巧妙”的理解,这使得很多学生对于此作品的印象多限于此,甚至形成了“前两句仅是后两句描写的基础,并不是很重要”的看法。
这种看法无疑割裂了篇目整体,使得学生对全篇的理解支离破碎难以深入。更重要的是,使部分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时,在理解方法上出现了偏差,即重视单句而忽视全篇,甚至经过教师的再三强调和纠正,仍有学生难以完全摆脱这种认知行为。无可否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性教育的束缚有一定关系。本科以前教育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外在理解的强行灌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往往因之受到束缚,情感进入呈现出缓慢状态。而且,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日常活动中,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更倾向于以名篇佳作为中心,具有片段性倾向。因此,还使得学生容易因为这种先在性印象的过于强烈而冲击对于专业内容系统性的认识。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对象偏重于对文学大家名家的认知。能进入课本的作家,大多在中国文学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人教版高中课本为例,李白、杜甫、王维等这些著名文学家成为首选。而这类作家所能入选课本的篇目,除其艺术性思想性高超之外,也多数与该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有关。如李白,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庸置疑,其作品的浪漫主义风格也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类型,若就李白创作的作品全体而言,能够代表其浪漫主义诗风的作品为数并不少,但通观多年以来的语文课本却会发现,基础教育阶段屡屡出现的,却总是《将进酒》等众耳能详的篇目。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和该作品在中国民众中的广泛号召力有关。很多人未必能够背诵《将进酒》全篇,但“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却几乎已经成为民众习用的俗语。
课本篇目的选择,必然与这种社会因素有关。民众自发性的知识积累也类似于此。前面已经提到过,对于古典名篇的背诵是民众上下代之间进行文化传承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那么,所谓背诵对象,必然是具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然而,高校教学首现要求的是专业知识传递的整体性,对于某些作品、某些作家或者文学史某个阶段过于强烈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无疑都会对课程教学产生一定阻力。再比如“有篇无系统”现象。本科前教育阶段中对文学名篇的认知是学生了解相关学科知识的主要来源,这本身已经使得名篇佳作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了强烈印象,而高校中出于培养中学语文教师这一现实性目的,也把对名篇的学习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再加上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又一再被压缩,更使得课程教学重点倾向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那部分内容,这容易使得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产生严重偏离:即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就是由这些名篇组成。这使得本课程的系统性学习要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所以说,从学生知识积累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身现在的以对名篇名作的认识为基础所形成的知识积累结构在无形中对于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需要予以足够重视。正是由于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确实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当前进行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就不能不对此因素加以考虑,有效利用其正面影响,消除其不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