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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论文范文1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前进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出席论坛开幕式，国务院扶贫办派专家莅临指导并发表主题报告。
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首次将秦巴区域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地位。秦巴山片区涉及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共97个市、县、区。论坛上，来自秦巴山片区的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等省30多个地市的170余名与会代表提交了60余篇论文，为大秦岭的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建议献策，并提出提以品牌和标准，以“秦岭”品牌拼占市场的新建议。论坛达成了“打造中国持续发展绿色高地，构建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家园”的共识，签发了《大秦岭发展论坛太白宣言》，签署了《大秦岭发展论坛战略合作备忘》，建立起了长效合作联络机制。
论坛分为大秦岭市长峰会、秦岭绿色产业发展论坛、太白县突破发展论坛和秦巴社科院长论坛。秦岭各市领导交流了各地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及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的经验，并对秦岭区域发展政策及发展设想进行了积极探讨。专家学者积极为扶贫攻坚中的秦岭区域突破发展献言献策，并对秦岭奇珍绿色产业品牌战略工程实施进行了论证；探讨了“雪域太白秦岭夏都”品牌运作策略，对太白水资源利用前景、太白林果资源利用与发展、太白中草药产业发展、太白旅游产业发展都提出了积极有益的建议。来自省内外的学者还对大秦岭区域发展模式探讨“建设大秦岭生态城市群 构建大秦岭生态经济区 创建大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自2009年以来，大秦岭发展论坛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三届，论坛已在加强秦巴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秦巴区域发展、深化各地市之间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大秦岭、研究大秦岭、保护大秦岭的重要平台。大秦岭发展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大秦岭发展论坛所构筑的“大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将会在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发挥秦巴地区特有资源，实现秦巴经济发展等问题中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扶贫攻坚论文范文2
关键词：贫困山区；移民搬迁；扶贫开发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阀下河北省山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编号：A20140017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涞源县山区移民搬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到了“啃硬骨头”的最后攻坚阶段，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尚有一大批生活在生态条件脆弱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诸如土壤贫瘠、水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山高坡陡难以耕作等的限制，很难通过特色产业扶贫等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来改善其生存条件和家庭生计水平。而移民搬迁作为解决身处如此困境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安全的有效手段，一直得到政府和相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依托移民搬迁推进扶贫进程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涞源县移民搬迁案例的系统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山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决策以及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从中挖掘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就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区移民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一、涞源县移民搬迁概况
（一）涞源县生态经济条件。涞源县地处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大山脉交汇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地势相对高差跨度大。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寒冷多风，年平均气温7度，年均降水量556毫米，无霜期比较短（90～120天），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只适合极少数农作物生长。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这里农业耕地条件差、水土资源不协调、粮食作物产量低、生活质量无保障。2003年之前，农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这之后随着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县域范围内形成了钢铁、旅游和农业三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速生核桃、杏扁、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相继建立。然而，这种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那些居住在生态条件极度贫困区域的农户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积极影响，其结果就是县域范围内农户经济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截至2015年底，全县仍有7.2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中近3万人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难以在当地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现状及近期规划
1、搬迁规模和搬迁方式。涞源县共有2，448平方公里的深山区，285个行政村，其中1，076个自然村，共27万人，是革命老区、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河北省环首都扶贫开发示范区重点县。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全县7.22万重点扶贫对象中3万人居住环境恶劣，很难就地扶贫，需要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脱贫的目标。
涞源县的移民搬迁工程自2003年开始启动。根据贫困村及自然村居住特点，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建移民小区安置为主，分散搬迁为辅”多种形式并存的搬迁方式。在迁入地或者安置地选择上，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即向中心村搬迁，向重点镇搬迁，向县城内搬迁。搬迁过程中，从迁入地选址，到统一规划建设，再到具体选料施工，全程有移民搬迁代表参与。据涞源县扶贫局资料显示，按照《省异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结合“7.21”灾后重建，按照“群众自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监督”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业已建设完成17个移民小区，上级支持5，062.1万元，搬迁2，147户，涉及7，025人。
2、近期扶贫搬迁规划。根据县域扶贫规划，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和更多资金支持战略推进，争取在2020年响应国家号召，实现全面脱贫。未来几年移民搬迁计划为：2016年搬迁约1，200户，3，600人；2017年搬迁约1，900户，5，700人；2018年搬迁约2，800户，8，400人；2019年搬迁约1，400户，4，200人；2020年搬迁约1，686户，5，259人。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涞源县相关扶贫工程推进工作的了解以及南阳峪、四角台等多个移民搬迁村的观察和村民走访，发现目前在涞源县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显著的扶贫效果，然而在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动员及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移民开发工作中引起注意。
（一）移民搬迁项目宣传动员和农户信息获取严重不对称。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关于“对移民搬迁工程的了解渠道”，大约40.2%的村民是在与邻里街坊的谈话中获取关于移民搬迁的相关政策信息的；35.5%的村民通过村干部或社区广播而关注到；8.6%的村民直接通过扶贫机构了解相关信息；还有15.3%的村民是从亲戚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的，剩下不到1%的村民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由此所造成的村民对有关移民搬迁项目的了解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一部分村民反映，只知道只要搬迁就可以拿到补贴，至于怎么搬、搬到哪里去，自己一概不知，所以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由此可见，关于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方面信息供给和村民对信息的获取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村民视角而言，其关注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恰恰是造成部分村民在搬迁决策方面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搬迁工程推进的步伐和实施效率。
（二）政府补贴和农户搬迁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对一些搬迁中“顽固分子”的走访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年岁大了，难舍故土，只求安身立命之外，他们不愿意搬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举家搬迁所享受到的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关于移民搬迁调查中常常遭遇的一种最为尴尬的情况之一――搬迁工程一旦启动，项目区相对富裕的农户很快会行动起来，而真正的贫困农户则左右为难，摇摆在搬与不搬的决定之间。在涞源县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原本以农为生，靠农立命，没有过多家庭积蓄，甚至每年的收入还不够贴补家用的部分贫困农户而言，他们认为即使有了政府的补贴勉强满足了他们搬迁的意愿，而在新的安置地重新“安家立业”需要支付比原居地更多的成本，对他们而言似乎“得不偿失”。
（三）培训资源供给与农户的就业技能需求不匹配。实地调研显示：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部分针对农户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机会一般的农户很难得到。加之，培训名额分配方面存在所谓“干部优先”、“干部亲属优先”等不良风气，普通农户在培训机会获取方面被严重边缘化；其次，参与过培训的农户中有人反映，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化，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做或者能做的，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同时也不知道搬迁后到安置地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后，就是培训消息的时间相对滞后、培训时间安排和自己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等，也使得很多农户无法及时并完整地参与全程培训。
（四）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缺乏事前规划。对涞源县相关村庄的调研了解到，目前对移民搬迁户而言，其主要家庭财产包括住房、土地等都在原居地；而在新的安置地虽然可以享受到诸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比原居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基本没有属于农户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和财产。所以，很多农户顾虑一旦举家搬迁，原居地的房屋和土地等如何处置？安置地的家庭生计如何去维持？因此，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成为制约当地贫困农户搬迁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对移民搬迁户在原居地的财产处置和安置地生计系统的再造提早进行规划设计和相应的咨询服务供给。
三、推进和完善贫困山区移民搬迁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移民搬迁的认知水平，增强自主性，遏制在搬迁事宜上“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宣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让搬迁户能够全面了解移民搬迁的目的、流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因为信息疏漏或者不知情而对搬迁工程推进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宣传教育还要让农民充分地了解搬迁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搬迁是政府的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农户把自己不能完成搬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府，把搬迁的经济负担都转嫁给政府，自己不积极主动的筹集资金，寻找办法，这种消极的心态是错误的，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指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二，强化政府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程中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和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因为搬迁户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因为家庭储备资金极为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搬迁所需资金以及家庭生计再造的资金投入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尽量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其次，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实施点对点的精准扶贫；最后，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放宽贫困移民的贷款利息政策。
第三，加强对搬迁户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提供支持。对于纳入移民搬迁计划的农户，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前设计和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技能支持的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再就业提供良好基础。在新的安置地，鼓励和支持周边的原居民和有经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甚至是“以点带面”的帮扶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新迁入居民的生计系统再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群。
第四，以村为单位，妥善规划和解决搬迁户在原居地滞留财产的管理处置问题以及安置地相关财产权的获取问题，保障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中国农民，尤其是年长的农民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顾家守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家是“根”，根不能丢，所以宅基地和耕地承包地问题是移民搬迁工作中必须解决和处置好的首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激发创业者创业或志愿者进行原居地财产的承接，从而改变村民搬出后原房屋无人看管和耕地可能荒废的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安置地的进入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初来乍到”的新迁入居民在新的安置地的房屋产权以及社区成员权资格，以保障其基本的房屋使用、土地租赁等权利的获取。
第五，做好对搬迁户的跟踪评估，最大可能地减少其返贫的机会。定期对搬迁户进行走访调查，了解他们搬迁后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最新动态，如政府补贴落实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搬迁的后顾之忧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尽最大努力减小搬迁户返贫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红彦，高春雨，王道龙等.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4.
扶贫攻坚论文范文3
一、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机制及其偏差
现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如何为贫困农户提供贴心、及时的服务”等突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运行表现———对贫困农户的实际瞄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症结所在。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其运行中所显现的问题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而针对贫困农户授信的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尤甚；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作为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是迄今能够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次优选择。
从其本来定位看，农村小额信贷应该是直接瞄准贫困农户的，或者说它直接瞄准的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授信最困难人群。然而，在“商业可持续”的主流语境下，农村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正贫困的农户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酷现实，而屡遭诟病。
对农村小额信贷“瞄而不准”问题的探析，当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从一般运行机理来看，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瞄准的结果———是否击中靶心或者偏离度多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准的技术、瞄准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响因子。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取决于这种信贷制度的设计导向以及基于这一导向的技术创新手段即瞄准工具的运用。其中，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2]而瞄准的结果会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分配。瞄准工具不同，瞄准成本也有差异。农村小额信贷虽是缓解贫困农户进入信贷市场障碍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在贫困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过高的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者进入信贷市场。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农村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即贫困农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这个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额信贷自1970年代末诞生以来，类似“小额信贷是高利贷”、“小额信贷吸穷人血”的争议从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额信贷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所遭受的发展困扰———往往难以求得扶贫与赢利的双重目标平衡，其深层背景则是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覆盖面”与“可持续性”两大价值取向的长久之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的复制版印度小额信贷的本土之“危”,正是对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镜鉴：格莱珉银行瞄准的其实只是“亚穷人”.
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额信贷组织往往是“扶假贫”或“假扶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授信困难群体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念与现实的无情差距。中国信贷式扶贫成就乏善可陈，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先驱，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努斯打造的“穷人的银行”,其股份的96.5%为贫困妇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证。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小额信贷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为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范例来提及。
然而，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并不等于穷人的小额信贷，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的偏差，即便是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经典的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模式，尽管奉行的是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以及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机制的运行规则是：通常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仍只是特例或个案而并不影响其总体业绩）；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加之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GB模式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可见GB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
（二）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随着GB模式向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推广，论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却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2010年10月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危机，给全球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性和对“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质疑。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一味满足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所要求的高回报的做法，损害了弱势借款人权益，潜藏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印度小额信贷正转变着利润制造的方向，变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赚快钱。[3]那么，小额信贷能够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负服务于穷人并帮助他们脱贫的使命吗？小额信贷的印度事件权当是个案，是小额信贷“成长中的烦恼”.阵痛之后，小额信贷仍将在全球强劲发展，因为支撑这一行业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亿低收入群体坚实的需求以及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成熟的信贷技术和运营体系。透过“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几点警示是：其一，背离社会福利目标而以纯粹商业目的来经营小额信贷终将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寻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开展金融服务又能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模式———的困扰。由此，小额信贷组织要坚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底线。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昭示着“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伤”,但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错。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至今运营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还是在赚钱，问题在于这个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快钱还是慢钱。因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扶贫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问题。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机”在于：它无疑将推动全球小额信贷的新变革，从而也为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提供镜鉴。在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防止出现对以“尤努斯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注意发展的节奏，基于“稳步”和“健康”原则，实施行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有效监管。其三，在微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国小额信贷，其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为其国内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技术创新手段支撑，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样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农村小额信贷在区域和人群上都偏离了初衷
（一）基于“区域—人群”传递机制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第二阶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的重点攻坚式扶贫、第四阶段（自2001年起）的参与式扶贫。我国现行的参与式扶贫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结为：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实行区域瞄准方式，即主要是以贫困村为对象的村级瞄准方式来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我国现行扶贫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区域而不是以人群为基调的。虽然现行扶贫政策基调改以前的瞄准贫困县为瞄准贫困村，这是瞄准区域的范围的缩小———从县域到村域，但仍然没有能够到户、到人，尽管只是“一步之遥”,但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对于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如贫困和最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区恰是我国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将国家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扶贫政策，使农村小额信贷难以按其本来的制度设计，形成对于特定人群的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此其一，还有一种情况涉及我国扶贫资金的行走路线问题。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的，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本应该扶持的特定人群贫困户，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雁过拔毛”的动作。这种“区域—人群”传递机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这个过长的委托—链中，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显然，“战线”越长，管理成本越高，主导者或主政者就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
对于农村小额信贷来说，道理同样如此。在这个程序化的、繁复的传递过程中，农村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就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换言之，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往往呈现出反向变化态势———其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瞄准偏差的逐步加大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能否构建一种真正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焦点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这种从上到下的、从区域到特定人群的资金行走路径为载体，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从理论上讲，小额信贷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最佳结合点，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小额信贷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政策的“框框”,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滑向了所谓的“可持续成长”一边———“可持续成长”的潜台词就是要赚钱。这是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汇集，小小的农村小额信贷是无法改变的。
（二）基于“农户型—项目型—商业性”演化轨迹的偏离再印证。
扶贫攻坚论文范文4
说起家乡,我的内心就涌起一股股暖流,仿佛和煦的春风吹遍全身；说起家乡,我的眼前不断播放着那一处处靓丽的美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志士在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家乡浓厚的感情，用隽永的文字歌颂着家乡的抚育之恩，那种莫名的乡愁，无限思乡的情感无不缭绕在每个游子的心头。常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于每个爱国爱家的人而言，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着浓浓的情怀。我的家乡楚雄，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它依山傍水，美景如画，屹立在云缠雾绕，巍峨壮观的哀牢山中，倒映在美丽的金沙江畔，吮吸着这一方水土的滋养。
一首《楚雄好地方》唱出了彝州美，家乡好，唱遍彝州大地。那一句句“高高乌蒙山啊长长金沙江啊……咱们彝州美啊楚雄好地方啊！”如魂牵梦绕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瓜果飘香的元谋，恐龙之乡禄丰，风景秀丽的紫溪山……让来到这里的远方客人被这些美丽的景色迷住；三月草莓味甜美，五六月间樱桃、杨梅挂枝头，冬季还有冬桃来解馋，舌尖上的人间美味不就是在楚雄彝州吗？除此之外，在白云和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彝人古镇、紫溪彝村那一幢幢突显彝族特色的瓦房错落有致，与远山的翠绿融为一体，此情此景美不胜收；这一切让我们从中认识了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彝族，了解到了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品尝了美味的彝州小吃，让到过这里的每一个远方客人叹为观止，赞叹不绝，流连忘返！
随着祖国改革的春风，一项项民心工程深入人心，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的层层落实，为祖国人民营造了一个幸福家园。在这样的美好时光中，为了让家乡人民能拥有一个和谐、温馨、优美的人居环境，彝州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文明城市的建设也拉开了序幕，更为家乡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祖国好政策的引领下，在家乡领导的精心规划中，彝州到处繁华热闹，到处欣欣向荣，到处绽放出绚丽之花。彝州的每草每木，每水每土都在歌唱着森林城市的“新韵”，四季在轮回，彝州的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天天在变，月月在变！变得越来越美！
回想1994年我从偏远的山区走进楚雄就读初中时的城市面貌，那时的楚雄城区建设很小，建筑杂乱无章，一条条古老的街道并不是柏油马路，是用水泥和小石子混合铺成的；那时的城市交通工具大多是只能坐两人的人力黄包车，从郊区进城的大多是马车；那时城市周边都是山和田地，坝区人民进城也不是很方便，我们偏远山区进城更是艰难，既要转车还要步行才能回到家。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生活得到明显提高，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30年来我的家乡楚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建筑处处高楼大厦，道路四通八达，街市熙熙攘攘，滇中大城市的建设使家乡更加辉煌灿烂。乡村建设也红红火火奔小康。过去村中的那些泥泞小路被宽阔的水泥路、柏油路代替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放眼望去，那一道道梯田，层层叠叠，季季如画，景象万千，到处呈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家乡风情。家乡建设越来越美，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快，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祖国的母亲温暖的怀抱。家乡的人民总是那么热情，朴实，好客。总是笑盈盈，美滋滋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乡永别了那段贫困的历史，在祖国改革的春光中，让他们过上了优越的生活。国泰民安，幸福满满，这一切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祖国给予我们的抚育和滋润！
家乡——美丽的彝州！你永远是我们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为你的与时俱进喝彩，为你的欣欣向荣欢呼！亲爱的祖国，我为你的灿烂辉煌感到骄傲，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而感到自豪！常言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富则民强，就因为你的繁荣富强才给我们营造了祥和安全的居所，让我们过上了优越富足的生活！做为祖国的子民，我知足，我感恩，感恩祖国的滋养和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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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参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区域对口协作；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090-05
一、问题的提出
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对于已步入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宁波来说也是如此。①加快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跟上全市发展步伐，以乡镇为区域基本消除面上贫困和欠发达状态，不仅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宁波各级党委、政府重大的政治责任，更是建设幸福美丽家园的必要举措。
为推进相对欠发达区域②（简称为“16+3”区域）的发展，遵循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农村扶贫帮困工作思路，宁波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帮扶政策。从2001年起，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帮困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十一五”规划期间，为进一步推进扶贫项目深入开展，又连续出台了《关于推进相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区域对口协作帮扶活动的通知》等实施意见。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宁波“16+3”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有了显著提升，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能力和潜力不断加大。但总体上“16+3”区域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制约因素仍较多，而且，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相同的扶持政策在不同的乡镇效果却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该如何因地制宜，实行针对性强的差别化区域政策，分类指导，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用成为现阶段关注焦点。鉴于此，课题组采取村民访谈、村干部调研以及主管部门座谈等多种方式，了解政府各类帮扶政策在不同区域做法和实施成效，挖掘成功案例和失败典型，总结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结合区域资源现状，提出扶贫政策优化建议，为进一步推进宁波相对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沿海发达城市推进相对欠发达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指导。
二、具体做法与实际成效
回顾十余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推出的针对相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参与式扶贫，逐渐从“救济式”分钱分物向“开发式”政策配套扶持转变
从2001年起，在原扶持的贫困乡镇全部达到脱贫目标的基础上，宁波市帮扶重点从贫困乡镇逐步向贫困村、贫困户转变，扶贫帮困工作以扶持薄弱村、贫困村、生产型贫困户为重点，做到点面结合、进村入户。该阶段扶贫特征为“参与式扶贫”，帮扶方式逐渐从救济式的分钱分物向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转变。
首先，政府每年通过安排一定的脱贫资金，重点支持其欠发达地区发展集体经济项目；选择当地适宜的项目，通过注入扶持资金入股的方式对山海资源丰富的区域进行开发。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新品种开发、产业技术改造、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方面，主要以资金支持为主。其次，在人口、劳动力下山转移方面，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脱贫攻坚资金，重点实施下山脱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助。第三，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侧重于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公共服务支出较少。第四，在对农村弱势群体实施救助方面，大多也是采取资金补助的方式。如发放农村社会临时救助资金，向农村五保困难群体支出供养资金，提高五保供养率。对于困难群体实行门诊、诊疗和注射费、护理费和手术费的减免政策，实为变相的资金补助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在该阶段采用“分钱分物”手段之余，已逐步开始探索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如在产业扶持方面，拨给贫困村调剂使用建设用地指标，鼓励薄弱村、贫困村在规划指定的城镇和工业园区内，建造标准厂房或经营性用房，培植稳固的村级集体收入财源开发。通过这些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手段，有些村级集体经济找到了一些新的增长点，如将特色农业与当地旅游业相融合，成为山区、海岛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覆盖面不广，方式较为单一。
据统计，列入市级帮扶的经济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2 906元增加到2006年的4 667元，每年平均以8.5%的速度递增；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初步达到了村村通公路，多数通水电的目标；标准海塘、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绿化造林工程，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初步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与福利、自然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应保尽保”的目标。
第二阶段：进村到户，开发式扶贫为主，资金支持为辅
为进一步推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宁波市政府于2007年4月份出台了31号文件（即甬政发[2007]31号《关于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扶持欠发达镇乡村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涉及16个镇乡和余姚市东南街道茭湖片、宁海县跃龙街道水车片和黄坛镇双峰片。该阶段性帮扶工作已由乡镇转入“进村到户”，工作重心以开发式扶贫为主，辅以资金支持手段，即以“造血型”对口扶贫为特征。
与第一阶段参与式扶贫方式相比，第二阶段“造血型”的扶贫方式则更有针对性。如在产业扶持方面，对耕地、林地集中流转期限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农户，分别按每亩50元和3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欠发达地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养殖基地的企业，根据其投入规模和带动效益给予不同的补助；在基础建设方面，对欠发达村村内道路、小型水库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在“村联网公路”工程基础上，由交通部门安排资金，加强对欠发达村村内“泥巴道路”的改造。同时，加固扩容有供水职能的小型水库，对农民饮用水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增加补助标准。对达不到农村环境整治要求标准的村级卫生室，由卫生部门补助运行经费；在对低收入农户帮扶方面，建立低收入农户档案，推行了“一户一策一帮扶”的扶持措施；按照不同档次、不同比例的原则，使用政府专项民政医疗救助资金对因病致贫低收入农户进行补助。针对低收入农户中的无房户、危房户、受灾户分别通过自筹自建、购旧房、修破房的形式，逐步解决低收入农户住房困难问题。
“开发式”扶持政策成效显著：一是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得到完善。逐步建立以市为统筹、县负总责、社会广泛参与的扶贫机制，先后制定出台了多项扶贫政策文件，帮扶工作由乡镇转入“进村到户”。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完成山区、海岛及自然条件恶劣区域的农民移民搬迁10 498户、29 639人，拆并自然村271个，搬迁移民基本实现安居乐业。启动实施住房救助工程，6 000多户低收入农户在该项工程中受益。实施机耕路和村内道路援建工程，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逐步改善。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实行倾斜。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实施一些特惠措施，有效开展了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和社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农户生活状态。四是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带动农户增收致富。2010年“16+3”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 598元，比2006年增长41.37%。
第三阶段：区域对口协作帮扶，以提高民生水平为主
2011年12月，宁波出台了《关于推进相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区域对口协作帮扶活动的通知》等政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动员慈溪、北仑、鄞州、江北、江东、海曙、镇海以及余姚市强镇对口协作帮扶“16+3”区域。这一阶段对欠发达地区的扶贫措施以提高民生水平为中心任务，更加关注效率、公平和民生水平的提高。在产业扶持方面重点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加大对绿色生态环保优势、示范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以引进资本或合作参股的形式开发项目，打造专业化高效生态农业项目。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联结带动功能，挖掘区域内山水、人文、自然资源内涵及综合优势，优先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业，积极探索“景区+农家乐”联动发展模式，改善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环境。① 另外，创造性地提出将人口集聚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鼓励通过人口迁移引导农田、林地流转和集中连片开发。对集体经济扶持力度也开始加大。包括通过统一组织开发项目来开发厂房和三产用房，利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城镇和工业区异地置业，稳步配置和增加村级集体物业经营资产，以进一步增加村级集体收入来源。包括通过集中资金、土地资源统一组织合作开发项目。市级在专项扶持资金中每年安排1 500万元用于村级运行经费及增强造血功能项目补助。
依据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的要求，重点扶持建成区、中心村、特色村和集中居住点，整体实施房屋立面、道路饮水、垃圾处理、村庄绿化、村内河道、村级便民中心等内容的建设，力争欠发达地区村庄集体面貌的改观。同时，资金的安排较为合理，体现在使用专项扶持资金中每年安排9 000万元，对60个左右村的村庄整治建设按中心村、全面小康村、特色村、规划保留的一般村分档实施特惠制补助。
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和保障水平方面，对区域内已建立的低收入群体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切实做到建档立卡、分类指导。将低收入群体引到相关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来料加工、乡村休闲旅游等业态以带动就业，对低收入群体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继续落实惠农补贴和生态补偿等支持保护政策，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让更多农户通过直接补贴获得转移性收入。
三、典型案例
从2001—2013年，为推进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宁波市委市政府先后采取了“参与式”扶持、“开发式”扶持、到“区域对口协作”方式扶持等政策，“16+3”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截至2012年“16+3”区域人均纯收入8 581元，同比增长15.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陆埠、大岚、四明山、鹿亭、茶院人均收入增长率在20%以上。村级经营性收入平均18.35万元，同比增长17.1%。其中鹿亭、胡陈、深甽、前童、高塘岛五个乡镇增长率超过60%。
同时，调查中发现，政府所推进的扶贫项目中，由于实际操作方面的局限性，实施效果并不一致，即同一政策在不同的区域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有些区域收效显著，有的区域收效甚微。宁海黄坛镇里天河村与奉化溪口镇东姜坑村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就是一个证明。
（一）绿色产业中不断壮大的里天河村
通过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增加农户收入政策。
黄坛镇里天河村地处白溪水库上游，全村共有305户，896人，其中外出创业务工人员229人。里天河村有耕地271亩，山林11 045亩，承担着水源地保护的涵养林建设任务。近年来，依靠森林资源优势，村两委会实施兴林富民工程，积极引导当地村民由传统的农田耕种为主向香榧等经济林规模种植转变，使经济林面积逐渐扩大，到目前，有茶叶150亩，毛竹2 500亩，香榧1 112亩。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逐年上升，2012年实现村民人均收入9 500元。
首先，该村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里天河村位于双峰山区。该山区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拥有山林面积120 948亩，海拔为200米～800米，是一个典型的低山丘陵地区，较适合香榧的生长，而且双峰山区原本就是木榧的发源地和主产区，现仍存有野生木榧千余株。近几年，村里经过集体考察，将原为主导产业的梨树基地改为香榧基地，村里还将附近100亩产出率不高的山林进行了林相改造，改种香榧，专门雇员管理，鼓励村民种植香榧。目前，里天河村利用山地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林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茶叶、毛竹、香榧等，基本形成特色产业基地，特别是香榧基地，至今已拥有香榧种植面积1 112亩计5万株，是宁波市最大的香榧产业基地，其中村集体335亩，人均香榧种植面积达到1.4亩。
其次，投资资金的保障。长期以来，村级集体经济形成了有效的积累机制，村集体年可用资金达到35万元，在维持基本运营费用的同时，还发挥了对村里主导产业的扶持、管理、服务保障功能。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兼顾。该村主要的产业茶叶、香榧的种植都属于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业，生产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或重金属超标现象，对当地的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对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村里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逐一破解。如针对里天河村交通设施发展比较滞后的问题，村里积极开展机耕路的建设，目前已建成了杨染自然村至大罗塘全长2公里、宽4米的资源型机耕路，沿线可开发香榧基地900亩。2012年又新建了2.5公里的资源型机耕路一条，不断扩面增量。针对香榧种植人才的缺乏，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香榧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培训力度。如村里积极与宁波市林业局等单位结对，带领香榧专业户到诸暨枫桥等香榧产区取经，并邀请浙江林学院教授等专家到村讲课，培养了一批本村的种植专家；针对产业链不够完善的情况，村里还建了香榧加工中心和上百亩香榧苗圃基地，定期收购村民的香榧。为了将香榧产业与市场对接，村里加大了香榧的标准化生产，不光配置了加工香榧的流水线，以高价收购香榧，还成立了专门培育香榧树苗的公司，节省村民到外地购买种苗的时间，里天河村也由此形成了完整的香榧产销一条龙。
目前香榧已成为里天河村人均收入的“半壁江山，随着香榧从幼林期不断走向始果期、盛果期，该产业成为里天河村脱贫致富的朝阳产业，该村分别被省、市、县林业部门授予林业产业特色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销售产值达366.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8 000多元，比未种植香榧时翻一番。
（二）依然困境中的东姜坑村
奉化市溪口镇东姜坑村地处四明山腹地，现有农户157户，人口633人。山林总面积3 920亩，耕地面积143亩。201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4.6万元，主要来源于扶贫款利息、村集体花木销售、村级闲置房屋出租款。而刚性支出达14万元，包括干部工资、电费支出、保洁支出、办公经费等，可以说是入不敷出，基本运营费用不足，其管理服务保障功能不能得到发挥。
2011年“区域对口协作”扶持政策规定加大村级运行经费补助额度，每村运行经费达到10万元，要求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集中资金、土地统一组织合作开发项目，集中开发标准厂房，有效配置村级集体物业经营资产等。但具体实施到村庄，又因为自然条件制约、生态保护限制、产业人才外迁等多方条件缺位的困难，使得政策的效益大打折扣。
首先，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得开发项目落地难度很大。东姜坑村地处偏僻，建造物业用房、标准厂房缺乏优越的区位条件，寻找合适的项目难度很大；该村又地处溪口雪窦山风景区内，如果要引进工业项目，又要服从景区总体规划，难以统一；二轮土地承包后，村集体预留土地偏少，拟通过土地增减挂钩增加指标，又受到该政策需优先满足本镇（街道）农村建设用地、工业的需要，难以落实。
其次，投资资金的制约。长期以来，村级集体经济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机制，多是一次性投入，随后带来的集体收入一次性消耗完毕，缺乏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往往碰到好的项目，因缺乏资金而只能眼睁睁地丧失发展的机遇。村级集体经济自身造血功能弱，正常运行经费即使通过财政补差，扣去应付的刚性支出，仍然停留在低下水平。村集体只能依靠向上争取扶贫款和结对单位帮扶来拓宽集体收入来源，缺乏创新发展能力，不能很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开发。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冲突。东姜坑村地处“生态屏障”地区，在执行产业政策方面受环保约束更严，自身发展所需的环境容量相对更小。该村村集体以及家家户户村民都种有苗木，包括樱花、红枫、茶花等。其中，花木是集体经济的大头，占了约2/3的年收入。但种植周期只有五年，如果对花木进行频繁移植，会破坏当地的土地植被，危及城市的饮用水安全。显然，扶植集体经济产业的发展时，如果不注意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会引起土地贫瘠化、水源地污染等后果。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限制了大型养殖业、工厂的进驻，选择的其他项目少了，同样制约了经济发展。总体来说，产业集聚、资金集聚的规模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难以在该村形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压力仍将十分明显。
第四，建设人才的制约导致一些建设中的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中青年主力军外出打工，东姜坑村发展缺乏后劲力量，科技力量不足，缺少人才和专业技术指导。该村的花木产业起步较早，在业内已有些许名气，但主要处于产业初级阶段，花木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无法提升产业的层次和附加值。目前的花木销售主要依靠外来采购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没有自己的营销人员，未能充分利用现代新技术，尚未建立全面的营销网络，品牌意识不强。
从里天河村与东姜坑村的对比中看出，集体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自身先发优势缺乏、发展模式传统、集体资金积累空白的原因，还有生态环境限制、产业人才外迁的因素，导致这些地区产业、资金集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难以形成。除此之外，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承担了过多的农村社会职能，面临财政实力薄弱与民生保障加强的双重压力。主要体现在集体刚性支出承担了多项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福利开支，包括补助农户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卫生保洁、治安民防、绿化养护、路灯照明、村级道路、基础设施维修、生活饮水、办公室、卫生室、活动室和便民服务点等各种开支。这些开支成为集体经济的一大负担，而村民对建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四、政策优化建议
（一）因地制宜，按主体功能定位错位发展
即一村一策，寻求合适的发展领域、投资项目和经营模式，培植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来源。鉴于宁波欠发达区域往往是生态环境敏感区、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区等的现实，在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规划时做到：首先，根据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环境容量划定生态控制线，分成适宜—限制—禁止开发三个主体功能区，发挥其原有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等功能。 其次根据生态资源禀赋，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对具有山海资源欠发达村，可以采取自行开发、资源入股、使用权转让的方式来发展海塘养殖、特色种植、小水电等产业。对具有人文资源优势的欠发达村，可拓展红色旅游、花卉观赏旅游、农家体验旅游等休闲旅游产业。再者在加强农田保护的前提下，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和名优特色产品，构建竹类、茶叶、花木、果树等多元化农业体系，以避免某些项目受到环境制约时产生的消极影响。
另外，生态保护区域因承担着诸多生态效益功能，与开垦耕作的矛盾突出，可供当地农民耕作的土地较少，对那些扶持产业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有冲突的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应继续落实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财政资金获得应与该区域承担的生态环保任务直接挂钩，对需要生态保护的欠发达区域倾斜，向保护生态的村民给予财政补贴，使之自觉成为保护生态的主体。可由居住在生态保护区域、积极参与并履行保护生态资源职责的成年村民向村委会申请，根据生态区位、天然林及水源涵养林分布、国有林地与集体土地比例，农民收入等因素来拟定补贴区域和标准，报上级部门审定。当前，首先要逐年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助标准，提幅不能小于经济指标的增长和社会其他补助（如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的增幅）。
（二）挖掘潜力，对农村土地进行综合整治
随着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遗留的宅基地、“空心村”、废弃山塘渔塘也日益增多。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整治的契机，拆除空心村，迁并自然村，进行宅基地的整理。同时开展农地改造升级、土地垦造等工程，增加有效耕地的使用面积，对宅基地进行复垦，获取非农建设用地折抵指标。对依法取得的非农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项目内农村住房集聚、公共设施配套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项目需要，节余指标纳入交易市场，土地出让金收益全额留给所在镇（街道）、村，用于农民身份转换的保障支出和基建投入等。这样，就将拓宽集体二三产业发展空间与美丽幸福新家园建设、中心村建设两者相结合，有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其次，对于农业副业化、兼业化和小型化经营的村庄，可通过安排专项财政资金补助的方式，鼓励当地的农户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植养殖大户参加小块种植、散状经营的耕地林地集中流转。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有助于这些组织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促进土地集约、资金集中和技术更新，从而促进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三）税收优惠，切实减轻村集体经济负担
允许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免缴村级工程建设的部份税费，以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方式返还集体；将租用村集体土地开办的企业的税费收入（指房产税、营业税地方政府所得部份）按一定比例，以公共设施建设补助方式返还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集体建设居住小区所需自来水、有线电视、供气等市政设施安装，有关部门应根据农民建房有关政策给予优惠。
（四）增加预算，扩大公共财政农村覆盖面
增加各级政府在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预算，减少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建公共设施的压力，为集体经济减负，增强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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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主体是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就必须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以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如何适应和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我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结合实际，作了一些思考。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使农民持续增收最有效的途径，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所谓现代农业，就是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标志的农业。所谓市场经济规律，首先是产生的产品要适合市场的需要。第二，市场经济有两个显著特点，即具有契约经济和法律经济的特点。第三，市场经济有严格的市场运行规则。所有这些，对刚刚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且从总体上看文化水平还不高的广大农民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时，农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还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努力培育文明向上的社会风尚，努力培养与建设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民。从目前农村的一些地方和农民来看，集体主义思想，团结互助精神有些淡化，法律意识淡薄，诚信度不高，发展意识、竞争意识不浓，文明意识、健康意识不强，一些传统陋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新风尚、建设乡风文明要求格格不入。必须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推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顺利进行。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
农民不仅要富，农民还要有乐。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虽然我们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农村文化建设还是相对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任务艰巨
从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环境和条件来看，任务繁重而艰巨。
（一）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从我市县、乡、村的文化设施来看，市区一级虽然都建了文化馆、图书馆，但标准都不高，事业经费也很少，乡镇文化站建设更令人担忧，大多数文化站的活动场所，如电影院、礼堂等，有的年久失修，有的早就拆除。村文化大院一缺场所，二缺设备，三缺管理。农村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这样一个现状，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是极不相适应的。
（二）文化人才匮乏
不论是专业人才、管理人才，还是经营人才，都严重不足。乡村文艺人才更是缺乏，人员是进不来出不去。这些状况不改变，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任就难以顺利完成。
（三）文化产品严重不足
据调查，现阶段农民对文化的需求，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科学技术，二是有关农村的法律法规，三是文学书籍，四是文化娱乐。从现有的文化产品来看，是严重的供给不足。
（四）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低
目前广大农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后，对精神文化生活十分渴求。但从他们生活消费支出的安排来看，首先是盖房子、看病、保子女读书及日常的生活开支，基本没有剩余的钱。农民不是不需要文化而是没有钱去享受。
三、改革创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正因为农村文化建设重要而紧迫，任务繁重而艰巨，所以，我们要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来扎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一）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从体制上讲，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真正做到竞争上岗、全员聘用，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切实增强事业的内部活力。尤其是乡镇文化站的体制，要十分明确。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桥梁和纽带，公益性十分鲜明，因此，文化站作为第一线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在乡镇配套改革中不能改变。对文化站作用的发挥，关键是要创新机制，调整职能，明确责任。
（二）整合资源，建立和完善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从现阶段来讲，一是要整合一切用于农村、服务农民的各项文化资源，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如教育、科技、党员电教、村级活动室建设等。二是要建设好三个层次的阵地，即县（市）区的文化馆、图书馆、剧团；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大院。特别是要把乡镇文化站建成集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站。并做到国有、民营一起上，大力培育和发展民营文化企业、村文化科技中心户等。为了促进三个层次的文化阵地建设，要继续开展创建文化先进县（市）、文化先进乡镇活动。以创建活动激励阵地建设。三是要实施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2131”、农民图书、农民健身、民间艺术发掘利用这六大工程。四是要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和文化扶贫活动，积极探索“三下乡”活动的长效机制，变送为“种”。
（三）不断提高文化生产力，创作出更多更好适合农村农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一是要大量出版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二是要创作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体现农村生活、激励农民斗志的优秀作品，并把它搬上银幕，立上舞台，更好地服务农民。三是大力发展民间文化艺术，打造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或民族特点，农民喜闻乐见的农村文化活动项目。四是要切实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不断加大农村文化人才的培育。特别是要加大农民自身文化人才的培养，努力建设一支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骨干队伍，让他们长期扎根农村，成为不走的庄户剧团，使其卓有成效地为农民提供服务。五是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营造扶持健康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社会环境。
（四）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功能作用
从目前县（市）区、乡镇的财政实力来看，大多数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每年挤出一定的财政实力，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建设的投入，应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五）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农村文化建设按规划、有步骤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