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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1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不过是投入和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视了，因而长期以来企业理论被称为"黑箱"。企业的契约性质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来，被称为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性质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来的，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经济分析，将生产的制度结构纳入经济理论。他认为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具有一定强制性权威的企业家的指挥。
张五常[2]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方式代替另一种契约方式。市场交易的是产品或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两个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而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市场分离的前提。
杨小凯和黄有光[3]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书中，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两分法、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契约模型。认为作为促进劳动分工形式的企业，尽管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当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时，企业就会出现。由于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在改进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由于对管理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的测量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中的每个雇员与雇主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关系，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差别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他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契约人--但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认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交易中，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这使得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取代，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已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用纵向一体化替代现货市场则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机会主义要受到权威的监督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弱化。显然，威廉姆森也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只不过他进一步将资产专用性及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从而对企业产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释更加透彻。
格罗斯曼和哈特[6]在坚持契约论的基础上，通过引"不完全契约"概念将企业性质理论推进了一步。他们将契约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而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剩余权力就必须赋予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在履约过程中行使。因此，在他们看来，企业本质上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权在履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契约。
三、委托理论
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因此他们让团队监督者拥有团队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的方式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为企业委托--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詹森和马克林[6]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激励人的方法和承受约束人越轨行为的监督费用的方法，限制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中提到："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张维迎[10]在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中谁应该是委托人这个问题，发展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的因素，资本雇佣劳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的交易性质，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关系，企业内的各经济主体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契约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强调了契约、产权等制度对企业效率的作用，使人们重新关注企业内部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是，无论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还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的委托--理论，实际上只是市场均衡论框架下的修正，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失败，企业没有主动权。然而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体，包括隐藏于这些有形和无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业家的创新、企业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起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式，将是今后企业性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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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8]詹森和马克林.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0.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2
摘 要 本文对市场经济形势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围、搜集利用手段等问题作了论述。
众所周知，对每个具体的图书馆来说，必须按照本馆的性质、任务及本馆读者的实际需求确定藏书范围。地方综合性大学担负着为本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服务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它在教学和科研上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结合更加密切。与此相联，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无论是为满足本校师生在新形势下对文献的新需求，还是出于自身主动走向市场经济、为本地区建设服务的目的，都必须有选择地搜集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文献资料——地方文献，并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但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由于片面理解地方文献属公共图书馆藏书重点的观念，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缺乏应有的重视，个别馆甚至连最起码的本地区经济统计资料也无法完整地提供给读者，这既不符合图书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原则，也严重影响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服务效果。本文拟就市场经济形势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围、搜集利用手段作一浅述。
一、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不仅要搜集地方文献，而且应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这是因为：
1、为广大在校学生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为在校学生服务集中体现在配合学校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由于地方综合性大学对人才的培养主要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因此，大部分在校学生来源于本地区，毕业后一般也留在本地区工作，甚至一些外地籍学生也因受本地区宽松的人才环境吸引，毕业后主动在本地区扎根。因此，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希望了解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便毕业后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图书馆成了他们查阅有关地方文献的最佳去处。有些学生甚至有意识地把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自己的学业结合起来。以我校经济系学生为例，近几年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来馆查阅宁波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地方文献。特别是随着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生就业由原来的国家统包统配改为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择优录用”，这迫使学生主动去了解本地区的人才需求状况，他们除了经常查阅当地报刊上有关人才需求状况、各单位招聘信息外，更希望图书馆履行情报职能，系统搜集本地区人才需求方面的地方文献，及时供他们参考，以便找到最能发挥他们自身才华的工作岗位。
2、为本校教师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教师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是高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就职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广大教师，同样需要本校图书馆为其提供地方文献服务。 改革开放促进地方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才流动的加快。在地方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建校历史较短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每年都有大批教师调入。譬如我校自1985年建校以来，年年扩大规模，每年调入的教师中，绝大多数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籍人士，也因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对本地区状况反而人地两疏。这些新调入的教师为尽快熟悉当地环境，适应当地生活，并且在对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做到因“人”施教，迫切需要图书馆能提供有关本地区历史、现状的地方文献。我馆所藏的《宁波实用大全》、《宁波大观》等，历来是我校教师的阅读兴趣所在。
地方综合性大学一般是当地科技人才的集结地，学校也组织各学科力量承接了部分有关本地区的重点攻关项目，要完成这些科研项目，需要查阅有关地方文献。我校两位教师在参与编写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宁波的综合性词典——《宁波词典》时，就曾多次来馆查阅有关文献。我们所藏的有关宁波经济研究、浙东文化史研究等专题资料，都是为不少教师所青睐的热门资料。
3、为本校科技产业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少地方综合性大学为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主动引进市场经济观念，逐渐形成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产业，如何积极主动地为这些科技产业服务，是当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深化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课题。图书馆有必要把搜集地方文献作为履行情报职能，为学校科技产业服务的重要手段，即着重搜集以本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厂矿企业对新产品开发需求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供本校科技产业部门参阅。这样，一方面便于这些部门集中力量开发当地市场急需的科技产品；另一方面，也便于他们为已有的科技产品找到满意的“婆家”，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4、图书馆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向社会开放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在为本校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同时，应以本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为依托，主动投身市场经济的浪潮，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这已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界的共识。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为社会服务的着眼点。首先是在本地区。但是，尽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十分丰富，若不及时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对信息的实际需求，盲目投入人力物力搞信息开发，即使编成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再多，也只是劳命伤财。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要真正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效信息，工作人员首先就必须走出馆门，及时搜集有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动态，如市场经济信息、商品供求信息、科技开发信息等地方文献，然后才有可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利用本馆信息资源编成商务信息、科技产品信息等，提供给本地区信息需求用户。而且，图书馆也可视具体情况向这些信息需求用户收取一定报酬，使之成为一条开报资源、实行有偿服务的新路子。
二、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范围
综上所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把地方文献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并不违反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我们知道，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收藏包罗一切，凡涉及到本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等等的书刊资料，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的，都是其收藏对象，而且，凡是能搜集到的都作为永久性史料保存。由于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读者类型众多，不可能专门依据某一高校师生的需求来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对任何类型的图书馆来说，从自身读者需求出发收藏的文献中，必有一部分与其它类型图书馆收藏的文献重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正是出于新形势下本校师生对文献的新需求，并为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也正是基于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决非照搬公共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而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即从本馆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有选择地加以搜集；二是时效性原则，把地方文献作为一种重要信息源加以搜集，力求搜集最新资料。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当前搜集地方文献的范围应是：
1、介绍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普及性读物。
2、与本校所承担的有关本地区的科研任务密切相关的专题研究资料。
3、反映本地区社会经济信息的各类资料，如反映本地区人才需求、商品需求、科技开发等方面信息的资料，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等等。
三、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发利用手段
与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相比，地方综合性图书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搜集地方文献确有一定困难。形势的发展又要求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快、准、新”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必须把地方文献的搜集作为日常业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确定专人负责，又强调内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在具体搜集过程中讲究搜集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力争快速高效地收齐所需地方文献。笔者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主要途径有：
1、订齐公开发行的有关本地区的图书、报纸、杂志。
2、从本馆收藏的外地报刊中选辑有关地方文献。
3、与本地区有关部门建立经常联系，及时搜集由这些单位参与编写的内部出版物，以及与本馆搜集范围密切相关的信息简报等零星资料。这是一种极为简捷有效的搜集方式。如与本地区人才交流中心等单位挂钩，搜集本地区人才供需的最新信息；与统计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与政协文史委员会、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等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文史资料及其它介绍本地区的普及性读物；与科技情报所挂钩搜集本地区科技动态资料等等。
当然，与本地区有关部门挂钩搜集地方文献，并非一味索取。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可利用文献信息资料丰富的优势，满足这些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实行互相合作，互惠互利。这也不失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好形式。
4、与本地区地方文献的主要收藏单位——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密切合作，互通信息。因为这些单位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历史较长，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较大，对本地区信息比较灵通，地方文献搜集相对较全，向他们了解搜集线索，可以减少搜集过程中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必要时还可利用文献复制等方式从他们的馆藏中选藏急需的地方文献。当然，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也应向他们提供有关线索，以便他们及时收藏有关地方文献。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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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4
关键词：竞争性市场；串谋；动态博弈；商业银行；小微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3（3）-0026-05
一、引言
在经济学领域，串谋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经谈到：“即使为了娱乐，从事同一贸易的人也很少一起聚会，极其少有的聚会通常是以反对公共利益的串谋或者哄抬物价而告终。”虽然亚当·斯密提出串谋由来已久，但是早期的研究一般是在静态的框架下，仅从较浅的层次分析串谋的存在及其稳定性。直至博弈论引入经济学，经济学家成功运用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才使得对于串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串谋行为随之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
在经济学文献和法学文献中，对于串谋有不同的定义。在经济学家看来，串谋是指厂商旨在协调本行业各家厂商行动和限制竞争而统一协调的一种行为。该定义一般包括两个要素：第一，为了达成协议而进行的交流、讨论和信息交换的过程；第二，给定其它参与者遵守协议时，一定存在因背叛行为而获得短期利润和随后为了强制实施协议而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如价格战）。由串谋的定义不难发现，串谋俨然成了厂商的独有行为，而消费者如果彼此联合以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则并未构成串谋。串谋所包括的两个要素则似乎告诉我们，串谋一般不具有稳定性，为了保证串谋协议的实施需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甚至是严厉的惩罚。
在我们看来，串谋并不仅仅存在于厂商之间，消费者同样可以采取串谋行为。由于单个厂商能否从其串谋行为中获益，不仅仅取决于其他厂商的反应，也取决于消费者对于厂商串谋的反应，也就是说单个厂商是否进行串谋依赖于其他厂商和消费者的决策。对于消费者一方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在做出是否串谋的决策时取决于其他消费者的决策和厂商一方的反应，也即交易双方的行为选择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分析串谋行为时仅仅局限于寡头市场是不够的，而是完全可以将其扩大到竞争性市场。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以厂商联合提价这种串谋形式为例，对竞争性市场串谋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认为消费者之间也可以进行串谋并在本文加以明确提出，但行文过程中为了便于表述，还是以厂商的串谋为例进行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厂商和消费者的角色进行相应的对换，就可以成功地对消费者的串谋行为进行相应的分析。
二、文献综述
罗建兵、许敏兰认为有关串谋问题的文献，早期集中在卡特尔等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串谋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产业组织间的串谋行为，企业间在价格竞争中出现默契串谋。Chamberlin在研究生产同类商品的寡头垄断企业时曾经指出，企业在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后，就会通过串谋的形式来维持垄断价格，从而避免价格战的威胁。在此之后，Stigler等都对串谋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对于串谋问题的早期研究大多是一带而过，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博弈论引入串谋理论的研究之后，面对串谋难以有效维持，Friedman运用超级博弈模型提出了“冷酷到底”的稳定策略。Zarkada-Fraser和Skitmore解释了产生串谋倾向的原因，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串谋的因素。Laffont和Martimort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将不可避免的引发串谋问题。
就国内的情况看，串谋问题也是近些年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串谋问题进行研究。第一个方面主要集中在运用串谋理论对某一个行业或者产业中的串谋行为进行研究解释；第二个方面则是研究如何通过机制设计以有效的防范串谋。
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粗浅的梳理，发现既有的研究存在下述问题。学者们一般侧重对厂商之间的串谋进行研究，而很少涉及消费者之间的串谋问题。由此以来，学者们在讨论厂商之间是否达成串谋时，往往集中讨论不同的厂商对于串谋的不同反应。当涉及到串谋是否具有稳定性这一问题时也只是不同厂商之间博弈的结果，尽管厂商的串谋会直接危及到消费者的利益，但消费者却处于被置之度外的境地。事实上，在一个涉及买卖双方的交易环境中，为了实现单个经济主体——厂商（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厂商（消费者）欲进行各种决策并付诸实施时，不仅仅要考虑竞争对手（其他厂商或者是消费者）的反应，同样要考虑交易的另一方消费者（厂商）的反应。交易的参与者如果仅仅考虑交易一方的反应而忽视另一方的反应，则这种经济决策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这是因为，厂商的串谋决策会同时影响到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厂商的各种决策，具有能动性的消费者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条件具备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反之也成立。
三、基本假定及博弈模型的选择
（一）基本假定
假定一：市场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在该市场上厂商的数量n小于消费者的数量m，并且n个厂商规模相当。对于厂商和消费者来说，关于厂商数量和消费者的数量是共同知识。
假定二：市场上交易的是单一种类同质商品，并且厂商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为零。
假定三：博弈的信息是完全的，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清楚地知道每种情况下各博弈方的得益。
假定四：达成串谋是有成本的，并且该成本严格大于零，串谋总成本在各个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分配。此外，串谋的总成本及其平均成本随着厂商或者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假定五：一旦厂商（消费者）的串谋行为遭致消费者（厂商）的联合抵制，则厂商（消费者）将不得不为之而支付成本。如果消费者（厂商）联合抵制厂商串谋获得成功后，则价格恢复到串谋之前的低价状态。
假定六：厂商串谋且消费者忍耐的利润大于厂商没有串谋的利润，而厂商没有串谋的利润大于厂商串谋但消费者联合抵制的利润。
假定七：厂商和消费者只进行价格方面的竞争，市场是出清的。价格发生变化前后，单个厂商的产量和单个消费者的消费量都保持不变。
（二）模型选择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5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2；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
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
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x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
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表1）。
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
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
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
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4.偏好
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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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6
【关键词】进口贸易 R&D溢出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发展。2007年，我国GDP总额达到了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轻进口”的出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只重视出口和顺差而忽视了进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价格优势的出口贸易推动的顺差伴随是频繁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这迫切需要我们对“高出低进”贸易政策进行新的评估。鉴于此，本文对“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展开综述，并做出简要评析，希望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二、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1、古典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思想表述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通过进出口贸易促进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回本国需要的商品并节约国内劳动。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进口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滑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认为进口为国内经济提供了激励性示范，推动本国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导新的产业的成长。可见，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一贯重视通过进口贸易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受“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力量的影响，早期研究文献往往更多地强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普遍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凯恩斯（Keynes，1936）的“对外乘数原理”更是将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2、新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再考察
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尤其是在南北贸易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在新增长理论和全球国际贸易新态势的共同推动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运用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研究开放经济中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三、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1、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鉴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术创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实证模型来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和外国的R&D都对TFP有着正的促进作用。他们假定国内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国内外的R&D存量相关，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实证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国际贸易贸易技术溢出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继文献在CH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第一，外国R&D资本的计算方法的改进。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简称LP）认为CH模型中有关外国R&D资本存量的权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强度，并对外国R&D投入权重进行了修正，其实证结论与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简称FFG）拓展到用6种方法计算外国R&D资本，使关于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变。学者通过从不同的侧面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对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进行补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不同结构进口商品的溢出效应的研究，FFG（200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性质对R&D溢出变量设定的重要性，仅当被转移到研发溢出接受国的知识属公共产品时，R&D溢出效应才为正并在统计上显著。二是微观层次的研究，Keller（2000）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学者们将贸易国的地理距离与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国内自主研发等因素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实证发现国际R&D溢出依然是显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进口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进口贸易量和其产业结构是否与出口国相似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此国能否成功地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第四，将影响技术溢出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FDI在众多国际技术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备受青睐。将FDI变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义在于便于对FDI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同时，很多学者开始转而关注如教育培训、专业人员的流动、科学文献、国际会议、国际专利等无形的技术外溢。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佟家栋（1995）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时期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不同，但总体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林毅夫，李永军（2001）指出传统方法倾向于低估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重新定义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而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吴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进口和出口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推动经济增长，应将“进口和出口当作不同的性质来处理”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系统产生贡献。同时指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国内紧缺资源，而且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国内学者方希桦等（2004）、李平、钱利（2005）、李小平、朱钟棣（2006）、俞春娇、俞美辞（2006）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观层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钟棣（2004）利用我国1990-2000年的面板数据，从省际和地区层面分析了中国进口对TFP的影响。对于CH模型中争议最大的外国R&D资本的方法的计算方法，李小平、朱钟棣（2006）借鉴FFG模型，采用了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受国际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开始把吸收能力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效果的诸多因素。国内学者（赖明勇等，2005；陈刚等，2006；符宁，2007）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衡量、国内研发存量等因素对增强我国进口技术外溢的吸纳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简要评析
上述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扩展了CH模型，检验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实际进口贸易技术外溢过程，为研究者深化对技术进步、技术外溢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鉴。但是现存的文献针对中国的研究甚少，存在着几点不足：一是国内相关文献偏重分析FDI的技术溢出（何洁，2000；张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开放经济中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分析中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时，忽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应将制度因素纳入模型。三是对进出商品的结构重视不够。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进口贸易的总量入手，而较少具体分析消费品与资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间产品等不同性质的进口的溢出效应的差异。四是未能将人力资本、FDI、国内资本存量等多种影响进口溢出效应的因素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无疑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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