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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分析理论范文1
【关键词】人力资源、系统工程、模糊理论
1.引言
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处理大型复杂系统的问题，无论是系统的设计或组织建设，还是系统的经营管理，都可以统一地看成是一类工程实践，统称为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科学的工程技术。它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对系统的结构、要素、信息和反馈等进行分析，以达到最优规划、最优设计、最优管理和最优控制的目的。
系统工程是以大型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按一定目的进行设计、开发、管理与控制，以期达到总体效果最优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随着对系统工程认识的深化及其本身的丰富和发展，系统工程的应用已经广泛深入到人力资源的管理、规划、培训、评价的各个方面，同时推动了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系统工程的理论、技术及方法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2.基本决策问题
决策，就是针对某一问题，确定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方法从多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或满意）的方案的过程。决策分析技术首先在60年代初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工业部门的决策问题，随后被引入美国的火星无人探险和将核动力引入墨西哥国家动力系统的可行性研究等项目中。当前，决策技术在经济管理、城市发展、航天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得以了广泛的应用。决策分析一般有四个步骤：（1）形成决策问题，包括提出方案和确定目标；（2）判断自然状态及其概率；（3）拟定多个可行方案；（4）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
常用的决策分析技术有：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风险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
（1）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确定型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有4方面：一是只有一个状态，二是有决策者希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三是存在着可供决策者选择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四是不同方案在该状态下的收益值是清楚的。确定型决策分析技术包括用微分法求极大值和用数学规划等。
（2）风险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这类决策问题与确定型决策只在第一点特征上有所区别：风险型情况下，未来可能状态不只一种，究竟出现哪种状态，不能事先肯定，只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概率、频率、比例或权等）。常用的风险型决策分析技术有期望值法和决策树法。期望值法是根据各可行方案在各自然状态下收益值的概率平均值有大小，决定各方案的取舍。决策树法有利于决策人员使决策问题形象化，可把各种可以更换的方案、可能出现的状态、可能性大小及产生的后果等，简单地绘制在一张图上，以便计算、研究与分析，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和修正。
（3）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如果不只有一个状态，各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又不确知，便称为不确定型决策。常用的决策分析方法有：a.乐观准则。比较乐观的决策者愿意争取一切机会获得最好结果。决策步骤是从每个方案中选一个最大收益值，再从这些最大收益值中选一个最大值，该最大值对应的方案便是入选方案。b.悲观准则。比较悲观的决策者总是小心谨慎，从最坏结果着想。决策步骤是先从各方案中选一个最小收益值，再从这些最小收曾值中选出一个最大收益值，其对应方案便是最优方案。这是在各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又从中找出一个最有利的方案。c.等可能性准则。决策者对于状态信息毫无所知，所以对它们一视同仁即认为它们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相等。于是这样就可按风险型的方法进行决策。
3.模糊理论框架
模糊逻辑推广了二直逻辑，可以具有无穷多个中间状态，是处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利用专家知识和实际经验来定义相应的模糊集的隶属函数。模糊并不意味着所获得的结果是模糊、不精确或甚至是完全不准确的。但是，它也不同于二进制逻辑，仅能区分真假（1、0）两种状态，模糊逻辑理论具有描述不精确状态的语句。对于人力资源决策者来说，往往很难在候选人中评判出谁更适合空缺的职务，现在建立在模糊理论基础之上的个人能力评判矩阵和个人指标的权重求出评判指标，就得到候选人的综合指标，从其综合评判结果中挑出最佳候选者出任空缺职位。
常用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可以归纳一下几方面得步骤：
(1)先给出备择的对象集：X＝，X是需要评判的全体对象。
(2)确定因素集（判据集）U＝，即被评判的对象的品质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
(3)求出评判矩阵R，R可以看为集合X到集合U的模糊关系。R F（XxU）,用各项判据对每个评判对象进行评价。 是对象 对于因素 的特征指标。可以把 看为对象 具备 的程度，即 对于因素 的隶属度，于是每个对象都可求出m特性指标。
i=1,2,…,n , j=1,2,…, m 可以把它看作集合U的一个模糊集。
(4)确定评判函数f：[0，1]（全体实数集）,f 是一个m元函数，m自变量都在[0,1]区间取值，对应的函数值可取任意的实数，即
i=1,2,…,n ,d R 评判函数是根据排序择优的要求确定的如何进行评判的计算方法。
(5)计算评价指标 把对象 的m特征指标 代入评判函数f,得到相应的函数值 ,它就是对 的评判指标。即对 作总体评判的数量依据。
4.模糊决策分析
一个事物的状况往往与多种因素有关，所谓综合评判，就是对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事物或现象做出总的评价。 对一个事物的评价，常常要涉及多个因素或者多个指标。人力资源中会根据候选者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技能，敬业精神等，看成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模糊集合（称为因素集u），再设定这些因素所能选取的评审等级，组成评语的模糊集合（称为评判集v），分别求出各单一因素对各个评审等级的归属程度（称为模糊矩阵），然后根据各个因素在评价目标中的权重分配，通过计算（称为模糊矩阵合成），求出评价的定量解值。上述过程即为模糊综合评判。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人才竞争的社会。企业主只有拥有高素质人才，并且能够用好人才方能在竞争中取
得胜利，才能完成百年老店的宏伟大业。下面举一例说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来选择人才。 如，某企业想在本企业中提拔一名中层管理干部，有6候选人A,B,C,D,E,F.
学历 经验技能 敬业 沟通能力
根据预先想要要候选人的综合素质指标，对四项判据特征规定权数依次为（0.2,0.3,0.2,0.3）,根据不同的职位，权数会做出相应的变化，由于是要选择管理干部，经验技能和沟通能力相应的权重高，如果是选择技术人才，那么经验技能和敬业的权重可能会高些，于是求出评测指标得：
通过以上综合评判的结果，得出B候选人的综合指标更适合空缺的职位。由此，在人力资源系统工程中，运用模糊的理论能好好地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展望
系统工程的创立，则是发展了系统理论的应用研究。它为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运用模糊的思想到实际的人力资源系统管理中，将拓广系统工程的应用天地。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编. 论系统工程. 长沙：湖南科学出版社，1982.
[2] 刘 林 编著. 应用模糊数学.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汪应洛主编. 系统工程(第3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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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伦理决策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引起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生产厂家、卫生监管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即使有些企业不会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损害社会利益,也应该把未来世代的利益与风险承担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伦理审视,有效降低伦理风险。所以,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价值评估,审视食品安全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建立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预防机制与反馈机制,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负效应。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1994)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发生的不确定性,时间的先后安排,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EC,1997)。以转基因食品为例,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1)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2)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3)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如病原菌)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4)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1993)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尤其是消费者,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Manning and Baines,2004a)。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也称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决策分析理论范文3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旅游决策
旅游决策是指一个旅游者或一群旅游者（如家庭等）通过仔细评估一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的各种属性，理性地选择最能清楚解决可察觉需求的其中一种，同时使花费的成本最小。传统微观经济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旅游者在整个旅游活动中，确定各类旅游选择与进行各类旅游决策的理性因素。然而，旅游者的这些决策行为既具有理性成分，也具有非理性成分，因此，非理性因素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本文就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下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消费与决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对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决策
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大脑的四个方面很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脑及其各模块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大脑富于感情和感觉，是一个可估价的程序；有几个行为规律将影响制度的绩效；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人类在不断地学习。大脑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人们行为与决策的范围。一个特点是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人类行为富于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人们的行为过程具有理性，并利用了各种推理能力，但需要了解的是，从考虑俱全的角度来说，它们实质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脑的各个模块，即大脑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地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大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且内部不一定是一致的。
在心理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对人类的实际行为（特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在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类决策行为复杂性的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新的决策理论框架，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了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了期望效用理论。他们另一项杰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与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理性发生系统偏差的机理，形象地说就是人们在做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
从行为经济学分析旅游者非理性决策
大部分旅游者在出行前对选择目的地、选择旅行社过程中并不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他们难以正确衡量目的地能带给他们的满足期望值，难以准确把握某一旅行社对自身旅游期望的理解，难以确切得知某一包团是否真的如其所愿提供可靠的旅游服务，而只能依靠广告、口传等媒介，通过非专业的判断来进行主观分析，这就很容易产生心理学中所涉及的一些认知的偏差。这种认知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在出行之前无法对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做出完全正确的选择决策，而只能是在现有认知水平基础上做出尽可能理性的决策，这种认知的偏差使旅游者的效用很难达到最大化。（一）可得性造成的偏差
可得性启发原则表明人们在判断中容易受到记忆效应的影响。人们对概率分布的判断取决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难易程度。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通常给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记忆的信息以很高的权重却不管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由于人们比较容易获得它，大多数人会逐渐接受它。
在旅游者选取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时候，由于可得性造成偏差也是经常出现的。对旅游者来说，如果周围的大多数人对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进行正面评价，周围的人普遍选择该目的地与该旅行社，他们可能就会萌发同样的选择念头；反之，同样出于从众心理，社会大众即使认可了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的产品与服务，也可能因为消费的人较少，因而拒绝消费选择。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选择过程中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旅游者自身在信息和判断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众行为未必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他们有可能因此丧失了独立判断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不能挖掘出自身潜在的旅游需求特点，也就不容易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造成可得性偏差的另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广告，由于旅行社或旅游景区（点）对自己的旅游线路与旅游产品进行广告宣传，这些宣传又经常见诸于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体，这就使这些信息拥有了很高的可得性，无形中让游客在做旅游决策时产生选择偏好。由于旅游决策者难以判别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一旦这种偏好压倒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时，游客的旅游决策就具备了非理性的特征。
虽然在有的情况下，有些认识不足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分析这些问题。但不管用“可得性偏差”还是用“信息不对称”的原理来分析这一问题，结论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旅游者并没有能力充分地认识所选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的真实情况，因此，处于认识上和信息上的劣势。
（二）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
1973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分看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证据，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例如，医生在估计病人因极度失望而导致自杀可能性时，常常容易想起病人自杀的偶然性事件。这时，如果进行代表性的经济判断，则可能夸大极度失望病人将自杀的概率，这就是人们在判断中存在的锚定效应。
旅游者在选取旅游目的地的时候经常会考虑到安全性问题。如果某旅游者选定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但在出行前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或同事在目的地曾经遭遇抢劫，那么他就会认为目的地的治安有问题，而不管这一事件的个别性和这一目的地的其它指标，进而很有可能放弃了选择该地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尽管该目的地的实际治安状况良好，而且该目的地确实能为旅游者提供超值的旅游体验满意度。虽然旅游者选择放弃该目的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但至少可以看出，旅游者在旅游决策时确实存在锚定现象。
旅游者的锚定效应表明，旅游者在进行判断时常常根据一些典型特征或过去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发生产生某个锚定值，虽然会根据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范围仍然在该锚定值的临近领域，这就导致在判断中过分夸大或缩小事件的发生概率，出现旅游决策的非理性倾向。
（三）“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
通俗地说，小数定律是指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将具有与大样本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即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也是以平均值为中心分布的，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事件的过度估计。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旅游者在做旅游决策时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小数定律。
一般来说，旅游者都倾向于对游客造访量大的的旅游点进行旅游活动，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这样做有利于降低风险。所以当一个旅游者观察某旅游景区的业绩表现时，如果发现该景区或该目的地连续两年的旅游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旅游者就会推断该景区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从而做出旅游决策，但事实上的情形也许并非如旅游者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制造声势吸引旅游者，并以此增加游客量，而实际上景区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服务质量本身却很低劣，景区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旅游期望。因此由于“小数定律”造成偏差也是旅游者作出非理性旅游决策的重要原因。
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由于“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都会让旅游者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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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伦理 伦理信念 伦理意识 权术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统的伦理标准受到了效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观念的挑战。受此影响,高校学生基本伦理道德出现了退化(辛婷等,2006)。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个人用户软件盗版率仍高达69%(王卫华等,2008),其中高校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高校学生有强烈的消费愿望但无相应的经济实力(黄胜等,2006),作为特殊的消费群,面对前卫消费、时髦消费、品牌消费的诱惑(李风雷等,2007),他们更可能做出非伦理的消费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这一命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深化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消费伦理是指导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过程中遵循的行为规则和标准(Muncy&Vitell, 1992)。在西方,高校学生的消费伦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Muncy et al.(1998)发现,在美国大学生中,物质主义程度越高的越能容忍非伦理消费行为;Rallapalli et al.(1994)发现高度自主、敢于冒险的美国大学生伦理程度低于那些关注社会需要的学生;Vitell et al.(2001)发现美国大学生在具有伦理含义的消费情景下首先依赖伦理标准确定行为目的;Burns et al..(1996) 发现马来西亚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更缺乏伦理感知;Ford et al.(2005)发现黎巴嫩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对“没有伤害”的非伦理行为更加敏感等。
在我国,与高校学生消费伦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关注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研究,例如李风雷等(2007)发现家庭收入和家庭所在地对大学生消费影响较大,张玉奇(2006)发现大学生消费具有攀比、虚荣等心理特征等等;二是关注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的研究,例如伍志燕(2007)认为大学生道德观念受到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价值观的消极影响,李斌雄等(2007)认为我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存在片面、失衡、脱节等问题,李春梅(2007)认为大学生价值取向具有效用主义、物质主义倾向等等。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辨析式分析,少量的定量研究也仅停留于简单的频度统计,而将消费行为同伦理决策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非常欠缺。
消费伦理通常由消费者对伦理上受到质疑的消费行为的感知状态(伦理信念)来反映。这些受到质疑的行为(非伦理行为)可归结为四种类型:第一,“从非法行为中主动获益”(“非法获益”),即消费者主动发起并从被普遍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中获益;第二,“从他人失误中被动获益”(“被动获益”),即消费者充分利用他人失误而被动获益;第三,“从值得怀疑的行为中主动获益”(“主动获益”)是指消费者从那些无法确定的行为(不一定非法)中主动获益;第四,“从无伤害的行为中获益”(“没有伤害”)是指消费者感觉不会危害他人才会采取的行为(Vitell, 2003)。学者们通过度量消费者对这四种行为的感知状态来判断未来的行为是否具有非伦理的倾向。
在消费伦理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文化是影响消费伦理决策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Rawwas, 2001)。按照Hofstede的文化分类,PDI(权利距离指数)程度越高,行为个体越强调遵从规范,IDV(个人主义价值偏好)程度越高,行为个体越不愿意遵守伦理标准。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大陆PDI得分(80)远高于世界平均值(55),IDV得分(20)远低于世界平均值(43)。因此,中国人被界定为绝对主义者和遵循者,他们支持群体福利,尊崇领导意见,强调分享、合作和群体和谐,遵守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追求理想主义道德意识(Rawwas, 2001)。况且,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一贯坚持的内容。由此提出假设:
H1:高校学生不能容忍“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伦理意识在评估个体伦理差异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Rawwas,2001)。伦理意识包括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理想主义者强调行为发生的内在合理性,主张依赖个人理想做出道德决策,并认为伤害他人的行为普天下都是错的,应该避免;相对主义者认为规范因时间、情景等变量而变化,反对广泛使用的道德规则,仅依赖行为结果做出道德判断。大量研究表明,消费伦理与理想主义伦理意识正相关而与相对主义伦理意识负相关(Erffmeyer,et al., 1999)。因此提出假设:
H2:理想主义程度高的学生比理想主义程度低的学生更能拒绝“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H3:相对主义程度高的学生比相对主义程度低的学生更能容忍“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权术主义(马基雅弗利主义)也是解释消费伦理差异的重要变量。权术主义者重视实效,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坚持“只要行得通就采用”的一贯准则(Rawwas,1996)。众多研究发现,消费伦理与权术主义负相关,且不同类型消费者的伦理决策都受权术主义影响(Vitell,et al.,1991)。因此提出假设:
H4:权术主义程度高的学生比权术主义程度低的学生更能容忍“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众多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伦理水平越高,这是因为他们更具有在复杂情况下做出正确伦理判断的能力(Swaidan,et al.,2003)。因此提出假设:
H5: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越不能容忍“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在我国,由于开放时间和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伦理观念冲突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出生于相对落后、封闭的农村地区的学生受外来文化干扰的可能性更小,在面对值得怀疑的伦理选择时,他们更可能坚持传统的伦理标准。由此提出假设:
H6:出生农村的学生比出生城市的学生更不能容忍“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非伦理行为。
本文通过检验以上6个假设分别评估文化、伦理意识(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权术主义、教育程度和出生地等变量在高校学生非伦理消费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方法
1、测量工具
伦理信念通过Muncy―Vitell量表测量(见表1)。伦理意识通过伦理立场量表测量,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伦理意识分量表信度均在可接受的0.70的范围之内。权术主义(马基雅弗利主义)通过MACH IV量表测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系数高于类似研究,可被接受(Erffmeyer,et al.,1999)。
2、分析方法
本文分析方法包括三部分:一是因子分析,主要用来分析高校学生消费伦理因子结构及不同维度伦理程度,检验假设H1;二是多元回归分析,以伦理信念为因变量、伦理意识和权术主义为自变量构建四个回归方程预测模型,分析它们的相关性,检验假设H2、H3和H4;三是单因方差分析,主要分析高校学生消费伦理与教育程度和出生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假设H5和H6。
3、样本特征
20名大学生培训后在不同高校做随机拦截调查,正式调查前做了两次预调查(N=30、40)。正式调查共发出问卷950份,收回632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71份。应答偏见检验无意义。最后样本中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占29.7%、39.9%和30.4%,出生农村、地县级中小城市、省会或副省级大城市的调查对象分别占26.3%、40.3%和33.4%。
三、结果与讨论
1、消费伦理现状
正交旋转法被用到主成分因子分析中,获得的四个因子与前人研究(Muncy&Vitell, 1992; Vitell, et al., 1991)基本一致。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0.903,Bartlett值=3986.933,p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高校学生明确拒绝“非法获益”和“被动获益”等非伦理行为(均值分别为1.61和2.11),对“主动获益”行为反应不够清晰(均值为2.96),但比较容忍“没有伤害”的非伦理行为(均值为3.42)。因此假设H1得到了部分支持。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学生在不同消费情景下的伦理判断具有两面性:明确反对明显不当的行为(“非法获益”、“被动获益”),但在“没有伤害”等情景下降低了伦理标准。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非法获益”、“被动获益”等行为被明确界定为非法或缺乏诚信、贪图小利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这些界定清晰的情景之下,主流价值观念可以积极引导高校学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但“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行为的伦理界限不够清晰。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些行为可以被容忍,面对这些复杂情景下的伦理困惑时,高校学生缺乏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因此表现出了模糊性甚至具有非伦理的倾向。
2、伦理信念与伦理意识、权术主义的相关性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显示,在“非法获益”、“被动获益”和“主动获益”等情景下,理想主义伦理意识程度越高的高校学生越不能容忍这些非伦理行为。在“没有伤害”情景下,相对主义伦理意识程度越高的学生越不容易拒绝这种非伦理行为。这是因为在“没有伤害”情景下缺乏必要的、明确的伦理判断标准,高校学生在本体评估(道德标准)和目的评估(行为结果)的权衡中更可能根据直观的行为结果做出伦理选择,因此他们的伦理判断不受理想主义伦理意识的显著影响,而受到相对主义伦理意识的显著影响,假设H2和H3得到了部分支持。
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四种伦理情景下,权术主义都能显著影响高校学生的伦理决策,权术主义程度越高的学生拒绝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这进一步支持了Vitell et al.(1991)关于权术主义影响消费伦理决策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假设H4得到了完全支持。
3、消费伦理与教育程度和出生地的相关性
单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教育程度高的学生比教育程度低的学生更能容忍“非法获益”的非伦理行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景下,博士生比本科生更具有非伦理倾向,因此假设H5没有得到支持。这与学历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从具体的情景做出随机性决策相关(Erffmeyer,et al.,1999)。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检验。
出生地显著影响高校学生在“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情景下的伦理判断,伴随出生地从农村向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的变化,高校学生对这些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敏感性逐渐减弱,假设H6得到了部分支持。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高校学生非伦理消费决策集中在“主动获益”和“没有伤害”等情景下,由于缺乏明确的主流价值评价,他们难于做出清晰的伦理判断,进而可能选择非伦理行为;而在“非法获益”、“被动获益”等伦理界定比较清晰的情景下,他们比较容易受到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在伦理界定不太清晰的情境下,高校学生的伦理判断与他们的理想主义伦理意识程度正相关,与相对主义伦理意识程度负相关;而不论在何种情境下,他们的非伦理决策始终受到权术主义的影响,且权术主义的影响最为突出。本文还发现,高校学生的非伦理判断还与教育程度相关,而出生于城市的学生比出生于农村的学生更能接受非伦理消费行为。
以上结论表明,在主流价值观念比较明确的消费情境下,高校学生基本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但是在伦理界定不太清晰的情境下,高校学生的伦理判断主要还是受到相对主义和权术主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内在因素的消极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些复杂的伦理情境下,高校学生缺乏正确的评价标准。因此,加强高校学生消费伦理观教育的阵地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园,而是应该从全社会的角度强化主流价值体系,从社会规范标准的角度界定使用盗版软件等行为的非伦理特征,只有这样,高校学生在较为复杂的消费情景下面对伦理困惑时才能找到合适的评价标准以判断自身行为的好坏。
此外,高校学生做出非伦理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我道德约束的自觉性不够强烈,即理想主义伦理意识影响程度不够,而相对主义伦理意识和权术主义影响过盛。因此有必要加强基于传统文化标准的理想主义道德教育,增强理想主义道德意识的影响力度,以促使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羞耻感,从而自觉拒绝消费盗版软件等非伦理行为。
(注: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学重点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消费者伦理行为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SZ09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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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分析理论范文5
【关键词】财务管理 应收账款 财务状况
一、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风险形成的外部原因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增大，使得企业在竞争当中逐渐弱化了信用。在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一些企业为了进一步的扩大市场的份额，开始逐渐采用分期付款以及赊销的方式来不断的增加产品的销售数量，通过构建商业信用从而增强对顾客的吸引力。公司在制定相关信用政策的时候，也会对其同行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考虑，要想能够更好的抢占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大小，就必须采取强过于其他对手的更有利的措施和方法政策。
而在我国，在上个世纪的90十年的时候，信用的销售方式普遍成为一种重要的销售途径，但是知道现今还为真正形成一种相对规范的商业信用环境，这就如商业界大家所思考的一个最为普遍的观点：“公司最缺的则是信用”。公司之间随着其信用的不断缺乏，从而使得公司与公司之间形成一种债偿债的重要方式，从而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三角债；而有一些公司由于其经营上缺失，从而面临着破产而无力偿还债务的状态，而又有一些公司由于缺乏信用甚至是直接不还，故意的进行债务拖欠，这种商业信用的缺失，从而使得收账款逐渐面临着一种极大的风险之中。
（二）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风险形成的内部原因
企业应收账款的外部因素只是其形成的基本条件，而其内部因素才是其形成的根本因素所在，依据对公司应收账款风险的调查，现今存在的几点主要内部原因分别为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的缺失。对于公司应收账款来说，财务中心以及营销商务则是其重要的两个部门，二者应该相互协调、共同管理，但是在其责任划分方面却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对于这两个部门之间，目前缺乏相互的沟通，从而造成二者信息之间的缺失，财务中心以及商务部之间存在的信息核对不够及时，从而割断了客户信息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构成信息之间的完整性，从而使得公司管理者对客户做出整体的认识及判断。销售与核算之间的脱节，问题就不能够及时的暴露出来，不能够及时的对问题的发现并解决，管理制度上的滞后性就不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应收账款的风险。
2.企业风险意识的缺失。企业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当中占据较大的销售份额，今早的将自己的产品推销出去，首先都会对客户的信用度进行核实，对应收账款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相应的评估，与客户之间签订短期的、一定赊销额度的销售合同从而吸引客户，扩大市场的占有量，从而使得自己企业当中的资金量被客户所拖欠，使得自己很难及时的回笼。
3.企业对于自我商务管理的缺失。在商务的运行当中，许多企业对于客户的信誉度调查相对缺失，从而盲目的进行发货，导致发货汇款的责任模糊；账目记录和检查不能及时和准确的完成，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商务在财务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对应收账款的风险意识，认为造成货款风险和货款隐患的概率很大。
二、企业应收账款的改进方案及其对策
（一）基于企业应收账款外部监控系统的改进方案
1.对收账款的管理服务进行跟踪，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并及时反馈。企业在应收账款形成开始，就应该不断的对客户进行沟通和管理跟踪，这样不仅可以与客户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关系，对其所在公司的基本状况进行掌握，而且还可以更早的对其拖欠款的隐患进行排除，提高应收账款的回收率。
2.构建内部的审查机制和监督制度。在应收账款的管理当中，内部审计能够不断的对监控体系进行完善，从而改善内部控制制度，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测，分析出收账款所反映的状况，对、故意不收汇款以及内部舞弊现象进行排除，确保公司对应收账款的回收。
3.实行履约保障。在应收账款的前控制当中，履约保障是其重要环节，对那些新客户或者是其信用度把握不准、财务风险以及经营风险都表现较高的潜在客户，不在去一味的追求现款现货的方式或者直接不在发生业务关系，可以考虑赊销病结合债权保障措施，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防范作用。
（二）对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政策进行规范和改进
1.在企业内部组件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对企业内部各部门进行明确的职责分工。在目前的企业当中，主要是营销商务部门以及财务部门对公司信用进行管理，大多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规范。而信用管理则是一项具有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综合性较强的工作体系，因此需要更为专业的人员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调查、总结、分析和管理才能够更好的得出结果，所以，在企业内部对于信用管理部门的设置对企业信用管理的加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对企业产品竞争力进行提高，努力开展积极的信用营销策略。每一个企业都应该不断的发挥自身所存在的优势，以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作为主导，以新产品的开发作为其竞争力的能源，不断的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体系进行加强，从而生产出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以被动转为主动形式，有目的得进行客户的选择，从而实施良好的信用政策，在减少资金投放及应收账款的占用上，不断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在公司内部，组织和加强对企业员工的相关理论知识的培养（如收账款信用管理知识等），从而弥补理论上的缺失，加强其对应收账款风险防范意识。让他们明确，在确定客户之前应当首先对其进行调查，了解客户的偿还能力和营运能力。聘请专业的法律专家参与到公司的业务工作，并对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对企业的经济合同进行相应的鉴定，并积极的进行法律援助，从而加强企业的合同意识。
参考文献
[1]耿丽.关于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思考[J].审计月刊.2009（10）.
[2]车宗义.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J].科技咨询导报.2007（27）.
决策分析理论范文6
关键词:净现值;内含报酬率;资金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5.5文献标识码:A
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是长期投资决策分析中两种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的专门方法,广泛应用于单个长期投资方案是否可行的决策分析以及从多个相互排斥的长期投资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的决策分析。在对单个投资方案是否可行的决策分析中,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但在从若干个相互排斥的长期投资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的决策分析中,两种方法有可能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在此情况下,以什么指标为标准来选择最优方案,就成了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两种方法的概念及其优缺点
净现值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即不包含投资额在内投资方案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之和)与投资额的现值的差额。净现值法则是根据一项长期投资方案的净现值是否大于零来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若净现值大于零,说明该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那么该方案可行;若净现值小于零,说明该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小于资金成本,那么该方案不可行。净现值法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能够反映各种投资方案的净收益,但该方法不能揭示各个投资方案本身可能达到的报酬率是多少,在资本限量的情况下,只根据各个投资项目净现值的绝对数作出决策还不能实现最大的投资收益。
内含报酬率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实际可望达到的报酬率,用该报酬率对投资方案未来的现金净流量进行折现,能使投资方案未来报酬的总现值正好等于该方案投资额的现值,也就是说,内含报酬率实际上是一种能使投资方案的净现值等于零的报酬率。内含报酬率法,则是根据各备选方案的内含报酬率是否高于资金成本来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若内含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说明该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大于零,那么该方案可行;若内含报酬率小于资金成本,说明该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小于零,那么该方案不可行。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排斥的备选方案的内含报酬率均大于资金成本,那么应根据具体情况选取最优方案。内含报酬率法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反映了投资项目本身的实际投资报酬率,概念也易于理解,但该方法计算过程比较复杂,特别是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相等的投资项目,要经过反复测算才能计算出内含报酬率,而且仅用此方法进行决策分析有时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二、两种方法比较分析
(一)对财富增长的揭示形式方面的差异。尽管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都是衡量投资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但净现值能直接揭示投资项目对企业财富绝对值的影响,反映投资效益,使投资决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而内含报酬率与企业财富之间的联系不如净现值明显,在互斥投资项目决策中甚至有可能得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结论,因为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净现值不一定最大。如果企业能以现有资金成本获得所需资金,净现值法能帮助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金,获取最大投资收益。
(二)再投资假设方面的差异。净现值法在投资评价中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内含报酬率以项目本身的收益率作为再投资利率。相比而言,净现值法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更为科学,因为投资项目的收益是边际收益,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边际收益受产品供求关系影响呈下降趋势,投资报酬率超出资金成本的现象是暂时的,超额报酬率会逐步趋向于零。因此,以高于资金成本的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不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以高于资金成本的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必将高估投资项目收益,是一种不稳健的做法。项目的现金流入可以再投资,但再投资于原项目的情况很少,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情况居多。因此,以原投资项目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缺乏客观性,而净现值法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是对投资收益较为合理的预期。当各年度现金流量正负号出现多次改变时,内含报酬率有可能存在多重解或无解的情况,这是数学符号规则运行的结果,每次现金流量改变符号,就可能有一个新解出现。而净现值法以固定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从而避免了这一问题。
(三)指标计算方面的差异。确定各年现金流量后,内含报酬率法要求逐步测算项目的投资报酬率。对于每年净现金流量不相等的投资项目,一般要经过多次测算才能得出结果,计算过程十分繁琐,并且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而净现值的计算过程则相对较为简单,计算结果也更准确。如果项目经济寿命期内存在资金成本变动或通货膨胀,净现值法也比内含报酬率法更易于调整。
虽然净现值法在理论上优于内含报酬率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净现值法的企业明显少于应用内含报酬率的企业。笔者认为,引起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偏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折现率。因为采用内含报酬率法进行投资项目评估不需要确定折现率,只需要根据内含报酬率高低就可以确定投资方案的先后顺序,从而减轻了实际应用的难度。而且,内含报酬率作为相对数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方案本身的获利水平,且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利于不同投资方案之间的直接比较。采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项目评估,正确选择折现率是关键。因为折现率的高低将影响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进而影响投资评价的结论。企业可以投资项目的资金成本作为折现率,也可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或者以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如果选择的折现率过低,将会使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项目通过投资评估,浪费企业有限的资源;如果选择的折现率过高,则会导致一些效益较好的项目不能通过投资评估,从而使企业资金闲置,不能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正是由于折现率不易确定,限制了净现值法的应用范围。内含报酬率备受青睐,还与投资报酬率指标广泛应用于企业经营者业绩考评密不可分。为了提高业绩考评结果,经营者倾向于选择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投资方案。内含报酬率是方案本身的投资报酬率,能直观地反映投资方案的实施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因此,投资报酬率指标的风行是内含报酬率得以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互斥投资方案决策分析中评价标准的选择
在单个投资方案是否可行的决策分析中,净现值法和内含报酬率法能够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净现值大于零的方案,其内含报酬率必然高于资金成本,反之亦然。从多个相互排斥的投资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在若干个可行方案中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为最优方案,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确实是最优方案,但有时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未必就是最优方案,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以什么指标为标准来选择最优方案,一旦确定了正确的评价标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分析中,有时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其内含报酬率也最高;有时两种方法可能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其内含报酬率却最低。即使两个方案的初始投资和经济寿命都相同,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仍有可能相反。如本文中的方案B和方案C,初始投资和经济寿命都相同,方案B的净现值小于方案C的净现值,但方案B的内含报酬率高于方案C的内含报酬率。这是因为根据再投资理论,净现值法假设项目寿命周期内的现金净流量按资金成本再投资,到项目终了时,B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为38000×(1+8%)+38000=79040元,小于C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80,000元。在采用同样的资金成本折现的情况下,B方案的净现值也就小于C方案的净现值。而内含报酬率法假设B方案的再投资利率为其本身的报酬率(17.33%),其现金净流量的终值为38000×(1+17.33%)+38000=82585元,大于C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80,000元。因此,按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出B方案优于C方案的结论。(表1、表2)
可以看出,A方案的净现值最小,但内含报酬率高于C方案;C方案的内含报酬率最低,但净现值在三个方案中最大。也就是说,在多个相互排斥的投资方案的决策分析中,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以净现值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作者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天民.现代管理会计学[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