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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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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2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问题;思考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2亿。在2亿农民工的背后,有大概7000多万他们的子女。除去5800多万的留守儿童,其实有1400多万是属于跟随父母在他乡的搬迁子女。因此,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现状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问题现状。农民工子弟学校被人们称为“棚户学校”。很多这类的学校连基本的教学条件都不具备。
1、学校的地位问题。很多农民工学校是由私人出资设立的,多数学校连基本的教学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它的存在属于非法地位。
2、学校的教学设施问题。在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校舍紧张。校舍场地全部由办学者自行解决,学校经费来源来源于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低收入阶层。政府也不对它进行补贴,在经费上的不足,就决定了学校的教学设施严重滞后的问题。
3、学校的管理者及教师的问题。学校的管理比较紊乱,管理职责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分工。基本职能由校长包揽,教师教学与管理基本分离。有的管理者既无教学经历又无管理经历,师资比较杂乱。
(二)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进城农民工在对其子女的教育的态度、方法等,与城市居民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农民工在对其子女的教育表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
1、农民工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很多农民工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二是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不讲究方法。
2、农民工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在生活上,农民工工作忙碌,很少有时间能陪同自己的子女外出活动。农民工很少与子女进行沟通。另外,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在其子女的学业上提供不了多大帮助。
二、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一)政府政策方面
1、我国的户籍制度。我国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身份、就业、教育等方面起着限制作用。
2、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存在严重不足。在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上很少,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滞后。长期以来,国家的教育经费倾向城市,对于农村的义务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
3、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始终坚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而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都是有地方财政拨款。农民工子女所居地与户籍是分开的,使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发生矛盾。
(二)农民工自身方面
1、农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难以承担高额的城市教育费用。大多农民工家庭收入低,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学校费用。另外,他们的思想观念上也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一些农民工认为孩子读书无用,于是便不让子女入学,而是跟随自己到城市打工。
2、农民工受到他人歧视。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很容易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带入城市。另外,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一般找的工作都是又苦又累的工作,从而成为了城市人歧视的对象。这样使得他们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
3、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接受教育的途径方面。进城农民工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还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主要从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设方面来谈。
(1)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学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都是按照学校区域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并没有为流动人口设置预留容量。因此,在一些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区域内,民办学校的出现是必然的。
(2)农民工子弟学校发展缓慢。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一个城市,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要在当地入学。使得地方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地方财政一般都倾向于扶持重点学校,疏于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投入,使得农民工子弟学校无论是在师资、硬件设施、还是在办学条件的改善都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三、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和义务教育体制。笔者个人认为要想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贸然取消户籍制度,毕竟还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逐步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对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取消对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限制。
(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入学。可以通过拨款或者政策上向农村、欠发达地倾斜,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争取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到本地入学就读。
(三)加大公办学校的投资力度。我们可以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人学的广度。国家应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公办学校。
(四)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是特定时期内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应该是暂时的。它起着过渡的作用。国家应该规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标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予合法身份以及一些优惠措施,同时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五)注重解决法规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刘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且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流入地政府要制定进城农民工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可以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帮助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入读。
(六)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农民工子女消除自卑心理。面对现实生活,农民工子女可以感受到与城市居民的子女的差距,两者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笔者认为,要让农民工子女真正的融入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他们消除自身的自卑心理。
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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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4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教育管理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到市内外务工人数也越来越多,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这个特殊群体也应更受人关注。天元区是株洲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来自全市八县区的农民工。笔者分别选择株洲市农民工聚居最为集中的天元区泰山办街道和天元区中发展相对落后的群丰镇进行针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和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的调研。
二、调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进城农民工子女现状及问题
1.人际交往存在障碍。虽然进城入学的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学校的总体满意度高,但由于环境不同也给这些孩子带来了一些困难,如不会说普通话或说得不好,难以和老师更好地沟通。
2.学习缺乏一贯性。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迫于生计辗转于各个城市,转学的频繁使农民工子女得不到一贯的学习指导,一直处在不断的适应过程中。此外各个学校教材不统一,进度不统一,教师要求不一致,导致农民工子女难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家庭学习环境欠佳。大多数受访农民工文化程度低,经济收入微薄,八成以上从事体力劳动,生存状况很差,每天超额的工作量使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并且农民工居住的地方多如菜场、工地等,环境简陋、嘈杂,无法保障子女最基本的学习条件。
(二)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问题
1.情感孤寂。对于尚处在中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但由于家庭的不完整性、缺乏父母的亲情感染以及农村制度化社会支持体系对他们的关照不够,这种情感很难得到满足。
2.监护和管理得不到保障。留守儿童的监护主要是隔代监护,受监护人能力和思想意识所限,留守儿童生活质量有进一步下降趋势,卫生状况堪忧以及生理卫生知识指导严重缺失。
3.学习成绩受影响。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对学习的影响较大,监护人不能很好地监督孩子学习,也不善于和老师主动沟通,加上孩子平时思念父母,上课时有走神,成绩可想而知。
4.身心易遭受伤害。留守孩子父母忙于生计,孩子生活内容单调、贫乏,缺乏与父母共处的机会,消极的东西极易酝酿滋生。他们觉得自己缺失了父母之爱,对父母有一种抵触情绪,导致心理封闭敏感。
三、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促进社会机制完善
1.党政主导,建立关爱农民工子女长效机制。一方面,笔者建议各级党委政府把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生活等问题纳入地方党政的工作内容,促使各部门联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工作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建议各级政府划拨专项经费,把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2.整合资源,构建关爱农民工子女社会体系。调研中发现,当前各团系统及社会力量尚存在各自为战、责任不明的现象,造成社会资源及经济资源的浪费。因此,笔者建议由中央文明委等部门牵头,将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纳入各级文明城市创建的考核内容,做到区域分工、内容分工,克服服务内容重复、服务群体重叠等现象。
3.加强宣传,营造关爱农民工子女社会氛围。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不仅涉及党政部门和学校,也涉及街道社区及媒体系统。努力营造全社会关爱农民工子女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农民工子女的认知度,可以让志愿者组织在服务工作中减少阻力,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二)加强志愿者组织建设和管理
1.健全志愿者组织建设,弘扬志愿服务理念。重点号召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街道、社区积极行动,依托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结对帮扶进城农民工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定期为帮扶对象送电影、送图书、送科普等。
2.创建“农民工子女及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组织。成立志愿者组织,积极筹措资金,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生活等实际困难。定期组织知识讲座,一方面培训监护人,让他们懂得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组织孩子们学习法律知识、卫生知识,使他们懂法守法,提高保护自己的能力。
3.招募组建“临时家庭”和“爱心志愿家庭”。一是以街道、社区为单位,成立“临时家庭”,让志愿者担任“家长”,让孩子们生活有依靠、精神有寄托;二是长期与一名留守儿童结对开展“手拉手城乡互动”活动,让留守儿童感受家庭的温暖。
(三)明确具体服务内容
1.农民工子女个别服务。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可以充分借鉴目前“大小笔友”这一项目经验,发动更多高校志愿者通过信件媒介,对这些儿童进行一帮一或多帮一的结对服务,对其学习生活及心理情况进行及时指导。
2.农民工子女团体服务。可在学校范围内召集农民工子女就加强亲子关系、提高学习方法及技巧及提高独立生活适应性等方面的主题,在课后开展针对性、周期性的工作。还可以通过举办家长讲座,对农民工家长或监护人进行专题讲座,使他们了解孩子的特点,懂得孩子的心理。
3.农民工子女聚集地社区服务。各级团组织可以针对农民工子女聚集地,在社区设置留守儿童之家,满足留守儿童各方面需要;也可以联合社区居委会加大宣传,开展各种关爱农民工子女的社区活动,提升社会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意识,使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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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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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现状与思考范文6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城镇融入;述评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area is an important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poses direct impact on the pace and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ent situation, restrain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an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d and combed relevant researches in recent years, and pointed out several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making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urban integration; review
中图分类号:C9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0-27(6)
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社会转型和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其中外出就业人数达到1.53亿 [1]。在城乡人口的流动过程中,众多农村过剩劳动力如何顺利地融入到城镇社会生活中去,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学者们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融入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入手,对近年来的既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以获得对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的整体认识和相应启示。
1农民工城镇融入现状
近年来,学者关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现状的描述主要集中于经济、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的融入是农民工在城镇安身立命的基础,它代表着最基本的生存与安全的需求;日常生活层面的融入标志着农民工在居住、日常生活的互动等方面不再与市民隔离开来;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则表明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真正实现了身份转换和心理认同。
1.1农民工经济层面融入现状
(1)职业与收入状况
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为:一是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高;二是外向型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就业比重逐步上升[2]。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就业现状决定了农民工不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农民工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增长缓慢,工作环境恶劣,缺乏社会保障[3]。张祝平通过对浙江温州、丽水两市的调查也证实了上述观点[4]。脏、险、苦、累、差已成为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主要特征,其收入在扣除日常基本开销及寄往家中的汇款后所剩无几,低下的经济收入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
(2)消费能力与消费倾向
因为经济实力薄弱,农民工在消费上仍以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等传统消费方式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月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低于500元的占60.5%,501元~900元的占29.7%,超过900元的仅9.8% [5]。于丽敏等通过对东莞农民工消费结构的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食品支出的关联度占首要地位,储蓄、通迅、交通和衣着支出紧随其后,而医疗与教育排在最后[6]。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却表现出与其父辈不同的高消费倾向及品牌意识,他们期望以此得到市民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以及对外面社会的认知[7]。
总的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模式仍然属于“生存经济”。但是,随着中青年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在外在形象表现的消费上更加倾向于模仿城里人,而有关内在能力培养的消费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对于提高他们自身素质极为不利。
1.2农民工日常生活层面融入现状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生活在与城市隔绝的范围或群体之中,难以融入城市社会[8]。这种隔绝主要体现为农民工居住的边缘化与生活的“孤岛化”[9]。集体宿舍、农民工“社区”和散居于城市社区这三种农民工主要的居住形式使得他们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高度重叠,与城市居民交往甚少[10]。但王玲[11]、刘玉屏[12]等学者对农民工语言行为的研究揭示,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对语言的使用呈现出一种城市趋同倾向,即农民工在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外部交往”中,往往使用普通话取代家乡话,甚至在与家庭成员和同乡的“内部交往”中也开始更多地使用普通话,学者们认为这意味着农民工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农民工在物质条件相对落后且难以迅速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语言同化来赢得市民的认可。
1.3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融入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时间为8.7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0.5%,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多是靠上网、逛街、看电视的方式来打发时间[13]。魏晨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融入城市的主动性,但他们也未能完全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属感,无法归属到乡村与城市的任何地方,在心灵上是“漂泊的一代”[14]。由此可知,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有待形成明确的心理归属与身份认同。因为文化生活空虚和文化排斥,他们很可能产生越轨行为,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综合近年来学界的研究,农民工在城镇融入的过程中,经济上大多处于被动地位,日常生活中与市民处于隔离状态,文化生活单调,心理缺乏归属感。总体上看,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融入度较低。
2农民工城镇融入制约因素
造成农民工城镇融入程度较低的制约因素,学界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农民工自身原因;城乡制度排斥;城镇生活成本过高;社会文化排斥;角色认同艰难。
2.1农民工自身原因与城镇融入
农民工自身原因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主观方面,农民工乡土意识与自卑心理强烈。王桂新等认为,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学历普遍较低,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进入社会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务工或经商后,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问题[15]。此外,由于受自卑心理和封闭主义倾向的影响,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一般仅限于亲朋、老乡及一起务工的外地人,而对城市居民缺乏认同,这种交往的封闭性和强烈的群内认同感严重阻碍了其城市社区融入[16]。
长此以往,农民工很容易在城镇居住地按照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行事,这在加深他们与市民隔阂的同时也固化了市民对他们的偏见。因此,对于农民工不仅要加强其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社区活动,提高农民工的自信心,增进他们与市民的沟通与交流。
2.2制度排斥与农民工城镇融入
城乡制度排斥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定的各种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排斥上。户籍、出身是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17]。正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才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用工、医疗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正如孙立平所言,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之处,其实不在该制度本身,而在于与该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18]。李强认为,包括户籍制在内的“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从一开始就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在外[19]。
有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土地制度的排斥作用。王小章指出,国家在农村的土地制度使农民不能真正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土地与房产,因而不能使这些财产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效地进入市场[20]。在以土地套住农民、进城就业机会不平等、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21]。就目前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结构的安排来看,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处于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的“半城市化”状态[22]。
可见,在现有的城乡制度背景下,有能力的农民工进城后既不能以自由处置自己在农村的不动产为经济支撑,又不能获得像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保障,面临前无“拉力”,后无“推力”的双重困境,农民工“回流”实属一种无奈之举。对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即便回到农村也可能无地可种,因而造成了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身体漂泊与心灵迷失的状态。
2.3生活成本过高与农民工城镇融入
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生活成本有时并非一个单向的增加过程,而是通过“流出”和“流入”产生双重负面效应,即“流出”乡村使得农民减少在农村的既得利益,“流入”城镇又增加了在城镇的实际生活开支。段学芬认为,农民工在进入城镇生活后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23]。孙立平指出,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打工者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之农村生活是可观的,但对于相当于以农村人均收入6倍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其收入无法支付全家生活费用。因为城市基本生活费用大体是依据城市中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确定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定居意味着要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收入承担城市生活费用[24]。如果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那么可以说这个基础仍然很不牢固。
此外,相当一部分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都是夫妻分居两地生活,长期的分居容易致使感情淡化,甚至产生婚外情的导致家庭破裂,这是被学者经常忽视的一项极其沉重的非经济生活成本。
2.4文化排斥与农民工城镇融入
除了制度的限制与经济的压力之外,农民工还面临着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主要体现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流入地居民的偏见和歧视。
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很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带有浓厚的乡土文化特征而受到迁入地居民的排斥。为了维护自尊,他们往往对移居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拒斥的态度[25]。刘有安指出,对于一种特定地域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的移民来讲,其在迁入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会受到迁入地居民针对移民的“污名化”的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排斥现象[26]。胡艳辉认为,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造成的后果可能尤为严重,由它带来的文化震惊会使农民工产生焦虑、孤独、恐惧等负面情绪,并对城市文化采取对抗形式,拒绝与城市居民交往[27]。
这些歧视行为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观念的差异所致,有可能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由情绪抵触发展到行为冲突的危险,它严重影响着农民工的城镇融入。
2.5角色认同与农民工城镇融入
角色认同不仅指农民工完成从农村到城镇的户籍转变和从农民(农民工)到居民的身份转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心理认同,即对于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的思考及认知。
吴玉军等人认为,农民工在由农村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向城市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出现角色认同上的中断和错位,使其难以积极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中[28]。张文宏、雷开春则认为,许多移民在迁入城镇多年后仍然将自己的社会认同指向原住地社会,即移民面临的是社会认同的转换选择问题而并非缺乏社会认同[29]。尽管这两种观点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但学者们都指出,许多农民虽然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角色内涵却没有实现转变,农民工对于城市居民这一角色规范未能形成明显的心理认同,并由此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异己感。
综上所述,在这五种制约因素中既包含着显性的客观障碍,又存在隐性的主观障碍,这些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相互交叉影响的关系,这就要求学者在研究对策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系统讨论。
3如何促进农民工城镇融入
对于上述制约因素所造成的农民工城镇融入程度较低的现象,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3.1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
制度排斥是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客观障碍,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城镇融入的制度和体制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革新。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点着手。(1)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乡体制整合的关键,首要问题是实现身份上的一体化。第一,要逐步分离粘附在户籍上的一系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功能;第二,按照农民工本身的特征与城市的具体情况,分类逐步地推动农民工在城市落户[30]。(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排斥在城市有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依然很低,尤其是那些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因此,必须通过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与应急求助机制三位一体的保障模式,逐步实现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31]。(3)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在坚持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鼓励土地的流动和转包,特别是要鼓励那些有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人放弃土地经营权,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村人口进城宅基地置换制度,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迁移成本和置房成本等[32]。
当然,这些制度革新必然会遭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抗,因而政府不仅要坚定地推进制度改革,更要赋予城市农民工群体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通过建立农民工自治社团等形式,构建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3.2加强社区教育建设
社区教育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手段,为其提升自身素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在社区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教育的宣传力度,建立科学的课程开发机制,满足新市民的个性化需求;针对不同教育内容,采取灵活的教育培训方式;整合辖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成立新市民文化教育讲师团;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监控教育培训的效果[33]。黄兆信等人从对农民工进行融合教育的理念出发,提出建立社区、学校、家庭融合教育模式,成立由社区管理机构负责,社区内学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组织运作社区教育,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社区、学校和家庭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34]。
3.3构建信息情报机制
农民工在求职、物质与精神生活及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相关信息存在着巨大需求,而信息缺失却农民工在城镇融入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无形的阻碍,它导致大量农民工的盲目流动和维权不力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要通过农民工信息情报搜集机制、供求机制、激励机制和预警机制,建构起完整的农民工信息情报机制[35]。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服务农民工信息情报方面的作用,针对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分散、流动、相对较艰苦的特点,建议图书馆采取开设专区服务、设立分馆、汽车图书馆等平民化的亲民、重民和便民服务措施,为农民工搭建及时通畅的信息获取平台[36]。农民工只有在掌握充分的信息情报的前提下,有选择、有计划、有目的地融入城镇,才能避免因为盲目流动而导致的在乡村与城市间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3.4消除城市偏见
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对农民工进城带来的负面效应报道得多,对他们为城市所作的贡献宣传得少。因此,城市居民应以正常的心态对待农民工,要放弃偏见,要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和基本权利[37]。李蕾认为,要为农民工走出身份认同的困境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基础,城市居民应主动加强与农民工的交流与互动,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素养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要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对农民工群体中健康、积极的方面多加报道与宣传,以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误解[38]。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彼此加强沟通,增进信任,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农民工走出身份认同困境,促进他们和谐地融入城镇。
上述研究从政府、农民工、市民三方主体出发,从宏观制度、中观教育和微观文化等层面着手,针对阻碍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主客观障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但是,要真正实现农民工顺利融入城镇不仅需要制度革新,还需要文化层面的转型和涵育,这无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4小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与总结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城镇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镇融入状况不容乐观,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在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都比较低。如何缓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诸多制约因素仍有待更多学术探讨和现实行动。同时,笔者认为既有研究存在着若干不足之处,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其一,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过于笼统。大多数现有研究把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而未注意到农民工内部已出现了阶层及代际分化,忽视了这些分化的宏观背景与地区性差别。这使得对农民工城镇融入的现状、内在规律等方面讨论不够细致深入,在如何促进农民工城镇融入的研究中出现了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不统一以及对策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其二,对农民工所融入的“城镇”尚待有效细分。实际上,很多农民工因为务工的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子女上学难以及缺少社会保障等原因,他们往往通过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打工收入来支持其家庭在家乡周边中小城镇或乡村的生活和发展。所以,对于农民工城镇融入的后续研究来说,必须进一步考虑融入的是哪一类城镇,这是今后此类研究必须着重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农民工城镇融入的测评研究滞后。目前对于农民工融入状况缺乏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进行实地调研方面,各学者的统计口径不一,研究的效果难以保证。因此在未来的学术讨论中,尤其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城镇融入状况的量化测评研究。
最后,农民工融入城镇能力研究缺失。现有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农民工融入现状描述以及制约农民工城镇融入的原因分析上,而很少有关于农民工融入城镇能力及其建设的相关讨论。对“融入”、“能力”及“农民工融入城镇能力”等概念的合理界定,对农民融入城镇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如何提升农民工城镇融入能力等问题,在今后此类研究中都应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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