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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方法范文1
扎实做好度干部考核工作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对综合考核评价工作实施方案、通知、文件等进行了修订完善、对各考核组工作人员进行了补充调整,确保考核工作的顺利启动。
(二)开展指标试点工作,积极在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上下功夫。
下发了《度地直经济管理、教育、卫生(部门)单位业务性指标制定与审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经济口、卫生口、教育口开展业务性指标设置改革试点工作。借鉴试点经验,制定下发了《关于制定和报送度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指标的通知》,设置了由公共指标、重点指标、常规指标三部分组成的业务指标过构成模式,进一步统一了地直各部门单位指标设置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将“依法行政”、“应急管理”两项工作纳入到“只减不加”考核指标中。另外,搜集整理了各部门单位贯彻中央新疆座谈会议精神的汇报材料,指导各部门(单位)对业务指标进一步做出修订。
(三)试点开展日常民调,积极在民调的真实性上下功夫。
下发了《关于在地直经济管理、教育、卫生部门(单位)试点开展日常民意调查的通知》,在地直经济管理、教育、卫生部门28个单位试点开展了日常民意调查工作,成立以由综考办统一协调指导、地区统计局全面组织实施的领导小组,并从相关部门中抽调24名工作人员,组成专题调查组。按照“群众公认性、突出可比性和内容简洁性”的原则,组织部机关相关科室,制定试点民调指标,并按照6:2:1:1的要求,严格划分民调人员范围。此次民调共发放民意调查表1800份,调查对象1800人,其中服务对象1015人,占民调总人数的56.39%。民意调查满意度最高的为94.67%,最低的为54%,基本反映出了社情民意,达到了试点调查的效果,为在地区大范围开展民意调查工作积累了经验。
(四)强化制度建设,积极在完善考核机制上下功夫。
制定《地区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反馈制度》,明确考核结果的反馈内容、反馈程序及方法,进一步高综合考核结果的运用度。,综考办充分这一制度,对全地区参与综合考核的班子和干部全部做了反馈。修订完善《地区县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跟踪管理办法》,分别从思想状态、精神状态、工作状态和作风状态四个方面确定需进行跟踪管理的班子和干部,并进一步明确了跟踪管理的程序、方法、组织领导,为充分发挥综合考核督促、激励领导班子和干部干事创业、开拓创新、勇于争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意调查方法范文2
当前,我国的舆情调查机构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政府型”。是指政府部门下设的调查单位,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信息的一个直接渠道。1987年国家体改委成立了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为制定中央改革的方针进行事先探测和事后效果评估。两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决议,国家统计局组织在全国统计系统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截至2006年8月,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区、市)及副省级城市统计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不少都配有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累计完成调查项目近1000项。③
二、“商业型”。是指走市场化道路、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市场调查和研究公司。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他们的调查方法日益科学,其业务范围已从起步时单一的数据采集扩展到营销和咨询服务。尽管他们以服务于特定客户的市场调查为主业,但也会适时组织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民意调查,以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商业型调查机构又包括本土和涉外(合资与外资)两种情况。本土调查公司中比较典型的是创建于1985年的中国大陆首家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涉外调查机构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无疑是最早抢滩中国的国际知名品牌―――盖洛普和尼尔森。
三、“媒体自办型”。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媒体自办的受众调查和研究部门,目的是了解受众需求、把握传播效果,帮助媒体自身改善内容制作的质量,同时为广告主提供广告投放的依据。但是这类机构中有不少已与所属媒体脱钩,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比较典型的是成立于1995年、以收视率调查起家的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另一类是媒体自办的社会调查机构,是与精确新闻学和民意调查报道的兴起相伴而生的。1993年,《中国青年报》率先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开展广泛的读者调查和民意调查,并在该报上开设调查专版。时至今日,国内数十家媒体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五花八门的各类民意调查报道,其中固然有不少调查是委托专业公司做的,但媒体自行组织的调查最为多见。
四、“学院型”。即高校或科研院所成立的研究性的舆情调查机构。其中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等是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同类研究机构。2006年9月,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正式成立。10月11日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消息刚刚,该中心连夜对上海市民进行了一项电话调查,了解市民对全会的认识和看法。中心负责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介绍,中心的建设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测定新闻传播效果,为新闻媒体工作的改进提供依据,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二是把握社情民意,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综观我国各类调查机构的发展和竞争态势,笔者认为“学院型”舆情调查机构存在着诸多优势,主要体现为:一、品牌美誉度高。从事社会调查的人都知道,被调查者的合作态度是决定调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公众心理来说,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调查机构的信任度是不同的,对于知名与信用良好的品牌有更高的配合度。在美国,有些公民以被盖洛普抽中访问为荣幸。美国著名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 ionalOpinion ResearchCenter)本是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组织,却将总部设在芝加哥大学,该中心后来成为高质量调查和公信力的代名词,恐怕与芝大的品牌效应不无关系。在我国,高校在公众心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少有政治或商业色彩,因而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好感和信任。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所做的关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电话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上海市民在受访时坦言,正因为访员在电话中自报家门是“复旦”的,他们才没有立即挂断电话,对调查的内容也表示欢迎。
二、人才集中。舆情调查,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传播学、经济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关系紧密,在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实证、量化的研究方法,因而从事舆情调查的人员必须是受过专业的、系统的培训,绝非人人都能胜任。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2004年底,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成立时,给中心揭牌的不是政府要员,而是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教授。另外,当前各类调查机构的访问人员主要由大学生来担任,这在高校也是现成的资源。不少大学生还来自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科系,修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富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热情。
三、客观中立。舆情调查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色,对公共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负责调查的机构必须确保调查是在理性和客观的情况下进行,反映普罗大众对重要事件或政策的真实意见和感受。众所周知,高校组织的调查研究少了一份功利心,而多了一份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会把自己主持的“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称作“一种历史的记录”。④政府统计部门自办舆情调查,其用心固然是良好的,但毕竟有“一手调查、一手决策、缺乏监督”⑤之嫌。新闻媒体在进行舆情调查报道时,偶尔也难免受利益驱动。商业性的市场调查公司更加鱼龙混杂,借舆情调查之名行商业推销之实者不在少数。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相比其他调查机构,高校的舆情调查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我国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同时又要看到,舆情调查作为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基本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来的,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借鉴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避免走一些弯路。
第一,打破学科界限,建成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国外的同类研究机构中,以问题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是被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因为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许多复杂紧迫的现实问题,无法通过任何单一的学科得到解决。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跨学科调查研究中心(Surv eyRese archCenter),绝大多数是独立的,不从属于任何学院,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调查研究中心直接受该校分管研究的副校长领导,斯坦福大学的定量社会研究所直接向该校研究与研究生政策办公室(Of ficeofRese archandGraduatePol icy)负责。这些中心利用所在的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背景,召集和聘请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担任兼职研究人员。不同学科的人相聚一地,刺激了新的调查方法的产生及其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第二,提高中心设备的利用率,拓展服务范围。舆情调查中心建设是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光是调查设备和软件就需要几十万的经费投入,因而不管最初由哪个学科发起成立或者挂靠哪个院系,都不应该成为该学科的专有领地,而应该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资源,以便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这也是国外同类机构的普遍做法。在美国,一般每所大学都设有一至两个调查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除了自身承接和实施研究项目外,还面向全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开放,协助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设计和实施他们的调查研究计划,鼓励他们使用中心的设施,并在研究设计、抽样、工具开发、数据汇集和数据处理等方面提供咨询和指导,且对以上服务仅收取一点成本费用。在我国,定量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但苦于设备的落后和方法的粗糙,很多研究计划无法真正地施展。不少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需要通过调查收集数据,但因为个人力量的单薄和对定量研究的不擅长,最终不了了之。高校的舆情调查中心可以尝试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以填补这方面需求的空缺,同时开展定期的教学和培训,推动实证的、量化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学术界的应用。
第三,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将调查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和推进。起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舆情调查从调查方式上经历了面对面调查―电话调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的发展过程。如今这4种调查方法同时并存,而尤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最为实用和流行。随着我国电话、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单就调查的技术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太大,国际上广为流行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也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得到了开发和应用,而我们的薄弱之处恰恰在于对调查方法论(surv ey methodolo gy)本身的研究。调查方法论是指探究调查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研究领域,国外的同类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着力最多,研究成果也可谓多如牛毛。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教授在十多年前访问美国时就发现他们对调查中每个步骤、每一细节的研究都做得十分深入,特别是一些现代统计方法的应用。我国高校舆情调查机构要与国际同行开展对话和交流,必须把调查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摆到战略的高度,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参与跨国比较调查项目,开展符合国际标准的调查。
第四,树立品牌性调查项目,寻求基金会等外部支持。相比校外的同类机构,我国高校的舆情调查中心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弱势,那应该就是经费来源的问题。舆情调查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高,做一次普通的调查,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况且那些最有价值、能够树立起品牌的调查项目往往是大型的长期跟踪调查项目,由于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获得资金资助尤其困难。再加上舆情调查机构不同于大学的院系,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需要通过承接各类项目自筹经费。在美国,各类基金会是大学研究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成立于199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长期得到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的资助,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所开展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迄今为止所支持的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论文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注释:①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二版)》第9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寻找与媒介和市场的最佳接合点―――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载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第17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国家统计局:《我局对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有关提案进行答复》,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年10月26日
民意调查方法范文3
近日,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连续三年参加了展会。
本次参展,局队以“架起民意的桥梁”为主题,重点介绍了“北京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并且通过多媒体展台宣传人口普查、统计法等内容,积极地向人们展示了北京市政府统计系统的各项成果。
作为由国家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盛会,本届文博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各界的上千家机构和企业参展,规模空前巨大。
局队抓住这一有利宣传时机加以充分利用,自展会开始以来,通过展板、现场咨询、电视播放等方式对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和人口普查相关知识作了详尽的介绍,现场发放各种统计宣传资料,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青海局明确“十二五”工作重点
近日,青海省统计局召开党组务虚(扩大)会议,研究“十二五”期间统计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讨论部署2011年全省统计发展改革任务和要点。
2011年青海省统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是:紧密结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抓机遇、破难题,加快统计改革和发展。立足服务于反映科学发展进程、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反映“四个发展”成果,围绕统计“三个提高”,努力提升统计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实现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具体表现为:
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一致性。
强化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积极满足省领导需求和要求,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
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全面提高统计人员素质,提高统计能力。
推进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努力完善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和投资提高标准和GDP统一核算,开展一套表试点等工作。
以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为龙头,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统计工作信息化水平。
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统计的发展思路,进一步转变统计职能,不断改进统计执法方式,开展全员执法,坚持有针对性地执法。
辽宁局密切配合做好工价改革
辽宁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辽宁省工业生产者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以确保全省2011年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工作能够顺利实施。
局队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工业生产者价格权数编制工作。各市统计局要积极支持调查队工作,及时提供满足编制权数需要的有关数据资料。各市调查队在权数编制完成后,要与统计局进行沟通和衔接,做好权数的评估验证。
严格执行国家方法制度,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按照国家新的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目录,认真核实产品基本分类。做好新老制度下数据的测算和对比工作,确保调查数据的衔接和可比性。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保证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必须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学安排,要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和保障。
民意调查方法范文4
1.1现状建筑色彩调研方法
现状建筑色彩调研,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基本的步骤,自然环境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及现状色彩信息的采集。我们可以查阅和分析当地关于自然环境的资料,详细了解该城市的自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和传统风俗习惯等综合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确定地方色彩倾向。当我们在采集现状色彩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现状建筑色彩通过照相机直观的记录下来。采集现状建筑表皮信息,包括色彩、肌理、质感等。采集时间段尽可能集中在一起,最好选择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时间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光线相对来说还算比较稳定,采集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好。
1.2城市建筑色彩定位
城市建筑色彩定位包括历史定位和发展定位,其中历史定位是确立相应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的基础。而明确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则是城市发展定位的最终目的。在确定发展定位方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民意调查,我们可以把民意调查作为城市环境的最终评判者,而民意调查也将成为制定城市未来发展方向最重要的依据。
1.3城市建筑色彩控制方案制定
(1)分区控制法。要以城市规划的设计方法为前提和依据,将城市色彩规划控制的区域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并在划分的各个功能区内部,根据各功能区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其它综合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各个区域的建筑色彩,这样整个城市才会显得色彩搭配更加合理,更加鲜明,从而达到色彩协调统一的效果。这个办法适用于城市建筑色彩规划相对成熟,区域划分比较详细的城市。
(2)分类控制法。城市建筑根据不同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商业建筑、居住建筑、行政办公建筑、文化教育建筑等等,用不同的色彩将不同功能的建筑加以分配,并进行协调,从而达到色彩的协调统一,这样既能将各功能区的划分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城市。这个方法适用于一些功能区相对独立并且功能分区比较明确的城市。
(3)色谱控制法。通过对城市建筑色彩调研的分析,给城市建筑色彩给出准确定位,并制定出该城市的城市建筑色彩总谱,其中就包括基调色、强调色、点缀色。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和指导。由于这种方法独立操作性比较弱,所以一般适用于小范围区域。
(4)综合控制法。在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中,我们不能片面的使用某一种控制方法,我们要尝试将多种方法综合起来去运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工作中才能考虑的更全面,建筑色彩规划工作才能更完善,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较大的城市和一些对城市规划要求比较高的城市。
2结语
民意调查方法范文5
为了解北京市民对全市药品安全现状和监管工作的意见,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2011年8月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形式(CATI),对16个区县的1236位18~70周岁的市民进行了相关民意调查。
你了解药品安全情况吗
逾四成市民认可北京药品安全
调查显示,42.8%的被访市民认可北京的药品安全状况(其中2.1%认为非常安全,40.7%认为比较安全),46.1%的被访市民认为北京药品安全状况一般,还有近一成的被访市民认为北京药品安全状况不太好(其中1.7%认为非常不安全,7.9%认为不太安全)。
认为北京药品安全状况不太好的119位市民中,44.5%是由于受新闻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29.4%是因为自己或亲朋好友遭遇过药品安全事件,20.2%则是由于经常听别人议论药品不安全。
仅三成被访市民能全面了解药品安全的内容
药品安全包括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及化妆品的安全。调查显示,28.6%的被访市民能全面了解药品安全的内容。大部分被访市民认为除药品外,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的安全也属于药品安全范畴,比例分别为82.5%、60.1%,但由于化妆品与药品功能相差甚远,仅有34.8%的被访市民认为化妆品安全属于药品安全范畴。
药品安全存在哪些问题
违法广告、药品伪劣及滥用最影响药品安全
药品安全问题多种多样,市民对本次调查所归纳的一些主要方面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在市民眼中,位列药品安全问题前三位的依次是:违法药品广告问题(38.9%)、药品伪劣问题(36.6%)、药品滥用问题(34.1%)。此外,药品(药盒)非法收售、黑药店黑诊所和过期药品处理等问题也都引起了市民的共鸣(见图1)。
逾四成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能买到抗生素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规定,在药店购买抗生素时需凭医生处方,但社会上仍有部分药店违规销售抗生素,一定程度上导致抗生素的滥用。调查显示,44.7%的被访市民表示近年来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能在药店买到抗生素,31.8%的人表示在没有处方时不能在药店买到抗生素,23.5%的人则表示不清楚。
抗生素滥用已成为医疗行业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据卫生部调查,我国抗生素使用率达70%,而八成病人是无需使用抗生素的。本次调查中,51.8%的被访市民表示医生处方“经常”和“偶尔”含有抗生素,41.2%表示医生处方中“极少”和“从不”含有抗生素。
大多数市民对过期药品处理不当
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属于重要环境污染源,不能随意丢弃;药品过期后将发生内在质量变化,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不能继续服用,如果流入消费市场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需要对过期药品进行专门回收。调查显示仅5.2%的被访市民将过期药品送到专门回收点,而高达94.8%的被访市民曾错误处理过期药品。
把过期药品当成垃圾扔掉,是公众普遍的处理方式。调查中,91.3%的被访市民都曾将过期药品当成垃圾扔掉,6.3%的人继续服用过期药品,0.1%的人将过期药品卖给药贩子。
错误处理过期药品的1172位被访市民中,近九成人是因为找不到专门的过期药品回收点,四成人是因为不知道正确的处理方法,还有逾二成人嫌送到专门的过期药品回收点麻烦(见图2)。
家中自备药品是过期药品生成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96.8%的被访市民表示家中会有自备药(其中75.4%会定期查看自备药是否过期,21.4%则不会查看),3.2%的被访市民表示家中无自备药。
遭遇药品安全问题怎么办
医生处方、生产厂家及药品知名度最影响购药选择
购药时谨慎选择药品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遭遇药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当选购疗效类似的药品时,34.9%的被访市民主要依据医生处方选择药品,其他的方式还有依据生产厂家或药品的知名度、依据个人经验或药店推荐、依据药品价格等。调查发现,被访市民在药品选择上仍主要考虑药品的安全性,以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医生处方”、“生产厂家”、“药品知名度”为主要考虑因素(见图3)。
市民主要靠包装盒辨别药品真伪
假药劣药不仅会给患者带来金钱上的损失,更可能造成对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因此,购药时确认药品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调查显示,98.6%的被访市民会采取方法判断药品安全与否。在判断药品是否安全的具体方法上,81.1%的被访市民通过查看药品包装盒(包括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批准文号和产品批号等)来辨别药品伪劣,52.7%的人通过医生或他人的评价辨别。其他的辨别方式还包括查询药监局网站(17.2%)、查询药品安全信息服务平台(8.1%)、通过手机短信查询(2.8%)等。
向市药监局投诉成为市民最主要的维权渠道
药品安全与老百姓的健康密切相关,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调查显示,如果遇到药品安全方面的问题,71.6%的被访市民会举报投诉,24.8%的人不会举报投诉,3.6%的人不清楚。由此可见,北京市民在药品安全维权,净化药品市场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性。
民意调查方法范文6
一
“两推一述”由第一次民主推荐、第二次民主推荐和个人陈述三个方面组成。第一次民主推荐是指在所在单位召开干部大会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第二次民主推荐是指召开所在单位党委扩大会议,从考察对象初步人选中推荐考察对象。个人陈述是指通过第一次民主推荐产生的考察对象初步人选在第二次民主推荐会上进行口头述职。经过这些程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经县(市、区)委常委会研究、报市委同意后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
“量化评价”是按照一定的比例,以百分制的形式,对干部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分为基本素质、民意情况、工作业绩三项内容。基本素质的评价分为基本条件、德、能、勤、廉五项,民意情况的评价分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项,工作业绩的评价分为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项。以上各项分别以一定的比例进行评价。
“数量线型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我们把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细化为13项指标,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决策能力、创新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合作精神、表达能力、勤政敬业、工作实绩、廉洁自律、品德作风和公众形象。在领导干部会议上,与会人员对测评对象的13项指标作出评价,填写专用机读卡。评价分优(A)、良(B)、中(C)、差(D)四个等次。分值分别为:优(90分)、良(75分)、中(60分)、差(45分)。在此基础上,运用光标读卡机和分析软件,读取机读卡上的原始数据并完成数量分析,形成分析结果,生成线型分析图及得票统计表和转化分值表。根据线型分析图,对被测评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比较,分层次、分类别作出相应的结论。
二
为了准确识别干部,选准用好干部,防止用人失察失误,我们切实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一是扩大干部推荐人员范围,体现民主的广泛性。二是适当增加知情人的打分比例,提高民主的真实性。在县(市、区)领导干部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对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进行推荐时,均分为A票和B票进行填写,其中A票由参加会议的在职县级领导干部填写,比例占60%;B票由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填写,比例占40%。为了使推荐结果更加客观、公正、真实,在个别谈话推荐时,我们采取署名推荐方式,并把领导干部会议推荐得分、个别谈话推荐得分按4∶6的比例相加,计算出每人第一次民主推荐的得分,按分值进行排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初步人选。三是增加民意调查步骤,拓展民主的渠道。由考察组召开民意调查会议,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掌握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和公众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考察对象实行百分制量化评价、采用“数量线型分析”的办法进行民主测评、实行差额考察选任、扩大考察公示的范围、发扬党内民主等措施,为选拔任用干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我们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着力完善和健全党委集体决策机制,保证由党委掌握干部选拔任用的最终决定权。一是充分发挥全委会委员在推荐考察对象人选中的决策作用。为此,我们增加了由县(市、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等参加的第二次推荐大会,对经第一次大会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的初步人选,在个人述职后,以票决的形式再次进行推荐,决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实现了全委会票决党政正职的做法向票决考察对象建议人选的延伸。同时,在对拟任人选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时,按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个方面分别由干部群众、分管领导、考察组确定档次。其间,我们注重发挥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了解情况更多的优势,突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评价意见,较好地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二是由县(市、区)委常委会确定考察对象。在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经市委组织部研究并报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委考察组向县(市、区)委常委会反馈关于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的民主推荐情况,只反馈推荐位次,不反馈票数和得分,以利于全面考虑人选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县(市、区)委常委会根据反馈情况和班子结构要求,进行充分酝酿,确定考察对象人选。三是由市委常委会确定新进班子人选。在组织部门详细介绍拟任用人选的个人情况、拟任岗位和任用理由的基础上,市委常委会进行深入讨论,每位常委会成员对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明确表达意见,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干部任用决定。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人选则实行票决制,由全委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赞成票超过到会委员半数后才能形成任用决议。
三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采用以上方式方法落实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推荐人员范围、增加民意调查程序等措施,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中来,这就使市委能够在更广的范围了解干部的德才素质。在实施集中过程中,市委常委会始终把德才放在首位,努力把那些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体现了良好的组织行为导向。这就促使有志成才的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修养、提高能力上。
二是有效地防止了“拉票”现象。“两推一述”等方式方法的运用,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发挥作用,这就让一些想拉选票的人增加了“拉票”的担心和顾忌。同时,通过增加推荐次数和扩大群众的参与范围,加大了“拉票”者的“拉票”成本。又由于干部群众参与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想拉选票的人感到无从下手,增加了“拉票”的难度。此外,新提拔人选主要是通过县(市、区)领导的评价、干部群众民意的反映以及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的认定,这种“三维定位”,解决了“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大大降低了“拉票”者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