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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1
《译学辞典》对翻译美学的概念是这样界定的:“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析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翻译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因此,翻译美学对文学翻译实践和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英若诚与《茶馆》原著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经典话剧《茶馆》剧本故事发生在维新运动到成功这50年期间，以裕泰茶馆的王掌柜为贯穿人物，描述以北京各阶层人物为缩影的中国广大群众在这一社会背景的生活状态及其最后不同的命运去向，由写裕泰茶馆的兴衰路程而反映出，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抗日胜利初期阶段中国百姓生存状况变化。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在中外戏剧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3、英若诚《茶馆》英译本再现文学的美学价值
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中，就翻译而言，审美再现是使一切审美活动尘埃落定的终端环节。审美再现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TAO全部审美信息）的理解对理解的转化对转化加工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的再现。可见再现的起点就是理解。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审美客体只有通过审美主体的理解和表达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的再现，力求实现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的统一，形式美和意象美的统一。
1）词语的翻译
《茶馆》中叹词的贴切运用对传情达意起了重要作用。对《茶馆》中频繁出现的叹词“唉”，英若诚根据人物说话的语气，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译或不译，都力求体现人物当时的心情和说话的语气，力求表现原文的“美”。
2）习语的翻译
《茶馆》的语言是老舍先生从活的日语中提炼出来的，英若诚在处理习语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手法，保证了剧本的需要，体现了原文的美。例如：
茶客乙:那总比没有强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Second Customer: Still that ’s better than nothing! A dog ’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 If I were to earn my own living，I ’d surely starve.
英译以形象的英谚“A dog’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代替汉语中的惯用表达法“死不如赖活着”，从而使译文像原文一样具有极强的表达力.
3)对白的翻译
人物对白是《茶馆》主要构成。在翻译人物对白时，英译尽量避免使用主谓宾齐全的完全句，多用简洁明快、朗朗上日的不完全句和简单句，很好地再现了人物说话的神态。例如：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陈: 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就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Wu Xiangzi : Deserters , right? Trying to hide in Beijing，with a few silver dollars in your pockets，right? When the money runs out，become bandits，right?
Lao Chen: None of your bloody business!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hand!(Prepares to fight)
Song Enz: You? Pity you sold your gun，right? Bare hands aren’t no match for a gun，right?(Patting the gun under his gown)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finger! right?
特务吴祥子和宋恩子与逃兵老陈的对话中二个“……是吧?”充分体现了特务抓住逃兵把柄的得意神气。逃兵自不会乖乖就范，回答的语气也相当强硬。干净利落的日语化措辞用句，删繁就简，不译多余累赘的话，创造性地使用借代手法生动再现了原文生动的对话场面。
4）中国文化中称谓的翻译
由于受“家国”的宗法伦理影响，在我国，常把亲属关系词汇引申作社交称谓。《茶馆》虽然只有二幕，但事件多，人物关系复杂。译成英语时，繁多的称谓是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英译无论在处理亲属称谓还是社交称谓，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理解人物之问关系的即时性需求。例如：
王利发: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Wang Lifa:How are things，my friend?Is the fighting fierce?
王掌柜跟警察打招呼，称警察为“六爷”，英若诚将其译为“my friend"，准确表达了原文寒暄的语言功能。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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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汉宗，李海良.高校移动教育平台的构建[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1（1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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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3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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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4
[关键词] 出口产品 商标翻译
一、文献综述
商标的命名与翻译研究同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同步。笔者曾对中国大陆商标、商标词及商标翻译的研究（1979年～年2005）进行过综述。近期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年至2006年）所查阅的相关论文415篇中，只有32篇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商标的英译进行了专门研究。最早专门探讨出口产品商标英译的文章是刊登在1991年《英语知识》第三期由文旭撰写的“漫谈商标的英译”。32篇论文中发表于1991年～2001年之间的仅有8篇。直到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企业开始认识到国际竞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出口产品商标的命名和翻译问题日益凸现。学界对汉语商标英译的探讨才有所升温。但是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远远落后于外来商标的汉译研究。不过，仔细研读所查文献，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出口产品商标的命名和翻译原则。
彭石玉（2001:）从文化因素入手，阐述了商标词的文化属性及商标词国际化的跨文化传通实质；提出汉语商标词国际化至少有四种途径：音译法、对译法、直称法和拼译法，并且明确指出拼译法最为理想。
笔者也非常赞同此种方法，它与不少学者提到过的音义结合、谐音兼义等都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效果，学界讨论不够深入。直到2004年，安亚平分析了中国名牌产品商标词的译名特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过多采用拼音，不注意文化忌讳，重名现象严重等；接着从等效翻译的角度，阐明翻译的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如套用译法、臆造法；进而将臆造法具体划分为：拼音调整、拼写变异、组合拼译等，原则是要取得译名和原名在营销功能上的等效（安亚平，2004）。
朱亚军（2003）则从商标命名的符号学原理出发，指出“商标翻译不是由原语到译语的单项文本材料的简单替换，而是在明确原语商标符号指代关系的前提下，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语境因素进行的二度创作过程。”他依据符号学翻译观，提出了商标翻译的“从主原则”、“关联原则”和“简明原则”以及相应的翻译策略：传统翻译方式和当代商标名的翻译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商标翻译研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从少人问津到谈论热点，从当初的英译汉到目前的汉译英，所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贺。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憾。杨全红等（2003）就尖锐地指出过商标翻译存在的问题：“人云亦云多，标新立异少；闭门造车多，外向合作少；主观臆断多，实际调研少；自以为是多，客观讨论少；单向思维多，多向审视少”。这些问题在出口产品商标翻译的研究中尤为突出。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商标翻译研究与实际运用脱节严重，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和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例如，翻译界多谈论的是商标翻译中音、形、意（指称与联想）的对等，很少顾及商标的基本特性――合法注册。因此，笔者曾指出商标翻译为跨学科性研究，译者或命名队伍应同时具备语言学、语用学、翻译学、营销学、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李淑琴，2006）。
虽然学界提出众多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否得到了验证？出口企业在命名或翻译其产品商标时能否有意识地去运用？至今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而针对北京市出口企业商标翻译研究则是空白。因此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在以上综述基础上，通过《北京市出口产品商标命名和翻译问卷》（以下简称《问卷》），对北京市出口产品的商标翻译现状进行抽样调查，以验证已有理论和方法的实际运用情况，同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以便发现目前北京市外销产品商标命名或翻译中已有的经验和尚存的不足,以及应对建议。
二、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对象及内容
1.调查的目的和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该《问卷》专为北京出口产品商标命名和翻译状况的调查而设计。其目的在于了解在京出口企业及其商标命名和翻译的现状，以便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在于验证学术界广为宣传的一些原则是否被运用在了企业命名和商标设计当中,以及运用的程度，以便为探究出口企业及其产品的商标翻译原则、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2.调查对象
截止至2006年2月北京进出口企业已达 10365家。由于本研究主要以出口产品商标的翻译为主，故选择了50家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或公司于2006年11月进行问卷发放，答卷人必须为该机构负责营销或商标业务的管理人员。12月中回收问卷45份，经过严格筛选，合理评估，确定对33份具有可信度和有效度的问卷进行分析。
3.调查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及商标注册情况；
(2)企业对商标设计的重视程度及商标设计队伍构成；
(3)商标翻译原则和方法；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1.公司或企业的基本信息和商标注册情况
企业或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其创办时间、英文名称、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等，是商标翻译或命名的语境因素，直接影响译名的选择。
在33家受调查的企业中，28家有相应的英文译名，约占总数的84%。尚无英文名称的企业，产品多销往港澳台地区。这说明多数企业认识到了英译名称在国际营销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些英文名称中，约36%只不过是汉语拼音+行业或公司性质的英文，与国际上较为通用的企业名称规范：地名（汉语拼音）+英译名（意译/直译）+行业和公司性质（对应的英文词）不一致。汉语拼音对于不懂汉语的人来讲，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其原名中承载的文化内涵无法传承。这一现象在出口产品商标的翻译中更为严重。请看表1的商标注册情况:
*因同一企业或公司有多种产品多个商标
在33个受调查对象中，国内注册的商标共36件，国际注册的为23件，其中1949年之前创办的企业出口产品商标国际注册为100%；但真正意义上的英文商标仅有11个，不及总数的一半，暂不说其译文的优劣。这些英文商标都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企业，而三个老字号不是汉字就是拼音，要么是汉字拼音一起上。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老字号汉语商标多以创始人姓名或地名命名，即“专有名词商标”，专有名词商标采用音译与已有的翻译原则相符;其二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较早，当时学界对于出口产品商标研究匮乏，商界没有意识到商标命名应内外有别，所注册的拼音或汉字只是起到法律保护作用，商标的宣传、美感等功能完全被忽视了。另外，2001年后成立的新公司产品虽然也销往世界各地，但只有一个有国际注册商标，另有两个待转入。故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断定，某些新兴企业对出口产品商标的国际注册还没有足够重视。他们认为，新产品不像老字号那样有名气，不大会有人非法抢注，先把产品打开销路再注册不迟。可是这种侥幸心理往往给境内外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类教训比比皆是。
2.企业对商标命名的重视程度及商标设计队伍构成
要有一个好商标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无法达到目的。我们完全赞同学界对商标设计人员专业的要求。专门设计了商标设计的资金投入及商标设计队伍的教育背景，目的在于了解企业对商标设计的态度，同时验证我们所认为的设计人员专业配备是否与实际相符。
在商标设计的资金投入方面，《问卷》中给出了4个选项:
商标设计的资金投入占产品市场开发总投入的比例大致为:
a)不足1‰ b)1‰-5‰c)5‰-10‰ d)10‰以上
虽然目前商界对商标设计投入的比例尚无确切数字，本课题经征求众多专家意见，暂定了上述四个选项。结果显示，选择前两项a、b的分别为19 和7，约占总数的85%，这说明大多数企业在商标设计上投入的资金偏少。进而说明受调查的企业对于商标尤其是商标命名及翻译在商品宣传和确立自己品牌上的作用认识还不够。相比之下，大型进出口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则特别重视商标品牌的命名和翻译，投入较大。
商标设计队伍构成及其人员知识和经验背景，不容乐观。两个选题均为可多选项。在商标命名者中，选择公司管理层和公司发起人的分别是16和13，各约占调查总数的48%和39%，而选择专业命名公司的只有6，约占总数的18%。
该项调查说明，为图省事省钱，商标命名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企业领导商量拍板就定,不管参与人员是否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背景。但商界经验告诉我们，在命名商标上花大功夫、大价钱是推广产品事半功倍的诀窍。国内大公司及国外大部分公司已经形成惯例，请专业命名公司，下大力气设计商标品牌, 以谋取好商标的潜在利润。如Lenovo就是联想公司花几百万元由香港Future Brand公司精心设计的。这些很值得北京其他企业深思。
如果不动用专业命名公司，由自己企业内部定夺，参与设计的人员是否具备了相关专业背景呢？结果如下:
这个结果与上面的商标设计者一题，揭示了同一现象：在调查的企业中，设计商标时，实际上很少有管理或营销以外的专业人员参与。现代商标的选择只注重美观是不够的，发音、寓意、易于注册尤为重要，尤其是外销产品的商标名称。
如果上面两项是对企业以往商标命名或设计的调查，那么下面一题则是对当前北京出口企业对于商标命名或设计相关专业的认识调查。
在众多专家论及的专业中，本课题选择了讨论较多的13项。为比较起来方便，特设为打分题，请答卷人在13个学科或专业中选出对商标设计最重要的5个，并对所选的5个专业按重要性打分，5分为最重要，依次递减。
根据得分，选项可分为四档：得分最高的是：营销学、美术设计、语言学，其次是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第三档的是文学、广告和翻译，最后的是历史、音乐及其他。这一发现与我们的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公司或企业在商标命名上实际做法与他们的理想之间存在差距；语言学在商标命名中的作用日趋明显并为企业所认可；但是对翻译在出口产品商标选择与设计中的作用还不够重视。
3.商标翻译原则和方法
以上调查都是为本部分的研究作铺垫。企业对商标设计的态度、设计人员的相关知识直接影响出口产品商标的确定。本部分主要调查本市企业在商标翻译中所采取的方法或策略。为更好地取得有效数据，我们避开研究成果中晦涩难懂的术语，用较为大众化的表述设计了以下三个题目：新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时命名情况（出口产品的命名原则），译名商标与原名的关系（具体翻译方法），英文商标的突出要素。试看以下具体分析:
a)、b)为两个对应的选项，选中率几乎相似。这说明，出口企业在将商标推向国际市场方面还处在较为矛盾的探索阶段，对外销产品商标的命名还没有达成共识性原则。淡化生产地概念，从一定程度说明北京的出口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尽量淡化商标中的中国特征，带着面具参加国际竞争。但是，针对销售国家、地区的特点，考虑文化差异，却是普遍接受的观念。商标翻译中的文化意识值得提倡。
在对原商标与译入语商标的关系调查中，我们发现，选择直接翻译或者汉语拼音的各占25%.44%的企业选择“在外文中寻找不仅字面而且内涵都能对应的译名”；而选择重新命名商标的只有6%。这一数据与问卷开始部分的商标注册信息基本相符。进一步暴露了北京出口企业在商标翻译上存在的不足。近一半的企业不重视英文商标的选择，导致简单的直译和汉语拼音商标泛滥。
意识到找寻发音、字面与内涵意义对应商标译名的企业或翻译研究者，固然值得褒奖。但是，掉以轻心甚至盲目地信手拈来某个貌似对应的词，其危害更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因缺乏专业人员指导所至，但也有的是某些学者的片面分析或人云亦云。例如北大方正的“founder”译名，曾在商标界备受推崇。原因是英文的[f]与汉语的“方”谐音，语意又是人们常见的“缔造者、创造者”，有的人甚至还说给人以“坚实”的寓意，或许是与“foundation”联系在了一起。殊不知，“founder”一词另一用法可作动词，意思是“（船的）沉没”、“（房屋、土地）坍塌”、“ (计划等)失败”(陆谷孙，1993)。如果当时此商标翻译者翻一下词典，或许不会用“founder”一词。只知道人云亦云的人们若多一点思考，也不会把这个译文捧上天。
选择英文译名商标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直接选用词义尚好的普通词汇，如“四通”――stone。该英文词当时在中国尚无注册，但在国际能否注册尚未调查。一些对产品具有明显吹捧的词汇在许多国家的商标法中都不允许注册。前些年一直看好的“联想”――legend，则因境外他人注册在先而不得不更名。几百万的更名费是小，更大的损失是原有商标所承载的内涵和在已有客户中的认知度也随之失去。因此，在出口产品商标命名和翻译中，除了语言、语用、营销、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外，必须了解目标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知识。
为深入了解在京企业商标英译时常用的方法,以及存在的不足，同时了解众说纷纭的商标翻译原则和方法在商标命名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我们专门设计了为下面内容打分排名的选项。
这项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在选择英文商标时，最注重的是其形式、内涵、发音三位一体的美感组合，与当前研究一致。“符合商标法”选项排在了第二，说明企业对注册的重视，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其次是商标的含义包括内涵、美好联想，以及商标内涵与企业整体发展的关联性。在商标内涵和（醒目）外形的选择上，前者得分近乎后者的3倍。不难看出，出口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商标内涵与外形的关系，可是内涵丰富的英语商标，靠的是通晓英语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得分较低的是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等文化方面的选项。这表明多数企业对外销产品商标翻译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商标词指称意义层面，对在文化大语境下的商标命名和翻译原则知之不多。帮助企业克服异域文化障碍正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较重视“符合商标法”、“商标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之关联”和“不违背政治因素”等选项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类商标论述中提及的原则已在企业家喻户晓，并得以应用；而语言学和翻译界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为企业所用的原因，则主要是研究人员和刊登研究成果的载体远离企业。另外，商标翻译研究闭口不谈商标注册或只重视英译商标的音、形、义之美的研究也是片面的、不合时宜的。
四、结论
这次对在北京市出口企业产品商标翻译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基本反映了本市出口企业产品商标翻译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多数企业对产品商标内外有别给予了一定重视。著名企业产品商标命名和翻译逐渐走向规范化、多元化。企业对商标英译有了更多理性思考，从营销战略的高度、长远发展的高度对待商标命名和翻译。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向国际化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部分企业及其产品商标的英文译名不符合国际惯例。其原因与国内大环境有关。截至到目前，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新注册的企业不要求英文名称，对商标注册也无此要求。但是面对国际大环境，想求企业的长久发展，北京企业必须主动面对挑战，新企业及产品商标命名之初就应该中英文对照或有一个国际化的好名称。但是，英译名并不是简单的字字对译，更不是简单的汉语拼音。要做到一步到位，不走弯路，就必须有一个专业化的商标设计队伍，小型企业命名可以向专业人员咨询或求助。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加大商标品牌命名的资金投入,以确保企业未来的发展；加强企业商标设计队伍建设，商标设计应有语言学、翻译学等以往企业管理者易于忽视的专业人士参加；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企业及产品命名和翻译研究，将系统的理论应用到企业商标命名和翻译之中，及时检验、及时修正；同时，密切关注国际上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将最为有效的翻译和国际化命名原则和策略最快传递给相关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加强出口产品商标的翻译和注册管理力度，督促和指导出口企业的自主商标尽快与国际接轨。只有国家、企业、学术紧密结合，才能研发出能够代表企业整体形象、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成功商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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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石玉:汉字商标词的跨文化传通[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4∶57-59).
[4]杨全红李茜:简论我国品牌翻译及品牌译名评析之阙失[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5]朱亚军:商标名的翻译原则与策略.[J].外语研究.2003，(6∶29-34)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5
关键词：归化；异化；舌尖上的中国；饮食文化；翻译技巧
一、引言
《舌尖上的中国》从多维的角度展示中国各族美食的特色和内涵。英译版的《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华美食文化宣传的经典之作，作品将字幕翻译与朴实的人物形象、背景故事巧妙结合，更让世界了解中华美食的历史文化。通过知网的搜索发现：《舌尖上的中国》的翻译研究，多数侧重于美学修辞、目的论、菜名翻译法的研究。本文从《舌尖上的中国》的翻译实例，探寻异化翻译在饮食文化外宣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劳伦斯•韦努蒂（LauranceVenuti）于1955在《译者的隐身》文中提出归化和异化的理论。他主张“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及“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1]。韦努蒂极力推崇异化翻译———“抵抗式翻译”。[2]换句话说，异化是本着“以作者的角度，为作者服务”的宗旨，按源语作者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翻译，强调文化差异，使译文富有民族异域特色，符合源语文化习惯。异化的优势在于帮助作者保留本土语言特色，激发目的语读者的探知欲。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将归化和异化运用于实用翻译研究相结合，在跨文化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002年王东风在《中国翻译》发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的文章，对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厘定、历史缘起与理论现状进行综述。[3]孙礼致（2002）提出异化译法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体现作者的写作特点。[4]何武(2010)指出中式菜谱英译策略的选择主要由概念定名与概念阐释、菜品物质与餐饮文化、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间的影响。[5]
三、异化翻译在英译版《舌尖上的中国》的应用分析
中国各族人民用精湛的刀工火候和烹饪简单的食材，在五味的调和中成就了各族特色的美食。如何让目的语读者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美食文化的内涵？韦努蒂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英语帝国的文化霸权的批判和对译者主体意识觉醒的弘扬。[6]因此，异化法是民族饮食文化外宣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异化翻译美食的名称--传承民族美食的文化寓意
英译版《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使用归化法翻译中国美食。如：瑶族的“蕨根糍粑”翻译为“fernrootcake”、西安的“腊汁肉夹馍”翻译为“Chinesehamburger”等。异化翻译的例子，如，白族的炸乳扇:friedRushan；江西的九层皮米糕:Nine-layerricecake;臊子面:Saozinoodles等更能保留中华美食的韵味和神秘感，引起异国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感召力。
（二）异化翻译美食的工艺———述说美食工艺的人文情怀
《舌尖上的中国》翻山越岭寻找美食，用镜头定格制作的过程，用语言捕捉人物情感。中国味民族风一一展现幕前。异化在翻译中的运用得当，凸显中国风：例1（维吾尔族的馕）将小麦面粉发酵后，在特制的火坑中烤熟便制成馕。译文：Thefermentationofwheatflourisbakedinaspe-cialfirepittomakeNang.例2（藏族的酥油煎松茸）酥油煎松茸在产地更常见。用黑陶土锅溶化酥油，放上切好的松茸片。译文：Onepopularlocaldishisfriedpinemushroominbutter.Thebuttermeltsinblackceramicpotbeforepinemushroomssliceareadded.例1和例2，运用异化法翻译“馕”、“酥油煎松茸”、“火坑”、“黑陶土锅”，在句式的表达也是保留原文的结构，既解释了美食制作过程的原料、器皿和工艺，又引申出对食物的深厚情感，凸显对自身文化的特殊情怀。
（三）异化翻译美食的起源———诠释美食的历史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挑选多个民族历史特点的美食来阐述历史来源。琳琅满目的佳肴，动人心弦的传说，令人回味无穷。例3：（豆腐的来源）2000多年前，正是热衷炼丹的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中用豆浆培育不老丹时碰巧加入石膏，无意间促成豆腐的诞生。译文：ThelocalruleofHuainanLiuAnaccidentallymakeTofusome2000yearsago.ItissaidthatitoccurredwhilehewasintendingtomakeelixirbillfromsoybeanmilkinBagongMountain.Heputsomegypsuminthesoy-beanmilktocoagulateunintentionally.译文运用异化法翻译讲述豆腐的起源。“豆腐”运用异化翻译为＂tofu＂可见其知名度和“Jiaozi”,“zongzi”一样,是中外熟悉的中国美食。“不老丹”是中国传说中的仙药，运用异化法翻译“不老丹”为“elixirbill”,更具中国神话特色和神秘感。
（四）异化翻译美食的民俗———展示美食背后的传统习俗
《舌尖上的中国》展示多彩的传统习俗，如：山西新婚回门吃枣花馍，安徽三月三吃篙子粑粑等等。传统习俗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是美食文化翻译的难点。例4.每年的立冬是请酒神的日子。译文：Lidong,thestartofwinter,isthedaytoworshipthegodofwine.译文中，“立冬”是民间历法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异化翻译为“Lidong”，耐人寻味。“酒神”的英文一般翻译为“Bacchus”或“Dionysus”，是西方的酒神巴克斯和狄俄尼索斯。译文“请酒神”异化翻译为“worshipthegodofwine”，因为绍兴酒的酒神是仪狄。美食的诞生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和智慧成果。异化翻译含蓄委婉重展露情感，更有助于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的美食文化发展进程。
四、民族饮食文化外宣的异化翻译
语言的翻译离不开翻译法和翻译技巧的运用。就翻译法而言，直译和意译两者相互交融于。直译法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准确传递，意译法注重原文意思的传递，不必拘泥于形式。实例证明，采用直译法更能保留原文的风格和韵味，体现异化的效果。就翻译技巧而言，笔者认为音译、直译和释义等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是实现异化的有效手段。
（一）音译法
对于目的语读者熟悉的饮食文化的介绍，可采用音译法，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如，豆腐：tofu、馕：nang、粽子：zongzi、饺子：dampling等。
（二）音译加释义法
对于目的语观众不熟悉的饮食文化的介绍，可采用音译加释义法，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和理解力。如：黄馍馍:huang-momo(yellowsteamedbun)、泡馍：paomo(steamedbunswithbeeformuttonsoup)、酒曲：jiuqu(fermentation)。
（三）直译法
美食背后的人物形象,如，麦客：wheatman、白案：whiteboard、鱼把头:fisherchief、铲刀帮:bladeband等；美食的烹饪器皿，如，井盐（saltwell）、火坑（firepit）、鏊子（griddle）、窑洞（cave）、黑陶锅（blackpotterypot）等；常见的中式菜肴，如，干炒牛河：stir-friedricenoodlewithbeef、香煎马鲛鱼：friedMackerel、油焖冬笋：deepfriedwinterbambooshoot等，采用直译法更简洁明了，形象贴切。
（四）音译法加直译法
以地名或人名命名的美食文化，可采用音译法加直译法。如：诺邓火腿：Nuodengham、柳州螺蛳粉：Liuzhousnailnoo-dle、兰州牛肉拉面Lanzhoubeefnoodle。合理运用异化策略，辅以适当的文化阐述，能使目的语读者接受并传播中国饮食文化，提升本国文化的地位。[7]但任何的译文没有完全的归化和异化。完全的异化，会让目的语读者迷惑不解。完全的归化去迎合目的语观众，会降低自身的文化魅力。翻译中要找到归化和异化的平衡点，潜意识增加异化处理的比例。
五、结语
闻名世界的中华美食吸引着各国的美食爱好者。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翻译是一项重要的手段和载体。要让外国的观众了解领会中国文化，又要保留和体现文化特色，对译者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发展，要求我们创新运用多种翻译手段，有效拉近读者，挖掘不同文化中的共同情感属性，激发不同语境中的情感共鸣，才能完整准确形象地展示本国文化特色，在日益激烈的文化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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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世，耿小超.韦努蒂翻译理论：文化负载词汇的救星[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2(11):1209-1212.
[3]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24-26.
[4]孙礼致.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5]何武.跳出菜名译菜谱———影响中式菜谱英译策略选择的几组关系[J].外语学刊，2010(4):132-134.
[6]王宁.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4):51-56.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6
关键词：近年;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研究综述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集结了多元文化背景的女作家赛珍珠及其作品在中国和英美国家被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争议中被肯定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倍受敌视与冷落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被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的阶段。近年来，其英译《水浒传》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既受到了诸多的赞誉，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相关研究呈现多元化与纵深化。
一、视角丰富
综观近年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相关成果，研究视角颇为丰富，已经触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陌生化、归化异化、改写、杂合、文化阐释、接受美学、语用、功能目的等视域，研究方式主要包括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赛译《水浒传》的学术成果包括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与核心期刊，甚至CSSCI来源期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观点：邱晓娟认为赛珍珠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她提倡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女性应该勇于追求真爱，用实际行动提升女性社会地位，这些都能在其英译《水浒传》中的女性称呼语、咒骂语、社会标记语、汉语四字格成语、有关女色或眷恋男女关系的措辞和惯用语中找到理据，旨在消除原文中暗含的性别歧视[1];吴静认为赛珍珠虽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译者，但她却是当时时代背景下难能可贵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赛译《水浒传》的一大亮点就在于通过个性化的策略使原文中带有偏见的、受歧视的女性形象变得立体、丰富和多面，具体体现在译文中体现出的女性形象对权利政治的反抗、译者从不同角度挖掘人物形象及其采取的干涉的语言策略。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主要观点包括：胡天赋将赛译《水浒传》置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译本在原文人物的再现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译文语言风格有很大的转变，人物形象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和扭曲，甚至出现了歧视英雄人物的案例，他还提出重译和修订这些后殖民主义色彩颇重的译例。张明蓉从后殖民视角切入，探究了赛译《水浒传》中语言、文化和文学三个层面的杂合现象，还分析了该译本中杂合现象的积极意义及其对于汉语的国际推广与对外翻译工作的启示。唐艳芳指出了赛译《水浒传》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数量少，质量差，长期遭冷落等;在翻译选材和翻译过程中，赛珍珠都体现了尤为突出的主体性;在策略选择上她倾向于以原文为导向，虽声称自己的翻译方法是“直译”，但在译文中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于差异的追求。
陌生化处理方面，许燕探究了赛译本在美国出版后随即获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译本的语言特色、叙事形式以及文学范式上多维度的陌生化取向;同时提及了赛译本在国内遭受冷遇甚至批评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批评者对译本语言考量的出发点在于其阅读英语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是没有顾及《水浒传》原文的语言特色和译语读者的审美期待。此外还提出赛译本的陌生化取向给中国作品有效走向英语世界最大的启示是把握好译语读者的审美要求与情趣来调整相应的翻译策略。徐剑平和梁金花分析了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动机和目的，结合译本中诸多绰号、习语、杂体诗的实例来探究其翻译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情况，且强调了“陌生化”技巧运用的适度问题，因为适度的“陌生化”能通过增加译语读者的感知难度和延长审美时间增强他们的审美，而过度的“陌生化”可能使译本语言晦涩难懂，读者的接受度大大降低。
“误译”方面，张荣梅以译者身份为出发点，为赛译《水浒传》中所谓的“误译”正名，提出译文的研究不能脱离译者身份而孤立地开展，而赛珍珠正是通过杂合的译文追求其终生的理想，即平等与正义的文化交流。马从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翻译风格、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出发，评述了其被频频引证和猛烈抨击的“误译”的发现和传播的经过，并有理有据地澄清了这一莫须有的“误译”，还指出“误译”暴露了翻译评论或者翻译批评中盲目追随和主观臆断的两种不良倾向，更提醒翻译不单单要顾全语言层面，还应了解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决策[2]。
译者主体性方面，唐艳芳结合译者所处的及其译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译者主体地位从后台走向前台的历史演变，着重探究了赛珍珠英译《水浒传》选材方面的主体性，主要论证了译者为何选择《水浒传》、为何是七十回的版本以及为何将标题译成All Men Are Brothers等问题，最后强调应该历史地，宏观地去考察影响和决定译者主体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机制，审视赛珍珠的翻译观与创作观的统一性。
叙事框架方面，张荣梅借鉴蒙娜・贝克（Mona Baker）的翻译叙事观，从时空框架设定、标示式框架设定、选择性采用框架设定以及参与者的再定位四个方面评析了赛珍珠英译的《水浒传》，指出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目的也是通过上述框架的设定而达成，其叙事策略受到了自身文化立场和社会现实中诸多权力因素的影响，也表现出了她对原语文化的负责态度及其以叙事构建现实的姿态。
接受理论方面，钟再强从原著、译著以及读者三个方面分析了赛译《水浒传》在西方广受好评的原因，发现原著广泛的国际声誉与精湛的艺术特色，译作的可读性、流畅性和翻译策略，“第一批读者”的“名人效应”，译者的综合素质等因素成就了赛译本久盛不衰的巨大成功。
改写理论方面，王文彦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和三个关键词为基础，从宏观方面对影响赛珍珠翻译过程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即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不仅影响了译者对于《水浒传》原文版本的选择与书名英译，译本题材、主题与译语风格的构思，还影响了译者的翻译过程与译本的接受与宣传。
文化阐释研究方面，钟再强剖析了赛译本研究的国内外接受与发展现状，以跨文化视域为切入点，探究了赛珍珠英译水浒的理想诉求及其对于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产生的影响，并结合诸多相关史实与研究成果，对赛译本进行了历史定位，同时指出赛译本目的与超文本目的高度统一，其“突显差异，有意杂合”的翻译策略极具前瞻性，借鉴意义重大，译者的文化和译者的杂合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李林波认为赛译本在国内外引起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在于该译本“非正统”的外在形式与“文化镜子”的内在体现，该译本反映出赛珍珠面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时，选择尊重并力图在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中表现出来，这种异化翻译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对话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指出为了实现翻译批评的客观与全面应采用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方式。
功能主义研究方面，游洁首先阐明了赛珍珠英译水浒及该翻译活动的策动者的目的，即忠实反映中国文化，传达原文本中的异，然后从篇章、句子和遣词三个层面分析了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肯定了译著在传播中国文化，创造经济与社会效益以及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功。叶朝成和文燎原以翻译目的为视角，从文化意象和喻体意象的处理上横向比较了赛译本和沙博理译本中的习语英译，认为译者的翻译预期与翻译目的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预期功能的实现与否也能为翻译批评提供新的切入点。康爱霞从目的论的视角对赛译《水浒传》中的社会称谓语进行了分析，通过探究译本中尊称、谦称、贬称及绰号的处理方式，提出翻译目的会决定预期目的达成的策略和方法，译文的确立应注重传递原文本的交际目的与文化内涵，考虑观众的接受。靳吉丽通过比较赛译和沙译《水浒传》，分析了译者翻译目的与影响其翻译实践的因素，并结合标题、文本类型、文化专属性等方面的英译实例来探讨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以论证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综合评价方面，钟再强梳理了赛译本研究史上的几次重要评价，几位重要的评价学者为鲁迅、钱歌川、马、姚君伟和崔永禄。其中，鲁迅并没有读过赛译《水浒传》的原文，所以他对译本的评价有失客观;钱歌川评价赛译本“岂有此理”，虽然有失偏颇，但却是当时的时代背景、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互动的必然;马和姚君伟在200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改变了学界对于赛珍珠译本的“众口一致，彻底否定”的局面，研究该译本的视角也呈现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与态度也越来越客观;崔永禄质疑了赛译本的题目以及某些翻译方法，且认为赛译本的语言欠规范，会造成译文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此文的发表又把学界对于赛译本的评价拉向了“毁誉参半”的局面。
二、局限性
通过回顾赛珍珠译《水浒传》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评价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立场：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和中立态度。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视域也趋向多样化，但是这些研究较为零散，成果的系统性不强。此外，有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一定可商榷之处。一般的研究都是戴着理论的帽子，结合为数不多的译本中的实例来论证该理论的适应性，或者先为译本定一个基调，再从译本中寻找符合这一基调的实例来证明译者所定基调的准确性，缺乏深入译本、全盘考察的研究成果，有的实例可能被无数次地援引，甚至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
以从目的论视角研究赛译《水浒传》为例，一方面这类研究较少，另一方面仅有的研究大都围绕译者目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译者策略、译者主体性等关键词，在研究方法上多为个案分析或者对比研究，论据上一般结合译本中词汇、短语、句子甚至篇章中所涵盖的意象、习语、称谓语等，旨在揭示译者的目的、译者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与策略、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功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等。对译者目的的探究上缺乏多角度的思考，论据上多援引前人用过的，甚至用错的，论证过程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在研究目的上应多思考如何辩证地看待译本以及挖掘译本的实践意义，为赛译水浒的翻译批评做出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邱晓娟.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D].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