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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1
内容提要: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社会危害性加重和人身危险性增加的总趋势，这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社会观念、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现的新特点，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给予积极应对。
一、前言
在一般社会观念中，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其有特殊的心理和生理原因而往往被视为犯罪现象中的“小儿科”，对其给予从宽处罚似乎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1]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特点，总体上呈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著增加的趋势，这与一般社会观念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化认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本文以系统性实证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事实出发点，反思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片面强调轻缓化的倾向，并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如何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分析。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
（一）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
传统上，未成年犯罪人似乎基本上属于初犯、偶犯之列，实践中少年累犯、惯犯极少。但本次调查所显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未成年犯中实施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只占43．1％，实施过不止一次的占41．5％，实施过很多次犯罪的占15．4％，总计有二次以上犯罪经历的未成年犯达到56．9％。wWw.133229.cOm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一项较具可比性的同类调查[2]相比，当前未成年犯罪人中多次犯罪的比例明显增多。特别是，有高达9．8％的未成年犯回答是在7—13岁年龄段第一次实施犯罪。这些在“前刑事责任年冷阶段”就出现劣迹的未成年累犯、惯犯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未成年犯罪人中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这一趋势的严重影响在于：多次实施犯罪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犯罪经历本身在不断强化未成年犯犯罪心理的同时，使其可以掌握更多的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称的犯罪经验，从而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增强。
（二）犯罪认知度提高、作案的预谋性增强
通常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常常由冲动所致。在冲动性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少年对行为是否会触犯法律，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缺乏预见和考虑，侵犯行为多是在意识水平低或未被意识的状态下实施的。[3]但本次调查所揭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第一，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对其行为性质和结果的认知程度是较高的。其中，41．9％的未成年犯在作案前均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实施的是犯罪行为，37．7％的人虽然缺乏明确的刑事违法性认识，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或不利结果。从严格的犯罪构成角度看，有高达79．6％的未成年犯罪人属于典型的故意犯罪。真正对行为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结果缺乏正确认识的未成年犯只占16．6％。这说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属于“明知故犯”，而真正因一时冲动在意识水平很低或无意识状态下实施犯罪的比例很少。尤其是调查显示还有13．6％的未成年犯，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犯罪行为，但对危害结果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甚至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犯罪可以逃脱制裁，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之大已经十分明显。
其二，与犯罪的认知度提高现象相对应，未成年人犯罪的预谋性也在增强。作为倾向性认识，人们一般更乐于认为未成年期是人生从幼稚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生理发育快、心理状态不稳定、辨别是非能力差、自我控制能力弱以及容易冲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由此，一旦遇到某种偶然事件的诱导和激发等情况，往往缺乏思考，不顾后果，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4]这样，未成年人犯罪似乎谈不上有预谋性问题。但犯罪事实却与这种概念化的认识形成了较大反差。调查显示，虽然未成年犯中临时起意实施犯罪的确实占多数，达到60．8％，但也有接近40％的未成年犯在作案之前是有所准备的，更有10．6％的未成年人在犯罪前有详细的作案计划。未成年人犯罪预谋性增强的趋势，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得逞的几率提高，给社会造成的事实危害增大，而且也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逃避和对抗侦查打击的现实可能性得以提升，因而可能逐渐成为累犯、惯犯或更严重犯罪的后备军。
（三）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实施犯罪过程中遭遇到被害人的反抗时，总计有77．6％的未成年犯倾向于选择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攻击。其中，23．4％选择如能制服被害人就以暴力制服，否则就放弃犯罪；48．1％选择直接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直至被害人停止反抗；更有6．1％选择干掉被害人，杀人灭口，而只有22．4％在此种情形下选择放弃犯罪，逃离现场。有高达54．2％的未成年犯罪人倾向于通过施暴将犯罪进行到底，这不仅仅说明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色彩浓厚，而且更表明了其犯罪方式还具有较明显的暴虐性。
第二，暴力犯罪已成为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传统上，以盗窃为主的财产犯罪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并且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似乎是未成年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但本次调查颠覆了人们对未成年人基本犯罪类型的认识。调查显示，居前六位的犯罪类型依次是：抢劫犯罪，占58．8％；故意伤害犯罪，占13％；盗窃犯罪占8．8％；犯罪占8．2％；抢夺与故意杀人犯罪各占3．5％和3．4％。其中，抢劫、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四类暴力犯罪，合计占到未成年人全部犯罪的83．4％，暴力犯罪无疑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结构从过去主要集中于财产犯罪转为以暴力犯罪为主的这种整体性变化，又主要是由于抢劫犯罪比例的持续大幅上升和盗窃犯罪比例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未成年人抢劫犯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显著增长，也是近二十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中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本次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趋势，表明以抢劫为首的暴力犯罪已经稳居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置。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以暴力犯罪为主和运用暴力手段应对被害人反抗的行为倾向性，其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其一，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因更多地指向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在犯罪性质和客观危害上已趋于严重化；其二，表明现阶段未成年犯罪人在道德情感上的冷漠与对社会最基本行为规范的漠视。其三，基于同样的道理，调查统计也表明了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主动克服障碍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而后两者，正是衡量犯罪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核心因素。
（四）结伙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升
未成年人犯罪中结伙犯罪突出，既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性需要，也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渴望在成年人社会之外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一普遍社会心理需求的自然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形成的模式化认识是：未成年人结伙犯罪都是临时纠合的松散群体，谈不上行为的组织性因而危害有限。但本次调查发现，虽然遇事一哄而上、事后各奔东西的临时纠合型犯罪依然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主要形式，但当前未成年人结伙犯罪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已经显现。这正是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增大的集中表现。
一方面，在未成年结伙犯罪者中，有42．7％的人（包括多选者）报告在犯罪团伙中有明确的支配者。而有明确的支配者存在，就意味着团伙中客观存在组织与被组织和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同时，从本次调查所获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人数看，87．9％的团伙在三人以上。其中，又以4至6人的中型团伙为最多，所占比例为46．2％，更有5％的团伙属于10至15人的大型犯罪团伙，而20人以上至30人的超大型团伙，也有1．2％的比例。团伙规模趋于扩大本身也说明了团伙成员之间的非平衡关系和支配性人物对团伙凝聚力的客观影响的存在。
另一方面，更具有直接说服力的是，从处于支配地位人员的身份看，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成员中的核心成员已经能够以其反社会性的号召力，对其他团伙成员发挥着类似于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的作用。调查发现，在少年团伙中支配频率最高的是两类人：一是“胆子大、下手狠”的人；二是“经验多、主意多、进过公安局”的人，而年龄要素已经不再是在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中获得支配权的关键因素。核心成员的身份决定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在功能上已经能够通过对团伙成员进行必要的分工与协作来提升其犯罪能量，在性质上也已不再是临时纠合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少年犯罪组织。对此，先前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揭示。如2005年针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已出现一些由未成年人组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组织严密，内有帮规，成为未来黑社会骨干的预备班。[5]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也应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综上所述，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出的社会危害性趋重与人身危险性增大的趋势，对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奉行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主张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慎用刑罚，即使必须适用刑罚，也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2004年以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成为刑事法治领域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6]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和应用中，突出宽缓刑事政策在制度构建和司法处遇中的作用，成为当前刑事法领域的主流声音。由于我国一直对未成年人犯罪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思想，加之近来宽缓刑事政策的强势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几乎是一边倒地主张运用宽缓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从宽处理。如有观点强调，应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尽可能借助犯罪中具体的酌定量刑情节，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重刑化；[7]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具体刑事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一政策体现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的一面。[8]言下之意，似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只讲宽缓的一面就可以了，而不必像对待成年人犯罪那样注重宽与严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适用于所有犯罪类型的基本刑事政策。虽然这一刑事政策在应用于不同犯罪类型和犯罪人时，在宽严两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注意保持宽与严之间的协调和相互补益，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综合效益，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和核心所在。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侧重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宽缓方面，或者说应当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这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所特有的生理和心理规律，也是刑法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应当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在客观社会危害还是人身危险性程度上，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儿科”犯罪。客观的犯罪态势要求我们以比对待成年人犯罪更加严肃和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性，并着力采取科学合理的预防和矫治措施，切实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及时消除未成年犯的反社会倾向。就当前而言，强调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坚持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尽可能多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正常环境下改正和健康成长的机会。[9]但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犯罪人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的认识偏差，纠正凡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就忌讳或不敢合理地从严的错误做法。对那些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对那些常习性的未成年惯犯、累犯，尤其是少年帮伙中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分子，理应在法治原则范围内予以必要的严惩。这既是刑罚防卫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强制挽救与保护性矫正功能、防止其在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不归之路的客观需要。
其次，对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1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贯彻宽与严两方面的“相济”，主要体现的是“宽”中也应有合理的“严”，也就是在整体上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时，要注意特别情况下严厉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同时，对一般观念上应当从轻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当有事实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确较小、犯罪情节的确比较轻微时，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的一面现实地适用到他们身上，而不应进行模式化的从宽处理。如果事实证明犯罪者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在处理案件时就应当在法定限度内体现出应有的“严”的政策要求。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应注意切实体现“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的策略思想。“宽”与“严”作为反犯罪活动的两种用力方向相反的策略和措施，从其发挥犯罪控制功能的客观需要角度看，虽然包含着刑事手段的运用要遵循“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法治原则要求，但其着力强调的则是“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策略思想。因为，如果只是四平八稳地强调“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只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只能满足在常态环境下应对常态犯罪情形的需要，而真正需要讲究犯罪控制艺术和提升犯罪控制效果的，则是处理属于“宽”与“严”两极化的非常态犯罪情形。因此，如果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严”主要解读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则这一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借助于刑罚方法反犯罪活动的策略意境，其指导运用刑罚方法抗制犯罪的策略价值和有效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政治决策者所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通过有效调节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来帮助促进社会和谐因素的政治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
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中某些严重的情形采取“该严者应更严”的处理，是与其他情节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相比而言的，而不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参照在其基础上从重处罚。具体来说，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处罚的从宽幅度上应从严把握，一般宜掌握在从轻处罚的幅度内，在无其他从宽情节的情况下，慎用减轻处罚。在未成年人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可以对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不从轻处罚。[11]
2．对属于应当适用严厉刑事政策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如奸幼女且系累犯）时，不仅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不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3．如果行为人除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外，还有若干酌定从重情节（如奸幼女并系累犯，同时犯罪手段极端野蛮且犯罪后拒不悔改），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顶格判处刑罚。相应地，在未成年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这个问题上，笔者持肯定态度。[12]
【注释】
[1]为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课题组选取北京、湖北、贵州三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等距抽样法，在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随机抽取30％的男性在押人员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实际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83份，其中有效问卷96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以下所用数据除另注释外均为本次调查的原始数据。
[2]1991年8月至1992年2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八省市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064名未成年人、875名18岁至未满25岁的成年人。其中选择有两次以上违法犯罪经历的为577人，占29．1％。参见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课题组：《关于八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载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001年第2卷）》，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382页。
[3]参见罗大华、刘邦惠主编：《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4]参见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编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5]席小华、金花：《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6]王东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7]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8]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9]例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我们就倾向于在一般情形下不将其作为转化型抢劫犯罪的主体。具体参见李希慧、徐克华：《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10]王同庆、王春立：《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2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不满18岁的公民。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指根据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它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计算，是指行为人过了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才认为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已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已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已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1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满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笔者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三）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l、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上，也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他们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以下笔者根据这两条原则来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
我国的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
2、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根据，来自于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试析：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无期徒刑这没有幅度，无法从轻处罚，只能适用减轻处罚，即适用排列在无期徒刑之前的刑种，即有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不适用死刑没有异议。但该条规定并未指明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就已经是给予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再适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不能适用死刑，也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同时还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量刑顺序，先从重，再从轻、减轻的办法来处理。因此根据前述理由，仍然不能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
3、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未成年人本身还不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权利，而且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
（1） 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 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16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16周岁开始工作到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为止不到2年的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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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
在排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个刑种较好。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其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的，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6个月至15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20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 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 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4、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理由如下：
（1） 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
（2） 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笔者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
（3） 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
综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
1、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己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人，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5月2日
2、佟立华：《未成年人法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3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
我国的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原则要求。
2、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根据，来自于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试析：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无期徒刑这一刑种没有幅度，无法从轻处罚，只能适用减轻处罚，即适用排列在无期徒刑之前的刑种，即有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不适用死刑没有异议。但该条规定并未指明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就已经是给予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再适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不能适用死刑，也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同时还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量刑顺序，先从重，再从轻、减轻的办法来处理。因此根据前述理由，仍然不能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
3、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
刑法第54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它们是：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③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④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尚不满18周岁，上述四项权利中除第②项外，可以说未成年人本身还不具有这些权利。这是因为：第①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能享有（宪法第34条）；第③项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从目前各国家机关招聘的条件看，最低条件也在大专学历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现行教育体制很难在不满18周岁以前取得大专文凭，并进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第④项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除与第③项条件基本相同外，还要求须具备一定的工作年限，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具备这项权利。再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剥夺这些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实施犯罪。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无论是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还是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
（1）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16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16周岁开始工作到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为止不到2年的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
在排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个刑种较好。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其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1-6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1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的，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6个月至15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20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4、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⑤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⑥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理由如下：
（1）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
如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
1、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己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人，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4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
一、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14周岁，如12-13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④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指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它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计算，是指行为人过了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才认为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已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已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已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理，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1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满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三）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款中，刑法规定了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8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但刑法实施后，学者们又根据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推导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了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外，还应对以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它们是：奸幼女罪；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罪；绑架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拐卖妇女过程中奸被拐卖的妇女的；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
从学者们推导出的上述犯罪看，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刑法分则中已明文规定，应当按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等论处的，属于转化型的犯罪。如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论，从重处罚。”又如刑法第292条第2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处罚。”这类转化型的犯罪有：奸幼女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另一类是学者们根据刑法分则在罪名上的排列，以及罪行的严重程度而推论出来的。如走私、运输、制造罪，在刑法第347条中，是与贩卖并列的，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走私、运输、制造的也要负刑事责任。②又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又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③这些犯罪有：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
我们认为，1997年刑法的一项重大修改就是废止了类推，增加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上述两类犯罪中，第一类犯罪虽然在刑法总则中未作规定，但在刑法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应视为是对总则适用的具体化。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得到确认。③但对第二类犯罪，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分则，都找不到任何相应的根据。诚然，学者们提的理由很充分，也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言，但在立法机关未对刑法做出修订之前，必须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l、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上，也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他们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以下我们根据这两条原则来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
我国的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
1、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原则要求。
2、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根据，来自于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试析：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无期徒刑这一刑种没有幅度，无法从轻处罚，只能适用减轻处罚，即适用排列在无期徒刑之前的刑种，即有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根据刑法第49条规定，不适用死刑没有异议。但该条规定并未指明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就已经是给予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能再适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不能适用死刑，也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同时还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量刑顺序，先从重，再从轻、减轻的办法来处理。因此根据前述理由，仍然不能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
3、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
刑法第54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它们是：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③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④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尚不满18周岁，上述四项权利中除第②项外，可以说未成年人本身还不具有这些权利。这是因为：第①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能享有（宪法第34条）；第③项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从目前各国家机关招聘的条件看，最低条件也在大专学历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现行教育体制很难在不满18周岁以前取得大专文凭，并进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第④项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除与第③项条件基本相同外，还要求须具备一定的工作年限，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具备这项权利。再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剥夺这些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实施犯罪。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无论是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还是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
（1）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16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16周岁开始工作到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为止不到2年的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
在排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个刑种较好。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其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1-6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1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的，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6个月至15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20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4、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⑤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⑥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理由如下：
（1）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
如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
1、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己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人，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5月2日。
② 李翔：“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兼评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之规定”，《刑事司法杂志》2000年第5期。
③ 阮方民：“论刑法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1999年第1期，第26页。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2000年2月24日。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5
【关键词】 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完善 刑事保护
首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我国于1990年12月有保留地批准加入。该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因而，我国相关法中所称的未成年人与国际公约所称的儿童是一致的。所谓的儿童权亦即未成年人权利。在公约的第37―40条分别对触犯刑法规范的儿童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并被世界各国刑法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参照系，完善本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刑法规范。我国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有关儿童的规范做了修改与扩充，以此从刑法规范角度深化对儿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制度。然而，以国际公约所确立的普遍保护标准为参照，则突显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其标准尚存差距。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系，检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刑法保护制度的不足，进而提出弥补不足的构想。
一、《刑法修正案八》：儿童权利刑法保护新进展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总则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即《刑法修正八》第6条对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第11条第1款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以及第19条关于未成年犯罪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从而成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重要法律依据，也是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建设进展的重要体现。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促使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逐步加强，以充分发挥其保护人权和减少再犯的作用。
(一)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
1997年《刑法》所确立的累犯制度未将未成年人予以排除，而是在同等条件下与成年人构成累犯，因此，未能突显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将刑法第65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修改的内容仅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而实质上则是从原有的累犯制度中，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并划归不成立累犯的范畴。质言之，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即未成年人不得成立累犯。此与其他国家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制度接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18条第4款的规定“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负有前科的，不应当认定为是累次犯罪”，《罗马尼亚刑法典》第53条规定“确认累犯时不考虑有未成年期间实施的犯罪情形的判决”。笔者认为，此次的修改深化了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内涵，在刑法处遇上应该差别于同等情形下的成年人犯罪；其外延也得以扩张，未成年人犯罪不再因累犯制度而适用加重刑罚，缓刑和假释制度也不再受限制。
(二)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此条款修改的焦点是，是在原有选择适用缓刑基础上，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三类人群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依修改后的刑法规范意旨，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必须适用，即强化缓刑的应当适用效力而非先前的选择性适用。以此，强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的力度，优化了其刑罚适用，推进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新发展。
(三)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
1997年《刑法》第100条确立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曾经受过刑罚的任何人在入伍或就业时必须进行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起到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却是一种“标签”效应，始终背负着“罪犯”的心理阴影，有损于他们尊严，不利于复归社会和健康成长。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做了重大修改，创设了未成年人有限度的免除前科报告制度。修正案第19条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由于前款规定了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修改后的刑法典第100条第2款旨在免除未成年犯罪人的部分前科报告义务，且该部分仅限于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范畴。这项义务的部分免除，有利于教育与改造未成年罪犯，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通过减少此类未成年人遭遇社会歧视的几率，可防止其自卑厌世、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的加剧而难以重新融入社会。不过，免于前科报告毕竟有别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因其改革的非彻底性而未能清除失足未成年犯所终生背负的犯罪人标签。尽管如此，新修正案作为我国的最新刑事立法，基本反映了当前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发展态势，而且其中所涉未成年人犯罪的诸项从宽处罚规定，对于进一步完善此类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与提升其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前两处的修改都是着眼于刑罚的裁量方面，旨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改善其人权状况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辨认和控制能力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即使再犯且符合累犯的一般条件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及成年犯。若对未成年犯罪人加重处罚或者同样处理，则有悖于我国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处罚的基本原则，从而更难以实现对其适用刑罚的真正目的与保护此类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终极目标。《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的第三处修改，是刑法规范的扩充，创设免除前科报告制度，虽然仍有一定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但足以反映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二、以国际为参照：未成年人刑法保护仍待发展
综观前述，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立法理念也在其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典”的形象，也接近于我国其他专门保护未成年人法律的立法宗旨，但与相关国际公约相比，如《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我国所确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与公约确立的保护标准尚存实质性差距，也落后于其他国家。
概言之，国内最新立法中有关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规范较为粗疏和分散，致使有关权益保护的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具体而言，尚存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未成年人罪犯刑事立法保护面窄、力度不足
《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的“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第4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订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受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从前述国际公约的规定可见，国家公约确立全方位展开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包括刑事立法的保护。我国作为缔约国或者会员国，应该履行国际公约所确立的规则。具体到刑法，更应该积极贯彻国际公约的精神，从立法层面展开对未成年人罪犯全方位保护。
然而，以《刑法修正案八》所代表的最新刑事立法在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制度方面，主要限于从宽处罚和刑罚裁量范围，而未能从宏观层面的立法宗旨、刑事政策尤其刑事立法政策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刑罚种类适用和刑罚消灭制度等方面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立法性保护。纵使在所涉的刑罚裁量问题上，也只论及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和应当适用缓刑的内容，而不涉未成年人兼采减刑、假释、自首或立功等项轻缓制度，更无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适用条件。显然，这不利于全面或充分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悖于保障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基本精神。
同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不足，也是影响权益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在刑罚的从宽裁量上，现行刑法总则中虽含有对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崭新条款，却未涉对其适用缓刑的必要条件可否低于一般成年犯罪的适用标准问题。在刑罚的消灭方面，我国刑法典中尚未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善的犯罪记录免报体系，也缺失关于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前科消灭制度。从而，此类制度的保护力颇为有限，势必会削弱其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的效果，也不利于全面而充分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粗简、不成体系
在相关国际公约中，并未规定缔约国或者会员国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立专门法律或者专章对其予以保护，但是国际社会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在刑法典内设立专门的篇章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比如，《罗马尼亚刑法典》在其第4篇第113―127条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规定，并确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十四章第87―96条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并确立相关的保护制度；也有的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典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保护，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1974年12月颁布)，该法是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根据，其中无不有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价值体现。
以国际社会为参照系，则会突显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差距。而差距的根源之一即是立法方式的选择。当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方式上是采较为传统的分散式立法，且仅有几个条文。此种立法方式，从立法和司法的操作角度而言，具有简单、便宜等优点，但更多地突显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制度构建过于粗疏、简单。一方面，分散式的立法方式，其容量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不周、内容不全，会导致刑法保护中有关未成年人重要权益的缺失，则难以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的旨趣、功能则受损。如此势必不利于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义务之切实履行。另一方面，分散式立法则使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刑法规范过于散乱、不成体系，在制度构建层面则突显粗疏、简单、不健全等缺陷。同时，出于刑法典体系的完整与协调考虑，一些诸如立法宗旨、政策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难以在分散式立法模式中找到恰当位置。
三、制度完善设想：推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当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保护取得了进展，深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扩充了保护范围，体现了刑法立法注重人权保护的价值取向，但从前述与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社会的做法比较中，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保护尚存需要完善的地方，为此，笔者提出，可从如下制度完善的设想入手：
(一)形式层面：改用集中的立法模式，优化刑法结构
为了能够有效规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分散、不成体系及其引起的弊端，在立法形式必须做出调整，由分散式立法向集中立法模式转变，以优化刑法结构。换言之，通过在刑法总则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或犯罪处遇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系统化、类型化集中规定的立法模式，使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保护制度得以优化并成体系性，同时也能使刑法结构得以优化，改变刑法典内容散乱、体系性不强的缺陷。这不仅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惯例，以与国际接轨，更能贯彻国际公约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的精神，也因为这一模式和做法操作性强，刑事立法保护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并且突显了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集中立法模式，不仅强调了未成年人刑法规范的权威性和特殊地位，而且突出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刑法的差别，以实现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保护。
(二)内容层面：降低惩罚力度，全方位加强保护
为了能够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实现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且使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与健康成长，我国刑法应该从立法层面实现对未成年罪犯人适当降低惩罚力度，并全方位地加强保护。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方面对刑法规范的完善，以实现对未成年罪犯降低惩罚力度和加强保护。
1.刑事政策的贯彻。刑事政策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原则、策略。当下“宽严相济”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应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对关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以及刑罚配置方面，应该注意到其“宽”与“严”的适当结合，“宽”大于“严”。同时，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中，也更应该贯彻我国针对未成年罪犯特有的刑事政策与原则，即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宗旨原则，这些都应该在相关刑法规范中得以体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刑法保护，则既要制定针对性的特殊定罪、量刑和处遇政策，也要有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有效预防对策。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罪犯，对于最大限度维护其合法权益、保证其处遇公正合理和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尤为重要。
2.刑事处罚从宽范围的扩展。在适用刑罚上，为实现对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应该从刑事立法层面，对未成年罪犯刑事处罚从宽范围进行扩展。目前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刑罚适用上对未成年人的从宽政策，保护未成年人。然而，这并未足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罪犯最大限度的从宽，以及最大限度的保护。笔者认为，应该在刑法总则第17条第3款中增设“免除处罚”的规定，即修改为：“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以此，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刑事处罚放宽至“免除处罚”的限度，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轻微、可适用刑罚处罚也可以不适用的情况下，应当免除对未成年人的处罚。此为未成年犯罪刑事处罚从宽范围的最大展开，是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原则的贯彻落实，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特点而拟定的符合量刑目的之处罚幅度。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非刑罚方法应为量刑时首选，而刑罚则作为最后的手段仅在其罪行重大或者其他处罚不利时才适用，且应当从宽适用。
3.刑罚从宽限度条件的降低。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确立了缓刑、减刑、假释等多项从宽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已就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做了放宽调整，规定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罪犯，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放宽还应该在其“应当”适用条件上放低，以区别与老年人和怀孕妇女应当适用刑罚的情形。同时，在刑罚执行制度上，应当放宽对未成年人适用减刑、假释等执行制度的条件，如进一步降低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减刑、假释的刑期条件或其标准等，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教育和改造作用。同时，总则中的非刑罚措施也尚待完善，其重点在于挖掘这些替代措施对未成年人的特定矫正和挽救作用。
4.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刑法修正案八》首创了有限度免除前科报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成年人的保护，削弱了刑罚对未成年人留下的“标签”阴影。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设立的前科消灭制度而言，我国尚有欠缺，而前科消灭制度是国际社会刑法立法改革的必然趋势，不仅是对于未成年人，还是对于成年人。为此，我国应该对未成年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予以确立。因为，前科消灭不同于前科免告，而是“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对未成年人专设这项制度，有利于未成年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和预防其再犯，从而彻底贯彻了“双向保护”和“最大利益”原则。笔者认为，该制度可以分步实现：首先，在当下的有限度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制度的基础上，下一步可以全面放开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刑罚的，免除其前科的报告义务”，以此，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删除，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全免除，再下一步，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规定在执行或者赦免以后，即将未成年人的前科予以撤销，形成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
5.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替代措施的完善。刑罚是最严苛的法律制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安定、人民利益的最后手段。然而，从另一个侧面而言，刑罚的适用并不是维护社会安定、解决冲突的最好途径，反而有时甚至是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因素的升级，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更是如此。为此，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改革中，刑罚替代措施的探讨和改革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刑罚替代措施，用刑罚之外的方法对社会危害小、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多样化以及缓和了刑罚措施所带来的紧张。刑罚替代措施适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更为普遍，且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首选。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第5条规定，“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可命令教育处分。教育处分不能奏效的，判处惩戒措施或少年刑罚。”《罗马尼亚刑法典》第114条第2款规定，“只有在教育处分不足以矫正未成年人行为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刑罚。”在当下我国的刑法已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替代刑措施，《刑法》第17条第1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据此，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替代措施是政府的收容教养，除此之外，还有资格刑、财产刑等一些非刑事处罚，足见我国非刑事处罚的缺失与不合理。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增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罚的替代性措施，并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矫正的首选。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之后，我国更应该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措施。
四、结语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范文6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特殊规定刑事责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和发展,人民的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各种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其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比较严重。”统计显示2001年河南未成年人犯罪的总是为550余人,占全部案件的0.76%,而2004年未成年人犯罪总数为700余人,占全部犯罪的0.90%。自2000以来,全省共审理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被告认数为10000人,其中2000年为2347人,2002年为3500人,2004年上半年为1800人,比2002年同期上生61%。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增多,但仍以抢劫,盗窃等侵财犯罪为主。据2000—2004年的统计,抢劫,盗窃罪占65.9%,性犯罪占21.5%,杀人伤害罪占7.6%,其他占10%。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5,16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而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沉重的思考和更多的关注。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完善未成年人非但子的法律,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犯罪的命运,无论对于现在或将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特征,共同特点及产生原因
一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以江苏为例,10岁-13岁年龄犯罪占到70%。据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一庭有关人员介绍,已满14岁不满8岁的罪犯占未成年人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11%升到13%左右。”二是从作案未成奶奶人文化程度看初中,小学文化居多:“以江苏为例,2000年为76.4%,2004年为85.4%。”三是女性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增长趋势;四是从作案人员来看,农民,学生,社会无业闲散人员居多;五是从未成年人作案人员违法经历来看,初犯,偶犯居多。纵观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他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法制观念浅薄,犯罪具有偶发性模仿性;二是思维幼稚,偏激,一旦犯罪,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三是社会经历单纯,主观恶性不深。而产生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的教育与关爱不够,导致青少年过早受外界不良风气影响,尤其是父母离异后对孩子的伤害和幼小心灵的撞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没有尽到监护的职责。二是学校对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加以不力,在德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上存在薄弱环节。三是社会不良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剧。四是未成年人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低,抵御能力差。
二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
在我国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刑事责任年龄为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然而以年龄为标准缺点人的刑责任能力有无和程度未必完全科学,其必须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教育状况等因素对人类智力程度和人的自制力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和社会法律意识对人的意识的影响。同时法律规定的年龄界限是觉得的,我们无法区别一个14周岁前一天与一个4周岁后一天实施同种犯罪行为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到底有什么不同,但其受到的刑罚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不禁让人怀疑年龄为标准作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程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能力的有无和程度以其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为标准,这种标准看似合理,但具很大主观性和模糊性,很难实际操作,把未成年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完全凭借一种主观的标准,由司法人员裁定,又“过分扩大了司法权限,极易早晨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甚至相冲突。”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既然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为人民提供借鉴能力和控制能的测量标准,没有比年龄更科学。更便于掌握的标准,所以不得不继续以年龄为标准来认定刑事责任能力。
如果只能以年龄为标准来认定刑事责任有无和程度,以年龄为标准实质来考虑人的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那么当行为人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早熟”时,是否也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青少年心理发育提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正呈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智能化的趋势。据报道,一名17岁的少年因表弟被人“欺负”,便带着菜刀前去报复,路上与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将该司机砍成重伤,之后他竟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杀了人。被审讯时,他更是语出惊人“我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不会被杀头。”在本案例中该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对是非判断已达成“成人”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孩子“早熟”的普遍现象,有学者提出应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丧失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的信心,不应扩大对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事惩罚。因此,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思考
刑罚的实质是对犯罪的惩罚性。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从宽处理的原则,即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后,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刑罚种类的应用上也应与成年人不同。
(一)不适应剥夺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与政治活动刑罚方法,属于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是根据刑法典第54条的规定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一般是针对与政治权利滥用有关的犯罪,而对未成年人而言,其实施可以剥夺政治权利和犯罪时,由于其责任能力不完备,也就是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往往不像成年人那样明显是出于对政治权利有意滥用,有可以宽容的一面。同时,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而剥夺政治权利具有严重的社会非难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种刑罚,与我们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和政策不吻合。”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改造。因此,法律中增加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
(二)不适用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不像自由刑那样直接指向刑受者的身体,而是指向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财产,这里就是很难保证刑罚的效果集中于受刑者。” 同时,适用罚金既要考虑到犯罪情况,也要考虑到犯罪人的支付能力,而作为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其判处罚金,一般只能由父母替孩子代刑。就单科罚金刑时,由于公剥夺犯罪人一定数额的金钱,使人们认为金钱万能,钱能买法,从而更加激发未成年人的拜金主义和对刑
法威慑力的一种漠视,不利于其教育改造。
(三)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所有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作为未成年人很大一部分由父母抚养,他不可能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即使有数目也不大。“并且没收财产是一种严厉的财产刑,一般只适用于两大类犯罪: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二是贪污性犯罪。” 而未成年人犯罪所涉及的犯罪类型一般都是此暴力型犯罪。这两大犯罪类型在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中并不多见。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需要适用没收财产刑,也不太可能实现。
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适用的刑罚就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分开,并注重在实行刑罚时的教育,实行与成年人罪犯不同的方法,着重从心理上进行矫治,以便于其回归社会。
四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执行上的思考
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上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假释减刑应做特点规定。我国刑法设立假释减刑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减刑假释上的从宽,更体现了国家的一贯支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的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人罪犯依法适当放宽。”这一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罪犯,无论其在服刑期间是否已经成年,均可以比照成年罪犯在减刑假释的掌握标准上可以适当放宽。
但是在中国刑法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假释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减刑和假释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果犯以及因杀人,爆炸,,绑架与暴力型犯罪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实际期满10年徒刑后才有可能减刑假释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减刑假释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而未成年犯罪一般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期生理的特征引起的,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可塑性很大。如果他们由于年幼无知和不良诱惑走向犯罪后,不得不在高墙铁窗内度过漫长刑期,这是否与刑罚的人道主义发展倾向相背离呢?如果让期尽早回归社会,他们仍有希望开拓全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对未成年罪犯予特殊保护,而不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减刑假释作特别规定的,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是完全必要的,符合法律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本意。
(二)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健全的缓刑执行机构。“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发挥刑罚的功能。”[9]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验到法律和社会和宽容。当然缓刑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预防效果。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其本身就缺乏自律性,容易受不良影响,如果放任期回到社会中去,一遇上适当的气候,又会重新犯罪。因此,有学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有专业人员负责对执行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治,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改造工作,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我认为建议值得借鉴。
(三)实行暂缓判处制度。暂缓判决是从国外不定期刑制度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少年审判制度。暂缓判决是针对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暂不做出处罚判决,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并组织学校,单位,社区,家长签订帮教协议,通过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若该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悔改表现突出的,予以轻判或免处,期最后判决结果包括竞处,宣告适用缓刑或判处实刑。但根据开庭审理,可能判处免于刑事处罚或宣告缓刑的除外。暂缓判处制度既可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同时,通过对未成年人的惩罚,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了双向保护原则。因此,应对暂缓判处制度在进一步规范的基础上全面试行。
(四)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用或建议主管部门适用刑罚的其他处理方法和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包括训诫,责令其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刑罚是最严厉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而在未成年实施的轻微犯罪中,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如在教育,思想,文化,组织与工作的缺陷,对犯罪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如果对他们轻微的犯罪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刑罚,更易使他们受到恶习传染,学会一些新的犯罪会俩,不利于期改造。因此,借鉴国外预防惩戒,感化未成年人代替监禁等措施,结合我国国情,宜对年的轻微犯罪特别的规定,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为适用这种需要,1995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未成年犯罪适用免于刑事处分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即:未成年犯罪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一下情形之一的一般透用刑法第32条(现行刑法第37条)规定免于刑事处分: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及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对于免于刑事处分的,可予以训诫或责令其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这一解释在司法值得参考,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已成为世界刑法发展的新主潮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尖体现这种潮流。
总之,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致力于期刑罚适用的完善,事关国家的未来的民族的振兴,也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和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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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兼评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二版的规定中国刑事法杂志
王志祥,对未成年人罪犯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的探讨,刑事法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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