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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论文范文1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2
【关键词】掸傣民族；同源异流；分化与融合
【作 者】王文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周芳，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19-006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of Chan & Dai NationalitiesWang Wenguang, Zhou Fang
Abstract: Chan & Dai nationalities originate from the Luoyue branch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Baiyue, whose ancestor were called Liao nationality during the South & North Dynasty, and had distributed in the connection of Southwestern and Middle Southern Peninsula in China in early time, as well as had the trend of expanding to the south gradually. After modern states were set up, each part with its former ethnic original connection started to belong to different states, thus the name of Chan, Lao and Tai were set down, which had certain connection but still had differences. All these reflected that the new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ception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states came into be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about the ethnics with the same origins and different branches was finally achieved.
Key words: Chan & Dai nationalities; the same origins and different branches; differentiation and amalgamation
一
掸傣民族主要指分布在今天中国云南省西南部和南部的傣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印度的阿萨姆邦的阿洪泰及越南西北部的泰族。
对于上述各族的族属源流，较为权威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泰人，亦称‘罗人’，使用泰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中国傣族、壮族以及缅甸掸人、老挝寮人等同源，和中国百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①同书又载：“掸人，使用掸语，属汉藏语壮侗语族。”②又载寮人(即佬族)：“使用老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泰语相近。……佬人与中国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以及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越南的京族等，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同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③由此可见，掸傣民族源于百越，语言上同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据专家研究，傣语、泰语、佬语、掸语在语言、语法和词汇方面基本都是相同的。罗美珍教授曾对以曼谷为中心的泰语方言和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傣语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她在傣、泰2002个基本词汇中找到了1403个同源词，占70％，至于泰国北部的泰泐方言与西双版纳的傣语方言就更加接近了，所以她认为傣泰语言“从整个词汇来说，基本词汇大部分是相同的。”④
另外还有专家对壮、傣、泰语作了比较研究，在约2000个常用词中，这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词有500个，占四分之一；而傣语和泰语相同的词有1500个，占四分之三。⑤
范宏贵先生访问泰国时曾吃过一种叫maak fai的水果，这种水果广西龙州、云南西双版纳都有，而水果名称的发音是泰语、傣语、壮语的声韵都完全一样，故范宏贵先生认为：“从地理分布来看，壮族地区与傣、泰地区相距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交往不容易。从历史记载来看，未发生过交往，这就不可能是借词。这种水果是热带生长的。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指壮、傣、泰)的祖先在从北往南迁徙时曾在这一带(指广西、云南)停留过。”⑥
以上是掸傣民族具有共源关系，即共源于古代百越的语言学证据。
从文化上看，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泰族中，在缅甸掸邦的掸族中都流传着和中国西双版纳傣族同样的叙事长诗，⑦如《恒勐拉》、《恒恨迈》、《阿銮三达》、召树屯(泰国叫《帕树屯》)、《兰嘎西贺》、《沾巴西敦》、《乌沙玛洛》等民间故事，在掸傣民族中其情节也都大同小异。此外，天文历法也同样有很多共同点，如西双版纳现行的傣历“祖腊萨哈”与缅历、泰历完全相同，都把公元638年定为自己的纪元元年。
上述的结论是十分明确的，掸傣民族共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都与古代的百越民族有族属渊源关系。但到底与百越中的哪一部分有关未明确，因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⑧这儿的“各有种姓”可理解为有吴、越、闽越、南越、骆越等各个部分。从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角度看，吴、越、闽越都先后融入汉族，只有远离汉民族中心文化区的骆越较好地发展下来，到魏晋南北朝时被汉族史家转称为僚，即闻宥先生所说“古音‘骆’、‘雒’都读作lak，僚作族名解应读为卢皓切lau，尾声k驰化(按，即语音学中所谓弱化)的结果变为u，这还是极可能的事，所以，‘骆’可以说是早期的译写，而‘僚’字是较晚的译写”。⑨戴裔煊先生也说：“从名称渊源寻绎，读音之比较，吾人断定‘僚’本出于‘骆’或‘雒’，亦即lao之对音。”⑩因此，可以认为掸泰民族的先民是百越系统中的骆越及后来的僚族(现代掸傣民族中的佬族也有被称为寮族的情况，此亦可作为旁证)，先秦、秦汉时期骆越主要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云南东南部，中南半岛东北部(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就主要是为治理骆越而设)。因为众多的历史原因，通过多条线路，在不同的时期，先先后后，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向云南南部、西南部和整个中南半岛的北部迁徙和分布。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其内部也在逐渐分化，也不断地与当地的其他民族融合，渐次形成一些有共源关系又有个性特点的新支系，最终到近现代形成有亲缘族属关系，但又有差别的傣、泰、老、掸、阿洪泰等现代国家意识支配下的民族群体。
二
对上述认识，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分布在今天中国的傣族、越南西北部的泰族、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泰到底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还是不同的民族；第二，他们是一开始就分布在现在的居住地，还是后来才迁移去的。
对第一个问题，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掸傣民族是同源异流的不同民族，同源即前述的同源于骆越(僚)。近年泰国艺术大学人类学研究生诸潘・金达利为了写硕士论文到广西进行田野调查，仅6天就能用泰语跟当地壮族居民交流，她认为现代壮语南部方言对泰国人来说，用的都是古老的词，现代泰语已经很少用了，现在没有读过书的五六十岁的泰国东北部的老人所讲的话，就跟壮语南部方言一样。[11]由此说明掸泰先民是从骆越中分化出来的，在骆越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迁徙时带着母体文化离开，虽然后来形成了新的民族，但都一直很好地保留着母体文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掸傣民族的发祥地是在今天的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地区，其先民是后来辗转迁徙到今天他们居住的这一地区，并形成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和东南亚的傣、泰、老、掸、阿洪泰等民族。对此，东南亚民族研究的专家何平教授认为“泰语民族(即掸傣民族)的先民在向中国西南边地和中南半岛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些新支系，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虽然关系密切却又有差别的新民族。”[12]
对于掸傣民族间的关系，申旭、刘稚认为：“中国的傣族和缅甸的掸族，越南、老挝的泰族，以及泰国的泐人有共同的族源和密切的关系，他们虽分属不同的国家，但居住地毗连，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基本相同，且绝大部分人都自称‘傣’(tai)，因而可以视为是一个跨境民族。泰国的主体民族和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在历史上也有同源关系，但经过长期的发展变迁，在各方面都产生较大差异，现已分化为不同的民族。”[13]
至于分布在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泰，人们了解不多。1990年5月，傣族学者征鹏先生在出席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时，结识了从印度阿萨姆邦来的阿洪泰学者，阿洪泰学者对征鹏先生说：“他们的前辈是(中国云南)德宏瑞丽一带的傣族，因为战乱于七百多年前迁到了印度阿萨姆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阿洪王国’，因此他们就被称为‘阿洪泰’了。目前阿洪泰有180余万人。”[14]
此外，相关文献对于阿洪泰也有记载，虽然在族称上有些差异，但确认阿洪泰为掸傣民族却是相一致的。1879年英国出版亨特编著的《阿萨姆邦统计报告》所引用的《公元1875午阿萨姆邦拉金普尔地区的少数民族统计报告》说：“掸傣或泰种族对阿萨姆的命运曾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这个种族当前最重要的是暹罗人。缅甸人称呼他们为掸耶，意思是掸人的最长一辈支系。这一支人过去曾有过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占居的地带被曼尼普尔的历史学家们叫做‘篷王国’。它同特里普拉、云南、暹罗接界，缅甸人叫孟拱，而掸人叫勐卯龙的那个城市是它的首都。在篷王国的第十三代君主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兄弟萨姆隆法是他部队的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区。”[15]之后便是萨姆隆法建立的阿霍姆王国(亦译为阿洪王国)的出现。为了证实以上材料的准确性，将傣语、掸语、阿洪语的基数词作了比较后发现，傣语、掸语、阿洪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基数词的发音基本相同，很少有差别。[16]由此证明阿洪泰确实是从滇西南和缅甸西北进入印度阿萨姆邦逐渐形成的一个新民族。
以上是在学术界普遍的学术观点，即认为掸傣各民族都是同源异流的民族。而以征鹏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却认为：“大量的史实和事实证明，傣、泰、老、掸、阿洪泰等民族，不仅在历史上同源于百越，而且在今天仍是同一个民族。”[17]接下来征鹏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据傣文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公元9至11世纪，居住在滇南、滇西南和中南半岛北部的傣(泰、老、掸)族各部落已建立了一系列的部落国家，例如在南部，在泰国北部清迈一带的兰那国、老挝北部的勐老国、缅甸景栋的勐艮国、越南北部的勐交国和西双版纳的勐泐国。为了抵抗吉蔑(高棉)人的侵扰，这些小国曾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强大的部落联盟国家――庸那迦国。在西部，出现了以今缅甸西北掸邦为中心的勐生威国，以今缅甸克钦邦为中心的勐兴古国，以今德宏州黑江、梁河为中心的勐底威国，以今瑞丽江流域为中心的勐卯国。公元11世纪，这些小国组成了部落国家联合体――尝弥国。这个时候，傣、泰、老、掸、阿洪泰是作为一个民族出现的。
最后，征鹏先生认为傣、泰、老、掸、阿洪泰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具体又可分为六大支系：
傣泐支系：西双版纳傣族、缅甸掸邦的掸族、老挝的泰族、越南的泰族、泰国北部的泰泐；傣那支系：德宏州潞西、盈江、梁河、陇川、景谷、景东以及耿马、孟连、双江等地的傣族；傣绷支系：德宏州瑞丽县、临沧地区耿马县的傣族和印度的阿洪泰；傣雅支系：新平、元江、红河一带的傣族；泰支系：以泰国曼谷为中心的泰族；老支系：以老挝万象为中心的老族。一句话，傣、泰、老、掸、阿洪泰是同一个民族。和前一种观点相比较是都承认共源于百越民族，但不同点是认为掸傣民族是同源同流，是同一个民族。对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值得商榷，我们的看法是：民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应将之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考察，掸傣民族尽管有一个共同的族属渊源，但他们现在已经分属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受到各自居住国的国家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向着同源异流方向发展越来越远了，故不能认为还是同一个民族，只是不同支系。
上述两个学术观点都一致认为掸傣民族最早的先民是百越，也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掸傣民族与百越民族无关，甚至否定历史上有越族的存在，这种观点以郑晓云教授为代表，他认为：“在诸多争论中，傣泰民族的先民与越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今天的傣泰民族是由古代越人演变而来的，笔者近年来通过对云南及十余次前往有傣泰民族分布的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大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泰人并不是来自越人，更不是‘越族’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越族’。傣泰民族发源的中心就在滇中一带。”[18]这种看法过于偏颇，如果“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越族”，那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里与越族相关的记载作何解释呢 如果真如此，近百年来无数学者对越族的研究，都只是无用之功了!
三
掸傣民族的先民进入中南半岛的时间很早，今越南北方，老挝东北都是骆越最早进入之地，在骆越未到达之前，中南半岛是今孟高棉民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地。据说世界自洪水浩劫之后进入了兴盛时代。洪水退后出现了一片陆地，这个地方就是庸那迦国，与吉蔑人北上先建立了名叫素旺空坎成和乌蒙卡塞拉城的城邦，其疆界北到孟荣、西双版纳。[19]此后，骆越后裔就没有停止过向今云南南部、中南半岛北部的迁徙。
越南学者认为大约从秦汉时代起，今云南南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越南北部都是掸傣先民活动的地区。在越南北方和老挝收集到的手抄本和民间传说都一致认为掸傣民族先民进入东南亚以前的故乡在红河、沱江、那河、澜沧江、澜那河和今天中国境内两条河的两岸。而且资料还说，掸傣民族的先民早先曾居住过勐翁、勐海、勐洛、勐贺、勐波者、勐窝、勐哈、勐昆黄，现在这些地名都在云南省以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勐天或勐滇，就是现在的奠边府。从前的勐天包括现在的勐遮以及越南西北部的马江流域和老挝佛翁沙利省(按，又译为丰沙里省，离中国西双版纳不过百里之遥)。在泰语中，勐天是勐的天空，几乎所有越南西北、老挝、泰国的泰族都认为勐天是他们的故乡。每当泰族老人死亡时，都要把死者的灵魂引导到故乡去，这个故乡便是勐天。[20]
老挝学者认为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泰老族(即掸傣族)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逐渐西迁到老挝来。据民间传说，大约在公元六、七世纪间，在华南各省的一些泰族人驶船沿着红河、马江进入越南(按，从红河驾船进入越南只能由云南顺江而下)，又沿着南乌江、湄公河进入老挝；沿着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进入缅甸和泰国，在老挝的泰族人叫泰老，在缅甸的叫做泰雅，在泰国的叫做泰逻。[21]对这种观点越南学者邓严万也有大致相同的见解；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一部分古代岱、傣人的祖先起源于百越集团，主要聚居在扬子江南面，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云南的南部和印度支那的西部。……到了五世纪，他们在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湄公河上游一带，直到与云南省、上寮(即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交界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国家。……而他们迁入印度支那前的故乡，是在九条河流汇合的地方，即红河、沱江、马江、湄公河、南乌河、南纳河和两条在中国名称不清楚的河流。……他们居住过的地区有孟欧、孟埃、孟洛、孟哈、孟波德、孟奥克、孟阿克、孟敦黄、孟亭。孟欧、孟埃是旧时的黄岩和松凌两州，从前属于越南，现在属于中国。孟洛也就是孟腊，位于云南南部的南纳河畔。孟哈是泰人一般所指的云南省的名称。……孟波德位于老挝丰沙里省与中国西双版纳之间从孟良到孟波赫路上靠近边界的地方。孟奥克和孟阿克位于中国孟腊地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天或孟亭是现今的孟青或奠边府地区。过去的孟亭可能更为广阔，包括孟德、孟布、孟仑、越南西北的马江和部分老挝丰沙里省地区。……在老挝和部分泰国的泰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他们祖先昔日居住的地方。[22]
中国学者对掸傣民族的族源与迁徙进行较多研究的是范宏贵先生，他认为掸傣先民大规模向南迁徙在7世纪以后，据泰国的泰族传说，7到14世纪是泰族人的迁徙时期，他们从中国南部跋山涉水，穿行热带丛林，还要击退当地部落的袭扰，最终定居泰国。老挝古代流传的资料也说，大约在6世纪和7世纪之间，在华南各省的一些泰族人乘船沿着江河、马江进入越南，沿着南乌河、湄公河进入老挝，沿着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进入缅甸和泰国。在老挝的泰族人叫做泰佬，在缅甸的叫做泰雅，在泰国的叫做泰。[23]
其他如民族学、考古学、地名学的材料也可以支持以上的观点。潘其旭先生在对壮语地名和泰语地名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的壮语和泰族的聚居地相距上千里，但壮语地名和泰语地名仍保持着很大的一致性，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其分化之前，大的共同语的语言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模式已趋向定型；二是由于壮族和泰族自古为稻作民族，即使迁徙也是渐进性环链式的，而不是背乡弃田的长距或跳跃式的。这当中曾经与壮族保持着相近的活动地域，然后才逐步向远地推移。”[24]
从考古材料看，则表明最晚在公元5至6世纪时，傣族先民已定居在云南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西双版纳景洪市嘎栋曼景栋囡庄列塔出土的银片上刻有傣文，时间是佛历1000年(公元456年)：勐海县勐混曼南嘎出土的银片上刻有傣文，时间是尊腊沙哈(傣历)334年(公元972年)；景洪市嘎洒邦热塔出土的石碑，上面刻有傣文，时间是尊腊沙哈146年 (公元784年)6月4日。[25]
傣族的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也有他们民族迁移的记载：在苏米答和雅罕冷两位女王率领下，12万女人和12万男人向南迁移，由于长途跋涉，饥饿、疾病、野兽袭击，死亡人数超过一半，经过两年时间，才到了西双版纳。显然傣族是从北边南迁来的。傣族的歌谣曾唱道：“傣族祖先住在冷森林山洞的那个时候，刮冷风，下像白树叶一样的雨，大人小孩又冷又饿。于是，沙罗率领众人向南迁徙。”[26]在景洪傣族中流传的《逃荒歌》唱道：“我们要走了，我们不在了。这里风寒冷，这里山光秃。人没吃的了，住下等于死，住下人就亡，……南边多云山，也许有食物。”[27]这种迁移的时间很漫长，景洪傣族《新居歌》中说，他们的祖先长途搬迁，先向东后向朝南走。开始迁徙时，才生下儿子，到达目的地时，儿子已经长大了，妈妈的背也弯了。[28]
以上史诗和歌谣都没有明确掸傣民族迁移的起点或曾经在那些地方停留过，而傣族史学家岩温胆先生在归纳了大量的傣族古文献后，将傣族迁移的大致历史情况记录如下：“傣族先民最早居住在今天昆明以北走三天三夜路程的地方，名叫勐洒，后受到其他民族的冲击南迁到今天的昆明的一带，居住了数百年，并有自己的国王。后再次因内部战乱南迁，战败的王族带领大批民众首先迁到今天的元江(傣语称为勐仲)，再由元江分三路迁徙：第一路向南迁到今天的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其中的一批人再向南进入了老挝、泰国北部，这些人由于走得晚，被称为‘傣愿’，意为胆大或大傣，今天‘傣愿’在泰国北部仍然是当地傣泰民族中最大的一支；第二路向东南迁到今天的老挝境内，由于这批人星夜兼程地赶路，被称为‘傣老法’，意为在星光明亮的夜里启程的傣族；第三路人向西南迁到今天德宏的瑞丽江边，建立了勐卯国。除了由王族带领的民众迁离昆明外，大量的傣人也从昆明向各地散去，散居在今天的楚雄、红河一带。”[29]
对上边的这段材料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分析：首先，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迁移的出发点，在今天昆明以北走三天三夜路程的地方，名叫“勐洒”，通过阅读地图，如果从昆明往北走三天，大约是东川、禄劝、武定、永仁一线，都在金沙江沿岸，主要河流有普渡河(源于昆明滇池)、龙川江等金沙江的支流，许多地方都是有亚热带气候；其次，迁徙的总趋势是向南，由勐洒向南迁到昆明坝子，由今昆明坝子南以元江(勐仲)，再由勐仲分别向正南、东南、西南迁徙，分别最后留居在云南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各地，形成掸泰各民族；所迁往的地方从降雨、光照、气温等渚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来讲，都十分适合稻作农耕，与百越文化母体中稻作文化存在的综合条件是一致的。因此，岩温胆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尽管郑晓云教授关于是否存在过越人的看法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掸泰民族主要是从云南迁徙去的观点值得认真关注，他说：“傣泰民族的先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实体形成于秦汉时代的今云南境内，主要分布于滇中及滇西南，我们可以认定其为云南的土著，但在文化上与其他民族很早就有融合。云南的滇池地区就是今天傣泰民族的发源地，古滇国也是傣泰民族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地方小王国。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傣泰民族不断壮大，并不断地向南部及西部、西南部迁移，尤其是沿着金沙江、怒江(萨尔温江)、元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等大江大河流域迁移，到唐宋时期傣族在云南有了广泛的分布。今天的楚雄彝族自治州虽然已不是主要的傣族居住区，但是存在的大量源于傣语的地名反映了当时这些地区曾经有较多的傣族先民分布。在楚雄州的元谋县(按，在龙州江畔)，现存民族地名500余条，其中傣语地名就有316条，而今天这里的傣族居民已不足居民的1％。在傣族的民间传说中，今天滇中的昆明、玉溪、易门等城市的名都来源于傣语(按，如昆明坝子在傣语中叫勐些)。总之，历史上傣族的分布，尤其是在今天已不是傣族分布区域的滇中地区较今天要广得多。由于各种原因，傣泰民族的先民不断向南方迁移，今天分布于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印度等国的泰人都有史料证明与云南的傣族有明确源渊关系，他们是从云南迁移而去的。”[30]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3
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选择参加的民族体育项目有很大不同，男生选择的顺序为武术、太极、跳绳、毽球、木兰、秧歌、风筝、拔河，女生选择的顺序为太极、秧歌、跳绳、木兰、毽球、风筝、武术、拔河。可以发现，男生大多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民族体育中武术、太极等技术技巧比较高的项目，或者是毽球、跳绳等活动量比较大的项目，而木兰、秧歌、风筝均只有不到三成的男生选择;女生选择太极的占92．2%，秧歌占80%，这两项需要身体柔韧性较高，而且或是柔和，或是欢快，受到女生群体的欢迎，跳绳、木兰和毽球每个项目也有六成以上女生选择，这些是技击技术不太强的项目，而风筝、武术和拔河选择的人数略少，说明女生对这类项目的兴趣稍差一些。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情况
2．1．1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课程设置情况。按照大学生素质教育课程的计划，参与调查的全部高校都至少设置了2－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年级的基础体育课程中增加太极、武术、跳绳等项目，二年级以上的选修课程中增加了风筝、拔河、木兰、毽球、秧歌等自选项目。另外，有8所高校占67%的比例设置了“民族体育学”这门课程，以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为主，涉及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起源，近代民族体育的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与展望等。
2．1．2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实践情况。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高校体育教学中展现的是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但目前辽宁省高校体育教学的内容仍然比较单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尚不能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课程体系。大学生是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力量，应该重视对大学生的传统体育文化教育。
2．2分析与讨论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辽宁省大多数高校的民族体育项目都有所开展，但占最大多数的是武术和太极项目，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其他项目的课程或是师资队伍缺乏，或是作为选修课程不够重视。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有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1)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开发滞后，比较狭窄。相比于野外生存、攀岩、跆拳道、拳击、街舞、轮滑等现代体育的极限性、对抗性、娱乐性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刺激性、对抗性并不明显。许多学校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列入选修课程，教学过程流于表面，多数学校都以武术作为民族体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一般都包括长拳、太极拳、太极剑等具体项目，比较单一，更多形式多样的健身娱乐的民族体育并未受到重视，也没有引进到高校的体育教学中。
(2)民族传统体育师资比较薄弱，缺乏经验。在高校民族体育的教学中，大部分学校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师都存在着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体育教师之外，更多的体育教师是武术专业甚至其他专业的教师，经过短期培训或者自我学习转向民族体育教学的。民族体育项目的渊源深远，文化深厚，内容庞杂，如果缺少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许多理论知识和技能方法的传授不能达到最好效果。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不浓，很难引发学习兴趣。在调查中发现，辽宁省高校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有一定难度，使民族体育在高校缺乏一定的吸引力，民族传统体育氛围不浓厚，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只有在教学中重视培养人文氛围，才能将民族体育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和养成终身体育习惯。
3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体育开展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完善高校民族体育教育的理论体系。我国的高校体育教育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体系，但要构建中国化的体育教学体系，就要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融入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知识理念，以体育学科自身特点为支撑，将体育社会学、体育民族学、体育文化学等理论融入其中，构建层次分明的中国化体育教育理论体系，使民族体育融入高校体育教育中，对民族文化进行广泛传播，包含民族体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加工改造等，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体育文化。
其次，完善高校民族体育教育的技术体系。高校民族体育技术体系是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体育教育的主体。目前，我国民族众多，民族体育项目广泛流行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是人民娱乐、休闲、健身的重要手段，这些项目也可以是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补充，由于种类繁多，高校体育教育中必须选择优秀的民族体育文化和适宜的民族体育项目组成有机的技术体系，促进民族项目的普及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集体和个人项目，集体项目可以促进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个体项目可以养成学生良好的健身习惯。高校民族体育项目应注重集体和个人相结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课堂教学，使教育效果最大化。并且注意力量型、速度型、技巧型、智能型四大类民族体育项目的相互穿插，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理念，促使学生掌握一定运动技能。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4
一、扩充知识，做自信有趣的演说家，教师自身要有足够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引入丰富多彩的课外知识
一堂课的讲述首先是由教师的备课开始。对于老师来说，备课已经成为了一件老生常谈的事了，把握本单元的任务目标，深入研究阅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结合课外知识这方面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马虎带过。适当引入课外知识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讲到杜牧的《赤壁》时，除了要预备讲述简要的三国历史外，还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来。“那时候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大显与世，文化发达对法交流颇为频繁，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对盛唐的讴歌并不是无用的，当学生们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时，“中唐”大背景的带入显得特别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讲述的。这样“”与“低谷”相结合，赞美讴歌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了课文教学的核心。
社戏是人们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在介绍鲁迅《社戏》时，教师可以从详细介绍社戏入手，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把课文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二）做一个自信有趣的演说家
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尤其是新老师，演说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说无趣是影响教师在课堂“完美授课”的两大拦路虎。在课堂上教师扮演着“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台，带动台下的观众，成为教师所要练习的“必杀技”。在完整的备课后，教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或者空旷的地方练习演说，随着熟练度的提升可以和亲人朋友一起练习，相信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你的自信度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了自己演说的自信度后，是该想想怎样使自己的演说风格变得更有趣了。在过去有一种职业叫说书（又叫评书），他们在演说的时候除了语气音调的变化外，常常会伴随着简单的音乐做辅助。我想我们的教师可以从古代评书家那里找到经验，在授课时除了语气音调随情节的变化外，有时也可以选用适当的多媒体音乐视频来辅助自己的演说，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胜！
二、双管齐下，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在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理论贯穿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实践，使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具有指导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夯实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双管齐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将更加深刻。
（一）理论铸造思想
理论是思想的指导者，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多而杂，老师教授知识滔滔不绝，却不一定能转化成思想原料灌输给众多的学生。此时位置反转，学生成了思想争夺战的主力军。检测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教会学生主宰自己的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后期的重要任务。
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思想，教师可以通过做一些相关命题的作文检测来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状态，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有机会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从沈从文的《端午日》单元发起对学生对“端午节”由来、发展、意义的讨论；从中秋咏月诗三首单元激起学生对“中秋节”传统风俗的热情。
（二）实践激起民族文化的热情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多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现象，俗语有云“家和万事兴”，而“小则家大则国”的和平与安定需要靠人与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来牵引。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骄阳，加强学生对本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意义非凡。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5
（一）民族体育开展的意义
1、实际意义：在全球化日益凸显和强大的西方现代体育发展潮流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在生存与发展路上步履艰难。本课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对策，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使其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稳步走向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得以振兴。
2、理论意义：本课题将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借助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原理与方法，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担负起解释、指导和预测的理论责任。旨在建立起完善的保护体系与策略，形成坚实的理论基础，贡献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三)课题研究的重、难点突破
1、拟突破的重点问题：从社会学视角去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课题将运用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定量与定性的分析，运用统计学的科学原理，挖掘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面临的主要困境。通过深入探究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现代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民族地区传统农耕文化的滞后性以及政府决策与引导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等，以此来分析这些主要社会因素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影响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的改革与变通。
2、难点问题：一是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由来已久，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广，对这些地方的民俗习惯与传统体育开展情况的搜集与调研将面临较大的难题，对搜集的众多资料的归纳与整理也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让这些资料实现科学化、精确化、实用化也是需要进行重点部署与考虑的，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统计与分析的过程。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研究资料少，这是一个崭新的突破，在研究过程中将面临不少的难题。
二、课题的主要研究过程
（一）研究内容
本课题将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从社会学视角对影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状况进行审视，提出维护和改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主要对策。
1.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状况进行实际调研，全面准确地了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2.在结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和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困境，挖掘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困境的主要根源。
3.从社会学的视野去探讨影响我国民体育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学因素，这些因素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困境将带来哪些关键性的影响。
4.结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从社会学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维护和改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主要对策，从而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实现可持续与良好发展。
（二）研究目标
1、通过农村民族体育的研究，找出民族体育的开展目前的困境。
2、通过查找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了解民族体育出现困境的原因
3、调查影响传统体育的因素又哪些？对民族体育有哪些影响？
4、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找出影响民族体育生存的主要措施
（三）、研究方法与措施
1、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行动研究法为主，重点放在对民族体育目前的困境、现状、影响民族体育的因素以及解决民族体育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措施上面进行总结分析和阐述，反思与调节，在此基础上辅之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分析法。
2、研究手段
1.文献资料法。
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员会，中国期刊网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中国现代化网站等收集相关研究资料。
2.访谈法。
抽样走访调查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状况、通过走访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中山大学、国家、省体育总局等单位有关专家进行访谈。
3.逻辑分析法。
在文献资料及相关材料获得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将本研究作为一个系统，遵循系统研究的要求，在把握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相关性和有序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4、统计分析法。
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进行数据资料统计，得出科学的结果，为出台对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步骤与进度
1．准备阶段（2011年*月—*月）：建立课题，确立课题方案。
2．实施阶段（2011年*月——2011年*月）
（1）学习相关理论，制定具体操作计划。
（2）常规性开展研究活动，收集、整理、改编传统民族体育相关资料，组织实施活动，定期开展研讨，整理研究资料。
3．总结阶段（2011年*月—*月）
（1）整理分析资料。
（2）课题总结，撰写研究报告。
三、研究的结果
（一）农村民族体育开展的现状
对100名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运动的时间、地点、从事运动的态度，认为运动的重要性等。
民族体育在农村开展的现状不乐观，在表一里面，调查的内容是农民觉得开展民族体育的重要程度时，农民普遍觉得重要的仅占1.9%，而抱着无所谓态度的就有38.5%，甚至觉得民族体育的开展不重要的比例占到了48.36%，在表二里面调查的内容为民族体育开展得地点、时间等，在这种人数里面，农民普遍在房前屋后活动的人数比例为31.05%，一般都是在家随处适当运动就好，在表三里面，调查的内容为民族体育对日常生活是否有影响，结果显示，不影响的仅为8.31%，这些都显示了人们的民族体育锻炼意识淡薄，对民族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没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由此可见，农村民族体育开展现状有待提高。
（二）农村民族体育开展的问题
1、体育意识淡薄
一直以来，农村由于经济不发达，传统观念的束缚让农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体育的思想意识淡薄，并且他们对于参加体育与运动的主动性不高，没有多大的兴趣，缺乏一定的运动观念。
2、进行体育运动的人数非常少
在农村由于体育人数的稀少，所以体育活动一直不能够被开展起来，这就致使很多人怕别人笑话或者觉得团队的弱小二不愿意在进行体育锻炼，致使很多人忽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却不明白进行体育锻炼是提高经济素质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人们体质的重要因素。
3、体育消费水平低下
在农村的体育馆开展的一系列的运动，很多人都没有去里面消费过，调查显示，在农村的100个农民里面，有80%的人都从来没有去体育馆里面进行过消费，就更别说体育运动了，并且在农村的健身会所也是相当稀少的，倘若在农村建立一所体育健身会所，里面的人员将会少的可怜，这些都是由于农村的消费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导致。
4、体育场所匮乏
在农村的一些大型体育运动场地非常匮乏，基本就只有一些道路，房屋前后的一些空旷地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能够锻炼人们的素质和体能，像运动健身会所少的可怜，甚至连麦体育器材的商店都很少。
5、指导员缺乏
民族体育要想在农村得到蓬勃的发展，指导员是关键。指导员只有在掌握民族体育运动项目的技能才能对民族体育有深切感受，才能教给其它人们相关的知识并且进行相关资源的开发，但是现在农村的指导员缺乏，没有一定的工资酬劳，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些职责。
6、不完善的管理制度
在农村，乡镇干部为了搞经济建设，将体育都搁置一边，由于干部的不重视，就只是农村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并且农村的体育器材不健全，没有一定的体育网络体系，虽然总是会涉及一些重点抓农村的民族体育建设，但是真正将其付诸实践的很少，基本都是“纸上谈兵”，使得农村的管理混乱，没有一定的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
（三）促进农村民族体育建设的措施
1、促进农村的经济建设
农村的经济建设是现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目标，只有使农村的经济建设得到提高，才能够保证农村的经济建设项目得到开展和实施，才能够保证农村的体育建设得到开展，只有经济得到提升，农村的体育建设才能得到开展。
2、扩大体育场所
在农村由于体育场所的匮乏，使得农民只能在道路上远东，倘若在一个乡镇能够有大型的运动场地，那么将会使得农民在这里进行活动，并且避免在道路上运动的尴尬场面，只有扩大体育场所才能够保证、农村的民族体育得到开展。
3、加大指导员队伍建设
对于农村的指导员应该给予一定的薪金鼓励，提高指导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并且定期给予指导员进行培训，只有指导员的素质以及技能提了上去，才能够保证农民的体育素质得到提升，指导员能够精通掌握较多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不只是传统的几项，不仅仅是几个教师掌握几个项目的教学，而是要求所有的体育指导员都要学会几项民族体育项目。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到体工队、文艺团体、基层拜师学艺；通过教研活动，相互传授；通过现代媒体，自学自练，互学互练，提高自身的水平的同时帮助其他人掌握一定的体育水平。
4、加大宣传力度
农村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他们对体育没有一定的意识和观念，致使很多人对体育运动项目失去兴趣，这就需要改变传统观念的影响，让他们自觉的培养起体育锻炼的思想意识。
5、建立健全制度
农村人由于很少进行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的锻炼，可以说制度建立起来的速度会很缓慢，并且也有一定的难度，就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管理体育等一系列器械，并且针对农村的体育运动管理，就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针对体育管理进行那个针对性的档案、器材、信息等管理。
四、不足与反思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民族体育开展状况》这个课题我们研究已经快两年了，在研究期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农村进行的民族体育开展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参与课研的教师的民族体育相关的知识也得到了提升，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惑：
1、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很多农民仍然没有改变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不愿意去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并且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情况需要的时间尚比较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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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民族文化现代包装设计传承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包装设计的发展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包装设计从多方面传递文化信息。文化影响着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
一、设计与文化的关系
每一个民族的包装设计文化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与历史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设计与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设计的文化实际上就是造物的文化，是人类用艺术的方式造物的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设计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时代的设计都是与当时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鲍列夫在《美学》中所说：艺术设计的过程需要重新组合客体，甚至有可能从各个方面借助组合的客体。设计是现代文化的宠儿，它的发展必须要有现代生活、现代工业、现代经济作为依托和基础。
二、审美文化、流行文化和社会文化与包装设计
现代包装设计，正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需要为导向的设计学科，应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包装设计活动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具有简单的物质功能，更是精神文化的综合体。它丰富的内涵是现代包装设计师所必须深入探求的。
1.以情感享受为主导的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高级形态。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人本哲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注重审美的认识和教化的作用，这正是以“和”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哲学所决定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不仅看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而且十分讲究商品包装的审美情感及情趣的价值。成功的包装设计作品往往还伴随着视觉传达所产生的一定的心理感受，如精致、典雅、质朴等。我们在包装设计中所涉及的审美，是符合大众普遍情趣和美学规律的。因为包装设计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消费者，它具有大众的特征，所以对包装设计的审美文化的尺度把握要适中。
2.掌握时尚流行文化动态
每个时期都存在着具有独特观念体系的设计文化和流行文化。不同文化背景、年龄、职业和地区的消费群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消费观念也都会变化。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新的消费文化形态，对于所针对的消费群体而言就是流行性。包装文化作为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自然也就体现出流行文化的特点，这也是与目标消费群体形成默契的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于设计师来说，把握时代的信息，掌握时尚流行文化的动态，关注国际设计新动态是非常重要的。
3.社会文化冲击着包装设计
社会文化涵盖了社会科学、社会审美、交往文化、社会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社会文化是物质生产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文明。包装是社会化物质生产发展孕育出来的一种物化的社会形态，它与社会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包装设计对社会经济生活起着促进作用。现代包装设计不断受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新观念的冲击，从而使其传统意识和原有的社会功能不断增添新的内涵，给包装设计带来了新的契机。
三、民族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包装设计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文化体现的重要形式，人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包装中来了解它的文化。
1.包装设计中的图形符号
包装设计作为文化信息传递的媒介，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除了要满足它原有的功能外，更多的应是体现其文化内涵，与民族文化相切合。具体到包装设计方面，在很多民间艺术中，讲究特定形象组合的特定心理喻意，往往“言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都是世代逐渐积淀传承下来的，至今不衰。如石榴就象征着多子多福，传统图案龙凤呈祥、花好月圆等都代表了古代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则体现了东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包装的语言，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和对文化认同的需要。
2.包装设计中的传统色彩与水墨画
在中国传统的包装设计中，色彩的配色素材的来源非常广阔，可乞灵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从一些原始、古典、传统、民间、少数民族的艺术中祈求灵感，如原始岩画中单纯、拙朴、强烈的色彩，工笔重彩中浓烈、华丽的色彩；宫廷及上层社会使用的器物中象征权力与富贵的富丽、浓艳的色彩；或者象征了中国文人出世、超脱的精神境界的含蓄、淡雅、清新的色彩等。虽然色彩本身难以构成独立的形象，但它所营造的氛围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包装设计作品更富有表现力。
中国水墨画作为中华艺术瑰宝之一，笔墨多变、意境深邃，当现代包装设计与传统的水墨走到一起时，其深刻的韵味所表现出的装饰性，体现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底蕴。
四、结语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要重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文化的传承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在包装设计中对民族文化的运用要善于吸收和借鉴，正确处理传统和求新的关系，不能将设计停留在视觉形态上，只有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结合现代设计技术进行再创造，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文化，达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147
[2]鲍列夫: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王安霞:包装装潢设计[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