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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贸易理论范文1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剖析 演进路径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动态化体现在推进研究时， 从假设条件、论证体系、实践检验等方面全面立体的改进， 同时也体现在从动态的视角上， 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深化理论研究。研究者可以用动态演进的视角分析现有理论， 思考该理论是否沿袭了从静态分析到比较静态， 再到动态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 还可考察现有理论在整个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位置， 判断是否存在继续动态化发展的可能。只要找准了理论所处的现实阶段， 从动态化的视角分析问题， 研究者就能找到理论的前进方向， 开拓理论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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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技术进步
2004年起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就突破了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自2006年初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仍保持了近几年来快速增长的态势。据海关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达12726亿美元，同比2005年增长24.3%，其中出口总额为6912.2亿美元，增长26.5%。仅前三季度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1098.4亿美元，超出了去年全年1018.8亿美元的水平。然而，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或者说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国的产品和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于津平（2003）运用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魏浩、毛日和张二震（2005）用同样的方法和收益性结构指数发现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傅朝阳（2005）也运用RCA和NTR指标分析得出我国经济的要素禀赋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相对丰富，出口部门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发展
大卫・李嘉图（1817）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思想，引出了比较利益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出在各国在国际分工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便可以获得各自源于贸易的利益；赫克歇尔-俄林（1933）的H-O Theorem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扩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哈伯勒（Haberler，1936）又用机会成本理论（opportunity cost theory）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此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罗布津斯基等诸多学者又丰富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使之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思想。
早在19世纪末马歇尔（1890）就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了除要素禀赋外决定生产成本的其他变量，他分别论述了“大规模生产”与“产业区”的问题，引出了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效应。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A.K.Dixit & J.E.Stiglitz，1977）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国际分工领域，指出消费市场及其引致的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平均成本。即使存在要素禀赋的劣势，由于市场的扩大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平均成本可以低于小规模生产的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别国，并迫其退出该产品的生产。而外部规模效应也说明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也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1）通过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得出了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国际贸易的结论。相反，劳动力增长和外部规模效应等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取得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他认为，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拥有更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工资率，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品。国家间商品生产和贸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埃塞尔（Ethier，1979）分析了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两难的问题，解释并说明了机器种类数量的增加与新技术的增加、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关。克鲁格曼（1983）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并阐述了技术竞争理论，指出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结果是缩小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迈克尔・波特（M. Porter，1990）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是其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导产业是否具备比较优势，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而提高效率的源泉是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他既考虑现实的利益，更考虑潜在的利益对比，强调要素质量的提高对一国竞争力的影响。
二、比较优势理论评析及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特征
按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国家之间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与贸易量成正相关关系，各国之间贸易形式主要应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行业间贸易。但在战后的现实是：发达国家之间行业内贸易量大量增加、产业领先地位不断在国家间转移；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和比较优势理论的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假设相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陷入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低位资源要素产品出口 “比较利益陷阱”。而且密集使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使本国的比较优势最终因对要素的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市场效应，固化原有的国际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恒久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逐渐陷入单一产品结构的畸形产业结构。因此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其动态特征的静态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反而只能使其不断加深。
如何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符合现代国际分工现实和使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分工的利益，迪克希特、埃塞尔、克鲁格曼和迈克尔・波特等国际经济学者们作了理论的动态发展，用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作的动态的诠释，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的诸多变数如市场结构、研发要素、技术创新等引入动态考察的范围。技术创新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中形成规模报酬，规模报酬又影响国际分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是技术创新作用于内生变量，通过改变需求收入弹性，就会使贸易条件产生良好的变化，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获得贸易的利益从而导致福利的最终上升。同时，地区分割的市场对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分割的市场促使区际产业趋同，进而导致区际贸易壁垒阻碍商品和要素的国内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影响规模经济在一国国内的形成。
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一国的对外经济利益的取得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如果其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而且使之静态化，那么在国际分工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大国就有可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从而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战略既要立足现有的成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同时又要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兴的未来的支柱产业，使二者协调发展，不可或缺。因此，主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动态地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断地探索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制定相应的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贸易政策分析及策略探讨
1.贸易政策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我国在要素禀赋中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按照比较优势的定位我国大多数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生产环节。而且由于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较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以静态的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的粗放型贸易扩张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同时由于“合成谬误”的存在，各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政策趋同，同类产品、同类产业的竞争不断地恶化我国的出口市场，致使“贫困化增长”的产生。现实的贸易策略应是既要保持我国中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要有意识地提高和实现向中高端国际分工环节的发展，增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投入。在劳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创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生型比较优势。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我国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劳动就业量，缓解目前困扰我国的就业压力。同时，贸易政策要引导、鼓励企业对技术和知识含量丰富的资本品进口，并加强自主研究开发，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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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四、基本结论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4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之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方面，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
2、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目标，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是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往往会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要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四、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分工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与专业化 新古典经济学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 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 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 Murphy,1992)。
3.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 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11s, 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间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
值得探讨的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一些缺陷:①出于数学的严谨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新兴古典框架通常作了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其中有些是不合理的,会得出与现实相差甚远的结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能力;②现存的统计资料无法满足分工专业化演进的许多数据口径,因此难以采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③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交易费用的大小不能决定分工是如何进行,以及某国生产产品的分工方式,交易效率的高低无法确定某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④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均处于动态之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采用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其分工贸易模型是静态经济模型,从而忽略了时间因素,对现实贸易现象的解释力就有折扣了。但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毕竟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更深层次扩展,这种扩展是建立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其至少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贸易理论的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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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贸易理论范文6
关键词 金融发展 贸易结构 高级生产要素 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 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