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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1
一、维吾尔生态文学概述
从遥远的古代起，维吾尔族先民在天山南北的高山草原，过着追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发祥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那里生息繁衍，度过了漫长的年代。公元840年回鹘人被迫西迁，从此以后，他们在塔里木盆地逐渐定居，开始了农耕生活。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养成了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意识，而且其文学自诞生以来，作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正因如此，维吾尔族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其作品内容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
维吾尔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各阶段有着独有的特点，这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产生的。如古典文学时期，维吾尔文学中生态观是由原始的宗教、图腾文化背景下产生，以自然崇拜方式表示维吾尔先民的生态观――“天人合一”意识。如史诗《乌古斯传》、民间神话故事《轻・吐米日英雄》等古典文学作品都表达了维吾尔先民“自然界万物同为一体”的生态意识。现当代时期，面对新疆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浪潮而随之出现一些生态问题，现代文明的涌入和工业化社会的推动，让维吾尔知识分子意识到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文学作品中反映人类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在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基础上，批判人类自私自利，感激大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的资源，提倡爱护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建立美好家园。
新时期以来，维吾尔文学中以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中通过人与自然中的地位，表达与人类命运关系的生活话题。艾合买提.伊明、诗人库尔班.把拉提、买买提.巴哈拉西、艾合塔木.吾买尔、托合题.阿尤福、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等作家用各种题材写出很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如《春季之气息》、《心灵之声》等散文，《被砍到的胡杨》《绿色生命》等诗作，《瘸腿的鹿》、《心山》、《大地，看看你的子民吧》、《干涸的涝坝》、《狼母》、《被沙漠掩埋的海》、《大漠之子》、《明亮的眼睛》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女性作家哈里达.斯拉依、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作品也丰富了生态文学作品的内容，其作品《鸿雁湖》《狼的命运》等生态环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为内容，提倡人类要热爱、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自然观。，这些作品有的表现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奇迹，有的表现人与自然界生动感人的场面以及悲剧故事，展现了新疆本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人类生态意识。
二、维吾尔生态文学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再现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再现其作品中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解构男人与女人、文化与自然、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一）维吾尔当代生态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提倡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并注重高度的人文精神。如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的作品《大漠之子》中，主人公父母离婚后，跟着父亲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从小跟自然界的动物、鸟类一起生活，由于没有得到母爱，主人公把周围的鸟类，动物看待亲兄弟，爱护它们。他喂着自己救护的黄羊长大，把黄养当自己的亲“母亲”，当黄养被害时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反抗城里来的官员们对自然界的冲击。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揭示自然与女性必须要被男性所保护，爱护，因为自然女性都为人类造福付出贡献。强调了爱护这人类的共同家园是人类不容推辞的责任。
（二）强调人与人，女性与男性，男性与自然的和谐，反对人类自私自利，把自然界所有生物共同生存生态原则作为其作品的美学标准。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解决环境问题要运用女性视角，从女性视角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买买提.巴哈拉西的中篇小说《瘸腿的鹿》作品一方面赞美大自然;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谐相处的根本性问题。作品中巧妙地用传说故事，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观念贯穿于作品主人公伊希克亚尔，表达了寻根自我、归根溯源的思想。
（三）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通过探析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涉及启蒙教育作用。它认为人类道德与精神上的衰退、腐败是出现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狼母》中，作者以真、善、美的观点作为标准，生动和细腻地再现了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密切关系，矛盾冲突等生态问题一方面通过描述作品的主人公尤丽提孜和凯塞尔的爱情及遭遇，另一方面描写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被人类猎杀，失去了幼狼的雄狼的悲剧性经历，揭示了盲目开发资源违背生态环境的行为，使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以及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的社会根源人类疏远自然界和失去本性、践踏人类精神不仅是人类精神异化的起点，也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态环境破败的起点。
（四）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除了揭示女性受到男性的压迫，更多的表现女性受到男性压迫后，人格尊严受到损害而被社会抛弃，连自己亲人都不能包容的情况下，女性就选择投奔大自然怀里寻找救赎，连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男人无法接受的她被大自然包容，大自然维护她，《狼母》中的尤丽提孜被人格践踏后选择自己一个人在草原度过，也不接受凯塞尔的爱情;在《干涸的涝坝》中，女主人公努斯热提被受到父亲，乡亲们指责未婚就怀孕，没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最后选择跳"涝坝”寻死，与自然同为一体。
三、总结
维吾尔文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着特定的诸多因素的制约，加之不断受到东西方文化，内部和外部文化因素的浇灌以及众多的影响，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独特绿洲文化的维吾尔人来说，生态意识是维吾尔族人文主义观念重要部分，同时，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和近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感情越来越淡薄，人在社会中得不到归宿，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更开阔的天空，因而深入大自然“寻找溯源”。因此，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更注重的是应该人与人，人与社会，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以新特的生态环境与维吾尔女性之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作为中心思想，提倡维护自然，爱护女性，表达了人类生态意识、人文主义、道德观念。维吾尔族女性生态文学以生态文明、传统生态道德和女性道德兼并的文化现象，研究其前卫的创作风格和现代文明与生态意识相结合的生态观念，研究此文化现象在维吾尔文学中的地位，文化价值，审美特征，对维吾尔族生态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韦清琦 .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2]唐国卿，梁劲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简论[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2
学习生物对学生来说，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而所有的孩子，都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我的课堂教学中，孩子们是平等的。由于学科特点，生物学涉及的相关知识对学生来说其功能是多向性的。事实上，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面临升学，但所有孩子都需要健康的生活，这使得生物学科的学习意义远远超出了教材内容本身。近年来全社会对于环保与生态的重视逐渐加强，在生物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让生态文明走进孩子们的心中，既是生物学科教学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在相关知识的学习中，我注重了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在“生物的分类”学习过程中，除了注重对教材知识内容的理解，更着重强调了“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进化论观点。我告诉孩子们，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所有生命！因为它们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着独特的生命意义。“众生平等”，引导学生向善。
学习“植树节”相关内容时，让学生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栽几棵树，植几株草。不仅仅是学以致用的问题，而是本着对环境、对生态的责任，应该把“地球的绿化”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
现实的山区农村，有许多抓捕青蛙、蛇的牟利者，最近下乡，就听到了好几起抓蛇卖钱的故事。事实上，在农村，抓蛇、捉青蛙来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我们应该至少有两个担忧：其一，物种的灭绝速度在人为加快，并由此引发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二，人类的健康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二十多年前，我的同事邓老师因为喜欢吃蛇肉，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头发全部掉光了，长出一头白色的绒毛。虽然只是一种可能，难保不是该事件的真实原因。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孩子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保护好你们自己！然后寻找适当的时机加以劝导。蛇比家猫厉害得多，能实现钻洞追捕，人类养猫宠猫，为什么不能容忍蛇呢！蛙肉虽然鲜美，大量捕杀青蛙，必然导致庄稼减产，害虫增加，从而增加农药用量。而农药的大量使用必然导致残留和污染，最终危害到人类自身，多么得不偿失！如果真有市场需求，也只能采取人工喂养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当然，生物学中与生态文明相关联的内容还有很多，如我国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等，就是修一条公路也要充分考虑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是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3
[关键词]后现代文学 生态世界 要素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0-0076-01
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标志体现。文学作品思想影响着社会和人类的方方面面，生态世界也不例外。后现代文学在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中产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后现代文学对人类发展有着各个层面的影响，人类与生态世界密不可分。
一、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文学的全称。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流派和思潮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学没有被大众认同的宣言和纲领，也不指某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一定的宽容度，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它是一种多元文化，常常是没有中心的，主张持续性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后现代文学各个内部流派很多，尽管有些体系本身都有一定的矛盾之处，它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特征，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首先，后现代文学穿越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限，有着明显的向“亚文学”和向大众文学靠近的可能。一些文学作品选择以文化消费的大众形式出现，使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不清晰。
其次，“终极价值”的摆脱。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作家一般认为人类自身与客观世界全都被异化，曾经的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然而社会体系不可改变，作家们不会对一些大的政治、道德、社会等问题进行深刻的推敲，作家们不再想给世界以意义。
再次，后现代主义文学反对现代主义具有深刻问题的“神话”，写作中内容消失了，注重“写作”本身。作家们把语言当做自己的武器，写作转向一种完全的操作、表演。
最后，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反传统。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眼中，文学和艺术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上的。作品体裁上，对传统作品形式及叙述本身解放分析。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文学”。
二、生态世界
生态世界是多元化的。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世界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学。生态文学是具有高价值的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生态文学以生态的整体观或生态的整体主义来说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对人类和自然的思想、行为和态度的标准是：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否有帮助。也就是说，整体生态系统能够稳定、和谐并持续发展同时自然存在。对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有帮助的，也会对人类长远或根本利益有帮助。
生态文学是体现人和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表现在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自然对人的影响。生态文学在表现人和自然关系中注重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生态文学把人类对大自然的责任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方向。
生态文学是研究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字。文明批判是其文学作品的特点之一。生态文学的中心是人类文化、思想、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模式。人类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分析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同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作品研究结合起来。
三、后现代作品中人类与生态世界要素的关系
随着生态世界的发展，研究和宣传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生态世界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生态世界给人类以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为人类提供很多机会，从而丰富了人类和世界的关系。
生态活动主要注重环境的保护和生态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和保护是国家的策略。真正的生态主义文化是属于后现代文化的，全面的生态保护只能在后现代过程中实现，当今的生态主义文化实质上表达了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呼吁，随着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建构后现代世界。总而言之，生态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包括生态主义的维度。人类将把自己当主体，把大自然和他人看做客体，主体去征服、建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客体是被征服的对象，同时也是实现文体目的的工具。
四、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意义深远，未来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的来临是现代主义的危机的必然产物，只有后现代主义发展了人类才能不断发展。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都决定于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后现代性。因此，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类和生态世界要素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王建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向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2）.
[2]余虹.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4
关键词:生态 生态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环境
一、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源流
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发展,人类变成了世界的主宰。随着明的发展,人类依靠独有科学技术在统治和改变世界的同时,也遭到了大自然报复,鼠疫,艾滋病,流感, 沙尘暴, 热带风暴,我们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劫难等待着人类。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里有着鲜明的体现,有《奥得赛》式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也有阿卡狄亚式返归自然的田园牧歌;既有对大地母亲盖娅的感恩,也有对文明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歌颂。始于十八世纪的生态思想,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前者以英国牧师、自然博物学者吉尔博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为代表,主张阿卡狄亚式的回归自然;后者以瑞士植物学家卡罗勒斯•林奈(Crolus Linnaean,1707-1778)为代表,主张帝国式的征服自然。
虽然人与自然是个永恒的话题,但直到最近两个世纪它才真正受到人类的重视, 因为人类到了必须考虑未来生存问题的时刻了。而这种思考促成了在欧美文化文学领域内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思潮的产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生态批评理论。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却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上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随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术语,如:“生态诗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等等。最终,人们保留了“生态批评”这一叫法。
生态批评仍然是一种新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它的质疑和诘难从未中断。有人说对“自然”的强调仅仅是一种政治说教。在学术圈内,生态批评依然被看作文学研究的边缘的和怀疑的“子域”。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态文学研究或者称生态批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端,并迅速地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现今,美国内华达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都变成了生态批评中心,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态批评研究者。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
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和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正像女性批评是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文学,而通过阅读文本,批评给予人们生产方式和经济等级的认知理解一样,生态批评按地球中心的方法入手来进行文学研究。”格罗费尔蒂的定义确立了生态批评的几大特征:1.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是自然(物理环境)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2.生态批评是以“地球中心”而非“人类中心”考察文本;这有别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3.生态批评和自然学科的“生态学”密不可分,但生态批评并没有机械借用“生态学”方法或研究策略和数据成果。王诺对此分析的极为清晰:“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
三、生态批评的旨归
从历史上看,“生态批评”的产生起源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所以,它本身就带有“问题主义”倾向。生态批评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堡垒,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那么,生态批评的终极旨归究竟是什么呢?
格罗费尔蒂在“1994年西方文学协会”上论述生态批评时说:“生态批评者和理论家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是怎样在十四行诗中描述的?自然的场景在小说情节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戏剧中所表述的价值观是否与生态智慧相一致?大地的隐喻是怎样影响我们对待她的?作为一个流派我们如何彰显“自然写作”? 除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地方”应该成为一种批评类别吗?男人书写自然是否和女人的书写相异? 文化本身是以何种方法来影响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 荒野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通俗文化中的?”
格罗费尔蒂的发问基本上对文学生态批评的意义和生态批评学者的任务做了细致描述。带有“问题主义”倾向的生态批评研究的是自然和文学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生态危机的现实中也存在一种生态平衡的问题,自然危机到底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社会生态”问题;自然生态危机给人类的内在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涉及到人类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态”问题。这些都是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之列。
中国学者刘蓓抛弃了人类狭义上的回归自然,倡导广义上的回归,即:以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来达到人内心世界的自然回归。她认为这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此观点与中国学者曾繁仁的观点不谋而合,曾繁仁认为必须确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态度决定一切”。
四、生态批评的困境及出路
虽然生态批评现今已经是一门炙手可热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它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境;中外不少学者发出了种种质疑:生态批评能否真的完全把“人类中心主义”完全解构?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有无美学上的价值?它的美学学理又是什么?又如何从生态批评上升到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到底在文学批评领域能走多远?生态批评的方法论意义有多大?也有学者不无刻薄地质疑既然生态批评解构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并旨在建立一种所谓的“地球中心主义”,但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难的却是人类自身,人类真的能够把自己解构吗?
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境,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这一事实却也给生态批评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切机和出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为现下的生态危机寻求出路。生态和环境问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在呼吁社会大众树立一种“生态意识”,重新确立在自然中的 “生态身份”;“深生态”更是倡导人们要“像一座山那样思考”来和诸如山川河流等“自然公民”进行换位思考。人类正经历着一个汹涌的生态思潮时代,后现代之后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学时代”,文学文化领域中的生态批评也必将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从边缘步入中心;从而为人类自己也为整个生态自然担负起它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马 凌:《征服与回归:近代生态思想的文学渊源 》,《外国文学研究》,2003.1。
[2]王 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王 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 2002.3。
[5]Cheryll Glotfelty. What isEcocriticism[J/OL].1994WesternLiteratureAssociation,省略,
2004-04-20.
[6]刘 蓓:《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成都大学学报》,2003.2。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5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
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
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6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