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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1
一、概念阐述
按常规的经济学方法，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概念人手分析。
所谓产业资本是指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本，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等部门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企业或企业集团整个生产经营的过程就是其产业资本运用的过程，它的投向取决于盈利状况、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发展规划等，前者是决定因素。而金融业资本存在于和生产部门相对应的金融服务业，从会计学的角度既是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的所有者权益，在性质上体现为所有者对资产的剩余权益，在形式上包括货币资本、借贷资本及其它形式的虚拟资本。金融业资本聚合社会闲散资金，是金融服务业从事货币经营，发挥其固有的中介调节功能的根本。
理论上产融结合特指在生产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通过股权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事结合所形成的资本直接结合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包括信贷联系和资产证券化(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结合、信息共享等，对产融结合的分析，自然让我们联系起经典意义上的金融资本的概念，实际上，经济学对产融结合的论述也集中体现在“金融资本理论”。现在看来，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历史角度考察金融资本，它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以集中、垄断生产经营为目的的资本融合或混合生长；其二，资本的融合主要通过信贷关系，股权参与、人事联结、组织协调、信用结算或资倌咨询、资本运营等方式实现的；其三，资本的融合程度以两者在竞争合作中能否获得比较利益为限，与基本经济制度无关。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可得出，产融结合和金融资本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
若要严格区分起采，只是前者为动态，后者为静态，故可以描述为，产融结合是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但是，金融资本不同于金融业资本，这是我们在分析此论题时必须先要明晰的概念。
二、需求供给分析
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参与者主要是金融部门、产业部门和政府。产融结合对三者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各自对产融结合不同的需求动因。
作为金融业最普遍和主要的组织形式，分析银行对产融结合的需求有着代表性。银行资本具有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特点，而产融结合内在地满足资本“三性”要求，成为银行在产融结合过程中的能动力。对企业而言，现阶段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要解决资金短缺，企业需要与银行进行深层次的融合。从产融结合中，企业得到银行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支持和全方位服务。另一方面，相对于实业企业，我国金融机构数量还是太少，金融资源具有稀缺性，增加了对产业资本的吸引力，企业通过与金融业渗透会为产业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且满足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的需要，对政府而言，产融结合在金融业和产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传导机制，给政府以金融手段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制度。另外，金融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处于大力发展的势头，因而产业资本(包括民营股份)参股、控股金融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金融企业资本不足的“软肋”。
上面的分析阐述了产融结合中的参与者对其具有明显的需求动因，从制度安排的角度，产融结合的实现还需要有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也既是制度创新和市场条件。
制度创新是促进我国产融结合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产融结合在我国不是技术操作问题，而主要是产融结合的体制基础问题。产融结合所要求的体制基础是多方面的，因此进行制度创新非常必要。在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里，占有资本的条件、产融结合的条件与方式都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形成的，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要培育和发展产融结合，必须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包括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培育适当的专业性市场中介等方面。 三、效益成本分析 经济学分析中，效益成本的比较常常用来决策某一方案，而应用到本文，目的在于透析产融结合的利弊，进而防范风险，将其朝着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加以规范。
1．效益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产融结合所带来最为明显的效益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产融结合能使银企之间的债权关系固定化、长期化，它们之间的资金交易就类似于某种内部资金拆借。金融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从外在信贷联系走向内在资本结合，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交易关系，从而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行为，从全社会角度看，节约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结构中，产融结合能够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这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能力的提高来实现。首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使越来越多的闲散资源进入商品流通与生产过程，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能力。其次，金融部门介入企业，借助于货币利率的显示等途径，使低效率的项目投资被淘汰，从而保证了投资的效率与生产能力。再次，有助于促进储蓄一投资的转化，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推动全社会价值的增值，使社会财富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
产融结合还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
2．成本
应当注意的是，产融结合固然对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有许多积极作用，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一国经济金融的风险。
如果产业资本没有增加，徒有金融资本的炒作增长，经济泡沫就会必然出现，而银行与产业之间联系更紧密，可能更容易传播风险。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产融结合行为也会由于外资并购的参与而涉及相关利益者增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更会使产融结合的风险加大。产融结合如果没有合理的引导和监控，还会形成“航空母舰”式财团，带来潜在的垄断。垄断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会引致生产效率低下，资源不能得以有效配置，而且垄断利润的存在将造成杜会福利下降。
此外，产融结合中法人持股使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密切，削弱了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容易导致经济的非均衡。
四、结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产融结合可以描述为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二者是可以等同的，但金融资本不同于金融业资本，这是我们在分析时必须先要明晰的概念。
第二，产融结合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能推动经济增长，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还能内在地满足银行资本“三性”要求，并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投资渠道，以及有利于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因此金融部门、产业部门和政府对产融结合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需求动因。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大力推进和发展产融结合。
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2
笔者以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于降低联储基准利率并非是“新瓶装老酒”的关系，而是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真正理解这种区别，我们对未来货币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展望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标志着美联储从“间接发钞”变为“直接印钞”。要了解这种转变，我们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货币发展史。
现代金融诞生之前：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
在现代金融诞生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货币都是由贵金属担当(中国是铜、白银而西方是黄金、白银)。由贵金属担任货币虽然在储存、价值度量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缺点。由于贵金属的稀有性及当时冶炼技术的限制，货币发行量往往跟不上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实体经济总是陷于通货紧缩的风险之中，经济发展受阻。而在通缩经济中，货币相对于社会资源及劳动产品的稀有性，造成了“发行”货币在占有社会资源及劳动产品方面将产生相当可观的利益，即货币红利。而且经济越发达，受通货紧缩的羁绊就越深，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的利益驱动就越强大(这里货币“发行”的概念既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以政府暴力手段强制社会接受货币流通的公开发行，也包括私人通过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成色，以欺骗的手段在市场上流通的地下发行)。
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中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国的策略是重农抑商，鼓励自然经济，而打压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交换，因而对货币的依赖也不强)；西方则是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以及鸦片贸易等手段从世界其他地方掠夺金银，解决自身货币发行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屠杀与掠夺的基础上的说法毫不为过)。
再看看历史上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的案例。在西方，公元190年至公元300年期间古罗马帝国战事不断，罗马皇帝不是发动侵略帕提亚的战争，就是抵抗波斯后裔萨珊帝国的西侵。为了筹措军饷，罗马帝国相继削减铸币尺寸或在铸币中添加贱金属。这种降低货币中贵金属成色的方式在罗马帝国时代代相传，最终导致物价上涨，铸币贬值。公元138－301年，古罗马军服的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小麦――物价水平的主要指标――涨了200倍。在公元253－268年之间，银币的含银量还不到5％(现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导致国债澈增，美元大幅贬值与历史何其相似!)。
在中国，由于北宋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期，政府设益州交子务，在之前“私交”的基础上，正式发行了“官交子”。虽然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威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但北宋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当出现政府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就会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为了满足快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届总量的数倍。最终交子因丧失信用，巨额贬值，退出流通领域。清末咸丰年间。政府为了筹措镇压的军赞，发行了纸币大清宝钞，最终也因为发行过滥而贬值，到咸丰末年，几成废纸。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首先，在纸币产生以前，货币红利基本上被政府以暴力强制方式垄断。因为贵金属本身就是实物资源，而实物资源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掌握社会暴力的一方，私人金融资本只能通过非法私铸或阿氐货币中贵金属含量的欺诈手段挖挖墙角，无法长期公开分享货币红利。但是从纸币诞生后，货币红利就不再被暴力所独占，私人金融资本也可以通过信用发行纸币，长期公开地分享货币红利。明清时期晋商通过经营票号，依靠其私人金融资本的信用实现了“汇通天下”。晋商票号发行的汇兑银票(存银收据)其实就是一种准货币，而支撑银票流通的就是开具银票票号的兑付信用。
其次，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金融资本，只要货币红利足够大，他们都无法抗拒通过建立“劣币发行体系”(无论是贵金属含量减少的金属货币还是根本就没有贵金属成分的纸币，相对于贵金属货币本身而言都是劣币)攫取货币红利，以满足自身平衡财政的需要或是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追求，而“劣币发行体制”一旦建立，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金融资本都将无节制地滥用“劣币发行体系”，直至其彻底崩溃。
现代金融诞生之后：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平衡
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无法回避一个难题：如何保证货币的发行量既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但又不至于被滥发而迅速崩溃。西方现代金融正是在破解这一难题过程中破茧而生的。鉴于以往“劣币发行体制”被单一力量操控必然导致货币滥发继而崩溃的历史教训，现代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发行权由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掌握。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现代货币发行体系中是一种既利益共谋又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具体言之，就是政府发行国债，将国债抵押给私人金融资本，私人金融资本以抵押的国债作为信用基础发行法币。
在现代金融系统的货币发行过程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利益共谋是很好理解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金融资本都能从多发货币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货币发行权既然由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掌握，发行货币的货币红利就自然被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瓜分。对政府而言，多发货币的货币红利体现为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具有更强大的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假如它想打仗但没有钱，如果金融系统能多创造一些货币给它使用，政府就能调动资源开战，并最终可能打赢战争，因此政府能够从金融系统多发货币的活动中受益。对于私人金融资本而言，多发货币的货币红利体现为国债的利息收入，虽然国债的利率往往都不高，但是计算利息的本金数额却是非常巨大的，且生息本金的成本为零。因此私人金融资本从多发货币的活动中受益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都能从多发货币中得到好处，那么又该如何保证货币不会被过度滥发而崩溃呢?
在现代金融系统的货币发行过程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又是相互制约的。这种制约关系表现为印钞权在私人金融集团而非政府手中，政府只能发行国债不能直接印钞；但私人金融集团也不能随便印钞，因为它必须以政府抵押的国债为信用基础，如果政府不发行国债或者发行的国债销售不出去，那么私人金融资本就无法印钞。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金融史上最有权势的私人金融资本家族都跟国债有着不解之缘。例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拿破仑与惠灵顿的滑铁卢战役，大笔吃进英国公债获利的故事。
其实，内森・罗斯柴尔德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利用英国公债价格涨跌的差价赚取了多少钱，而在于他把握了一个
历史性机会，垄断了市面上的英国公债，从而牢牢控制了英国公债的价格，这也就实际控制了英国公债的发行权。控制了英国公债的发行权也就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也正因如此，内森・罗斯柴尔德才会发出“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这样的豪言壮语。
再比如美国的赛利格曼(Seligman)银行家族，该家族从承销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公债起家，最后主宰了美国的国债市场。美国财政部曾经在南北战争后为重建经济而发行公债，由于在发行债券的利率上与赛利格曼家族谈不拢，因此在债券发行初期赛利格曼家族并没有积极地参与这笔公债的承销，结果这批债券在欧洲根本卖不动，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妥协，调整了债券的票面利率并邀请赛利格曼家族作为主承销商参与承销，这批债券才得以在欧洲顺利热销。
这段历史公案更深刻地反映了政府与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体系中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试想，当时美国刚经历完南北战争，政府财务状况实在是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按照现在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当时的美国公债对于欧洲投资者而言是十足的垃圾债券，这些垃圾债券如果没有欧洲金融资本的鼎力支持是无论如何也卖不出去的，而赛利格曼家族正是欧洲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当时美国政府想绕开赛利格曼家族，以较低的利率在欧洲直接发行债券筹集战后重建资金的举动显然是无法成功的。但如果美国公债在欧洲找不到买家，那么欧洲金融资本也就无法通过发行更多的美元而攫取更多的货币红利。因此，一旦美国政府在利率价格上做出妥协，即使美国公债这样的垃圾债券也能在欧洲热销一空。赛利格曼家族凭借其在欧洲金融资本中深厚的人脉关系，既扮演着帮助美国政府销售公债筹集资金的角色，也担负着代表欧洲金融资本控制美国货币供应，攫取货币红利的任务。
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的这种平衡关系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就这样一直保持着。1929年的“大萧条”没有打破这种平衡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没有打破这种平衡关系，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还是没有打破这一平衡关系。直到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的平衡关系终于被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打破了。
“量化宽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底是什么玩意呢?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和报告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2009年10月14日，美联储公布了其9月22日至23日的联储会议纪要，其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所有成员均支持在目前情况下发出明确信息，表示将足额购买1.25万亿美元的机构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部分具有投票权的委员支持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规模以提振经济。紧接着，在美联储2010年5月24日的报告称，无意出售包括逾1.1万亿美元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在内的名下任何资产。
以上信息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就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用美元购买金融系统内部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货币政策“量化”的就是美国金融系统内证券化的不良抵押贷款规模，其实质就是以金融系统内部的不良资产作抵押发行美元。
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中，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债为惟一抵押物，只有美元的发行绑定美国国债，政府才能制约私人金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是间接发钞。但抵押贷款证券是私人金融资本内部的资产，如果能够以抵押贷款证券为抵押物发行美元，就意味着私人金融资本可以摆脱政府，自己直接印钞了。美元发行在摆脱了黄金的控制之后，终于又冲破了美国国债的制约，由此可见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意义堪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果绝不可小视。其一，如果美联储能够以金融系统内部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抵押发行美元，那么理论上，它将能以任何一个证券化的资产作为抵押发行美元，美联储事实上成为控制美元发行的单一力量，政府对于私人金融资本的制约形同虚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劣币发行体系”被单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会被滥用直至崩溃。其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将会引发不同经济区域的“劣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使全球陷入不可逆转的通货膨胀周期。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呢?其实，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的思路。《环球财经》编委张捷在其《老百姓的收入为何越“调”越低》(参见《环球财经》2010年11月刊)一文中指出，我们相关调控政策的重点，不应是防通胀(因为防不住)，而是怎样在通胀中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核心利益上。我们为了防通胀而始终压低各种资源、能源和人工价格，实际上却是用自己本国的资源、能源和人工来补贴制造通胀的美国(美国是中国制造最大的购买者)。也正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在用本国资源承担着全球的通胀压力，美国才敢肆无忌惮地利用通货膨胀赖账。
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3
一、国际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
1．国际金融资本的概念。资本形态的演变，历经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至今的新形态我们称之为国际金融资本。早在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殊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向国际的扩展，但并非单纯在地域范围内的扩展。首先，与金融资本相比，当今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不再是产业资本，而是虚拟资本，其目的不再是直接的获取超额利润，而是为了长期的统治世界，将各国变为资本统治的对象。”过去通过战争，以枪炮为后盾来瓜分土地来占领市场，今天的手段更为丰富，通过国际垄断联盟，以金融武器为后盾直接瓜分国际市场，以实现资本的目的。国际垄断同盟今天发展更为强大，不仅以全球的产业链整合为核心，通过控制金融工具(衍生工具)，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2．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
2．1全球产业链整合。产业链是以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通过链核，以产品技术为联系，以资本为纽带，上下连接，前后联系形成的链条。产业链通常包括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加工制造。利润集中在前六个环节。据郎咸平，以芭比娃娃为例，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金，而中国制造出的芭比娃娃价值为1美金。实现产业链调整与整合是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经济资源，获取长期稳固的超额利润的核心手段。来自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金融资本占据产业链的链核，控制整个产业链并获取稳固而高额的利润，而发展中国家仅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资本完成了从人格化向国格化的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协议形成规则，共同作为资本家，而具有廉价劳动力、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加工制造为主的民族国家被迫成为世界劳动阶级。
2．2“投资银行”的作用。国际上对“投资银行”有多种定义，我们不妨把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都称为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已不同于传统银行，它通过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造和控制，撬动全社会乃至全球的资本，进而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资源。以“期货市场”为例。首先，“高杠杆化”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操作规则。期货交易采用标准化合约和保证金制度。相对于交易额，保证金比例通常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相当于投入一份资金，可以支配十到二十倍的资金进行交易;更为重要的事，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是国际实物贸易结算的基准价。影响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差价因素包括不同交割月份的持有成本(储藏费、利率、保险费和损耗费)和不同地区的运输成本。可以推知，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波动传递到实体经济领域(国际金融资本借此掌握定价权)，能有力地改变大宗商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财富分配。国际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联盟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金融工具在虚拟经济领域内谋求短暂的高额利润，更要以此为后盾，为实体经济(产业)服务，不仅要实现现阶段的高消费，还要实现长期的稳固的经济资源的控制。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已由强大国际垄断同盟的国际金融资本所主导。无论是实体经济领域还是虚拟经济领域，无论是传统银行资本还是现资银行资本，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它们相得映彰，实现高度融合。
二、近年我国的大豆行业
我国大豆行业已融入全球食品产业链中。以下先说明国际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三大特征在全球食品行业领域具体体现，再进一步对我国大豆行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特征；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37-05
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探究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根源以及发展走向，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和特征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特征作准确判断和剖析，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及其走向有清醒的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给帝国主义概括了五个基本特征，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特征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
一、 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集中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使资本的国际运动从流通领域加速扩展到生产领域，使以产业资本的国际运动为核心的资本国际化最终形成。资本的全面国际化，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新兴的行业外，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没有寡头、没有垄断，而且是全球寡头、全球垄断。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校的专家在对逾4.3万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全球近半数的财富掌控于147家彼此间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跨国公司手中。参与该课题研究的瑞士学者詹姆斯・格拉特费尔德指出，这相当于不到1%的公司控制着整个网络四成的财富。这其中大多数为金融机构，进入前20名榜单的就有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银行、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等。〔1〕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载体是巨型的跨国公司，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所有大的公司都是跨国性的，都以在全球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它们都不仅寻求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且寻求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这些巨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成为全球垄断寡头。这些巨型国际垄断跨国公司，是当前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服务为一体的最主要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通过投资社会化、生产一体化、管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控制着全球的技术、资本、生产、销售和市场，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导向和秩序。这些跨国公司一般具有实行全球战略，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结构复杂、实行一体化管理，以一个行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等特征。由于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使现代垄断组织对市场的垄断是全方位的、全领域的。它由流通领域的垄断，发展为生产和流通的一体化垄断；由单一产品或部门的联合，发展为许多产品或部门的联合；由“横向”的联合或独占，发展为“纵向”的联合或独占。
对于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列宁曾经指出，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2〕当代的跨国公司社会化、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成为有着高度组织计划性的全球垄断组织，与往日更不可同日而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的跨国公司就几乎控制了全球多数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如果它们被社会占有，就可以组织起全球性的生产，为人类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资本的利益服务。
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创新园区；制度
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卡罗塔•佩蕾斯(2007，CarlotaPerez2002)论述了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伴生了金融创新（技术—经济范式），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1-2]，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10]。技术革命发端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空间集聚性。前五次技术革命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兴起，其中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在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传播扩散。第六次技术革命正在到来，可能在全球多个角落（包括我国）同时爆发，形成新的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佩蕾斯理论主要分析了全球技术变动的宏观格局，目前学术界将该理论与多维度、多层次的区域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开展了佩蕾斯理论面向微观的区域研究方向。下面分别从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和制度的角度综述在佩蕾斯理论框架下创新包括区域创新、创新园区的发展过程。
一、技术革命、金融资本与创新园区发展
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产业生态系统间竞争转移，一个国家的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成为该国获得长期的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于个性化制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制度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8]。蔡跃洲探讨了互联网+行动对我国创新创业的影响，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2000-2020年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启动新一轮经济长周期，衍生出各种新的产业或模式，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程中建立了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如果我国各种创新区域或园区（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采纳了这些孵化模式，将形成一大批低成本、开放式的孕育创新创业的土壤。他同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健全，还不能满足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在规制和监管方面力度不足，成为我国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障碍。刘军民认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旨在激活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孵化、抚育科技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科技服务产业和先导性产业[11]。他从资本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角度系统论述了科技金融与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创新链需求的有效匹配框架，讨论了在研发期、初创期、早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企业技术发展阶段应当采用的融资方式，包括私募、合股、风险资本、创业投资、银行融资、政府优惠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李健、马亚讨论了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平台模式，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与企业创新周期的对应关系，认为科技化的平台模式是实现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金融科技化能够有效支撑技术创新，由此形成科技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他们建议在全国科技园区开展平台金融模式试点，以整合园区内外各种资源，发挥科技金融孵化科技企业的多方面优势[12]。从理论上来讲，Caiani等建立了基于创新和金融资本、与发展巨浪一致的股票流动理论模型，它是一个能够反映股票市场作用的多部门模型，其中包括创新生产部门、银行、资本家和工人等，强调发展过程的循环性和金融与创新的密切联系[9]。
二、技术革命与创新园区发展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之中。与前四次技术革命不同，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中途发生了两个阶段的经济泡沫，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出现的互联网狂热以及2000年全球出现的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第二个是2003-2007年全球出现的信用扩张泡沫[5]。第五次技术革命导入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5]。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虽然部分技术领域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大部分停留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即产业演化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只有极个别产业，如光伏产业经过了拓展期[13]。学术界探讨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蔡跃洲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林永青、黄少敏（2015）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版工业4.0的核心技术，它将引领我国产业的智能化、个人化（包括以“创客”为代表的创业者驱动）、跨界化、制服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和互联网化。黄群慧、贺俊认为，除了信息通信技术之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电子和纳米技术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添加制造、工业机器人等现代制造技术的持续突破，全球工业发展模式正经历着革命性变化[8]。例如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会推动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个人创业”等十分分散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快速发展。继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佩蕾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是新能源或生物技术[14]。贾根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诱发的技术群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可再生能源，涉及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新一代无线网络（5G、Wi-Fi）、物联网和云网络、智能电网等[6]。一些国际学者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在2020年之后开始的“智能时代”，其核心技术是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10]。
三、金融资本与创新园区发展
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6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