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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问题范文1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服务贸易基础落后，整体竞争力较差
由于过去长期“重制造、轻服务”的政策导向，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其发展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2006年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仅为39%，而美国自1984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2］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50%左右，而我国直到2011年，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比重也仅为43.1%。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严重滞后势必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能同步发展，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偏低，产业基础薄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差。加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服务产品档次低，服务贸易从整体上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呈现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1.我国服务贸易行业分布不平衡。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行业及金融、保险、咨询、通讯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出口比重偏低，这正说明我国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国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另一方面是服务管理体制的滞后，也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缺乏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动力，因此在世界服务贸易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2.服务贸易地区分布过于集中。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仍然为我国内地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2011年服务贸易额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总额的64%。其中，中国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和顺差来源地，双边服务贸易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四分之一。从服务贸易主要领域的进出口情况看，中国香港、美国分别为我国内地运输服务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所占比重为运输服务总额的50%;旅游出口市场集中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所占份额近60%;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方面，美国是第一大出口市场，其次是东盟，占该行业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内地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香港，其次是欧盟和美国，三者占比都超过该行业出口总额的20%。［3］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导致服务贸易多元化程度不高，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大环境下，不利于分散市场风险，抗打击能力较差。而在国内，服务贸易则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所占份额极小，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偏低。
(三)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落后，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
由于服务行业数量和范围较大，从而给相关部门带来较多的管理困难。国际上要求对于服务贸易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还比较落后，存在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多数重要服务部门尚无立法或欠缺配套法律，如电信业、旅游业，尽管有些部门有立法，但已颁布的法律比较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未形成体系。另外，现有的相关法律，如《外贸法》等缺乏可操作的详细规定。
(四)服务贸易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我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对服务业人才培养方面重视程度不够，高素质、高技能的服务业人才紧缺，尤其是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一些新兴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人才更是奇缺。由于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服务提供者只需具备一般化素质或经过简单培训后就可以上岗;加之对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目前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新优势，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无污染、低能耗，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领域内的倾销、反倾销等贸易摩擦较少，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具有劳动力的优势，但仅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服务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也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不符。因此，应明确服务贸易发展思路，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并将其确定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此外，政府也应大力改造、提升传统服务行业的档次，建立品牌优势，打造我国服务贸易品牌，在维持我国传统服务贸易行业有利地位的同时，加大对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企业的政策倾斜，从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
(二)努力推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1.以生产业为突破口，通过专业分工，加大高级要素投入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4］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推动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在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逐步扩大中国服务外包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创建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2.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的“价廉”优势会部分丧失，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是为了提高出口的稳定性。因此，除在中国香港地区、欧美市场上提高服务档次，保住传统出口市场的份额外，我国也应积极开拓一些新兴市场，出口适销对路的服务产品。在国内，政府应积极引导中西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且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加强运输物流建设，鼓励高新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改善我国服务贸易地区结构过于集中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
(三)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协调机制，解决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各行政管理部门间的交流与合作;统筹安排我国服务贸易的规划、统计、立法、政策、对外谈判和促进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管理效率和水平。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为了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应按照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规定，对照相关国际惯例，制定详细的操作规则，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国内贸易问题范文2
关键词：加工贸易；广东；价值链；微笑曲线；增值率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58-02
一、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概况
广东是国内开展加工贸易最早、加工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广东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源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加工贸易已经成为广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使广东长期占据着全国各省份经济总量、对外贸易额、引进外资额等多项经济指标的榜首位置。
然而，作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聚集地，广东的领头羊作用更多地表现在规模和速度上，总体上仍未摆脱低附加值和非差异化加工为主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演进的背景下，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已经超出了单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范围，它越来越多地来源于企业与产业价值链上下各环节的有效整合中，企业间的竞争已经演绎为产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战略环节是价值链上的制高点，抓住了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也就抓住了整条价值链。因此，企业应该集中力量控制其战略环节，而把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非战略环节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过程就是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片断化，即同一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的全球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而并非在单一企业内部完成。企业必须积极应对价值链上价值重心的不断转移和变化，努力使自己处在高价值的关键环节中，以保持竞争优势。
二、延长广东省加工贸易价值链存在的问题
(一)广东加工贸易技术含量、增值率低
广东加工贸易依然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自创品牌生产较少，多数企业以贴牌、来样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出口品种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基地。工业模仿能力强，但创新能力差。广东省生产的工业品绝大多数档次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研发能力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相当数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是制造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出口增值率偏低。“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就成为了广东省制造业的主要特点。广东省只是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
(二)广东省加工贸易仍处在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广东省加工贸易发展之初主要是以服装、纺织品、玩具等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高。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在广东的大规模发展，主要得益于世界机电产业模块化、标准化的轻型加工组装产业向广东省的大规模转移，即通过从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东盟等地大量进口零部件，在国内加以组装而形成最终出口产品。本地企业出口的是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但负责的仍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我们切不可把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等同于产业升级。广东省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并没有带动相应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工贸易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负责附加值最低的加工装配环节。
三、广东加工贸易产业链延伸受制约的原因
(一)分析的理论依据：微笑曲线
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表明，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延伸。总体而言，越向两边走，企业获得的附加值就越多。
(二)微笑曲线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及增值率
加工贸易产业链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及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内供给，从单一企业加工向多企业的生产联合体深加工方向转变，逐步形成深度关联、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进而不断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研发设计、加工生产、运输仓储、物流配送、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对国家来说，加工贸易留在国内的加工环节越多，产业链越长，国内增值率就越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在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环节分配中，可以用“微笑曲线”加以分析。
这个理论描述的是，曲线左端(产业链上游)的知识产权开发企业，随着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收益逐渐上升；在曲线右端(产业链下游)的品牌销售企业，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产品增值收益也大幅上升；而弧底部分的成品装配和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则是“流汗多拿钱少”，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显然就是处于这个位置。
加工贸易产业链上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增值率(附加值)曲线”，即通过新品开发、品牌创意、行销渠道、运筹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规模的增值水平，也就是要通过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渗透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综上可知，作为出口大省广东，通过加工贸易贴牌组装生产的，企业并不具备生产技术上的优势，研发设计、特殊材料、关键部件及产品销售均严重依赖外方。组装用零配件主要通过跨国集团内部采购和调拨，内资企业难以进入料件配套体系，加工贸易企业产业链自主延伸能力弱。
四、延伸广东省加工贸易产业链的措施
(一)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培养品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广东初级产品产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产业技术落后，导致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加速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性任务。从宏观上看，一是要努力培育国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形成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要充分利用产业扶持优惠政策服装、农副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由初级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从微观上看，还要进一步改革，构成技术密集的企业，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机电产品的出口量，创造较多的外贸收益。要特别注意对成套设备、动力机械等产品出口的培育。二是要提高传统的纺织、现有的加工贸易优势相关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扩大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条，提高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比例，使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真正落地生根。
(二)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配件
加工贸易行业与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中间投入品行业的产业关联性很大，中间投入品市场是加工贸易产业与国内产业，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联系的重要纽带，提高国产料件在加工贸易产品中的使用是消除加工贸易“飞地效应”实现加工贸易落地生根的最有效途径。要提高加工贸易中的国产原材料采购率，可采取以下政策措施：首先，制订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相应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国产料件，视同国外进口料件与其享受一样的保税政策，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改革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加快出口退税的速度，实现出口及时退税，提高加工企业国内采购的积极性；依据国内采购价值占产品价值总值的比例制订各档不同的优惠措施，国内采购价值所占比例越大，享受的出口优惠条件越多；此外，我国的价格、投资、税收以及贷款等政策几乎都向下游最终产品倾斜的状况，应对中上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引导资金(包括外资)投入中上游产业，以便为加工贸易提供优质低价的国内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促进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其次，政府做好各项鼓励本地采购的服务工作。由政府组织定期举办各类国产材料展销会，促进加工贸易企业与本地配套企业的交流与沟通，了解本地材料市场的发展情况。最后，建立中间投入品市场供求信息平台，促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配套厂商建立业务联系。
(三)建立完善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政策
目前，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受到的限制较多，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简化，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促进加工贸易转厂效率的提高。政府应通过有效途径向加工贸易企业宣传深加工结转的重要性，制订鼓励出口深加工产品的政策，按照出口产品有无在国内进行深加工以及深加工的具体环节与工序对加工贸易企业给与奖励或税收减免，提高企业深加工积极性。
(四)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企业的本地配套体系
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制订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其在本地进行采购与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发挥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本地配套企业的水平，为加工贸易本地化的发展制造进一步条件。目前，我国国内配套企业产品质量整体不高，从而严重制约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政府应对加工贸易配套企业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促使在本地建立规范的配套产业体系，吸引加工贸易企业采用国内原料替代进口原料，促进和拉动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首先，鼓励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落后生产方式，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与技术含量，向国际标准靠拢。为使国内企业生产的材料和零部件在质量、规格和成本方面适应加工贸易出口的要求，广东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扶植本地企业技术研发、试制新产品以及向加工贸易企业提供试用品，促进产品质量迅速提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配套企业给与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其次，抓住跨国公司基于市场驱动向当地转移较先进技术的机遇，加快学习实现技术本地化，扩大本地产品领域并提高产品层次。
五、结论
政府需整体考虑完善加工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确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打通相关政策瓶颈，同时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摸索出一套真正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有效利用发展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的一条途径。促使广东加工贸易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发展，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最大效益地带动其他产业，辐射其他行业与地域。
延长广东省加工贸易价值链，我们需要落实将发展加工贸易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结合起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流向上游配套产业。随着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应该改变以往单纯以生产为主的方式，转向生产、仓储、转运并重的模式，通过建立海陆空联运的仓储转运中心，将加工贸易同仓储转运业结合起来，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进一步延伸。外资在短期内虽然对引入国的GDP增长有促进作用，并能促进出口的增长，但却不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只有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本地采购和发展配套产品企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通过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陈延林.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龚震.我国加工贸易产业链延伸的困境[J].经济导刊,2006(04).
国内贸易问题范文3
关键词：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广东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政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扩大内需，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可以降低因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上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又是珠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不仅要扩大省内的市场需求，还可以依靠自身在技术、管理、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
国内贸易问题范文4
关键词：测度；贸易成本；主要贸易伙伴；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5.019
1引言
自20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成本的降低。现代交通具有运量大、远距离和低成本的优点，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降低了各国贸易的运费和时间成本；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在全球的飞速传播，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信息成本；WTO等一系列经济组织和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与发展，大范围的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了政策性壁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市场的开放度更高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促进了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
2文献综述
目前，虽然国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它也是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贸易成本的重要性使得对其的研究具有必然性。David（2008）论述了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贸易成本的降低，并且分析了其贸易成本在不同阶段的贡献率。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在假设双边贸易对称的条件下，提出了测度贸易成本的模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模型中的假设与现实不符。本文运用的Novy（2008）估计模型是在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是目前较好的估计模型。运用Novy（2008）的难处在于国内贸易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得，本文借鉴Wei（1996）的方法确定国内贸易，Wei（1996）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一国的国内贸易是总收入与总出口的差额。
截至目前，国内关于贸易成本的研究较少。蒋含明（2012）运用Novy（2008）估计模型，基于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1998～2011年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并采用GMM估计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丁媛媛和彭星（2012）采用Novy（2008）估计模型测度了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的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并且从距离、语言、人均GDP差额和汇率波动等方面对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距离和人均GDP对贸易成本有着较为显著地正向影响，共同语言和加入WTO均有利于贸易成本的下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最大，有着十分显著的消极影响。
3Novy（2008）估计模型及数据来源
贸易成本的测度有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两种。直接测度法主要是测度关税、配额和交通运输等政策壁垒和自然因素引起的贸易成本。直接测度法较直观，但是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政策性壁垒较难量化。特别是目前名义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大行其道，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更是难以量化。其次，这种方法主要局限与可见成本，如运输成本和关税壁垒，不能从整体上测度贸易成本。第三，直接测度法中没有包含国内贸易成本。因此，测度贸易成本最好是运用间接测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考察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从而间接地测度贸易成本，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采取地方法。本文运用的Novy（2008）就是一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模型。
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具有多边阻力的引力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xij=yiyjyw（tijΠiPj）1-σ（1）
在此框架下，Novy推导出具有多边阻力的方程：
ΠiPj=（xii/yiyi/yw）1（σ-1）tij（2）
其中，tij表示i国与j国的贸易成本；yi和yj表示i国和j国的名义收入即GDP；yw=∑Yj表示世界总收入；xij表示i国向j国的出口；σ是商品的替代弹性，且σ>1。Πi和Pj是表示i国和j国的价格指数，反映了多边阻力；Xii表示i国的国内贸易。
根据（1）式推出j国向i国出口的引力方程，乘上i国向j国出口的引力方程，即获得双向的引力模型，得到以下等式：
xijxij=（yiyjyw）2[tijtjiΠiPiΠjPj]1-σ（3）
将（2）代入（3），整理以后推到出以下等式：
tijtjitiitjj=（xiixjjxijxji）1σ-1（4）
在（4）式中没有理由推断两个的贸易成本是对称的，即贸易成本有可能不相等（tij≠tji），同理，国内贸易tii和tjj也可能不相等。因此，对贸易成本取其几何平均值为，国内贸易成本的几何平均值为tijtji，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双边贸易成本tijtji/tiitjj，减1以后就得到一个关税当量，最终推导出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双边贸易成本，公式如下：
tij=（tijtjitiitjj）12-1=（xiixjjxijxji）12（σ-1）-1（5）
由（5）式可知，当双边贸易流量xijxji相对于xiixjj增加了，那么双边贸易成本会变小，有利于两个的经济往来，反之亦然。
本文将采用式（5）来测度2000～2014年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主要贸易伙伴国是指2014年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即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巴西和欧罗斯。其中，由于中国台湾的数据较难获得，故将其剔除。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为转口港，拥有大量的转口贸易，国内贸易为负，不适用于本文所阐述的贸易成本构成，故将这两国剔除。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7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对变量取值。其中，按照Wei的方法确定国内贸易xii，即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国内贸易是总收入与总出口的差额（xii=yi-xi）.但是由于总收入中包含了不可贸易品，故需引入si，表示i国全部产出中可贸易品的份额，xii=si*（yi-xi）。同理可得，xjj=sj*（yj-xj）。为方便贸易成本的计算，假设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是对称的，即si=sj=s，从等式中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s与贸易成本是正相关。那么最后（5）式可以变形为：
tij=[S2（yi-xi）（yj-xj）xijxji]12（σ-1）-1（6）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4年的年度数据。中国与各国的总出口和相互出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各国GDP数据来源于UNCTAD statistics。从（6）式中可以看出，我们首先要确定s和σ的值。因为两个参数的值很难直接估计，所以我们参考已有的研究确定这两个参数值。Eventtand和Keller（2002）通过研究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可贸易品的份额也受各国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可贸易品份额也较低。Novy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份额为0.8，本文研究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将s设定为0.8.对于商品的替代弹性σ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值。一般而言，较低的替代弹性意味着消费者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倾向减少贸易，意味着较高的贸易成本。根据Anderson和Van Vincoop（2004）认为替代弹性一般介于5～10之间，这是他们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得出的结果。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将替代弹性设定为8。为了全面的考察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还测度了σ=5和σ=10时的贸易成本。
4测度结果与分析
我们遵循Novy（2008）的研究思路，利用2000～2014年的数据测度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0～2014年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s=0.8，σ=8时，美国从2000年的87.89%降到2013年的68.78%，日本从72.28%下降到2013年的6365%，韩国从64.32%下降到2013年的47.3%，德国从93.22%下降到69.71%，澳大利亚从100.98%下降到70.46%，巴西从144.19%下降到85.07%，俄罗斯从90.11%下降到2013年的81.39%。其中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经济增长放缓，世界贸易低速增长，201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略有上升。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Novy（2008）模型测度了2000～201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效率提高；关税改革的推进和自由贸易区战略都使中国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
5对策建议
根据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在不断下降。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贸易成本仍然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从降低贸易成本的角度，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5.1加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
中国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际大通道，推进中国与东盟海陆空互联互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发展产业集群；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推进，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自由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通；加快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
5.2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
随着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贸易便利化是继贸易自由化以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途径。为了降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应该推进贸易便利化，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制度和手续。中国海关要加强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完善跨进电子商务通关业务流程，推进口岸各部门信息交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通关效率、服务进出口企业，提高贸易效率。
5.3提高产品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强国”的目标，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进和吸收国外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形成二次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打造属于自己国际品牌，实现国际贸易品牌化；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抓住产业发展机会，增强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倡导绿色包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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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问题范文5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04―04
收稿日期：2006―08-01
前言
提高附加值是我国当前产业政策和企业管理方面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附加值”这一概念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概念，长期以来主要为会计学、统计学和管理学所推崇，并在这些学科的研究和应用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会计中的生产核算就是附加值标准，管理中的“附加值经营规则”等，近来更为产业管理政策制定者所看重。
附加值核算最早产生于17世纪～18世纪英国原始的国民收入核算，20世纪50年代逐步成为衡量企业能力和效率的指标。德国的雷曼和美国的克拉尔是附加值应用学说的两大先驱。雷曼认为附加值就是新创造的价值。克拉尔定义为企业员工创造的产出价值。美国《现代经济词典》将其定义为“制造价值”，即商品价值和使用原料的价值之差。日本《大日本经济词典》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产品价值扣除原料加值后所剩余的价值”。二者基本一致，但都比较宽泛，不涉及实际操作问题，而各个国家在实际应用中，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或公开或不公开，其中必有差别。
国外学者对附加值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但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应用层次⑴大体来看，主要是将附加值的讨论同管理、广告、品牌等联系在一起，以价格和顾客的反应为内容⑵⑶⑷。很少有对其经济意义或内涵进行讨论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附加值概念太宽泛⑸。国内学者的讨论也基本如此，除极个别外⑶，也都只进行应用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会计学和统计学的研究，主要讨论附加值的计算问题⑺；第二类管理学方面，主要讨论如何增加附加值问题，其中又分为增加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两类⑻⑼。经济理论方面一般只进行超额剩余价值和附加值的关系问题⑹。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面对这一宽泛概念，对其内涵和经济效应都处于一种默认或自由挥发状态，很少有人对之做出严格的经济学分析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内在要求对外贸易的层次提升，国家提出提高附加值的政策方针。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必然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同时，很多人对倡导增加附加值是否和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抵触、是否意味着政府干涉企业生产等问题产生疑问。所以，本文以最基本的定义为出发点，并给出一定假设条件，建立追求高附加值和利润最大化的数学模型，分别对国内、国际贸易条件下，二者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根据以上两个词典对附加值的定义，可知其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即：
附加值=工资+设备折旧+利润+超额利润以下就基于这一公式进行讨论。
一、国内贸易
对于国内贸易，市场没有要素流动的限制和福利利益的冲突，所以可以认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做如下假设：
1．原料、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即不存在超额利润；
2．生产函数为：y=Mι-α-βKαLβ(1)
其中：y为产出，M为原材料，K为使用的资本，L为劳动力，0＜α＜l，0＜β＜1。
3．所有劳动力的生产能力都一样，不存在熟练与不熟练之分：
4．技术具有可选性，技术的变化反映在α和β上，不同的技术α和β不同；
5．设备折旧率为0，原材料的价格恒为l，产品的价格恒为p，无风险利率为r，标准工资为ω。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先分析一下各生产要素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看原材料，由于原材料价格恒为l，即按生产价格出售，因为它不是按材料的边际产品价值索取回报的，所以，它对行业的发展和行业的转变毫无影响。
其次看劳动力，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者对职业没有偏好，他根据工资选择任意职业工作，标准工资ω，是能获得的法定工资，短期内是外生的，长期内是由竞争决定的，代表平均边际产品价值。
最后只有资本的所有者才是整个生产的能动组织者，他的不同追求目标，将直接影响到生产的特性，下面分析在国际和国内贸易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同附加值最大化之间的经济差异。
这里假设原料价格和产品价格为定值，不仅仅意味着产品和原料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而且暗含了我们这里直接讨论的是通过内涵式增加附加值的方式追求附加值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延式增加．比如产品增加新功能等引起的附加值的增加．这里实际上是将这种增加看作两种不同的技术，是通过技术选择来考虑的。
在以上假设下，利润最大化和附加值最大化分别为：
利润最大化：M(sub)axπ(/sub)=PM(sub)ι-α-β(/sub)K(sub)α(/sub)L(SUB)β(/SUB)-M-rK-wL(2)其结果是恒定的即为0，与厂商从事的行业、使用的技术无关，它只要调整原料、工人和资本的结构，都可以达到。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具有任何技术和产业结构效应。
由于完全竞争市场资本收益规模收益不变，所以附加值最大化实际为附加值率最大化，所以有：
2．由(6)可以看出，给定技术条件下，最大附加值率同投入的选择无关，而是由技术因素d、卢产品价格及工人和资本的机会成本决定的。言外之意，当工资和利率一定时，厂商就不能像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样，随便进入某行业，因为各个行业能达到的的最大附加值率是不同的。即资本所有者面对两次决策，而非一次决策，即先决策进人的行业，再决策最优投入，达到最大附加值率。
3．从(6)式可以看出，MaxAν对α和卢都是增函数。所以，短期内附加值最大化的结果就是在给定工资和利率水平的条件下，尽量选择d和p较高的技术或产业进行生产。
4．从长期来看，由(1)式可得：由(7)可以看出，选择较高的d和卢，就是在资金和人力一定的条件下，尽量选择资金和劳动力边际收益高的行业或技术进行生产，这显然能提高社会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益，即提高工资水平和投资收益。
5．考察二者的关系：将附加值最大化的解(5)代人(2)得：
显然附加值最大化可以保证利润最大化，或者说附加值最大化并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反过来，
将利润最大化的解(4)代人(3)式，得：显然无法直接和(6)比出大小，但由求解过程可得，(8)肯定比(6)小，所以，利润最大化并不能保证附加值最大化。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附加值最大化并不妨碍利润最大化，但它却弥补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能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不具有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效应的缺陷，只是它并不能给厂商带来任何额外的利益。所以，厂商没有任何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动机，这就需要政府出面，以某种政策来推动企业追求附加值最大化，让厂商选择附加值高的技术或产业，一旦他们选定，剩下的生产问题完全就可以放开让厂商自己处理，不用做任何干涉，这正是一种良好的分工。
二、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时，情况较复杂，我们先添加以下假设条件：
1．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流动，除非改变国籍且成本很高，各国都完全就业。
2．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各国实际利率相等。国际实际利率是由各国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共同决定的。
在这两个条件下，问题其实依然复杂，主要是国家利益同厂商利益有区别造成的。对厂商而言，他始终面对的是四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没有任何区别，分析的结论和上面完全一样，不再进行分析。
但对于国家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各国都有让自己国家福利最大化的愿望，所以，国家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大的垄断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它追求在国际贸易中使自己的附加值的绝对值最大化，故再假设：
4．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现在同完全竞争市场相比，有三点关键区别：
1．劳动力是定值，即整个国内劳动者，即假设人口增长率为0。
2．工资不再是外生的，因为我们的假设条件和萨缪尔森定理的条件并不一致，所以，工资可以根据边际生产能力随时发生变化，而不受外国工资水平的影响。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完全就业问题。
3．因为生产受到劳动力的制约，不能像完全竞争时无限自我复制，所以追求的是附加值绝对值最大化，而非附加值率最大化。
这显然很难直接观察它对α和β的反应情况，但通过选区特定的参数，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时，原料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①，原因是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增加原料的投入时，边际收益的增加会被工资的升高所抵销，利润并不会增加，所以，投资者将选择少的投入规模和相对低的工资水平。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①由(10)和(12)的结果以及F，O，C条件可以看出，在国际贸易中，国家的利润最大化和附加值最大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互相不能保证对方实现。利润最大化将使国家的福利受到损失。
②附加值最大化是国家福利最大化，可以提高该国的工资水平。
⑧有以上结果和F，O，C条件可以看出，不管利润最大化还是附加值最大化，资本的边际收益都等于r，即被有效利用。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也等于边际成本，尽管两种情况下数值不等，但都有效的利用了劳动力。但是原料在利润最大化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存在效率损失。
④附加值最大化在国际贸易中不仅具有产业结构效应，还有福利效应。
三、结论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附加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福利指标，后者是效率指标。
2．附加值最大化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影响略有不同，在国内贸易中的附加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可以相容的，但是需要政策等外在的激励：在国际贸易二者是不一定相容，且利润最大化存在效率损失，必须通过政策引导或补偿进行克服。
3．附加值最大化具有结构提升效应。
4．附加值最大化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并提高劳动效率，实现高投资回报和高工资，从而增加本国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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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问题范文6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对国内贸易的经营管理逐步放开，目前国家商务部和各地国内贸易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是促进国内贸易健康发展，所制定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推动内贸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
1978年以前，物资、商业、粮食行业的流通主体基本上是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集体性质的比例不大。供销社虽是集体经济性质的，但其经营管理也基本上与国营商业无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鼓励支持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港澳台经济、外商经济等投资内贸领域，内贸投资、融资的渠道大大增多、拓宽，国内贸易投资体制已经基本完成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政府这单一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多元投资主体。
国内贸易投资体制的变化使我国物资、商业、粮食、供销等系统基本上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中，大多数国有内贸中小企业已经退出市场，而大中型国有流通企业正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重组兼并，形成若干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将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个体商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很多已发展为资产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并逐渐成为投资内贸流通业的主要力量。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流通业带来了繁荣和活力。
（二）加大对内贸行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尽管我国国内贸易的投资机制越来越市场化，但政府仍对与国内贸易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投资。主要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例如粮食储备库、救灾物资储备库，以及大型农副产品流通设施、社会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公用性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政府对流通设施的引导性投资，吸引了民间投资出现阶段性快速增长。
即使是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化运作。例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储备糖、肉制度，在保持国家储备糖重点调控市场的同时，将国家储备肉的调控重点由保障大城市和节假日改为应急救灾，并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实行了新的办法；公布了一批国家活畜储备基地等；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具备资质条件的国储糖和国储肉的代储库点。
除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之外，其它主要财政资助方式和手段是（1）参股。主要应用于大中型股份制企业，借此推动国有内贸企业的体制创新和经营机制转变。（2）资金补助。对城市郊区的商业改造项目和需要扶持的服务行业等采取直接补助的形式。（3）奖励：对龙头企业的示范型、科技型项目，边远及民族地区商业设施的设立开办，给予奖励。
（三）吸引外资，不断扩大内贸领域的对外开放
我国商业领域从1992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自1999年开始，零售业的开放试点从沿海地区扩大到所有省会和中心城市，外商被允许进入直辖市的批发环节；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资根据数量和地域限制分阶段进入我国；2004年12月起对外商投资零售领域的限制全部取消。国际著名商业集团进入我国，不仅为我国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管理经验和流通先进技术，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经营业态，促进了我国流通现代化。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置采购中心，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四）推动国有内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家试点政策的指导下，内贸行业改制取得重大进展。在改制过程中，注重引导内贸企业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结合我国内贸发展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贸管理、发展模式。
目前国有独资商业企业转制基本完成，国有控股、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在零售行业，国有企业退出得更快。但总体上看，目前在内贸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占有一定比例。国有大中型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这一改革包括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它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许多内贸企业大胆探索，在实践中建立了有特色、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管理体系。湖南长沙的阿波罗公司在转制中实行三个置换：职工身份的置换、产权置换和机制置换。身份置换后，职工成为主人（股东）；产权置换以后，由国家独资成为国有控股股份制；在股份制、合作制职工持股的情况下，完成了机制的置换，为企业管理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推动内贸行业资产重组，培育大型内贸企业集团
自2000年起内贸企业开始资产重组，强强联合，做大做强，出现了一批商业集团。由上海物资、上海一百、华联和上海友谊等四大商业集团公司合并组成了百联集团，注册资本10亿元，总资产规模280亿元，年销售收入近700亿元，旗下拥有6大上市公司，共拥有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多家经营网点，基本涵盖了商贸领域的所有业态。2004年4月北京首旅集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控股公司合并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的著名商标字号作为品牌予以保留，重组后首旅集团控制的总资产量将超过150亿元，年经营收入总额近100亿元，年实现利润超过6亿元。另外还有北京物美集团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改造天津市1000家国有商业网点。在重组中还有股权收购的形式，例如山东三联成功收购“郑百文”，2003年公司股票得以重新上市交易。
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流通企业改革、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流通领域大公司、大集团，2004年，商务部颁布了《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对大型流通企业并购重组方面可能涉及的问题做了相关规定。
二、各地促进国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将促进国内流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制定本地经济发展战略中都把促进国内流通发展作为重点内容，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市和大连市。
上海市是我国综合竞争能力领先的大都市，90年代以来，上海确立了“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二、一”产业方针。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贸流通产业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进入不同发展阶段。以规模化连锁经营为标志，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时，开始发展连锁超市；90年代中后期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进一步推进连锁商业的规模化；21世纪初，上海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连锁经营向更多业态延伸。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上海将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适应这一战略，内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和提升城市的商业功能；满足“长三角”都市圈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的要求：加强流通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调整完善都市消费服务业功能布局；积极推进商业对外开放和互动发展；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小商业企业发展；大力推动商业技术应用和创新。
大连是东北的窗口。大连市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规划中把促进国内贸易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机遇，进行大跨度产业联合。在商业开放中实现“你进我的零售市场，我进你的销售网络”的目标，使大连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连锁集团的全球性采购和销售网络，参与国际化大流通，并以大流通带动大生产，积极支持商贸业与相关产业的相互延伸，相互渗透，促进商工结合、商农结合、商旅结合，以流通促生产、以生产促流通，不断开辟新的生产、经营和服务领域。目前，国际知名连锁商业集团沃尔玛、家乐福、百盛等都已在大连开店，其地区性总部和采购中心也设在了大连。
（二）实行合理的城市商业布局
我国多数城市能够根据城市规模和人口、经济发展程度规划三级商业中心，使零售业态分布均衡、合理。较大城市的商业布局一般由城市中央商业区、区域商业中心、社区商业等三级商圈组成。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大城市，这种分层次的商业区的特点就越鲜明。中央商业区集聚效应和幅射效应明显，集中了一批以大型百货店为主体的大店、名店、专卖店、特色店，其设施现代化，商品丰富，客流量大。区域性商业中心是处于城市中心商业区之外的若干次一级商业圈。商圈不局限于地理和行政街区的限制，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由服务的消费群体的区域范围构成。区域商业中心是以大中型百货店、大型综合超市、建材、灯饰、服装、花卉等专业市场、仓储市场、日用品批发零售市场、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等商业设施为服务主体的。它的服务对象是该经济区内常住居民、集团消费单位以及部分区外消费者。社区商业则主要服务本社区居民，辐射有限，由各种小店为主体，经营生活服务业，满足就近居民的日常之需。
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城市的商业区发展又有了新趋势：在都市商业区的功能开发上，由纯商业区的单一功能向商业、商务区的复合功能发展；城市商业区建设更注重人文内涵和绿色环保，着力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三）大力推进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
北京、上海连锁经营发展最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市对几万个商业零售小门店实行了连锁便利店式的改造，采取入股的办法，每个店配一台电脑、一部电话，需要什么商品就把信息发给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按他们要求和时间送货，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既完善了社区的商业服务设施和环境，又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居民的满意度。北京市商务局与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制定了《关于促进连锁经营发展实施意见》，该项联合文件解决了连锁企业长期呼吁的“统一纳税”问题，规定连锁企业总部可统一上网办理企业年度检验手续，并统一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发展区（县）中小型连锁超市方面，北京市也在政策上予以支持，给予贷款。超市发、物美等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在城区及近郊迅速布点，迅速发展，在其发展中吸纳了社会资本金主要是个人投资，并且解决了部分城市人员的就业，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外地进京打工人员。
（四）开拓农村市场，搞好农产品流通
各地政府在农村内贸促进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帮助农民群众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二是着眼于广大农民的生活需求和生产需求，组织商业企业提供农民群众需要而又买得起的适销对路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同时按照国家政策做好农产品收购。三是深化农村市场流通体制改革，搞好县乡流通，形成多种形式的流通网络。一些地方推行产供销一体化、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等新型的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模式，提高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化程度，增加科技含量和农产品的附加值。四是根据农产品“一地生产、全国消费”及属于鲜活商品，不便于储藏、保管和运输的特点，尽可能缩短运输时间，减少流转环节。五是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农副产品流通的重要设施，其网点和规模这些年有了相当大发展。
三、国内贸易促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长期实行外贸国家专营。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外贸所处的特殊地位，国家在进出口经营权、配额、许可证、贷款等方面都给予了许多优惠。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外贸垄断的格局才逐渐改变。但从总体上看，传统的“重外贸、轻内贸”现象至今仍未打破。与外贸促进工作相比，我国内贸促进工作滞后，突出表现在：
（一）政府自身的管理促进体系仍不统一
目前国内市场中，粮、棉、油、烟、药、盐等重要商品的市场流通管理尚未统一，而是分散在各个部门，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都在参与市场流通的管理、促进。从职能上看，商务部负责管理和促进国内市场流通，而实际上职权有限，面临非常大的法律难题，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地方对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跟进程度不一样，内贸管理促进机构呈现比较混乱的局面。
（二）缺乏统一、权威、专业性的内贸促进机构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门负责我国对外贸易促进工作，在对外贸易促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高的权威性、专业性。虽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因，贸促会目前的职能定位和机构性质比较模糊，但它仍承担着大量的对外贸易事务性、促进性工作。相比之下，内贸领域缺乏这样的统一、权威、专业性的促进机构。
（三）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缺失
外经贸的立法已经有良好的基础，以《外贸法》为基本法，其他各种专业法为补充的法律框架基本健全。相比之下，内贸立法则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国内市场变化的需要，迄今为止仅有一部《拍卖法》、《生猪定点屠宰条例》等少数法律、法规。
（四）财政资助几近空白
我国外贸有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基金，虽然资金有限，但聊胜于无。以2004年为例，仅通过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发生的各项支出就有大约50亿元人民币，其他支出包括中国贸促会的海外贸易展览等各类事业性支出等还有数亿元人民币。但内贸促进方面却没有这样的财政资助基金。
（五）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不发达，发挥的作用有限
总体上看，我国内贸领域的大多数行业协会仍属政府主导型商协会，体制尚未理顺，运作资金也不能完全保障，仍然带有行政管理的色彩，缺乏为企业服务，维护企业利益的意识；内贸领域仍缺乏水准较高的、从事市场策划、咨询评估、业务的中介组织；一些中介机构依赖于原有的管理渠道，墨守陈规，不能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服务和开展业务；缺乏自律和规范，提供虚假信息、越权和违规事件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