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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1
1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虽然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相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为丰富。在农业自然资源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劳动力日益紧缺的形势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依然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而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质就是通过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提升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简称农业集约化发展。因而，深入剖析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制约因素，对于正确认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科学制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长期局限于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经营观。而从近期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揭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1－5］。但这些研究侧重的是各种经验分析，而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考。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出发，在揭示农业集约化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以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农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展过程。因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概念以及农业集约化水平的衡量标准的界定，是理解农业集约化发展内涵的前提。而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发现，对此存在2种不同的理解。
1。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一书中率先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与粗放式经营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同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属于“粗放”的农业耕种方式；而等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同一块土地上，就属于“集约”的农业耕种方式［6］。随后，马克思以及德国农业经营学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继承了李嘉图的观点 ，并认为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劳动力”的经营方式［7－8］；据此，农业集约化水平便可以用单位土地面积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来衡量；而农业集约化发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或劳动力要素，以不断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农业发展过程。
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与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过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引入新生产要素的过程实际就是农业技术的变化［11］。由此可见，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来降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经营方式。农业集约化水平便主要体现农业生产率上，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农业集约化发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农业发展过程。
尽管，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仍然被当前许多文献所沿用；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更能反映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而且也被许多重要决策文件所认可。
二、农 业 集 约 化 发 展 的 内 在 机理分析。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率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展过程。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便可从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与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展开。这二者的内在联系是：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是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础；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诱因。根据速水佑次郎等的诱致性农业技术变迁理论，可以假设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以户或家庭为主（以下统称为农户）［12］。如果某些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并引发其价格上涨，那么农户为了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必将扩大该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规模。但是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只能靠增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随着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将导致这些生产要素变得更为稀缺，从而反映在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这无疑会促使生产经营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售利润，农户会主动寻求可以减少稀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也即是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将通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诱导农户采用节约稀缺生产 要素的现代农业技 术 从 事 集 约 化 经营活动。
（2）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实现。在农户经营为主的前提假设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便不具备工业企业那样的自主研发或创新能力，他们从事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就只能够通过外部获取。而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正是承担了农业技术的研发任务，农资厂商则负责将农业技术转化为可以被农户使用的农业生产物质资料。当农产品市场需求或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诱导农户去寻求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时，农户便将这种需求反映给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资厂商。这些机构在接收到农户技术需求信息后，便据此开展技术研发和农资生产活动，并最终将所取得的相关成果通过农业技术市场或农资市场提供给农户。由此，农户集约化经营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便可以获取，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便得以实现。也即是说，农业集约化经营得以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资厂商三者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因此，对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2个方面：
（1）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机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主要表现为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户数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术扩散活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基于大众传媒的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纳者与未采纳者之间信息交流的内部因素［13］。就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而言，这种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相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可以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多种路径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产生积极外部影响。比如：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通过各种农技推广培训活动；政府财政部门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农户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政府的公共传媒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渠道对采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宣传等。而农业集约化经活动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传播网络与传染病感染网络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用传染病模型对其扩散机理进行理论解释［14］。根据传染病模型把某地区农户划分为2类，即“感染个体”（已采用技术者）和“易感个体”（未采用技术者）。
在“感染个体”的示范带动下，“易感个体”对于现代农业技术会逐步由观望向模仿采用转变，继而成为“感染个体”再对其他“易感个体”产生影响。
（2）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机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就是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后，农户实际农业产出与该技术的理论产出的对比。通常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农户的实际农业产出会低于理论产出。但是，农户可以通过对该技术的不断学习，最终到达熟练并有效利用该技术，从而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而舒尔茨认为，对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能够熟练并有效利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关键。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户学会使用农业技术的时间就越短，其集约化经营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罗“干中学”理论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取的人力资本；二是通过“干中学”获取的人力资本。而且相对于前者而言，“干中学”获取的人力 资本 更加重 要［15］。
Foster等则进一步论述了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人力资本对农业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学”；二是与他人学习交流的“干中学”
［16］。由此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农户在集约化经营过程中，通过自身以及农户间的“干中学”促进了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产品市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产生诱导。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是农业生产者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从事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重要诱因。我国农产品市场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农产品本身缺乏需求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消费可能出现下降。比如《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分别由2000年的82。3kg／人、250。2 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 kg／人、181。4kg／人。二是根据阿林·杨格分工水平决定市场规模的思想，农村劳动力的非有效转移，将制约工农产业之间分工水平，从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形成限制［17］。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难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与工资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徘徊。对于这部分农民工而言，其对农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自给解决，而不是通过市场需求实现，进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形成制约。
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实现的。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积累长期依赖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虽然，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但是整个经济发展已经对廉价农产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旦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可能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
由于对上述问题的担忧，国家在对农产品价格在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这就使得农产品市场价格难以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价格信号由此失灵，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作用便由此降低。
（2）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缺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农业公共科研部门与农户的互动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由于现行科研评价制度的缺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技术研发活动对农户农业生产实际的关注度降低，而对于发表高级别科研论文、申请高级别科研课题的关注度提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农业公共科研部门研究成果与农业生产实际存在严重的脱节。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的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也就难以实现。
农资厂商与农户的互动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当前农资厂商在经营过程中把赚取利润放在首要位置，却忽视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导致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服务不到位。农资厂商的市场竞争手段，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广告宣传外，更多是采用低价劣质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务质量。由此一方面导致了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中经常受到欺诈而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由于农资厂商对农业生产者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服务，致使农业生产者难以有效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实现形成制约。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产业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产业集聚度低、生产分散强，增加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难度。
虽然，现有文献利用省域层面的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产业集 聚 度 由1981年 的0。41提 高 到 了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对于以丘陵山区地形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域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农业生产的集中性。这是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即使省域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内部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土地流转存在的障碍，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仍然较强。农业产业集聚度较低、生产分散性强，无疑会增加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成本，进而对其形成制约。
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功能弱化，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门的技术推广、财政扶持、媒体宣传等行为，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相互“感染”。而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农业生产经营者间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和平台。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组织更多的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以农业技术服务相对欠缺且服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农户的差异化需求［19］。由于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职能的弱化，农户从事集约化经营活动的相互“感染率”会下降，进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形成制约。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这是因为农业生产使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结合，现代农业技术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与之相适应。近年来，虽然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度不断增加，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资比重较大，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不足；建设性投资比重较大，而农业基础设施后续维护投入不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基础设施缺乏，或者农业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在农业基础设施比较欠缺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效果会受到削弱，即相对理论产出而言农户采用技术的实际产出会更低，从而制约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部门比较效益较低会损害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导致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缩减；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对通过非正规教育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重视程度不够，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在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不断缩减和有效积累不足的情形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对现代农业技术熟练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难度增加，进而制约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农业集约化发展就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或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变化可以诱发农户开展集约化经营活动，而农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以及农资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又为集约化经营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不断扩散和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不断改进，农业集约化水平将得以提升，进而促使农业集约化发展。然而，就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而言，农产品市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产生诱导；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缺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产业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推动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进而提升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并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机制，使其能客观反映农产品市场需求状况。二是完善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激励机制，支持发展民间农业科研组织，促进农户与农业科研部门有效互动；增强对农资厂商的社会责任监督，严厉打击各种坑农害农行为，提升其对农户的服务职能。
三是优化省域范围内的农产品种植布局，提高生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增强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服务职能，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创造条件。
四是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结构，增强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后续维护的投资支出，积极探索民间资本投资机制；建立有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增强对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鼓励吸引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从而提升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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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2
关键词:两型农业;农民培养;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52-02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定义于农业,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理论,产业链延伸理念在农业中的综合运用。两型农业要求在农业资源的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率等方面中都充分考虑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思想。然而在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农业生产水平总体来说还不是很高,农业发展条件还有待大力改进,农民从思想意识到实际生产活动都与两型农业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为后发展部门,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无疑是两型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成为饱受歧视的群体。农民要摆脱受歧视的处境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用两型农业这一科学的思维与理论指导自身实际行动,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追赶现代部门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两型农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新要求
(一)传统农业中农民的经验积累是建设两型农业的宝贵财富
1.精耕细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中国人口众多,但耕地稀少,人均耕地为1.4亩,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3,这就注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难以依靠经济学上的扩大规模来满足人们群众对粮食的需求,但人口众多既是劣势,又是优势,要解决吃饭问题就需要发挥人口优势,依靠精耕细作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
2.把握季节特征。农业季节性特征自农业生产诞生之时便已然存在,中国的24节气则是通过长期的积累,逐步归纳总结出来的,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3.选种经验与病虫害防治。选种和病虫害防治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传统农业条件下,科技在种子选育和病虫害防治方面的贡献率低,只能依靠传统的选种经验来保证农作物的收成。
4.农机具改进。农机具的动力经过了人力、畜力和机械力的变迁,而农具则也经过木制、石制到铜制、铁制的改进,农民生产方式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5.水利建设。传统农业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和农田灌溉工具(如,翻车、筒车、水车)到现在还在造福现代农民。
6.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是农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包括对土壤土质、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把握。
(二)较之传统农业,两型农业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两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思想道德素质做指导,一方面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政策的要求,学习唯物论和无神论;另一方面努力繁荣农村文化,自觉摒弃传统观念和习俗,逐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尚。
2.科学文化素质。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与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是正向相关关系。两型农业中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都需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支撑。
3.经营管理素质。两型农业生产实质上是循环农业生产。循环农业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为标志性特征,强调通过“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来实现农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因此,两型农业对农民素质的要求实质上是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其具体表现为农民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信息接受与反馈能力、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特点,能够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创业等。
4.生产技能素质。循环农业生产是把相关的农业资源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因此传统的农民掌握的单一化的生产技能远不能达到两型循环农业生产的要求,而需要农民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掌握相关的农业生产技能。此外,农民还需要在发展循环农业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农业资源的结合。
5.民主法治素质。两型农业中的产业链延伸必然涉及到民主与法治问题,亦即农民需要更深层次的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二、适应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培养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资源节约方面的主要内容
1.自然资源的节约:农业生产中必然所要考虑的自然资源是“光、热、水、气、土”,其中,光、热、气在生产活动中是很难人为控制的,而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适应自然资源节约要求的农民培养内容是要保持耕地的面积、肥力,节约农业用水,合理规划区域农业用水。
2.人力资源的节约:农业精耕细作的特性造就了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与农业产值占GDP比例不协调也有部分原因在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除了考虑到人力资源的稀缺性特点还需要考虑到机会成本。因此而衍生出农民培养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利用现代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二是农民工非农业技能培训,这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报酬率要低,农民通过非农业技能培训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3.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率:中国农药、肥料和农业机械的利用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普遍偏低,由此而产生的损失巨大。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能够为农民节约生产成本,这是符合节约型农业要求的,也是农民培养的重要内容。
4.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农业废弃物主要是秸秆和畜禽粪便。传统的处理方法焚烧不仅没有考虑到把秸秆和畜禽粪便作为资源再利用,而且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不符合两型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民应该改变传统的处理方式,把农业废弃物作为资源再利用实现节约增值。
5.能源利用的节约:薪柴是农村的主要能源,直接燃烧造成森林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保持农村生态环境。因此,在能源利用方面,适应两型农业建设要求农民培养的内容是合理开发农村当地各种能量资源,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二)农业生态环境友好方面的主要内容
1.降低农药、化肥使用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农药利用是现代农业防虫治害的主要方法。虽然大自然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对农药残留有一定的净化作用,但是大自然的净化功能有限,农产品终究有相当部分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化肥的使用能够提高农业产出,但是过度的使用不仅不能提高农业的产出――过度刺激苗稼,错过结实期,从而产量减少,而且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影响农村饮用水源水质、土质和养殖业的发展。从两型农业环境友好方面考虑,农民培养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培训农药和化肥使用方法,还需要兼顾到农药、化肥的特性以及使用可能带来的影响。
2.转变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农业废弃物中的直接污染物畜禽粪便一方面影响农村村容整洁,另一方面影响空气质量;而间接污染物秸秆的焚烧烟雾对周围居民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造成大气污染。因此,要教会农民先进的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
3.保护和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是生态环境的重要评价指标,对水土流失面积率、侵蚀模数、沟壑密度和土壤三化(沙化、盐渍、沙漠化)面积率等农业生态污染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是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同时考虑,合理砍伐与栽培才是最优选择。因此,森林砍伐时期,地点的统筹规划,经济林的资源再利用,水土保持都是两型农业要求下农民培养的重要内容。
三、打造符合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知识培养体系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基础教育需要培育出具有创造力的学生,而不是解题高手,也不是以培育选拔能够进入大学教育的学生。符合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素质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的农民,而不是被书本知识束缚的农民。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培养农民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指导去要求农民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来进行农业生产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发展两型农业本身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哲学思维的体现。因此,完善农民的知识体系需要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
(二)扩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项目的范围
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引入农业资源与生产经济学,从而把两型农业这一模式与农业发展的目的结合起来,这构成了两型农业的要求下农民的知识体系主要框架。生态农业具有符合两型农业发展要求的特点,一方面要求在生产中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开发资源,而不可只顾一时,竭泽而渔;另一方面,还应控制环境污染,由于大量有毒废物进入环境,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净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积累,损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活环境。因此需要把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范围扩展到生态农业。中国农业之所以成为落后的生产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产业链不够完善。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产业链竞争的时代,注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增加农产品的附件价值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未来。在农民知识扩展中,注重农业产业发展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三)注重实践,创新农民素质培养方式
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做到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联动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确保农民知识培养的质量及实用性。另外,现阶段除集中教育之外还可以利用入户指导,资料发放,手机短信,远程教育等渠道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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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3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动因；供给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3日
农业生产活动面临着种类繁多、频率极高的自然风险，而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仍不完善，大量土地仍然分散的由单个家庭进行经营。而单个农户根本没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而种植业和畜牧业又是农户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所以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活动、保障农民生活稳定，必须不断发展农业保险。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农业保险的业务以来，各大保险公司都认为我国的农业保险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利润，纷纷踏足农业保险产品开发设计。可实际上，农业保险发展到90年代中期，各个保险公司发现它们不仅没有在农业保险领域获得巨大的利润，反而亏损严重。紧接着，各大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选择了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开发，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和险种急剧下降。我们农业保险遇到的困境和我国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财政支持具有直接的关系，那时我国既没有相应的农业保险立法支持，也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引导和管理。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对农业产品进行设计开发，我国的农业保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文即是针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希望梳理财政补贴的作用和功能，为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一、农业保险概述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农业保险是针对农业生产的保险业务，即由保险公司生产相应的保险产品供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分摊，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遭受的损失给予约定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方式。这一认知是把农业保险归入了商业保险的内涵中，而首都经贸大学的庹国柱教授则认为：“农业保险实际上并不是商业保险品种，而是政策性保险。农业保险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农村的一切风险，应该和商业保险、社会保障、政府救灾等措施一起发挥对农村居民的保障作用”。农业保险在实质上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政府对农业风险的一种保障措施，是政府对农业的净投入，为了支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工具。
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农业保险可以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比较明显，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成果大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农业再生产的进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建立保险基金，以保险的形式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不稳定性，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农业保险可以保证农民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广大农民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从而使自己免受农业自身风险巨大的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可以保障农村金融体系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很多资金是由农业银行或者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如果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金融机构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农户购买了保险，当农民遭受经济损失时，资金将由保险公司进行补偿，这样可以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定性。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经济学分析
农业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包括了很大的外部效应和一定的非排他性。从农业保险的作用上看，农业保险是利益外溢的，其表现的实质便是“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农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只有通过农业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稳定的运转，才能过保证农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农业保险虽然仅仅面向的是农业生产，但影响的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所以认为它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准公共产品。从农业保障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具有非排他性。虽然，从购买保险的直接层面上看，保险购买行为是排他的，只有投保者可以享受保险赔付的权利。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常为了降低农业风险而采取措施，例如人工降雨、人工消雹等行为，都直接给其他农户带来了利益。因此，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在实践中应该定位为政策性保险，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三、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的必要性
在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支持其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只有通过财政补贴，才可以保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由于农业保险是以商业保险的形式运行的，在某一区域必须施行统一标准的保险费率，而农户是自愿决定是否购买农业保险的。由于逆选择的存在，低风险的农户将减少购买保险，而高风险的农户将增加保险购买，这便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补偿，减少了盈利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为此，保险公司会提高保险费率，这将进一步降低农业保险的消费，保险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摊。只有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才可以保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2、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发展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市场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它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农业保险自身利润较低导致保险公司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发展、开发农业保险。
3、只有对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才可以保障农业保险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农业保险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其带来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营农业保险本身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论是保险的需求还是供给都具有双重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农业保险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成本和利益无法得到协调，将会造成市场运行的效率下降。
4、农业保险补贴是完善我国农业支持体系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高效运转，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补偿。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农业模式，单个农户获得的直接补贴是很少的，很难对农业生产起到太大的促进或者保障作用。反而通过很少的保费补贴，就可以活跃保险的消费和供给市场，很有力地加强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保障。从国际经验也可以发现，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了非价格保护农业的工具之一，WTO也明确要求各国政府需要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
四、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建议
为了我国农业保险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有政府财政介入，进行多形式、全面的补贴。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对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1、加快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立法措施。借鉴外国成熟的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立法工作是前提，只有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管理机构、补贴形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保险。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农业保险法》，以具体的法律形式确定农业保险补贴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才能建立一个高效的农业保险体系。
2、开发、设计多种农业保险补贴形式。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其发展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税收减免或其他税收优惠实现。通过对国外成熟经验的借鉴，我们发现农业保险的补贴形式包括对保险费进行补贴、对经营公司进行补贴、对保险公司和其他保险经营机构进行相关业务的税收优惠等。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滞后，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开发的动力不足，只有通过对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产品的业务进行补贴来解决。在农业保险市场日趋成熟、保险费率更加合理后，可以逐渐减少对其进行财政补贴的措施。
3、设立农业保险补贴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通过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补贴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不仅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补贴工作，还可以保证运作的合法性，有利于建立健全、高效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由于农业模式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建立专门的部门才有可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降低道德风险或者逆选择的出现。
主要参考文献：
[1]苏晓鹏，王兵.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北金融，2010.7.
[2]王海青.我国农业保险补贴初探[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5.7.
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4
关键词：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精细农业；休闲农业
一、引言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指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生产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现代农业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提供的物质与技术支持，灵活适用市场杠杆，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实现农业生产的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将其作为提高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着力点。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现代农业具有科技化程度高、产值收益高、综合效益高、环境污染少等传统农业不可比拟的优势，而现代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良性推动作用也日益加强，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0年公布的数据，2008年美国现代农业总产值已达3821亿美元，比重占美国工农业总产值10%左右，并持续以每年9.3%的增长率递增，远远高于制造业3.2%的增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发展现代农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二、现代农业的基本类型
（一）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我国的生态农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至2012年我国不同种类的生态农业的试点已达3000多个。但由于生态农业的前期投入较高，科技水平要求较高，而我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科学研究与技术储备相对较为薄弱，导致后发动力不足，实际上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还未达到推广量产规模。
（二）精细农业
精细农业，又称数字化农业或信息化农业，是由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拿大等国提出，指运用数字地球技术，包括各种分辨率的遥感、遥测技术、GPS、计算机网络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等改善作物生产管理决策和经济效益的农业发展模式，简言之，是一种基于变异的田间管理手段。精细农业的范围除了耕作业外，还包括精细园艺、精细养殖、精细加工、精细经营与管理，甚至包括农、林、牧、养、加、产、供销等全部领域。
（三）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或称休闲观光农业，是指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型农业。具言之，即以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旨在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休闲农业属于农业，但又不是纯粹的农业，是一种特色农业。在休闲农业区内，游客不仅可游览观光、采集蔬果、体验农活、了解乡土民情、享受特色民风，而且可提供住宿、度假、游乐。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有利于促进城乡交流互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一）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科技兴农贡献率。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一方面要保障农业科研机构人员稳定，建立充实的人才储备库，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经费保障，确保专款专用，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实际，切实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其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促进先进农科技术的扩散与传播，努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三是大力发展农用工业。积极应用现代工业成果和工程技术措施，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使农业生产走向高层次的良性发展轨道。
（二）利用财政税收杠杆，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机制
首先，积极构建并完善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一体化市场，发挥市场在调解农业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优化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农产品补贴、转移支付等多元手段，调解和控制农业经济积极向好发展，克服市场调控的不足。第三，转变政府工作职能，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切实做好信息体系、市场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等六大体系建设，把发展农业、改善环境、优化资源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加强农业保险政策扶持
首先，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进程，制定适合我国农业保险特点的法律规范，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作用，避免其随意性，从而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为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运转建立起强有力的风险保障制度。其次，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对保险人经营费用进行补贴，弥补其经营农业保险的亏损，鼓励其积极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保险人给予保险费补贴，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投保购买能力，以增强其农业保险需求。第三，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利用再保险方式，将保险人风险责任在其他保险人之间分散、转移，使农业保险走向良性循环的路径，促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这是农业不可改变的特征。中国农业的国情，制约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不可能走人均规模取胜的路子。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众多，来自自然、社会、市场、政策等多个方面。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是作为中国社会成员最广泛的农民和相关农业从业阶层的利益诉求正一天天被唤起，牺牲和忽视他们利益的政策取向必须彻底抛弃，“三农”问题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更加迫切的摆在了政府的面前。
参考文献：
[1]乔桂银：《农业生态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2）。
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5
关键词: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激励机制
一、生态农业内涵与特征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沃•艾伯奇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1981年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进一步明确定义生态农业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1］。1980年我国学者叶谦吉对生态农业定义为“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2］。可见，发展生态农业，目标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目的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手段是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其特征如下:
(一)生态农业具有生态性与可持续性
生态农业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提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性、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性循环，使农业生产走上生态、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改良土地，降低农村水资源污染程度，能有效减缓现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业、农村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二)生态农业具有综合性与高效性
生态农业以大农业为出发点，强调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协调性、循环性、再生性，注重农、林、牧、副、渔各业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具有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特征。生态农业通过物质能量循环，实现了废弃物的转化再利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高产出、高效益、少污染。
(三)生态农业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
农业生产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和多样性，主要由地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气候条件等因素决定的。生态农业是在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现代农业形式，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现阶段，我国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了适合本地域特色的各种类型的生态农业模式，体现了生态农业的区域性与多样性。
(四)生态农业具有外部性
就生态农业生产过程看，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产品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外部性特征。其外部性体现在农业生产者利用生态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具有降低水土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同时还体现在绿色、有机、健康的生态农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另外，农户最初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是对生态农业技术的一种推广，但采用新技术投资无法从其他农户那里取得补偿，又无法限制其他农户模仿性消费，因为一旦推广就可以被许多农户同时消费，且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不断提升。2009年骆世明将生态农业分为景观模式、循环模式、立体模式、食物链模式和品种搭配模式等5种生态农业模式类，在此基础上将每一种生态农业模式类再划分为若干个生态农业模式型。2002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农业模式，并建立示范基地进行推广。近年来，我国生态农业建设从生示范县逐渐扩大到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市，建立了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100多个、省级生态农业示范县500多个、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达2000多个。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生态农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生态优势将越来越多的转化为经济优势。
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激励和补偿机制缺失，影响了生态农业推广普及
生态农业实质上是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生态农业农民投入的劳动量大，投入技术多、成本相对较高、风险也大。而生态农产品具有外部性特征，生态农产品定价过高，消费者需求不足，难于销售，只能采取略高于传统农产品价格，即生态农产品优质不优价，导致农户获取的经济效益低。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机制的缺陷，使得农户生产生态农业产品获得的个人福利小于生态农业产品对于全社会提供的福利，使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外部正性没有体现。另外，我国发展生态农业政策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补偿机制，弥补农户外部正收益，同时也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使得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无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削弱了农民普及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社会化小农生产，限制了生态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生产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徐勇、邓大才、刘金海等学者针对现代农业生产特点及农民演进特征提出了“社会化小农”，并认为“社会化小农”作为现代社会农民演进的新形式，具有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决策化特征，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主体。“社会化小农”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化生产决策的基本前提是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般根据自身经验进行分散性和独立性生产决策，这种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小规模—小投入”导致“低产出—低效益”，致使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所获取收入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经济效益，影响了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社会化小农”分散经营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生态农业发展。
(三)“均田制”土地制度，阻碍了生态农业规模化经营
从综合性与高效性的角度看，只有在一定大的区域范围内，生态农业的生态系统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即发展生态农业要规模化。我国农业生产耕地面积按人均比例平均分配的，受这种“均田制”土地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仅有0.4hm，且耕地面积呈进一步缩小趋势。同时，农用耕地按“均田制”分配时，采取不同质量等级的土地分别进行平均分配，农户耕地面积被小块分割，使农户生产经营极不方便。近年来，有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一部分耕地面积，绝大部分仍为小规模生产，这种以农户为单位小块分割农田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和规模化建设，使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仍处于小规模的、零星的、低层次的状态。
(四)现代农业技术“新式粗放式”应用，进一步污染农业生态环境
从生态和可持续角度看，生态农业倡导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物质，关键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主要指蔬菜的新式育苗、农作物的新品种采用及农业机械化使用，以提高农业产出。农业生产种植采用家禽肥料+化肥，主要采用人工方式种植、除草、收割;农业虫灾泛滥采用大量人工投入治虫。现代农业生产整个过程都融合了现代农业科技技术，采用“新式粗放式”方式。大棚蔬菜从种子选择到菜苗孕育，再到蔬菜采摘，多采用先进现代农业技术，同时在整个过程都有价格较低的高倍农药被使用，致使蔬菜几乎见不到一个虫洞;农作物种植除草工作只需要一袋高剂量除草剂就能解决，整个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人工除草。农业生产中这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土地及水资源污染严重，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农田生态环境更加难以为继。显然，现代农业技术“新式粗放式”推广应用，进一步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相去甚远。
四、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
(一)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激励和补偿机制
生态农业的效益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通过市场机制只能实现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生态效益，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应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补偿和激励机制。一是制定和完善生态农业财政补偿政策及相互配套措施。建立生态建设专项基金，实施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生态农业在税收、金融等政策上倾斜。同时，地方政府实行配套资金支持等。二是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利益诱导机制，通过利益驱动使农业生产者积极主动发展生态农业。加大对有利于生态农业建设行为进行资金补贴和技术扶助，如良种补贴，绿色、无公害种植补贴，同时加大技术部门在技术上的免费指导和服务。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分配及产权制度
依据生态农业特征，发展生态农业的农田土地一般生产经营周期期限比较长、投资成本较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市场风险较大。因此，为了鼓励农户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其增加农业资源投入、积极主动采用生态农业新技术，政府应适当延长生态农业户的土地经营承包期，为此，一要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生态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拓展到实际上的占有权，即农户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对其所承包土地有实际上使用、占用、收益和处置权，集体只是保留法律上的最终归属权。二是农村农用耕地按“均田制”分配时，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稳定土地使用权，延长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加大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强化生态理念
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一方面要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户的生态理念。一是加大生态农业技术及生态理念宣传。利用互联网、电视进行宣传农业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对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产生的危害。二是推广新农药和绿色有机肥。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鼓励广大农民使用商品有机肥，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大幅度减少农药的滥用和乱用。三是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培训力度。政府牵头组织各类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鼓励科技人才推广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引导农户采用农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来提高生态农业及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及市场竞争力，促进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四)通过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推广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具区域性与多样性特征，我国区域差异性大，各地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状况不一致，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选择“最佳”生态农业模式，并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进行推广应用。一是加强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建设，利用生态农业建设基地，建立生态农业模式并形成配套技术，为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奠定基础。二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遴选出生态农业模式好，配套技术先进的示范基地，通过以点带面方式，由“县—市—省”的方法进行推广，直至推广到全国。三是鼓励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引导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依托“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并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
作者:张燕 张进 单位:延安大学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秀艳，王丽静.再论生态农业的内涵及特征［J］.中国市场，2008(1):108.
［2］郑军，史建民.我国生态农业研究述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7(1):93.
［3］张燕.我国发展生态农业保障制度研究［J］.农村经济，2010(5):103－105.
［4］骆世明.论生态农业模式的基本类型［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3):406－409.
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6
关键词：农业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是一个食物消费大国。作为食物主要供应来源的农业，其增长倍受关注，在当前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能否养活十几亿人口，能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都将取决于我国农业能否持续增长，因此本文对关于农业增长的动力机制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明晰农业增长的动力来源。
关于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
作为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Lewis（1954）、Rostow（1956）和Rainis，Fei（1961）都认为农业和其他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部门一样，是工业部门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增长被看作是经济其余部门实现增长的前提条件，甚至是必要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2002）系统地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等五个方面，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农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西蒙·库兹涅茨（1961）在其《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将张培刚提到的粮食和原料贡献合并为产品贡献，将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归纳为：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和国内农产品出口形成的外汇贡献。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Subrata Ghatak）和肯·英格森（Ken Ingersent）（1984），在他们的《农业与经济发展》合著中，承袭了库兹涅茨关于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四大贡献”。由此形成了在农业经济学中，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四大贡献”的广泛认同。
测度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四大贡献”，在不考虑价格变动，只能静态地描述农业生产总值、主要农产品数量、乡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的绝对额变动，作为对农业四大贡献的直接度量。伴随着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述通过直接测量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相对值不断下降，按现价计算，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仅占到我国GDP的10.1%左右。因此，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农业产值的绝对数额来看是逐年增加的，但是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所以用静态的和直接的方法，可能会低估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Helal Ahammad（2002）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的方法（CGE）引入到对澳大利亚西部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度量中，不仅考虑了价格和部门之间的联系，动态地分析了农业对经济的间接贡献，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区分农业产出增长源泉的边界，投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
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方法引入到对我国农业增长对经济贡献的测度中，不仅可以度量农业对经济的直接贡献，而且可以度量农业对经济的间接贡献，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量化我国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填补国内对该问题研究的空白。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研究
Ruttan（2002）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直接估计划分为三个阶段。而我国农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完成由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发展，向以农业研究和技术为基础的农业转型的时期，就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技术特征而言，对我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与国际比较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三阶段划分比较一致，因此，本文对研究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方面的文献，也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测量部分生产率比率和指数，例如人均产出和每单位土地的产出。用这些指标来描述农业产出的增长。
Colin Clark（1940）最早用人均产出和每单位土地的产出，基于时间序列，比较国家间农业产出状况。Yujiro Hayami和他的合作者（Hayami，1969；Hayami and Inagi，1969；Hayami，Miller，Wade and Yamashita，1971）承袭了Clark`s关于国家间农业产出比较的方法。这些早期的关于农业的部分生产率的研究，较广泛地识别了各国农业部门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依据早期的研究结论，将各国和地区的农业增长的路径分为三组：一是土地约束组，农业增长依靠土地节约型，即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来实现；二是土地丰裕组，农业增长则依靠劳动节约型，即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来实现；三是介于土地约束型和土地丰裕型之间的一组，则采取中性技术进步来实现农业增长。
Hayami，Ruttan（1970，1971）提出诱导性技术变迁的假设，因为在对农业生产率进行估算的第一阶段后期，劳动相对于土地的价格开始上升，因此，农业产出增长的路径倾向于劳动节约型。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开始研究农业技术进步，构建国家间的农业生产函数和进行多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土地、劳动、牲畜、资本设备（机械）和化肥。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估计，可以依据一定的农业产出的要素投入份额或者依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估计各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Lau和Youtopoulos（1989）依据Haymi和Ruttan（1970）、Kawagoe，Haymi和Ruttan（1985）的国家间变形的生产函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和土地生产率的差异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内在要素禀赋（土地和牲畜），现代技术投入（机械和化肥）和人力资本（普通和技术教育），每一个农业投入要素都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差异的25%；规模经济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它可以解释二者劳动生产率差异的15%。
应用上述研究，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增长潜力是有意义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土地约束型的农业发展国家，农业增长面临着相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当前是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单位主导的，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不断吸引劳动力从农业中流出，这样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单位可能变成一个严重的约束，制约着我国农业的持续增长。规模不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约束，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投资人力资本、农业研究和在农业生产中更密集地使用技术性投入。
但是，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
张凤波（1987）利用我国各省市横截面数据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的要素贡献，他以农业总产值作为解释变量，以农业投入中的劳动力、农机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技术外生的假定，经过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324，土地的产出弹性为0.12，而化肥、机械的弹性分别为0.295和0.171。
冯发海（1992）、朱希刚（1994）和顾焕章（1994），将农业物质消耗作为固定资本的替代指标，取消了农业机械和化肥这两项投入指标，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物质消耗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值最大，而土地和劳动力的弹性值较小，物耗弹性值约为0.55-0.66，土地弹性值约为0.20-0.25，而劳动弹性值约为0.15。
张元红（1996）则以不变价格的农业总产值作为解释变量，以农业劳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固定资产和农业中间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也是基于C-D生产函数和技术外生的假定，在分析中同时考虑到了自然灾害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对1978-1994年农业投入要素的贡献度进行了估计，其中农业中间投入产出弹性为0.683（最高），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0.099，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为0.0495，固定资产的产出弹性为 0.168，将余值等同于TFP。虽然1978-1994年TFP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始终为负值，不过在不断接近零值，由此张元红认为，TFP将成为未来农业增长中的积极贡献因素。
张浩、陈昭（2008）以1949-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采用总体面板模型的单位根、协整检验与回归分析，对我国农业的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和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比重较小，而作为中间投入的化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比重较大，农机动力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仅次于化肥，制度则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度变动较大。
综合上述研究者的结论：一是关于我国农业生产中土地的产出弹性比较小，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土地约束，如果要增加农业产量和产值，单纯依靠增加土地投入是不可行的；二是估计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也比较低，说明要增加农业产量和产值，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也是不可行的，三是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关于农业生产的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比较高，达到了60%以上，这说明我国农业在1978-1994年期间，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中间投入（农药、化肥、种子以及农业科技服务）；四是据张元红（1996年）对TFP的估计，虽然自1978-1994年TFP对产出的贡献始终为负值，随时间的变动不断接近零值，但是笔者认为，TFP将成为我国农业增长中的积极贡献因素。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缺陷，即通过对单个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不能准确地体现出要素之间的替代，体现出要素在农业生产上的配置。
（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集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收敛和多要素生产率水平。大多数研究使用Malmquis生产率指数，该指数的内涵是：构建最佳实践或者前沿生产函数，运用DEA数据包络的非线性规划方法，来测量样本中的每个国家到生产前沿的距离。
Alejandro Nin et al.（2003）在分析各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差异上，认为通常基于Shephard`s生产函数对PFT（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做出的分析，一方面不能准确体现出农业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和农业经营者在要素投入上的配置选择，另一方面估计出来的结果显示，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增长，而低估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因此，Alejandro Nin et al.（2003）主张采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作为估计各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指标，并构建了非参数的、产出导向的直接距离函数取代了Shephard`s距离函数，在此基础上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115个国家农业生产、牲畜和谷物的TFP进行了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其中92个发展中国家的牲畜和谷物在采用PFP测度每年生产率增长率与TFP测度相比存在高估，而23个高收入国家在采用PFP测度每年生产率增长率与TFP测度相比存在低估，因此，采用PFP测度农业每年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存在偏差。
由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的Solow“余值”到农业TFP增长的估计
Prescott（1998）提出储蓄率在解释各国人均资本产出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且认为资源禀赋、人均资本持有量和资本的累积（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都不是解释各国人均资本产出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TFP增长的差异。
TFP增长成为当前对经济增长率估计的核心。Fan（1991）将TFP等同于Solow“余值”，并且严格假定生产前沿函数是可识别的，其技术变化是中性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农业自1965-1985年26.6%的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归功于技术效率的改进和15.7%的技术进步（陈卫平，2006）。传统的TFP增长的估计是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确定了TFP增长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部分组成，但仍然假定技术是中性的，技术进步由余值的增长核算获得。K.P.Kalirajan et al.（1996）则认为，只有在厂商（农户）处于生产前沿并生产出最大化的产量或者意识到了技术的全部潜力，并成为应用技术的最佳实践者时，余值才能等同于技术进步。然而，事实上，厂商（农户）由于非价格和组织的因素，往往都处于生产前沿以内，无法成为应用技术的最佳实践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TFP的增长可以看作是给定技术应用效率的不断改进。
因此，进入21世纪，国内众多学者主要是采用TFP增长率来核算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陈卫平（2006），李谷成（2009）和全炯振（2009）等依据不同时间段的省级面板数据，都是基于随机前沿的距离生产函数，内含农业技术中性的假定，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分解我国农业的TFP增长，分析了不同时间段我国农业TFP生产率增长的阶段和空间分布特征。虽然分析的样本区间不同，但是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从时间上看，我国农业TFP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状态，但是TFP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是技术驱动型；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TFP增长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增长。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TFP增长率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业TFP增长率甚至长期为负值，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农业TFP增长呈现出区域差异和不平衡。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的TFP增长呈现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损失并存的局面，只是在较少的时间段出现过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改善实现的农业TFP增长，上述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导致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原因是技术扩散受到了限制。但是依据K.P.Kalirajan et al.（1996）对技术效率的界定，技术扩散受到了限制，可能是导致技术效率损失的原因之一。
因此，上述研究并未对为何形成这一局面和如何有效实现技术效率改进提出建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借鉴K.P.Kalirajan et al.（1996）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创新，而且准确分析出各个阶段导致农业技术效率损失原因，从而为科学地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同时，对区域农业TFP增长率不平衡的变动趋势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各国和我国国内各地区农业TFP增长率“收敛”的条件，为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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