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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交易范文1
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是以国际条件下,低碳经济市场的构建为基本框架的。以此为契机,欧洲联盟于2005年开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即碳交易排放体系。其基本内容为排放数额由政府设置并在所管制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受管制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对配额进行买卖。而对受管制企业超出的排放额进行处罚。以此为框架,欧盟的碳交易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欧盟低碳交易机制所述的市场结构构架上规定碳交易市场可以以配额进行交易,也可以以项目进行交易。前者由政府或者管理者规定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之间进行限量交易。后者则是根据低于基准减排水平的企业与配额限制企业之间的交易,配额限制企业可以购买低于减排水平的企业配额来调整其面临的约束。这种碳交易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把碳排放权以价格形式表现出来,并加以量化,有利于对碳排放的管理和降低碳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碳交易市场的相关利益体。政府根据政策的配额,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企业之间就配额进行的交易,以及对碳交易进行的期权购买的投资者等等都是其参与者。政府根据受管制企业发展规定排放权以及配额,受管制企业受自身条件调整并对排放权进行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对排放权进行预期,并对排放权进行期权,担保等金融活动。
碳交易的金融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以排放权的远期以及期权交易为工具,并且排放权的交易是低碳经济的基础交易。随着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排放权的关注,碳交易的衍生产品日渐产生,主要包括排放权的交付保证、担保、套利交易等。
二、国际金融条件下碳交易市场的起源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的联系日益紧密,促使人们对环境的日渐重视,使得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来避免企业行为对外不经济作用的产生。国际金融联系的紧密性使碳交易的参与国较多,并制定了相应的指标:到21世纪中期,全世界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以此为框架,后者对前者进行了细节的补充和说明,世界各国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实施细则,根据各国情况,欧盟消减8%,美国降低5.2%,日本和加拿大分别降低6%。国际金融的发展为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基础条件,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排放权,发展的程度于这种排放权紧密相关,同时,排放权的限制成为成本的约束。金融市场提供的各种金融交易工具促进着这种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着碳交易的发展。
三、碳交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随着碳交易国际发展的深入,碳交易国际金融机制的健全,各国在碳交易产品金融工具的开发上不断拓展,碳交易的量逐渐上升,同时人们对环境期望的提高,碳交易价格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同,碳交易水平也不同。
最为有名的是芝加哥的气候交易所(CCX),其是京都议定书协议之外的全球首家自愿减排的碳交易市场平台。加入CCX的企业,每年自愿限制其气体排放额度,这对于环境的维护,公司知名度的提高都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也对我们人类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参与CCX的企业主要来自航空、交通、电力等高排放企业,他们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降低,并做出接受当地法律和政府的监督措施。
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体系主要是政府对电力公司和相关部门进行的定额排放规定,并随后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协议,政府为实现降低减排的目标,制定了减排的具体措施和长远计划,并通过法律条约进行约束和监督。政府于2008年成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以方便排放权的配额交易,通过这些措施,澳大利亚政府逐渐提高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威信,为以后的加入碳交易国际化迈进了一步。
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耗的资源较多。据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消耗31%的煤炭资源、8%的石油、10%的电力资源,而生产的GDP仅仅占了世界的4%左右。我国是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解决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而我国又是资源消耗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任重道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技术上我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减排技术来降低我国资源消耗时的碳排放,同时,2008年,我国成立第一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这为我国碳交易发展提供了市场平台,碳排放配额可以在该交易所公开出售,通过对碳交易的价格公开机制,规范了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方便与国际碳交易机制接轨,引进国外先进的排放技术,并以此来衡量各企业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成本,督促企业在环境保护中所起的社会责任。
四、国际碳交易的前景
经济逐步复苏后,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本次会议旨在以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加快节能环保以及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为主题的全球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排放权与长期的发展权结合在一起,因此碳交易在未来的发展中道路是曲折的。根据IPCC的计算,2010年地球可承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8000亿吨,以此为依据世界人均排放为0.8亿吨,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对发展的约束。从长期来看,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会提高,碳交易相关的金融产品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经济和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任务艰巨,社会问题众多,而对温室气体减排,我国承诺延缓二氧化碳的排放,即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国际金融交易范文2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改革；国际贸易专业
新世纪以来，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培养适合未来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每个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国际金融》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所有专业课中“教”与“学”的难度也是最大的。新世纪新形势下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探索与研究《国际金融》的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学科，在结构体系和教学要求等方面与其他课程相比有很大不同。对其特性的把握是搞好教学的基础。
（一）理论抽象晦涩，而且更新较快
《国际金融》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许多原理和理论比较抽象、枯燥，而且内容丰富口径宽广，缺乏具体性。比如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理论和利率理论等章节，内容复杂模型众多，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很难理解。同时国际金融相关理论知识的更新速度也较快，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学习新理论、研究新现象，单纯靠教材靠老师无法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国贸专业实践性又比较强，学生比较喜欢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训练，对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比较排斥，所以教学难度非常大。
（二）数学能力与实践能力要求较高
《国际金融》是金融学的分支，需掌握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尤其是外汇与汇率、金融投资与风险管理等章节计算众多，要运用数学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数学能力普遍不如工科，在学习时面临较多障碍，熟练使用数学工具其实是学好所有经济类课程的前提。此外，《国际金融》对实践能力要求也很高，不但有其特殊性且远高于其他课程（如《进出口实务》、《报关实务》等）。因为他要求的不是简单掌握标准的程序性、重复性工作技巧，而是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学生要能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为将来做应用型金融服务工作打下基础。
（三）知识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与其他课程联系紧密
《国际金融》很多知识在其他课程中已经提及，前后联系非常紧密。比如国际收支调节、汇率形成机制、政策组合搭配等很多内容就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学习又要具有一定的会计基础，相关货币需求与供给、利率的管理等知识又离不开《货币银行学》基本原理。经济管理类很多课程其实是互通的，要求温故而知新，全面学习、理解并掌握。要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学生必须通过其他授课老师的先行铺垫工作打下牢固基础，学一门忘一门、存在侥幸心理的学生学不好《国际金融》。
二、《国际金融》教学目标与内容体系的重新定位
《国际金融》教学改革首先是在新形势下对教学目标做出调整。入世以来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人才的要求也从“量”过度到“质”。除了传统的营销、外语能力外，对于那些熟悉金融和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商务谈判等知识的人才也是求贤若渴。《国际金融》作为国贸专业主干课程，既能为将来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管理、认识世界金融经济形势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也能为从事外贸进出口报价核算、经营管理风险的防范及投融资安排提供业务上的指导。因此，《国际金融》教学目标应由以往单纯的传授专业基础知识向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培养转变，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转变，由单纯注重教师授课向积极开拓学生思维、启发学生自我探索与研究转变。
围绕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也要进行同步调整与更新。随着金融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汇率风险与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资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所有企业而言，防范汇率风险，规避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积极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增强自身实力，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故授课时要增加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风险管理等知识的比重。在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大关，国际经济纠纷不断的背景下，对于储备管理、国际协调及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知识学生也要积极掌握，这与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实紧密联系。为了凸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推广素质教育，实践教学部分也要加大授课比重。综合而言，以上内容是编写教学大纲时重点强调的几个方面，也是和传统教学内容体系相区别的地方。
三、《国际金融》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比教学目标与内容体系的重新定位更为关键，也是《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核心所在，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教学
首先是多媒体教学，它主要采用图表、视频和文字相结合的方法，效果比传统的文字讲授好很多。目前高校里已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但还停留在充当演示工具的层次，未能真正发挥优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使用多种多媒体形式，《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技术。比如讲解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等内容时完全可以让学生观看专题教学光盘、金融题材电影等音像资料，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再比如讲解一些逻辑性较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时，为了避免空洞说教，可在ppt中加入示意图或者简单的动画，笔者采用了这些方法后效果事半功倍。
其次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实施教学。这里面要注意搭配问题，应是课堂教学为主，辅以课外网络教学。我们要建立专门的课程网站，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大纲与计划、章节重点与作业、自我测验、留言答疑等，有条件还可以加上授课资料和录像，便于学生课外自学。这些是常驻内容，还可以随教学进度定期增加一些热点专题。师生课外互动也很重要，网络聊天已普及，我们可以借此实现师生的课外交流，拉近师生距离。经济类课程共同特征是热点多变化快，网络教学可以使信息零距离传递并及时更新，先进性远超过课堂。教材选用也很重要，高教版杨胜刚、姚小义主编的《国际金融》配有专门的网络课程网站，资料齐全，附带的学习卡可让学生直接通过网站自学。笔者实际使用中效果不错，值得推广。
（二）加强案例教学与双语教学
首先，案例教学是加深知识理解的最好途径。当下很多高校在推广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是其中最简便易行的一种。它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总结，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国际金融》案例丰富,具有来源广泛、题材多样和时效性强等特点。比如在讲解“外汇和汇率”时，可加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案例,讨论影响汇率波动的各种因素及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而讲解“外汇储备”时，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外汇储备的管理及运用。案例的选择是成功关键,要遵循两大具体原则:第一，案例要选择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案例教学主要是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所以要避免无谓的争论。第二，案例要选择非常典型的事件。案例本身应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所以要精心筛选那些经典的有价值的案例。
其次，实施双语教学是由《国际金融》自身特性决定的。它研究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均衡问题，具有很强的涉外性，双语教学是培养学生涉外经济活动能力的最佳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用英语对专业术语、基本原理进行一定程度规范表达是起码要求。为了在未来工作中与外籍客户顺利沟通和协作，更要不断通过各种英文媒体（尤其是国外网站）获取最新信息和发展动态。双语教学中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一是避免注重形式忽略内容，英语只是一个语言工具，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深入掌握才是目的；二是避免纠结内容忽略难度，如大幅降低难度会导致课程内容过于浅显，这不利于知识掌握及后续课程跟进。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中英文教学必须灵活，英文授课的比重要根据学生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而定，同时也要根据讲课内容的难度灵活变化，否则效果适得其反。
（三）大力提倡推广实践教学
《国际金融》目前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的支撑，很多经管类课程其实都是如此，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是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于实践教学我们不能单纯以实验、实习去理解,针对《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不应拘泥于具体形式。《国际金融》实践教学可从理论实践和操作实践两方面着手：
1、理论实践，包括课堂讨论和课外讲座，目的是丰富学生理论知识提高素养。首先我们可以经常将一些理论难题结合当前社会热点在课堂进行讨论，通过互动实现师生交流与共同提高。学生加深了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教师也可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讨论教学有一定流程，先要做好动员精心选题，如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然后分组讨论，教师同时及时给予引导；最后教师总结，形成讨论报告或者小论文等成果。其次我们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学术报告会，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讲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家型讲座，主要针对与课程联系比较紧密、影响很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实务型讲座,通过聘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金融相关业务的一线骨干(如中国银行外汇交易业务员)进行操作性理论指导。通过听讲座以及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可以极大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操作实践，包括校内实验室模拟实践和校外实习基地社会实践，是实践教学的重点。首先是模拟实践，这需要建立专门的金融实验室，一般包括“金融教学”和“模拟交易”两大系统，既可提供即时证券、外汇、期货等金融市场的相关行情和资讯评论，也可同步进行相关模拟交易活动。如讲解外汇知识时，可安排学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学习外汇投资的技术方法,亲身体会外汇市场的风险。其次是社会实践，校外实习基地可满足需要，这也为学生提前进入社会、从事相关金融工作打下基础。笔者课余时间经常带领学生到银行、证券公司或外贸公司等校外实习合作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这种学以致用、言传身教的做法很受学生欢迎，增强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管将来从事外贸工作还是金融服务，都能从中获得很大帮助，很多甚至提前实现了就业。
四、结语
作为《国际金融》授课教师，诚然应在掌握课程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思想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具备理论实践能力、竞争适应能力的优秀人才。但换个角度讲，课程学习包括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单纯教师讲学生听只会事倍功半，因此《国际金融》教学改革重点应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教师的教学思路应是先启发引导，然后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最后做分析和总结，这样才能把“教”和“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教师的“教”真正实现学生的“学”，是我们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尤其要强调的一点。
参考文献：
[1]孙钧.国际金融教学方法浅探[j].中国校外教育，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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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金融衍生品 监管 治理 演进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43-05
监管向治理机制的演进模式
监管是政府或职能部门依据所订立的政策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被监管的活动及被监管的主 体进行规范、约束、督导而形成的有机的制约体系。治理机制是对某一过程或某一事物的管 理原理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治理机制的实现途径包括两大类型:一种是强制性的,主要依靠的是管制主体制定治理机制 来监督和管理被管制主体行为,通常就是监管的模式;第二种治理机制主要依靠被管制主体 的自觉,辅之以制度和行为的规范,属于诱致型的治理模式。[1]管制性的 治理即监管是治理机制
发展的初级阶段,诱致性的治理 是治理机制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一般说来, 管制性的治理成本要高于诱致性的治理机制成本。治理机制的治理对象有被治理活动的主体 和活 动本身。前者是机构治理,后者是功能治理,两者是互补而有差异的两部分,要根据被 治理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来选择方法,使得机构治理和功能治理两者达到最优的结合,这也 是治理模式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表现。
治理是组织交易的一个多维度的模式,既是诱致型和强制性治理结合的模式,又是机构治理 和功能治理两者有效地组合。监管模式属于以强制性治理和机构治理为主的治理模式的组合 ,在治理机制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时最优的组合应该是使成本最为节约、管理最为有效、被 治理对象最为有序,所以监管可以被视为治理机制发展阶段中较为初级的一种形式,其必定 随着被治理对象自身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向治理机制中较高阶段演进。监管向治理演进路 径如下图所示:
直线Ⅰ、Ⅱ、Ⅲ斜率是向下的且呈递减的,表示治理的效用:国际金融衍生品的日渐成熟, 规 避风险的功能日益强大。由于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在产生之初,其规避风险作用是最大的,随 着投机者的市场运作,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效用在减少,此时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功能更强 大的衍生工具的需求,可以用一条比前者更平缓的直线取代,即直线Ⅱ、Ⅲ。
治理的最优点处于治理的成本曲线和治理效用直线相切的点,最优点随着演进阶段在变化着 ,图中的①②③点是连续的,可以假设在这三个点中间有无数个连续的不间断的点,因为新 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速度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加快。
治理模式中的初级阶段,即监管模式(图中①)。此阶段中以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为主,行政 机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交易双方决策。监管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根据规则 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活动,较少或几乎没有发挥激励和约束内部的自我实现机制的作用。由于 可能违反和扭曲市场正常发展规律,只能适合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并非长期和最优的经济 管理方法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是较高的。治理模式中的中级阶段(图中②),即诱致型和强 制性治理结合,机构治理和功能治理组合,其中强制性治理和机构治理占主,诱致性治理和 功能治理为辅。与前一阶段的监管模式相比,发挥了激励和约束内部的自我实现机制的作用 ,掺入了诱致性治理和功能治理,开始运用非行政手段,成本呈下降的趋势。当治理模式发 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图中③)。被治理的主体和实施治理的主体之间可以达到双赢和正和 博弈的结果,所以治理不仅仅强调了这种外在的监督、第三方的约束,也运用一种激励和约 束内部的自我实现的机制,从内部和外部同时进行监督和约束,以达到最优的一种市场配置 的方式和目的。发展到此阶段,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留下的较好的管理方法的组合,是 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和市场长期发展趋势的一种最优管理方法的配置。当然被治理的主体本身 也在发展的,所以治理中最优的模式是一种发展趋势,相互博弈的结果。
从②到③的演进的特征是外在的管制,特别是政府的行政干预管制由主导地位逐渐退到次要 的 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内部的自我约束和实现机制以及非行政手段。各阶段的演进的动力源于 两方面:被治理主体的自身发展变化以及治理环境的变化。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现状
目前对国际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是属于监管向治理的中间阶段演进,处于如上图中所示的①到 ②的演进过程中。国际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因为主流契约理论强调将契约的关系视为对市场 交易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因此,所有的市场交易都可看作是一 种契约关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也不例外,它的交易实质上是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契约非完全性 的治理。当前金融衍生品的治理实现途径主要是各个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 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立法约束和行政来发挥被治理主体的自觉性;主要 是进行功能性治理,在机构治理方面还比较薄弱;国际组织对金融衍生品的治理作用只能在 较小范围内发挥。
1.目前发达国家国际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现阶段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立法型”,二是以英国 为代表的“自我管理型”,三是日本的“金融行政型”。美国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实行了“多 元三级监管体系”[2]的监管模式,中央政府的行政监管、行业协会的自律与交易 所的自我管理有机结合,行政监管主体有比较高的权威,以政府的依法监管为主,非正 式规则的作用非常有限。英国对衍生品市场的治理以行业自律组织和交易所、清算所以及衍 生品活动参加者的自我监管为主,政府对金融衍生市场干预较少,主要通过行业协会、交易 所制定交易条款来保证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日本对衍生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了欧美 模式,实行“三级管理”[3],实施的是行政金融,是政府干预式的监管模式的典 范。在民 间组织了一些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业组织,弥补了多口管理下各交易所之间协调困难的不足, 同时也可以在政府监管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之间建立联系。
2.目前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国际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机制上尚未发展成熟,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开放了外 汇市场,容易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金融危机。90年代后,亚洲地区贸易发 展迅速,许多地区取消了外汇管理和其他资本市场管制措施,放松了国内金融体系的控制 。盲目的放松使传统的监管体制不能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金融衍生品治理的不完 善和机制的不成熟与全球金融衍生品飞速发展的趋势相冲突,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的缺陷日 益暴露,带来巨大的危机隐患。如果不顾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盲 目进行人为的演进,必将引发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3.金融衍生品国际合作治理的现状
经过35年的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所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已被各国际性金融机构充分认识 ,加强衍生市场的监管及监管方面的协调已成为共识。针对衍生市场的重大问题,国际性的 金融监管机构频繁地进行考察,并从1995年开始每三年对场外衍生市场交易规模进行统计调 查,并公开披露。目前对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并各类指导性文件的国际 组织主要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 (IOSCO)、30人集团、证监会国际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
各国也同时积极寻求监管的国际合作。一方面各国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监管合作范 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治理,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频 率加强、程度加深。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演进的理论分析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在他所著的《莫顿• 米勒论金融衍生品》中认为,监管会破坏金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推出监管体系,完全由市 场机制治理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交易。[4]
该理论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只能使这个世界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而且其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的 可能性并不存在;在要求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给予更多管制的诸多建议中,没有一项能使这个 世界更安全;企业和银行借助于这些衍生产品,终于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有效控制商业及金 融风险,但是默顿•米勒主张的治理模式更多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 济为研究基础的、单纯的市场治理模式,在金融衍生品目前的发展阶段只能成为一种发展的 趋势和理想状态。
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与美国的艾斯•泰勒(Lance Taylo r),在合著的《全球金融监管》中提出应加大监管的可信度,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监管局(W FA),并赋予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监管的权力。[4]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性使得单纯的行业自律和单一的各国监管的效果明显降低,由此产生了联 合、协调监管的理论,该理论是监管向治理演进的理论基础。
(1)该理论认为监管是相当必要的。第一,拥有必要的有效的监管时,可以确保公司和个人 能 遵守监管当局制定的市场纪律和规则,而且监管当局比一般的市场参与者更能了解更广泛的 、更精确的金融市场的信息,监管当局的决策易被市场接受,增加了决策的合法性。第二, 监 管当局可以与被监管的公司保持不断的联系,为其提供指导并建立融洽的关系。第三,对市 场的准入和市场的退出必须有一套许可证制度来管理。
(2)在治理的途径方面,主张加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各国监管的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 溃 后世界上缺乏一个全球性中央银行来维护和稳定汇率,金融危机与动荡接连发生,迫切需要 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它在金融监管、审慎的风险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 面足够的权力,使金融监管更加民主化,监管更为可信,市场运转更为有效。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演进的动因与趋势
当前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主要还是各国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制定相关的法制法规规 范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投资机构和行业自律交易所以及各机构投资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只是 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程度上起作用。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各方和各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 ,不断完善加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加大各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 治理的合作和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必定成为监管模式演进的方向。当前的金融衍生品治理演 进的目标是上图中③:行业自律、交易所和机构投资者自我管理为主,政府的行政治理较少 ,各国的治理机构充分合作,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较大限度地发挥。
1.治理机制的多元性和替代性的特点是治理模式演进的根本动因
治理机制多元性和互补性的特点决定着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演进的必然方向是加强国际 合作,充分发挥投资机构自我约束的作用。
(1)治理机制具有多元性的特点。治理机制类型从交易者社群规范到俱乐部规范、再到第三 方 私人治理的路径反映了治理机制的历史演进顺序。这种演进是适应交易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 更 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不是一种机制对另一种机制的替代。治理机制的全部类型是共存于 同一个经济体当中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某种机制处于主导的地位。[5]
(2)治理机制还具有互补性的特点。交易范围越扩大,主导交易域的治理机制中,第三方治 理 机制最有效。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在逐年递增,跨国交易的范围在扩大,监管机制的演进 应该是适应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范围的扩大而演进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不是一种机制 对另一种机制的替代。当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范围越扩大,主导交易域的治理机制中,第三 方治理和国际联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越将是最为有效的治理模式。
2.国际金融衍生品国际性特征是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演进的主要动因
国际金融衍生品具有与生俱来的国际性特征。浮动汇率制下国内与国外资产替代性加强, 当国内与国外利率水平发生相对变化时必然使汇率水平发生更大的变化,投机者大量买进或 卖出某种货币以牟取暴利,不少国家希望通过寻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来防范其对外资产或负 债在币种、利率、汇率以及期限结构上的国际性风险,在这种需求下金融衍生品成功地完成 了第一笔交易(即1972年5月16日美国芝加哥国际货币交易所首次推出包括7种货币在内的外 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大多业务都是跨市场跨国进行,可能会因交易双方使用不同的语言而 产生不同理解,甚至造成经常的违约,援引的法律依据可能不同,从而产生争议,任何单方监 管的效果都将被稀释或抵消,进行国际合作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治理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际 合作中形成对待同一个问题相同的规范制度。
3.金融市场的新趋势促进着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演进
各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步取消壁垒,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大量流动,增强了各国经济和金 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全球金融的互动使任何地区的利率、汇率以及货币波动,都可以很容 易传导至其他国家,增加了各国金融机构及跨国企业采用衍生工具以规避风险的需求。金融 机构集团化的趋势加强,非金融机构开始涉足金融业务;金融产品替代性增强,差异日益的 缩小,传统的赖以划分金融监管范围、设立监管机构的基础已不存在了。原有的各监管机构 之间的责任划分不能反映金融业的现状。目前,对各国的独立监管体系和较少的国际监管合 作以 及IMF等治理机构监管作用的有限应做出及时的反应与调整,有必要建立一个监管机构对金 融集团的活动进行治理,加强治理机制中的机构治理,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与深度。
4.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种多样化、复杂化,结构不均衡特征加速了监管的演进
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淘汰机制,使适应市场的国际金融衍生品发展更快, 而那些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国际金融衍生品就会逐渐减少交易量,直至被金融市场所淘汰。市 场淘汰和选择机制使得金融衍生品的品种多样化和复杂化。
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的出现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寻找新的收益来源,改变以存、贷款业务为主 的传统经营方式,把金融衍生工具视作未来的新增长点。金融衍生工具品种目前已知的超过 2000种,芝加哥交易所还推出了灾难期货、思想期货等巨灾保险衍生品。组合方式 不断翻新 ,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上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产品推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监管机制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各国的治理机制加强发挥自我约束和实现机制的作用,在对 新型的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进行深入了解后制定相应的监管和治理的条例,使国际金融衍 生品交易的监管机制也随着国际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时俱进。
总结与启示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注定是个世界性难题,不仅需要每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做好本国本 地区的监管,而且还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监管合作。当前的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机 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新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监管机制防范风险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一 体化的加强而日益减弱,这种监管机制必定会向着更有效的治理机制模式演进,达到有效低 成本的治理。各国独立的监管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广泛的合作结合有效的国际组织治理机制就 是国际金融衍生品更为有效、更为成熟的治理机制形成的途径。而各国监管向治理机制的演 进不 能脱离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衍生品发展的现状,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是处于监管 的初级阶段,所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均在场外进行,缺乏一个比较规范的交易所。从一般的 演进模型看,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向治理的演进缺乏所需的制度和金融环境。在我国 逐步完善国内的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机制协调与合作,在合作和 协 调机制的有机运作过程中巩固监管演进的制度化基础,实现向治理机制的更有效的模式演进 ,从而适应国际金融环境。
注释:
[1]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 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1.375
[2]多元三级监管的特点是中央行政监管主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相对独立的机构,是 在证券、衍生产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个监管主体有合作的传统;行政监管主体有比较高 的权威;证券市场一般来说比较发达,有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3]日本的“三级管理” 实质是与欧美国家衍生品市场截然不同的“三省归口管理”,每 一级监管的作用大小、作用形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日本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实施的是行政金 融,是政府干预式的监管模式的典范。
国际金融交易范文4
服务贸易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几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甚至硬着陆的可能性，从而使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转型及调整期。国际贸易是衡量全球经济总量的重要指标，在当前货物贸易增长持续放缓的环境下，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贸易途径。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达70%，主要发达经济体服务业比重近80%，服务领域跨国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比重近三分之二，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约为五分之一[1]。可以说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唤醒全球经济并带动其重振的新引擎。
随着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GATS（1994）的金融服务附录中对国际金融服务所下的定义为：由一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关金融方面的服务，包括所有保险、保险有关的服务以及所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保险除外）。彭丽红等（200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一国金融部门的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着现实与未来经济的增长[2]。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议正式签署，并于同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中韩自贸区的建成将进一步推进两国产业的深度合作以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受利好政策的影响，中韩金融合作各领域，如货币互换机制以及融资融券机制等都取得了新得进展。然而中国整个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力都与韩国的服务业有着较大的差距。将两国金融业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促进两国金融服务贸易合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韩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金融服务的发展现状
“入世”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和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稳步增长并持续扩大，但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及贸易行业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在金融业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数据，将金融业服务贸易细分为保险和养老金服务（insurance and pension service）以及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首先，从贸易规模上可以看出，从2005年到2014年，保险和金融服务贸易在总额上持续增长。然而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贸易逆差的扩大，2014年的贸易逆差超过了2005年的两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务的逆差在经历了2006年的激增之后逐渐缩小，2011年首次出现了顺差值，而保险业的逆差一直较为严重，是中国金融业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贡献（如表1所示）。其次，从贸易产业结构上看，运输和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超过50%，远大于金融服务（如表2和图1所示）。这既表明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也表明金融服务贸易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韩国金融业发展现状
韩国已具有比较成熟和发达的资本和金融市场，且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本国金融服务业自由化，以期可以成为东北亚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其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3]。
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波动：2005-2007年规模稳步增长，贸易顺差逐渐扩大；2008年之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业出现负增长和逆差，保险业的贸易逆差现象恶化。虽然2010-2011年情况有所好转，贸易逆差缩小，但在增长幅度和总占比方面，仍不及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与中国类似的是，韩国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也没有很大的变动，除2007和2009两年超过3%之外，一直维持在2-3%左右（如表3所示）。
二、中韩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
一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包括三个层次，即本国金融服务产品的竞争力，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以及本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市场上的竞争力[4]。对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主要有三种评价方式，即波特的“钻石模型”，WEF和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及指标分析。本文采用贸易竞争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国际市场占有率（MS）对中韩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
（一）贸易竞争指数（TC）
贸易竞争指数又称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TC=（Xij-Mij）/（Xij+Mij）
其中，Xij为i国第j种商品的出口总额；Mij为i国第j种商品的进口总额。通常TC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当TC>0时，说明i国是第j种商品的净出口国，该种商品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且越接近1，国际竞争力越强；当TC
表4显示了中韩金融服务2005-2012年TC指数，可以看出在测算期间中国的TC指数全部为负数，韩国除了2006-2008年为正式之外，其余年份也是负数，说明两国都是金融服务的净进口国，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然而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TC指数接近于-1，而韩国的TC指数只是接近于0，意味着中国几乎是金融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而韩国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远高于中国，几乎与国际水平相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TC指数持续增长，说明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一国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种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重。该指数反映了一国某种商品或服务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的相对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j国服务i的出口额，表示服务i的世界出口额，表示j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表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当RCA>250时，表明该国该种服务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当RCA～（125，250）时，表明该国该种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RCA
表5显示了中韩金融服务2005-2014年RCA指数，中韩两国的RCA指数均小于80，表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但2005-2012年，韩国金融业服务贸易较中国有一定优势，但优势逐年减弱，从2008年开始呈下降趋势，说明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对韩国金融服务贸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相反，中国的RCA指数在近十年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并与2012年超过韩国，说明金融服务业竞争力有所提高。虽然韩国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也较弱，但与中国相比具有相当明显的比较优势。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MS）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有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或竞争力地位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j国服务i的出口额，表示服务i的世界出口额。
表6列出了中韩金融服务2005-2014年国际市场占有率情况。2005-2008年，中国金融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低于韩国，从2009年之后，由于中国MS指数持续增长而韩国MS指数开始下降，使得中国金融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开始超过韩国，并逐渐扩大了优势。
三、结论
通过对中韩金融服务的发展现状和三大指标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中国金融服务存在贸易不平衡、国际竞争力优势较弱、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的现象。尽管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近10年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进出口总值都有很大的提高，且净进口额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是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没有缩小我国与韩国的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更是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我国巨大金融服务贸易逆差过大和贸易结构极其不合理，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3]。中韩自贸区已经建成，“一带一路”、亚洲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应抓住机遇，在提升本国金融服务实力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主动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进整个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注释：
①本章图表数据来源：根据UNCATD 统计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国际金融交易范文5
关键词：金融资源；差异；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7－0041－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10
一、引言
金融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核心，金融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对经济增长有战略性意义。在生产活动中金融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将各种资源有机结合，并促使其创造更大的财富。金融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及东盟国家经济联系与合作不断加深，这必然要求各国重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区域间金融合作，以保持其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后劲。本文以中国和东盟国家为研究样本，重点揭示上述国家在金融资源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其内在原因，结合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金配置的实际状况提出促进各方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二、金融资源概念及指标体系
（一）金融资源的内涵
“金融资源”一词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所著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提出，在哈德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储蓄率高的国家资本产出能力就强，并最终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就大。该模型假定一国或者地区资本产出率一定，而物质资本来源于金融资本，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形成能力强，从而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力；同时金融机构所形成的物质资本同样推动经济增长，落后地区的金融机构较少，难以有效地筹措资金，从而抑制了经济发展。
我国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资本财富。白钦先教授将金融资源定义为三个层次：一是广义的货币资本；二是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资产工具体系；三是金融体系的整体。他认为只有保持金融资源的适当开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金融资源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且都强调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
（二）衡量金融资源的指标体系构建
衡量金融资源一般以三个方面分析：金融规模竞争力、金融效率竞争力、金融生态竞争力。金融规模竞争力指标包括金融系统存款余额、金融系统贷款余额、股票成交金额、上市公司总市值、保险金融业总产值、保费收入等；金融效率竞争力指标包括各项存款余额占GDP比率、各项贷款占GDP比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贷款对经济贡献率、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保险深度、保险密度、金融资本使用率等；金融生态竞争力指标包括国外直接投资量、社会固定投资额、保险金融业基本建设资金、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率等。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配置的比较及问题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指标主要是有形金融资源。
（一）信贷总量比较及问题分析
1.金融资源供给比较及问题分析
本文以银行部门年末存款余额以及人均存款额作为衡量指标，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2007―2010年存款状况比较数据以表格形式列出：
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以及有效的金融机制能够加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一国金融部门的储蓄存款能够较为全面反映该国的潜在金融资源总量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供给能力，是衡量一国金融资源的基本指标之一。从表1数据显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潜在金融资源供给数量与该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相比，无论是银行部门年末存款总额还是人均存款量，两国的金融资源占据明显的优势。其中，中国2010年存款余额达到1088823亿美元，是当年菲律宾存款总额的10倍多。而以老挝为代表的东盟地区落后国家银行部门存款数额极小，对应的其金融资源供给量也微乎其微。同时，表1数据还显示了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金融部门存款量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金融资源供给不断扩大，充足的金融资源必将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也出现了分化现象。
2.金融资源需求比较及问题分析
在金融资源供给的情况下，金融资源运用状况能够体现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发展中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状况。本文研究的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更是显而易见，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该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一国经济发展必然影响该国金融资源的运用状况，如表2所示，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远远超过该区域其他国家，而中国2010年的贷款余额达到了72605.39亿美元，同时可以看到在东盟国家中地处内陆国家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贷款数量极小，反映出这些国家对金融资源有效需求不足，使得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遭到削弱。
一般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都是以盈利为目的，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大多数来源于存款，存贷比例是否协调关系到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在表2中可以看出2008―2010年大多数的东盟国家存贷比超过1.5，过高的存贷比表明该国金融资源大量闲置，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而新加坡、中国两国的存贷比相对比例较为适当，金融资源有效需求较高。
（二）金融资源效率比较及问题分析
金融资源利用效率①是体现一国或地区金融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金融资源的效率指标体系包括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的盈利水平、金融机构人均利润水平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各项存贷款与GDP的占比、银行不良贷款率等，本文选取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国内信贷占GDP比值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样本国家金融资源效率的指标。
表3中显示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在该区域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了上述四个国家在该区域中金融机构信贷资源对其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体现了较高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差距，美国2005―2008年该项指标的平均值达到了约260%，而日本则几乎达到了400%（世界银行数据），体现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3中还显示了以印尼、菲律宾、柬埔寨、老挝为代表的该区域落后国家相对较低的国内信贷与GDP的占比。图1中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中国等国家2005―2008年四年间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金融资源运作效率不断提升，但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截至2008年末不良贷款率依然大大超过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该区域各国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不均衡。
（三）金融开放程度比较及问题分析
研究一个区域的金融资源状况还包括该区域的开放程度指标，区域开放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区域金融生态竞争力，是对一个国家金融资源运作条件的衡量，本文中以外国直接净流入这一指标衡量区域开放程度。表4数据显示，样本区域内各国外国直接投资差距较大，中国2009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是依然吸引了781.93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紧随其后是新加坡。而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国外投资数量极小，该数据即凸显该区域内金融开放度的不平衡以及金融环境质量的差异。
（四）证券融资比较及问题分析
证券市场发展以及其融资状况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重要衡量指标，证券市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全球各大经济实体证券化率的不断上升，证券资本市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力越来越强。同时证券市场能够供给和容纳大量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作用于经济实体的传导途径之一。
中国和东盟十国区域证券市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尤其以股票市场最为突出，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体制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十分发达。1968年随着亚洲美元市场的成立，新加坡走上金融国际化，亚洲第一个金融期货中心也诞生在新加坡，同时新加坡还拥有活跃的短期资金市场，其股票交易市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交易中心之一。而在中国，随着证券市场发展不断成熟，上海、深圳两个股票交易市场在世界上地位逐渐提高，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位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成交量全球第一，中国证券市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在表5中数据显示，中国的上市公司数在该区域内多年来稳居首位，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达到了1700家，占当年世界上市公司总数的3.5%，同时衡量一国证券化率的上市公司规模与GDP比例也较高，而股票市场发展历史更为悠久的新加坡其上市公司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最高，说明了在该区域内新加坡金融资本市场的证券化率最高，证券市场也最为发达。另一方面该区域内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存在较多问题，金融体系安全性不高，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次贷危机给区域证券资本市场带来的严重冲击就是实证。东盟国家中的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至今没有建立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发展严重落后。
四、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直接决定资本存量以及流量的增长，从而也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分配。本文中研究的中国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各国金融资源状况的差异（见表6）。
表6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中大多数属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各国金融业发展也呈现出高增长状态，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导致了金融资源供给与配置的不平衡。表6数据显示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2007―2009年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57%、5.58%、4.28%、7.1%，在2009年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依然出现较快增长，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动了各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扩大了金融的供给来源，提升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部分国家无法建立股票市场，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资源的增长与合理配置。
（二）国家金融政策
一国的金融产业政策必然影响该国金融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影响该国金融资源的供给、需求和配置。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中金融资源的状况差异明显，这与各国不同的金融产业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积极的扶植政策必将促进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金融资源在存量、流量和效率的上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突飞猛进，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进一步重视对于金融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加大对金融产业的扶植力度。近年来，我国金融产业得到长足发展，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五大行业发展逐步成型，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积极的金融产业政策促进了中国金融资源的增长，并伴随着科技、知识、人才体系的不断更新，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金融资源中心，上海、深圳成为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同时全国金融综合改革在江浙地区开展，促进金融产业创新机制的升级。新加坡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拥有众多知名金融机构和金融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强，这些都极大促进新加坡金融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和新加坡相比，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对金融产业扶持力度相对不足，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取措施严格管制资本流动，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极大阻碍了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金融生态差异
一国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将不可避免影响其金融资源供求以及运作效率，高效优质的金融体系能够最大程度确保金融资本的安全性，满足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与其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以征信信息深度指数①来衡量各国金融生态。
表7中指数显示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征信信息深度差距较大，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相对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高，而文莱、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尼等国金融环境较差，而对应的第二类国家金融资源的供求量以及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五、促进中国与东盟金融资源近一步合作的对策建议
缓解区域间金融资源的差异需要各国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环境建设、区域协调机制方面入手。
（一）发展自身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平衡金融资源配置
本文中研究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中呈现出金融资源不平衡性现象严重,很大程度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东盟国家中较为落后的老挝、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区域间经济贸易合作,与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优势互补,发展优势产业。比如热带经济农业、贸易加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扩大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改善经济发展前景,提升金融资源边际收益率,促进金融资源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区域内相对经济发达国家,如新加坡、中国等,应积极参与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贸易合作、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缩小经济差距,扶助落后国家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为金融资源的增长提供前提条件。
（二）加强对金融产业的政策支持，逐步开放区域金融市场
一国对某一产业的扶持政策将极大的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建设，大力推进银行改革和创新，不断扩大金融资源的供求与运作效率，同时加强各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建立健全股票交易机制，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投融资能力，重视以国债为代表的债券市场的作用，完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内各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的合作，使金融资源充足的国家引导剩余资本投入落后国家或地区，增强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提高其利用效率。这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积极参与金融合作，逐步扩大区域金融市场，东盟国家中未建立股票融资市场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等国可以借助新加坡等发达股票市场推动其国内优质企业的上市，在全球市场内筹集金融资本，以期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目的。
（三）推动区域贸易投资本币结算，搭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应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往来中的本币化结算，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降低货币风险，建立现钞跨境流动机制，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尤其重视对人民币结算的区域化，扩大各方人民币交易的范围和数量，使得中国充足的金融资本能够弥补东盟部分落后国家的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结构。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显示出在人民币区域化结算试点的背景下，各方应积极进行金融机构的互设，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同时以中国、新加坡为主的区域内相对发达国家应积极参与区域内资本投资，不断增加对东盟国家的人民币直接投资的项目，促进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
（四）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与东盟国家各国政府应将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放在战略性高度，信用是金融的核心因素，一切的资本流动与运作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不平衡的金融资源分布是该区域最突出的特征，各国应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区域间信用协调与沟通，将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跨国流动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同时为金融资源的区域流动设立多渠道门路，完善引导机制，健全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金融信贷、风险投资以及优质资产上市为核心的金融融资流动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国际金融交易范文6
关键词：金融发展 FDI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
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FDI技术外溢的效果受到东道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即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作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促进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金融发展制约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对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溢出问题，此后众多学者检验了FDI对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及溢出效应发生的机制。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开始转向测度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企业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的程度。众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l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
第二类结论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是不明确的(ambiguous)。这些研究使用微观层面数据对FDI外溢与企业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相关研究。在一些国家发现了正的外溢效应，如墨西哥(Blomstrom和Persson，1983 Blomstrom和Wolff，1994；Kokko，1994)、乌拉圭(Kokko，Tansini和Zeiam，1996)和印度尼西亚(Sioholm，1999)；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摩洛哥(Haddad和Harrison，1993)和委内瑞拉(Aitken和Harrison，1999)没有找到存在外溢效应的证据。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忽略了东道国国内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考察。Cohen和Levinthal (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的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借鉴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后一些学者试图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相联系的，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能力、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都忽略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Levine(1997)在其综述性文献中将金融金融发展的作用概括为调节资源分配、动员储蓄、风险管理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物质资本积聚和资本分配效率的提高。传统观点认为FDI本身即为一种对东道国的融资，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不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认为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在于：
1、东道国若要吸收利用FDI的先进技术，其国内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经营方式、结构重组、购置新设备、聘用高级管理者及高技术员工等，在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于外部融资，这样，由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可能会受到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
2、原有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外源融资的需求就越大，对金融发展的要求就越高(AIfaro et a1.,2000)；
3、由FDI所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也需要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一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可能阻碍潜在的企业家及出现和新企业的建立(AIfaro,2007)；
4、此外，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可能由于国外公司的进入而加剧，传统观点认为FDI所带来的资本能够缓解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但是如果国外公司从国内银行大量借贷，那么它们就可能把国内公司从信贷市场挤出，从而加剧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
因此，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强调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中重要作用的理论正逐渐成为最具活力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金融发展影响东道国FDI技术外溢的吸收
FDI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使FDI发挥正效应的能力，包括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也指出一个国家为了获取外部技术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FDI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比较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程度、开放度以及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而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所有的吸收能力中，东道国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的吸收作用国内外成果相对较少，Alfaro et al.，(2002)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Alfaro et al.，(2002)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市场为渠道的作用机制模型，把样本国家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有信贷市场的71个国家，一组是既有信贷市场又有证券市场的49个国家，通过对两组面板回归的对比研究发现，不考虑金融市场的差异，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确的(ambiguous)；在考虑了金融市场差异后表明，金融市场对FDI的溢出效应的约束非常明显，一个落后的金融市场甚至会对一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产生负效应。
Hermes和Lensink(2003)选用了1970-1995年期间67个LDC国家的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强烈地依赖于东道国的环境条件，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和健全是加强FDI与经济增长间正向作用的前提，发达的金融体系对FDI的技术扩散会生产正的效应。
Omran和Bolbol(2003)以阿拉伯国家为样本考察金融发展对FDI外溢的吸收能力，研究发现在既定的金融发展水平下，当考虑FDI与金融指标的相互影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发现在阿拉伯转型国家FDI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其政策建议是金融改革应先于其他吸引FDI的政策改革，从而为FDI的引入创造良好的吸收条件。
Chee-Keong Choong,ZuIkornainYusop&Soo Siew Ch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强，从而FDI的技术、效率与管理的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增长。
Alfaro et al.，(2006)构建了一个强调金融市场发展在促进FDI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以此来解释FDI溢出效应在不同国家的不确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外资流入量既定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约是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较差经济体的两倍；当FDI增加或者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与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相比，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将会导致更好的经济增长；其他外部条件，如市场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业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FDI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比较好的省市，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出效应。
三、金融发展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途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吸引外资并不必然意味着东道国能够通过获得FDI的技术外溢，FDI技术外溢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东道国对于外资企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吸收能力，金融发展作为重要的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外溢中金融因素的作用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对金融发展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于FDI溢出效应中金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制还存在很大争议。
1、人力资本效应
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就越容易。Benhabib和Spiegel(1994)指出人力资本会影响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能力；Keller(1996)认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FDI吸收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欠发达国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存在着“人力资本门槛”，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术必须要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技术转移，即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地雇员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后，转向国内企业或成为企业家建立自己的企业(Javorcik,2004)，FDI溢出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阳小晓，赖明勇(2006)在一个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中考察了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是如何依赖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通过考察本国代表性居民的微观决策，指出本国金融体系效率、金融深化程度对本国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居民能够便捷地从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获取投资建厂的固定投入时，本国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来提高国内部门的产出。
王永齐(2006)通过对FDI溢出中金融市场效率的考察，发现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将使得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人力的学习能力，提高建立新企业的努力。降低人建立企业的门槛，因而将增加人由外资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者建立新企业的努力，FDI内含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将转化为现实。因此，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出单纯的资本积累效应，增强了FDI通过人力资本形式进行的溢出效应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而建立自己的企业需要一定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高技术含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及金融效率就非常重要，金融市场在FDI的溢出中起着联结作用。一般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劳动力从外资企业转向国并建立新企业的概率就越高，从而通过人力资本发生FDI溢出的效果就显著。
2、产业关联效应
所谓链接效应是指国内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与其下游部门跨国客户之间的后向链接，或国外中间产品供应商与其上游部门国内客户之间的前向链接，FDI技术外溢会通过其前向和后向的链接效应而发生作用。Hirschman(1958)最早从链接效应的角度解释FDI的溢出效应。Rodriguez-Clare(1996)认为FDI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的作用。Javorcik(2004)、Alfaro和
Rodriguez-Clare(2004)分别在立陶宛与委内瑞拉、智利与巴西发现了下游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后向链接效应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与FDI溢出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的结论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对FDI溢出效应的产业机制作出了很好的考察，但是他们均没有考察本地金融发展状况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Alfaro(2006)参考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小国开放经济下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在他们的框架之上加入了外资企业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来考察FDI技术外溢的后向链接效应，他们的模型强调金融市场促使FDI通过后向链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东道国将会通过后向链接效应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
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好的省份，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溢出效应，原因就在于以间接融资度量的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强FDI与我国地区产业的后向链接，从而促进FDI溢出效应的发生。
3、技术创新效应
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FDI技术外溢效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关。Cantwell(1989)对欧洲的美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关键因素；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关联效应；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技术外溢效果与两国之间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而Keller(2001)则发现在1983-1995年间G7国家的技术外溢的吸收效应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这也是我们上文分析中对FDI技术外溢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较好的技术外溢效果，必须大力加强本土研发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首先，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Hicks(1969)第一次对金融市场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做出了强调，他认为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对新技术的采用需要大量的流动性资本投资，按照希克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与任何特殊的技术发明没有丝毫关系。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大多数技术创新已经完成，但是它们在经济中大规模采用和充分实施却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流动资金形式，而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这种流动性，并使得对这种技术的投资成为可能。
其次，东道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基于FDI的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机制。在落后地区，为了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熟悉先进技术的外部投资者促进和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而技术创新通常伴随高风险。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中介通过在大量投资者中分散异质性投资风险而推动高收益性投资和技术进步。BenCj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办法而提高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Rioja和Valev(2004a)认为金融发展还使得经济主体能够通过套期保值等手段来转移和分散风险。
4、市场环境优化效应
东道国的市场体制、法制环境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也会对FDI的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Bhaqwati(1985)、Ozawa(1992)和Balasubramanyam e{a0(1996)等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FDI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那么外商企业的加入会强化市场扭曲效应。Dunning(1993)、Kokko(1996)发现外资企业往往趋向于进入那些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超额利润。Smarzynska(1999)则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考察了吸收能力，认为如果东道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措施，那么外国投资企业趋向于进行低技术投资，而且外资企业也缺乏在当地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而FDI是产生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Lai，1998；Javorcik，2004)，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吸收FDI并从中收益。
金融发展与市场体制、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环境因素密不可分，良好法律体系及产权保护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对市场环境的提升及改善产生内在动力。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2002)通过对92个国家的实证检验证实了明晰的产权安排对金融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合理产权制度的构建。而La Porta、Lopez-de-Silances、Shleifer和Vishny(LLSV)的多项研究证明了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金融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内在要求并进而促进FDI技术外溢的效果。
四、总结性评论
FDI技术外溢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的研究上，其中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成为研究的焦点。
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金融发展作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被严重忽略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金融发展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较为零散。通过对既有文献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FDI的技术溢出不会自动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实现要求东道国必须具备吸纳技术外溢效应的能力，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
2、金融发展是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环境优化效应而促进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实现，金融发展在所有FDI吸收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