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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1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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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美尔语校园文学《学校之日》中的教工
汶川县绵虒镇羌族语言生活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
雷慕沙与《道德经》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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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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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扭曲的病理标本:《连城诀》中的人性分析
基于谓语语义范畴的日语ニ格语义分类之考察
中日两国“性向词汇”的比较研究
试论汉语和日语中“素”/「素的意义用法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共现的汉语限定词短语研究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读音的辅音对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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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26篇)《神思》汉译法及其思考
妙手译文心——评陈蜀玉《〈文心雕龙〉法译及其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的尝试:《文心雕龙》法译述评——以陈蜀玉译本为例
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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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3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4
【关键词】狄金森；诗歌；汉译本
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的诗歌，从80年代中期起，国内先后出版了几个中文译本。有学者曾对狄金森在大陆的五个汉译版本进行了比较。张芸的译本则没被讨论过。本文选取江枫和张芸对狄金森诗歌“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的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两人翻译各自的特点和优劣。
从这首诗标题翻译来看，江枫先生将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译为“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而张芸翻译为“如果你要秋天才能来”，两个译句有细微的差别，笔者认为张芸的翻译更妙，“才”字表现出女诗人期待爱人来到的急迫心情。第二句I'd
brush the summer by/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As house
wives do a fly.江枫译为“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一半轻蔑，一半含笑，像管家妇把苍蝇赶跑”；张芸则译成“我就将夏天掸拂掉，就象主妇们赶走苍蝇，半是嗔怒，半是微笑”。可以看出，江枫译文更注重整体押韵和简洁。张芸译本也遵从了原文和押韵。且在用词方面比江枫更注重女性情感。将spurn分别被译为“轻蔑”和“嗔怒”，意义和感情不同。“嗔怒”含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情，而“轻蔑”则无爱的成分，好像不在意一个夏季的等待，细微的感情没有传达出来。“轻蔑”和“含笑”组合，笑也是轻蔑的嘲笑；而“嗔怒”和“微笑”组合，表现出了又怨又爱的感情，爱的成分更多。
诗歌第二节If I could see you in a year，/I'd wind the months in balls，/And put them each in separate drawers，/Until their time befalls.江枫译为“如果一年后能够见你，我将把月份缠绕成团—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免得，混淆了日期—”张芸翻译为“如果会见你需要等一年，我就将月份揉成团，搁进各自的抽屉，直至将它们的时限用完。”从最后一句尤能看出江枫翻译更注重创造性，是一种归化译法。用逗号将短句子隔开，使得翻译更灵活并符合原文的押韵。但他的翻译融合了自己的理解。而张芸的翻译，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非常清楚明白，但音韵方面没有符合原文的韵律。
诗歌第三节If only centuries delayed，/I'd count them on my hand，/Subtracting till my fingers dropped/Into Van Diemen's land.江枫译为：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我会用我的手算计/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全部倒伏在亡人国里。张芸译为：如果还要拖延几世纪，/我就在手中算年份，/不断地减，减，直至手指/垂落在边域万地门。相比可以看出江枫的翻译更符合原文的押韵，更简约，不过用词更为生涩。张芸的翻译“如果还要拖延几世纪”比“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更符合诗人的本意。女诗人想表达等待的时间之长，而不是毫不在乎几个世纪的时间。哪怕是几个世纪那么长，她也要执意等待爱人的来到。
诗歌第四节If certain，when this life was out，/That yours and mine should be，/I'd toss it yonder like a rind，/And taste eternity.江枫译为：如果确知，聚会在生命—/你的和我的生命，结束时—/我愿意把生命抛弃—/如同抛弃一片果皮—；张芸译为：如果确知，只有当生命完结，/你我才能相逢，/我就甩掉它如甩果皮，/去尝试来生。在表述顺序方面，江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也没把taste eternity译出来。不过译文中的破折号频繁使用，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张芸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意思更完整。“只有当生命完结，你我才能相逢，我愿甩掉它如甩果皮，来尝试来生。”表示为了能与心上人相约相聚，哪怕放弃生命。
最后一节But now，all ignorant of the length/Of time's uncer
tain wing，/It goads me，like the goblin bee，/That will not state its sting.江枫译为：但是现在难以确知/相隔还有多长时日—/这状况刺痛我有如妖蜂—/秘而不宣，那是毒刺。张芸译为：但此刻，时间变幻的翅膀/到底有多长—/无知刺痛着我，如妖怪的蜜蜂/不让人觉察蛰伤的地方。相比之下，江枫的译文更主观简约，优美，富含诗意，简单明了。而张芸的译文除了押韵较难遵从原作，其诗歌翻译意义更接近原作，并更通俗易懂。
综上所述，通过对狄金森这首诗歌两个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江译本具有简约、抒情、优美的特点；而张芸译本通俗、流畅，更好地把握了诗人的原意和感情。
参 考 文 献
[1]张云译.狄金森诗钞[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2]江枫译.狄金森抒情诗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5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我的安东尼亚》；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86-03
一、简介
威拉・西伯特・凯瑟（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最突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因在小说中描写大平原上的边疆生活而闻名，例如，《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以及）、《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尼亚》，被普遍认为是凯瑟最著名的小说，它是对农村生活乐趣的一个长期赞歌，它描绘出凯瑟的笔下从未有过的，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最细致的乡村生活。
本书是以吉姆・伯丹，纽约市一个成功的法律顾问的口吻，描述了他对他和他的好朋友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在内布拉斯加的童年的回忆。凯瑟创建了一个妇女先驱，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她为了找寻自己的身份，为了和大地建立和谐关系，在此过程中她不得不超越自己的各种局限。正如凯瑟所设计的，吉姆・伯丹小时候，从弗吉尼亚移居到内布拉斯加的黑鹰小镇和祖父母居住，就是对凯瑟小时候移居红云镇的虚构版本；而且，安东尼亚的原型也是来自于凯瑟童年的一个真实人物，一个叫安妮・帕夫卡的女孩，她和安东尼亚一样是移民，并且在她父亲自杀的小镇打工。凯瑟欣赏安妮内心的光芒，她的独立，所以想在塑造的安东尼亚身上捕捉到这些品质。所以，《我的安东尼亚》是凯瑟把回忆最充分的转化为艺术的一部小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各种角度来研究这本小说。在本论文中，作者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那时环境保护已经进入正轨，女性主义者为了积极投身到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变革中，于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掀起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文化热潮。“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写的《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强调女性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革命，并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她同时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阿列尔・赛伦指出：“由于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导致目前全球环境危机这一结果，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女权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自然保护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一方面，女性了解大自然，另一方面，女性能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男人无法理解女人与自然之间现有的深层联系，也不能明白“大地母亲”这一词汇的含义。女性应该利用她们的远见卓识揭示人类如何才能够和自然和谐相处。最近，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注女性所受的压迫以及自然的退化，广泛意义上来说，他们还关注考虑性别歧视、对自然的控制、种族歧视、物种至上主义 、与其他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关联性。
二、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地位
在父权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妇女被认为低一级的存在，以及复制的工具，她们很自然的地位低于男人，应该受到男人的支配。而父权文化的社会，一般认为自然应该满足人类的需要，应该由人类征服，所以人类往往为自己的私欲破坏自然。大自然被剥削，女性被奴役。在父权社会的女人是被认为是不如男人的，自然是被视为不如文化的。但有史以来，自然一直被描述成具有女性气质的，而女性也往往被认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例如，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源。人类都将自然特别是大地比作母亲，大自然神奇的创造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女性则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孕育者，“自然的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由于女性对生命的创造直接参与，所以她们对于自然中的一切更富有温情，更接近自然的节奏。
这是很容易发现的，自然和女性在社会中都不处于高阶层，都是在男人的统治下的。在主流文学中，除了女人与自然之间象征性的联系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对女性的仇恨和对自然的联系也是相互联系的。在整个西方父权制历史，自然被视为一种异化的力量，自然一直是与女性相互联系，都被描述成“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文化已经建立了二元对立和层次结构，女性和非人类的自然已经被归到“附属的他者”一类。她们认为，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产生了二元论的思想，以及主体，客体本质对立的等级思想。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二元论思想是二元对立的，主导和从属并存的父权文化世界中固有的。这种假定的支配与从属的等级模式使自然/文化，女人/男人，理性/情感 和精神/身体之间的差距无限增大。
三、自然与女性和谐共生
自然和女性在《我的安东尼亚》中是两个平行的结构。内布拉斯加州的大草原有母性的大地，女性则是大自然最亲密的伙伴。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在《我的安东尼亚》中，凯瑟西向读者展示了她对自然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关怀，并创造出安东尼亚这样一个真正热爱大自然，并和各种生物和谐共生的主人公。
（一）自然与女性在象征层面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及哲学家，C.斯普瑞特耐克指出，“地球和子宫遵循同样的宇宙节奏”。生态女主义者认为，自然和女性具有一些内在的亲和力，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生理功能――创造和生产。女性孕育生命，自然创造万物，所以她们扮演着相同的性别角色，她们相似的命运给她们带来了密切的联系。在文学中，自然和女性总是有很多象征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当女性自然化时，自然也被女性化。地球总是时不时的被视为人类的母亲，安静的小溪被认为是温和的小女孩，绿树被看做是青春期的女性。女性是“水”和“生命”的代名词；她们相互象征，相互代表，相辅相成。女性是自然的养育着，自然是女性的天堂，她们相互安慰，相互依靠。男人不仅认为女人是美丽的自然风光，他们有时也认为女人和荒野一样丑陋，例如肆虐的风暴，汹涌的波涛。无论什么样的象征，男人想要制作一套规则让女人来遵守。事实上，他们想要定义女性和自然的职责（例如：生育）来明确体现男性的统治地位。在英美得文学作品中，许多动物的名称被用来贬低女性，例如，牛（cow）用来比作胖女人，小鸡（chicks）用来比作年轻的身材好的女人，还有蛇（snake）用来表示她是一个怪物。另一方面，作者经常用一些有性别歧视特点的女性词汇来描述自然，例如：“自然被”，或者“秘密暴露，‘处女地’被糟蹋”。 这些词不仅反映了对自然与女性的贬低，支持了男权的统治，而且同时也反映了女性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命运。
安东尼亚，很明显，是凯瑟所塑造的一个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结合的健康的多产的象征，以及爱的能量与大地之间的联系。凯瑟在“简介”中描述，“她好像在告诉我们她的家乡，她的状况，还有我们整个同年的冒险活动”，安东尼亚的“卷曲的”，“看似野蛮的”头发，皮肤的颜色很清晰也很形象的建立起安东尼亚和大地之间强烈的联系。“棕色”很明显的体现了与土地本身的联系，让人们不禁想到土壤的丰富色调，从而加强了安东尼亚和大地之间的联系。安东尼亚好像和大地有着很亲密的联系。“她的头发也能够对应自然的特点，尤其是它的自发性，自由生长――看似难控制的，其实是一种自然属性――吉姆经常描述她的头发时经常能联系到大地”。她深邃，多虑的眼睛就像照耀棕色湖泊的闪耀的太阳，映射出自然的美丽。她双眸中的温暖和光芒流露出一种希望和一种安慰的感觉。她光滑的皮肤加上她不受束缚的头发显示出她是不同于她柔和性格的妹妹的爱冒险的女孩。在小说中她作为主人公和大地，自然有联系的主题不断的发生。同时，小说中的大地也具有女性气质，例如，安静，宁静，柔软，温柔，平静等等都是描写大地的词语。除了这种具有女性气质的描写，大地还被描写成“大地母亲”，一次来表达大地的生产能力，母亲般让人舒缓的能力以及让人重拾活力和力量的能力。
（二）自然与女性在体验层面的联系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凯瑟就描述了这个原始的自然和幼稚的波西米亚女孩；然后叙述了安东尼亚一人类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以及安东尼亚的不幸遭遇；小说结尾给了她们一个统一的结局，自然与女性和谐共生。
安东尼亚的经历也反映出她对大地深厚的爱。当她第一次来到大草原时，她并不觉得很糟糕。她喜欢在大草原上玩耍，享受着自由。她父亲死后，她不得不辍学下地干活。但这并没有使她烦恼。她为她自己能像男人一样干活而觉得骄傲。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她从未放弃，那时她爱着的土壤，她从中获得很多的力量。
当安东尼亚在城市打工时，她与大地失去了联系，虽然她不需要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比以前生活的好了，但她感觉不到快乐。只有当吉姆和她去野餐时，她才能回归大自然，才能重获活力。事实上，城市对安东尼亚来说意味着灾难，她不和大地接触，她就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虽然大地和自然都是被生活的经验驯服的，但两者都没有失去自由的强烈意识。不管是大地还是安东尼亚，野性，自然的感觉将永远不会被驯服。在小说的结尾，有一个地方从没被种植过，而且将永远不会被触碰，内布拉斯加的红草生长在那儿，野生而自由的生长，雪默尔达先生的陵墓就在这个地方。吉姆相容的很好：
相互交谈...高大的红草从来没有被割过。她们冬天就这样逝去了又回来...本能的，我们走到岔路口的那一片未被开垦过的土地，又将她作为春天最适合适合玩耍的地方，因为那时她就像热带花园草灌木一样浓郁。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亲密的而且涉及很多方面，本文只举出了象征性和经验性两个方面。如果去深究，你就会发现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远不止这些。但是所有的联系都会表明，女性是自然化的，自然是女性化的，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四、结论
虽说小说仍然是遵循传统的情节叙事模式，但是这本小说具有很丰富的景色描写和很细致的人物描写。内布拉斯加州的草原使拓荒者在生活中和整个生态系统亲密接触。凯瑟视大地为一个活物，她有自己的情绪，而且她不属于任何人。只有那些能像安东尼亚一样理解她，真正爱她而且可以很友好的与之相处作的才能和大地建立和谐的友好关系。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层面上自然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主要强调自然和女性的和谐联系，这一点我们能在现今流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中找到回声。然而，本文更深的是去探讨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二者不仅仅相互联系，更加是相互依存的。女性悉心照料大自然，大自然是女人的天堂，她们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参考文献：
[1]Cather, Willa. My Antonia. 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2]Woodress, James.Willa Cather: A Literary Life. 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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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斯普瑞特耐克.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J]. 国外社会科学，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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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炯强.薇拉?凯瑟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
[10]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郭国良.薇拉・凯瑟女性人物性格刻画艺术管窥[J].外国文学研究,1999（4）.
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6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存在主义；诗歌
Abstract: Existentialism is a modern philosophical doctrine in the west. It had a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writers. Emily Dickinson，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esses in American， was also influenced by it. The paper， by giving an analysis of her poems， uncovers how her existential ideas are reflected in her poems.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existentialism， poem
抒情诗人艾米莉·狄金森（1830-1836）是19世纪美国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她生于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的一个律师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清教徒思想熏陶。她才华出众，特立独行，终生未嫁。她自25岁起便摒弃社交深居简出，潜心创作一千七百多首诗歌，所表现的题材主要为孤独、自然、爱情、死亡、宗教等观点。她生前默默无闻，仅发表过几首诗歌，而死后却声誉鹊起，在美国诗坛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影响了20世纪的庞德、艾米·罗威尔、威廉斯、桑德堡、斯蒂文斯、弗罗斯特、肯明斯、哈特·克莱恩、艾略特等一大批诗人，她的诗标志着美国诗歌新纪元的里程碑。（江枫，1997）评论家威廉斯曾说:“迄今为止，在诗歌这个人迹罕至的精神领域里，狄金森和惠特曼代表了19世纪美国心灵拓荒最高的才智”（Williams， 1972）。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从多个视角对狄金森的诗进行了研究，“但对狄金森诗歌研究范围较狭窄，主要集中地研究了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比喻、双关、省略、精炼、破折号、书写、语法、韵律、诗歌形式以及特殊的修辞风格，而对她诗歌的其它艺术特色如悖论性、哲理性、复义性、象征性或研究不够深入或几乎尚未涉及到。”（刘保安，2004）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存在主义——分析狄氏的诗，使我们能从更广的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探索、解释和欣赏狄金森的诗。
1. 狄金森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
狄金森的许多诗歌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她是自白型的诗人。当我们细读她的诗，不难发现她在表现自身情感的同时，其实是在表达更深层的内涵。狄金森在给希金森的信中写道：“诗中的我，并非指真正的我，这只不过是我假想的某个人”。(Martin， 2004: 91)这句话对研究狄金森十分重要，使我们不再把她简单地当作一位多愁善感的孤独诗人，而应该把她看作有着深刻见解和广阔社会视角的女诗人。她的诗不局限于个人的感受，而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哲学流派的影响。
狄金森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变改时期。在政治领域内，狄金森所处的时代经历了美国内战及战后的发展与转型，也是美利坚民族自豪感形成的时代，美国文学界期盼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和自己的个性。1853年，狄金森在给兄长奥斯丁的信中指出要创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王国，一个自己的缪斯！她所说的“自己的缪斯”(Martin， 2004: 93)，就是反传统的有独特个性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在传统题材下非传统现代派的表达方式，在她的诗中具体表现为——个性自由的存在主义世界观。
在思想方面，一种原存在主义思潮当时通过加尔文教徒和基督长老教友会也传入美国，这股思潮宣扬自我发现和自我个性的张扬。狄金森生活的阿姆斯特镇，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20年内有8次狂热的宗教兴起运动。加尔文教仍然统治着这个小镇，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小镇上，礼拜天人们去教堂祈祷两次。狄金森于1847年到1848年就读于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该学院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宗教观，浓厚的宗教气氛弥漫着整个学院，体现在学生学习和生活之中。当时的长老教会会长沃兹沃斯，狄金森的精神导师在布道时宣称：“人在现世的任务就是把隐藏的个性展现出来。”(Martin， 2004: 95)在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马利昂也宣扬自我救赎，他重点强调了自然科学对女性的重要性。他宣称：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其首要条件是学习自然科学；通往天国之路必须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进行深入的学习。(Martin， 2004: 96)梭罗，（狄金森在信中提及）提倡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学习来实现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必须正视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当然对狄金森影响最大的是莎士比亚，从麦克白的苦闷到哈姆雷特对人类虚无命运的长叹无处不流露出存在主义的思想。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之下，狄金森逐渐受到存在主义的哲学的影响。
2. 狄金森的诗歌与存在主义
首先，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首先存在，与自身相遇，在这个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规定他自己——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萨特，1987）人是自由的，就是因为人是自我存在、意识的存在。归根到底，由于人的存在与自由不可分，人的自由就是绝对的。这就规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意义和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来体现，而不是由上帝掌握和安排，从而强调了人的自由创造性。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这一论点无论是在她对信仰的选择还是在她的诗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因此显得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
在信仰的选择上，狄金森曾在圣约克女子学院学习，她在那儿是惟一不信教的，是学校列入另册的学生。她常常感到孤独和痛苦，像一个失去双亲的孤儿。同时，她也感到宗教的巨大压力，但是，她始终没有皈依宗教，狄金森终生都未走进教堂成为基督徒。她质疑宗教观点和神学的价值观念，在有着强烈宗教氛围的新英格兰，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圣经的故事、天堂和上帝频频出现在她的诗中，展现了她对宗教的复杂的心态和她痛苦的心境。她拒绝上教堂，怀疑宗教教义，她的诗中这样写道:
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
我过安息
留在家里
让食米鸟充当唱诗班领唱
礼拜堂是果园的园地
另一首诗《去天堂》，更加直白大胆地表露出她对基督教义来生的质疑:
去天堂！
我不知何时——
请千万别问我怎样！
我实在太惊讶
不知如何回答你！
去天堂！
多么淡悲凉！
……
也许你也正在去！
谁知道呢？
假若你要先到那里
就请为我保留一小块空间
靠近我失去的两位亲人——
那最小的“睡袍”对我会合适
和仅仅一点点“花冠”——
你知道当我们回家
我们不在意穿着
我很高兴我不信天堂
因它会停止我的呼吸——
而我愿意多看上一眼
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尘世！
他们我再没有找到过
自从那伟大的秋天的午后
我在地底下离开他们。
这三节诗，通过独白的方式，反映了诗人对于基督所许诺的来生的质疑。第一小节：诗人激动地欢呼：去天堂！我实在太惊讶！不知该不该高兴？仿佛诗人平生第一次斗胆质疑天堂的存在。很快，从诗中知道，诗人是在参加朋友的葬礼，人们都安慰她说她死去的朋友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第二小节：诗人的语气由吃惊转为讥讽：如果天堂真是这样一个好地方，你一定已做好准备自己亲身前往了吧！如果这样，在天堂里给我留一小块地方，这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十分矮小，只需一件小号的睡袍。诗人用讽刺的语气把天堂等同于自家的房间，在天堂，诗人穿着家常的睡袍……在诗人的眼中，天堂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有着实际的空间，不同的灵魂穿着白袍在各自的房间居住；第三小节：诗人的语调由讽刺转向喜悦，不仅表现出对天堂的不信，而且把它等同于自身的毁灭：如果这样荒诞的事真的存在，就意味“在伟大的秋天永远离去”。这首诗中，狄金森通过细腻的描绘，深入地思考、探讨生命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从天国中去寻求人的价值的一切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人对自己行为的自由选择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1848年5月，还在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就读的狄金森在写给女友埃比厄·鲁特的信中描述了对宗教信仰的内心挣扎，她意识到自己“应该”皈依基督，但“良知”却强烈地抗拒；她因此无法逼迫自己迎合教义的种种感化和宣扬，去接受自己原本不相信的学说，理由很明确:“因为我无法放弃这个世界”。(Martin， 2004: 99)对“世界”的盲从等同于对“世界”的遗弃，诗人独有的真诚品质表露无遗。这种坚持探寻事实，不为环境所左右，不任人摆布，追求自由正是存在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其次，存在主义认为：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这是作为人自我存在所决定的，人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孤寂﹑苦闷﹑绝望。从狄金森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及宗教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狄金森所承受的重压以及其痛苦的内心世界。
受伤的鹿，跳得最高
受伤的鹿，跳得最高
我听猎人说过
那不过是死的极乐
然后，制动器沉默！
……
被敲击的岩石迸出火花！
被践踏的钢板弹跳！
总是显得更红的脸颊
正由于肺在叮咬！
……
欢乐是痛苦的甲
用它严密包裹好，
免得有谁见到了血，
惊叫：“你受伤了！”
寥寥数行诗句就深深打动读者的心，诗人在这首诗中发出痛苦的诘问，言辞激烈，意象大胆，充满张力，仿佛使读者看到诗人血淋淋的伤痕。诗的一开始，诗人用类比的手法，把自己的痛苦和受伤的濒临死亡的鹿、被敲击的岩石、被践踏的钢板、肺痨进行类比，使读者对抽象的痛苦有了具体的认识，对诗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在这痛苦震动得不能自已的时刻，诗人用超然的声音说出：“欢乐是痛苦的铠甲”，在这激情和冷静间我们豁然获得了启迪：纵观狄金森的一生，过着隐居寂寞的生活，没有爱情，没有人们对她才华的欣赏，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只能用强颜的欢笑来掩饰自己的痛苦，这首诗不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吗？
“痛苦”一词在狄金森作品中频频出现，比如《剧痛之后，照例产生一种感觉》和《有一种痛——如此的完全》等。在这些诗中，狄金森以惯用的拟人手法，将抽象的“痛苦”所带来的灵魂撞击生动化、形象化，用大胆的意象串联出一幅幅痛苦的画面。（张雪梅，2006）
有一种痛——
如此的完全——
在四周——或者穿越——
或者上面
它将所有的物质吞咽——
仿佛昏迷中的人——
混隐入沉睡——
……
又如:
为每一个狂喜的瞬间——
我们必须偿以痛苦至极——
刺痛和震颤——
正比于狂喜——
为每一个可爱的时刻——
必偿以多年的微薄薪饷——
辛酸争夺来的半分八厘——
和浸满泪水的钱箱——
诗人在这些诗中着力渲染的是诗人无法摆脱内心的苦闷和绝望，日复一日的挣扎和彷徨令她倍感孤独和压抑。处于浓郁的清教主义环境中，不再踏进教堂的狄金森显得格外的孤立无援，人群疏离感使她感到愈加强烈的锥心刻骨的伤痛。这些诗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突出特征：人最真实的存在是存在于孤寂、苦闷、绝望等阴暗低沉的情绪下。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先驱克尔恺郭尔说:“剧烈苦闷把我们的灵魂暴露给我们自己，使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依，没有救助，没有躲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扔进这个世界。世界是虚无的。痛苦和磨难是通往宿命的必经之路。”(转引自Martin， 2004: 97)
最后，存在主义认为死亡是无法逃避的，人的存在总是笼罩在死亡之下。死亡是狄金森最多触及的话题，悲痛也促使她对“死亡”与“永生”作更深入的探索。对于孤独一生的狄金森来说，死亡无疑是最令她心灵震撼的，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她，为了探究死亡对她理智和情感的影响，她不断对其进行探索，写下了大量关于死亡的诗歌，她有600多首诗从生理、心理、情感等不同层面描述诗人对死亡的感受和想象，数量超过其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李丽波，2005）在这些诗歌里，她不止一次地从特殊的视角，以起死回生者的身份来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死亡全过程，并对周围人们对其死亡的反映作了大胆的想象和精湛的描述。比如她的名诗《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的嗡嗡声》中，详细地描写了一个死亡场景。
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的嗡嗡声
屋内默然沉静
像在两场暴风雨之间
天空中的一片宁静
周围人们的眼泪早已哭干
他们都屏息静气
等待死亡的最后一次侵袭
当上帝亲自目睹在室内
我立遗嘱，赠送
我的身外之物
只要可以赠送的——然后是
一只苍蝇闯入室内
蓝色的，不确定的，跌跌撞撞的嗡嗡声
盘旋在我和光亮之间
逐渐窗子不见了，逐渐
我失去视力去看
在诗中，诗人想象了自己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在临终者准备好一切，等待天堂之光显现，灵魂升天，“我”等来的不是上帝，没有听到天使美妙的歌声，等来的却是只身携细菌、令人恶心的苍蝇。苍蝇的到来与临终者的期盼形成强烈反差，颇具讽刺意味。这是诗人对是否有永生的诘问。诗人在诗中多处使用双关、通感这些修辞手法将颜色和声音两个意象结合为一个意象，巧妙地描写了人在弥留之际那种迷惑和混乱的精神状态，反衬出诗中说话人内心对其死后世界的彷徨与犹豫。诗人将人的灵魂的飞升与令人作呕的苍蝇联系在一起，反差如此之大，让人瞠目，从而衬托出对永生的强烈讽刺意味。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来讲，死亡不仅仅是一个诗歌话题， 在她的现实生活中，亲人朋友的先后离世让她逐渐对于死亡和永恒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在新英格兰，人们认为人类都是带着原罪的罪人，无以自救!只有等到死后听凭上帝的裁决，有些人将得到拯救而上天堂；另一些人则将被判下地狱。死亡成了是上天还是入地的关键时刻！狄金森曾说：“死亡和我们如影相随，死亡的神秘感不会随着我们的成熟而减少。”(Martin， 2004: 100)在她的许多死亡诗中，狄金森把死亡这一不为人知的神秘过程用具体的声音、动作、重量等意象清晰细腻地表现出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她对死亡的思考和表现是一组更富有层次和立体感的画卷；在直面死亡时诗人在作品中传达出的勇气、冷静、睿智，甚至嘲弄、讥讽的口吻，从人类体验的角度来描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存在主义认为：人只存在于现实中，死亡是无法回避的。狄金森的死亡诗中充满哲理的探索和构思独特的描绘，给人一种震撼。正如存在主义先驱克尔恺郭尔写道：“死亡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给人以力量，比起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人清醒。”(转引自Martin， 2004: 102)
纵观狄金森的一生，存在主义思想对狄金森的影响渗透到了她生活和诗歌创作的许多层面，诗人以无拘无束的张扬个性和不媚俗的品格，诠释了存在主义追求自由的世界观；在她的诗歌中，诗人巧妙地以诗歌为载体，表达出存在主义思想。这无疑给读者以启迪，使我们用一个崭新的认知视角重新审视狄金森的诗，对狄金森有了多层次、多侧面的了解。
参考文献
Martin， W. 艾米莉·狄金森[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91-102.
Williams， S. Experiments in Poetry[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江枫. 狄金森名诗精选.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李丽波. 论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诗中的死亡主题[J]. 宁夏社会科学，2005（5）.
刘保安. 近五年来国内的狄金森研究综述[J]. 外国文学研究，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