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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动态范文1
关键词: 宏观经济变量； 建筑工程造价； VAR 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TU7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工程造价受市场价格影响的程度是工程参与各方都很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就宏观经济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而就宏观经济因素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AKINTOYE 通过研究工程造价与经济周期间的关系，找出了建筑工程造价波动的主导经济指标。尚梅和陈晓军利用宏观经济的先导变量建立了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对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影响最显著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其次是在建大中型建筑项目投资。尚梅基于向量自回归理论，构建了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在建大中型建设项目数、建筑企业数、城镇失业率、广义货币供给量及已完工大中型建设项目数6个变量间动态关系的VAR(2)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协整分析和误差校正模型分析，对中国建筑工程造价进行预测。
1 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建立
1.1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的简化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实际上是多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VARMA) 的简化，其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yt为m 维内生变量； xt为d 维外生变量；A1 ～ Ap和B1 ～ Br为待估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 和r 阶滞后； εt为随机扰动项。因为内生变量有p 阶滞后，所以可称其为一个VAR( p) 模型，其中滞后阶数p 一般根据AIC和SC 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
1.2 脉冲响应函数( IRF)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 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考虑一个p 阶向量自回归模型:
Yt的第i 个变量yit可以写成:
其中，k 为变量个数，t = 1，2，…，T。冲击响应时测量1 个单位的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动的影响，通过对VAR 模型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各经济变量和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特性。
1.3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 模型中变量产生影响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2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收集
收集了某省2002—2009 年各季度房屋工程造价( CC) 及其他15 个可能与房屋工程造价有关的经济变量统计数据，如表1 所示。对与工程造价有关的经济变量，采取固定价格指数2002 年2季度= 100； 与价格不相关的经济变量( 建筑企业个数、城镇失业率等) 可直接计算指数( 由于这些经济变量统计都为年度数据，故各季度数据取为相同) 。为了克服经济变量序列的异方差性，减小波动性，因此对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
2.2 数据平稳性检验
(1) 单位根检验。由于许多经济时间序列的生成过程都是非稳定的，而建立VAR 模型要求各序列都为一阶单整I( 1) 的非平稳序列。因此首先对选取的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并确定其单整阶数。采用PHILLIPS － PERRON( PP) 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通过AIC 和SC 准则确定。
(2) 因果关系分析。在VAR 建模及协整关系分析后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分析判断具有协整关系的诸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收集到的数据较多，从偏相关性上分析，其均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某种相关关系，但其相互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选取哪些变量构建VAR 模型，是研究的一个难点。因此，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对每个变量与建筑工程造价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只考虑I( 1) 单整序列) 滞后期选择4 年。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在所有I( 1) 单整序列中，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较强因果关系的经济变量为GDP、NCC、RUEMP、CONH、RPI、PCGDP 和CPI。
(3) 协整检验。在建立VAR 模型前，需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若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的VAR 模型合理； 否则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则模型没有实际意义。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考虑理论上应该对建筑工程造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在所有I( 1) 单整序列中，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较强因果关系的经济变量为GDP、NCC、RUEMP、CONH 和RPI。采用Janhansen 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如表4 所示。对CC、GDP、NCC、RUEMP、CONH 和RPI 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为: 拒绝r = 0，但不拒绝r =1，即在5%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6变量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CC、GDP、NCC、RUEMP、CONH 和RPI 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这6 个变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VAR 模型是有效的。
2.3 VAR 模型构建与分析
(1) VAR 模型构建。建筑工程造价和其他相关经济变量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这种动态关系，通过上述数据检验分析，确定引入VAR 模型中的变量为CC、GDP、NCC、RUEMP、CONH 和RPI。根据AIC 和SC 信息量( 如表5 所示) 取最小值的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佳阶数为一阶，即VAR( 1) 模型，其矩阵表达式如式( 7) 所示，检验结果如表6 和表7 所示。
式中: Yt = ［CC，RPI，GDP，NCC，RUEMP，CONH］'。
从表5 中可以看出，模型对6 个变量的拟合度都较高，仅对RUEMP 的拟合度稍低( 可能与选取的数据为年度数据，每季度数据相同有关) ，但其整体的AIC 和SC 信息值较低，经检验，各变量的残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据此可以认为，VAR(1) 模型的构建是成功的。
(2)脉冲响应分析。从图1 所示的脉冲响应结果来看，CC 受自身惯性影响最为显著。各经济变量冲击对CC 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滞后程度各异。CC 自身惯性的冲击在一开始就表现突出，达到40%左右，之后较平缓下降，5期之后降落至10%，并趋于收敛，表明当前的工程造价对未来工程造价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最后达到稳定比例。RPI 在前2 期内，对CC 的影响急剧增长，达到13%，接着其影响度反而缓慢下降，5 期后趋于收敛，表明RPI 的增长在前2 期内对CC影响程度增加至最大，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程度达到稳定比例。CONH 对CC 的影响趋势类似于RPI，但幅度相对较小，也是在前2 期影响度达到最大6%左右，但在5 期后基本没有影响了。GDP在3 期内对CC 的影响缓慢增长，达到7%，3 期之后影响程度的增长率平缓收敛。RUEMP 是相对于其他经济变量影响度较大的，经历3 期增长至最大－ 11%后，逐渐趋于平缓至－ 7%左右。令人较为意外的是，NCC 的表现为负响应，然而3期后变成正响应。故可据此判断各经济变量的变化对CC 波动冲击的滞后期，GDP、RUEMP、CONH和RPI 对CC 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3 期、3 期、2 期和2 期，而由于NCC 对CC 波动冲击的异常表现使得滞后期难以确定，需进一步观察方差分析的结果。
宏观经济动态范文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上，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出了更多挑战。面对新的情况，如何从统计学知识体系来渗透经济分析方法，并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问题来探讨其发展趋向，对于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关键问题
从概念上来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知识体系基础上，以统计知识为核心，围绕经济学知识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也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以计划经济为主时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利用数理统计和模型分析，来完成对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优化和平衡。同时，借助于政府统计系统，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分析中，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改进下一阶段计划经济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但是，对于统筹兼顾、优化管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我国统计学发展历程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概况的讲，主要是围绕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来展开，如利用国民经济账户、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等，从各个核心部门、核心指标、核心统计体系中来分析国家、产业的发展状况，减少经济危机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借鉴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计划经济管理理论，同时借鉴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思想，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方法，逐步实现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在以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实际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特别是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可比性，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等。
一、宏观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念研究
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主要依托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括经济循环理论下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各类标准、统计分类等内容。宏观经济统计，从概念上理解为从宏观上来探讨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统计测度理论和方法。从统计范围来看，主要从经济活动中来获取统计数据，包括各类经济活动的信息整理、也包括各类统计部门设计的用于统计实际数量的调查资料。统计学是依据统计学理论，运用统计学方法来对各类经济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如利用抽样调查来进行统计分析，以实现对样本总量的推断；在获取相关统计数据内容时，常用的统计方法有分类法、关联统计法、变化率统计法、总量统计法、结构统计法等。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和地位更趋重要。概括来讲，经济统计分析从统计方式、统计数据上来全面认识经济获得，并从有效分析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统计数据的测度方式及搜集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如普查、抽样调查、统计报表相类似，在现代经济统计中，增加了软统计内容，如抽样问卷、心理量表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宏观经济统计基础上，利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以实证经济分析来处理统计结果。从概念上来看，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括的经济活动较多，不仅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内容，还有其他与国民经济管理相关的统计分析。微观来讲，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从经济问题的统计分析研究中，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并从统计分析变量或指标中探析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研究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学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三项内容，对于宏观经济学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象，如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等建立均衡统计分析，从国民收入分配统计分析中来构建各项统计指标，如产业结构统计分析、经济周期统计分析、知识经济发展与创新统计分析、消费-投资需求分析、通货膨胀统计分析等等。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运行体制及组织结构上，围绕国家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开展统计分析。如创新型国家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城镇化区域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主要从国家统计、部门统计、行业统计、区域统计等层次化统计数据基础上来开发，围绕社会创新、政府管理、科学研究等内容展开统计方法创新。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归结为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专题型或问题型统计分析工作。在制度化统计分析工作中，围绕政府统计调查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中来搜集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并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综合表现上来剖析主要问题和成功之处；对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对执行效果进行对照分析，并从存在问题中来提出应对建议。如国家统计局和各下属统计单位，每年要对上一年度的统计工作进行汇报，以经济分析白皮书形式进行综合。制度化宏观经济分析工作，能够从社会生产、市场供需、收入分配、金融市场化、国际收支等多方面进行呈现，既有动态指标，也有近期、中长期发展趋向分析。宏观经济专题统计分析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主要是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从经济问题中来展开针对性调查统计分析。其特点表现在：一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或专题具有较深的研究；二是多采用多重调查方法来实现对专题问题的全面分析，如抽样调查、软实力调查、问卷调查等的综合使用；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统计分析能力，特别是用网络化平台技术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改善数据质量等。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多样性，针对不同问题，有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方法，也有针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还有基于统计描述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总的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同领域所涉及的统计方法具有交叉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分析中动态经济分析、静态经济分析、比较动态经济分析、比较静态经济分析方法所反映的经济学问题，能够从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体现目标、过程、方法、绩效、因素等统计描述信息，改善统计分析的应用实效性。主要常用的方法有因素分析法、指数分析法、弹性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应用回归分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法等。对于不同经济变量体系的描述，根据经济运行过程及数量特征，从所选定的指标变量上来进行估计，包括推算、核算和估算等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应用，从构建基本逻辑架构中来分析客观存在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活动中各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动态性，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聚类、因子分析等方法中，运用分层回归、分位回归以及协整分析方法来转换，以促进对各项分析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同样道理，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中，面对大量微观性数据，如何发挥统计变量测度及过程变量特征分析优势？实践中常用统计系统描述方法，将系统分类及归纳至分位、分层、立体、动态的复杂系统中，从探索各关系变量及因素之间关系上来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在人口普查以及经济普查中，对于各类模拟系统方法的运用，主要从各因素的顺序识别和组内方差缩小、组间方差扩大上来实现动态过程的科学推断，提升核心主体的统计分析精度。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趋向研究
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来看，当前社会环境下面对更多挑战，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的重要决策导向研究，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从海量数据分析中来挖掘科学的信息资源，来优化和辅助市场化竞争、产业竞争及区域、国际间的竞争需要。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King）提出“信息革命背景下，对于海量数据资源的统计分析，将席卷商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精细化测量行为研究，从经济领域、商业领域来拓宽延伸，以促进社会发展；二是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关键期，从协同政府、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以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来完善社会发展科学管理水平，从中长期发展政策分析中来进行科学谋划和实施。对于统计信息平台中的活动、业务、行政记录、财务信息等资料，要按照统计数据的统一化要求进行科学转换，增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决策科学化能力；三是强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统计分析工作，围绕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展要求，从国家科技政策制订，到各项经济统计工作的实施，都应扎实推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和驱动地位；四是构建高端化的产业结构统计分析模型，围绕我国全面转型过渡期的产业结构现状资料，从构建“三高一低”产业结构高端化统计目标入手，加大对信息化金融产业的创新，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辐射及带动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进程转移；五是注重金融统计分析，完善我国金融管理体系，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在建设金融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上，发挥统计手段来全面跟踪和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服务环境，挖掘金融数据，加大金融风险监测和防范；六是注重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依托大数据时代数据集中化平台，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创造有利环境，实现大数据的共享、合作和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大数据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教学与研究，2014(01).
[2]侯福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商业，2013(15).
宏观经济动态范文3
核算信息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贡献作用财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要素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想结合的政策，分配状况和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积极性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增长，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首先分配增长分析，需要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收入指标为基本数据材料，并进一步做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有利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初次分配，实现收入结构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
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门综合账户等账户，这三个账户中，涉及到最终消费和总储蓄指标，是进行国民消费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数据，居民消费支出分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物价变动和各类价格变动的指标，通过对各类价格指标的结合，可以分析当前消费变动状况，实现消费的动态考察。在政府消费支出中，运用国民经济核算中部门综合账户，通过价格体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费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特点，分析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消费支出比较。
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储蓄和投资的贡献作用实现我国货币供给和需求平衡，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管理问题。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土地购置之和与储蓄总额相比，投资储蓄率等指标，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最需要的指标，通过这些相关指标的衡量，能充分了解当前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当前投资形式，对指定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参考意义极大，同时通过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目标，制定可行的预期政策提供借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作用很大。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专门的投入产出表，1974年，中国有关部门编制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合作开始编制MPS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先后编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80年代中期,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有供给表、使用表、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供给表又称产出表，使用表又称投入表；其主表为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表，投入产出表反应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状况，投入结构状况，以及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状况。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明确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产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结构；还可以通过该表了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情况，这对宏观经济管理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产出表不仅仅详细描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状况，他还能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通过直接投入系数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确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产出表还能描述产业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通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系，以及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等等，这对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制定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对经济增长分析的贡献价值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加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平衡表、帐户、矩阵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结构层次分明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全过程，科学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国内外经济往来活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适度和均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数据，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以确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实现产品供给和需求实现平衡发展，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产品技术实现不断进步和更新换代。我国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要求经济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瓶颈部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就是要求积累和投资规模要是均衡发展，积累和消费之间均衡发展，生产和流通之间实现均衡，经济的发展满足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发展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宏观经济效益状况反映了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状况，是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行业不断竞争的动力所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效益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统计过程，最基本的是通过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的。宏观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出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GDP大小代表国家各个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会总投入来衡量，他是只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系数等来评价。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越来越注意到，单独以经济财富来衡量GDP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物质经济财富的行为，再核算GDP时，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对资源和环境和破坏，因此，这样衡量的GDP实际上是加大了虚假的社会财富总量，而没有折算成本，因此当着很多学者提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增加对环境核算的扩充，在国民收入减去对坏境的损害。当前已经有人提出绿色GDP的计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在联合国文献中称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它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结果。它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宏观经济动态范文4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智慧
一、绪言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而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状态下，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出现失常。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应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帮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实用的逻辑思维方法。
二、建立数字概念
数字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就建立起来对数学的初步了解与认识，从小商小贩到金融专家，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都会对数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经济师所应具备的数字概念。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大数定律记心中
大数定律又称弱大数理论，它是概率论历史上第一个极限定理，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大数定律是概率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痛则思变，想通过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储备起见，又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场内，缺乏适用的高流动性资产，因此大规模的美元储备抬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也降低了长期利率。尽管各国央行出于对本国的保护，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央行与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说，由于这种差异，大数定律就不成立，各国的央行行为也不能代表全体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对经济师来讲，从逻辑思维上讲很简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达到理性的预期，就必须按大数定律来做，即必须存有大量的独立决策的主体。否则将违背经济规律，会事与愿违。
（二）关注二阶变量这一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宏观经济管理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是互通的。越专业越关注细节，在宏观经济管理专业中，二阶变量就是关键的细节。如船舶工程设计师，除了对船的总长、载重、型深等一阶变量熟悉外，还要对吃水、方形系数等二阶变量细节的设计十分了解。可以说细节的完美是整体工作的点睛之笔。具体到宏观经济管理上来，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阶变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资的组织和个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收益。做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利率的认知更是毋庸置疑，这位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却在更体现其专业性的二阶变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终听之任之。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从1%调至5%，而当时的十年其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对这个二阶变量的利率期限并没有在意，他觉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国的房价一直攀升，事过之后，可以看出长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关键变量，但美联储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并不能让人恭维，可谓极不专业。
（三）注重奇点效应
奇点是一个数学概念，即分母极限为0的情况，通常来说就是产生无穷大解的表达式，这种情况数学计算实效。在数学教学中，老师一再告知学生们应用除法时除数不可为零。同样，做为一名经济师，如果除数小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意味着不可靠。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房价估值实例来对奇点作一分析。我们知道，地产价格由未来租金流的净现值之和的条件数学期望所决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现随机游走状态，那么价格变化会呈现正态分布形式。这种假设理论证实了金融系统存在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从金融实践看，价格变化比正态分布的概率大得多，这也确实证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这种正反馈的产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当金融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金融机构和交易交易对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不能全面了解对手财务情况，使得对整个市场的正反馈产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但这一预期是事后估计，如果这个关键变量随时产生变动，造成正反馈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随机试错。其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最初称为工业动态学，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产与库存管理等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它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专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从动态系统观点看，如果调整正反馈回路，系统参数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维稳则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重要一环。因此说宏观经济学者只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忽视系统本身，那么其构成的逻辑则是荒谬的。
四、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消防员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这时的政府对这一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上的调整。因为系统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负各冲击时，它会进行自动修复，不需要外界进行干预。
下面的曲线图就是当宏观经济稳定系统受到负向冲击后所产生的动态变化轨迹。其中横坐标代表时刻，纵坐标代表实际产出。
宏观经济动态范文5
关键词：中国经济；投资效率；ICOR；动态无效；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04－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01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维持在32%~49%的高位区间，消费率维持在47%~67%的低位区间。2010年，中国投资率高达48.61%,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消费率仅为47.40%，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从全球看，中国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出一倍有余，是世界上投资率较高的国家之一[2]。在投资率持续高位运行的同时，中国投资效率如何已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二、投资效率测度：基于ICOR与K/Y指标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度量一直是热点研究问题。测量宏观投资总量效率的指标一般有ICOR（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边际资本产出比）、K/Y等。其中ICOR应用比较广泛，ICOR实质上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倒数。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的边际增量（dY/dK），而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即资本形成总额减去存货）。ICOR代表了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ICOR值越高，说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越大，也就意味着投资效率越低，反之亦然。K/Y为“资本产出比”，其中K为资本存量，Y为当期产出。K/Y越高，说明投资效率低，其比值上升速度可以表示投资效率恶化的程度。
本文在计算1980―2010年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当期产出（GDP）数据均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8年中国资本产出比（K/Y）数据选自叶宗裕（2010），2009年和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根据叶宗裕（2010）方法推算而得[3]。需要指出的是，计算资本产出比首先要估算中国的资本存量，虽然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的赋值有很大的主观性，张军（2004）、单豪杰（2008）等对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值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资本产出比（K/Y）指标只是对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变动趋势进行佐证，不对其进行横向的国别比较。1980―2010年中国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资本产出比（K/Y）的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ICOR波动比较大，且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投资效率较差。1980―2010年，中国ICOR的算术平均值接近3，显著高于发达国家ICOR值1~2的水平。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ICOR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这一时期恰是中国经济加速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创新极大地改善了经济效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1998年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有所下降，ICOR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4―2007年，ICOR又下降至一个较低的水平；2008年之后，受累于次贷危机，ICOR迅速上升。从3年移动平均值变动趋势来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ICOR均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两次危机后的时间段恰是固定资产投资高企的时间段。
从资本产出比（K/Y）指标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资本产出比开始趋势性增大，意味着单位资本存量产出越来越小。而John E.La Tourette（1969）发现，短期内，资本产出比会保持稳定，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产出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中国的数据明显与之相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持续的高投资伴随着宏观经济投资效率持续恶化，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4]。
三、中国宏观经济投资效率的再审视：AMSZ准则
部分学者质疑ICOR的可靠性，认为ICOR并不能真实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效率。A.H.Studenmund(1968)的研究表明，ICOR与一个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交通、电力等资本密集产业的国家的ICOR都普遍较高[5]。Radelet和Saehs(1998)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快速资本深化时期或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很容易出现ICOR指标迅速提高，并认为ICOR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标，不能简单将ICOR上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效率恶化的证据[6]。
本文应用AMSZ准则对中国宏观经济投资效率作进一步的研究。AMSZ准则是Abel等(1989)提出的一种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的标准，将不确定性引入代际交叠模型, 提出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动态有效的准则。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和所有自然状态，有Rt/Vt>0成立, 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和所有自然状态, 有Rt/Vt
根据Abel等（1989），计算公式设定如下：①总资本收益=国民生产总值-间接税-劳动者报酬；②间接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关税；③总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④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1994―2002年，中国经济的总收益均大于总投资，净收益大于0，这段时期经济运行动态有效。2003―2010年，中国经济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均小于0，这说明经济动态无效，而且净收益与GDP之比从-2.83%（2003年）恶化至-28.50%（2010年），说明在代际交叠经济中，资源配置不仅没有达到跨期最优，反而配置效率越来越差。与Abel等(1989)对美国和其他6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果相对比（表2），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愈加令人担忧，这也验证了Krugman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Krugman认为, 东亚这些经济体在动员资源方面非常成功, 但是在利用资源方面却难如人意, 可以核算出的技术进步非常有限,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 高速经济增长难以维持。
四、中国低投资效率的几个解释
（一）统计数据失真可能造成指标偏低。有学者认为，中国GDP数据存在低估，而投资数据可能被高估。低估的GDP和高估的投资数据使得投资效率指标的表现差于其真实值。2003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按国际惯例居民购买住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记为投资，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在这种情况下，自有住房消费按成本法计算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明显偏小，因此，房地产投资和住房消费方面的统计偏差会拉低投资效率的数据表现。
（二）庞大的公共部门投资或拉低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投资效率。学界认为，企业部门的投资效率优于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水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持续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本文推断，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投资效率较差因素可能主要来自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较强的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供水、能源工程等领域，这些公共产品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投资不追求跨期最优的结果。同时，某些地方政府不断地打造“形象工程”，对于居民福利水平和产能形成作用较低，效率较低。
（三）技术创新能力缺乏。樊纲（2009）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资本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最大差距是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大量的资本投入引发资本边际回报水平逐步走低，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随之恶化。
五、与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具有很大的影响，综合考虑，本文选取二战后的日韩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样本，考察日韩经济腾飞时期的投资效率及其政策差异。
笔者计算了日本在1956―1973年、韩国在1981―1996年及中国在1991―2010年的投资效率（ICOR）（图2）。在上述时间段中，日本、韩国和中国三个经济体分别处于各自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同比增速的均值都在10%左右。日本在1956―1973年间的ICOR均值为2.07，韩国1981―1996年间的ICOR均值为2.13，中国1991―2010年间的ICOR均值为3.08，日韩两国在各自经济腾飞阶段的ICOR均值都略大于2，而中国近20年ICOR均值超过3。可见，中国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大，意味着投资效率低，中国投资效率明显劣于日韩历史同期表现。
日韩两国在经济腾飞起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和较好的投资效率，实现了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两者之间的激励循环，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加强自主技术创新，通过创新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宏观经济保持较高的投资效率。
日本在经济腾飞时期，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加强技术革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一是对于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采取扶植政策，譬如税收优惠、财政补助金和低息贷款等。二是构建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间的联合科研体系。很多日本的大企业与科研机构或大学共建实验室，进行联合攻关。政府对这种产学研合作平台给予很大的经费支持，这种产学研联合创新也是日本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支撑之一。
韩国在其经济腾飞期通过自身的研发活动和海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为本国产业的动态演进和宏观经济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韩国在“第三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72―1976年）就提出了产业高度化的发展目标，“第四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77―1981年）和“第五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82―1986年）分别提出了“开发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的目标。在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促进本国的技术研发活动。1972年制定了《技术开发促进法》，1973年又制定颁布了《特定研究机构扶持法》，1976年建立了以韩国产业银行为依托的技术开发资金支援制度。80年代后，韩国政府积极鼓励技术研发活动由民间企业主导，并对民间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大量的经费支持，为韩国经济投资效率的改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表现不尽人意，AMSZ准则下中国经济动态无效性明显，而且明显劣于日韩历史同期表现，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亟待优化。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在保持高投资的同时，必须通过投资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中国宏观经济投资效率的改善。一是建立健全基础设施项目的科学评估与决策机制。二是支持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率好的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升级。三是建立起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国家创新系统，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由技术创新系统阶段向国家创新系统阶段转变，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和产业素质，实现中国宏观经济投资效率的动态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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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hn E.La Tourette. Trends in the Capita-Output Ratio: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62-65[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9（1）.
[5]A. H. Studenmund, J. Vanek.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3）.
[6]Gianaris, Nicholas V.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apital-Output Ratio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3）.
宏观经济动态范文6
一、前言
从整个宏观经济学分析基本出发点来看，可以将目前主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划分为基于劳动力的宏观经济学和基于货币的宏观经济学［1］。所谓基于劳动力的宏观经济学，其基本思路是，在整个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劳动的雇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处于比资本更重要的地位。资本品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相结合的产物，相对于资本，劳动更基本。尽管现代经济将劳动雇佣简化为通过支付货币工资来实现，但是货币的使用并不是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为劳动雇佣可以存在于以货易货的经济环境中，甚至在理想化的克鲁索经济体中，克鲁索•鲁滨逊还可以自己雇佣自己。与此同时，甚至在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中，工资支付在整个国家收入中也占相当高的比重。大量的失业和收入水平的下降说明宏观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而且，劳动力的收入和支出也对整体宏观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就业问题始终是宏观经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在宏观经济理论的构建中超出了货币和资本而受到了最先关注。而从凯恩斯开始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后续的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无非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不同的假设，对一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2］。但是，整体来说它们都没有超出以对劳动力雇佣作为重心的理论构建模式。所谓基于货币的宏观经济学，其基本思路来源于对货币在经济体中的重要性的思考。现代经济，货币作为一个普通的交换媒介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很多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自然也会由货币的动态表现出来，因此，货币供应成了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问题［3］。货币作为一种传递机制和冲击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此，所以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货币也是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货币主义就是这种思路的突出代表［3－4］。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且严格的，因为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更好的解释经济现象，都试图结合其他学派的合理假设以获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两种理论基本的出发点在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中会同时出现，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为了简化，本文拟不对以上两类宏观经济理论进行详细的评判。简单来说，上述两类宏观经济理论的视角，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考虑资本结构，或者说没有将资本理论融合到宏观经济分析中。都表现为更注重总量的分析，隐含假设社会的资本结构不变(基于劳动的)，或者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内部机制由于太复杂无法分析，只能作为一个黑箱来处理。虽然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在理论方法上试图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微观主体的一些假设出发，然后通过加总推广到宏观层面，从形式看似乎有了微观的基础，而由于忽略了微观主体的多样性，只是通过设定几个代表性的微观主体的特性，然后进行加总，这从本质上还是一种总量方法。总量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一些总量之间的关系缺乏确定的逻辑关系，因此只能通过历史数据运用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进行实证，但是这种实证一方面缺乏理论的普遍性，因为历史数据都是特殊具体的，无法获得一般的理论关系。另一方面，即使从实证的角度，很多宏观量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菲利普斯曲线的朝向问题，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从短期看消费和投资的正向关系和长期看消费和投资的负向关系等等。同时，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成功的引入内生的时间和货币的因素，这两个都是作为外生的变量而任意引入到分析框架以进行动态分析。这样就无法有效解释宏观经济的商业周期现象［1，5－6］，从而把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的经济变化分开处理［7］，把长期的经济变化专门用相应的增长理论来考察，导致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存在不少问题。而要完善以上的不足，就应当考虑社会经济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本，应该将资本理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方面，奥地利经济学派发展出了相当完整的资本理论。而跨期资本结构可以自然的将时间和货币作为内生因素引入整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架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而成功地解释了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8－10］。本文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首先对分析框架进行介绍，然后运用该分析框架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二、基于资本结构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介绍
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基本部分:可贷资金市场、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和跨期的生产结构。这三个部分相结合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1．可贷资金市场。可贷资金作为最一般的基本概念，当市场达到大家共识的利率的时候，其供求达到均衡。可贷资金的供给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的借贷意愿;需求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对资金需要的迫切程度。对此，可以用图1简单表示如下。由于引入了新的分析内容，相应的要对这里的分析框架进行不同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解释［1］:
第一，消费者的信贷不计入可贷资金的供给一方，因为一方的储蓄相应由另一方的负储蓄所抵消。在本分析框架中，净信贷是整个储蓄中用于金融投资、货币形式的资本积累，以及维持和改变整个经济体资本结构的那部分储蓄。
第二，虽然没有将消费信贷计入该分析框架，但是将存留的收益和购买各种金融资产的部分计入分析框架，因为自我存留的收益可以看作是经济主体对自己的借贷。通过这样的处理，可贷资金就单纯可以看作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即强调了可贷资金需求方的行为目的。
第三，至于凯恩斯划分的流动性偏好，因为这部分储蓄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进入可贷资金市场，如金融市场投机，或各种短期投资产品等，因此可以不做重点考虑。为了和上述的可贷资金的供给相一致，对于可贷资金的需求方也限定为购买各种资本品和人力资本参与生产过程，而排除用于购买各种金融工具，因为各种金融工具的购买其实是可贷资金的供给方，金融工具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技术安排来提供用于实际生产的资金。为了简化，本文不拟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商业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在各个生产阶段支付投入品的价格并以未来预期的产出价格出售产品，他们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反映了这种生产投资的意愿。而消费者通过把部分收入用于购买最终产品并把剩下的用于储蓄即形成了可贷资金的供给方。当市场利率和生产投资的投入产出价差出现较大偏离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了获利的机会，而通过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又使得这种偏离逐渐消失。从理论上讲，当达到均衡的时候，市场的利率和实际生产中的价差比趋于一致，或者说呈现比较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样，通过可贷资金市场更易于协调生产计划和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在市场上获得资金，目的是为了购买资本品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也就是用现在的消费(资金)来交换未来的消费(未来产出)。理解这种可贷资金市场和资本品市场的相互作用，需要我们重新简单考察关于利率的概念。在最广义的情况下，均衡利率反映了均衡的跨期交换率，或者说均衡利率反映的是人们在市场上达到普遍共识的时间偏好的表现。进行这样的界定，在以后的政策分析中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出相应的政策从逻辑上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分析框架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可贷资金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含义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方都代表了各自的行为目的，可贷资金的供给方因为放弃了一部分现在的消费进行储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也就是供给方具有时间偏好;需求方通过具体的生产投资，借贷资金被看作预期产品的未来价格和现在的投入品价格的差，可以获得不低于可贷资金利率的收益率。这样的分析和传统宏观经济学不同的是，可贷资金的双方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其背后通过市场过程，将跨期资本结构的变化和各自的行为目的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将市场过程的考察也纳入这个框架，就需要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p#分页标题#e#
2．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Frontier，简称PPF)。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贸易理论所阐述的不同，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在不同最终产品之间的资源分配。而这里我们把资源的分配划分为消费品(或者现在的产品)和投资品(未来的产品)。图2中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不同的点说明了在一定资源限制的条件下不同的消费和投资组合，亦即消费和投资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投资包括原有资本的折旧和新增的投资。而整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上方向移动说明整体经济的增长;反之，向左下方向移动说明整体经济的萎缩。运用PPF于混合经济中要考虑政府支出(G)和税收(T)。这里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先将PPF局限于私人部门，假设政府征收人头税，并且政府在预算内的支出和私人活动没有关系，并且坚持平衡的预算，即G=T。这样的简化不会影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分析，而且也很容易扩展到将政府行为也纳入整个分析框架。同时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也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可以分析在赤字预算条件下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因为在赤字预算下，政府的借贷也是可贷资金需求的一部分。PPF将现在的投资和未来的消费联系起来，它们的关系可以通过资本回报率表现出来。但是，这只涉及到对投资总量的分析，并且是非常粗略的两期的分析框架。没有涉及到在生产中的资本品的异质性，也没有包含资本结构和资本结构的变动。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所提出的资本理论中，用高阶产品和低阶产品两个概念来刻画整个社会生产的资本结构。所谓高阶产品就是在整个生产环节中距离最终商品远的中间资本品，包括最初的原材料。低阶产品就是在生产环节中距离最终产品最近的那些中间资本品。或者说，高阶产品需要经过更多的生产阶段才能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进行消费。这样就补充了PPF过于简单的两期的总量分析的缺点。这就是本分析框架的第三个部分即跨期的生产结构。
3．跨期的生产结构。注重跨期的生产结构是奥地利经济学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对这方面陈述最具特点的就是哈耶克最著名的生产结构三角形［10］。哈耶克最早在他的《价格与生产》中第一次用图示的方法来阐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资本理论。本分析框架在“哈耶克三角”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动［1，11］，以形成整个分析框架的第三部分。具体如图3所示。图3中，三角形的底边是时间轴，代表生产的不同阶段，从距离消费者最远的高阶产品到距离消费者很近的低阶产品。所有的竖线为价值轴，代表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售出后所获得的价值。
最长的竖线代表最终的消费品的价值，其他的代表中间产品的价值。这些价值表示的是实际值，而非名义值。斜边代表了不同生产阶段价值的增加比率，这包括每个阶段新增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贴现。这种生产阶段的划分是一种概念意义上的划分，而并非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说明生产结构的时间因素的内生性。虽然实际中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诸如生产过程中有耐用资本的消耗，有资本品的替代和互补，存在各种反馈环节和多重的产出等，但是这些都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理论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出整个经济行为中的逻辑关系，因此三角形的理论概括并没有丢失最基本的行为逻辑关系［12，13］。同时，这个三角代表的是社会整体的生产结构，需要从社会经济体系总体来理解这个跨期生产结构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时间轴和价值轴是紧密联系的，时间轴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和生产过程的价值变化相结合才具有经济分析上的意义。既然理论分析是要揭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精确的数量关系，那么，将该三角形纳入整个分析框架的目的就是为了从逻辑和概念上分析社会生产结构，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资源分配模式和跨期的资本结构的变化。4．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将上述三个部分相结合，就得出整体的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图4表示了整个混合经济中，公有部门预算平衡情况下私有部门经济的一个均衡状态。PPF和可贷资金市场由共同的衡量投资的横轴而相联系。PPF和跨期生产结构通过共同的衡量总消费的纵轴相联系。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分析框架的构建［3］。从图4可以看出，生产结构和可贷资金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那么明显。“哈耶克三角”的斜边反映了可贷资金市场的市场出清的利率。这里所说的反映并不是指相等，因为生产过程是连续投入和离散产出，三角的斜边(即每一生产阶段的价差)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利率。
某一生产阶段的价差决定于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的价差。换句话说，是由投入品市场和产出品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有当预期的收益率高于可贷资金市场利率的时候，才会产生对可贷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过，相对于私有部门和在一定制度的条件下，斜边的斜率和可贷资金的市场利率应当是正相关的。换句话说，利率越低三角的斜边斜率越小，反之亦然。在均衡条件下整个的斜边应当趋近一条直线，因为如果某一个生产阶段的收益率或投入产出价差高于其他阶段，反映到图形上应当是这一阶段的斜边更为陡峭。此时，收益率最低的阶段就会将资源转移到这个阶段，从而增加了这一生产阶段投入的需求和产出的供给，竞争的结果使收益率趋于一致，使得在均衡条件下整个“哈耶克三角”的斜边是一条直线。在可能性边界上的点意味着充分就业或者称为“自然”失业率。三个部分的共同均衡意味着可贷资金市场的利率是“自然”利率。(注意:可贷资金市场本身的利率并不完全是“自然”利率)。当可能性边界不改变，那么图4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就是平稳运行的处于动态均衡的经济，其中没有新增投资，投资Ife只是用来补充资本品的消耗。可贷资金市场利率反映了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达到共识的时间偏好。
三、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可贷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可由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就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消费者时间偏好降低，更倾向于储蓄，那么可贷资金的供给将增加;反之亦然。第二就是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货币的注入也同样会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这两种因素对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根据以上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对货币政策效应进行简单的分析。这里主要分析货币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体见图5。当货币当局执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贷资金市场的供给增加，利率下降。从图5中看由r1下降到r3，货币量的增加会带来两个效应:第一，增加的货币一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第二，由于利率的降低，按照原有的市场预期和价格结构，投资周期更长的生产计划则具有更大的预期收益率。这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使得离消费者近的生产环节暂时具有更大相对价格差，因此暂时具有更高的收益率。#p#分页标题#e#
但是，这样就会导致更多的生产资料向低阶生产环节(更接近消费者)转移。在图5中，“哈耶克三角”中的EF就是过度消费导致的消费品部分价格上涨。在图5中，货币的增加导致的消费投资组合在PPF上由b点趋向a点。另外，低的市场利率以及消费品价格的率先上涨使得企业家觉得时间更长的或者说更高阶的生产环节的投资会有更好的收益率。这样以来，同样会导致社会资源向更高阶的生产环节流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环节趋于更长。图5中在PPF上会导致消费投资组合由b点趋向d点。CD就是由于货币扩张所导致的错误投资。图5中BA虚线部分表示，利率的降低单纯是由于储蓄的增加，也就是说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了储蓄。而随着生产环节的加长，整个社会资本结构也相应发生重构。社会分工增加，生产环节增加，整个社会具有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会在下一期获得更大的产出。但是，从图5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生产结构的两端都要求加大投入，这样就会形成整个社会资源在生产结构的两端争夺，而一定时期内社会总的可利用的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在三角的左侧，更高阶的生产计划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原材料和一些高阶投入品价格上涨;在三角的右侧，同样会使得消费品和低阶的投入品以及该生产环节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左侧的生产投入价格的上涨会逐级传递，继而推动右侧价格的整体上涨;而右侧的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形成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进而刺激左侧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会导致价格轮番上涨的循环，也就是所谓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和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从本质上说它们是由一个机制得到的两个结果。进一步，当新增的更高阶的投资随着生产环节逐渐传递到消费者的时候，由于这些投资并不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变化而导致，而是由于有外在的货币注入所导致，也就是说生产结构的变化和消费者的偏好之间没有形成协调，此时就会导致这部分投资在消费品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率。由于高阶的投资周期比较长，等到发现不符合消费者偏好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品，而这些资本品又会形成投资路径要求更多的资金注入和增加其他投入。但是这些投入又无法最终在消费市场实现价值，而由于已经积累的资本品具有不可逆的特性，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将导致整体经济的危机或者萧条，并对这些投资进行强行清算。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