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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1
关键词：欧债危机；债券市场；联动效应，VAR模型
一、引言
2009年底，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了希腊信用评级，2010年5月，希腊危机全面爆发。随后。与希腊一起被称为“PIIGS”的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信用评级接连被下调。伴随着信用危机，希腊国债价格指数大跌。国债收益率飙升，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国债价格指数也接连出现大幅度下跌。由于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欧盟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难以摆脱其他国家的影响，此次欧盟各国国债价格指数的纷纷下跌很可能是各国债券市场间的联动性所致。而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不同国家金融市场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作为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趋于同步，所以，此次欧盟债务危机是否会通过债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引起我国的债务危机成了多方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国债券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的联动效应，研究此次欧债危机是否会通过债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影响到我国国债市场。
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不同国家金融市场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现象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投资者的关注。而且随着计量分析的不断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关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证券市场联动的研究中。ChaandSekvung(1999)运用VAP，模型分析发现，1987年美国股市灾难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有显著的传染效应：FrandesX，DieboldandKamilYflmaz(2005)采用VAP，模型对19世纪早中期16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收益和波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新兴市场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将导致市场间收益溢出效应的发生：高莹和靳莉莉(2008)运用VAP，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lohamen协整检验对沪深300指数与世界主要指数的关联性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得出我国股票市场指数与世界主要市场指数有一定趋同性，我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有一定联动性，且受世界资本市场影响的结论；王宏涛(2009)通过ARCH模型、VAR模型和ECM模型对中国沪深两市和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国际股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以及自身与同期中地理位置相近的股市的新生干扰在长期对各股市收益变动的贡献率最高。
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效应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关于债券市场的研究则不多见。而关于欧债危机，研究多侧重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演进历程和对策，联系到中国则多从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出发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虽然刘新华(2010)从货币理论的视角分析得出我国大规模的政府赤字和银行信贷扩张不会使中国出现债务危机，但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此次欧债危机是否会通过债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影响到我国国债市场的研究寥寥无几。
本文在对债券市场间联动效应内在机制的分析基础之上，利用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建立VAP，模型研究欧元区、美国、日本和中国债券市场间的联动关系，以分析欧债危机对我国国债市场影响的显著性：同时为了与欧洲区域内部各国家国债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比较，又选择了欧洲八个国家建立模型，对比得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三、联动效应内在机制分析
根据证券市场联动的定义，本文给出债券市场联动的定义：债券市场联动是指不同国家债券市场间或者同一市场的不同债券之间的收益率呈现较强的相关性，也指不同债券市场的价格拥有共同的长期均衡关系或拥有长期同步波动的趋势。
证券市场联动的经济机理研究中，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解释归结起来分为两个层面：基本面因素引起的联动效应和行为因素引起的联动效应。
基本面联动理论以FamaEugeneF(1970，1991)的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认为证券间收益的联动性来自于基本面的联动性，具体地说，就是现金流或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预期现金流变动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经济政策方面的消息对某些证券未来的盈利具有某种共同影响：风险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或利率的变动，也可能是由于对某些证券的风险预期发生了共同变动。基本面联动理论可用来解释同一行业板块内的联动效应。
行为因素是引起证券市场联动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金融自由化是证券市场联动的前提，信息溢出是证券市场联动的内在动力，投资者和投机者的交易行为则是证券市场联动的直接原因(曾志坚。2008)。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的加快，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配置其资产组合，同时可以综合考虑各个国家债券市场的风险与收益情况，利用分散化投资获得最大利益。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如果不同国家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将会出现在不同市场间套利的机会。这时投资者根据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调整其投资于各国债券市场中的资本权重，以获取超额回报。但投资者的这种行为最终会使得套利机会减少，因为频繁的套利操作和资本流动会将不同的债券市场紧密相连，使得债券市场间出现不同程度的联动现象。
另外，卢卡斯在经济波动理论中提出的“有效预期”假设同样也为金融市场的联动现象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方向。一个国家的危机使得投资者不仅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悲观情绪，而且对其他经济体的信心也发生动摇，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经济的恶化。这种恐慌心理的传导是债券市场之间波动联动的渠道之一，也往往是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
四、模型设定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VAtk模型使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期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
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2
关键词：价值投资；安全边际；金融市场理论
一、价值投资策略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在1934年出版了《证券分析》一书，证券市场价值投资理论及策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尽管证券的价格波动很大，其内在价值稳定且可测量。短期内证券市场价格会经常偏离其内在价值，但市场存在自我纠偏的机制，长期来看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趋同。价值投资的精髓是在市场价格明显低于内在价值时买人证券，在显著高出时卖出。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安全边际越大．投资风险就越小。预期收益就越高。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出发，通过分析资产价值、盈利价值和成长性价值来计算投资对象的内在价值。关于备受争议的公司成长性价值，格雷厄姆指出，唯一能给投资者带来利润的成长是那些资本回报超过资本成本的增长，只有具备经济特许权(企业受壁垒保护，对手难以进人该行业)的成长性才是有价值的。格雷厄姆投资思想是价值投资理念的启蒙和经典，其实质便是选择买人被市场一定程度低估的股票并且在其被高估时卖出。
《证券分析》出版之际，正值1929年-1933年美国股灾结束，华尔街处于历史性的熊市，市场中充斥着股价跌破净资产的股票，是价值投资的大好时机。此时，通过大量收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格累厄姆及其追随者找到无数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股票，并在随后的反弹行情中获得巨额收益。但是此后数十年，随着公司财务信息日益透明，投资者素质提升，想在美国证券市场找到被严重低估的优质股票已经日趋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大牛市中，市场中已很难找到传统价值型股票，格雷厄姆本人也宣称随着市场越来越有效，投资者运用传统的价值投资策略很难再获得超额利润。然而此时及以后的数十年间，沃伦·巴菲特等价值投资者继承和发展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并创造出一系列极其成功的投资记录。巴菲特认为选择股票的本质是选择上市公司。他的投资策略便是以合适的价格购入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超级明星企业股票并长期集中持有。在权益证券评估方法上，只认可现金流量贴现模型，即任何证券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现金流量以适当贴现率贴现的现值之和。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价值投资方法的本质依然是通过判定证券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而寻求投资机会，但具体的投资策略却有着极大发展并各有特点。证券的基本面分析成为了价值投资方法的核心。由此逐步形成了从宏观经济、行业研究到公司分析和证券定价的三步定价法。从过去仅仅侧重于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到关注报表数据之外的因素(如品牌、技术领先程度和管理层品质等)；从过去地关注上市公司历史和现状分析，发展到现在兼顾公司未来成长性分析；指标分析上亦从侧重于市净率和分红派息，到现在对一揽子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市盈率、价格销售额比率和经营性现金流量等)。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方法逐步得到优化，内在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得以扩大，分门别类的价值投资也有着以下共同特征：(1)安全边际的留存，使得买入的股票相对比较便宜，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值相对较低，因此在熊市中操作较多，在股市泡沫中操作较少；(2)更倾向于中长期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短期波动相对不敏感；(3)投资组合相对集中；(4)更适用于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
二、金融市场理论对价值投资策略的解释及争议
金融市场在整个20世纪有着长足的发展，分门别类的金融理论和投资策略亦层出不穷，各有发展。时至今日。证券市场的主流投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基本面分析理论的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基于空中楼阁理论的技术分析和基于有效市场假设的指数化投资。而行为金融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起便逐步异军突起，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金融理论。
成长投资和价值投资同属于基本分析范畴，二者都强调严谨的独立分析，在理论的内在逻辑上趋于一致，但实际投资风格差别较大甚至完全相反。前者看重企业的发展潜力，认为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盈利高速增长，当前股价的高低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所选择股票往往市盈率较高。在成长投资者看来，价值投资利用市场波动在安全边际下购入股票。P／E、P／BV和P／S等指标值较低，风险固然相对较小，但投资风格显得保守单一，得不到高增长企业带来的超额回报。从美国股市运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过去的25年间，价值投资和成长性投资各有其风行周期，呈现周期轮动的态势，各自在其风行周期中的表现均好过对方，但从长期回报来看。价值投资收益要明显高于成长投资，而收益波动却小于对方。
相对于基本面分析理论，空中楼阁理论认为证券的价格波动是由大众心理预期的变化所决定，聪明的投资者所要做的仅仅是购入大众认定可以涨价的股票，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可。在此理论依据下，技术分析方法仅从证券的市场行为来分析证券价格的未来变化。技术分析师认为价格变动受长期趋势影响，对新信息并不是立即做出精确的反应，而是逐渐反应，因此投资者只需计算未来的趋势，没有必要进行基本面分析和价值投资分析。但大多数对欧美证券市场弱有效性的检验结果证实，证券价格并不按照一定趋势变动，技术分析的前提假定条件难以成立。
基于有效市场假设的现资理论认为，在所谓的半强式有效市场中，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公开市场已有的全部信息，因此价值投资分析不能为投资者带来超越市场的额外收益。然而在欧美市场上的大量实证研究并不能证明证券市场完全有效，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有效性证据，包括风险溢价的时间序列相关性、市盈率效应、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比率和日历效应等。同时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价值投资群体的长期超额业绩回报也从实践上对半强式有效市场进行了极其有力的反驳。
在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对现资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行为金融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诞生。该理论以心理学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们的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非理性决策对证券价格变化的影响。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非如有效市场理论假设的那样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有一种偏差会使人们更注重最近的消息，存在着“过度反应”，从而导致证券价格的非理性波动，证券价格偏离价值是不可避免的，投资者身上出现的类似认知偏差还有：过度自信，反应不足和损失厌恶等等。这个发现验证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前提假设：从短期来看，市场只是一个投票机，股票价格不仅决定于基本面因素，还受影响于投资大众的心理认知偏差。证
券价格的非理性波动，使得价值投资策略利用市场波动寻求套利成为可能。来自基本面的逻辑因素决定了股票的内在价值，而心理因素则影响其短期的市场价格。
三、价值投资策略的实践效应
价值投资方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稳健性使其逐渐成为欧美成熟证券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美国华尔街90％的证券分析师都声称自己是基本面分析者。随着证券分析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欧美证券市场上越来越难以发现内在价值被明显低估的股票，特别是在几波大牛市中，市场中多数股票都被严重高估，此时价值投资者只能选择有所不为。难以分享证券市场空中楼阁所带来的超额投机收益。当证券价格普遍达到甚至超越其内在价值，股市若长期处于高涨状态，坚持价值投资策略的机会成本也较大。
另外，在买人证券之前的价值评估环节中，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来源有限，信息可信度有时也不高，已有信息中，无形资产等项目的价值也难以确定，由此造成其资产价值难以判断；另一方面，企业未来的盈利和增长更是不易预测，很多复杂和随机的因素都会导致原先的预测结果和实际值相差极大，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价值投资者虽然在单个股票上所花工作量巨大，精确度却未见有多高，因此，保留足够的安全边际在抵消风险和获得盈利上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如此一来，一些未来成长性极佳上市公司便很容易被忽略掉。一些能力和精力均有限的投资者往往只能选择那些低市盈率和市净率的股票，近似达到和实现价值投资的效果。彼得·林奇曾将利润增长率指标结合考虑，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指标公式：K=增长率／市盈率，K值愈大，投资回报愈大，这样能够兼顾分享到成长型公司的业绩回报。
来自欧美、日本以及新兴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坚持价值投资方法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JosefLakonishok和AndreiShileifer(1994)；Fama和French(1997)；Hart和Slagter(2001)；Chan，Hamao和Lakonishok(1991)］。我国学者对于内地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郝爱民，2006)。价值投资的业绩不仅超越纯粹的技术分析投资，也明显超越了成长投资和指数化投资。与此同时，其遭遇风险而损失的可能性却小于成长投资，稳健性更是明显好于对方，尤其是在熊市中，价值型投资组合能够表现出更强的抗跌性。
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3
【关键词】汇率变动 市场微观结构 指令流
一、引言
在汇率理论演进发展的进程中，宏观汇率模型的研究方法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短期内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宏观基本面与汇率波动无关的两大难题出现，却无法用宏观模型对其进行很好的解释时，学者们开始转而向微观层面寻求问题的解答，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有关汇率决定的微观市场结构理论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汇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指应用市场微观结构方法的新工具对外汇市场进行研究，以解释汇率决定的理论。相对于宏观汇率模型而言，这一理论有三个很重要的前提假设：第一，市场中存在私人信息，私人信息并不是人人共享的，而且相对于公开信息而言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测作用，宏观模型则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可得的；第二，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参与者的异质性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交易目的的差异性、分析方法的不同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量的不对等，宏观模型则认为所有的交易者都是等同的，；第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于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市场中的交易机制主要分为直接交易（无经纪人）和间接交易（有经纪人），宏观模型里的观点则认为价格与交易机制无关。基于上述假设，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把外汇市场中的价格波动看作是无数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汇总的结果，而反映交易行为最重要的变量就是交易的指令流（Order Flow）。指令流代表了市场中全部交易订单的集合，客户买进为正的指令流，卖出为负的指令流，因此指令流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的交易量。外汇市场中外汇价格变化受指令流影响的过程如图1所示。
当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学者们把关注点集中在指令流上时，发现指令流上能传达的信息远远不止数量、价格、买卖价差等，还包括其它一些重要信息。指令流传达的信息主要分为两种，第一，它是信息的加总器Lyons（2001），不仅可以传递宏观基本面的公开信息、私人信息以及未来的信息，还可以传递关于外汇投资收益的信息和贴现率的信息。从这方面来说，指令流的基本作用是信息中介；第二，指令流是金融资产被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现金流的未来期望值的一种信号，在外汇市场中，这些现金流是与两种货币之间的利差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层次上的指令流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预测功能。
二、汇率理论中的指令流研究
（一）汇率波动、指令流与宏观基本面的关系
如前所述，传统的汇率波动研究是采用宏观汇率模型的方法，只注重基本的宏观变量，如利率、物价和政策等对汇率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模型对汇率的解释力度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不足够的，于是他们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Meese（1983）和Rogoff（1988），Frankle和Rose（1995），Cheung、Chinn和Pascual（2002）所作的关于宏观汇率模型研究汇率的研究表明，传统宏观汇率模型对短期内汇率波动的解释能力远不及随机游走模型。Lyons（1995）则对于宏观经济模型中一直困扰着经济学界的一大问题――外汇市场交易量巨大产生的原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第一，事件的不确定性（event uncertainty），当市场上出现对投资者们有利的消息时，他们便会扩大交易量，当市场上没有出现很明确的消息时，他们便不会贸然进行交易；第二，烫手山芋现象（hot potato），做市商为了冲销交易者的头寸带来的其它风险，便频繁地进行交易以寻找到合适的头寸接受方，这时的一部分交易便通过“烫手山芋”效应不断地被传递给下一个做市商，导致最终的交易量要远远大于最初的交易量。
20世纪90年代末，当大部分的学者都开始认同传统宏观经济模型解释短期汇率的能力不够时，指令流的引入就成为了他们新的关注点。
Love和Payne（2002）为了检验不在预期之内的信息是否对指令流和价格仍有系统且显著的影响，采用了十个月内美元兑欧元、英镑兑欧元和美元兑英镑的汇率信息，还有欧元区的信息和美国以及英国的宏观基本面做实证分析，同时还将价格对于信息的反应分为直接的（无指令流）和间接的（指令流作为中介）。最后他们认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之间存在一个很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同样的信息是不是被所有市场参与者共享，而不同的参与者对同样的信息又是不是有着差异性的解读。从他们的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价格中大约50%～66%的部分对宏观上信息面的反应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需要通过指令流来完成。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参与者、同样的解读方式，信息对价格的大部分影响仍然是要通过关键变量――指令流来传播。
Bacchetta和Wincoop（2003）建立了一个包含汇率、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指令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分析后得出结论：长期内汇率能够较好的反映宏观基本面，但是短期内的汇率与宏观基本面相背离，宏观基本面也没有反映在汇率变动上，指令流则对汇率有显著的影响。
Lyons和Evans（2004）为了确定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采用了花旗银行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所接受的所有货币交易的终端客户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包含名义汇率、宏观基本变量和未来基本面的模型。最终得出结论：①指令流能够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变量；②相对即期汇率而言，指令流对于宏观变量的预测更为准确；③指令流可以预测未来的即期汇率；④指令流对未来基本面信息的预测，大部分只能过了当下这一季度才可以反应在即期汇率中。
王成军（2010）为了研究指令流和宏观基本面的关系，将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微结构汇率决定模型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得出结论：市场微观结构汇率模型并没有否认经济基本面对汇率的决定作用，相反，它引入了指令流变量，肯定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汇率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二）指令流对于短期汇率波动的解释力
当指令流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全新亮点时，学者们都被它对短期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所震惊，于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指令流与汇率间关系的探讨。
Lyons和Evans（1995）利用了1992年8月3号至8月7号连续五个交易日纽约一家交易商的交易数据，对德国马克兑美元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可以仅仅使用市场中指令流的变化解释50%的德国马克和美元之间汇率的变动，他们预估每十亿美元的需求方面的失衡（积极的指令流）就会带来美元0.5%的增值，实证结果同时还证明了指令流是通过信息渠道和存货渠道来影响价格的，也证实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对于外汇市场的适用性。信息渠道是指做市商利用自己得到的私有信息调整其价格预期、改变报价。存货渠道是指做市商通过价格控制头寸的变化，当头寸高于预期值时，低报买价；当头寸低于预期值时，高报买价。
Lyons和Evans（2002）为了进一步研究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度，建立了一个包含指令流、宏观基本面和微观经济变量的资产组合变动模型（PSM），结果发现：指令流可以解释64%和45%的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汇率波动，而利率只能解释汇率波动的1%和6%。这个模型说明了指令流相对于利率而言更能够解释汇率的波动。
对于短期内汇率的剧烈波动，Lyons和Moore（2004）采用实证分析研究了欧元区从浮动汇率制度到固定汇率制度转变时的汇率波动，发现了在浮动汇率制时，投机者们利用汇率的差异获取利润，加大了汇率的波动；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时，投机者们可操作的空间有限，因此汇率也就相对较稳定。这一发现也说明了，我们能够从微观层面更容易地去理解汇率的剧烈波动。
当然，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指令流和汇率波动进行了研究。Galati（2000）利用了微观结构的方法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化，Bhanumurtyh（2002）研究了印度卢比兑美元市场，Walker（2002）研究了牙买加元兑美元市场，Kouki（2003）研究了突尼斯第纳尔兑美元市场，Galac等（2006）研究了匈牙利福林兑美元市场。这些研究最终都认为指令流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些国家货币的短期汇率波动，这也再次证明了指令流对于短期汇率的解释力要强于宏观经济模型。
在我国，丁剑平等（2007）利用中国外汇市场2006年1月到2006年5月的交易量数据，对我国外汇市场上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对做市商报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在我国的做市商制度还不够完善，该结论的可靠度不足。
（三）不同种类指令流与汇率波动的关系
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我们了解到，信息最终反映到汇率上要经过客户指令流和做市商间的指令流两个部分。Lyons（2001）将客户指令流定义为每个交易日内以百万美元计量的客户买卖指令之差，做市商间的指令流就是对客户指令流的汇合加总。既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那么不同的客户当然有着不一样的指令流，每一个指令流里面又有着不同的部分，自然对汇率的作用都不相同，这就吸引了一部分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Lyons（2001）用花旗银行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研究分析中他将客户分为三大类：杠杆金融机构（如避险基金）、非杠杆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和非金融机构（如跨国公司），按照不同的机构类型对客户指令流进行分解，得出结论：杠杆与非杠杆金融机构对不同货币市场的作用不同，客户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要高于做市商间指令流对汇率的解释力。
Bjonnes和Rime（2002）用瑞典央行提供的关于瑞典克朗的95%的交易数据对指令流与汇率波动的关系、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和市场的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在指令流方面，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客户指令流比银行间的指令流重要。
Andrew和Carpenter（2003）用2002年澳大利亚某银行的澳元兑美元以及欧元兑美元即期外汇市场上45天的数据，将客户分为中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对不同客户对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按照其分类对价格的影响来看，央行的指令流对价格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指令流，而非金融公司的指令流对价格的影响是最小的。
Marsh和O’Rourke（2005）采用了英国皇家银行提供的，时间为两年的客户指令流的日数据集对指令流与汇率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主要结论：金融公司的指令流与汇率波动正相关，非金融公司的客户指令流与汇率波动负相关。
（四）汇率市场指令流与其它金融市场指令流的关系
这里的金融市场主要是指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以往的研究中，每当涉及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时，入手点往往都是从宏观角度，市场微观角度常常被忽略，这也导致了最终的研究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出现以后，便吸引了一部分学者对指令流和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进行研究分析，最早涉及到这一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Lyons和Evans（2002）的文章，他们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层面提出了信息整合的概念，他们的观点是当一个市场的信息传递到了另一个市场而且还影响了这个市场的价格，那么这两个市场就是信息整合的。
Evans等（2005）采用了从1996年5月1日到8月31日的关于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比利时法郎、瑞士法郎、瑞典克朗、意大利里拉和荷兰盾对美元的汇率。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信息整合的合理性，一种货币的指令流确实会影响到其它货币的定价，不同外汇市场的信息则借助着指令流进行传递。
Francis等（2006）在Evans（2002）思想的基础上，从指令流的角度对股市和汇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建立了两套模型，一套模型中不含指令流，另一套模型中则加入了各自的货币指令流。比较后发现，加入了指令流的模型组，平均收益率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所下降，也证实了外汇指令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股市和汇市之间信息的传递。此外，他们还得出了结论：指令流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要大于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王雅杰和李慧（2012）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股市和汇市产生联动关系理论模型的刻画和实证检验对我国的指令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中采用了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2月到2009年3月期间的美元外汇买卖数据，分别对指令流与汇率及股票收益率的关系、指令流的信息传递过程及结果、指令流对信息传递不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我国外汇指令流对汇市的影响要比股票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大，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的私人信息作用明显。②在指令流传递信息的基础上，我国的汇市作用于股市的影响要强于股市对汇市的影响。③在相同的条件下，汇市上负的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比正的指令流对股市的影响大；而股市上的利空或利好消息对我国汇市的影响却是等同的。④我国外汇市场的信息整合度要强于股票市场的信息整合度。
（五）我国学者对人民币“指令流”的分析研究
在上文中提到，丁剑平等（2007）对我国外汇市场上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成军（2010）对指令流和宏观基本面进行了一个简单分析；王雅杰和李慧（2012）对我国的指令流与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进行了检验分析。
除此之外，丁剑平和曾芳琴（2005）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指令流的解释能力、指令流同短期汇率关系等方面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作了文献综述。郑重（2007）从指令流的数据来源、指令流和汇率制度、指令流和流动性、指令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方面对指令流的研究新动向做了介绍。王雅杰、陈胜安和杨武挺（2014）在考察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基础上，加入了利率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分析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①汇率指令流对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而利率差对汇率的短期波动几乎没有影响；②指令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解释力度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减弱，但利率差和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却很稳定；③指令流和利率共同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④人民银行的干预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总结
本文对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中的指令流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构建和理论阐释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已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的汇率交易指令流上，但仍希望从传统的宏观基本面视角来解释汇率交易指令流变化的原因。而近期的研究，则越来越多的将外汇指令流研究进行细化，不再局限于宏观经济面与指令流的关系，而进一步将研究方向扩展到外汇市场不同交易主体的指令流对汇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外汇市场指令流与其它金融市场指令流的关联性等微观内容上。这种研究趋势可以很好地为解释汇率这一宏观变量的变化提供有效的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然而，我们也发现，汇率理论中指令流的研究也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细化的微观行为还未被纳入模型分析中，比如指令流传递过程中的风险、金融机构基于指令流采取的投资投资决策、指令流形成前已经存在的汇率风险对指令流的影响等。这些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指令流理论对汇率变动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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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ichael J.Sager and Mark P.Taylor.Under the Microscope：the Structur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6.
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4
美国并无实质性违约风险
自从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入主白宫以来，全球进入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所谓“美国世纪”，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政府的信用在过去整个世纪中相应成为了全球信用市场的“金本位”，代表着所有定息债券中最高的信用等级。穆迪和标普分别于1917年和1941年开始债评级以来，都一直给予美国国债最高的信用等级。长期以来，美国国债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的代表，广泛应用于各类风险资产的定价模型。正因为如此，标普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球市场普遍的关注与反响。标普以奥巴马总统与国会就债务比例上限问题箭拔弩张的惊险角力为由，认为美国政府政策无效、不稳定、不可预见，从而为美国中长期债务偿付能力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标普的分析理据与降级决定有其合理性。在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增加、债务负担攀升的现实面前，美国政治精英层缺少应有的领导力来应对挑战，没能采取可信行动重振市场信心。奥巴马与国会的妥协方案不痛不痒，仅安排了十年内逐步减少约2.1-2.4万亿美元的非经常性支出，而没有下决心推动税制改革与削减医疗社保等过度的大宗固定支出，财政不可持续性矛盾将会日益尖锐。因此，美国国债信誉的确今不如昔，不再值AAA级，将之技术性降级理所当然。
然而，白宫与美国财政部对标普的决定自然又羞又怒，但除了打肿脸充胖子，公开咬定美国永远是AAA级外，也只能接受信用被降级的现实。虽然美国财政部指出标普的估算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但难能可贵的是，美国政府在标普降级前并没有对其施加不正当的政治压力。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严明、私权得到高度尊重的国家，标普这样一个私人评级机构大概很难顶得住政治压力而维持其独立的专业立场。
必须指出，降级虽然有损山姆大叔的颜面，但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应该注意到，其它两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与惠誉继续维持了美国的最高信用评级。即使依据标普的新评级来看，美国国债比中国债评级还高了两档，仍然属于高等级信用工具。既然除了少数几个极端熊派的分析员之外，任何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因为中国债的违约风险而寝食不安，那么担心美国国债违约也无异于杞人忧天。国内官方社论对标普降级所做出的强烈反应显然有过度之嫌。无论如何，作为当今世界上美国最大的国外债权人，公开高调唱衰手中持有最多的金融资产，似乎有欠慎重。事实上，在标普宣布降级后，全球金融市场虽然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债券不但没遭抛售，其价格反而走挺。美国政府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甚至跌破了2%，创下四十年来的最低纪录。如此种种，充分表明了美国国债一如既往仍然是全球投资者首选的避风港。
发达经济体基本面恶化
为股市动荡主因
至于全球股市动荡，虽然与标普将美国信用降级有表面上的关联，但真正的导因来自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面的整体性恶化。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三个小国蔓延到西班牙与意大利，欧元区银行体系首当其冲，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严重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就连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也显现出复苏疲劳症，其真实GDP在2011年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增长仅为0.1%。
与欧元区财政脆弱国家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府尽管遭标普降级，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债务违约风险。不过，奥巴马总统与国会的折衷方案则意味着财政政策已无法扮演任何短期经济刺激的角色。美国劳工市场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家庭部门去杠杆化进程还在继续，银行信贷没有增加，一系列现状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前景黯淡。2011年上半年美国真实GDP只增长了0.8%，低于原来预期，更远低于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
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5
很显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通常公司的高管自己也持有股票，因而希望看到股价的上涨。此外，如果股东赔了钱，公司高管就可能丢了工作。
但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伊泰·古德斯登（Itay Goldstein）、亚利克斯·艾德曼斯（Alex Edmans）和前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现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执教的菲利普·邦德（Philip Bond）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事情还不止于此。他们题为《金融市场的真正影响》（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Markets）的论文，探索了股票价格、公司的健康状况、公司高管做出的决策，以及出借人、投资者、客户、经理、员工和监管者等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项针对这一主题的调查研究发现，进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交易的金融市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信息角色”，这一角色会影响到由公司构成的“实体经济”做出的决策。“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不只是个附属物。”古德斯登在接受访谈时谈到。“相反，它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市场分析人士一直将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视为市场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预期的一个指标。但是，古德斯登与同事得出的结论是，股价也会反映出人们对公司管理层决策的认同或者反对，从而会影响公司做出决策。
清楚股票市场这一反馈角色的经理，可以利用市场的反应指导自己实施购并等重要行动。“就市场认为某个想法是不是个好主意的问题，你会希望市场能给你提供某些信息。”古德斯登谈到。举例来说，公司披露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开办一间工厂的消息之后，股票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也可能会下跌。如果股价下跌了，那么，公司的管理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投资者发现了公司经理没有看到的某些危险，他们可能就此放弃这一计划。观察股票价格成了从数千个投资者提供的更广泛的知识、观点和分析中受益的一条途径。
此外，弄清联系市场和企业间的反馈过程，还能让人们理解从其他角度很难解释的现象，古德斯登谈到。其中之一是“空头袭击”（bear raid），就是卖空者将赌注押在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下跌上。反馈效应可以使之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卖空会增加股票的供应、打压股价、阻止出借人为企业提供资金、削弱企业的实力，并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因此，即便实际上企业的健康状况很好，但卖空者依然可以从卖空交易中获利。
尽管人们认为，一家企业的经理比外人更清楚自身企业的运营和业务前景，但他们永远都无法获取全部信息。三位作者在论文中写到，股票市场“汇聚了很多投机者的信息，合在一起，他们可能比企业经理更加见多识广。众所周知，信用评级机构会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对企业能否获得信贷具有很大的影响。其措施会影响企业现金流（对银行的现金流影响最为显著）的监管机构，也会密切跟踪市场中的股价变化……同样的，员工和客户可能也会根据股票市场流出的信息来决定是否为其工作，或者是否购买其产品。”
其薪酬通过奖金、股票期权或其他与股票价格密切相关的经理，也会根据自己的决策对股票价格产生的潜在影响来做出决策。“股东之所以选择通过将企业经理的薪酬与股票价格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来防范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股票的价格能够反映出公司价值。”作者在论文中写道。“如果股价不能提供公司价值的信息，那么，股东就不会将管理层的薪酬与股票价格捆绑到一起，从而，经理也就不会在乎股价了。”
市场效率的传统观点认为，投资者能消化有关某个公司的所有可获取的信息，并会通过推升和降低供应和需求，使股价达到一个能反映出企业真正价值的水平。但是，研究表明，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干扰，古德斯登和同事列举了很多例证，比如，“非理易者的优胜劣汰”。
“从传统观点来看，非理易者基于与企业的基本面无关的理由进行交易会赔钱，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市场消失。”他们写道。因此，“聚集在市场的只是理易者，而股价会有效而正确地反映出公司的基本面。”
但反馈效应能让非理易者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因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并制造出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大量正面评论充斥在交易者之间时，哪怕这些评论是非理性的，它们也会通过促进人们对股票的需求、让企业看起来更健康，并鼓励公司管理层做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做出的决策而推升股票价格。非理易者则可能因此挣钱，并在交易中存活下来。“这再一次表明，当股价反馈对决策至关重要时，市场效率的传统定义并不准确。”论文的作者写道。
另一个例证：金融市场的“挤兑出逃”（run）。当投资者只是因为其他投资者卖出股票而卖出自己的持股时，就会发生挤兑出逃。挤兑出逃会将股票价格打压到低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所决定的水平。在一个完美的有效市场中，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投资者会基于企业的基本面进行买卖交易。在理想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下，一旦股票价格低于适当的水平，其他投资者就会发现便宜筹码并买入股票，而这一需求则会使股价趋稳或上涨，从而防范挤兑出逃的发生。然而，反馈效应却会通过阻止出借人为企业提供资金、削弱企业的实力而为挤兑出逃火上浇油，从而引发更多的抛售。
论文的作者还写到，了解反馈过程还能帮助企业调整其资金募集战略。举例来说，希望最大限度利用来自市场的反馈信息指导决策的企业，可能会选择发行股票而不是债券来筹集资金。债券对反馈不太敏感，因为投资者的关切所在是企业依承诺偿付利息和本金的能力。只要企业的健康程度足以使之完成这些承诺，那么，对债券持有人来说，企业的收益、监管环境以及业务选择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所有这些因素却都会影响股票的价格，所以，股票能提供更好的反馈。
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6
1970年Fama在其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论文《有效资本市场：实证研究回顾》中，把有效的金融市场定义为一个资产价格完全反映可得信息的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的成立依赖于投资者“理性”假设，一个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这与实际情况是存在矛盾的，是存在一定缺陷的。针对有效市场假说，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可归纳为有限理性个体，群体行为和非有效市场三个层次。基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市场交易者可分为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Kahneman和Riepe（1998）认为人们会在很多方面偏离标准的决策模型，经济学家将非理性投资者称为“噪音交易者”。在行为金融学中，金融市场中的认知行为偏差包括过度自信、信息反应偏差、损失厌恶、后悔厌恶、心理帐户、证实偏差、时间偏好、羊群行为和反馈机制。由于投资者群体行为效应具有显著性和相互影响性，这里主要从金融市场中具有交互作用并带来显著效应的羊群行为和反馈机制来探讨群体认知行为偏差的影响。
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同，加之人们的心理因素影响，投资者会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等，这样众多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偏差导致了资产定价的偏离。Froot、Scharfstein等（1992）认为，一些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同质性，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及投资组合策略，他们可能对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类似的反应，从而在市场交易中表现为羊群效应。当存在羊群效应时，投资者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连续性和波动性，破坏了市场的稳定性。但是也有人持有另外的看法，如Lakonishok等人（1992）则提出，投资者羊群行为并不一定带来市场的波动性。若机构投资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他们共同买入低估的资产而抛出高估的资产，这样羊群效应和其他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产生相互抵消，促使资产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减少市场价格的偏离。另一种具有群体性的非理是反馈机制，指投资过程反映了投资者的心理过程，由于认知偏差、情绪偏差等各种偏差的存在，最终导致不同资产的定价偏差，而资产的定价偏差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这种资产的认识与判断。这种反馈机制通常是建立在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过去的价格上涨使得投资者产生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预期，由于投资者对价格趋势的追风，他们从中获利并使得价格偏离程度增大，一旦这种需求停止，则价格停止上涨，泡沫就会破裂，从而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
2群体认知行为偏差的定价模型分析
2．1正反馈交易策略模型
正反馈交易策略模型结构见表1。
表中α和β分别为被动投资者和正反馈投资者的需求曲线的斜率，pj（j=0,1,2,3）为各个时期的价格。
结论：
（1）信息无噪音时。当信息为正时，即Φ=?准，有p1=p2(μ>0)及p1=0(μ=0)成立，根据时期1和时期2的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解得：当μ>0，p1=p2=α?准/（α－β）；当μ＝0，p1=0，p2=?准。当β>α/2时，套利者的加入使得任何时期的价格都比其不存在时更偏离真实价值。因此，在无噪音信息的条件下，套利者的存在促使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2）信息有噪音时。假定ε＝?准，则Φ=?准的概率和Φ=0的概率都为1/2。把这两种情况称为不确定状态2a和不确定状态2b。那么考虑套利者在时期2可确定的获得的财富基础上最大化其效用，然后计算可以求出最后的解为：当μ＝1，p1=α?准/2（α－β）；当μ＝0，p1=0。另外，在β>0时，p2a＝βp1/α＋φ，p2b＝βp1/α，可知时期2价格偏离真实价值的程度随着时期1的价格单调递增。所以，当μ>0时，时期2的价格总比μ＝0时要偏离真实价值些。套利者的存在使得时期2的价格出现不稳定。如若μ满足（1－μ）/μ<2σθ2[1－2（α－β）/α]/ф2的条件下，μ>0时的时期1价格总是较μ＝0时与真实价值偏离。
2．2从众行为模型
（1）信息层叠与从众行为。基于信息的从众行为模型最初是Banerjee（1992）提出。而当第m位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时（m>2），他的行为选择见表2。
可以看出模型中达到均衡的决策规则的特征位从众行为的外部性。当投资者决策时无法确定其他人的选择正确与否，依然忽视自己的信息而跟随其他人。在此模型中，从众行为表现出了正反馈性，给资产价格带来了波动性和易变性。
（2）模仿传染与从众行为。在没有获得基本价值信息的条件下，交易者只能依靠在市场上观察到的行为来作为决策基础，通过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来选择自己的投资决策，由此引起的从众行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变动。根据lux（1995）模型，有2N个投机交易者，他们对市场预期持乐观或悲观态度，假定不存在中间态度的投资者，投机者平均观念指标x∈[-1,1]，x＝0乐观态度与悲观态度持平，x>0则乐观态度投资者占优，x<0则悲观态度投资者占优。态度传染是指当持乐观态度投资者数量占优时，持悲观态度的投资者将买入股票；当持悲观态度投资者数量占优时，持乐观态度的投资者将卖出股票，即态度发生了转移。
根据传染机制：
dx/dt=2υ[tanh(ax)-x]cosh(ax)
其中a为从众行为或传染力度的系数，v为变化速度。a≤1，x=0时有唯一稳定均衡。a>1,均衡不稳定，存在x+>0或x－<0,即a≤1,从众效应较弱，价格偏离将逐渐消失，受到某一干扰后系统将恢复均衡；a>1，从众效应较强，一旦发生偏离，通过互相传染导致均衡不稳定。
包含传染和价格动力：
x=2υ[tanh(a1p/υ+a2x)-x]cosh(a1p/υ+a2x)
p=β[xTN+TF(pf-p)]
投资行为依赖于价格动力，增强了传染效果。a2(从其他人行为获得的信息的权重)≤1,存在唯一均衡，a2>1存在乐观市场E+和悲观市场E－两个均衡。存在这两个均衡时，E0不稳定。唯一均衡E0可以稳定或不稳定，稳定条件由2[α1βTN+v(a2-1)]-βTF<0给出。TN表示投机者交易量，TF表示相对的基本面交易者交易量。
考虑a0（衡量市场占优情绪）变量：
x=2υ[tanh(a0+a2x)-x]cosh(a0+a2x)
a0=τ{[r+τ-1(TN/TF)x]/[pf+(TN/TF)x]-R}
总存在唯一均衡E=(0,0)。当且仅当a2－1+(TN/TF)/pf<(>)0,均衡稳定（不稳定）。当一随机事件促使价格上升，a0上升，当传染使投机交易者占大多数，潜在购买者减少，价格增加消失，情绪发生转移。价格趋势减缓后，a0下降，被传染的投机者数量短期依然增加。交易者发现收益减少，则悲观情绪增加，引起价格下降，情绪传染增强，直到悲观态度占优，随即价格下降减弱，收益恢复则态度倾向发生反向转移。
3群体认知行为偏差的因子效应分析
3.1信息的不确定性
根据前面正反馈交易策略模型及从众行为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市场交易者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存在不对称性。因此，市场交易者中存在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往往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市场信息和交易信息，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准确的作出正确的预期和决策。而非知情交易者则了解信息情况较少，因此常常作为噪音交易者存在，他们所作的反应和投资选择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常常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信息和其他交易者的行为来进行判断和预测。一旦获得信息成本较大，信息传递有误，而且知情交易者为了获得投机利润故意采取与正确信息相悖的行为，非知情交易者就会发生行为偏差，那么噪音交易者的群体行为就会如模型所述推动价格愈加偏离真实价值，加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在金融市场上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各种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限制，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而针对我国实际，改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主体结构的非均衡状态，引入竞争机制，是改善信息偏差的重要方式。
3.2套利者的投机性
由正反馈交易模型的分析来看因为知情的套利者的存在，使得噪音交易者的群体效应进一步推动价格偏离程度，形成价格泡沫，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与之前一些研究说明理性投资者的知情套利行为对噪音交易者的行为偏差有抵消作用，并使价格趋向均衡不同，套利者的知情行为刺激了更多的噪音交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套利者出于投机的目的，没有根据市场基本面的准确估计，而是依靠对未来群体行为预期来行动的。所以这种投机活动造成的群体效应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波动。由此看来，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的监管和控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一旦忽视，即使是知情的理性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都可以带动噪音交易群体效应，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不可预计的金融动荡。
3.3群体行为的效应放大性
在金融市场中包括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不是每个投资者主体都是严格理性的，因此普遍存在着一定的认知行为偏差，使得市场变得非有效性。然而当投资者进行投资预期和决策过程中趋向相似，就容易使得个体行为逐渐转变成群体行为，于是对市场价格的形成造成较大的影响。如果这种群体行为趋势是建立在正确预期基础上的，就有利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倘若是错误的，则会使得均衡不稳定，价格发生偏离，造成市场价格的易变性和大幅度波动，对金融稳定发展不利。所以，针对现在我国金融深化改革过程，不应片面追求金融自由化的实现，而应在减少金融干预和金融抑制的同时，加强和健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宏观金融监督和管理体系，防止金融市场受到负面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