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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乡土文学范文1
在作文创新的今天，我们要求学生作文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求“活”，求“新”，而作为一些生活在农村小学的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接触的是一个广阔的农村天地，相对于生活在城镇的学生而言，或许接触的写作题材要窄一些，但是我们农村作文教学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因此，我们只要能好好地把握住农村作文教学的特有优势——乡土性，在指导思路上能始终贯穿一个“农”字，农村作文教学同样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一 创设情境，引发兴趣，激发学生写作的内在动力
农村虽没有城市的繁华，但它充满了淳朴的美，应该让学生走进农村广阔的天地中，让学生感受农村生活之美，教师要做好兴趣的引领和写作冲动的开发。学生作文中冬天的描写多是写雪景，萧索的大地，但现在农村冬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蔬菜大棚就是农村冬天的又一大特色。冬天，我带领学生参观我们村南边的蔬菜大棚。学生一走进大棚，眼前一亮，棚里绿意盎然，他们大喊：“春天来了。”在大棚里他们看什么都新鲜，不断地向菜农和老师提问题：是怎么种的？如何管理？收入怎样？他们问了个遍。学生们兴奋不已，提笔写冬天就各具特色了。有的写的是《冬天里的“春天”》一看题目就有新意，孩子是这样写的：
我们弯着腰钻进一个黄瓜大棚，里面既湿润又暖和，感觉就象春天一样。只见绿色的黄瓜藤蔓缠绕在竹竿上，藤上结满了黄瓜，嫩绿的黄瓜带着晶莹的露珠，顶端还开着黄色的喇叭形的花，真是美丽极了。原来菜市场里的反季节蔬菜就是这样种出来的啊。
有的同学仔细描写了冬天的黄瓜是如何种植和管理的，大赞现代的科学技术。这次练笔很成功，学生们的选材角度新颖，内容真实。
二 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事物，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农村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要让孩子们平日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景和物，人和事，指导学生现场观察，调动学生观察思考和练笔的积极性。在教学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作文《我爱秋天》时，我带领学生观察学校里老师的菜园，有的看到了茄子会说那分明像一个个香蕉，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有的会说那冬瓜像一个个胖娃娃。观察之后，我先让他们分组讨论交流：看到了什么？形状像什么？看后有什么感受？然后开始写作。这样通过观察、讨论、交流，有的孩子就把秋天丰收的菜园描写得栩栩如生。
今天，我们和语文老师一起来到老师的那片菜地儿，啊！那画一样的菜园在我眼前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给这片菜园装点得美不胜收。你看，大大的冬瓜挺着那肥胖的大肚子，像个可爱的大肚娃娃。冬瓜北边是一畦西红柿，每一颗上面都挂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红柿，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这时，紫盈盈的茄子不时地探出头来，他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到处张望，好像在问：“我美么？”看着茄子可爱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走着走着，又看见了青绿青绿的辣椒，它瘦瘦的身材，像个苗条的淑女，非常可爱……
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带着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使得他们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心中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写《难忘的下雪天》都写出了自己在玩中的感受。乡村的美景变幻无穷，经常带着学生去亲自体会生活，挖掘写作素材，这样使农村学生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三 走进生活，用心观察领悟
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悟性。在感悟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社会生活中的平凡小事，都可引发我们的思考。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孩子们往往求大，忽略了身边值得关注的小事，所以，也造成了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情况。对农村学生来说，农村的风景优美，乡土气息浓厚。美丽的大自然又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这既是作文教学的直观教具，又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教师利用这种优势，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使他们“见景生情”。把这种情景教育引进小学作文教学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三八妇女节时，我让学生每人回家为妈妈做一件令她感动的事，并把他写成文章。学生纷纷表示：没问题，这个简单。第二天看到他们写的作文我也很感动。其中一个孩子写的《我为妈妈捶背》，他是这样写的：
前几天，爸爸出去打工了，妈妈既要忙地里，回家又要照顾生病的奶奶，还要为我的学习操心，累得腰酸背疼。看着妈妈倦容满面的样子，我多么想为妈妈做一件事啊。下学回家，妈妈正在洗衣服，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先在妈妈背上轻轻地捶了几下，说：“妈妈，这几天您太累了，我给您捶捶背吧！” 妈妈对我笑了笑，说：“儿子可真孝顺。”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美滋滋的。赶紧让妈妈到椅子上坐下，然后给妈妈捶背。随着我有节奏的捶打，妈妈的愁眉渐渐舒展开了，脸上倦容也一扫而光，还露出了祥和的笑容，一个劲地对我说谢谢。看到妈妈高兴的样子，我大声对妈妈说：“妈妈，今天是您的节日。祝您节日快乐！我以后会经常为您捶背的。” 妈妈笑着说：“今天给妈妈捶背，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只要你好好读书，就是对妈妈最好的回报。” 听了妈妈的话，我很羞愧。妈妈曾经为我做了很多事，可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有给她。如今我为妈妈捶了一会儿背，妈妈却对我说了这么多“谢谢”，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以后我一定要多为妈妈做一些事情，让妈妈好好享受儿子的孝心。
农村乡土文学范文2
关键词：乡镇中小学校 图书室 农村文化 共建
一、中小学校图书室与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学校图书室建设现状
（1）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且其中不乏是大量陈旧过时、无人问津的图书，而新近出版的书籍以及文学、科普类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较少。
（2）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又不能满足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学校图书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凡是经老师推荐后的书，很快会被全部借光。
（3）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深入，家庭电脑配置，网络的普及，使城市学生的阅读途径、阅读方式、阅读场合都发生了改变，无论小学生还是初高中生，在网络上足不出户就能获取他们想看的图书，浏览空间比原来有了更大的余地，电子图书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些信息技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2.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国家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乡镇投入建设了这么多的文化设施，但其发挥作用不理想。各乡镇综合文化站从2011年正式向公众全部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程，既是提高基层群众文明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城乡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由于对文化投入的不足，加之措施不到位，经费没有保证，站址狭小，多部门合用，人员没专职或者是专职难专搞文化工作，管理人员身兼数职，没补助少福利，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难于开展工作，使文化站图书室往往是“一块牌子、一枚章子、一间房子”，真正开展活动的寥寥无几，成为应时、应人、应景之作，使配备图书大量流失或是积满灰尘。种种原因使得图书室慢慢失去提供文化信息的功能。
（2）由于农村阅读人群的主体──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留村多为老人、儿童，村民的阅读欲望、兴趣不强，没有读书氛围。图书室布点不合理，管理跟不上，多数图书室是建在行政村所在地，由村干部管理。
（3）村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图书室，另一方面是村民很少愿意跑几里路去村部找村干部借书。
二、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设想
1.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业务中心，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乡镇中小学图书馆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方便农民，有利于农民就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阵地，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充分发挥乡镇农村文化的职能作用，提高乡镇农村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拓展乡镇中、小学校办学阵地，实现农村文化活动与农村青少年教育活动互融互通、资源共享，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与乡村学校联合共建图书室，推进文化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整合农村文化建设资源，把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建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整合到乡镇中小学图书馆，发挥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充分拓展和发挥乡镇学校图书室的功能，除为本校师生服务外，还可以为广大农民服务，为建设农村和谐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服务。
2.利用电脑实现网络化管理。利用综合文化站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设备齐全的优势，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丰富的信息资源，借助庞大的有线电视、广电宽带网络以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各种惠农政策、种植技术和致富信息资源。乡镇文化站可以主动开展“共享工程”进校园活动，到当地的农村学校，进行“共享工程”相关的宣传、介绍、培训活动，让师生了解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次是用电脑把乡镇中小学图书室和乡镇文化建设项目联网，建立统一的机读目录资料库、联机编目及互借系统，这样可以使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和乡镇的文化设施的图书室相互利用，既解决了室与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又可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3.加强宣传活动，培养阅读氛围，搞活书屋。利用乡镇赶集日，在集市上搞新书推荐，并向广大农民群众介绍要想看到这些图书可以到本乡镇的哪些书屋借阅及书屋在乡镇的具体地址；可以在学校开展宣传，让学校学生和老师了解书屋藏书，方便就近借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雅而又自在的休闲空间。学生家长可以委托学生借书，还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一起阅读，既提升了农家书屋网络资源覆盖面，同时也增大了农村中小学生的阅读量。
三、结语
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能充分发挥图书室的作用，能把图书送到广大农村村民和孩子手中。农村的希望在农村的孩子身上，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农家孩子的一生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一户农家的命运。图书室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新农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有着不可S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农村乡土文学范文3
关键词： 京派 乡土文学观 乡土文学创作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2］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M］.中国社会科学，1988，（1）.
［3］［5］［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四）［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9］［10］杨义.废名小说选・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农村乡土文学范文4
广西金秀,大瑶山交通不便,连绵的丛林,陡峭的悬崖,蜿蜒的溪水,苍茫的群峰,真的无法想象新婚燕尔的与王同惠是怎样穿越山林,深入山旮旯间的瑶家小寨。夜幕中,身陷捕虎的陷阱,勇敢的王同惠搬开他身上的石块后,执意下山寻人救援竟失足山涧。这对新婚才一百零八天的夫妻从此分离,天上,人间。1935年,寒冬。正是这感人的岁月指引着我从电视画面、从教室走进大瑶山,亲身感受他和王同惠的人生传奇,感受他们留在这瑶乡世界的精神传奇,感受中国乡村的泥土、瑶寨民风的醇厚和物质生活的落后;走进大瑶山,不仅追忆和王同惠当年的足迹,记住历史的真实,更获得了对《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浅识的视角。
理想悬壶济世的青年,却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为此,两年之后他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学习社会学。而他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大卫・阿古什的论断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开篇中得到印证,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认为,他的重点是中国,是如何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以便改进它。想要使中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把研究与调查深入到中国乡土。
于是,穷毕生的努力,一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边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从而去发现真理。他的实证始于中国乡土,他研究的根系也深植中国的乡土。单单广西,他就五上大瑶山,尤其初次的“蒙难大瑶山”,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在江苏,回到老家开弦弓村。在云南,“魁阁”的条件十分简陋,禄村、易村的日子更是艰苦……正是这些困难而充实、实证而严密的田野考察让真正深入中国乡土,深入乡土中深厚坚固的乡村伦理。尤其,他独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使他的著述不同于其他社会学书籍那般深奥冷僻,他善于从累积的丰富材料里提炼出理论性的精华,清晰而形象的概念、结构,《乡土中国》就是通过生动幽默、通俗浅明的论述,引领着“学生们”一面探讨一面深入。一个个课题像细线串成的珠子,剔透灵动地滑落,激起共鸣与顿悟。如今的学术研究常常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许就是缺乏这样向社会生活问学与治学的精神吧?
是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国人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串串脚步的印泥,也不只是远洋国外,家中老人在行李中包裹的一乡土。封建农业国家的思想影响至今,在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人的乡土性是流淌在血脉中的神圣感,这是中国的根系,也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为此,中国乡土文学之树蔚然成荫,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之名源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十世纪早期,鲁迅等一批客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笔回望故乡。鲁迅认为他们的写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把旧时代中国乡土尖锐的弊端与质朴的醇美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精神之树根植于乡土,发芽,茂盛,中国的乡土文学便成长起来了。之后,赵树理、孙犁分别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以浓郁的乡土性真正使文学大众化;而当代的路遥、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们又以各自的笔力对时代趋势与乡土性进行了深邃的重审和新的阐析,他们都以广阔的乡土作各自的文化场景,书写父老乡亲的生存困难,寻觅使农民真正幸福的方法。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最终发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乡土性中寻找答案。
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学其实都是“人学”。
不同于作家的形象化,学者是这样论述乡土社会特性的:乡村里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从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熟悉的安稳且自私的礼俗社会,乡村生活富于地方性,这种人和人在空间排列的静止就是生活孤立和隔膜。而中国几千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特性也正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的祖父辈,甚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中国社会里。即使祖国正以飞速的脚步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民奔小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乡村依然闭塞落后。我曾多次到乡村,小学毕业前,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西儿童发展状况考察夏令营”,看到今天乡村许多拔地而起的砖楼,也看到聚赌暴力和土地的荒凉,看到不少我的同龄人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成为留守少儿。其实,早就对乡村社会的孩子们有过解读:“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在成人忙着挣钱的时代,他们无奈,只有服从成人世界。从过去无钱失学,到今天留守土地甚至被拐卖,他们服从父母,服从所有的成人,服从土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至今仍回响我们耳边。
针对城与乡的这种社会变革,早在1948年就敏锐指出:“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正如今天社会转型期,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荒原化,越来越多城市的霓彩喧闹,越来越多乡村的泥土叹息。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历史总在轮回。当农民们放下了祖祖辈辈紧握着的锄犁,告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离开了血脉曾经深深依赖的土地,一批接着一批,走进梦寐中的城市,即使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土气”成为城里人的骂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中国的无奈,乡土的尴尬。六十年前的论断颇具现实意义。
也为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向我们解析说:是因为中国基层社会受到很深的乡土传统的影响;明白了“闰土”会与“我”生分,是因为生活孤立、荒漠和隔膜;明白了老通宝虔诚地用蒜头占卜,整个村落因为“收蚕”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是因为依赖地方性经济得以生存的本能;明白了“三仙姑”、“二诸葛”装神弄鬼,是利用了中国乡村民间信仰中的实用和功利;明白了孙犁为何重笔农村妇女,是因为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家族以同性关系为主轴,她们常常被忽视;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对土地既矛盾又割舍不了的复杂情感,韩少功《山南水北》里浓浓的乡土情结,因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乡土文学真的是“为人生”的文学。
乡土社会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好的乡土文学,在于以乡土性融汇到作品里,在乎的是发自乡土深处的生命的脉动。鲁迅的意义在于直面乡土里的国民性,他自己也说过,他笔下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通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背负的阴阳两界的悲苦、闰土无法更改的麻木无奈……无不体现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茅盾的“悯农”在《春蚕》的“谷贱伤农”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要在丰收之外寻找;沈从文展现的理想化的乡土生活,那浓郁的地方色彩、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赵树理以其活脱脱的农民语言,通俗幽默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乡村进步青年和落后长辈形象;孙犁则以自然的语言、明丽流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美好形象,形成了素朴深沉、优美淡雅的文风;而路遥把心贴近乡土,真心感受并记住农民的劳累与伤痛,《平凡的世界》在当下的意义也就不平凡了;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文雅而清新的语言慢慢道出家乡的点点滴滴;韩少功的乡土回归、贾平凹的乡村白描都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乡土性出发,创造了一个个乡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乡土世界。
农村乡土文学范文5
关键词：乡土文学；文化翻译；归化；异化；直译；意译；《浮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105-03
乡土文学是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细化概说，着眼点是文学翻译，同时又聚焦于表现特有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传译特征。换言之，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是针对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学文化翻译研究。由于“文学与文化相因相成，文学是表现文化现象最敏锐的部分，是研究文化现象最重要的资源”，[1]而乡土文学有地域文化与语言表现形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如何将乡土文学作品中表现民族地域文化的意象进行传译，以及如何再现其文化内涵和独特地域色彩便成为文学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试以贾平凹小说《浮躁》英译为例，探讨乡土文学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的本质问题。
一、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争
翻译界关于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争由来已久。以孙致礼为代表的异化论者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为达此目的，无疑必须走异化的途径，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2]以蔡平为代表的归化论者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所以译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符合译语规范，这样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归化法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3]王东风对《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涉及文化的比喻用法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杨宪益的译本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Hawks）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鉴于这两个译本均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认为翻译策略本无优劣之分，只是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文化层次、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读者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策略，以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跨文化交际。[4]
从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来讲，所有文学翻译的目标应是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文学翻译必须是跨语际的文化翻译。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有的文化信息和文学意象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这又注定了翻译必须是跨文化的语际转换。也就是说，文学语言是语言与文化的共同体，而文学翻译总是在探究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障碍。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直译与意译方法的采用，其分歧正是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翻译中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差异处理上。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来看：一般认为，杨译是竭力主张传达中国文化因素的，而霍译则倾于向英语的方向归化。两种翻译策略都是无可厚非的，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淡化原文的文化词语甚至也是一种翻译策略。有时霍译比杨译对中国文化因素的传达要求更高，而杨译有时也有很强的异化倾向。[5]也就是说，尽管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同，所采用的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不同，翻译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但翻译即译意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二、翻译策略本质
1.归化与异化相辅相承。译学辞典对“归化”与“异化”定义是：“异化”与“归化”相对，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归化”与“异化”相对，翻译上是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6]92-93 也就是说，“异化”和“归化”在本质上都属于翻译方法。“异化”主要是按照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表现原文的思想文化和内容。而“归化”与之相反，严格遵守原文的语言表达习惯，体现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无论采用哪种策略，译文必须反映原文的思想与风味。
由于翻译策略主要体现于文学文化翻译方面，因此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更能说明翻译策略的本质问题。《浮躁》是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代表作之一，不仅表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复杂情况，更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英译《浮躁》中，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句，如：
①水上的好手在两岔镇，“浪里蛟”却全在仙游川。可是几年里的水饭，皆在阎王爷的饭锅里抢吃的。[7]444The best sailors were from Crossroads Township, and the “wave-riding dragons” were all from Stream of Wandering Spirits. For several years those who made their living on the river had to snatch their food out of the pot of Yama, the king of the hell.[8]487
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例句，如：
②“谁叫了你们？你们是吃屎的狗，一叫就来了！”(7]54 “Who invited you bunch of shit-eating dogs, ready whenever anyone calls?”(8]65
这样粗略的划分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因为“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在翻译实践中是交织渗透，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又是互为补充，并行不悖。例如上例中“在阎王爷的饭锅里抢吃的”译为“to snatch their food out of the pot of Yama, the king of the hell”， 表面上看译者借用印度神话中掌管阴曹地府的“Yama”（阎摩）来替代中国神话中的阎王，即“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呈现出“异化”的“外语表达方式”，属于“归化”策略，但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译文表达又完全是依原文的语序而作，是“异化”的表现形式。又如例2中文化语词的译文是异化策略的产物，但表达方式却并非都是“依样画葫芦”的异化形式，而是在归化的语句或语序中夹杂着异化―直译的词语，如“吃屎的狗”译为“shit-eating dogs”。也就是说“归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归化”，而所有译文又都充分体现了两种策略的殊途同归。
如果说《浮躁》英译本的译者葛浩文与《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一样，也是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然而整个译本都是以原文本的格式与风格翻译的，甚至连句子的基本语序也不例外，很难以归化概之。如果说译者是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策略，而在其异化译文的表述中却夹杂着地道流畅的归化表达形式，又不能简单地以异化而论之。综观整个译本，归化与异化策略交相辉映，直译与意译方法相辅相成，译作准确而完整地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和“风味”。策略与方法的优势互补，使译文以原语与译语的杂和样态再现了原文的风貌，故而荣膺了美国美孚文学大奖。
无论是以“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的异化“是第一位的”，还是“为了让本国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的归化“为主导地位”，无论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方法”的杨译，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方法”的霍译，虽然各自的翻译策略不同，但翻译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忠实地传译源语的文化特征，再现原文的文学意象。即便是霍译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读者，杨译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二者都是要通过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才能达到取悦的目的，实现传播的愿望。因此，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始终平行并存于翻译之中。虽然宏观策略不同，微观方法迥异，但目标一致，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之所以讲是“并存”与“平行”，是因为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语句，也没有纯粹的归化―意译语篇。在归化语篇中夹杂着大量的异化―直译的语词与短语句子，归化―意译与异化―直译并驾齐驱。同样，在异化语句中归化―意译的文字也是屡见不鲜，归化―意译与异化―直译的译文并行不悖。
2.直译与意译异曲同工。同理，根据译学辞典对“直译”与“意译”的定义，即直译与意译并列，是主要译法之一。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亦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是直译；另起炉灶的是意译。意译与直译并列，是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6]92-93我们可以将例1划入归化策略下的意译一类，而例1则可归类到异化策略下的直译的范畴。然而，例1 的译文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的意译，因为译文句子的语序完全是依原文的语序而作，并非都是“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例2的文化语词译文基本上是异化策略下的直译。这又进一步说明，既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的译文语句，也不存在纯粹的归化―意译的文本。“直译”中有“意译”，“意译”中有“直译”，直译与意译相辅相成，异曲同工，即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工具，文学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再现另一种语言形式所展现的语言艺术。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艺术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即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从翻译的性质和功能上来说，就是将原语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转化为译语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都是该作家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创造出来的，翻译要保存原作风格特点，要使译文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形神毕肖、雅俗等同、简洁精美、词情并茂，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能动地创造，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6]291-292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正是译者在“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过程中所采用的“能动”措施，“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直译”或“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都不是“能动地创造”，又如“一九七六年，报纸上、广播上接连报道唐山地震，河南发水，东北某县降下大块陨石，这和尚就私下说不好了，天翻地覆，国要乱了。果然、、相继逝世”，译为：[7]58 In 1976, the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told of an earthquake at Tangshan, floods in Henan, the landing of a meteor in a certain county in Manchuria. The abbot proclaimed privately that heaven and earth had turned upside down and that the nation was in for chaotic times. His prediction proved accurate, for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Zhu De died within months of one another. [8]64句中的地名、人名等专有文化语词的“汉语拼音”直译，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译文读者根本不知道这些省份的名称和伟人的姓名意味着什么。用“Manchuria”译“东北”，更忽略了这是个殖民色彩很浓的异化―直译词。同样，《浮躁》例句“妇人就又说：‘自家的猪饿得哼哼，你还有粜的糠？’” [7]103 “The pigs in your own home are squealing from hunger,” she said. “But do you still have chaff to give them?” [8]112 中的英语译文“The pigs in your own home”（自家的猪），“But do you still have chaff to give them?”（你还有粜的糠？），原文的“猪”（单数），译为“The pigs”复数，把“有粜的糠”译为“give them”（你还有糠喂养/给它们？），“猪”的“单”、“复”数变化和“粜”与“喂养”或“给”的更改，不仅达不到“词情并茂”，连基本的意思都变了。
翻译的过程是通过掌握原作的思想内容，然后选择适当的译语将它表达出来―改变语言外壳，保持思想内容。哲学家贺麟在《谈谈翻译》中说:“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或白话向旧人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等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可见，思想内容可以相通，才是翻译的基础。翻译标准虽有不同的提法，但总是把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或曰“信”，放在首位。[6]1-2同样，翻译的策略虽有不同的提法， （下转第109页）（上接第106页）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总是把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放在首位。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的言语交际行为，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做到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佳的语境关联。因此，译文“加工制作”的过程与结果也就可以用关联理论所倡导的通过推理寻求“最佳关联”和林语堂的“必经心理的剖析”所明的“心理事实”来佐证。[9]文学文化语词不仅是该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体现其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化意象本身。因此，文学文化语词的翻译不仅要着眼于其文学语言艺术的相似形再现，更要兼顾其文化意象的相似形再现，其过程与结果都必须始终保持“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而译文，即“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的最终形式，则必须是“同原文释义相似(interpretively resembling)的接受语语。[10] [12]无论选择归化还是异化策略，也不管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的方法，要使译文成为“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在语言方面，则要合理使用合句法与分句及断句规则。在文化翻译方面，则应注意英语读者的习惯，该变换则变换，该变通则变通，切忌照搬硬套。[11]而这种“变换”与“变通”手法所体现的正是上述译例所要展示的直译与意译异曲同工的相辅相成的互补效果，所追求的就是所有译文都必须是“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
三、结语
归化与异化的定义虽然不同，但却是一对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翻译策略，直译与意译的界定貌似水火不容，却是一对异曲同工优势互补的翻译方法，前者专指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涉及文学、文化、语言和社会规范，同时还涉及翻译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只针对语言转换的理据与方法，主要涉及相应语境下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运用。异化不等于直译，归化不等于意译。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语句，也没有纯粹的归化―意译的语篇，只有策略倾向相互渗透与方法倾向优势互补而产生的混合形式。也只有这种原语与译语的杂和样态，才能使译文成为“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而再现原文的风貌，实现文学文化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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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乡土文学范文6
如果不囿于“启蒙”和“写实’’的视野，而注目文学与现代性既互动又紧张的复杂关联，将“故乡”以及对它的表述――“乡愁”置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既被迫回应又主动追寻）与由之而引起的（政治、文化与个体认同的）危机中，将它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体验和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情感归依问题关联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乡愁”与“启蒙”“革命”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意象和话语，其实一直在展开张力性的对话。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的“故乡”已与古代中国的“故乡”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对“故乡”的表达――“乡愁”在现代亦被赋予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离乡背井虽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古代人背井离乡的因素除了科举赶考之外在现代依然存在，但无论从广度还是从被卷入的人数来看，都无法跟现代相比。“现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到城市。这就是当我们想到“家”或“家乡”的时候，记起的总是乡村的背景，而事实上城市已成为我们的永久居住地。所以，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就是把“家”连根拔起的过程，就是把“家乡”变成“故乡”的过程；其次从离乡者的动机看，古代的离乡多半是不情愿的，或迫于自然的严酷而迁移，或由于战争的爆发而离乡，或由于追逐金钱（经商）和功名。后者虽看起来出于自愿，但他们仍期望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而现代的离乡在经历了短暂的被迫之后，很快就演变成一股积极主动的潮流：更充足的物质追求成为离乡的直接原因，然后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的蛊惑。
人与其出生地亲密和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的“故乡”之“故”――“过去”“曾经是”――字本身已暗示了对家乡的“失去”。这“失去”意指不再回家乡定居，或者即使短暂停留，也不再能找到“在家感”。这意味着一种根源上的断裂，表征着现代人时/空及身/心的分离和分裂状态，成为现代性的症候和问题，即所谓“现代性的无家可归”，同时也从反面提示了“故乡”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和价值今非昔比。具体说来，现代的“故乡”应该同时包含以下四个递进式的维度：从情感维度看，“故乡”二字构成一套“情感结构”，它指向的是“过去”和“失落”；从心理维度看，“故乡”已成为一个想象域，在这里，过去与现在、未来，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时间和空间交叉、重叠、应和、驳诘，成为众声喧哗的对话场域；从自我认同的维度看，一方面“故乡”从个体的生养地演变成为个体的镜像，自我得以建构的他者，另一方面现代个体亦在对“故乡”的建构中被赋予生存的意义，“故乡”与“自我”是相互构成的关系；从精神归依的维度看，“故乡”从现代自我的价值源头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暗寓（“精神家园”），寄寓着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和批判。显然，这个“故乡”已超越了传统地理学和空间意义上的“故乡”范畴，在原先就具有的居住和情感的维度上，加入了现代个体的时间体验、情感体验和精神体验，从而包容了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美学诸多领域而成为一个丰富性和悖论性的话语场域。
作为乡愁的源头，这个“故乡”在今天却往往被遗忘，导致“乡愁”一词的内涵被泛化（几乎成为“怀念”“憧憬”的同义词），乡愁的原初性和本真而不显。本真性的乡愁经历了一个从生理病症到心理情感再到精神归宿诉求的转变过程，因为“书写”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行为，首先面对的是“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求解中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我曾经是谁？这两个问题又最终导向“我现在是谁”的追问。这些问题不管书写者是否自觉，都将贯穿于乡愁书写的始终，使得乡愁书写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怀乡情感”或“乡土情结”表达，而具有了精神性的维度和高度。这使得现代性中自我的建构和归宿成为乡愁书写的最终落脚点。乡愁书写因此既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表征，亦是对问题的回应和化解。它的四个维度及意义只有置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处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与其追问“故乡”和乡愁书写的“真实性”，不如思考“为什么现代作家和现代中国人会出现对‘故乡’不约而同的、持续的关注和叙述”。
立足现代性的“启蒙”和“革命”视野，故乡理应是被告别和遗忘的对象，而乡愁书写却采取“向后看”的姿态和立场，沉浸于对“过去”的凝眸和沉思，这已经质疑了诸如“进步/落后”“新/旧”“文明/愚昧”这样一些对立性的价值判断，透露出对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理念的反思。可以说，乡愁书写呈现的是现代性的另一面，矛盾和悖论的一面。如果说“启蒙”和“革命”代表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那么乡愁书写就与它们构成了对话和张力，呈现出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的特质。明乎此就可以理解，现代的“故乡”已不止于人生那个“最初的时刻”和“第一的哭处”，那个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内面化、情感化、精神化。换言之，乡愁书写已成为一种情感和精神建构――书写乡愁就是“发现”故乡，建构“故乡”。
（选自《“乡愁”的美学》，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