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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1
关键词：社区治理 便民服务 供给需求 居家养老
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1]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2]目前，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探索便民服务的活用和创新，以期更好地展现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3]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4]但是，由于社区便民服务存在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5]政府管办不分离或者政府对社区投入缺乏、[6]社区建设不完善[7]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理清社区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探索政府与市场在社区和社区便民服务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社区基层服务参考。
便民服务与居家养老息息相关。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1991）》中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居委会还承担了宣传国家政策、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调纠纷、维护治安、了解基层居民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居委会在实际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人手紧缺、事务繁琐杂乱、项目实施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便民利民社区服务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影响了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满意度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入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受北京市西三旗街道的委托，课题组设计了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的调查内容。在本文中，将会重点分析居委会常见便民服务设置情况、开展情况、居民知晓度、使用频率、使用满意度和便民服务宣传途径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分布与研究内容
关于便民服务需求与现状部分的数据收集方法，课题组在进行一系列二手文献研究之后，采用PPS抽样调查抽取了街道200余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在剔除无效和不合格样本之后，共获得196份有效样本。
关于研究主题的“便民服务”，经过与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的沟通，依据该社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中便民服务的内容主要涉及：
1.便民设施。包括邮局、商店/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学校、公共卫生间、餐馆/饭店/酒店、运动/健身场地、居民活动室、老年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银行/储蓄所。
2.便民组织。包括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组织、义工组织。
3.便民生活。包括服务热线、聊天解闷、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便民理发、婚姻介绍、幼儿园和儿童托管、育儿知识培训、公益讲座、治安巡逻、就业帮助、家电修理服务、食品配送服务、上门护理、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餐、日托站或托老所。
二、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
（一）便民服务供给基础
便民服务包含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服务。综合来讲，居民的便民服务需要集中在对社区便民设施、（居民或居委会提供的）便民组织和便民生活三个方面。由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不同，街道和社区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服务内容多、服务事项杂、服务能力弱、服务评价低”的尴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众多的便民服务市场化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多样化和差异化服务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促进了便民服务的发展，减轻了社区和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居民权益屡受侵害的情况，迫切需要居委会的监督和管理。我们必须看到，社区便民服务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市场差异化服务和便民服务之间并非不能并存，这也是目前西三旗街道努力探索推进建设社会治理创新园的切入点。
（二）便民服务供给现状
便民服务中心和以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为代表的线上线下服务方式的开通，体现了西三旗街道在管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西三旗街道作为拥有8万户籍人口、3.9万暂住人口、管理30个社区的服务机构，在便民利民服务的开展和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尝试。尤其是提出的“社会创新园”概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和竞争将便民服务内容更细致化和高效化。西三旗街道开设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该信息网主要面向居民提供便民生活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可谓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需求。本次问卷调查首先了解了西三旗街道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知晓、使用和满意度等需求状况：
1.便民设施的设置情况
便民设施是社区便民服务的硬件设施。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智慧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设过程中，“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日渐被社区居民所接受。而以购物、就医、求学、健身、文化和金融服务为主的便民设施，就是保障“15分钟生活圈”概念得以推广和应用的重要举措。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西三旗街道被抽取调研的四个社区中，便民设施的覆盖率较高，居民对于该社区便民设施的15分钟可达性回答较为一致。西三旗街道的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需要（见图1）。除了老年大学之外，认为15分钟到达所需便民设施的居民比率都超过50%，尤其以对商店/超市/便利店、学校、餐馆/饭店/酒店和银行/储蓄所的15分钟可达性认可度最高。
2.便民组织的设置情况
便民组织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重要体现，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本次调研重点了解了居民对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义工组织等便民组织的认识。在回答“本社区有下列组织吗？”的问题中（见图2），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该地区没有“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组织”，而认为本社区没有“志愿服务组织”的比例最低，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同本社区存在志愿服务组织的便民组织形式。志愿服务组织受到居民的认可度最高，但是社区也需要建立起维护老年居民自身权益的“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小组”等自我服务类型的组织。
3.便民生活
便民生活服务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问卷调查之外，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课题组深入了解了便民生活服务的设置情况。通过访谈，课题组发现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常见的便民服务都可以通过拨打96156或者登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进行预约使用。但是问卷调查却显示，居民对关乎自己日常生活的便民生活服务的知晓率并不高。在回答“当地有便民服务吗？”这个问题时，认为“当地有”的前三位便民服务是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分别占94.4%、76.5%和75.5%；除此之外，认为就业帮助、法律援助、便民理发和幼儿园儿童托管等便民生活服务“当地有”的概率均超过50%。而居民认为上门看病、上门护理日托站或托老所的概率最低（见图3）。可见在医疗和养老两方面，社区便民生活服务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三）需求――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
为了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状况，课题组使用了问卷中的便民服务的使用状况、需要程度和满意度来进行观察，具体情况反映如下：
1.便民设施
课题组首先了解居民对于“15分钟生活圈”等便民设施的可达性，进而进一步了解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但是，考虑到便民设施存在硬性便民设施，如农贸市场、超市和银行等，也存在一些软性的便民设施，如绿化、公共卫生和文化娱乐，而这些软性便民设施以一种主观感受的形式存在，并不在“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中，因此，在考虑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需求满意度的时候，课题组将便民设施的概念进行了扩展。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表现为：居民对社区便民设施满意度排名前三位的有交通状况、治安环境和便民购物，其中交通状况和便民购物属于硬性便民设施；而排在居民满意度较低的后三位的分别是公共卫生、环境绿化和健身活动场所，其中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属于软性便民设施。也就是说，目前的西三旗街道较好地落实了“15分钟生活圈”概念，在便民设施的配备方面较好地满足了居民对于硬性便民设施的需求，但是也需要在软性便民设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需求。
另外，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度评价并无显著性差异，反而性别和健康状况在对于便民设施满意度的评价方面有着差别。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而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的满意度高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
2.便民组织
被抽取的西三旗街道的四个社区中，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在同意所在社区有相关便民组织的居民中（见图4），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义工组织的比例最高，分别为79.89%和61.77%，但儿童活动组织、老年人维权小组、老年人协会即使有，居民“从不参加”的比率也非常高，超过4成。除众所周知的志愿服务组织之外，西三旗街道便民组织的参与率和认可度都较低。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志愿服务组织”的高参与度，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知晓率低直接降低其参加便民组织的需求；二是现有的便民组织的相关活动或者设置情况，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需求。因此，西三旗街道应该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便民组织的资源，扩大社区基层便民组织的影响力，以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组织的知晓率和参加程度都比较低，这与我国的国情有一定的关系，也与社区便民组织的设置和发展情况息息相关。有样本反映，他们在遇到难题时会通过社区内部自发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得到解决，而这种来源于非家庭成员式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其实就是社区便民组织的雏形。虽然现有的数据并没有表现出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较高需求，但是社区便民组织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前景，只要社区和街道进行适当的组织、引导和扶持，社区便民组织定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3.便民生活
从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需求方面来看（见图5），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治安巡逻、家电维修服务和便民理发，有这三项需求的居民也均超过了5成，分别为59.7%、53.6%和53.1%，有婚姻介绍需求的居民比例最低，只有2成的居民选择了此项，这与我们的被访者年龄层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对于婚姻介绍的便民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适婚年龄阶段。居民回答“使用过”的前三位便民生活服务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便民理发，这与表示“需要该项便民服务”的比例较为一致，可见，对于本次调研的居民群体来说，对治安巡逻、公益讲座、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均属于市场化运作较为成熟的服务类型，因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为居民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的监督，以切实保证居民享受该项服务时的权利不受侵害。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社区和居委会需要发挥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提前把好“服务质量”这道门槛。
居民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前三位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满意度分别为71.4%、49.0%和36.7%。综合图5的数据来看，社区居民使用情况较好、需要程度较高的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也较高，如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生活服务中的治安巡逻的使用情况、需要程度和满意程度的评价表现出一致性。课题组认为，在加强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框架指引下，可以以“治安巡逻”的组织和使用的成功经验作为案例进行推广复制，以加强对其他便民生活服务的运作，也就是说，政府部门需要重视便民生活服务“榜样的力量”。
（四）路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途径
社区的便民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在建设“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文明社区、智慧社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决定了便民活动开展的效果，也就决定了文明、智慧、和谐社区建设效果。通过本次调研的“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社区服务的？”发现，传统的“社区宣传栏”、“邻里告知”和“社区宣讲活动”依然是被调研社区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主要宣传渠道，分别占30.7%、23.4%和23.1%，而通过“社区网站”知晓社区便民服务信息的比例最低，只有4.9%。这其中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社区便民服务的群体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尚未熟练使用网络以获取信息；另一方面，相对于老年人，中青年更加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的差异服务，而对便民服务的依赖性较低，因此，已经熟悉使用网络的他们反而会较少关注社区服务的供给。但是，随着未来熟悉计算机和“科技依赖症”一代进入老年，“社区网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宣传途径，也将是市场化运作企业的一个必争宣传入口。
可见，为了提高居民的参与度，目前西三旗街道迫切需要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扩大居委会和社区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文明、和谐、友善的街道环境。
（五）反馈――居民对于社区便民服务的反馈
为了了解居民对于街道和社区对于便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在问卷设计中设置了“您认为所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和“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两个问题来获取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反馈。从多重响应的数据结果来看，居民认为“社区服务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是目前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个案选择比例接近60%，其次是认为社区便民服务“服务内容不够丰富，缺乏新意，不够多样”，个案选择比例也接近六成。因此，在可以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的措施方面，“丰富服务内容，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创新服务形式”和“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了居民认为最主要的措施。
在居民的认识当中，在基础的便民服务中加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继续扩展社区的组织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是发展便民服务的紧要任务。居民希望通过扩展便民服务的服务内容、增加服务形式和引入市场化运作来提高其享受便民服务的积极性和效率。而目前西三旗街道的社会创新园就是试图通过引进市场化运作方式来提升便民服务，这与居民的期望不谋而合。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调研，我们了解了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现状、居民了解服务的路径和对便民服务的期待，同时也发现了目前已有的便民服务的问题。以西三旗街道作为一个“样板”，研究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途径对社区便民服务进行改进和提升：
首先，街道和社区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社区便民惠民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强化基层组织服务能力。需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居民需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社区及周边各类资源，促进基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便民服务。
其次，社区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但是也需要加强对于“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等软性便民设施的投入建设；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便民组织发展较好，其他便民组织的发展并不成规模，需要加强对便民组织的引导和管理；在便民生活的众多服务内容方面，社区医疗、居家养老等服务设置方面还比较薄弱，建议街道有针对性地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宣传，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平衡社区便民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再次，街道或者社区居委会作为第三方要引进便民服务提供商的竞争，做好便民服务的价格公示，做好服务监督。考虑到社会创新园的建立（引入市场化运作）会为西三旗街道的便民服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产业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而“社会建设文化先行”，我们建议西三旗街道可以摸索将现有的产业-政府-居民之间的互动发展为产业-学术-研究-政府-居民的互动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的规划、发展、提升和推广的过程中来，争取将产学研民的社区便民服务创新互动模式建设成具有示范性效果的特色便民服务创新火车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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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2
关键词： 预防医学；社区卫生服务；运用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7-0317-02
0 引言
预防医学是一项以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宏观、微观技术手段，对影响健康的因素以及作用规律，来分析外界环境因素和人群健康的关系，进一步延长人群寿命[1]，提高生命质量的学科。为探讨预防医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运用效果。本文调查2001年-2005年和2006年-2010年两个阶段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以及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地区5个大型社区，所有社区在2001年前均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集2001年—2010年间所调查社区内，家庭食物中毒发生案件和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2]的掌握以及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相关资料。
1.2 方法 将该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分成两个阶段，将尚未引入预防医学人才和概念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2001年-2005年设为第一阶段，将引入预防医学人才和概念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2006年—2010年设为第二阶段，对两个阶段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情况进行比较。
1.2.1 环境卫生 提高社区群众对于环境卫生影响健康的意识，了解吸烟、油烟、装潢材料等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3]。
1.2.2 食品卫生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农药残留、有毒物质、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程度，定期对社区居民通报食品中毒信息。
1.2.3 劳动卫生 针对居民的职业进行劳动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并加强劳动污染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监测。
1.2.4 心理卫生 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存在心理不良问题的居民进行积极心理引导，树立居民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帮助居民处理家庭、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避免疾病的发生。
1.2.5 流行病学研究 定期观察流行病发生、发展情况，在流行病高发季节提前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流行的发生。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首先做正态检验，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均数t检验，以P
1.4 观察项目调研方法 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相关知识问答卷，调查该地区居民对有关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问答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越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满意度评价调查表，让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进行评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越满意。
2 结果
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加强预防医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提高预防医学的宣传、教育工作，定期举办讲座，在社区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定期更换板报等形式对居民进行教育，提高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大力消除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提高居民的生活、学习质量，加强社区疾病预防工作网络建设，提高社区对流行性疾病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最大程度降低各种因素对居民身体健康的伤害。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参考文献：
[1]鲍勇，龚幼龙.临床预防医学在卫生服务发展中的作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18（3）：149.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3
一、引言
利益主体理论最初源于19世纪，当时盛行一种协作或合作的观念，而后利益主体理论被利用到了企业领域。而在当前旅游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旅游业。各地为了发展旅游业，往往采用出让旅游资源经营权的做法吸引投资者，导致旅游项目的治理结构复杂化，部分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旅游业发展利益“非本地化”倾向，从而导致当地居民不满意旅游业发展的收益，进而旅游业的支持度不够，最终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内，由于旅游利益分配不均所引起的景区管理方与居民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如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不少景区出现部分村民为争取门票利益而拦阻游客的现象。
本文试图运用利益主体理论，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式，以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二大古村落为例，研究在民间资本投资旅游的过程中，两地旅游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区域旅游业发展中提高“利益本地化”程度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对旅游利益本地化问题关注是继20世70年代至80年代几个热门的研究主题―“社区旅游”、“旅游协作（合作）”等出现后产生的。如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飞地旅游”（enclave tourism）现象，认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旅游发展的不公平现象，发达国家主导了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投资、消费和收益，旅游发展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和社区带来应有的收益。国外学者对旅游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 旅游规划、管理与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社区旅游及其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对于旅游利益本地化的研究相对落后，直到2000年，张广瑞将世界旅游组织通过的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翻译并引至国内， 国内学者高元衡、朱华、李凡等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乡村旅游地及古村落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分类问题。一部分学者研究了古村落利益分配体系，如基于社区参与的古村落型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但还没有构建出居民参与度、受益度、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机制。
三、古村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一）古村落旅游地利益主体及其特殊性
要研究区域旅游“利益本地化”问题，必须明确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从利益的受益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体型的主体、集体型的主体。从类别划分，则有更多的类型（图2）。旅游地的利益主体是由旅游地经营企业、当地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游客构成。而古村落旅游目的地与一般的旅游目的地有所区别，其旅游资源即为当地居民和村落的整体环境，并且在古村落开发成旅游地之前，村落是居民生活的地方，大多数属于居民的私有财产。如西递，旅游吸引物不仅是古民居，更包含西递村民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西递特有的珍贵的旅游资源。因此在古村落型旅游地的开发中，居民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其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将直接影响着旅游地的发展。
（二）西递宏村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从经营管理模式角度，西递、宏村具有不同的模式。西递属于本地资产，本地公司经营（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模式；宏村属于本地资产、外来公司经营（北京中坤集团）的模式。基于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收益程度和方式，都会有一定的不同。对于研究旅游发展“利益本地化”问题，可以进行很好的比较，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调研分析
（一）研究方法
旅游地居民参与度、受益度采用问卷调查法我们于2014年7月15日、7月21日在宏村、西递发放问卷150份，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35份、124份，回收率分别为90.0%、82.6% ，此后，我们再次走访了西递、宏村各10户居民，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坤集团，进行了大量详实可靠的调查。
（二）研究结果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三个方面的内容，故研究结果也分为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由本地旅游管理公司（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西递，其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要高于由外来旅游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团）经营的宏村
1、参与度
从表1中数据可以发现，宏村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以及参与方式比较集中，主要为1―2人，通过出售旅游商品参与当地旅游；西递则分布比较分散，在旅游公司工作的居民比例高于宏村。宏村居民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集中在1―2人，占总村户的85.3%，西递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人数相对分散些，其中4人及以上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宏村，占20%；对于居民的参与方式，出售旅游商品是二地的主要参与方式，有94.4%宏村居民依靠出售旅游商品参与，超出西递20%，西递中有占总村户的20%居民在旅游公司工作，这比例明显高于宏村。
在对二地居民的访谈中发现，宏村景区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团）每年很少甚至没有征求过居民的意见，文件公告也是管理公司决定后再分发到居民家中，居民参与景区决策的比率低。而在西递，居民表示虽然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没有让每个居民参与决策，但居民会选出代表来表达居民的意见，这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的话语权。
2、受益度
从表2中可以发现，因旅游景区发展，西递居民受益程度整体高于宏村，宏村居民旅游收益占家庭总收入百分比主要集中在50%以下，占55.6%，而在旅游收益占总收益50%至80%的区间内，西递居民明显高于宏村，占26.7%；关于收益来源方面，虽二地收益来源都大部分来源于自主经营，二者相差不大，但西递在企业分红方面占15.3%，高出宏村近5个百分点；宏村居民获取分红次数总体低于西递，其中占61.1%的宏村居民从未参与利益分红，而西递居民中有占53.3%曾经参与利益分红。
3、满意度
从表3中数据分析，西递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满意度高于宏村，二地居民大都同意旅游发展给当地居民增加了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活水平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宏村有约13%的居民表示不同意增加了就业机会，西递这一比率仅为9.67%；旅游发展吸引大量外来投资，致使商业竞争加剧，宏村商业竞争加剧程度高于西递，82.2%的宏村受访者表示加剧了商业竞争，不同意竞争加剧仅占总村户的14.8%，而西递约占47.1%村户同意商业竞争加剧，32.8%的村民不同意竞争加剧，这一结果也与访谈的结果相吻合，西递居民表示在西递景区经营大都是当地的居民。
4、参与度、受益度与满意度影响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居民参与度的提高，会相应的提高其受益度，使居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受益度的提升也会激发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与信心，从而居民在区域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得到提高，反之亦成立。参与度、受益度高，将会提高居民的满意度，从而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五、对策
（一）鼓励和提高居民参与度，提高利润分成比例
著名旅游社会影响分析专家Murphy指出，公众参与旅游业至少体现在决策过程和旅游开发受益两方面。古村落的发展也是依托当地旅游资源，故旅游经营公司应设立平台，鼓励居民参与。旅游公司在上缴税后，应将一部分利润分给当地的居民。
（二）重用当地旅游人才，给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居民通过出售旅游商品参与旅游，参与方式略显单一，当地旅游经营公司在选拔员工时，应优先考虑当地居民，提高当地居民在旅游公司和景区工作所占比例，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成立一个地方旅游协作机构，起到监督、协调作用
旅游利益主体涉及多个方面，建议在古村落旅游地设立一个地方旅游协作机构，负责组织各利益主体参加会议，就居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共同进行探讨，保障居民的话语权。
（四）旅游管理公司积极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提高居民满意度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非量化；量化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非量化指标和量化指标都无法缺位，两者必须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必有的共生态。即量化目标可以有非量化的因素，而原本难以量化的非量化目标可以通过细致入微的数据搜集、电话采访、调查报告等形式有机组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对诸如绿色GDP、幸福感、幸福指数、公平感、生活质量等非量化目标的重视，强调了社会建设和对人的关怀。
一、绿色GDP与GDP
近些年，随着干部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发展越来越倾斜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对以GDP为纲的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但问题在于，不是GDP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使用它的人出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简便易行，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视野和能力；它是综合反映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它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它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现状是否健康，也是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但是，GDP不是一个好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它不可能正确反映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人们的道德、价值、关怀、精神，社会的公正、快乐和幸福等难以通过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指标；也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及代价和方式。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说到发展，就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就是看GDP的数字大小，GDP等一系列经济量化指标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糅合下，已经成为决定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杆。所谓“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现实中，GDP获得了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即使以后有了新的指标体系，GDP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很明显，它也是最重要的单科。问题的困境在于，虽然GDP这一核算方法目前无法被取代，但是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GDP却又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而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1]：技术上，环境要素的价值难以衡量，因为环境要素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没有货币符号，因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大面积水土流失等的成本也难以数字化。观念上，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会形成诸多包括来自制度上的障碍。但若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真实的发展水平，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二、幸福感与幸福指数
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对人们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两者的不同在于，幸福感是模糊的，它和经济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存在。有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而这段时间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快乐水车”①现象越来越普遍。幸福只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会瞬间消失也会长久存留，主要和产生幸福感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关。2004年的“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结果就显示，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很清晰地表明，生存环境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套用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概念来说，当你饿的时候，有吃的食物就会感觉很幸福，此时，食物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而当你身处沙漠感觉口渴难耐的时候，水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其他所谓金钱等都不重要。在这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是幸福指数难以把握和计算，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但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则用日重现理论即DRM理论：即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会议、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记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DRM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实际上，幸福指数对中国而言尚是一个并未被彻底把握的一个东西，对此，经济学家奚恺元认为，在使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避免形式化，因为我们对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避免短期行为，因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重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幸福不等于吃喝玩乐[2]。在这方面，我们就做的十分不够，不仅不够，更确切地说，完全把幸福等同于人性的物质欲望，幸福被异化了。公款吃喝就是一个典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正在大幅度提高，如果政府不加强权力监督与机制制衡，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距离拉大的最大祸根。由此，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精神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指标
德国著名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精神生活与人的精神本性相关和同构，因此，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质，便不可能将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以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从而使自身及整个生活在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标发展[3]。人的精神质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因为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所产生出的愉悦快乐和幸福感，人生价值实现的满意和满足，并因此产生出对更高层次目标追求的理念……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快乐幸福，满意和满足越强烈，精神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则低；当人们在紧张工作后，在余暇休闲中享受和消费自己或他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时，感受到愉悦快乐和幸福的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反之则低；个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所处工作环境带来的满足和愉悦快乐幸福，其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家庭内外环境中，生活轻松而又愉快、积极而又舒畅，感到满意满足于越快乐和幸福，精神生活的质量比较高，如果上述环境不好或不理想，肯定会影响精神生活的质量。因此，衡量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就由个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个人在工作后和余暇休闲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社交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家庭生活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四个方面组成[4]。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收入状况、居民消费、社会安全、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八个方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5]。2002年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则把生活质量涵盖了如下方面的内容：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绝对条件；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结合点，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相对条件；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条件；生活环境的优化，这是体现生活质量高低的外部条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由收入、消费、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九个类别组成。其中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属于精神生活指标的内容[6]。
1.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9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展代表表示，之所以来参加世博会，是因为城市生活这个主题非常吸引人。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世所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2006年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调查后认为，上海市民关注度最高的是医疗条件，比例为56.4%，次之是社会保障，比例为55.1%；在心理生活方面，认为“家庭生活和谐”令人愉快的最多，占回答人数的64.3%，其次是身体健康，占48.5%，而在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回答中，有54.6%的居民选择了“收入太低”，其次是工作压力太大和休息时间少，分别占21.6%和20.9%；文化精神消费总体上以大众型为主；心灵生活状况体现多元化的态势，居民对“机遇”的认同略高于全国，认为“个人努力”（58.8%）最重要，“机遇”（50.2%）次之，“家庭背景”（42.9%）、“个人能力”（41.1%）、“教育程度”（40.2%）、“社会关系”（38.4%）、“性格”（27.0%）[7]更次之。很明显，调查者一般都认为，衡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内容和标准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卫生、健康等社会保障是否完善、娱乐休闲等公共文化服务是否健全等方面。
2.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农村精神生活领域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没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较少，村里一年到头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冲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设施严重不足[8]。而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庞大，有的甚至全村人都出去打工，剩下的妇女、儿童、老人就形成了大量的“留守村”，据统计，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全国已达4 000万～5 000万之多。“党政干部眼中的和谐社会”问卷结果也显示，三农问题（60.1%）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关于农村居民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具体可选取如下：对政府在农村的政策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生活条件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婚姻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业余娱乐生活的满意度[9]。
3.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近些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剧增，他们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相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和其他尤其是城市群体相比，处于相对贫困和无保障的状态，这些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庞大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预计2020年可达4亿人。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做着最累的活，却过着最差的生活，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即“他们种粮盖房却无缘分享盛宴场”，其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的不理想状态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中营造着越来越广泛的话语环境，其中，对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的关注也成为其中关键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他们在城市的边缘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但生活环境以及周边设施比较差，这样，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孤岛效应”。①
四、公平感与公平指数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公平、公正、正义等问题在民主和法制光环的笼罩下，显得尤其夺目。公平既包括机会（起点）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既有资源配置上的公平，也有劳动成果分配上的公平，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度量和价值选择。但是很多事情是公平不了也无法公平的，因为每个个体自然出生时就是不公平的，有的身体弱，有的身体强壮，有的家庭富裕，有的家庭贫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长大后，因为个人能力、素质的高低不同，机会也并非公平地眷顾每一个人，因此，结果也不会像大家饿了，每人都发一个馒头一杯水那样公平。不公平往往在更多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身边。实质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即公平感。
那么影响人们心中公平感的因素都有什么呢？据“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高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26%），官员的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手里握有权力资源的人或部门在穷奢极欲的挥霍着纳税人的钱，而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的纳税人却生活艰难并丧失了话语权。事实是，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而目前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5左右。 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城乡之间明显的社会心理失衡，是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大隐患。
社会公平指数是测量公平感的有力杠杆，与之密切相关的有基尼系数、社会贫困率和社会保障覆盖率或福利水平。因此，即使公平感无法确切测量，但是上述三个指数如果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感是注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政府的作为在目标量化和非量化之中的作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每项规划或政策的实施，都将最后成为执行者的考核标杆，对量化目标和非量化目标的科学设计，政府应该重之又重，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潘岳.谈谈绿色GDP[J].航天工业管理，2004，（5）.
[2]戴廉.“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J].瞭望新闻周刊，2006，（3）：13.
[3]刘梅.精神生活：奥伊肯对人生哲学的批判与建构[J].哲学研究，2006，（7）.
[4]杨绪忠.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J].上海统计，2002，（10）.
[5]彭念一，李丽.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与综合评价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
[6]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统计，2002，（12）.
[7]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J].社会科学报，2006，（5）：11.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5
关键词：石油成品；销售企业；营销策略
受到科技手段的影响，越来越多现金的是有挖掘机被研发出来并成功投入到石油开发工程中并取得较大成果。可以说石油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石油的宝贵会不会给石油销售带来负面影响，传统销售模式与新型销售策略的角逐，以及未来石油销售模式将走向何方都成为当前石油销售重点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对中石油成品油销售企业营销策略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顾客满意度的营销策略
菲利普-科特勒曾表述：稳定顾客关系关键是顾客满意；企业经营宗旨是要顾客满意；以顾客的角度去驱动自身产品的研发。但我国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居民对生活的质量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顾客满意的下滑使石油企业的营销思路一再受阻。在挑战面前有些营销员对顾客满意度的营销策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给营销员的成长提供了有力动力和契机。提高顾客满意度要做到一下几点：
1.1树立顾客满意理念
首先，坚持“顾客是上帝”的服务宗旨，培养销售人员自身技能和素质，以真诚的态度为客户提供服务，促进我国石油成品的销售工作发展；其次，对我国石油成品销售市场进行调研，通过全面了解客户的需要和市场销售结果，制定相关的销售理念服务制度，保证提高石油成品的销售量。
1.2客户满意否？产品是关键
各种营销“宝典”奇招百出，让营销人员无所适从，而客户最关心的无非是产品和服务，而产品处在营销的核心位置，只有优质的石油产品才容易吸引消费者的青睐，提高产品质量不仅要从源头抓起，还要在油料输送渠道上做优化功夫。
1.3提供服务质量
石油产品的特殊性给石油营销造成了一定的制约，这就需要，石油销售人员要对石油客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及时获得用户所需信息，为用户的真实期望提供有效见解，提高用户需求与自身销售产品的关联度，以促成销售协议的达成。另外石油的营销窗口———加油站一直处在竞争焦点位置，为了提升成品油的竞争力，有人建议增加加油站的服务门类，如车辆寄存、地域车型转接处等服务。另外提高服务质量要以顾客满意为宗旨，通过强化服务管理、完善服务系统，最大限度的挖掘加油站的潜在动力。
1.4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分子，员工积极性的提高对经营管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从加油站的现实需求入手，从员工的能力培养角度，挖掘员工的真实价值，促成双向激励机制的形成，企业发展离不开个人成长的助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关键三点是：调动员工的服务意识；逐步培养员工自我价值实现本领；将主动销售和被动支持结合起来，让员工对销售有新认识，新见解，提高员工的服务技能。
1.5注重品牌效应
良好的形象既可以创造用户消费需求，增强加油站筹资能力，又可以改善其现状，开拓其未来。为此，首先要在产品和服务上肯下功夫，力争退出精品；其次，要借助各种媒体资源宣传和公关决策，扩大影响力和朋友圈；努力满足用户和社会的渴求消费需求。
2与目标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客户关系营销认为，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建立在积累客户价值的基础上的。盈利的公司通常更善于获取、保留和发展新客户。根据国外市场营销资料，一般来讲，20%的客户为公司提供80%的盈利，虽然国内成品油市场并不一定适合这种比例划分，但原理几乎一样。与目标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与其建立、维系和发展一种互相依赖、长期稳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战略联盟关系，目的是延长客户关系的寿命，并通过分享利益、交叉销售等方式开拓每个客户的增长潜能。为此，首先要进行客户识别。通过市场调研、历史数据分析等手段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分析，根据购买量、购买频度、付款能力、议价能力等指标将客户进行分类。其次，建立重要客户数据库。客户数据库收集的资料有助于利润、资格认证、产品和服务销售、客户关系维持等营销目标的实现。再次，根据客户重要程度，来区分级管理的方式确定具体责任人员。最后，通过客户走访、定制化服务、俱乐部营销等手段与目标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3开展具有特色的非油品业务
关于加油站开展非油品业务，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稳步开展。首先是要统一思想认识，随着国内油品市场的逐步放开，竞争日趋激烈，油品毛利降低，发展非油品业务是必然趋势。其次，要结合中国市场情况有选择性的开展。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人均GDP需要达到一定数量时，加油站里的商业投入才能有盈利。即使在城市中心，也并不是所有的油站都适合发展。由于非油品业务的发展与居民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与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和居民的消费水平密切相关，因此非油品业务开展，应该从发达地区、大城市中心地区开始。据国外公司所做的市场调查，到加油站的便利店购买商品与消费人群的消费习惯、在路途上花的时间，经常路过的地点等因素密切相关。加油站便利店业务应当有所选择。鉴于国内外许多情况存在许多差异，发展非油品业务要结合加油站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尝试。具体业务可以是便利店，还可以是汽车修理、汽车后服务等内容。可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和站点进行试点，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逐步推开。最终目标是努力培育出具有品牌特色的非油品业务。
4结束语
石油产业不仅带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中，石油设备的更新进步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加快石油事业前进的步伐提供了便利。但我们在不断销售开采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节能环保问题。石油作为不可再生性能源被开采加工后逐渐减少，我们必须及时考虑到能源储存量等因素，利用科技手段研发出能够逐渐取代石油的产品，稳定我国经济和发展的同时也要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做出贡献，并为人类后代的长期生存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孙亚男 单位:中国石油辽宁本溪销售分公司
参考文献: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6
【关键词】兰州市 体育信息服务 调查 研究
一、兰州市居民享有体育信息服务总体情况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满足运动文化消费、提倡全民健身的今天， 大众传媒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在人们健身信息认知方式和改变行为意向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介传播的精彩健身赛事、新闻、报道以及各种健身娱乐节目等，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满足了受众的文化和娱乐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健身信息环境”对人们健身行为意向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大量新的健身信息的获取， 不断充实人们的“知识库”， 也改变着人们原有的观念， 影响着人们的健身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兰州市居民享有体育信息服务的状况很不乐观，没有享有的高达68.4%，而经常享有的仅占1.7%（见图1）。说明体育信息服务在兰州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是很薄弱的一项指标，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利用各种资源对公众提倡和宣传体育信息服务意识，还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体育信息服务状况，据有关资料显示，兰州市目前下岗职工中，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67%， 在涌入各地城市的农民工中 60%以上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 他们既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有效信息， 也不可能充分开发和利用可能获得的信息，严重制约了兰州市体育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发展 ，所以弱势群体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形势十分严峻，针对势群体的体育信息“扶贫”工作迫在眉睫。
二、影响城乡居民享有体育信息服务因素调查
调查分析表明，影响体育信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收入、体育信息意识、闲暇时间、政府宣传、体育兴趣、体育信息服务满意度等（见图2）。
三、兰州市居民享有体育信息服务内容调查
调查显示，对健身信息选择的人最多，占 63.8%。这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识。体育休闲娱乐信息选择的人数也较多，占所调查人数的 53.7%，说明体育休闲娱乐信息在居民的生活中体现出越来越高的价值。对体育赛事信息和体育商品信息选择的人数分别是占42.5%、36.6%。表明兰州市居民对体赛事和体育商品信息也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体育政策法规信息有选择的仅有 4.4%，这主要是因为政策法规信息与居民生活联系不直接，居民对其没有关注点（见图3）。
四、兰州市居民享有体育信息服务渠道调查
调查显示，在传统媒介传播渠道中，有46.4%的居民通过电视获取体育信息。这是因为电视拥有率高、传播速度快、现场感强、不受文化程度限制，并且综合的电视频道中开设多个体育专栏和以体育信息为主的专门体育频道。因此，电视成为兰州市居民获取体育服务的重要渠道。广播传播渠道由于不如其他渠道生动、形象，且不宜保存、选择性小，因此兰州市居民中仅有 9.1%的居民通过广播传播渠道获取信息（见图4）。
调查还显示26.7%的兰州市居民通过报纸、杂志获取渠道获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