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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起源范文1
蒋捷字胜欲，阳羡人。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进士，后入深山隐居不仕，有《竹山词》。早期的蒋词词工句丽，善摹自然风物别有情致。刘熙载说他“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如《一剪梅》中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至今读来仍觉闲适从客，而无半点杂色，可称他早期的范本。蒋捷的这些词颇似北宋的晏殊，往往都从自然景物中着眼入手而写人世苍凉，无论草木山川，风雨雪月都是他移情寄意的所在，大体上讲，他是一位不喜雕琢而尚自然本色的一位词手。宋亡后，蒋捷的词风大变，尽管没有移情别物，但词的内涵大大加深了，一种沉痛的恨爱始终沉于卷底、浮于笔端，使人读了既感苍然、也欲潸然。《虞美人》是怨歌的曲子，李后主曾有“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堪说写尽了亡国的愁山恨海。而蒋捷的《虞美人》则更增添的是个人的忧怨，忧怨痛楚中看出“国破山河在”的愤懑来。先让我们看看词：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的这首词与他前期的作品比较，从风格上讲凝重厚实的词风加剧了。词工句丽的精致小品被代之以深沉含蓄的短章。做此词时，蒋捷已是垂暮之人，纵想少年，中年的岁月，感叹身世的浮沉，他自然要说好些个不畅。即使是个没什么涉阅的人，垂暮思春、多得也是怅然与愁思，何况蒋捷。而今身处空寂的古寺禅房，听晨钟暮鼓，鸟鸣虫唱，更便是欲静而不能。一夜的秋风凄雨自然触发了情思，一下子想起了少年、壮年。那也是在雨天夜里，可心境却又那么的不同。灯红酒绿的歌楼沉湎都化作灯花一梦而杳无踪迹，只有当年侠气还隐隐在胸中欲出，但“鬓已星星也”又能何为呢？蒋捷的壮年也和辛弃疾一样怀“闻鸡起舞”的壮志，但南宋的暗弱使得他成了一个有怨的歌者而一无建树。“断雁叫西风”正是他壮年处境的写照，茫茫江天空阔间，一支孤雁在伸颈哀鸣，这不正是南宋危局的江天空阔间绝望无援、身单影支的蒋捷吗？他什么也不能说，惟然对天长叹。剑已蒙尘，心已灰封，故国不堪回首，一股怨气从卷中喷出。眼前的古寺青灯，身后的烟云旧事，廊前的淅淅沥沥滴雨都已做了不眠之根，搅扰着他。只有归去而已，家园已丧，心在淌血，和着那雨滴流淌而却不知怎寄他方，一任风雨飘摇，而甘愿做那水草逐波，遗恨与怅然绵绵无绝，一个永远都在内心哭泣的亡国弱民。
诗歌的起源范文2
一、格萨尔史诗的本体认定
格萨尔史诗，藏语中称为“格萨尔的故事”，简称“仲”或“岭仲”，意译即“故事”、“岭国的故事”。后来，受佛教术语的影响，一些文化人称“仲”为“传记”或“本生”。于是出现“岭·格萨尔王传”的称呼。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藏族也吸收了“史诗”这一术语，“格萨尔史诗”这一词组，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用学术术语。
二、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形式
在藏文产生前，格萨尔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 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著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 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 《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宗”；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如：《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著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著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心，岭在黄河上游的“玛康岭”。吐蕃赞普是“穆”氏族，岭格萨尔是“董”氏族，还有格萨尔和墀松德赞是否同时代的人，也需要认真考察。
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的再创作，那么史诗仅仅是对祖先历史的回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史诗当作历史小说，一味去寻找、考证历史原型，就容易在历史考据中陷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泥潭。另外也容易走上只信文字记载的史书，而否认口碑史料，否认老人记忆，否认民间传说的极端。所以我认为用“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史诗也是一种误导。
七、简短的小结
本文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粗略的追根溯源的工作。若问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史诗的源头在藏族的猴子变人的传说里；在藏族“原初四氏族”、“古代六氏族”的衍化过程中。说得具体一点，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从西藏的山南雅隆出发，辗转阿里，迁徙到了“黄河源头，发展成为强大的“岭”部落，这些人群自称“岭巴”，也就是住在黄河源头的人，他们的英雄也称之为“岭·格萨尔”。格萨尔史诗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史诗产生于藏族先民中，是历代先民积累、创造的，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
诗歌的起源范文3
片刻，他回头，摇开轮椅，让我们看那字，笑着问：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长进了呀？
彼时，信叔半身不遂刚刚恢复到能拿起笔的状态。字，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但写了一辈子的信叔，还是那么乐呵呵地写着。
在墨香里，他自有他的乾坤。
年轻的时候，信叔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没有钱来买笔买墨。
信叔不恼，依旧喜欢。歇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点光滑的毛，固定在秸秆上，笔，有了；找一包颜料，放在水里，墨，有了；找来一些废旧的纸张，皱皱巴巴，花花绿绿的，信叔一点点弄平，叠好，练习纸，有了。
劳作间隙，他便铺开纸，写上两笔，自是神清气爽。
尤其记得，某个夏日，大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天，房子漏了雨。他找来盆子接好了雨，望望天，放上桌，在滴滴答答的盆碗交响乐中，淡定地写起了他的字。
婶婶怒了：你看看，都什么样子的天了，你还有心思写？
信叔一笑，说：天自下来，我自写。老天爷的事咱管不了，咱自己的事，咱管……
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老。当年，他家中失火，被烧了个干干净净。扑救大火之后，他提笔作诗《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其中写到：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看，陶老的诗意与远方，就这样散淡在日常里。而信叔亦然：既已雨不停，且遂写我书。这样的诗意，都是骨子里的呀！
后来，条件慢慢好了，信叔的笔换成了五毛一根所谓的狼毫毛笔，墨换成了两毛一瓶廉价的墨汁，纸换成了孩子们用过的练习本。即便屋子里总是散发着刺鼻的墨迹味道，信叔仍是眉开眼笑的。
再后来，孩子们都走出去上了大学，信叔的笔墨纸越来越好了，各种字帖也越来越多。还有朋友带回来各地书法展上的作品……
即便突然半身不遂了，信叔依然笑着，拿起笔。
信叔，一辈子几乎没有走出过小村庄，但你能说他没有远方吗？你能说，他没有诗意吗？他在自己的日子里，慢慢地活出了诗意和远方，悄无声息地浸染着岁月，愈来愈香。
每个清晨或者傍晚，路过单位西配楼，总能听到有悠扬的二胡声传来。很好奇，是谁，在这样紧张又单调的日子里如此闲情逸致？
久了，才知道，竟然是单位里一中层骨干。他看着我惊愕的眼神说，虽然没有时间去听一场音乐会，也不可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每天的几十分钟还是有的，在琴弦间，找一找诗意，去一去远方，倒也惬意。
妈妈，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在我小的时候，带我去地里劳作，回家时常常带一些不知名的花放在瓶子里；也常常在某个夜晚，在油灯下，我写作业，她写生活琐事；还有，每个清晨，妈妈总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她说，真好啊，听着广播，就知道天下的事了……
如今，年近七十的妈妈，依然爱种一些花花草草，阳台上尽是她的瓶瓶罐罐。也依然看书，偶尔还会写一些字，不好意思地拿给我看看。但她却不远行，她说，年纪大了，容易拖累人，看看你们拍的照片，听听你们讲的那些，就足够了……
妈妈，也这样的诗意着……
我们时常埋怨着生活的鸡零狗碎，渴望着似乎遥不可及的诗和远方。其实，它们一直以一种别样的，独属你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威廉・福克纳一生的活动直径不超过60英里，但他却写出了19部长篇小说，120多部短篇小说。他的远方和诗意，在他的小镇里，在他伟大的思想里，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而你，也一样。
唐朝的方外人士、禅宗六祖慧能早就说过，何其自性，本身具足。打开电视，翻开杂志，听一则新闻，赏一曲音乐，看一朵花开，品一道美食……这都是你本身已经拥有了的远方和诗意啊。
诗歌的起源范文4
一、美国“页岩气革命”提升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力
美国“页岩气革命”加速了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美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进程，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在全球进行再配置，使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4.2%降至2010年的11%，从业人数也大幅下降。（李勇竖、夏杰长、雷雄：“页岩气革命、美国再工业化与中国应对策略”，《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3期）之后，由于长期面临“双赤字”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对制造业进行全面评估。2003年。美国制造业联盟了《结构成本如何损害了美国制造业员工和竞争力》的报告。同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报告。上述研究指出，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也是维持国防和国土安全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和“出口倍增计划”等一揽子政策，从国家层面提出加快创新、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和措施。在这一关键时期，“页岩气革命”像一场“及时雨”，带来了能源价格的大幅下降，进而降低了制造业成本，吸引了许多企业重归美国，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兴。
低天然气价格使美国高能耗行业竞争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据统计，美国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人民币0.4元/m3，同期德国进口俄罗斯的气价约合1.9元/m3，日本进口液化石油气的成本高达3.4元/m3。以低价格能源为基础的低综合成本，使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提升。如，美国基础化工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在2008—2009年还几乎位居末席，今天则成为世界最强。（同上，第19页）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廉价气使得美国尿素毛利率达50%左右，低成本尿素生产将弥补美国尿素缺口，中国对美国尿素出口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同时。美国氯碱厂商充分利用低成本乙烯，提高开工率并扩大产能。受低成本价格拉动，美国制造业订单全面复苏。美国供应商管理协会的2013年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已连续数十个月保持扩张。
事实上，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效果非常明显，对美国能源结构调整所作出的贡献毋庸置疑，而且“页岩气革命”不仅对美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积极宣传、引领发展，在技术实践上一直带领全球在该领域向着更快发展，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学习，努力加大本国的研发力度。
二、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版图重构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综合影响
第一，“页岩气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各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对比。页岩气开发正在撬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能源格局。根据BP公司的预测，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将非常强劲。在未来20年里，世界石油需求增长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国家的能源需求增长几乎构成了全球全部能源需求净增长的份额。（谢晓蕾：“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重构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11期）从增加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占据最大份额的是天然气液体产品。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所有能源进口国的对外依存度都会上升。而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美国的能源进口将大幅下降。
随着美国能源需求渐渐回归美洲，欧洲的能源需求来源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中印等新兴国家将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据英国石油集团公司预测，未来20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96%将来自亚洲新兴国家为代表的非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因而，未来能源进口的主要矛盾将从欧佩克组织同经济合作组织之间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同欧佩克之间。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替代和清洁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昭示着国际社会期待新能源革命。尽管由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备方定义和理解的能源转型还有许多差异。但许多国家仍专注于未来新能源项目，以促进经济复苏和能源危机的缓解。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生态等因素，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投资受到高度关注。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新能源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新的能源体系和新技术支持的能源利用最终将取代传统的能源利用机制。
第二，美国国内油气产量的增加将对传统能源大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产生强劲冲击。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实力与战略以其庞大的油气资源生产和出口为主要基础。目前俄年产原油量超过5亿吨，居世界首位；天然气产量也超过5亿吨油当量。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广泛开发和出口，使俄罗斯在欧洲的强硬定价权以及市场份额将被削弱。詹姆斯‘贝克研究报告指出，美国页岩气开发将使俄罗斯在西欧天然气市场所占份额从2009年的27%降至2040年的约13%。（James A Baker，“Shale ga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July 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欧盟市场对俄罗斯的油气进口依赖逐步降低，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将受到大幅削弱。
中东地区能源战略地位将下降。一直以来，中东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随着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中东未来将退居为亚洲的能源中心。美国将大大降低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对于美国而言，新的世界油气版图将使美国的油气供应系统更富有弹性，也更加安全。一旦美国从中东地区全面收缩力量甚至撤出，势必造成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如何保持稳定的石油生产与出口，将给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带来许多挑战。（林利民：“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
随着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走向成熟和壮大，出现了一个产量快速增长的地带。即从北美洲西部的页岩油气和沥青砂岩油到墨西哥湾的海上油气，经委内瑞拉重油带到巴西深海。从近期发展潜力上看，称这个地带为“第二个中东”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油气供应和消费的多元化新格局已初露端倪，世界地缘油气的版图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第三，美国在清洁能源投资领域的领先地位有利于其维持全球霸权地位。“页岩气革命”的意义在于其提供的能源供给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能源政策。美国能源独立性为其对外政策特别是能源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能。美国具有公认的超强实力，并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服务于以其霸权为主导的国际制度和机制架构。因此，“页岩气革命”使美国在复杂的相互依赖的能源博弈中具有更为优越的地位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而美国逐步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出口国，也必将对国际能源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新能源政策促进美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并使美国重获国际竞争力。页岩气在此意义上是美国最新开发出来的新能源，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而价格低廉的能源供应，意味着美国将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此外，清洁能源的发展将帮助美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使美国改善其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消极印象，重获气候谈判的主动权和领导地位。
三、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近期。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美国前几年突然向中国兜售页岩气，意在让中国把眼光都集中在页岩气上，从而放过对未来领先的核裂变等高科技清洁能源的研发，因此“页岩气革命”是一场美国针对中国的“阴谋”。无论是以往关于气候变化的质疑还是现在的“页岩气革命”，都曾被有些人指认为是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论”。但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其关键点在于不管是否存在西方社会的主观恶意，中国的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调整都已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能源一环境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中国如果能够顺应这次能源革命的潮流，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就会得到缓解，尤其是减轻大量对外能源进口的压力（如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5%）；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错过“页岩气革命”，则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就会面临内外矛盾叠加的困境。
第一，必须坚持清洁化的发展理念。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频现雾霾，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与我国大量使用煤炭等“脏能源”密切相关。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原煤占68.5%，天然气只占4.7%。而经济发达的美国，原煤占19.8%，天然气占29.6%。尽管以煤为主的能源国情难以彻底改变，但尽量减少煤炭消费，积极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已势在必行。一旦中国的“页岩气革命”获得成功，不仅能够改变我国能源供应结构、提高我国能源安全系数，而且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能源政治特别是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
第二，必须拓展多元化的发展思路。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中国最大的启示是通过不断科技创新实现了“能源独立”。根据中国能源结构的实际情况，必须把科技创新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构造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国家必须把启动页岩气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专项。页岩气是优化和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最主要、最成熟的能源。同时也是目前唯一能大规模开发使用并能真正迅速改善环境的清洁能源。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国内天然气开发特别是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的开发力度，鼓励多元体制的企业进入，支持拥有区块资源的企业拿出部分区块与国内外企业合作，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有序的开发竞争机制。
同时，本着多元化的发展思路，除了页岩气外，国内在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能源的研发和应用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都应因地、因时制宜，合理配置，有序开发。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沼气的开发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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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时期 利益格局 原因 分析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演变及特征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一个高度均等的、以共贫或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所谓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社会不平等程度明显减小。第三阶段是9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过度分化，严重失衡，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
从基尼系数看，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全范围、多层次的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的态势，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突出。
从欧希玛指数看，财富向上层集中，财富集中化程度更高。到2002年上半年，1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最低收入家庭只占1.4%，这两个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了30%的富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及70%的穷人仅占30%的社会财富的帕累托原则，贫困问题凸显。
收入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转型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一直处于不稳定、非均衡、非制度化状态，呈现出比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更为复杂的局面，即使是在以劳务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中，工资与收入也越来越不相关，出现“高工资低收入”和“低工资高收入”两种极端模式。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制度处于崩溃和瓦解的状态中，这是转型时期收入分配上存在的最根本问题。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失衡的原因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是利益格局失衡的基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市场效应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市场比计划更有效，更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本身功能不足或机制缺陷或市场利益的局限性，市场不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譬如社会公平问题。即使在其较好地解决问题的范围内，也利弊共存。譬如竞争，竞争既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竞争必然会造成失业、收入差距扩大、不公平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与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和发生作用的机制分不开，人们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其利而舍其弊。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如竞争、效益等机制，使得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资源集中的倾向，具有制造社会不平等和利益分化的功能，具有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A奥肯指出：“我们无法得到市场效益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
（二）国家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导向助推利益格局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先东后西梯度发展的战略，发展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我国许多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施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良好的体制环境；国家投资的重心由内地移向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了相当大的投资推动；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利益推动。产业结构上，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在20%以下，中部地区大约占了30%，而西部地区则占了40%。
东部地区主要是以产业链条较长和加工深度较高的机械、电子与轻纺工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产业链条较短和加工深度较低的农业以及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通过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同工业品之间不合理交换的价格体系，确保了中西部地区的利润向东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转移。这种建立在城乡间、行业间、区域间非均衡发展基础上的战略措施，在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高速增长的同时，无疑也推动了城乡间、行业间、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三）分配政策取向问题使得国家宏观调控难以遏制收入差距扩大态势
转型时期，传统体制下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主体分配关系已演变为政府、区域、城乡、产业、行业、企业、阶层、群体、体制内、体制外多元利益主体分配关系，现行分配政策已不适应多元利益主体分配关系的变化，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更多的利益在国家、企业以及作为中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等阶层中分配，而不是为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阶层所分享。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建设上来看，前者更是受到诸多的关注和照顾。
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甚至起反作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个税收入已超过消费税，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在全部个人所得税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大约60%。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工资、薪金项目占40%以上。2001年人数不足20%的富人大约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10%还不到。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这种个税征收上明显存在着的“逆向调节”的怪现象，使得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四）强势利益群体的刚性利益配置机制是深层原因
与利益急剧分化相伴随的是强势利益群体的快速出现和形成。强势利益群体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精英联盟，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由国家高级官员、地方上的中高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组成。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骨干、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知识精英即常说的某一领域的专家，是知识领域的核心。
经济精英中大多数人与政治精英有血缘关系，甚至直接由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知识精英通过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提供学位证书或为企业、政府当参谋或提供咨询，获得后者的政策、权力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与后者建立密切的交换关系，成为一些企业利益行为的“吹鼓手”和辩护者。一些企业、企业主与地方政府乃至政府官员、知识精英彼此间存在的难以割除的、甚至是越来越紧密的利益交换“铁三角”关系，开始明显地左右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始终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构成社会差距难以缩小的结构性障碍。
首先，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正在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居民的收益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就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三者分配比例来看，它们的比例从1998年的8.6%:13.9%:17.5%变为2003年的61.8%:15.1%:23.1%，居民占据的比例明显下降，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和政府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三者中，居民处于弱势地位，而企业和政府背后隐藏的是各个利益群体，这一数据足以彰显居民在利益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和利益群体的强势影响。
其次，腐败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一种手段，成为影响社会利益格局的一个因素。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市场机制实际上很难独立地发挥作用，权力和资本的交换在利益过度分化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到90年代初的价差、汇差、利差、税差，到90年代中期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权力市场化、资本化的脉络清晰可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形式的腐败在财富聚敛上扮演了更为实质性的角色。据有关专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平均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腐败使得资源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最后，垄断行业的利益汲取机制成为影响社会利益格局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石化、航空、银行、保险、水利、电讯等我国现有的十二大垄断性行业，倚靠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力，一方面凭借国有性质，以提供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向政府寻求政策支持甚至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特权操纵市场，过度地从消费者那里获取利润，并以改革和与世界接轨的理由，提高本行业职工，特别是中高级管理者的报酬，使我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曾深刻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源的斗争。物质资源与权力获得之间是一种循环式的关系”，即谁拥有的资源多，谁获取的权力就多；谁拥有的权力越多，谁获取的资源就更多，由此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从目前看，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向强势群体集中，强势群体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和话语形成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不仅明显地左右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使改革更多具有了利益博弈的内涵，甚至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的进程和方向。
强势利益群体无可匹敌的资源优势和权力优势，无疑开始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其结局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说：“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实践表明，强势利益群体主导的刚性利益配置机制严重侵犯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损害到社会公正秩序，使得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难以收到公平、公正的社会效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按照共建共享原则，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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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员流失 微观因素 个体因素
当前我国企业人员流动较为频繁，甚至高于某些市场自由化很高的国家。本文就影响我国企业人员流动的微观因素和个体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其流动的原因。一般来说，人员作出改变自己所就职企业的决定，是有许多种原因的。以下就其微观因素和个体因素加以论述。
一、影响企业人员流失的微观因素分析
1.职业类型的影响
职业类型对企业人员流失是有较大影响的。一般来说，流失率与技术等级呈反比。技术水平越高，流动率越低。因此，管理和专业人员的流动性比非熟练工人的流动性小的多。
2.企业类型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企业规模越大，往往伴随着越低的人员流失率。因为首先，大规模企业内部流动机会较多。其次，规模大的企业中人事甄选及人事管理的程序非常复杂，不利于人员的流失。再者，规模大的企业中竞争性的工资补偿体系及从事部门对人员流失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导致人员不愿意流出或不容易流失。另外，企业规模大，企业内部福利也较高；还有，大的企业中企业文化特点较为鲜明，导致职工具有比小企业更多的心理优越感而不愿意离开大的企业。大企业中职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要明显地高于中小型企业；同时，在制造业工人中，大企业人员流失率比小企业低。
3.企业发展前景的影响
企业发展前景是影响人员流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公司发展前景好，一方面，就有更多的选择人员的机会，也就更容易选到优秀的人员；另一方面，有长远发展规划的优秀人员就更愿意稳定下来，即使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也不会轻易流出企业。公司的发展前景是影响人员对未来工作预期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人员流失反过来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前景。所以企业发展前景与人员流失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4.工资水平的影响
美国学者阿姆克厄克特和阿利在对制造业人员辞职率的较详细的分析中发现，决定人员自愿离开企业的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相对工资水平。在低收入的行业里人员的流动率最高。工资的稳定增长对稳定人员有重要的意义。在大面积经济萧条时期，有时降低工资也会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人员。
5.工作内容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工作的追求从为了解决生活温饱问题，逐渐转向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工作生活质量，即工作本身给人员带来的愉悦程度。对工作内容的描述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的单调性、任务的重复性、任务的挑战性、职位的自和责任等诸多方面。
6.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
企业管理方式大体上可分为A、Z两大类：A类的特点为：集权化管理、控制明确、短期雇佣、分工不明确合理、责权利不匹配、多头领导、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报酬不合理现象严重、管理层级复杂、循规蹈矩等。Z类的特点为：分权化管理、控制含蓄、长期雇佣、分工明确合理、责权利一致、领导明确、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比较一致、报酬合理公平、扁平化管理、重视创新等。A类管理方式的人员流动率高，Z类的管理方式人员流动率低，此两类方式是两种极端情况，一般企业处于A类与Z类之问，其人员流动率从A类到Z类逐渐降低。
7.企业文化的影响
企业文化的主体一般表现在基本价值观、信念、企业家风范、精神、作风、公众形象等方面，而它们在其中又处于不同的地位。基本价值观起主要的作用，影响和决定其它文化主体的形成与传播。它指包括企业家价值观及广大员工都认同和恪守的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的形成、传播与扩散体现在思想建设和行为规范的全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的企业文化建设常常依赖企业家、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大多局限在传统的只顾企业利益的经济思考方面，无法形成信仰支撑体系和文化传播体系，大大降低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个企业创造与培养一个好的企业文化环境非常重要。很多人离开一个企业，是感觉自己难以融入这个企业。所以，开放的用人制度与工作气氛对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来说很重要；科学的管理制度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也是员工愿意在企业长久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影响人员流失的个体因素分析
1.年龄的影响
年龄是影响人员流动的最重要原因。在年龄和流动之问，明显地存在着反比关系。劳动力的年龄越轻，流动性就越大。人员流动与年龄及工龄的负相关关系是一贯性的，较年轻的人员有更高的流动可能性。年龄与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如下一些因素的影响：年轻人员精力旺盛，对所在企业的依附性不强，自身适应性强，有更多进入新工作岗位的机会，而且很少有家庭责任，这样流动起来较为容易。此外，年轻人在就业的早期阶段容易对工作产生比较高的预期。有时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预期，因此在进入企业后常常会不满意。我国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在有关自己择业、承受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上，年轻人对其持肯定态度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组。
年轻劳动力流动性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低、无保障。他们有比较强烈的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和机会。年轻人几乎不会安于现状而不去寻找另外的工作。而且一个人越年轻，他们从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本（包括流动）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到处寻找工作，比较工作的好坏。他们在初次工作时，并没有认真思考和选择，一旦感到不满意，就会转向新的工作。只有在一二年甚至更多年内试做了多种工作以后，他们才会安心下来，从事比较固定的职业，加入稳定人员的队伍。另外，年轻人更换工作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而且年轻人更换工作的成本较年长者低。
2.工龄的影响
人员在企业的服务年限（工龄）与人员流动之间存在着一贯的负相关关系。工作年限越短，人员的流动率越高。工作年限是预测人员流动的最有效的指标之一。据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分析，在所给定的任一批同年龄组的雇佣者中，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辞职人员，发生在工作刚开始的关三年之内：其中超过半数的辞职人员仅在工作满一年后便决定辞职。下图反映了这一现象。
图 从被雇佣起某年龄组队列雇员仍停留在原企业的比例
这种关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一个人在一个职位上度过了他职业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话，在这个职位上，他往往是进行了很多的感情和资本投入的。一个人在企业内工作时间越长，其社会联系的纽带越强，与之相应的离开原企业的社会交往损失就越大。
3.教育程度的影响
在交通、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各种信息的把握能力也越大。同时，他们所属的劳动力市场的范围也越大，如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常常可以在全球范围选择其劳动地点，硕士毕业生常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职业。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员流动的可能性增大了许多。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在跨州的流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高中教育水平的人的3倍。因为与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大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其劳动力市场具有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或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4.价值观与个性特征的影响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观点，也就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看法。一个事物对一个人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取决于这个人的个性品质，如需要、兴趣、信念和世界观等。这就是说，事务对一个人有无意义、意义大小，是受一个人的个性倾向性所制约的。对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事物，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价值是评价事物有益的尺度。价值高说明有益程度高；价值低说明益处不大。因此，也有人通俗地把价值解释为值得不值得。例如判断一个人的工作有无价值，判断一个人行为价值的高低，就是通过有益程度的大小来衡量的。不同的价值观会使人们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例如，人们对金钱、自由、幸福、友谊、权力、自尊心、工作成就、对社会的贡献等总的评价和总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有的人把金钱看得最重要，有的人则把对社会的贡献看得最有价值，也有人把自我尊严看得最宝贵，等等。象这种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一个人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就是价值体系。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决定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心理基础，对人的行为起主导作用。人员选择工作或做出工作流动决定时价值观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以往对人员流失与个性特点的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离开企业的人员大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希望有成就感、有抱负、独立意识强、敢于承担风险、自信心强等特点。
5.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关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现在拥有的人际关系资源对继续本工作与流动到新的工作后产生的不同影响的比较。这一方面是决定人员是否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目前工作中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否融洽也是引起人员流动的一个因素。但一般不会仅仅因为这一方面的原因就主动辞职，往往伴随着其他重要原因而流动。如果人员对工作中的其他方面比较满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不是过分复杂而紧张，多数人会暂时忽略此种情形。
6.工作满意程度的影响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主要包括①对工作内容的满意程度、②对职位晋升的满足、③对工作环境条件的满足等。人员对所从事的工作内容越满意流动的可能性越小。研究表明，工作的困难程度越高流动的可能性越低。如果人员对自己有较高的职业抱负和期望，那么他对晋升的机会看得很重，甚至会超过报酬的多少或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随着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作环境条件也成为人员选择工作考虑的因素之一。安全、便利和舒适程度越高人员流动率越低。
7.报酬满意度的影响
一般情况，人员对报酬的满意度与人员流失呈负相关。人员对报酬满意度越高流失率越低。而且人员对报酬的满意度是决定人员流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8.职业生涯预期的影响
职位满足是一种人员对当前自己的职位的评价反应。当前的职位对于人员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抱负有没有帮助是人员是否考虑工作流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9.家庭、业余爱好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流动的可能性低，他的流动对家庭来说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往往会为了照顾父母、子女上学或支持配偶而放弃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
一个业余爱好丰富多彩的人一般不愿长期选择很繁忙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认为业余爱好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会考虑流动到一个能让他更多地享受闲暇的企业。
总之，我国企业人员流动较为频繁，尤其是中小型私营企业，这应该引起企业管理层的重视，企业应结合以上因素调整好本身的人员管理策略，保持一个稳定的企业职工队伍，这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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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晔:私营公司用人之道[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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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剑虹:末位淘汰制与标准线淘汰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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