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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1
一、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功利主义主张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尺度或标准，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好的。根据这样的观念，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并以此信条作为伦理规范判定人们行为的善恶。功利主义的观念和信条使得它最终深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且也可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趋利避害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动的心理依据。换言之，人们总是希望外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功利原则使人们变得更为理性，更善于算计。依据功利原则，从政府立场出发，政府应该以“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这样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决策立法的原则。边沁把功利原则引入政治哲学，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但是他对个人的原子式的解释，对苦和乐的算计，成为其理论的致命弱点。当他倡导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时，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罗尔斯。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少数有财产人的利益，增进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修正。”［2］3这就意味着，在正义的社会里，基于公民权利的确定性，政府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更多数人更多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剥夺少数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罗尔斯认为有必要寻找这样一个社会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2］60-61第一原则一般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在第二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可以说，第一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适合于机会和权力的分配，差别原则适合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二、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论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这种论证是根据条件预设进行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其正义两原则就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罗尔斯力图说明在坚持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平等，这对于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种原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任何原则的能力。人们凭借这种能力选择原则，选择原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终只能遵从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罗尔斯说：“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罗尔斯想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从方法论上避免绝对主义，他主张关于正义和道德问题需要论证，使观点能够为人们一致接受。他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2］12
人们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从而设计出一种公平的协议，这对每个参与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罗尔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为他后来提出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就有关正义和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更为合理，人们在阐明判断的原则之后，可以对判断本身作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这些推测性的原则对照于一组确定的事实（即我们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来进行监测”［2］50，从而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两个正义原则和优先排列方式。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原则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正义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表明了人们不希望相互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正义的两个原则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这种反思平衡的证明方法中，如果某组道德原则阐释了某组道德判断，后者也就为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学者对罗尔斯的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比如，这种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对主义的困境。同时，虽然它的阐发点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但在证明过程之中，只是“暂时性的定点”，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当在契约中导出一组原则与这组判断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可以选择，要么放弃该组原则，要么放弃该组判断，这就形成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理论的差异［3］。
三、罗尔斯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现代哲学家以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为视角，认为人们基于生活之中的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性，即现实主体的一致性是构成道德原则和判断的必要条件。因此，罗尔斯从主体一致的道德客观性模式出发，运用平衡方法与原初状态的策略，力求解决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为了确保“客观性”，把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假设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处境的个体。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比方说财富、威望、权力的个人，而是被理解为对他人利益的冷淡的个人。”［2］13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然后，通过原初状态来规定其他概念，从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里，罗尔斯是把原初状态的人假设为理性人，这样，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将会根据自律行事，并确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同意行事所确立的原则又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不仅确立的原则是客观的，而且构成原则的条件是客观的，正因如此，人们一旦获得恰当的观点，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从罗尔斯的论述之中，我们会发现，罗尔斯所指称的同意原则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是基于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由普遍性转化而来的道德原则，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4］。
罗尔斯以主体间一致同意的客观性为基点，回应社群主义者对他的批判。他认为，通过重叠一致同意的观念，可以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共享的公共基础，从而进一步确保从一代到另一代交替中的稳定性，进而巩固和发展共同体。在罗尔斯的世界里，共同体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语境之中，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的价值和道德，因此，根据社会正义原则，共同体的人们通过交流与沟通达成重叠共识，以此解决政治的纷争和社会争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并非能够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见不一致，才产生冲突、歧义、误会，导致战争频繁发生。因此，罗尔斯的重叠一致或重叠共识理论的困境在于：“具有民主情感却碰巧生活在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社会中的人可以说被置于某种理论困境之中。既然他们不能通过揭示隐含的重叠一致同意的正确类型来证明社会正义原则的正当性，他们如何来为这种社会辩护呢？……这没有给人们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主张：在这种社会中的不民主的或不自由的实践或制度是不正义的并应当改变。”［5］322另一方面，罗尔斯的理论是缺乏远见的，“很明显它只在特定社会的人们之间要求一致同意，而这种一致同意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社会中的人的利益或权利，这些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所讨论的社会内所做决策的重大影响。当我们考虑到在当代世界中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5］325。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2
关键词：存在论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探究；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综上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应当照顾到其产生的存在论哲学土壤，并在存在论哲学视阈下探究其全生价值与理论研究方法。如此，才更够将非遗研究更深、更远地推广。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3
【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4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5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将医疗侵权诉讼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近几年媒体关于医疗侵权方面的报道连篇累牍，接连不断的护患纠纷案件和不绝于耳的各种争论，引发了大家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护理工作影响的讨论。辩证地看，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从实践的检验来看，有利也有弊。
1 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倒置的积极意义
1.1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可客观、详实、科学、全面、有效地提供证据，从而避免主观、武断、片面的诉讼纠缠。
1.2有利于患者提出医疗侵权诉讼。
1.3对医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改革发展。由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引发的讨论中，从医护人员和护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查找原因，寻求对策的较多。近年来，各个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和改进护理工作，完善各种工作制度，规范医疗护理行为，制定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分层严把护理质量关，实施全程质量控制，实行人性化服务，加强护患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等等，采取了许多主动性的应对策略，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提供优质护理服务，避免纠纷和过失。有调查［1］表明，病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服务态度得分最高。广大护理人员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凭着对护理事业的热诚和对病人的爱心，无私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在社会大众心目中树起了白衣天使的丰碑。广大护理工作者没有因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而趋利避害，采取各种防卫性措施，规避医疗风险。即使面对极少数情况下出现的纠纷，也能够正视问题、直面问题。
2 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护工作的不利影响
2.1 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要求应以病人为中心， 履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在保护自己或患者利益面前，只能选择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利益，不能为规避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而丧失职业道德。作为规范行为标准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对医疗行为存在着不同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过于强化护理人员的法律规范行为，势必会降低护理人员积极主动的医疗护理行为，从而引导护理人员“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主动规避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慢性”缺失。所以，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虽然强化了医护人员行为的法律规范，但从某种程度上却弱化了医护人员的道德行为，无形中降低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积极行为，也势必会引起患者更多的不满，医患矛盾是否会因此而增加？！
2.2 对医护队伍，尤其是护理队伍稳定的影响。为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医疗单位会通过经常性的学习培训、考试和考核来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至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仅限于普法教育，亦即遵纪守法教育，更深层次的法律法规细则则了解甚少。众所周知，医护人员经常是单独值班，单独面对众多患者，作业的独立性非常强，而工作对象又是身患各种疾病的人，其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护士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护士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病情危急，应当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然而，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使护理人员在“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中如履薄冰，无所适从，怎能心无旁骛地与死神争夺生命并战而胜之！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需求又不断上升，医院超负荷运转已成常态。有研究证实［2］，护理人员是相对高发的工作倦怠职业群体。护理人员既要努力做好繁忙具体的工作，又要时刻防范各种法律风险，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精神上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从业的信心和事业心。所以护理队伍的稳定令人堪忧。
2.3 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的影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于医疗纠纷案，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许多医疗法律纠纷中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视为“强势地位”。因而，这种仿效作用被社会所普遍效仿，结果是无论事由大小，只要患者和家属感到不满意，便会一纸诉状将医疗机构告到法院，为此医疗机构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种倾向性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便纵容了一些人滥用诉权，加之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就某些个案过分的渲染和炒作，使得“医闹”成灾，甚至发展成一种职业。为此医疗机构的名誉和“白衣天使”的形象遭到毁损，工作秩序被严重破坏，公共财产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出现了护士上班戴钢盔［3］的现象。
2.4 对医患利益同一性的影响。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医患关系是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医护人员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体现的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强调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忽略了医患关系的同一性，强化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性。医疗诉讼中无论医护人员有无过错和责任，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证据，否则便应承担相应责任，从某种程度上也侵害了医护人员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3几点思考
3.1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建国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医疗侵权为数极少，不能把个别问题夸大成普遍问题，以免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是平等的，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因为知识的差异和工作职责的不同划分弱势群体或强势群体。人们常说的“求医如拜相”，是大家认为对治病救命的医护人员应当充分尊重；医疗机构所说的“患者就是上帝”，是要求医护人员充分尊重患者的要求和权力，为了患者的利益应当无条件奉献。医患之间互相尊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平等友爱的社会公德观与和谐的医患关系，不存在高低贵贱和强弱之分。更不能把医护工作者“预设”为有过错的人，把医患关系“预设”为强弱不平等的“合同”“消费”“交易”，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在很大程度上会助长个人主义极端化和侵吞、占有医疗机构财产的私欲。面对越来越多职业“医闹”的鼓动和挑拨，患者或家属便会因为一点小事，闹得医院无法正常工作。
3.2医疗行为具有风险性是客观存在的。患者就医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健康或挽救生命，在就医的过程中疗效往往与患者的过高希望不相一致，也就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在医疗机构，即使医疗机构能证明不存在医疗侵权，法律仍将会倾向于“弱势群体”。医疗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医护人员在挽救患者生命和健康的同时，还要承担极大的法律风险，这就暴露出了医护人员的职业“弱势”，以及对法律公平性的需求。
3.3我国现阶段医疗侵权赔偿实行“双轨制”，即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纠纷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般医疗侵权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双轨制”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诉讼投机行为，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如果说医疗是个特殊领域，就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相关的法律，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6
【关键词】创新创业；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34-01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是江苏省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艺术类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有演艺、传媒、航空旅游、动漫、艺术设计“五大专业群”。它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强化职业院校、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社会团体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体现了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创新。倡导建立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一体化创业扶持模式，符合当前中央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多年来，学院在能力型应用人才的培养模式问题上作出不懈探索，从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出发，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社会需求和专业特色相适应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一、认识论层面
创新创业教育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通过积极探索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和途径，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社会适应性。创业意识是指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对人起动力作用的个性需要，包括需要、动机、意志等心理成分，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和能动性。创业精神是以独立性、合作性、果断性、克制性、坚韧性、适应性为主要特征的。创业能力则是一种高层次的综合职业能力，可以分解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所以，创新创业教育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职业技能的科学训练，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对此尝试“三层布点三全覆盖”的教育模式，“三层布点”是指在班级、分院和学校三个层面上都建立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三全覆盖”是指就业创业教育覆盖每一位学生，覆盖每一位任课教师，覆盖每一门开设课程。“三层布点三全覆盖”实际上是六种做法统一于一个模式，每一个做法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如在班、分院、学院每个层面上都建立实践平台（班级是兴趣小组；分院是社团及工作室；学校是创业园、模拟公司、合作企业的顶岗实习等），并做到上下联动，择优升级，使就业创业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性、全员性。再如全课程覆盖就业创业教育内容就是要求每门课程都要结合课程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入就业创业的鲜活事例，将就业创业教育融入到每门课程之中，增强了课程的趣味性生动性，有润物细无声地潜移默化地开展就业创业教育。全课程覆盖实际上就是全体任课教师都在开展就业创业教育。
二、方法论层面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从学生一入学，就明确了“以实践为抓手、以就业为同心圆”来链接教学和服务体系，建立教学就业创业链。比如推行“把课堂搬进企业、把项目带进课堂”教学模式，立足让学生完成“作业―作品―产品”的过程设计，突出了“从做中学、从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前把学生推向社会和市场。实施“一年级打基础，二年级学专业、三年级进企业”的教学时段安排模式，目标就是围绕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让学生一进校就为了就业、为了创业、为了理想而忙碌着。
为了帮助毕业生顺利适应社会，学院积极搭建基础平台，根据专业需求建立各种教学实训基地，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满足了校内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的教学需要。同时，积极拓展建立行业内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如2012年与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城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旗下80多家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建立“县市传媒人才培养合作基地”，旨在培养县市广播电视和网络、移动等新媒体应用人才。
另外，学院还建立各种教学模拟企业，让学生亲身经历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模拟企业经过审批后给予资金资助，学生自主经营，且无需承担经济责任，试运行期满后优胜劣汰。让成功学生进入企业进行实质性运行，脱颖而出者扶持其注册企业，最终实现从就业走向创业之路。至今，学院已经成功建立了“无锡源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江影东方演艺（无锡）有限公司”等。
三、结语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一贯秉承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哲学思考，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形成的全程式全覆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在构建理论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师资队伍体系及管理体系等都取得了较好成效，学生就业率稳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创业学生数量连年增加。
参考文献：
[1]刘芸.创业教育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构想[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7）.
[2]孙辉.“校企合作”推行创业教育培养模式[J].考试周刊，200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