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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1
光疗法治疗寻常痤疮新进展刘蔚李利(332)
强脉冲光在皮肤科的应用孙彩虹常宝珠(334)
长脉宽1064nmNd：YAG激光脱毛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姜丽亚刘华绪杨秀莉任秋实(338)
外用光动力疗法治疗非肿瘤性皮肤病劳力民朱可建(340)
光动力疗法在外阴病变的应用进展刘永鑫郑和义(343)
免疫防护指数对防光剂评价的研究进展闫言王宝玺(346)
关节病性银屑病发病机制及生物制剂治疗的进展陆威劳力民(348)
黄褐斑的治疗现状吴艳华李其林(352)
抗菌肽对皮肤感染的保护作用陈学军FrancoisNiyonsaba冉玉平(355)
系统性红斑狼疮预后的影响因素马立娟刘贞富(358)
血管新生的机制及在皮肤肿瘤和银屑病中的作用王红梅刘晓明(361)
银屑病易感基因最新研究进展范星张学军杨森(364)
副肿瘤性天疱疮的研究进展孙怡王玉坤(367)
家族性良性天疱疮分子生物学研究新进展颜潇潇张福仁(370)
淀粉样变性的研究现状康尔恂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 郑家润(373)
白塞病发病的遗传因素研究进展李晓建陈明华(376)
皮肤淋巴细胞相关抗原^＋T细胞与皮肤病朱洁骆丹(378)
HHV-6、HHV-7和HHV-8与某些皮肤病的关系研究进展王启华陈树民(381)
HIV/AIDS流行及医源性感染刘志陆洪光(384)
人瘤病毒体外研究的技术及进展吴剑波李新宇郑家润(387)
出版·征订·启事
编辑部电子邮箱更名启事(331)
《中西医结合临床皮肤性病学》邮购信息(342)
《疾病与性病》出版通知(354)
《汉英对照医学真菌学》书讯(369)
2006年《中国美容医学》改月刊启事(380)
文摘
文摘杨亚妮（摘）刘彤（校）(351)
会议·征文·消息
皮肤美容化妆品制剂研修班及图书邮购消息(369)
中华医学会第12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会议征文通知(372)
2006年第四届中国西部地区皮肤性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383)
308nm准分子光照射身体不同部位产生最小红斑量的比较宋秀祖樊奇敏胡慧丽许爱娥(267)
结节性皮肤淀粉样变性一例顾俊瑛陈明华肖丽明李晓建(270)
文摘
不伴有水疱或糜烂而组织学典型的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一例张健（摘）刘彤（校）(269)
诊断女性沙眼衣原体感染不同方法的比较、危险因素和临床特点邵长庚（摘）(326)
会议·征文·消息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杂志创刊在即诚征来稿(272)
综述
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 伊曲康唑在儿童真菌病中的应用罗权林玲张锡宝(273)
皮肤光老化的外用药物预防与治疗高莹孙建方(276)
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治疗银屑病临床安全性评价陈敏崔盘根陈志强(279)
细胞因子治疗黑素瘤的进展傅友军马鹏程(282)
皮肤镜在色素性皮损中的应用殷董邓列华(285)
麻风畸残的预防与康复王焱张国成(288)
鲍恩样丘疹病研究进展刘永鑫郑和义(291)
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研究进展胡炜炜劳力民(294)
CD40-CD40L与皮肤病朱健伟骆丹(297)
TCR基因重排在皮肤T细胞淋巴瘤中的应用马一平卢宪梅(300)
CC型趋化因子号慢性荨麻疹唐慧徐金华郑志忠(303)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分子遗传学进展吕红莉张学军杨森(306)
基底细胞痣综合征的分子遗传学进展袁丞达刘建军张学军(309)
可变性红斑角皮病的分子遗传学进展吴要群张学军杨森(312)
鱼鳞病综合征的遗传学进展蔡艳霞李常兴罗权张锡宝(315)
单纯疱疹病毒耐药的流行趋势及其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郑波王千秋(318)
树突状细胞在性病方面的进展余兵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 翁瑞全李惠(321)
潜伏相关转录体在单纯疱疹病毒中的作用仕瑶慧樊建勇杨慧兰(324)
染色体介导淋球菌耐药机制的进展蒋法兴其木格王千秋(327)
出版·征订·启事HttP://
《实用美容皮肤外科技术》出版(293)
《皮肤科用药及其药理》出版(308)
《皮肤病分类与名称》等书邮购与皮肤美容化妆品制剂研修班招生消息(323)
蕈样肉芽肿的发病机制及治疗进展张思平朱一元(6)
药物性红皮病陈佳曾学思(10)
激光治疗皮肤血管瘤的进展章泳宋为民许爱娥(13)
表没食子儿茶精没食子酸酯皮肤光保护作用机制研究进展徐丽贤骆丹(16)
人类瘤病毒和紫外线及皮肤肿瘤李凯段逸群周小勇石平荣(20)
银屑病微血管异常增生机制及治疗对策张彩萍崔盘根(23)
银屑病与免疫分子调控网络田晗郑捷(26)
CLA^＋T细胞与银屑病的研究进展韩凤娴徐丽敏(29)
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研究进展董正邦张美华(32)
白塞综合征发病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左付国金春林李铁男(35)
肾源性纤维化硬皮病王晓华徐丽贤骆丹杨俊伟(38)
获得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研究进展陈声利孙建方(41)
蛋白质组学主要技术及其应用进展朱红周海涛何春涤陈洪铎(44)
存活素和皮肤病邵黎明朱可建(48)
Toll样受体与皮肤抗感染免疫周炳荣骆丹(51)
Th1／Th2细胞因子与生殖器疱疹关系的研究现状徐金华(54)
文摘
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 嗜酸细胞增多综合征一例付俊（摘）刘彤（校）(9)
美国五个城市男男性接触者的HIV患病率、未识别感染和HIV检测（2004年6月-2005年4月）邵长庚（摘）(19)
会议·征文·消息
科医人医疗激光与强光临床应用有奖征文通知(15)
2006年第四届中国西部地区皮肤性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19)
消息(40)
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2
关键词 COMT基因多态性：rs4680；rs6267；攻击行为
分类号 B845
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发生机制是攻击的心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问题。进化论、生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攻击行为的个体差异具有重要的遗传和环境基础。一项包含24个攻击行为的遗传学研究的元分析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可以解释攻击行为的50％变异(Miles，&Carey，1997；Rhee，&Waldman，2002)。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分子水平，COMT基因成为攻击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候选基因之一。动物试验研究表明，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显著关联，雄性COMT基因敲除鼠会表现出高攻击行为，然而关于人类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甚至相互矛盾。本文通过回顾、梳理既有关于COMT基因多态性与个体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剖析了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 COMT基因简介
COMT，英文全称是“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中文名称为“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人类COMT基因位于22号染色体长臂1区1带2亚带(22q 11.2)。该基因有6个外显子，2个启动子，2个(多少是重叠的)开放性阅读框，即663bp和813bp(见图1)。到目前为止已发现COMT基因编码区至少有8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COMT基因编码的是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是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主要代谢酶。儿茶酚胺可以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对外周反应的敏感性，保持觉醒和警觉状态。研究发现，儿茶酚胺激动剂增加了动物的攻击行为(Volavka，2002)。COMT基因能够改变COMT活性，同一个基因多态性可以导致酶的活性存在3～4倍的差异(Lotta，Vidgren，Tilgmann，Ulmanen，Melen，Julkunen et al.，1995)。因此，COMT基因成为攻击行为研究的重要候选基因之一。
2 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关系研究现状
攻击行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可分为动物模型和人类研究两大领域。动物模型研究主要通过改变或敲除某一基因而观察动物行为的变化。动物实验的对象通常是小白鼠，因为老鼠的基因组包括30000个蛋白质编码基因，与人类的基因数量非常相近，而且老鼠与人类基因结构的相似率约为80％(Mouse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2002)。该领域研究发现，雄性COMT基因敲除鼠表现出了较高的攻击行为(Gogos，Morgan，Luine，Santha，Ogawa，Pfaff et al.，1998)。尽管这种研究方式日前仍较流行，但是，基因敲除对于自然发生的攻击行为的解释价值较低。
人类研究通常是先测定某一心理与行为表型，而后测定与该心理和行为表型的表达相关的基因。大多数攻击行为的人类研究考察了5－羟色胺系统基因，例如5－羟色胺受体基因和MAOA基因与攻击行为的关联，相比之下，儿茶酚胺相关基因受到的关注较少，它在攻击行为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只是在近期才引起重视。
Volavka等人(2004)曾对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在参阅该综述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迄今为止，以人类为被试的大多数研究表明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显著关联(见表1)。例如，Lachman等(1998)以28名白色种族(包括2名非黑色人种的西班牙人)、具有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和27名无暴力行为的患者为被试，考察COMT158密码子基因型与攻击的联系，结果发现，COMT158密码子基因型与暴力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其中LL型(低活性)基因携带者中64％的属于暴力组，HH型(高活性)基因携带者中80％的属于非暴力组，等位基因与暴力行为也存在显著关联，而且COMT基因型、等位基因与暴力行为的关联主要表现在男性群体中，女性群体中二者相关不显著。Kim等(2008)以韩国61名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104名非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415名正常个体为研究对象，考察COMT Vall58Met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是否存在关联，结果表明，虽然总体上COMT Vall58Met多态性与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无显著关联，但是在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群体中，Met等位基因(低活性)与攻击行为显著关联，Met等位基因携带者的言语攻击得分显著高于Val／Val纯合型基因携带者。姜红燕等(2005)以中国昆明地区汉族人群中的50例具有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38例没有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与COMT Vall58Met多态性的联系，结果显示，低活性等位基因Met与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攻击显著关联。
然而，也有小部分研究获得了与上述研究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的发现。例如，Jones等(2001)以180名英国和爱尔兰白色种族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73名对照组个体为研究对象，以揭示COMT基因多态性是否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相联系，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没有发现低活性基因型与攻击行为显著关联，而是发现高活性基因型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高活性纯合型基因(GG)携带者的攻击得分显著高于杂合型基因(GA)携带者的得分；高活性纯合型基因携带者在指向他人的攻击行为上的得分是其他基因型携带者的2.07倍(95％CI：1.03～4.15)，而杂合型是其他基因型的0.54倍(95％CI：0.30～1.00)；分性别考察后，该研究发现男性高活性纯合型基因的攻击行为总分显著高于其他基因型，但女性基因型与攻击行为不存在显著联系。Zammit等(2004)以150名英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被试的研究没有发现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存在关联。刘文英等(2008)以中国深圳市109例伴发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64例未伴发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也未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COMT基因多态性与暴力攻
击行为的关联。更有趣的是，Kulikova等(2008)通过对114名女性的研究发现，Met／Met纯合型基因携带者的身体攻击水平最低，而Val／Val纯合型基因携带者的最高，这与己有大多数研究结论截然相反。
通过分析上述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导致既有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研究对象的种族背景不同。不同种族背景中个体基因型分布的差异可能干扰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例如，在Jones等人(2001)以英国人为被试的研究中，低活性、中等活性与高活性基因型的比例分别为26％、50％和24％，而在姜红燕等人(2005)以中国汉族人为被试的研究中，上述三种基因型的比例分别为10％、34％和56％。第二，样本容量不同。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譬如，Jones和Zammit等人(Jones，Zammit，Norton，Hamshere，Jones，Milham，et al.，2001)以18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73名对照组个体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男性高活性纯合型基因携带者攻击得分显著高于杂合型基因携带者的得分，但之后他们(Zammit，Jones，Jones，Norton，Sanders，Milham etal.，2004)以15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被试的研究未发现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存在显著关联。第三，被试的男女比例存在差异。有的研究中男女比例大致相等，有的则分布不均衡，有的研究考察了性别对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联系的调节作用，有的研究则忽略了性别因素的效应。以国内的两项研究为例，姜红燕等人(2005)的研究中男女的人数分别为40和48，该研究分性别考察后的结果显示，低活性等位基因Met与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攻击显著关联。而刘文英等人(2008)的研究中男女人数分别为104和69，该研究只从总体上考察了COMT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的关联，得出了二者无显著相关的结论，并没有考察性别的调节效应。第四，关于攻击的界定不～致。仔细阅读不同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就可以发现，有的研究测查的是外显攻击行为(overt aggressive behavior)，例如Jones和Zammit等(Jones，Zammit，Norton，Hamshere，Jones、Milham，et al.，2001；Zammit，Jones，Jones，Norton，Sanders，Milham et al.，2004)所运用的外显攻击行为量表包括言语攻击行为、对物品的攻击行为、对自身躯体的攻击行为和对他人的攻击行为4种亚类型；有的只是针对他人的身体攻击行为，如Lachman等的研究(Lachman，Nolan，Mohr，Saito，&Volavka，1998)；另外一些研究考察的则是特质性攻击行为maitaggressive behavior.)，例如Han等的研究(Han，Kee，Min，Lee，Na，Park，et a1.，2006)中的测评工具包括攻击(如乱发脾气、打架、骂人、袭击他人等)、自我指向的攻击(包括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和行为。
3 CoMT基因多态性影响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机制
尽管从COMT基因到行为表型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但对于行为有研究者提出了“基因－脑－行为”的模型，即基因引起大脑某些区域(例如前额皮质、扣带回、杏仁核、海马、颞叶皮质等)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个体的认知(如决策、道德判断)、情感(如同情心、责任感、恐惧反射)和行为(如情绪调节、行为抑制)，进而致使个体具有更容易从事行为的倾向。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是影响基因的表达。美国国家卫生院研究员迪恩・海默(2006)也认为，大脑是基因与行为之间的中介，人类的行为以及主导行为的大脑网络是由许多基因经由发育和环境错综复杂的巧妙结合而形成产生的。
Egan等人(2003)利用fMRI对COMT基因型与前额叶生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Met等位基因携带者的前额叶皮层的电生理反应更为明显。Han等人(2006)研究发现，与HH纯合型基因携带者相比，COMT基因Vall58Met位点HL和LL型携带者的注意和错觉得分较高：L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注意和错觉得分高于H等位基因携带者。最新的研究也揭示(Honea，Verchinski，Pezawas，Kolachana，Callicott，Mattay，et al.，2009)，COMT基因rs4680与rs2097603位点对正常群体被试大脑海马和背侧前额叶皮质区域的灰质含量具有显著交互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我们推断，COMT基因与攻击行为之间也可能存在“基因－脑－行为”的作用机制。以COMT基因Vall58Met位点为例，该位点基因型表现为ValWal、ValkMet和Met,Met三种，三种基因型编码的COMT表达的活性依次降低。COMT是多巴胺的主要代谢酶，其活性会影响脑内多巴胺的含量，活性越高，脑内多巴胺的含量越低。由此推知，在Vall58Met位点Val＼Val基因型携带者脑内的多巴胺含量最低，Vat＼Met型的次之，MetWle型的最高。对于人类而言，中枢系统的多巴胺在前额皮质“执行功能”(包括工作记忆、反应抑制、计划、注意、知觉组织、判断、决策和自我监控等)的调节中起主要作用。因此，COMT基因Vall58Met多态性应该与个体的前额皮质执行功能密切相关。新近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Colzato等人(2010)研究发现，Met等位基因携带者(val／Met型和Met／Met型)在任务转换作业中(task-switchingperformance)花费的时间较长，认知灵活性较低，Val／Val纯合型基因携带者的灵活性则较高。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显示(刘新学，2008)，执行功能在攻击行为的发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低水平的执行功能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由此推知，COMT基因多态性影响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机制可能是COMT基因多态性使大脑局部特别是前额皮质区域多巴胺含量改变，从而影响个体对外界刺激的注意转移灵活性、认知灵活性等执行功能，继而改变了个体对环境刺激做出攻击性反应的阈限。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现有关于COMT基因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弥补的不足：
(1)Vall58Met(rs4680)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指标，而关于其他基因指标与攻击行为关联的研究较为匮乏。近期研究显示COMT的功能并非仅限于Val／Met位点，尽管白种和非裔美国人在
rs6267位点的基因全部为丝氨酸等位基因，但在韩国和日本人口中，存在第二个功能丙氨酸(低活性上一丝氨酸(高活性)多态性(rs6267)(Lee，Joo，Kim，Chung，Kim，Lee et al.，2005)，中国人口中，rs6267多态性表现为G和T两种等位基因，以及1／1(野生纯合型)、1／2(杂合型)与2／2(突变纯合型)三种基因型(王彦，2009)。rs6267位于COMT基因外显子4区，又称Ala22／72Ser多态性，有研究发现rs6267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显著关联，Ser等位基因是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基因(Lee，Joo，Kim，Chung，Kim，Lee et al.，2005)，但目前尚未见到关于rs6267多态性与攻击行为关系的报告。
(2)研究对象主要为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双相障碍患者或ADHD儿童，鲜有研究关注正常群体儿童青少年中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联。攻击行为是正常儿童青少年中较普遍的一种外化问题行为，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这一群体中开展攻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研究，包括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此外，已有研究表明COMT基因与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等均可能存在关联，故共病情况可能影响关联分析结果(邹政，李春波，方芳，汪栋祥，吴文源，江三多，2005)，而且，精神分裂症常伴发攻击行为，所以以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揭示的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很可能反映的是COMT基因多态性与某种或某几种精神疾病的关系，因而，以正常群体个体为被试考察COMT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3)绝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分析单一基因或某一多态性位点对攻击行为影响的层面上，鲜有研究能够深入揭示更复杂的作用机制，例如，COMT基因是如何与其他基因相互作用影响个体攻击行为的，它是如何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个体攻击行为的等。
神经递质之间的功能关系十分复杂，一种递质功能紊乱可能引起另外一种或几种递质的功能失衡，从而导致一定的病理生理现象。因此，可以假定各种神经递质合成、转运和代谢酶的相关基因(例如COMT基因和MAOA基因)之间也可能对个体的攻击行为存在某种形式的交互作用。有研究报道(chotai，Serretti&Lorenzi，2005)，TPH基因与5－HTTLPR基因对精神分裂症具有显著交互作用，5－HTTLPR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联系取决于TPH基因的类型，当TPH基因型是AA型时，随着5－HTTLPR短等位基因数目的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错觉、混乱和消极症状得分逐渐下降，而当TPH基因型是AC型时，随着5－HTTLPR短等位基因数目的增加，患者的得分逐渐上升。Caspi等人(2002)通过对新西兰的499名男童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首次发现了基因与环境对个体行为的交互作用，那些幼时受到虐待并且携带低活性MAOA基因型的儿童的行为，几乎是那些幼时受虐待但携带高活性MAOA基因型儿童的两倍。然而，目前有关COMT基因与环境因素、COMT与其他基因是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体攻击行为的研究极为匮乏。这可能也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同的研究中被试的环境经历和在其他位点的基因型分布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目前考察COMT单基因效应的研究几乎占到了既有研究的95％，但是基于单基因效应的微弱性，特别是像COMT基因这种可能参与多种精神疾病，异常行为的发生的基因，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考察各种神经递质相关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必要性，采用多基因以及基因一环境设计的研究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4)有关COMT基因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稳定性的研究较罕见。定量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许多心理与行为特征具有一定的遗传力，而且遗传与环境的相对影响力会随研究对象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例如，对于人格障碍而言，遗传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上升(青少年期遗传力为0.10，成年期0.40)，共享环境的影响则从青少年期的0.40降至成年时的0.10。(Plomin，DeFries，McClearn & McGuffin，2007)。发展遗传学(developmentai genetics)，是定量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分支之一，研究基因效应如何随着发展而展开是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因而，有必要考察COMT基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是如何随着个体年龄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考察COMT基因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稳定性，然而，迄今该领域的研究几乎空白。
此外，目前有关COMT基因与攻击行为联系的神经生物机制尚不清楚，也很少有研究者涉足该领域，该任务的完成需要发展心理学、分子遗传学与脑成像科学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3
【关键词】 白点状视网膜变性 夜盲 基因 遗传学
白点状视网膜变性（retinitis punctata albescens，RPA）又称白点状视网膜炎，是一种以眼底圆形或卵圆形的黄白色点状视网膜改变为主要特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同时伴有进行性夜盲和视野缩小[1]。该病由Mooren[2]在1882年首先提出，用以描述眼底以大量白点分布为主要特征的病变。在1910年Lauber[2]将这一病变分为稳定性和进行性两种，将稳定性的命名为“眼底白点症”，而进行性的则使用“白点状视网膜变性”这一名称并长期沿用。该病发病率较低，具有家族遗传性，也有散发病例的存在。患者多在幼年时发病，双眼对称病变，可伴有视网膜色素变性（pigmentary degeneration of retinitis，RP），即同时一患者两眼分别患这两种眼病或在同一患眼中兼有这两种变性。随着病情的进展，患眼视野缓慢的向心性缩窄，视觉电生理检测视网膜电图a、b波的振幅降低或熄灭。眼电图波形等视网膜功能受损的表现[3-4]。
一 病因及发病机制
RPA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十分明确。通常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但也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报道[5]。父母多有近亲联姻史，并可与RP见于同一家族，或同一患者一眼为RP，另一眼为白点状视网膜变性，甚至同一眼底兼并有两种特征醒的改变。推测与临床异质性有关。在该病的发生发展中，炎症、中毒、血管等病变的影响也尚未排除。
二临床表现
RPA的特征性临床表现为：（1）视力：患者多在幼年发病，常主诉为夜盲，中心视力一般在早期无明显损害，在病程晚期可有下降。（2）色觉障碍和视敏度下降。（3）视野缺损：随着病情的进展，视野里向心性的缩窄，于暗光下更为明显，直至晚期患眼视野缩窄可成管状。（4）眼底改变：眼视网膜有广泛散布的黄白色小圆形或卵圆形点，白点的大小比较一致，形状和边界比较规整，分布密集且均匀。白点可位于视网膜血管的浅面、深面或同一平面；分布区域主要在后极部和赤道部，黄斑区多不受侵犯，周边部分布渐稀疏。至病程晚期，视网膜可杂有不规整的黑色素变性外观，视颜色变淡，视网膜血管变细[6－7]。
辅助检查：（1）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黄斑区视网膜，尤其是视网膜外核层弥漫性变薄，光感受器细胞层的分界线模糊不清，表明变性改变主要表现在视网膜外层即色素上皮层，而神经纤维层的厚度正常[8]。（2）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可见双眼视边界清楚，眼底暴露脉络膜大血管，眼底遍在的斑点处的弥漫性透见荧光以及斑块状的脉络膜毛细血管的无灌注区，黄斑中心凹未被累及，黄斑中心凹周围荧光增强，后期可因无灌注周围毛细血管渗漏至其中而形成斑片状渗漏荧光区，黄斑周围有荧光积存[9]。（3）暗适应检查及电生理：即使延长暗适应时间，也不能达到正常的视杆阈值，视网膜电图a、b波的振幅降低或熄灭，眼电图波形平坦等视网膜功能损害的表现。另外，国内也有报道RPA超声检查也有特征性的改变：视网膜厚，呈不均匀中强回声，表面可见弥漫点絮状强回声，随眼球转动轻微飘动，呈“芦絮状”改变等[9]。
三 分子遗传学研究
RPA基因水平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目前已经证实RPA的发病与视黄醛结合蛋白（retinaldehyde-binding protein 1，RLBP1）基因、视紫红质（rhodospsin，RHO）基因、盘膜边缘蛋白/RDS基因等的突变有关。RPA具有遗传异质性和临床异质性，其分子遗传学机制较复杂。已经确定的相关致病基因的单基因定位于6p21.1－cen。
（一）RLBP1基因突变所致的RPA
RLBP1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为细胞视黄醛结合蛋白，该蛋白是一种分子量为36KDa的水溶性蛋白质，主要在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Müller细胞中高表达，在视网膜感光细胞中未见表达，其功能是携带11－顺－视黄醛作为生理性配体，并参与全反式视黄醛到11－顺－视黄醛的异构反应，对视黄醛的代谢和色素的再生起重要作用[10]。1992年Sparkes等应用体细胞杂交和原位杂交技术将该基因定位于15q26,1994年Intres等[11] 克隆了RLBP1基因。RLBP1基因DNA长度为11724bp，含8个外显子，第一个外显子完全不转录，第2～8个外显子含有非转录区，mRNA长度为1651bp，编码317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有11种RLBP1基因突变与RPA的发病相关，其中有7种错义突变，即Arg234Trp、Arg150Gln、Arg151Trp 、Ile200Thr、Gly145Asp、Arg103Trp、和Met225Lys；2种框移突变，即Gly31缺失（GGAG－）和第八外显子的一个碱基缺失；2种剪接位点的改变，即第三外显子末碱基的GA的转换和第三内含子的第二碱基的TC的转换。
Marie等[12]报道Bothnia营养不良与RLBP1基因突变有关。Bothnia营养不良是一种地方限制性疾病，主要发生在瑞典北部。患者主要表现为幼年时期夜盲、眼底特征性的白点状改变以及黄斑区的变性。目前认为该病属白点状视网膜变性的一种。Marie等将来自于七个家族的20例患者进行了编码RLBP1的基因进行直接测序。将相关基因定位于15q26，并且发现所有患者的同一基因的第7外显子都有纯合的C T的转换，导致Arg234Trp错义突变。目前还没有证实该氨基酸的作用，但据家族中其余成员相关蛋白的高度保守性推测，该突变对蛋白质的功能有重要的影响。Erica等[13] 在另一种早发的视网膜营养不良疾病，即纽芬兰杆－锥细胞营养不良患者基因中发现两个剪接位点的突变。该病是白点状视网膜变性的一种。经基因测序发现在该患者中有第三外显子末碱基的GA的转换和第三内含子的第二碱基的TC的转换这两种剪接位点的突变，剪接位点的改变导致编码的蛋白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其生理功能而致病。2001年，Katsanis等[14] 的研究表明，RLBP1基因的Arg150Gln杂合突变在洛泊氏病患者中存在。在30岁以前，患者无视网膜色素变性和RPA的表现，而在40～50岁时，则逐渐表现出与RPA一致的病变。从而推测该基因突变可能导致缓慢进行性RPA。2004年，Gerald等[15]在对来自于3个家族的5例患者进行基因测定发现一例患者的RLBP1基因上有Arg151Trp和Gly31缺失（GGAG－），基因分离分析该突变是同一等位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RLBP1的新的突变的证实更进一步说明了RPA的遗传异质性。同年，Yesim 等[16]在一例RPA患者中发现新的RLBP1的复合杂合突变：Gly145Asp（外显子5，GGTGAT）和Ile200Thr（外显子6，ATTACT）。该突变在在人、牛、鼠等相同区域都高度保守，表明这些突变会对蛋白质功能有重要影响。推测这些在蛋白质C－端区域非保守的改变扰乱了蛋白质的正常功能。 2005年，Makoto等[8]报道了一例日本的RPA患者Arg103Trp和Arg234Trp的杂合突变，其父亲和同胞姐妹是Arg103Trp杂合突变的携带者，其母亲是Arg234Trp杂合突变的携带者，该突变在100例对照组中的等位基因中未发现。其中Arg234Trp是Bothnia营养不良型RPA的致病基因。
（二）RHO基因突变与RPA
RHO基因是最早发现的RP致病基因，位于人染色体3q21－24，含有4个内含子5个外显子[17]，基因全长6706bp。外显子编码含有348个氨基酸残基的视紫红质。该蛋白由11－顺视黄醛和视蛋白组成，其结构高度保守，含有1个七跨膜的核心结构域、3个胞内结构域和3个胞外结构域。 视紫红质只在视杆细胞中专一表达，是一种高度特异性的G蛋白耦连受体，跨过细胞双分子脂质层，传导各种细胞外信号，属于光感受器视觉光电转导系统中的受体，可激发光级联反应，放大刺激信号并引起感光细胞超级化和突触释放神经递质[18-21]。从1990年Dryja首次发现RHO基因存在基因突变以来，到目前已发现100多种RHO基因突变，其中90％以上是单个碱基置换的点突变，少数是微小缺失或插入突变，目前已知Arg234Trp错义突变与RPA相关[22]。Eric等在1995年在对RPA患者的视紫红质基因突变进行筛查时发现在一家患者中都又Arg135Trp突变，初步说明了该基因突变与RPA发病相关。关于RHO突变引起RPA的机理还不清楚，推测与以下因素有关：蛋白质的结构和构象的改变而影响视紫红质蛋白向杆体外节盘膜的运输、突变的视紫红质蛋白不能正常折叠而不能整合到盘膜导致盘膜的不稳定性，或者是蛋白C端的突变影响到其与动力蛋白的结合。
（三）盘膜边缘蛋白/RDS基因
盘膜边缘蛋白（Peripherin）是存在于脊椎动物光感受器细胞外节磨盘边缘区的一种膜结合蛋白[23],由34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有四个可能的跨膜区段，其相对分子量约39×103。在正常的视杆细胞外节中先通过其肽链间的二硫键形成同源二聚体，再与另一种叫作杆体外节盘膜蛋白（ROM1）的同源二聚体以非共价键连接形成盘膜蛋白四聚体。盘膜边缘蛋白和ROM1对外节盘膜正常形态结构的产生与维持起重要作用。盘膜边缘蛋白由视网膜变性慢基因（retinal degeneration slow，RDS）编码，故又称为RDS基因。盘膜边缘蛋白/RDS基因位于6p21.2－cen，含有2个内含子和3个外显子。已经发现多个基因突变与RPA的发生有关。1993年Kajiware等[24]发现一例59岁的男性RPA患者有RDS基因的框架移位，其25密码子的前2个碱基缺失，导致54密码子下游碱基终止，其蛋白产物只有42个氨基酸残基，而正常的蛋白产物有346个氨基酸残基。该基因突变导致编码的蛋白受损部位在蛋白的跨膜段，可能影响蛋白质的构象和功能。Hoyng等[25]发现该基因142密码子的突变与RPA有关，可推测该基因的突变与RPA的表型有基因异质性。后来，Barkur等[25]在一个家族性的RPA的基因与表型的试验中发现RDS基因的一种错义突变（Gly338Asp）和两种沉默突变（106Val和121Leu）。这些突变分别位于外显子3和外显子1上。而在正常对照组中未见该基因突变的发生。RDS基因突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临床异质性，而RPA初步研究证明其基因异质性的特点，故在RPA与RDS基因突变的关系上的研究显得复杂，该疾病的发生发展还与环境因素等相关。
还有人推测RPA与载脂蛋白E基因、ROM1基因、RDH5基因、RDH8基因、RBP3基因等有关。总之，目前已经确定的可导致RPA的基因突变有以上三种，由于异质性使RPA的分子遗传学机制显得尤为复杂。RPA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的了解，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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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4
提要 惊恐障碍病因可能与经典神经递质GABA、5-HT、DA、Ach及神经肽CCK等功能异常有关，本文对近有关惊恐障碍患者的GABA、5-HT、DA、Ach及CCK受体基因的研究作一综述。
关键词 惊恐障碍；基因
惊恐障碍是一种反复发作的严重焦虑。目前解释其病因机制的假说很多，神经生化方面的假说包括经典神经递质类GABA、5-HT、DA和Ach等功能异常假说，以及神经肽类CCK与DA平衡失调假说等。遗传因素在惊恐障碍的发生中也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在对人灶族系的调查中发现，焦虑症患者的近亲中，本病发生率为15%，是一般居民的3倍[1]；对双生子的调查中发现，单卵双生子的同病率为50%，焦虑素质为65%，而双卵双生子同病率仅4%，焦虑素质仅13%[1]；这些研究表明惊恐障碍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其病因至少部分是出在基因上。
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近年在基因水平对惊恐障碍病因的探讨进行了不少研究。
一、惊恐障碍与GABAA受体基因
γ-氨基丁酸（GABA）受体分为GABAA和GABAB两种亚型。GABAA亚型受体与氯通值、安定受体组成一个复合体，该复合体是由α、β、γ、δ亚基组成的一种四聚体，门控着氯通值。α亚基上有安定结合点；β亚基上有GABA结合点；γ亚基本身不能和苯二氮卓类或GABA结合，但它是寡聚受体与苯二氮卓类高亲和时所必需的；δ亚基上则没有结合位点，其功能尚不清。α、β、γ、δ亚基的肽链都是4次跨越细胞膜的结构[2，3]。
GABAA受体一氯通道一安定受体复合体在抗焦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GABAA受体与氯通道偶联，门控着氯通道，GABAA受体激动剂（如GABA）可激活GABAA受体，打开氯通道，使细胞外CI-内流、氯导增加，引起突触后膜超极化，产生对神经元的抑制效应，因此呆产生抗焦虑作用；苯二氮类抗焦虑药（如安定等）作用于安定受体，可使GABAA受体上调，进而使GABAA受体对GABA的亲和性增加、与GABA的结合增多，从而使GABAA受体打开氯通道的频率增加，增强GABA的突触后抑制效应，呈现抗焦虑效果；巴比妥类药直接作用于氯通道，使氯通道打开的时间延长，也具有抗焦虑作用。总之，GABAA受体激动剂、安定受体激动剂和巴比妥类药物，由于它们分别作用于GABAA受体、安定受体和氯通道，均具有抗焦虑作用。反之，致焦肽（diazepam binding inhibitor，DBI）是一种内源性的安定结合抑制剂，可使GABAA受体下调，使GABAA与配基的结合减少，可引起焦虑；β-carbolin与安定受体结合，减弱GABA的作用，也可引起焦虑；印防已毒素可使氯通道关闭，拮抗GABA的作用，可引起惊厥。所以，GABAA受体—氯通道—安定受体复合体在焦虑的发生和治疗中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
GABAA受体—氯通道—安定受体复合体的亚基具有极大的多态性，人类GAGAA受体复合体亚基共有13个变异体，其中α亚基有7种变异体（α1～α7），β亚基有3种变异体（β1～β3），γ亚基有2种变异体（γ 1～γ2），而δ亚基目前尚未发现有变异体[3]。有假说认为惊恐障碍的易感性及药物治疗的反应性与GAGAA受体复合体亚基变异体的不同有关，而由于每个亚基变异体都是由一个唯一的基因编码、由其相应的mRNA所转录，所以该假说进一步认为惊恐障碍的易感性及药物治疗的反应性与GAGAA受体复合体基因多态性、mRNA水平有关。Tanay（1996）[4]研究发现，分别给鼠慢性投以抗惊恐药丙米嗪、苯乙肼、甲唑安定可改变脑干GABAA受体复合体α1、β2、γ2亚基mRNA的水平，进而使特异性GABAA受体复合体的亚基表达改变，而这些基因表达的改变又不同于那些由非抗惊恐的抗焦虑药（布斯哌隆）所产生的改变，这有力支持了上述假说。Crowe（1997）[5]进一步检测了编码GABAA受体复合体8个亚基变异体的基因（α1～α5、β1、β3、γ2），在104个严格定义的惊恐障碍患者、134个广义的惊恐障碍或亚综合征惊恐障碍患者上述基因之间进行连锁研究，但结果示发现存在连锁，不支持上述假说，认为惊恐障碍不是由所检测的8个GABAA受体复合体亚基基因的任何一个基因的突变引起。
二、惊恐障碍与5-HT1D受体基因
药物的抗焦虑的作用还涉及其他递质系统，如NE系统尤其中枢蓝斑区，是预期危险的觉醒中枢；DA系统可能与情感性行为和焦虑表现有关；5-HT系统尤其在背际核，对焦虑的适应性行为起抑制作用。上述递质系统互相联系共同作用于脑的不同水平发挥作用[6]。
血浆皮浆类固醇含量上升，可反馈性地使T-HT更新率加速、5-HT机能活动过盛，可能与焦虑的发生有关[7]；5-HT还可促进ACTH的分泌，从而调节和影响焦虑情绪反应[1]。抗焦虑药苯二氮类可降低5-HT活性、抑制脑内5-HT的更新率、减慢5-HT的耗存速度，这可能与其抗焦虑作用有关[1-7]；抗焦虑药布斯哌隆能降低5-HT能神经元的活力，其抗焦虑作用也与此有关[8]。总之，5-HT系统与焦虑症的发生及治疗关系密切，5-HT受体基因也因此成为惊恐障碍的候选基因之一。
5-HT受本分14训亚型，其中5-HT1D受体还可再细分成5-HT1Dα受体的基因第1080位碱基可出现C与T转换，形成以080多态性[9]；编码5HT1Dβ受体的基因第276位碱基可出现A与C转换，形成A276G多态性[9]；这2个多态性均为静态多态性，不直接改变所编码的氨基酸结构，但它们可能间接影响5-HT1D受体的表达水平，进而影响惊恐障碍的易感性。所以，Ohara(1996)[9]研究了一组惊恐障碍患者和正常对照，对他们的5-HT1Dα与β受体基因进行测序分析，但结果发现两组间上述两个多态性均无明显的差异，不支持5-HT1D受体基因影响惊恐障碍易感性之说。
三、惊恐障碍与D4受体基因
多巴胺D4受体主要分布于额叶皮质区，由于编码D4受体的基因极具有多态性，这些多态性可能影响D4受体的功能，使该基因也成为评价惊恐障碍的候选基因之一。目前共发现D4受体基因有十种多态性，包括3种静态多态性和7种动态多态性。D4受体基因起始密码子上游第11密码子上第一31位碱基C可转换为T，从而形成多态性C-31T，等位基因A1（即第一31位碱基为C）频率为0.93，A2频率为0.07[10]；D4受体基因起始密码子下游第11密码子中第31位碱基G可转换为C，使所编码的D4受体上第11位氨基酸Gly置换为氨基酸Arg，从而形成多态性Gly11Arg，等位基因A1（即第31为碱基G）频率为0.99，A2频率为0.11[10]；D4受体基因第36至42密码子上一段21bp长的碱基序列可出现缺失，所形成多态性的等位基因A1无21bp的缺失，等位基因A1有21bp的缺失[10]。Cichon（1995）[10]研究148个德国正常人、256个精神分裂症患者、99个情感障碍患者和一组惊恐障碍患者，发现所有患者的多态性C-31T、Gly11Arg与正常人均无明显差别，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情感障碍患者和正常人均未发现21bp的缺失，但在1个惊恐障碍患者发现有这个罕见的缺换变异，这可能意味着该缺失变异参与了惊恐障碍的发生，但也可能是机会性的假阳性结果。
四、惊恐障碍与CHRNA4基因
中枢神经递质NE对应激所引起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反应起抑制作用，而乙酰胆碱（Ach）可促进ACTH的分泌，进而可调节和影响焦虑情绪反应[1]；最近又有研究发现，焦虑症患者胆碱胆碱酯酶活性明显偏低，这提示焦虑与胆碱酯酶活性偏低有关[1]。总之，Ach能系统与焦虑症的发生关系密切。
Ach受体分N与M两种亚型，N型Ach受体（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CHRN）在中枢神经系统分布十分广泛，在大脑皮质层、边缘系统的海马、杏仁核、纹状体都有分布。CHRN受体由四种亚基因组成，亚基分别命名为α、β、γ、δ，每个亚基是一个分子量约55kD的跨膜糖蛋白，它们按α2βγδ比例组成CHRN受体，总分子量约275kD；5个亚基呈五边形排列，共同围成CHRN受体的离子通道壁，总体呈不对称的哑铃状，每个CHRN受体胞外侧均有两个Ach结合位点，位于两个α亚基的第192和193位的半胶氨酸残基上，它们具有识别和结合Ach的能力；当Ach离子（主要是Na+）通过离子通道进入细胞内，突触后膜发生电位变化，产生生理效应[3]。
组成CHRN受体的亚基具有多种变异体[3]，其中α亚基具有6种变异体（α2～α7），β亚基具有3种变异体（β2～β4），这些变异体可改变CHRN受体的功能，每个变异体由各自唯一的编码，其中编码α4亚基的基因（CHRNA4基因）定位于20q13.3基因座[11]。已有研究发现焦虑障碍与EEG低电压（LVEEG）相关联，约有1/3的VLEEG病例与基因座20q13.3连锁[1]，所以有假说认为惊恐障碍的易感性也可能与CHRNA4受体基因有关，为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Steinlein（1997）[11]检测了一组惊恐障碍病人和正常人3个不同的CHRA4基因多态性的等位基因频率，结果发现无显著差异，该研究不支持CHRNA4基因与惊恐障碍之间存在关联。
五、惊恐障碍与CCKB基因
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是一种神经肽，它主要是在细胞体内合成，其前体是由130个氨基酸组成，经过翻译后加工可产生CCK39、CCK33、CCK8和CCK4等活性肽片段[12]。CCK4低剂量可诱发惊恐障碍病人的惊恐发作[13]，所以CCK有可能参与惊恐障碍的发生。
CCK受体分两个亚型，即CCKA和CCKB受体，CCKA受体分布于外周，而CCKB受体分布于大脑皮质、纹状体等[12]，所以编码CCKB受体的基因是惊恐障碍的候选基因。Kato（1996）[13]用SSCP方法筛查了22个惊恐障碍家系的先证者CCKB基因的突变，发现两个多态性：在10个病人外显子4与5之间的内含子上发现有一个多态性2491CA，在1个先证者外显子2的胞外环上发现一个错义突变（1550GA，Val125Ile）；在另外34个不相关的惊恐障碍病人和112个正常对照中检测这个错义突变，发现8.8%(3/34)的病人和4.4%（5/112）的正常人有这个突变。但这些突变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性，所以认为这些突变在惊恐障碍中没有病理生理意义。
六、结语
对惊恐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已进行了不少，目前主要集中在探讨惊恐障碍与GABAA、5-HT1D、D4、CHRNA4受体基因及CCKB基因的关系。这些研究中除了发现D4受体基因一个21bp缺失变异可能参与了惊恐障碍的发生之外，共余研究均为阴性结果。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对寻找惊恐障碍的易感基因失去信心，因为以前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①对候选基因的亚型及多态性的的类型调查不全：如对GABAA受体复合休13种亚基基因只调查了8个，尚有5个未调查；对5-HT受体基因14种亚型只调查了1个，尚有13个未调查；对D4受体基因10种多态性只调查了3个，尚有7个未调查；对CHRN受体11种亚基基因只调查了1个，尚有10个未调查。②样本量较小：惊恐障碍可能是一种遗传异质性疾病，是由多个基因微小的遗传效应叠加而致病的，所以要调查每个基因与惊恐障碍的关系，往往需林大样本才能发现阳性结果，以前的研究样本量都不大，难以排除假阴性结果的可能性，况且目前唯一发现阳性结果的那个研究也可能因为样本量太小，难以排除是机会性造成的假阳性结果。所以有关惊恐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还有等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深入全面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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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utheran血型系统的分子遗传学基础唐剑频，蒋丰慧，于晓军
1.日本医疗诉讼改革及对鉴定结论的评价夏芸，XiaYun
2.英联邦国家医疗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之证明及评价赵西巨，ZhaoXiju
3.论医疗损害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配置王成，WangCheng
4.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出庭质证问题阐释李大平，LiDaping
5.医疗纠纷证据保全制度研究刘鑫，施蕾，LiuXin，ShiLei
6.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邢学毅，XingXueyi
7.医疗诉讼证据问题研究龚赛红，喻科军，GongSaihong，YuKejun
8.侦查机关侦办命案收集证据存在问题剖析许昆，王峥，XuKun，WangZheng
9.篡改MicrosoftOffice办公文件的实验研究陈晓红，杨旭，施少培，徐彻，卞新伟，ChenXiaohong，YangXu，ShiShaopei，XuChe，BianXinwei
1.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顾永忠，GuYongzhong
2.证明模式转换的必要性与现代证据规则马贵翔，MaGuixiang
3.证据法应当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陈界融，ChenJierong
4.《民事证据规定》的困境及其启示齐树洁，QiShujie
5.从司法解释的现状透视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前景毕玉谦，BiYuqian
6.民事证据法典化的价值确证与难题解析汤维建，TangWeijian
7.关于经验法则的思考MicheleTARUFFO，孙维萍，MicheleTARUFFO，SunWeiping
8.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张斌，ZhangBin
9.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学思考李春刚，王凯，LiChungang，WangKai
10.论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韩波，HanBo
11.侦查机关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的必要性及合法化路径研究李学军，张卫萍，张吉林，LiXuejun，ZhongWeiping，ZhangJilin
12.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吴丹红，WuDanhong
13.口头优先还是书面优先?——国际诉讼法协会(IAPL)2008年年会主题述评杜闻，DuWen
14.传闻证据规则变革评述——兼谈对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启示与借鉴郭志媛，蔡溦，GuoZhiyuan，CaiWei
15.伤残评定标准及赔偿方式的比较研究王旭，WangXu
1.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陈卫东，张佳华，ChenWeidong，ZhangJiahuo
2.量刑事实证明初论李玉萍，LiYuping
3.不在场证据的证明——以台湾地区南回铁路翻车案为说明蔡惠琇，CaiHuixiu
4.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林鸿潮，许莲丽，LinHongchao，XuLianli
5.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DavidA.Schum，王进喜，DavidA.Schum，WangJinxi
6.刑事案件DNA检验采样与鉴定立法现状赵兴春，ZhaoXingchun
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6
关键词：菜豆；品种；真实性；纯度
品种真实性是指一批种子所属品种、种或属与文件（品种证书、标签等）是否相同，是否名副其实。种子纯度是指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典型一致的程度。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是保证良种遗传充分发挥，防止良种混杂退化，提高种子质量和产品品质的必要手段[1]。品种之间的差异在于其内在遗传物质的差异，也就是调控其生长发育的基因差异。在不同的基因调控下，植物会有不同的性状表现，这些性状的差异可以表现为形态学上的差异，如种子、幼苗、植株等，也可以表现在生理生化方面，如蛋白质、酶、DNA等。因此，可以通过其遗传物质来准确、快速鉴定菜豆种子纯度及品种真实性。目前可以通过田间小区种植方法、种子形态法、电泳谱带法和分子标记法等对菜豆品种真实性及种子纯度进行鉴定，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旨在为菜豆品种真实性及种子纯度鉴定工作提供快速、准确的鉴定方法。
1 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方法
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一种传统的、较常用的鉴定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的方法，其简单易操作。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可以通过小区内的被检植株样品与标准植株样品或种子标签标注进行对比，并根据品种审定公告的描述判断该品种的真实性；并可以通过田间采样来鉴定种子纯度是否符合标准或种子包装上标注的数值。
菜豆喜温暖，不耐高温和霜冻，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矮生菜豆耐低温能力要比蔓生菜豆略强。菜豆可根据不同地区利用不同品种在春季和秋季栽培，早春露地栽培必须在晚霜过后才能进行[2]。菜豆对土壤要求不严格，但忌连作，对土壤养分要求不高，需钾、氮较多，磷较少，但磷对产量影响很大，种菜豆必须施用磷肥。地块要选择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排水良好、pH值为6～7的砂壤土或壤土。整地施肥时要深翻土地、耙细泥土、深沟高畦、连沟宽畦。播种时选用粒大、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播前用种子质量0.4%的50%多菌灵拌种消毒。根据菜豆的生理特性，施足基肥，少施追花肥，重施结荚肥，并注意病虫害防治[3]。
菜豆的生长发育周期可分为发芽期、幼苗期、抽蔓（发棵）期和开花结荚期4个时期。从幼苗期开始，矮生菜豆和蔓生菜豆生育状况就表现出明显不同。在开花结荚期，植株开花、结荚和茎蔓的生长同时进行，需要大量的养分和水分，以及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20～25℃）。在生育期调查子叶颜色、下胚轴颜色、叶色、主茎色、花冠色、嫩荚主色、种荚色、种皮色8个色泽性状，调查标准执行《菜豆种质资源描述初规范和数据标准》的相关规定[4]。
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方法适用于国际贸易、省（区）间调种的仲裁检验，可作为赔偿损失的依据。在此种情况下，田间小区鉴定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田间小区鉴定时，植株形态特征和生育特性比其他方法有更多的特征特性可鉴别，可得到比较正确可靠的鉴定结果。这对异花授粉作物纯度鉴定尤为重要[5]。但也有缺点，包括鉴定周期长；在种植和田间管理方面要求严格；选地时应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肥力均匀一致的地块，并需要适宜的栽培管理措施[6]；在菜豆生育前期和中期做好水分控制；记录与计算工作量大，需在每个时期记录各个部位的差异及数据；要注意菜豆立枯病和猝倒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凌须美等[7]对不同菜豆品种采用田间观测的方法考察其植物学性状和经济性状，对其嫩荚长、荚粗、叶长、叶宽、始花结荚数和总蔓长等进行了比较鉴定，得到了较好的结果。
2 种子形态鉴定方法
种子形态鉴定方法就是按照要求取一定量的种子进行形态学观察，也可观察其解剖特征来区别不同品种真实性。菜豆种子形态的鉴定可以通过测种子的百粒质量，种子的长、宽、厚，观察种子的颜色和光泽等进行。李佩华等[8]对来自中国和外国的251份菜豆种子的种皮色、种脐色和脐周色进行了鉴定分析，将其总结为白色、单色和花色3种类型。而他们测定菜豆种子的百粒质量时发现，品种间差异较大，材料中百粒质量最低的为10.5 g，最高的为86.5 g。
种子形态鉴定法优点是简便、快捷[9]，缺点是对种子形态特征差异较小的品种很难区分，此外有些形态特征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如种子的大小、颜色与种子成熟度有关，因此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所以该方法适用范围较小[10]。Venora等[11]使用一种图像分析系统从菜豆种子的颜色、形状、大小及整个种子的斑点来分析意大利地方品种菜豆；应用图像分析和线形差异分析法对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地方菜豆品种进行了鉴定和分类，并阐述了种子形态鉴定法的可行性[12]。
3 电泳谱带鉴定方法
电泳谱带鉴定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谱带的条数、多态性等来鉴定植物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近几年来，蛋白质电泳的发展速度较快，如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和同工酶电泳等。
作物贮藏蛋白质电泳技术是目前种子纯度和品种真实性检验中广泛应用的方法，其中蛋白质的SDS-PAGE电泳已被认为是一种简便、快速、可靠和成本较低的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鉴定方法[13]。电泳谱带鉴定方法亦有其缺点。对SDS-PAGE电泳方法来说，它们都是垂直电泳槽，灌胶时，可能导致胶面不均匀；易出现“鬼带”现象；需要在适当时机变换电压；浓缩胶与分离胶断裂、板间易产生气泡。而同工酶电泳时，多数种子在同工酶电泳检测时需要发芽，由于发芽速度不同造成个体差异，引起误差[14]；同工酶存在时期特异性和器官特异性，在测定时需要按一定程序操作，否则重演性低[15]；制作、提取、电泳时，要注意低温，因为酶易失活；且灌胶时也会出现SDS-PAGE所出现的现象；结果有时不稳定等。电泳谱带法在品种真实性判定时难度也比较大，只有技术高的检验员才能经常做出清晰的色谱。色谱相似的带型太多，只有较为明显的品种才容易判断[16]。
吴正景等[17]采用改良聚丙烯酰胺电泳方法对5个菜豆品种种子贮藏蛋白的盐溶、水溶部分多态性进行分析，并将菜豆品种特性及亲缘关系作出比较，为菜豆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鉴定提供了参考。
4 分子标记鉴定方法
分子标记技术是植物品种和纯度鉴定准确的鉴定技术，它是从DNA（Deoxyribose Nucleic Acid）分子水平来表达植物的部分遗传特性，从DNA上的细小差异来确定品种的真实性和种子纯度。分子标记技术有很多，如AFLP（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APD（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SSR（Simple Sequence Repeat）、ISSR（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技术等。
分子标记的特点是直接以DNA的形式存在；标记数量无限，遍布于整个基因组；标记位点非常丰富；形状稳定，不受环境条件影响；表现为“中性”，即不影响目标性状的表达，与不良性状无必然的连锁[18]；许多分子标记是共显性标记，能够鉴别出纯合基因型与杂合基因型，提供完整的遗传信息。当前，分子标记已开始应用于作物遗传资源及育种研究，分别被称为分子种质资源鉴定（Molecular Germplasm Diagnostics）和分子标记育种（Molecular Plant Breeding或 Molecular-assisted Breeding）[19]。目前分子标记技术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开发的分子标记数量较少，很难找到与目标基因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需要构建更为精密饱和的遗传图谱；分子标记技术本身的局限性造成检测结果的偏差；众多的农艺性状是受多基因控制的，而分子标记对数量基因的精确定位还有较大差距；有待于建立自动化的实验程序，实现对大群体快速、准确的鉴别；分子标记与表型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Lioi等[20]采用SSR和AFLP等技术对意大利农场尚存在的一些菜豆品种进行了鉴定和多态性分析，并得到较好的结果。
5 小结与展望
菜豆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是菜豆生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农民丰收的基础。市场上假冒伪劣种子的出现屡见不鲜，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也是长期困扰农民的重要问题，所以迫切需要找到快速、准确地鉴定菜豆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的方法。
上述几种鉴定方法各有其优缺点。①传统的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方法和种子形态鉴定方法耗时、费力，不能有效防止不合格种子进入市场。②电泳谱带鉴定技术已逐渐地发展成熟，特别是SDS-PAGE电泳技术，已被认为是操作简便、分辨率高的电泳技术[21]。③分子标记技术是在DNA水平上进行鉴定，准确性高，可以用于某些重大种子纠纷案件或对新品种、新品系、新种质进行分子遗传学鉴定，但离普及使用还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国内菜豆品种蛋白质和同工酶等的电泳标准图谱还鲜有报道，因为每次实验操作时材料用量较少，致使代表性差，有些新品种数量较少，操作更需谨慎。此外，分子标记鉴定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费用高、操作难，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才能获得理想结果。可以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会有新的更有效的鉴定技术不断提出，现有的技术会不断完善，快速、准确地鉴定菜豆品种真实性和纯度的方法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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