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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范文1
美国当然要对储备货币无法继续支持世界贸易增长负起责任。如果白宫此前的几位当家人能够正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的低投资率——与世界上最贫困、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不相上下，将来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为美国赢得的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持续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增强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能力，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扩大同样是债务型的消费，以及盲目扩张与此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机原本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化解。
不仅如此，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投资扩张，其本质依然是美国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的扩张，虽然明显提升了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生产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时，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节节攀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支撑美元信用的基础不断裂变。
不过，一味地追究美国的责任，而不是同时反思本国的责任，绝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钱是用来花的，储备货币与任何货币一样，归根结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发行在外的储备货币加快周转，而不是被一些国家大肆囤积，那么，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来自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7年，世界外汇储备合计由1.55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4.3万亿美元，累计增加额多达2.75万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累计增加额的4.4倍。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增加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占以上世界外汇储备合计增加额的51％。加上日本、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现，5国合计增加额为惊人的2.82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倍。
储备货币的囤积，说明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囤积储备货币的国家未能将外汇储备贡献的流动性用于促进国内经济的更快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依赖贸易顺差贡献的流动性增长。那些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长期间获得的流动性来加快本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进而实现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刚性，一旦成为制约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注定会使本国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断裂。
另一方面，储备货币向来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得”，是另一个国家的“失”。当主要出口增长国将储备货币囤积起来之后，势必导致另一些国家以至世界出现储备货币短缺，同时也限制了另一些依赖资源性产品出口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国家的发展。
糟糕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固执地认为外汇储备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范风险的。正是这一思想主导着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令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由1990年的21％提高到2000年的74％，以至目前的180％。既然中国只有少量的融资型海外债务，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保持在30％便足够了。
然而，过度的外汇储备，一方面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危机的部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总人口演变趋势当中的重大风险。
由于财富增长总是与抚养比成反比，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从13.8亿人的峰值减少到5.6亿人。这意味着，假如中国不利用现阶段外汇储备充裕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国内经济转型，那么，20年之后，中国继续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面对当前世界储备货币危机，有两句话很值得思考。
一是儒家名言：“君子反求诸己”，
一是道家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货币危机范文2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7-0013-04
货币危机泛指汇率的变动幅度超出了一国可承受范围的这一现象，或者是“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导致货币大部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状态”(Kaminsky et al.1998)。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源于对20世纪60、70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危害随之增加，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学界对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近期货币危机主要预警模型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
一、信号分析模型
该模型是Kaminsky、H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一是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机(window)；二是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三是按照噪声――信号比(noise-signal ratio)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四是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并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multiple-regime)KLR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financial excesses)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四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信号分析模型经济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它可以根据多个变量发出的信号估计危计发生的概率，同时有效提供关于危机根源和广度的信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二是KLR模型的隐含假设是在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特定的的函数关系。即阶梯函数(stepfunction)关系，这一界定使得模型无法对一个变量是刚刚超过阈值，还是大幅超过阈值进行区分，因而使得变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三是模型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倾向性；四是虽然通过加权平均解决了预警指标的单一利化问题，但由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纳入考虑，因此。这种汇总是表面的。
二、离散选择模型
针对信号分析模型的这种缺陷，有学者提出了离散选择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过纳入新的解释变量来扩展模型，进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变量。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以下几种：
Frankel和Rose(1997)构建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极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从而根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建立用于外推估计某个国家在未来某一年发生货币危机可能性的大小。该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汇储备较少、国内信贷增长迅速、实际汇率高估的时期等，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此后，Andrew Bery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对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墨西哥、阿根廷货币危机的概率进行预测，但准确度并不高。
Bussiere Fratzscher(2002)认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机前的诱发期和危机后的恢复期，而实际上在这两个时期危机预警指标的表现具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将上述变动分为三种状态或时期(regime)。即货币危机平静期、诱发期和恢复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三元应变量Logit模型进行危机预测。该模型对32个国家1993年12月到2001年9月的月度数据验，预测效果还比较理想，在样本内可正确预测73％的诱发期和85％的平静期，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可以正确预测57％的诱发期和83％的平静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Logit模型，该模型使用32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9年数据，主要分析了利率调整引起并未预期到的货币贬值。以及其总货币贬值水平超过以往水平的情形。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应该说，离散选择模型出现了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拓展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预测值较好解释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模型中存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二元或多元离散变量后信息的损失，而且没有确立一个根据预警危机和避免噪声的能力对变量进行排序的标准：二是不同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所以假设参数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货币危机的预警方面通常表现很差(Abiad,2003)；三是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的可能，这直接限制了更多变量的采用，最终影响对危机预测的准确性。
三、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switching Model)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形式。它将结构性的变化视作一种机制向另一种机制的转换，譬如金融运行特征发生的显著变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断，汇率急剧贬值、经济增长趋势逆转等，进而将结构变化内生化进行估计。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一个带有动态转换概率的状态转换模型，该模型采用两种形式：一个是汇率转换模型，假设汇率是一个AR(4)过程；另一个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内生变量有3个，即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均服从一阶Var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直接对投机供给建模，同时加入预期因素。对1979-1993年对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投机性冲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没有考虑变量状态转换性质的模型可能存在设定偏误问题，经济基本面和预期因素共同决定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Abiad(2003)也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预测货币危机，他首先拓展了预警指标，即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指标和金融脆弱性指标三类。而后采用单参数检验显著的预警指标分别对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国是否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预警。研究表明：体制转换模型预测货币危机的准确性比已有的预警方法更高，同时发出的错误信号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础上，张伟(2004)进一步验证了Abiad的结论，他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改变样本区间、选择不同的确预警自变量，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体制转换模型在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该模型的预警能力较强，时效性也较强。应该说Maikov-switching模型通过估计过程中将结构变化内生化，充分利用因变量本身的动态信息。有效的避免与阈值设置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把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所造成的信息损失。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预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变量。将时间序列模型扩展为组合模型，而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数据频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应用的复杂性。
四、人工神经网络系统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是一种基于连接学说构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脑的思维持征，通过合理的样本训练、学习专家的经验、模拟专家的行为，并通过引入非线性转换函数来求解各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从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和高速信息处理的能力。近年来，ANN在货币危机预警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极大促进预警建模和估计动态系统方面的发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个多层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扰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的数据采集和样本外预警效果差的问题。该文对1990-2000年欧洲5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预测。模型的网络输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指标，并在预测前应用R/S分析方法对上述几个货币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层感知器ANN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其他模型，多层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gradient)预测准确率大大超过了KLR模型的准确率。
CHck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应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进行货币危机预警的模型。并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数据以测度市场情绪(market sentiment)，变量包括汇率(以美元度量)、股票价格指数、银行间利率、储蓄利率，其结果在预测精度上和统计性质上优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为比较基准(benchmark)的随机游动模型。
Lin等(2006)进一步引入了模糊逻辑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数据导向的神经模糊模型(NFM)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警。NFM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经济性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有明显差异，且这种反常行为具有再发性。该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础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职，与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样本外预警能力，还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货币危机预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神经网络自身的优化问题，如隐藏层数及隐藏层结点数的确定、激活函数的确定、局部最优等，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影响着预测效果。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根据残差最小的原则不断地调整参数来改变预测效果，但是它不能改变输入数据，而货币等金融数据往往是波动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除噪，优化神经网络的输人数据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其他预警模型
在货币危机中使用的其他预警模型上，还有：
(一)DCSD模型
DCSD预警系统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归预警模型与KLR信号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而成。该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指标与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线性关系在临界值处有一个跳动，随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倾斜度性相关。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来简化分段线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终最简化的模型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先按显著性递增的序列对所有的预测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排序，通常用每个预测解释变量所对应三项的显著性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排序。将显著性不强的变量从模型中去除，最终可获得最简化的模型形式。
(二)费舍尔判别分析(FDA)模型
FDA模型是一种单模态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优的投影向量w.同时使得在投影空间中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尽可能的大，确保投影到一维空间上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分离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优势在于其稳健性、易解释性，技术上简单，容易维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认为，已有预警模型繁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别类似的变量，也无法决定其各自的权重。有鉴于此。作者利用15个新兴国家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构建了FDA预警模型。但结果显示，FDA与Logit和Probit模型的结果无显著差别，尽管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后者的预警功能还是要比FDA更强。
(三)Duration模型
Tudela(2004)考察了20个OECD国家在1970-1997年间的货币危机。通过引入了盯住汇率的连续维持期(spdl)及其久期(duration)，分析了货币危机的时间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维持期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汇率调整的政治成本是随着盯住汇率维持期的长短而变化的，旨在保护汇率的稳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会减少放弃盯住的概率。
(四)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
极值理论是一门用来分析和预测异常现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风险的模型技术。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评估极端事件的风险。近年来发展起来的POT模型(Peasks Over Threshold)是对观察值中所有超过某一较大阈值的数据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极端观察值，因此通常被认为在实践中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极值理论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当中，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东欧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对货币危机有良好的适用性，样本内的解释力能达到70.81％，并且它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极值理论应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数据的不足也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制约因素。尽管可以通过模拟方法来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但成本相对较高。
六、结论及建议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预警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偏重研究模型的改进，对有关风险预警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更偏重数据模型的使用，但考虑到具体国别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开放程度和金融体制等的不同，因此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应用选择模型，特别是还应该注重专家的综合评估意见及审慎分析，来加强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二是风险预警仍然局限在宏观和行业层面，目的是帮助潜在的受害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全面爆发，鲜有关注企业遭受货币及外汇风险预警要求的研究；
货币危机范文3
关键词：货币危机；国民资产负债表；资产运营一般模式；预警指标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1―0003―05
中图分类号：F820.2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解和定义各不相同，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危机是指，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一次性的、急剧的、短暂的、超周期的恶化，这些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房地产)、厂商的偿债能力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等。根据成因不同，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5月)中将金融危机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股市危机和债务危机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危机成为金融危机最常见的外在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的内部失衡。银行危机、股市危机和债务危机常常是货币危机的直接诱因，并与货币危机相互交织，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加复杂(李小牧等，2001)。
Paul Kmgman(1979)最早定义了货币危机，但争议至今仍然较多。Graciela Kamninsky等(1997)对货币危机的定义比较具有操作性，他们认为货币危机是指对一国货币的攻击所导致的该国货币大幅贬值或国际储备的大幅下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刘志强，2000)。
国外对于货币危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是由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的，它认为货币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基础状况恶化，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是Obsffeld在90年代提出的，这种“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理论更多地注意到政府政策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决策的非线性，并详细地探讨了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它认为即使宏观经济基础没有恶化市场预期的突然改变也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第二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是在1997年后提出的，其特点在于强调危机的传染性和微观性，危机传染学说的主要代表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流动性危机导致清偿力危机的理论，其代表人物克鲁格曼(1999)认为，经典的M-F模型忽略了实际汇率对投资的影响，因为企业的投资水平受制于它的财务杠杆和所有者权益的净值(张宝林，2001)。
本文在回顾上述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从国民资产负债表出发，根据资产运营一般模式和一般均衡理论，从独特的角度探讨了货币危机的机理，并据此提出了有关的预警指标。笔者认为，在次贷危机冲击下，美元贬值可能造成的货币危机再次成为笼罩在全球上空的阴影，因而本文的研究意义深远。
一、国民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运营一般模式
货币危机最终表现为一个经济体的国际储备大幅降低或者货币大幅贬值，无法有效动用自身的金融资产甚至非金融资产抵御国外投机冲击。因此，从资产运营角度诠释货币危机的机理，首先就应当从理解国民资产负债表开始。
(一)国民资产负债表
国民资产负债表就是将企业资产负债表技术运用于国民经济，这一构想最早是由H.D.Dickingson(1936)提出的，R.w.Goldsmith(1955)编制了较为完整的美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之后的诸多经济学家对此有重要贡献。在1968、1977和1993年颁布的各种SNA文件中，联合国不断规范了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结构。
这种标准将“国外”视同为一个机构部门，以反映本国各机构部门与国外之间的经济联系。“国外”部门与本国各机构部门共同构成国民资产负债表项目分类的经济主体，通过各经济主体分别核算之后再合并，然后就得出国民资产负债表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及其各细分种类。
(二)资产运营一般模式
从资产价值形态的角度，本文将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重新归类。将金融资产中的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保险专门准备金等称为现金资产，将金融资产中的贷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称为信贷资产，将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其他权益、股票以外的证券称为证券资产，将固定资产、存货及贵重物品等各种生产资产与有形及无形的非生产资产在内的非金融资产称为实体资产。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居民或企业)对财富的追求使得他们愿意付出劳动，从而促使资产从一种价值形态向另一种价值形态转化，其结果便是资产的增值或贬值。因此，资产运营的过程反映了微观经济活动的内容，资产运营的结果又必然体现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而加总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就得到了各机构部门以及国民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可用资产运营一般模式来分析货币危机。
资产运营一般模式是指通过如下三个步骤以实现经济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是确定现金资产、信贷资产、证券资产、实体资产及其组合。
二是构建具体环节的“运营单元”，通过四类资产的16种可能转换，最终实现资产现金化。
三是将不同的“运营单元”有机地连接成一个资产运营过程，实现连续的循环过程，从而为经济主体创造价值。换，但不代表现金流的方向。
同时，本文还用如下的矩阵及其运算表示上述四类资产的16种转换。若用A、B、C、D分别代表现金资产、信贷资产、证券资产、实体资产，则可以用如上的字母组合来表示这16种资产运营方式，例如AA就表示现金资产现金化。
因此，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若用f，(A)、f2(B)、f](C)和f4(D)分别表示A、B、C、D四类资产运营的利润函数，则微观主体的资产运营目标函数就可以简单表示为最大化总利润M：
max M=max∑(A)+f(B)+L(C)+f(D)]
二、四类资产市场的失衡与开放经济下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就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它的对立面就是经济金融的合理均衡，因而可以用资产运营一般模式和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它。
假设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是完全竞争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在初始的约束条件下呈现动态均衡的状态。那么，在微观上，它就表现出居民或企业通过资产运营过程的连续循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并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实现正常的资产运营过程；在宏观上，它就表现出现金资产市场、信贷资产市场、证券资产市场和实体资产市场及其子市场的动态均衡，从而国民经济就处于理论上的稳态增长路径。
如果外部主客观因素使得某一约束条件突然变化，比如政策条件或市场预期等发生转变，那么这种冲击就可能引起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原有的均衡状态发生某些结构性变化。并且，由于现代经济的特征在于价值运动引导使用价值运动，从而金融资
产市场比实体资产市场反应更快、流动性更强。因此，现金资产市场常常会先出现失衡，进而通过资产运营将失衡传递到其他三类资产市场上，最终导致本币的对内通胀和对外贬值。
(一)现金资产市场的失衡
在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现金资产包括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保险专门准备金。现金资产市场失衡通常表现为与现金资产有关的资产转换市场中的供求均衡被打破，包括现金资产的现金化、现金资产信贷化、现金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实体化四种转化，因而现金资产市场就可相应细分出四个子市场。
由于本位货币的法定支付功能以及现金资产的相对同质性等特征，这四类资产转化又通常从现金资产现金化开始。现金资产现金化是指将一种现金资产转换为另一种现金资产，从经济体的层面上来说，主要表现为外汇交易，其次才是互换交易(Swap)，其中前者占有绝大比重。因此，现金资产现金化市场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外汇市场失衡，在外汇供求上主要是由于经常项目中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和资本项目套利资金持续净流入，这使得外币供给持续大幅度增长，因而对于本币的需求也相应大幅度上升，而对本币持续的超额需求使得本币也面临着持续的升值压力。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它迫使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长期走势的差异持续扩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它则会使得该经济体出现本币长期升值。
作为外币现金资产的国际游资在转化为本币现金资产后，不可能以本币现金的形式保存，因为现金是不生息的，而必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形式。它们或者以银行存款等形式通过银行的资金运用转化为银行的信贷资产实现增值，或者通过证券市场转化为证券资产实现投资增值，也可能通过直接投资的渠道转化为实体资产进入实际再生产过程从而实现增值。此外，由于贸易顺差而产生的本币投放也不可能仅仅坐吃银行存款利息，其大部分还是可能会转化为实体资产、应收账款等，以获得进一步的价值增值。因此，本币升值和资金在不同资产市场之间的流动必然会引起资产价值形式的转化，改变原有市场格局和利益分配，从而也必然引起其它资产市场原有的均衡状态被打破。
(二)证券资产市场的失衡
国际游资通过现金资产现金化之后转化为本币现金资产，然后投资于该经济体内的证券市场，使得证券资产需求持续大幅度增加而供给相对不变，因而证券资产价格便持续高涨，主要表现为股指的一路高涨。
另一方面，在巨额外汇储备形成过程中，中央银行被迫投放大量本币，这些货币也可能由企业或银行最终投入到证券资产以追求价值增值，从而也会推高对证券资产的需求。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证券资产分为原生证券资产和证券衍生资产两大类，而两个细分市场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自循环机制。本币资金持续大量投入到原生证券资产市场，而实体经济既定的制度背景和再生产环节决定了原生证券资产供给的增加相对比较稳定，故原生证券资产价格便会出现持续上涨。
同时，由于原生证券资产是证券衍生资产的基础，原生证券资产量价齐升就必然引起相应的证券衍生资产市场的迅速膨胀。
两类证券资产的量价齐升显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经济信心，而投资者又常常容易出现过度自信，并通过心理预期作用影响人们对原生证券资产收益预期和风险升水的主观判断。而这两者又是影响原生证券资产价格的关键因素，因为原生证券资产基本价格=实体资产预期收益／(贴现率+风险升水一收益增加率)，而实体资产预期收益和风险升水又是以实体资产一定的事态变化发生率为依据，但原生证券资产的市场价格则受制于交易者对预期收益和风险升水的主观判断。如果投资者主观判断的证券资产预期收益率远高于由实体资产收益率，相应的风险升水又远低于实体资产所决定的水平，那么原生证券资产市场价格便将远远高于其基本价格，市场价格高于基本价格的部分便称为资产泡沫。尽管原生证券资产的基本价格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而且从理论上说，托宾Q(=原生证券资产市场价格／原生证券资产基本价格)可以用于衡量其泡沫性的程度，但在实践中原生证券资产的基本价格却很难确定，故其泡沫性程度只能以原生证券资产价格增长率与实体资产收益增长率的差异程度来判断。当这种差距很大时，也就意味着原生证券资产市场出现了严重失衡。
然而，在实体资产收益率增长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依赖主观预期支撑起来的原生证券资产超高价格显然仅仅是资金推动型上涨的结果，属于一种典型的介稳系统，即具有耗散结构的自组织弱混沌系统，这种相对稳定的介稳系统必须依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但又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扰动所破坏。这正如在沙堆全集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一颗沙粒引起一个小的崩塌，随着沙堆越来越高，崩塌也越来越大。而在临界状态时，几粒沙子就将引起大的滑坡(灾变)。某些特定市场信息，比如政治、经济、军事、地震或其他偶发性事件等，都可能引起投资者主观预期的突然逆转，投资者急剧跳水和对巨额赎回开放式基金，这种证券资产现金化就是国际游资大量撤资的过程，这种不规则的资金流动通过联动效应、操纵、蚂蚁撬动堤坝和逆向效应等常常可能引起该经济体内部、整个地区甚至全球性的证券资产市场崩盘和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并最终表现为货币危机。
(三)信贷资产市场的失衡
信贷资产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贷款和企业的应收账款，前者为银行信用、后者为商业信用。由前可知，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游资的流入引起外汇占款大量增加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日益被动，本币现金资产的大量增长相当于中央银行向社会投放相应的基础货币，因而也必然相应增加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由此引起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大量增加，而在企业信贷资产需求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必然引起信贷资产市场的失衡，引起企业盲目投资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使经济结构出现畸形化。
另一方面，出口企业换汇的大量增加也使得它们的自有资金更为充裕，从而降低赊销条件、增加应收账款，导致企业之间“三角债”的大量增加，此即为商业信用的盲目扩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三角债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杂织常常容易引发商业银行的挤兑危机、信贷危机甚至倒闭破产，由于商业银行内在的脆弱性和易传染性，进而可能很快演变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
(四)实体资产市场的失衡
金融资产运营虽然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却削弱了国民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从而加大了经济体遭受金融风险的概率。而实体资产的稳健运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与核心。相对过剩的现金资产引起实体资产市场的失衡的机制主要包括：
一是由于利率的持续过低而弱化了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二是推动了楼市、土地、黄金、古玩、大宗原材料等稀缺性实体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三是通过FDI转化为实体资产引起了盲目重复投资。
首先，本币现金资产相对过剩引起货币市场上供给相对过多，从而使得市场利率持续偏低甚至掉入了流动性陷阱，而利率作为最重要的资金价格难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势必引起整个经济体效率持续降低。
其次，大宗产品和原材料等实体资产价格上涨和预期利率的上升，将加大内向型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其盈利能力，而本币升值又会降低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价格，因而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也相应降低。
再次，FDI过多流入也可能扭曲实体经济结构，使得出口依存度过高，加大了对外资和外债依赖，弱化了本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因此，实体资产市场长期失衡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实体资产的收益率，损害的最终还是国内外直接投资者。实体资产收益率持续偏低的后果有三点：
一是国外直接投资会逐渐退出，导致经济长期衰退。
二是使得银行信贷资产不良率升高，企业三角债积弊难还，信贷资产市场全面严重失衡。
三是实体资产收益率持续偏低，但以此为基础的证券资产收益率却相对过高，其差异主要由二级市场的价差弥补，由于持续的价差要维持就必须持续的资金投入，一旦投资者预期发生逆转撤走资金，势必引起证券资产市场危机。比如，最近次级债券危机，就是由于美国新房销售率下降较多，银行信贷因此收缩，收益大跌的预期引起房地产美股大跌，各国金融机构也因为持有大量次级债券而遭受损失。当然，其他两种情况也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甚至多种情况共同发生和交叉传染，并引起全局性的危机。
三、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资产运营一般模式分析可知，四类资产市场的运作不但事关微观层面而且更与宏观层面直接联系，因而要建立货币危机的预警机制就必须从四类资产市场运作的有关指标体系人手。
从现金资产市场来说，其对内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对外市场主要指外汇市场，因而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及其增长率毫无疑问应当成为首要的监控指标，其次就是国内外利差，再次就是影响汇率及货币供应的外汇储备也应当成为重点监控指标，接着就是M1和M2的超额指标，最后就是M2与外汇储备之比。
从信贷资产市场来说，商业银行存款总量、存贷比、国内信贷与GDP之比也是需要重点控制的指标，还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也是应该考虑的指标。因为商业银行自身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独特的传染性，其负债直接影响派生存款进而影响货币总量，同时商业银行资产更是直接事关其盈利状况和自身的存亡大事。此外，国内储蓄率、国家外债余额／GDP、财政赤字／GDP也都是与信贷市场有关的重要预警指标。
从证券资产市场来说，股价指数是通过加权而成，从总体上反映了整个市场涨跌情况，也是危机预警的重要指标。此外，股市的平均市盈率、融资增长率、总市值及其增长率也应当为当局重点关注的指标。
货币危机范文4
关键词：货币危机；货币危机模型；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01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概述
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政治体制上的裙带关系是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认为的引起货币危机的三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两个理论：道德风险论和金融恐慌论。道德风险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金融机构存在着高杠杆借债和过度投资的倾向，而外国的银行相信政府的信用权威和国际组织的救助机制而放低了贷款的限制，过于轻率地迎合贷款愿望，从而引发很多无效投资和不良贷款以及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在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就没有办法偿还债务而出现偿还危机，引起金融市场动荡，投资崩溃而导致货币危机爆发。金融恐慌论则认为市场上“恐慌性”的投机冲击是货币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冲击的产生与国家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特别是与银行流动性不足相关。“因为恐慌性资本大量流出，长期投资项目被迫中途变现，从而使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1]当汇率固定但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的情况下，最终将转化为中央银行的挤兑，即货币危机爆发。我认为目前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引发货币危机的因素在我国都有显现。主要表现在银行坏账多资产结构质量恶化；非金融机构比如保险、基金等机构日益暴露出风险；投机成分较大等等。
二、中国未来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研究
从道德风险论出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隐形担保，减轻了风险承担水平，使得投资者容易倾向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项目，导致金融机构无序投资以及不良业绩，资产市场虚假繁荣。而目前我国就存在着不良资产比率过高的情况，2014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1.64%，上升了0.15%；2014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1.29%，上升了0.29%，达到了自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最高点，2013年和2014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上提高。[2]政府对四大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造成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无序投资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的支持，能让国有银行能从居民那里不间断地获取储蓄存款，所以也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但是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允许大量的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我国的银行行业竞争加剧，国有银行很有可能失去凭借国家信用的支持继续在存款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此前数年的高速膨胀，前几年很多人贷款炒房，使得房地产经济出现了泡沫，一旦房价下跌，人们拥有的资产就会缩水，导致出现偿付危机，金融市场动荡而触发经济危机。而从国际角度考虑，也存在过度投机的现象。2013年有大约1000亿美元通过伪造出口发票的方式流入中国。这些资金进入入中国后流向房地产或者高息贷款等领域，而不是进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以企业要更多现金去偿还贷款，相反中央银行还在控制信贷。而政府考虑到风险，不敢上调官方利率。这就促使哪些对现金需求大的公司宁愿选择支付很高的非官方贷款利率，从而造成了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热钱不断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资产泡沫。
从金融恐慌论考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银行流动性不足是导致“恐慌性”的投机冲击的主要原因，而“恐慌性”资本外逃，会使大量长期投资项目被迫中途变现，从而使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我国目前银行的资产负债在期限结构上出现严重错配并向高风险的贷款人发放大量贷款，承担了大量风险。而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又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任务和许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导致了资产流动性下降，发展后劲不足，违章违纪经营的现象时有发生，流动性风险加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依靠国家信誉，风险意识薄弱，尤其是长期以来国家作为唯一出资者的体制性弊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淡化了流动性管理的意识。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限制了保持流动性的基础。这些客观因素，成为制约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瓶颈，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巴塞尔协议要求。”[3]在银行流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宏观环境或内部经营急剧变化使不良贷款不能收回，银行就会出现巨额损失。这时加上新闻媒体集中报道有时甚至夸张银行所遇到的困难，就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甚至过度反应。这就会引发“恐慌性”的投机冲击，银行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越弱，发生大的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
三、总结与防范意见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出发，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中国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内在因素。可能引起中国货币危机的最基本因素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下降的趋势。“在逐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的背景下，汇率高估、赤字货币化和经济基本面恶化容易诱发投机攻击。”[4]一旦投机攻击触发了，货币危机也就接踵而来。
对上述各种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我国应予以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首先，要整治内部经济环境，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其次，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对银行信贷资产加以有效的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细产权，理顺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减少不良贷款率。最后，要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然在我国经济仍保持者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是我国抵御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吴勇.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世界经济情况，2010.
[2]管运章.中国货币危机内生性因素研究[J].2006.
[3]王聪.商业银行流动性分析[J].中国金融，2012.
货币危机范文5
关键词:国际本位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霸权 外汇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5-060-04
一、从本次金融危机看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
作为美国一直以来最大的进口国，我国通过出口卖给美国的是真实的商品，由此换来我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国债和美元储备，也许有很多人对此还感到很“欣慰”。而美国得到的是真实的商品，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出口的凭证，即美国自己印制的美元。一旦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必定大量地缩水。而当前，美国采取轰轰烈烈的诸如“定量宽松政策”的救市行为，在本质上就是选择何时印制美元。我国所持有的大量国债，将中国经济一步一步地绑架于美国的经济体上，处于货币中心地位的美国掌握着定期对外转移经济风险、转嫁经济发展成本的主动权。同样是两大强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国主打，中国主赔。中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美国通过印钞票来转嫁其经济危机而无计可施。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稳定越来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本位带来的全球失衡，使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序的状态，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频繁，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这让我们明显地意识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体系，也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体系。而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元霸权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缺陷，美元充当着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储备货币，但其发行以及美国的对外债务不受约束。二是当前的国际本位货币缺乏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没有一个有效的全球通货管理组织，IMF对于应对全球化下的危机及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需要相比悬殊。
因此，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若没有国际货币本位币，即使经济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依附型经济。
二、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的现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主赔”的诱因
在我国的国际储备中，黄金储备总量占世界第六位，然而相对于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而言，仅仅占其中的1.5%（见表1），而且2010年的外汇储备额每个月都在增长，其中的黄金储备绝对额却保持不变（见表2），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是以各个国家的货币形式存在。
由以上数据可分析得出中国外汇储备存在几个明显弊端：
（一）国际储备资产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黄金储备仅占外汇储备的1.5%，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平均的黄金储备水平。外汇储备多黄金储备少的格局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际储备价值形成威胁。在近40个月中，以美元计价的国际黄金现货价格上涨了67.9%，而美元同期贬值了33.6%，这直接导致我国国际储备价值缩水，是我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主赔”的诱因之一。其次，黄金是一种重要的保值资产，在目前国际局势动荡、金融危机频发的时期，我国金融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黄金则能起到很好的保值作用。最后，国际金价和石油价格具有联动性，而我国又是一个石油进口和消费的大国，较少的黄金储备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
（二）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估计在65%左右，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在的。美元储备过多，形成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成为美元“铸币税”的主要承担者。我国通过商品出口换回美国的美元纸币，事实上相当于中国向美国提供无偿赊销，其利息就构成了储备国缴纳的“铸币税”。第二，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美元的升值贬值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经济发展需要决定的，而很少顾及其他美元储备国，因此，大量储备美元就要被动地承担美元贬值风险。这是我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主赔”的诱因之二。
（三）重要商品储备水平明显偏低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把商品储备列入国际储备的传统范畴，但从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增加重要商品储备、实现储备多元化正是国际储备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的重要商品储备起步较晚，储备水平偏低。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石油等重要商品进口中断而没有储备，对我国国民经济将造成重大影响。另外，没有一定程度的储备量，对重要商品的国际价格就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到2010年12月，我国已经有28473.3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元储备，这使中国的经济稳定性严重地依赖于美联储的货币经济政策。近期美元严重贬值，通过存款乘数和货币创造机制，使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地缩水。同时，黄金储备过少使得我们的储备资产缺乏稳定性和增值性，而储备资产价值的稳定与经济状况的稳定有着必然地联系，无论中国经济在危机后是“V”型反弹还是“W”型反弹，在此过程中都已经遭受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我国外汇储备的以上几个弊端，为美国在发生危机时转移风险提供了条件，使我国在本次危机中成为“主赔”的一方。然而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的不合理仅仅是一个诱因，没有一个合理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本质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国别信用和具有物质保证的国际本位货币出现成为了必要。
三、国际本位货币提出的现实性
国际本位货币是在国际上占据中心货币地位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国际本位货币必须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自由流通；还必须占据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能够充当国际商品的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并成为各种货币汇率计算的中心；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
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离不开本国货币、国际货币、尤其是国际本位币，国际本位币是国际经济利益交换的基准，是大型经济体实力的价值显现，也是国家利益交换的核心。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在国际交往和结算中发挥国际本位货币职能的一种货币。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典型的“特里芬难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享受交易、结算的巨大利益，而人民币则实行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一国货币，又因此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不仅不能享受交易、结算所带来的利益，还要经常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对冲操作以平抑波动，而对冲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货币的膨胀。
当今世界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本质上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正是造就美元霸权、个别国家操纵国际市场的“罪魁祸首”。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赖。因此，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
四、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建构与可行性
（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建构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国家与国际联盟共存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从经济渗透到国家的各个方面。而每一个国家的货币由于有本国国家信用和财政税收做基础，因此，具有流通、储藏等功能。同样，任何一个没有税收作支撑的国际货币也都是不可靠的。当前的世界性组织之一―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其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创造出来的“特别提款权（SDR）”也仅仅是“空中楼阁”，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保证，随时有被废弃的可能。然而，SDR却给我们了很多的启示。因为当前甚至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不可能进化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我们以统一的世界货币做支持来更加顺畅地进行贸易交流，以减少贸易过程中的摩擦。
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并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赖。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 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Basket），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或GD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管理机构。考虑了各国GDP或GN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的组合信用本位币便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而不会再像SDR一样成为“空中楼阁”。
（二）国际本位币出现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首先，脱离对国别信用货币依赖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会让他们放弃作为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发行上的好处及其他特权。因此，国际本位货币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别提款权SDR等超货币作为组合信用本位币的第一阶段在今后相当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
其次，美元现在担任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角色，在短期内还没有其他的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的这一角色。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在国际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和特权地位，短时期内难以出现同美国一样强大的经济体，从而也难以出现一种与美元抗衡的货币用以储备和国际结算。另外，美国在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过程中获取了“美元霸权”的收益，美国无须承担汇率稳定的责任而选择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了避免或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对本国造成的危害，美国可以自行决定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让美元根据本国的需要升值或贬值，而不去考虑由此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危害。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利远远大于弊，因此美元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的。重要的是，美国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监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严重地依赖着美国市场。
再次，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趋势较强，这是组合信用国际本位币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世界经济朝着多级化的方向发展，而货币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为建立多极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契机。同时。国际上众多的投资者希望持有多种国际货币以分散投资风险，客观上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向多极化发展提供了动力。
五、应将人民币适时地打造成为组合信用国际本位货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现在国际上还没有缔结关于货币的全球公约，因此，一国或一个区域的货币要想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主要依靠其经济实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情报局三家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计算的当前GDP总量位于世界前三位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以这三个国家的货币所构成的国际本位货币代表着实际的占全球一半以上的购买力，而目前美国尚没有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正处于实力相对衰落、国际信誉最差、力量使用过度的时候；中国则恰好相反，国际综合实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人民币如果选择现在走向国际，其难度要比美国恢复元气后小的多。另外，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外界无法限制其采取降息政策来化解通缩风险，但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所预期的资产价格修复、解决就业的效果，反而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外界对于美元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对于美联储的批评来自四面八方。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便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窗口。然而，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须具备如下条件：
1.在国际贸易的清算当中，这个货币能够用来作为计价和清算货币，而且要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有较大比例的对外贸易使用这种货币来清算的。2.被作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比例，也即一国中央银行持有的作为本国储备货币的比例。3.足够的市场交易量，以解决流动性问题，否则同样会面临“特里芬难题”的困境。4.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都要可兑换。5.稳定运转的纸币体系并值得信赖。6.具有良好的财政纪律约束和货币调控能力。7.金融创新能力和金融市场体系完备程度。
按照这样条件来衡量：对欧元而言，这个体系拥有统一的货币而没有统一的财政，这使得欧元这个“大厦”没有坚实的基础做支撑而很容易崩溃；对美元而言，这个体系当前的财政纪律约束和市场监管不足，尤其当前正处于危机过后的时代；而对人民币而言，其不足之处还有很多方面，如金融创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不够完备，尤其是我国目前还处于人民币有条件的可兑换阶段，即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但是中国的这些不足之处又不是皆为空白，只是体现在个别和局部因素。像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可以逐渐与世界接轨，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使得上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得到弥补。这说明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条件。但要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之一，我们仍需要较大的改进：
首先，中国应当注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的构建。金融行业是虚拟经济的代表，我国的金融行业与美国相比，目前尚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如金融法律法规的建立，行业自律组织的设立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自身的完善。另外，我国的资本项目现在还不是可自由兑换项目，而要成为本位币或世界货币，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是基础。
其次，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地上升或下降。当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和预期很高，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当然，这两个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提出的，我们可以不理会其舆论。但是，为了抑制国内较高的通货膨胀，我们应当适当地提高人民币币值。而且，人民币的升值更有利于世界上各国民众和政府对人民币的信任和持有，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让人民币适度地升值。然而，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地上升或下降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产生混乱，因此，人民币大幅度地汇率变动应当尽量避免。
再次，要强化中国的内需增长能力。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我国现期处于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强化中国的内需增长能力、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是从根本上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原因。
最后，应注意避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或较大的金融动荡发生。如今，金融行业的起伏已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兴衰，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状况。保持经济平稳有序健康地发展，才能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增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持有量，从而逐步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
总之，正确认识人民币的现状和对其在国际本位货币中的作用进行合理地定位是成功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一项必做的功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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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范文6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汇率，人民币区域化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海外业务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战略必然选择，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开放。通过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能够将业已形成的周边地区人民币流通纳入正规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降低不规范的流通方式给交易者带来的风险，促进人民币流通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利于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状况的监测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