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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1
关键词：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利率；温州
Abstract：We described the private finance and its interest rates of Wen Zhou，and analyzed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standardiza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is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ed，but it has already gone to first stage.
Key Words：private financial，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interest rates，Wen Zhou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60-05
一、温州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阶段
温州民间金融产生于清朝以前，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私人借贷、集资、企业间借贷、信息公司、基金会、会（标会、台会等）、钱庄和当铺，如今存留下来的以地下钱庄、典当行（当铺的前身）和财务公司为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后温州民间金融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互助阶段。之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纷纷涌现，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于缺乏担保抵押品，它们极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融资，而民间金融能弥补正规金融的这种不足，获得快速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入到这一民间借贷循环中。这一阶段的民间金融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借贷利率较低且参差不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利率水平高低取决于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借贷双方直接见面，签订借款合约或者口头约定，有的要有中人作保。这一阶段借款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意识，贷款人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第二个阶段是民间金融中介的出现。由于传统的一对一的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出现了新的民间借贷方式――银背者，他们从放款人那里得到资金，再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以盈利，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有资产作为担保低息吸收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民间金融组织。这一时期各种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这一时期温州民营企业融资的70%来自民间借贷。第三阶段为无序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各种“会”，开始主要以互助为目的，后来变成筹资手段，最后竟成为了投机诈骗的手段。第四阶段为稳定发展阶段。经过清理整顿，温州的民间金融借贷于1992年前后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月息保持在3%左右，同时城市信用社开始发挥作用，并于1996年组建成为温州城市合作商业银行，1999年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后来当地政府又出台一些有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促使民间金融运作逐步“规范化”。
（二）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规模
有关数据显示（见表1），温州民间金融由快速发展到相对放缓的转折期大约发生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前后），估计民间融资规模约为4.5亿元，全市银行贷款余额7亿元，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65%；在1991年左右，估计民间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货币数值之比为4：5，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80%，融资规模的绝对量也由4.5亿元增加到40亿元，实现了快速扩张；但到了2001年，民间信用规模总计约为300―350亿元，银行贷款708亿元，二者比例下降为45%，目前这个比值还在不断下降。尽管2004年监控到的民间金融借贷资金比2003年平均增长17%，资金规模在不断增加，2007年达到390亿元，但是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比值明显下降。民间金融借贷的发展速度趋于回缓期，在区域金融结构中逐步由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性经济行为走向理性化、转型化的金融活动。
（三）温州民间金融的作用
温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金融始终都发挥着正规金融无法替代的作用。郭斌等（2002）以温州为例对中小企业发展与民间金融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程蕾（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及模糊数学法对温州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民间金融资本的作用不同，在民营企业的创业初期阶段起作用大于正规金融。有学者根据“需求法”匡算温州民间金融对GDP的贡献，所得出的结论是：1999―2003年温州每年的GDP增长中，约有3成由民间金融资本投资直接拉动。温州民间金融弥补了融资缺口；打破温州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形成竞争氛围，促进了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以外，民间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场化利率水平及形成农村金融体系多样化格局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蒲祖河，2005）。
（四）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趋势
温州民间金融从发展趋势上看将逐步发展为依法经营的个体组织。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几次“蜕变”之后，已逐步走上技术性的路子，而高新技术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大、收益高，缺少融资的途径。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民间金融借贷仍然会继续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但依靠以往的“会”或低利率的亲友借贷等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已无法满足新型企业发展的需要。宋晗等（2007）认为，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民营银行，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稍微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或把民间金融同外资金融一视同仁，民间金融还可以朝社区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方向发展。
二、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情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利率逐步趋于理性
二十世纪80年代，央行连续几次加息，当1988年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12.06%的历史最高水平时，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也飙升到45%；而1997―2004年央行连续7次降息，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也从月息2分以上降到月息1分以下。特别是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监测点之后，进一步引导民间金融利率回归理性。2004年后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及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或下降，温州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水平也呈现理性的上扬或下调（见表2）。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还具有随借贷规模而反向变化的特点，表3显示民间借贷月利率从平均规模38.2万元的5.73‰，增加到3.3万元的18.96‰，借贷规模降低而借贷利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小额借贷基本用于消费，所以利率相对较高，而大额借贷基本用于发展生产，所以利率较低。对形成这种利率高低的原因，张德强（2010）研究认为如果考虑产权制度的风险“贴水”的合理性，和正规金融存在的寻租情况相比较，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和正规金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温州民间金融具有民间金融的共性优势，首先是在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具有信息优势，能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其次是其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第三是操作方便灵活，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但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满足不了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二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过高，超过国家借贷基准利率的4倍；三是民间金融隐藏有非法金融的风险。当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民间金融很可能逆经济政策行事，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为使民间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国家及温州当地政府也曾出台过一些政策来监管温州民间金融，如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特殊性，在温州设立首个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2002年8月，针对温州民间金融借贷活跃的特点，温州商业银行推出了委托借款业务①，试图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官方金融体系，促进其健康发展，但事与愿违。2003年，温州被确定为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对温州的民间借贷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②。从实际的效果看，在政府实施的监管措施里，设立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来引导民间金融发展的措施比较有效。本文将着重分析设立监测点前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及其发展的情况。
（二）温州信用社贷款浮动利率与民间金融利率的关系
在借贷利率的设定上，温州信用社利率是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形势浮动，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将信用社利率作为自己利率设定的参照系。
那么，信用社贷款利率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信用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下辖的农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贷款利率可上浮100%。2003年银发[2003]25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因此，2002年以来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基本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0.9，2]的区间浮动。由于只有2002年以来的温州信用社利率数据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序列只有7个数据，而2002年以前执行的是国家基准贷款利率，所以无法做二者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可以做相关性检验。假设其他金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二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Y1为自变量，代表温州信用社的贷款利率，X1为因变量，代表民间金融的利率，进行简单的一元方程模拟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关系式：
X1=8.3742+0.3573Y1
（5.8973）（2.2602）
R2=0.5054 D.W=3.0827
由于Y1的系数为正，与X1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统计值T=2.2602，R2值较大，表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存在同向关系，温州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上升，信用社贷款利率下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下降，在二者的散点回归分析图中，这种正相关性更加直观（见图1）。但在2002年以前，信用社未实施利率浮动机制时，二者的贷款利率相关性及其微弱，在统计学上也极不显著。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的调整受信用社利率的影响较大。信用社贷款利率依据国家基准贷款利率上浮或下浮，具有拉上或拉下民间金融利率的作用，利率监管机制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
（三）利率监管机制的辅政策
为更好地监管民间金融，2005 年， 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实施利率监管机制很好的辅政策，能使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于民间融资的管理，提出要按照“谁主管、谁整顿；谁批设，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谁担保，谁承担”的原则，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并明确民间资本管理要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其次，提出疏堵结合，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规定“对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浮动） 4 倍以上的高利贷行为，其超过的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强调要严厉打击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各种非法融资活动，并进一步明确民间个人借贷行为、典当行、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各类投资公司、票据业务的管理职责和明令禁止行为。再次，要求“合理引导，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对民间金融监管初步形成金融办、公安局、工商局、银监局、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管理的模式，这有利于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实施。
三、温州实施民间金融监管的效果及经验
无论是官方基准借贷利率还是温州信用社借贷利率，对民间金融利率都产生同向的影响，而信用社借贷利率的影响更加直接。因此，利率监管机制对配置资源的作用明显。据温州市政府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温州已注册各类担保机构近250家，但其中多数担保公司银行是不认可的，目前与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正式开展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还不到总数的1/4。2007年，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的比例为54：17：28，民间融资的比例高于银行贷款，比2005年上升了1倍。在39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120亿元投向企业生产，占民间借贷资金的30%；64亿元投向股市和基金，占民间资金的16%；95亿元投向外地矿业开采，占民间资金的24%；其余占民间资金30%的110多亿元投向比较分散，既有生产借贷，也有生活借贷。民间融资规模略有增长，并出现逐步规范化趋势，签订合同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合同要素日趋完备。从利率来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平均利率比常规贷款利率稍高，但未高出太多，2002年以来均没有超过2倍。从个体来看，仍然存在“高利贷”现象，新型的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大量存在地下经营放贷业务的现象，影响了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贡献，在鼓励和监督、管理民间金融方面，温州有以下的经验：
（一）设立、健全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及时掌握民间金融利率情况
2002年，央行将温州定为民间利率监测试点城市，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改革。截至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在当地基层金融机构设立400个监测点，由信贷员负责调查汇总。网点的铺设也具有一定组合性，既针对民间借贷最集中的乐清、瑞安等集镇，也包括泰顺、文成等经济相对落后的集镇。期限分一月内、六个月、一年期、一年以上。借贷关系分个人借给个人、个人借给企业、企业借给企业和企业借给个人等四种。通过对民间金融利率的信息收集，能够及时掌握民间金融的动向。
（二）建立、健全制度规章，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发展
温州市政府与民间金融管理各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近10部规范性文件，每年都要进行民间金融发展情况的调研，并撰写报告披露民间金融市场信息，增强了民间金融市场信息的对称性，降低了民间金融的风险。
（三）把信用社利率市场化
对贷款利率实施监管的有效前提是信用社的借贷利率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同时还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利率监管机制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2002年温州市信用社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借贷利率基本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使民间金融利率基本表现出与其同向变化的趋势。
综上，虽然温州在监管民间金融方面已取得很好的成效和经验，但温州民间金融监管的利率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只是对民间金融实施了利率监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率监管机制。当地政府和监管当局在鼓励民间金融发展方面的措施还不完善，民间金融进入市场的门槛还比较高；监管力度较弱，对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这样事实上形成双向促进民间金融以地下形式发展的态势。另外，利于利率监管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方监管模式还没建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注：
①所谓委托贷款是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温州市商业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借款人）、用途、金额、期限和利率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②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1月份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共涉及民间借贷328笔，金额5666万元，最高利率为月息20‰，最低利率为5‰。结果显示民间金融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各类借贷中，家用消费的平均利率最高，企业借给个人的平均利率最低；从地区来看，各地区间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经济发达程度与利率成反比。
参考文献：
[1]陈晓红等.基于DEA方法的民间金融资本运用效率研究―对温州市民间金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5）.
[2]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3]刘丹.民间金融法制化模式探析[J].金融与经济，2009，（8）.
[4]何田.“地下经济”与管制效率：民间信用合法性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11）.
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2
一、金融支持“走出去”面临的形势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2002―2011年，我国年度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增至747亿美元，年均增长27%。2012年1―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2.2亿美元，同比增长52.8%。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估计，按照以往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发展态势来看，到2020年，我国向海外输出的直接投资总规模有望达到1―2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境外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更加迫切。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为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了空间
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纷纷“向东看”借鉴经济增长经验，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借势进入这些国家扩大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企业和产业在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也急需外来投资为其注入活力，这就为我国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或开展并购带来机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金融业目前仍处在修复过程中，欧洲银行大规模“去杠杆化”进程仍在继续，据IMF预计未来两年欧洲银行去杠杆化规模将高达2.6万亿美元，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开拓国际业务让渡了空间。
（三）人民币国际化为产业和金融“走出去”创造了重大机遇
国际经验表明，本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会促进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带来重大机遇。一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必然要求境内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境外延伸其服务范围，扩大其海外业务；二是预计人民币将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率先得到广泛使用，商业银行作为跨境人民币业务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可以在此过程中完善海外布局；三是国外企业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扩大。据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2012年10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型跨国公司中有17%计划在未来1年中通过人民币计价债券、贷款和首次公开募股等途径进行融资，25%计划在未来5年进行人民币计价融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在提供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为其海外分支机构拓展国际业务带来机遇，并有望在人民币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和海外融资领域确立领先地位。
二、金融支持“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国家通过放松外汇管制、成立专项基金、提供贷款贴息等措施给予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也积极开发金融产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然而，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融资难”等问题仍比较突出，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已对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形成了较大的制约。主要问题如下：
（一）国家外汇管理政策尚不能适应“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许多新机遇，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兼并收购业务应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现实选择。然而至今，国家外汇管理仍未改变“宽进严出”的政策导向，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支持很不均衡。金融危机以来，为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外管局简化了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回和境外放款外汇管理，并允许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保人为境外投资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但这些政策调整远不能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便利的需求。目前，为境外企业在境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审批门槛仍比较高，对外担保金额与企业外汇收入及部分财务指标挂钩，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对外担保以逐笔核准为主，外汇审批时间相对较长，不仅制约了我国企业境外融资活动，甚至会贻误企业海外发展的良机。
（二）国内资本市场不成熟制约企业跨国经营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欠缺，大量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一些能够获得优先融资权利的企业也只能主要依赖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场外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的发展明显滞后，不仅导致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和不畅，而且也使企业缺乏风险对冲工具。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由于国内“充血”不足，加上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企业境外发展显得后继乏力，境外经营风险明显加大。
（三）银行跨境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需求
首先，政策性银行服务不足。我国“走出去”政策性金融服务集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而进出口银行目前提供的海外投资融资规模仍然较小，在其业务总量中占比较低，且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企业和大项目上，大多数民营企业事实上很难享受到这一政策性金融支持。其次，商业银行全球授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向客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全球金融服务。一方面，商业银行海外贷款受到额度限制与审批限制，全球授信能力有限，作为“走出去”主体的民营企业大多与此无缘。另一方面，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分布契合度不高。特别是，真正能够开展业务、获得盈利的分行、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比例较小，很难承担起支撑我国境外企业融资的重任。第三，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较弱。受此影响，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比较单一，不能够满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和境外发展对各类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
（四）保险业对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不够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提供对外投资保险的唯一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和非商业化经营，其业务范围狭窄、业务规模较小，与我国企业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规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而且，其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面较低，加之保费费率过高，从而削弱了保险业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支持力度。
三、相关建议
综上可见，今后一个时期，为适应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更好地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我国应当抓住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战略性收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等重大机遇，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积极培育形成境外银企合作新格局，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同时着力培育和提升我国金融国际竞争新优势。因此，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跟进，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应是国家金融支持“走出去”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为此，一方面，加大国内金融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力度。适度放宽企业跨国经营的外汇管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企业用汇的便利性。积极发展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产品，便于“走出去”企业规避汇率、利率等风险。鼓励境内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租赁、信托、基金、期货、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建立对外产业投资基金（比照“中非发展基金”），针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或特定投资方式如并购进行专业化投资。发展商业性出口保险业务，成立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行政策性和商业性互补的双轨制，降低保险成本，扩大保险覆盖面和规模，增强出口信用保险对企业境外投资和经营的支持力度。
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3
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集中于管理和操作两个层面，针对这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则主要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进行说明。首先，从我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明，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存在人员不足和意识欠缺，以及执行力度较低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虽然近几年有很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金融监管的基础薄弱，独立性不强，协调性也不够，并不能支撑快速膨胀的金融市场，而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建设都是借用国外的监管法律来不断实现的，都还处于摸索之中。其次，从外部环境来分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本身还不完善，分头监管与多方监管并存，监管效率较低。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却空前加快，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列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都直接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直接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损害，这就使得尚处于摸索中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备受到冲击。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问题。正是由于我国自身在金融监管方面有所欠缺，才能够让外部行为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有机可乘，并引发巨大波澜，如果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足够完善，整个金融机构对法律的执行力度也到位，不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度有多大，最终，我们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实现全身而退。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从自身入手，提高自身的整体实力。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原则
金融危机下，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很有必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让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能够在未来的路途中，经受住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完善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必然要遵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原则的范围之内来进行整改和完善，从而才能够最终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顺利推进。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运行是以客观市场规律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并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增加，国外的金融政策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金融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因此，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要建立在国际化的实际基础之上，不断借鉴国外的金融政策，结合自身国情来进行完善。其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任何法律法规的存在，都是为了规范社会，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在金融市场当中，国家的政策引导始终都是辅助作用，最终要保障的是金融市场中广大操作者的利益，也只有他们的利益有了保障，才能够调动他们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加稳定人心，稳定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符合金融市场操作人员的总体意志，或者要符合全民生活追求的总体意愿，而不能为了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意志，而牺牲他人的利益。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措施
要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就要结合具体的原因，针对问题一一进行探讨，寻求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针对在管理层上暴露出来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定和监督机构，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承担自身对社会对国民的责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进行思考；用战略性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探索，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跟随国际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努力引进金融监管全面性人才，或者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培养金融监管人员，弥补金融监管中人才缺失的漏洞。此外，针对人才的选择和岗位配备，有必要推崇民主投票选举的制度，让相关人士集聚一堂，民主投票，共同选举，杜绝依靠人际关系或者金钱关系而获得优质岗位的情况，从而让金融监管机构的运作能够更加公平公正，以这样的环境来吸引优质人才，积极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度和监督机构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从而为金融监管输入新鲜血液，让这些新鲜的血液，不断为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带来创造性的思想，也让这些新鲜血液，不断突破传统束缚，用最新的法律思潮和法律执行方式，来解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薄弱的问题，最终提高金融监管的创造力和独立自主能力。其次，针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执行力低的问题，就需要发挥我国监管机构的职能，借鉴西方监管模式，形成银行联合监管，实现全面的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严厉惩处，决不能让任何金融个人或者单位有心存侥幸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小漏洞从一开始就杜绝，从而让金融法律能够细化到每个细节之上，实现对任何个人或者集体的监管，从而规范金融市场，让整个金融市场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健康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在高速信息时代，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融入到金融监管执行当中，引入互联网或者媒体以及电话系统等现代监督渠道，让金融监管能够渗透到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并能够实现随时随地的自由监管。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监管效果，还要实现金融监管法律执行过程和进程的透明化，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并设定相应的投票或者举报渠道，从而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法律执行的监督当中，用监管机构和民众监管权力双方面的压力，来使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力度逐步提高。但是，在不断提高民众监督力度的同时，必须要做好民众的基本培训和宣导工作，因为，民众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所关注的问题更是自己的问题，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并不高，更无法意识到自身对金融法律制度的监督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培训和引导力度，具体宣传内容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详细内容、参与金融监管法律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以及通过参与监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益处。
四、结论
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50-03
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际层面出发，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之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金融监管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监控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四个目标。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没有有效发挥风险防范职能，尤其是抵御系统性风险。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后，亡羊补牢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共识，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随之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一、美国金融危机凸显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双层多头监管模式。“伞形”是指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为旁支；“双层”分为联邦层和州政府层；“多头”是指美国联邦政府针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需要设立了多个监管主体。从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伞形双层多头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揭示和防范并非完全有效。美联储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中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总体而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现行监管体系无法跟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美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基于70多年前的监管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业务模式的监管要求。对存款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绝大部分与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的监管模式也是在70多年前就已基本确立。
二是缺乏统一监管者，无法防范系统性危机。在已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因此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或危机。
三是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例如，金融创新中被广泛运用的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所以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债务担保权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就是由于缺乏到位的监管而成为此次危机的重要推手。
四是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差，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在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建立功能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以改变其金融监管架构。特别是，分散的监管主体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低效的。
五是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与其混业经营的市场模式严重背离。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混业经营的实际风险被大大低估了。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布什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出台了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蓝图”，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公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并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作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的重要举措。
大致看来，布什政府的改革蓝图主要是提出了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在短期内，美国政府主要注重提高政策协调效率和恢复市场功能等；在中长期，则致力于加强对州注册银行、支付结算体系、保险业、期货与证券业等的联邦监管，以弥补监管漏洞。2009年6月中旬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将在金融机构稳健监管、金融市场全面监管、消费者投资者保护、金融危机应对以及全球监管标准及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可以看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呈现新的格局与态势。
第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建立较为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控股集团广泛出现及其所带来风险的多层次转移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础设施不足使得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差距和漏洞，而各个监管机构的协调是部分弥合这一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二，美联储将成为超级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集中监管的特征将更加凸显。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将得到强化，甚至可能成为“全能型超级监管人”。
第三，监管范围将扩大，监管力度将加强，监管标准将提高。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将分别被纳入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框架中：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国家保险办公室对保险业进行联邦层面的监管：诸如房利美等国家支持企业、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等将被纳入到新的监管体系中；金融体系中的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也将受到统一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流动性、风险敞口等风险管理标准将更加严格而保守。
第四，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点。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违约概率和偿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一旦这些机构出现问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填补信息缺口，那些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和表外交易也将受到监管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信息。
第五，全球监管和国际合作将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金融风险在全球传播，金融危机也具有更大的全球传染性。然而，金融监管者对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杠杆率、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安排等的全面信息是不充足、不准确和不及时的。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将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三、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主要由“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和资本项目管制、大规模经济刺激和强大的政府支持等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些条件弱化，金融监管体
系的潜在问题就可能显现化。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监管。
其一，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动态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发展的需要。从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金融监管方式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实行分业监管，英国实行统一监管，但是两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美国实行分业监管，我国也实行分业监管，但我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明显小得多。这也说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适合目前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但是，随着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监管制度必然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动态监测现有监管框架的有效性，特别是要对监管框架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
其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更为超脱的、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其三，努力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创新都会伴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较为迅猛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当局需要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特点，不断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以及金融体系清算支付系统的监管，达到既促进金融创新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其四，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方面。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控，督促金融机构协调好其安全性与收益性的关系，防止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敞口过大；再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五，建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有毒资产、金融机构重组与破产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从金融危机的救援来看，金融当局的及时、有力救援是金融风险扩散的有效防火墙，同时，流动性注入和问题资产处置也是恢复金融机构和市场功能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应对危机的角度。一个强有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一套运行有序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5
摘要：本文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美国、英国和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在金融监管变迁的周期、动态博弈的过程及侧重点都有相似之处。最后将三个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比较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金融自由化、金融国家化和金融证券化迅速推进，金融监管已然成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健康运行需要面对的重要方面。一国的金融监管不能局限于本国的立场，应当将眼光放向世界，从多方借鉴各国金融监管成功的经验，从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比，探索出金融监管的一般规律并从中得出对本国有意义的启示，从而稳固并完善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经济健康运行。
二、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分析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是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国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虽然建立时间比英国晚，但发展相当迅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不同的金融业领域设定了不同的监管机构。更具体来说，美国实行的是双线多头监管体制。美国中央和各州政府共同拥有监管权力，称为双线，在中央和各州也各自拥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称为多头。对美国而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同时行使监管职能，对同一家金融机构（如国民银行或州银行）形成了多头重复监管。美国银行业的两个最主要的监管者分别是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和州银行监管当局。
（二）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金融业起步较早，早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就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的开始。到1997年，英国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将原本9家金融监管部门组成金融服务监管局（FSA）――集银行、保险、证券三大监管于一家的监管机构，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变成了集中监管体制。英国在1979年以前主要是依靠本国的金融自律组织来发挥监管作用，并没有成立自己正式的金融监管机构。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环境的日益复杂，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律很难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英国金融监管体制也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三）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快速发展是在二战之后开始的。日本在1998年6月起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了本国单一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简称金融厅。金融厅负责对本国金融业的综合监管，基本完全脱离了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大大加强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分析
从国际上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总特征可以看出，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与相似之处：
1、金融监管体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金融起步阶段的混业监管到发展阶段的分业监管，再到发达阶段的统一监管，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到起点，而是建立在金融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监管体制不断发展健全的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制度变化。
2、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是一种动态博弈、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创新是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内在动力，决定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内容、方式、手段等变革。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强化了管制，建立了严格的分业型监管体制模式，这种严格的分业监管与金融机构的获利需求相冲突，导致了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形式。再监管就是针对不断暴露的监管问题和缺陷而被提出的。
3、20世纪7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兴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注意到由于管制过度而引起效率损失，转而提倡效率优先的金融监管。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墨西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强调在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纷纷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三、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启示
综合分析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金融监管结构应当符合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同时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大环境，运用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也应当遵循上述原则，借鉴国外金融监管体制与成效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协调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
过度的金融监管在保证金融体系相对安全的基础上，就会限制金融业的正常发展；然而过度的金融创新尽管可以带来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但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协调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这一对立统一体，并顺应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潮流，适时适度的推进全球金融监管合作。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及制度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是相比国外严密的监管法律体系而言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美国，美国素以完善的金融法律著称，美国严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可以防范相当多的风险产生。我国应当借鉴国外严谨的监管法律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和制度，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三）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是督促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上力求真实、完整、准确，并且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让投资者能充分了解和质询。第二是应当发挥和完善中间机构的监督作用，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无误。第三是对虚假披露，不充分披露，不按时披露等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同时对于受害者给予必要的赔偿。（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叶永刚，张培.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6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