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1
关键词：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法；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D996；F75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1-000330-01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的各项经济法律相比具有更强的宏观性，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调整工具。规范的国际贸易法能让全球贸易变得更加的可控，并为各个国家和经济体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对于我国而言，随着我国国际贸易数量和数额的日益增大，国际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愈加明显，这是业界人士应该都应该深刻认识到的问题之一。
一、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概述
众所周知，法律由国家制定的，其诞生之初就具有“天生”的强制性。通过法律。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得到合理有效的调整。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产生、实施都必须依靠相应的社会体系，并且符合这个社会的社会情况，否则，脱离了此，制定出来的法律就往往会变成“一纸空文”。国际经济法也同样不例外。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有其相应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各个国家国际贸易不断增加的最终产物。而国际经济法的雏形大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那个时候，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国际贸易逐渐变得频繁，而频繁的贸易也极其容易产生矛盾。此时，最初的国际经济法应运而生。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国际经济法得到了完善的继承和发展，大量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内容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经济体的认可。目前，业界广泛承认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其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如今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依据了。
二、国际经济法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析
(一)有利于处理我国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国际经济法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巨大，其对于应对知识产权危机尤为明显。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壁垒广泛的存在着，并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一大“绊脚石”，因为知识产权壁垒而产生的不必要开支更是不计其数。这在客观上使得我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严重的甚至会让整个产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和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手段来尽量缓解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有效的利用国际经济法作用重大。首先，要想合理的利用国际经济法，我国的企业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品牌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保持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动力，离开了创新，任何意义的发展都无从谈起。在国际经济法中，对于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保护更是明显。因此，只有我国的企业保持持续不断的创新势头，才能让国际经济法对我国企业的保护效益尽量发挥到最大。其次，我国的企业还必须形成自身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国际经济法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应该充分认清这一事实，在不断提升自己创新能力的时候，还必须运用国际经济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将自己的知识产权纳入安全的保护范围以内。同时，企业在不断研发新技术、新科技的时候还必须对于一些商业或者是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给予严密的关注，一旦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必须毫不犹豫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应得的利益。再次，我国很多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一旦遇到对于知识产权的诉讼就会变得一筹莫展，态度也十分消极。这其实是极其不利的表现。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际经济法，积极的面对这些诉讼，并转变自身的观念，对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积极的应对。
(二)有利于处理我国国际贸易中的倾销与反倾销问题
倾销和反倾销也是现如今国际贸易中一种最为常见的经济问题。国际贸易中所指的倾销主要讲的是出口国将自己的商品按照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输入到进口国中，这对于进口国的市场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换句话说，倾销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而反倾销则是出口国为了应对进口国的倾销行为而做出的应对措施。但是纵观目前的国际贸易市场，很多国家或者是企业为了一己私利，滥用反倾销，这对于一些发展国家的国际贸易的伤害是及其巨大的。特别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趋势的不良发展，很多的欧美国家长期对我国实施反倾销行为，让我国很多的企业面临着很严峻了挑战。而利用国际经济法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一，我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并结合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充分维护自身企业的利益。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原则中有专门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企业应该熟知这些政策，以此应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企业不正当的反倾销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其次，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好，其对国际贸易因此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其在对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行评估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利益驱使将出口国划分为“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两种。而他们则往往喜欢将中国认定成“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这种划分的国家则会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歧视性的调查。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应该充分利用国际经济法，并充分利用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对这这些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有力的揭发，以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合法地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但是我国很多的企业经验欠缺，对国际贸易认识不足，很容易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和企业重视国际经济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保护我国企业国际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静波.国际经济法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制与社会,2014,25:105-106.
[2]方玉强.对外贸易中国际经济法的地位及作用分析[J].中国商贸,2012,03:207-208+220.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2
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对策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2003.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3
一、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意义
(一)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主要原因是我国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地球受污染严重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施方法。我国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保护和防止环境污染两大方面。我们要用促进祖国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看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长久且有意义的工作。我国环保工作主要表现在几个阶段。现阶段,与我国环境的比重相比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污染排放量程度是非常大的。85%以上的村镇河流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污染,74%以上的湖泊也出现了污染问题,大部分的生态功能也逐渐退化了。可见我国的环境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如今,在我国经济逐渐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体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做好了基础工作,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落得到落实,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合作才能发展的更好。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可以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还可以调节各国市场的供应需求,所以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是分布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土地资源丰富,有的国家发展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会受到限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低不同,科学技术水平分布也不平均,所以生产力和市场供应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国际贸易不仅可以解决这类差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了这类矛盾,在市场中调节了供求关系。
二、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二者是对立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想要控制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国际贸易阻碍了环境保护的发展。
当今社会,贸易自由化已经成功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为减少贸易自由的阻碍,人类根据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利用世界资源。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贸易自由化来促进,来清扫贸易障碍。但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会使贸易自由化放任自流,生态环境逐渐的遭到破坏。
现阶段,很多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很多不国际经济秩序的事情,以环境优势取胜,然而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现阶段都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要贸易交往。也是建立高强竞争优势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正是当今社会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发达国家,一直是以低污染、低浪费的形式来做贸易市场上的初级产品的买卖。
现阶段,环境安全的事情即将产生,近期,很多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危害较为严重的工业组织即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设备产品和其他有害环境健康的工业也在陆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在国际贸易组织日益自由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威胁。
三、低碳背景下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的措施
首先,我认为我国应该积极的与环保工作较好的国家合作,来不断的学习他国的优势,使我国环境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中也不断寻找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以改进环境和贸易平衡发展的办法,来提升我国的环境和贸易可协调发展的形式。同时也应该采取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外来国家的产业环境污染,和其他不合规贸易产品对我国的环境侵略。
其次,我国还应该加强对贸易环境污染的宣传教育,来提高我国整体环境,提升我国人们的环境保护认识。有很多人认为环境污染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各个机关部门所需要掌控和管制的条线,特别是对国外环境侵略更是觉得事不关己,与寻常百姓无关,对国家的低碳环境保护也毫不关心,这更加放纵了很多违法环境的事情时常发生,使得我国低碳环境受到了影响。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4
内容摘要：本文将技术引进细分为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两类，通过我国1990-2008年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滞后时间短，持续时间长。但技术贸易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有略微的负面影响。更深层面上说明我国吸收掌握运用技术的能力较强，但对于进口硬件设备的选择可能存在失误。
关键词：技术转移 技术贸易 经济增长
技术转移与技术贸易的界定
Mansfield（1975）为技术转移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分类法则，按照他的观点，技术转移可以从转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去理解。第一阶段称为“物质转移”，指新材料或新产品的跨国转移。第二阶段称为“设计转移”，指促进新产品或新材料制造的设计或图纸的跨国转移。第三阶段称为“能力转移”，即改变新获技术使其适应于接受国的特定环境。第三阶段涉及了新技术的学习和运用，与前两阶段有着极大差别，由于技术接受国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成本和需求等方面与技术创新国的差距，第三阶段所需成本更大，实现难度也更高。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看，Mansfield 提出的第三阶段最为重要，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技术转移定位于第三阶段，即接受国改造接受技术适应本地环境的过程。
按照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国际贸易应扩展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三大类。技术贸易指高技术产品从一个国到另一国的流动，包括属于技术导向行业的机器设备进口（有形层面），以及内含大量培训和咨询服务的设计、专利、许可协议、专有知识、工程研究和制造技术的进口（无形层面）。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的定义看似清晰，但在无形层面存在重叠，要将统计数据与定义相对应非常困难，大量研究将技术转移简单地等同于成套设备、生产线、关键设备的技术进口。
为了从统计数据层面将技术转移同技术贸易剥离开，首先需要分解我国官方数据统计中所采用的技术引进方式。按照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对技术引进方式的分类，国外技术引进分为专利技术的许可或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进口、商标许可、合资生产、合作生产等、为实施以上内容而进口的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等，以及其它方式的技术进口。上述定义显然过于宽泛，混合了技术转移与技术贸易，因此本文将官方统计数据进一步细分为两类，涉及改变新获技术并使其本地化的专利技术的许可或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进口、商标许可、合资生产、合作生产等为技术转移，实施以上内容而进口的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归类为技术进口，可视为硬件转移。由于其它方式技术进口的技术引入方式不明，为了对比需要，不归入技术转移也不归入技术贸易。这种细分方法也符合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中对“技术转移”的定义，其中指明技术转移是“关于制造业，应用生产方法或提供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移，但不包括货物的单纯买卖或租赁。该定义明确了技术转移的标的是软件技术，而不是硬件转移。
以往研究学者在实证层面或分析技术引进中某一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或研究技术引进整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没有将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两种内涵不同的技术引进模式分开讨论并进行对比，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空缺进行探讨，从而对我国吸收、消化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以及对进口硬件设备的选择水平进行评估，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剩余，也叫索洛剩余。本文选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 KtαLtβ 0
本文以不变价格的GDP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劳动投入量选取全国年底从业人员数来衡量。资本投入量数据采用戈德史密斯永续盘存法，公式为K t =K t-1(1-δt )+It。式中Kt为第t年年末物质资本存量；K t-1为上一年年末物质资本存量；It是第t年投资，取值为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并用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按1990年不变价格调整；δt表示折旧率。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单豪杰（2008），2007-2009年数据按照相同方法计算得到，折旧率统一取值10.96，由于单豪杰所计算的资本存量是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本文按1990不变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本文采用的要素产出弹性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选取了α=0.4，β=0.6。
实证分析
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的界定汇总得到1990-2008年技术贸易合同金额和技术转移合同金额两个时间序列t和tr，为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对两个序列取自然对数生成序列lnt和lntr。数据已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价值，并经价格指数平减为以1990年为基期的数值。
为了考察技术转移与技术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本文构建基于多元协整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该模型将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用于预测相互影响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本文实证思路为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验证协整关系的存在性；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多变量VAR模型，考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随后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进行描述。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ADF方法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的确定是基于最小信息准则（AIC和SC准则）作出，验证结果表明三个变量原始序列均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即三个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二）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前，先判断VAR模型滞后期，在EVIEWS6.0中根据滞后长度标准确定滞后阶数。LR和SC标准选择1期滞后，FPE、AIC和HQ标准选择3期滞后，为使模型简洁，本文采用VAR（1）模型，并进行基于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显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2个协整关系，表明在1990-2008年样本区间，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估计
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模型中的时间序列lntfp、lnt、lntr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存在协整关系。VAR模型将所有变量全部视为内生变量，方程式右边所有元素均为向量的一阶或多阶滞后项。模型建立为，其中，，P为滞后阶数，β0为常数项，βj为系数矩阵，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它是三个分类分量作用lntfp、lnt、lntr在上的冲击。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VAR模型的一致有效估计结果，可将VAR（1）模型整理为：，模型回归系数体现了技术贸易和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技术贸易的一阶滞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不明显，系数为-0.04，但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则相当明显，系数为0.13。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发现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至少存在某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对变量lntfp、lnt、lntr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在1%的显著水平下，lntr是lntfp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我国技术转移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存在。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tfp是lntr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经济增长反向促进了技术转移。
（五）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接下来在VAR（1）框架中分析技术贸易和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描述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信号或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带来的影响。脉冲响应的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年度），图形中间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两条虚线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图1显示，在给技术贸易lnt一个正向冲击后，经济增长在第2期出现负增长，负面影响在第2期强度达最大，并且一直持续到第10期。图2显示，在给技术转移lntr一个正向冲击后，经济增长在第3期作出正向反应，达到峰值并持续保持至第4期，随后增长态势缓慢下降，但到第10期仍有相当的影响力。
利用VAR模型还可以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动态特征，方差分解研究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与脉冲响应函数相互补充。各变量方差分解结果如图3。从方差分解结果看，经济增长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冲击，并随滞后期逐渐减弱。技术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技术转移则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从滞后一期出现，持续时间长，到第10期时超过30%。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首先，从协整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转移、技术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其次，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说明，技术转移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经济增长又反向拉动了技术转移。这表明我国吸收、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很强，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机制。但技术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不显著。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技术转移能在短期内迅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且作用时间长，而技术贸易短期内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虽然效果不明显，但能说明我国在硬件设备引进时可能存在因选择不当造成的资源闲置或浪费现象。实际上，我国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所引进的技术设备中有90%以上不能实现合理的产出水平，其中大部分甚至从未投入使用。此类情况虽然不及过去严重，但这种情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参考文献：
1.Jaejoon woo.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2008,8(21)
2.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
3.燕安，黄武俊.FDI、人力资本与我国技术水平提升[J].财经科学，2010(2)
4.Bernadette andreosso-o’callaghan，WEI QIAN .Technology Transfer：A Mod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Europe-Asia studies，vol.51,1999
作者简介：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5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2006(8)
国际贸易和经济范文6
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发展，国内外的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具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1)以共生理论指导构建国际关系体系。金应忠研究员在《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夏立平教授在共生思想的启发下又提出以共生系统理论来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在《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文中，他认为要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共生整体系统，并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来推进。
(2)从中美博弈的角度分析，一些美国的智囊团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反制美国重返亚太。他们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本质是为了与美国寻求海上及陆上战略空间的权力分享，甚至是势力划分;还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目的就是中国为了将东盟海洋空间划归到自己的太平洋水域势力范围;强调中国要在东亚地区之外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是为了应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对中国造成的挤压，进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的围堵和遏制形成有效的反制。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举一动也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本人从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为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发展。
1 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现状
1.1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现状
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主导着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亚洲迅猛发展的新兴工业主体，并以“中国制造”著称，其发展已经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己本国利益也正在试图改变国际贸易的规则。然而中美贸易发展仍在如火如荼进行。2014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得益于国际油价的下跌，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增速缓慢，但一直呈增长态势。中国始终在美国进口国中稳居第一，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特点和优势。从表中也可看出，美国在中美的贸易中一直处在逆差地位。为什么美国还一直能处于经济协调状态?是因为美国长期在资本项目上保持顺差，资本项目的顺差大大弥补了经常项目的逆差。
1.2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现状
中东地区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原油、石油产量堪称世界之最。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向世界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的同时，其自身对于资源、能源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日益依赖国际市场。与“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的交换相伴随的，是中国与中东间日益兴起的资金、人员流动，二十一世纪以来，正式基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商品、石油、人员、资金流动，中国与中东地区沉寂数百年的“丝绸之路”才会再次兴起。
据历史记载，在古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时代，中国的丝绸、瓷器与中东的香料、珠宝、犀象的双向流动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当代，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是以“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的双向流动而展开的。古今对比可以发现，古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即中东地区出口的始终是资源性商品，而中国输出的始终是生产性商品。而且，如果说古代中东地区对丝绸、瓷器的依赖超过中国对香料珠宝的需求，那么在当代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远远超过中东国家对“中国制造”的需求。
1.3 美国与中东贸易的现状
中东丰富的资源、能源，以及优越的陆上地理位置也吸引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垂涎。尽管美国已经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对于中东地区的争夺。TPP协议的制定便是美国为了重返亚太地区而发起的。
就目前来看，欧美国家能源的“非中东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就美洲而言，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互为最大的石油进出口伙伴，2013年，美国石油进口(原油+石油产品)的第一大来源地区是美洲，占比58.7%，其中墨西哥和加拿大占比41.4%，中南美洲占173%，而中东地区则下降为第二大来源，占20.7%左右，北非和西非共占8.4%。可见，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形成以美洲为核心，中东和非洲为补充的格局。而且，随着美国的页岩油、加拿大的油砂和巴西的深海石油的开采，美洲正在逐渐成为能源供应版图的“新中东”，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改变全球的能源分配版图。
中国、美国、中东是典型的生产国、消费国、资源国。作为生产国的中国向美国和中东大量输入中国制造的商品，同时从资源国的中东进口石油，从消费国的美国引进资本、人才和科技。美国从中东进口部分石油，而向中东输入资本、人才和科技。这种三角贸易的结构特点是：一方面，美国在经常项目表现为逆差，在资本项目上表现为顺差，并且这种顺差弥补了逆差，使得美国对资源国和生产国的剥削更为隐秘。由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直接交换，逐渐被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所取代，消费国与资源国的贸易联系也变得相对间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中国队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极度渴求，以及不得不为此而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代价。美国、中国、中东是世界和国际贸易中典型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研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是在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的格局下进行，这种三角贸易结构不合理
首先，在当代的国际贸易中，是由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掌握着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大宗商品的定价方、购买方、供应方三者是分离的。其次，美元是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主导性货币，承担着全球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三大职能。第三，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海洋贸易仍然是当今国际贸易的基本形式，海上运输是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由于美国在以上三方面中占据绝对优势，主导着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因此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已经不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各经济体处于一种大致平等的交换关系。
2.2 美元、石油和“中国制造”的三角关系不对等，三者之间的流动极不均衡
美元在国际贸易具有定价权和或货币结算功能，因此，美国、中国、中东的三角贸易集中表现为石油、美元和中国制造的贸易。美元换石油，美元换中国制造，石油美元换中国制造美元，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储备了大量的中国制造美元，中东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当拥有较多美元的中国和中东在本国无法消化大量的美元时，最终美元又会以资金、购买等各种形式流向美国，成为美国的银行存款、股票、国债等金融资产，从而使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平衡。简言之，美国在经常项目上用美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资本项目上又用虚拟的金融资产凭证换取外国美元，从而实现了美国的金融产品与外国的实物商品之间的循环流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式货币化的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运转，且进一步巩固着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3 中国的外贸形势持续低迷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各经济体依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各国的外贸需求下降，全球贸易量出现萎缩。在全球需求疲软、结构失衡的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出现下滑，现阶段进口和出口均出现负增长。另一方，由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直接交换，逐渐被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所取代，消费国与资源国的贸易联系也变得相对间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中国队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极度渴求，以及不得不为此而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代价。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型
3.1 一带一路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提供了出路
在能源进口急剧攀升的同时，当前中国也面临着产能和资本双重过剩的压力。“一带一路”的建设，首先有利于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中国制造的商品，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其次，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档次。第三，除了产能严重过剩之外，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中国也日益面临着产能过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寻求多元化的资本流通和增值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扩大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规模，有利于中国在沿线国家推行人民币的国家化。
3.2 有利于实现中国的进口多元化和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意义在于区域协调和海陆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路线，同时也是海路和陆路分别将东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相联系起来的新图景。具体而言，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中南三线，西部地区可以与整个欧亚大陆相结合，一路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蒙古、俄罗斯、西亚、南欧、中东欧和西欧等沿线地区。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沿海地区则可以与太平洋、印度洋相结合，一路通往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乃至地中海国家。在于沿线各国打通的情况下，首先，在不改变中东是中国石油进口重要来源的背景下，可以积极拓展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有利于实现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其次，在海上运输仍将长时期内发挥主要作用的背景下，通过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修建陆上油气管道的方式，绕过马六甲海峡，实现能源进口方式的多元化。第三，在美元仍将是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交易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背景下，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有利于推进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本币化或人民币结算，实现能源进口定价权和结算货币的多元化。
3.3 带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于沿线国家更是一种机遇。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国，且具有长期、持续、不断攀升的进口需求。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是其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源领域的供需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其次，中国是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资金储备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富有的中东产油国之外，大多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问题，因此，双方在资金方面的供需存在高度的互补性。第三，中国目前在高铁、通讯、船舶、核电等技术和装备制造业领域都达到了世界了领先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经验。相应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资源、交通、电力、通信、港口、民生等领域，普遍存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因此，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供需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
3.4 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朝着良性发展
首先在经济方面：目前的世界格局是由近代以来西方强势塑造形成的西方——非西方的“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反映在国际贸易中，即是不同的国家在经济贸易中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国际贸易关系呈现出结构性和从属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重新强化了彼此之间受近代西方日益冲击而走向没落的经济联系，重新建立起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合作关系，使得国际贸易结构朝着扁平化、多元化、平等化发展，使得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在都可以经济贸易中享受公平的待遇。
其次在政治方面，在经济贸易背后隐藏地其实是深深地政治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主导当今世界的经济贸易秩序，其实是其强大的政治地位和秩序在其保护作用。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国之间只有逐渐改变经济格局，才能逐渐重塑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改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的政治秩序，有利于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