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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1
关键词：国内；土壤污染；现状；治理措施
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最近几年，土壤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国是农业国家，土壤是十数亿国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若是任由土壤污染现象自然发展而不予以有效治理，土壤污染问题会严重危害到农产品食用安全，并且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还会迁移到大气中，进而严重降低我国的国民综合健康水平。由此可见，土壤污染问题绝对不容忽视，而深入分析国内土壤污染现状及治理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1]。
1国内土壤污染现状
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环境问题，当前我国的土壤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农业以及工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土壤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些规模化的生产活动，对土壤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经过对多个地区的土壤进行监测后发现，超过两成的监测土壤存在污染超标的问题，其污染物主要为锌，镉，铜，铅等重金属污染。在对土壤分布进行研究时发现，我国南方地区的污染程度比北方地区更加严重，尤其是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和传统的工业基地东三省的污染问题尤为严重，这也说明了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以及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土壤污染问题较为严重[2]。
2土壤污染治理策略
2.1土壤有机污染物治理策略
2.1.1原位修复技术治理策略为了保证土壤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应尽量根据污染状况选择科学的治理技术，原位修复技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受破坏较小的土壤，在众多的土壤修复技术和方法中，原位修复技术能够有效地降低修复成本，并实现土壤污染物的有效降解，原位修复技术能够对土壤的深层污染进行有效地治理。在利用原位修复技术处理土壤污染时，应注意尽量对废弃物进行分离和控制，防止出现二次污染，降低修复效果。2.1.2异位修复技术治理策略除了原位修复技术外，还有相对应的异位修复技术，这种修复技术通常采用原地处理和异地处理两种方法进行修复活动。这种修复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修复过程中的各类措施进行控制，相比较原位修复技术因为修复技术不会产生较多的废物副产品，所以修复效果更好。但在采用异位修复技术时，需要大量的土方开挖，所以会产生较多的运输问题，这大大的增加了修复的成本投入。2.1.3物理治理及热处理策略除了原位和异位修复技术之外，还需要有针对性解决土壤有机污染的策略，所以会用到更多的土壤污染治理方法，如覆土稀释法以及玻璃化和蒸汽提取等方法，对土壤进行有机物污染处理。这些处理方法通常被分类为物理污染处理方法，采用物理方法进行污染处理时，不会对土壤造成较大的破坏，治理效果较好，并且在土壤修复的控制过程中，作业条件更加灵活和方便。在开展有机物污染处理过程中首先应当对土壤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结果来确定采用哪一种有机物污染处理方法，从而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3]。2.1.4化学治理策略除了物理方式治理有机污染物，还可以通过化学方法对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具体方法是通过微波放射或者催化氧化来对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在进行化学治理过程中应当对具体的流程进行严格规范，通过科学的分析针对不同的有机污染物进行有效的治理。2.1.5微生物治理策略微生物治理有机污染物也是常见的一种治理措施，其依据的工作原理是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可以作为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要的能源，所以通过在土壤中投放微生物，来消耗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在这个消耗过程中有机污染物被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这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处理方法，操作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的废物副产品。在进行微生物治理有机污染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植物与微生物的伴生关系来提升处理效果，因为植物本身具备较强的吸收污染物的能力，这能够有效地提升微生物分解效率。这种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虽然非常有效，但其弊端是需要花费比其他修复方法更长久的时间，因为生物可能会产生的降解酶具有针对不同污染物的差异性，所以要通过监测结果来对微生物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以增强有机物污染的处理效果[4]。
2.2土壤重金属等无机物污染治理措施
2.2.1物理、化学治理策略在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处理过程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为淋洗法、电解法以及热解析法等多种不同的方法，其中热解析法的治理效果最为明显。通过热解析法能够吸收土壤中99%以上的汞。而对于铅、铬等类型的金属通过电化法处理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化法能够去除土壤污染物中超过90%的铅、铬重金属。而淋洗法则适用于提取土壤污染物中的无机污染物，并进行有效的回收处理。因此，淋洗法对无机污染物具备较好的治理效果。一般来说，利用化学方法对土壤进行处理主要是通过使用不同的稳定剂吸附或改变不同污染物中重金属的状态，来减少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这种治理方法能够暂时性地改善土壤的污染问题，但却无法根除土壤中的污染物，虽然该方法效果较好，但土壤污染物的隐患始终存在。2.2.2植物联合微生物超积累治理策略通过利用植物与微生物的特性，将二者进行联合应用来对土壤中的无机物以及重金属进行治理，这种方法能够对相关污染物进行快速地吸收转化、分解和固定。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寻找适应性植物，通过在污染土壤中培育这种植物，使得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能够对重金属产生吸附效果，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对植物进行基因改善，使得植物能够适应这种受到污染的环境提升吸收效果，这种方法几乎不会产生其他危害，治理成本较低，效果较好，并且具备一定的美化功能。2.2.3植物、微生物、化学等联合治理策略化学螯合剂能够有效地将土壤中的重金属转化成螯合物，通过在土壤中种植植物可以对螯合物进行吸收和降解，并配合电压法对被污染的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溶解，此时正处在污染土壤中的植物就可以对这些溶解后的重金属进行有效地吸收。依照微生物与植物共同对土壤污染进行治理的原理，实现了对污染物的吸收并处理的目的。某些情况下，相关人员能够通过有机肥料与微生物进行结合，并通过有机肥料来促进微生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从而实现污染物的治理目标[5]。
3土壤污染的有效治理策略
3.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的土壤污染治理问题，除了要提高重金属以及有机物的污染处理水平之外，还应当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工作，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来促进社会各界参与到土壤污染控制和治理工作中。通过法律手段对污染地区及污染目标进行监控，并通过对污染程度的监测来设定污染预警机制，从而可以通过监测预防以及治理来缓解土地污染的现状。政府应当对已经存在的相关制度及法规进行有效落实，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情况进行监督，避免企业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要设立责任人制度，以便从制度上监督企业，通过对土壤的监测以及责任划分来解决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
3.2科学规划土壤管理
依据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现状，应当对土壤进行有效的规划和科学设计，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壤的使用方式进行相关标准的制定，通过农业生产的方式以及各类投入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降低对化肥的依赖，不断推广绿色有机农业，通过对农作物的研究和改良，增强农作物的抗病能力并以此解决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数量。通过改善农业活动的灌溉方式来降低水污染程度，保护水资源，建立符合现代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
4结语
在上面的论述中，详细说明了目前国内土壤污染现状，鉴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当务之急就是积极探寻导致土壤污染问题的实际原因，并针对土壤污染治理措施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地研究探讨，而政府部门也需要对土壤污染治理给予政策及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持，加强土壤管理措施规划，为土壤污染治理的有效实施提供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1]方建新，王璞.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8）：79.
[2]庄国泰.我国土壤污染现状与防控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30（4）：477-483.
[3]张静.浅析土壤污染现状与防治措施[J].农业与技术，2020，40（11）：130-132.
[4]解丽娟，谢志远，郭光光.试论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危害及治理策略[J].新农业，2020（19）：63-64.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2
11月18日晚，几辆重型卡车在“制服人墙”的保护下频繁进出毗邻北京南五环的北京焦化厂场地土壤修复现场，车上载着全部是发黄的渣土，除了尘土飞扬，还能间断性地闻到股烧胶皮的味道，让人有些作呕。一墙之隔的建工双合家园的547户居民为此到环保局上访。“居民闻到的气味主要是焦化厂土壤污染修复的味道。”北京市环保局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些气体主要是通过烟囱排放、挖掘运输逸散以及污染土壤治理车间的挥发。
北京焦化厂，2006年正式停产，如今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地块。长达50余年的焦炭和煤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已扩散迁移至原厂房内部及地下，该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自2007年起，对该场地的风险评价调查纳入北京市政府的规划并逐步实施。之后，修复建设方案用了4年才通过专家评审。2013年5月开始启动修复。该修复项目负责人张景鑫对媒体表示，焦化厂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独立炼焦化工企业地下污染治理项目。“焦化厂污染土壤修复规模创国内新高，困难包括厂区面积大、污染范围广、污染土方量大、治理工期短、周边环境复杂等，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防治尤其重要。”
评价报告显示，污染土壤约153万立方米，污染物不同程度分布在表层土至地下18米深，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苯系物和萘，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已经超过人体正常的可接受水平，存在危害人体健康风险。
“修复方在现场修建了5个5000平方米的膜结构大棚，说是为了避免土壤预处理过程中有害气体溢出对空气产生较大污染。”到过现场的居民引述修复方的解释，“污染土壤在密闭车间内进行破碎、筛分等预处理工作，并对挥发出的有害气体采用活性炭吸附。”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环保示范工程，却给居民、环保局、施工方等带来了无穷困扰。
双合家园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小区，总户数7160户。当晚，一位居民向记者反映说，“我看过环评书，这种焚烧处理危险废物会产生二次污染，并且不能在居民区附近进行处理，要异地处理。”污染土壤被清挖和搅动过程中，一些污染物已开始挥发，而升温加热过程又加速了多种污染物释放，整个修复过程中不可避免有污染物的二次产生与排放，异味只是表征之一。
然而，国内尚无成功案例可循，施工联合单位首次承接大型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施工过程中污染物挥发到空气中产生的异味，引起了周边小区居民的持续抵制，由此项目不得不采取间歇式施工。但因为针对污染物的细化监测标准缺失，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有害物质无从评判，几方又各执一词。环保部门认为无从判定、很难监管。一位接待过居民的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说，自今年5月，该项目多次被责令停工。停工只是为了满足居民诉求，同时要求施工方组织修改相应的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异味扰民问题。但具体减少到何种程度，还无法量化。
截稿前，网名为“毒气难民”的居民称，“有些邻居已经承受不住气味，搬出了小区。”
据悉，该场地采用的是一种热脱附技术，即通过对土壤物理加热、升温方式，让污染物挥发并与土壤分离，释放出的污染物再采取活性炭等集气吸附、统一收集处理后再进行排放。这种全自动污染土壤热脱附系统，属于首战并无经验可借鉴。多位土壤修复专家却不怎么认同。“热脱附技术曾在国际上广泛应用过一个阶段，技术较成熟，但缺陷也比较明显，施工过程管控难度高，成本相对较高，属于国际上逐步被淡出的技术。”一位业内专家指出，国外目前转向原位修复的微生物降解法等技术的应用，但耗时较长。今年5月环保部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对热脱附技术评价为，能高效去除有机污染物，去除率可达99.98%以上;缺点是能耗大、成本高，对处理土壤的粒径和含水量有一定要求，且尾气回收难度高，处理时会产生更多尾气或危害更大的污染物，容易产生致癌物二恶英。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3
摘要 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环境不容乐观，对于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修复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土壤修复制度是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法律应该将土壤修复作为一项法律义务、管理制度和制裁措施加以规定。土壤修复制度的内容包括修复的义务、规划、目标、标准、公众参与机制、商业模式、法律责任和监督管理等内容。
关键词 土壤污染；土壤修复；制度；立法
2014年国家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更新改造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仍在进行中，更多的污染地块还会暴露显现，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对于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修复是时代的要求。土壤属于难以再生或者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由于污染而闲置土地或者无法有效利用土地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还会增加对清洁土壤的开发强度。所以，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是各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
土壤修复制度立法的总体考虑
土壤修复的法律定位
土壤修复是指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方法，使受到污染和破坏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土壤修复制度是法律对土壤修复活动所做的制度安排。修复污染土壤主要是基于两大基本考虑，一是消除土地上的污染及其不良影响，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二是进行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利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土壤污染的加剧，土壤修复成为一项法律要求。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土壤修复具有三个法律性质：第一，是一项法律义务。由于土壤污染侵害了公众的健康、财产以及环境的安全，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土壤修复成为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消除土壤上的污染危害，恢复土壤的功能和价值。第二，是一项法律制度。土壤修复工作技术复杂、耗时长、涉及面广，必须将其制度化，以保障其长远、普遍、规范地实施。作为一项制度，必须有可反复适用的普遍性要求、规范性的内容、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第三，是一项法律制裁措施。造成土壤污染后，土壤修复是法律救济措施之一，受害者可请求法院判决责任人承担土壤修复责任。
土壤修复制度与其他土壤环境保护制度的关系
土壤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关的制度有很多，如土壤调查制度、土壤档案制度、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环境风险评估制度、风险管制制度和修复制度等，土壤修复制度是其中一项，该制度与其他制度紧密相连，甚至需要以其他制度为前提。由于中国受到污染的土壤很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进行修复，一般情况下只有经过对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评估，确认有修复的必要和可能时，才进行修复。土壤修复制度只是管制污染土壤环境风险的措施之一，所以，土壤修复制度的设计必须放在土壤环境管理的总体框架下考虑，与其他制度和措施相协调。
尽管土壤修复属于末端应对方法，但是修复活动尽量前移仍有助于避免或减轻损害后果。因此有必要构建边开发、边修复，边建设、边修复的经济、生态建设一体化模式，将土壤修复行为融入开发建设全过程。这就需要将土壤修复的责任与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相结合，如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要求建设项目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土壤修复措施的内容；在颁发环境许可证时可以在许可证中要求持证人承担恢复环境损害的内容；在污染治理制度中增加土壤修复的内容。在企业停业、关闭，资源开发活动结束，建设活动完成等阶段，要求活动主体清除其行为对土壤的不良影响，修复土壤。此外，由于土壤的修复周期长，等待修复完全结束再进行开发可能会影响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所以修复也可以与开发同时进行，在严格的管理之下进行有限地开发和利用。这样建立污染土壤修复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治理设施的维护运营管理也十分重要。
农业用地修复与工业场地修复的关系
国外土壤环境立法很少有农业用地修复这种提法，因为修复往往指将污染清除，农业用地受到污染后，一般受影响面积大，由于成本太高无法进行快速的污染清除，此外，为了保护及恢复用地生产力，一般不适宜采取物理、化学等修复方法，更多地采用种植结构调整、农艺结合、生物萃取等方法进行污染清除，这些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环境整治，而不是环境修复。在我国，实践中所进行的土壤修复包括农业用地修复，在一些地区（如湖南省）农业用地修复甚至是土壤修复的重点。但是，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工矿业场地在遭受污染方式、污染特征、对人体危害的暴露方式和危害机理等方面有所不同，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治理修复的方式、开发利用的模式、基金来源等也有极大差异，因此，对土壤立法时，有必要针对农业土壤保护和工业场地环境风险管制适当分开立法，根据两者的特征分别规定修复方式和目标、责任主体、资金来源、监督管理等，以增强土壤立法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土壤修复法律制度的设计
土壤修复作为土壤环境保护及管理的一项新的制度，在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土壤修复的法律义务及义务主体
土壤修复旨在控制土壤污染风险。立法应规定土壤修复是政府及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的责任者的一项法律义务。当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活动造成土壤污染或损害时，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排污者有义务承担清除污染和危害、恢复环境状况的责任；当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恶化，对人体健康和财产造成危害或者威胁时，当地政府有义务组织环境区域土壤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当然，排污者和政府责任有所不同，排污者主要对其个体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政府在无法区别个体责任或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丧失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国外经验显示，确定一个更广的责任主体范围有利于解决土壤修复责任主体确定困难、资金需求量大等难题。污染责任者的范围包括污染排放设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污染处理设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污染场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污染物的运输单位等。当然，修复并不一定由政府和司法机构强制启动，也可以由企业或者业主基于商业目的自愿进行。无论是强制修复还是自愿修复都需要符合相关的标准及要求。
土壤修复规划
目前，我国受到经济、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对所有受污染的环境区域和场地进行修复，需要通过制定修复规划或计划来确定修复对象、目标和具体要求。土壤修复规划或计划属于宏观法律规制，是在事前对土壤修复进行总体和长期安排，要求首先要对各个区域或地区受污染地块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污染状况和人体健康、环境安全需要，列出治理、修复对象的优先名目清单，并设定修复行为的宏观目标，部署总体行动。根据土壤修复的不同类别，修复规划应制定短期、中长期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修复规划，并对不同阶段的修复设定不同目标和行动纲领。对此，法律应明确土壤修复规划制定主体、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保证规划的有序进行和有效实施。土壤修复计划是对具体地块的修复工作而制定的方案，包括采用的标准、达到的要求、时间安排、技术手段等。
土壤修复的目标及标准
土壤修复的原则性目标是消除污染土壤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危害和威胁，恢复土壤的特定用途。具体目标是由土壤环境标准确定。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具体适用的修复标准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适用统一标准；二是基于风险控制的标准。前一模式要求所有的修复工程都达到统一标准，这一标准可满足各种土壤用途的要求，不管场地处于什么位置，将来的用途是什么。后一模式在适用标准时往往根据地块环境评估的结果、人体暴露值、地块将来的用途等做出不同的调整。欧洲国家多采用前一模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采取的是后一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统一标准模式对污染者一视同仁，不必支付太多的谈判和沟通成本。不利之处是不加区别地适用统一标准不能针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具体要求，可能造成过度修复，成本过大，不利于鼓励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后一模式灵活性强，有针对性，有助于鼓励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利用，但是沟通成本大，决策过程复杂，在确定修复方案过程中投入专业技术力量大。中国历来有适用统一环境标准的传统，但是中国的国情复杂，区域差异大，统一标准缺乏针对性。此外，中国污染土壤修复刚起步，政策的制订也需要考虑到修复成本对于社会的影响，建议我国在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逐步从统一标准模式向基于风险控制的标准模式转变。
土壤修复社会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土壤修复中的重要一环，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缓解污染场地周边的紧张关系，帮助寻求合适的修复方案，监督修复过程，补充政府执法力量的不足。应该在制订污染土壤管理政策、风险控制措施直至具体修复治理、资金筹措工作等不同决策层面上，全面开展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磋商，促进形成共识的互动过程。我国土壤修复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缺少相关法律依据、缺乏公众参与意识及相关渠道。建议在“土壤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制度，要求政府及污染土壤相关管理部门在土壤修复方案制定、修复验收等环节组织公众参与，设立专门的公众交流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加强对公众的风险教育及参与能力建设。当公众参与权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
污染土壤修复及其他受损害环境的修复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属于公益事业，需要号召全社会各个层面力量的广泛参与，引导鼓励公众参与修复计划的制定、实施，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鼓励公众参与土壤修复机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并为此贡献智力、物力和财力等。
土壤修复的商业模式
目前从事环境修复的企业有上百家，但是对于修复企业而言，土壤污染修复领域的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都很高，行业及市场发展缓慢。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法规和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土壤污染修复基本实现市场化，农业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工业污染场地开发依法有序，大部分地区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部分地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稳中向好。”要实现这个目标，当前亟需在明确责任主体和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谁污染，谁付费” “谁投资，谁受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基本导向，尽快建立起新型的商业模式，鼓励与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土壤环境保护事业中，改变当前土壤污染防治主要由中央财政投入的单一局面。
土壤修复的基金保障机制
土壤修复需要耗费巨额资金，仅靠责任人单一的资金来源难以解决，各国趋于建立社会化的多元资金途径。生态问题的根源是外部不经济性，需从设置环境资源开发行为的经济成本人手，由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造成生态问题、获得经济利益的主体承担主要生态修复资金义务。此外，生态环境改善属于公共利益范畴，政府理应投入部分资金。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政府通过各种财源建立的修复基金、企业缴纳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修复保证金、社会捐助、银行贷款等方式建立生态修复资金来源渠道，形成有力的资金支撑机制。合理的资金机制可以保证开发利用主体对土地资源的谨慎开发，同时避免生态事故后“一走了之”局面的发生。建议在“土壤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境基金制度支持土壤修复，还可以通过要求高危行业企业交纳土壤修复保证金的方式保证对受损环境修复的资金需要。
不履行土壤修复责任的追究机制
土壤修复既是一项管理制度，也是一项法律责任。为了顺应土壤修复的要求，我国的法律责任体系应进行如下革新。一是明确规定不履行修复责任的法律制裁措施。二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将法律救济的范围从传统损失扩大到生态损害，将环境恢复期间环境资源和环境服务价值暂时丧失的损失纳入损害赔偿之列，并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三是明确修复成本追偿机制。当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代替责任人履行了修复环境的责任后，有权向责任者追偿修复成本。四是延长诉讼时效。将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时效延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五是在潜在责任主体之间建立连带责任。六是建立土壤修复责任社会化机制，如通过建立环境保险制度、环境基金制度等来分化和分担土壤修复责任。
土壤修复的监管机制
中国目前土壤修复的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环保部门主导，其他部门参与；另一种是城市土壤修复由国土部门主导，农村耕地修复由农业部门主导，环保部门对污染治理实施监管。目前，土壤修复处于起步及试点阶段，管理形式尚未固定，无论治理修复由什么部门主导，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修复相关活动的监管都不能缺位。
土壤修复工程技术复杂、隐蔽性强、时间跨度长、监管难度大。针对以上特点，政府对修复工程的监管应该体现如下特点：一是进行全过程监管。修复过程很长，包括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修复计划和方案的制定，修复工程的开展，修复完工验收等，各个环节紧密相联，一个环节现出问题，修复的效果可能大受影响。政府必须进行全过程监管，明确若干控制点进行重点审查。二是设立工程监理。土壤修复工程多为隐蔽工程，覆盖后难以观测，工程监理是质量的重要保障。三是技术审查和守法监督适当分离。政府对于工程和技术、评估检测等问题并不在行，应该让懂行的人做懂行的事。技术性和专业程度高的工作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把关，政府审查程序的完整性及结果的合规性。四是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及时调整修复方案。修复过程长，随着调查的深入、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发现一些前期调查中未发现的污染和破坏，为此．应该要求修复责任单位适时调整修复方案，使新发现的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五是进行工程验收。工程验收是对于各责任方履行义务情况所进行的核查及核证。修复不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责任也要有一个终结。国家立法应该建立统一的治理验收和管理程序，加强修复过程监管和结果监管。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4
放眼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污染的难题，“品尝”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然而，不少发达国家通过利用环境科学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污染治理，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西方的前车之鉴
环境污染几乎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曾经遇到的棘手问题。环境污染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也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6月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与研究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了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针对立法 问责严厉
在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过确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质进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保护公众健康、确立相关措施防止人体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关规定、变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相关规定、委派调查机构、促进法律实体等相关规定等。显而易见，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仅限于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复。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外围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 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外围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Dioxine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日本在水资源安全问题上同样有过沉痛的教训。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如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由于当地的化肥厂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废水，使当地居民患上脑神经麻痹的怪病。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在这种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日本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水资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达标都不敢掉以轻心，否则不仅自己的“乌纱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纠纷。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为解决企业排放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块”的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排放的企业，作出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资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给予税率上的优惠。这些政策让企业知道，与其违法排污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不如拿出些资金修建废水处理设施，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杜绝了企业排放污水问题。
德国：摸清家底 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再次，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5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在经过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况一度非常严重。日本在 1970～1980 年间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染农业用地的区域有 124 个，面积达到6350 公顷。而到了 1986 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 128 个，面积达到 7030 公顷。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地区频繁出现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 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 1995 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 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有着立法和执法丰富经验的国家。目前，德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联邦土壤保护法》和《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其中，《联邦土壤保护法》于 1998 年 2 月 6 日通过，该法的最后条款于1999 年3月1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土壤变质回避义务、净化主体及其义务、污染土壤调查义务和情报公开制度等。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 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类污染问题：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矿物质污染、农药和化肥残留物污染……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必须采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和手段，方能有针对性地取得明显效果。以德国以例，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 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 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 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 15 cm 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局（EPA）在 1995 至 1996 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 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于 1997 年 8 月通过了《纳税人减税法》，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四是美国 2001 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对有关免除中小企业有关 1980 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目的等进行了规定。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6
土壤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土壤生态的保护也因此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为了唤起人们对土壤的关注，联合国宣布2015年为国际土壤年，这也是第一个国际土壤年，显示出全世界对土壤问题的重视。 为了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们倡议全社会都来关注土壤改良问题，倡导土壤改良新理念，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健康土壤科普宣传工作。
为了更好的呵护我们脚下的土地;为了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了国家大计我们倡议成立中国土壤修复研究院。
中国土壤修复研究院的宗旨：
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为社会服务。
中国土壤修复研究院的业务范围：
1、建立中国土壤修复研究院门户网站;
2、定期中国土壤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复行业资讯;
3、接受全国各部门委托对特定土壤分析研究;
4、接受全国各部门委托对特定土壤提出科学可行的治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