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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论文范文1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2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栾星整理的《歧路灯》,世人方得以见其全貌,从而引起更多学人的重视。为此,河南有关方面曾于1981年在郑州召开研讨会,1982年又在洛阳再次召开。洛阳之会我收到邀请,会前认真研读了这部小说,也仔细阅读了郭、朱二氏的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分析一般说来还是中肯的,但评价未免过高,乃撰写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一文提交大会(收入《歧路灯论丛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会后又略加修改,文题改为《〈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以突出一己之见,发表于《江淮论坛》1983年2期。文末说明之所以“较多地论及《歧路灯》的不足之处,这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也并不是以今日的是非观去求全责备二百年以前的作家李海观, 更不是对《歧路灯》的全面评论”,只是不同意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第一流小说而已。但也不以一己之见为定论,文末还说,随着“整理本的大量刊行,必将促进对它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从而使它得到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的地位。”
为了探讨《歧路灯》如何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 为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定位做些前期准备,我又发表了《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一文[1],意在说明《歧路灯》虽不能归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价值,不能忽视,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局面,不仅仅是几部一流小说所形成,也有赖于大量的二、三流作品的支撑,研究者不能只注意月亮的清光,而忽视群星的闪光。
二
栾星同志整理的《歧路灯》出版以后,又于1982 年7月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该资料有三部分内容:栾星撰写的《李绿园传》;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传》虽仅五十余页,但却包括了家世、生平、着述、交游、年谱等内容。这份“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不易见到的文献。
为配合学术讨论会,中州书画社还于1982年8 月出版了《〈歧路灯〉论丛》第一辑,辑录了1928年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及郑州会议的论文,计24 篇。1983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则出版了《论丛》第二辑,收录洛阳会议论文34篇。两次会议后到新世纪之初,发表的《歧路灯》论文,据李延年君统计亦有四十篇左右。
1992年10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约6万字。1996年4月台北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约36 万字。由此可见,研究《歧路灯》者,代不乏人,且从大陆延伸至台湾。
笔者于上述二文发表后,未再对《歧路灯》作进一步的研究,并非以为它没有研究价值,而是另有课题,无暇顾及。但却鼓励弟子们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如上世纪80年代随我学习的研究生万建清,其学位论文就是作的《歧路灯》研究。其中主要章节已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如《论〈歧路灯〉反映的社会问题》(1989年3期)、《“运铅之役”·李绿园·〈歧路灯〉》(1990年2期)、《论清初统治策略对〈歧路灯〉的影响》(1990年3-4期)和《论清初学术思潮对〈歧路灯〉的影响》(1995年第2期)等。万君获得学位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现为省党史办副主任),不再专门做小说史的研究。
1994年随我攻博的李延年君,曾在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处获得硕士学位,由霍松林、朱一玄、王利器三位先生推荐前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曾在《河北师大学报》、《河北学刊》发表过有关李绿园和《歧路灯》的研究文章。三年攻博期间,重点研究《歧路灯》,其博士论文《歧路灯研究》答辩通过后又不断加工,再三打磨,于2002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并由笔者与朱一玄先生为之作序。延年现为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研究《歧路灯》起始,扩大范围,对教育小说进行全方位的研讨。
从以上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出版《歧路灯》全本后,学界对它的研究就未曾中断。于 1982年洛阳之会后历经28年之久,河南有关单位又于2010年8月在平顶山召开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歧路灯》学术研讨会,较之前两次会议仅有大陆学者参加不同,规模和研究队伍均有所扩大。笔者以为在重视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形势下,召开这样一部小说的研讨会,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产生于清中叶的《歧路灯》反映了我国18世纪封建社会的生活实景,重点在于市井细民的生活,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起伏兴衰的人生际遇。它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小说第一回,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这就告诫世人,如果少年时代走错了路,终生便陷入“覆败”局面之中。小说中塑造的由“失教”而“回头”的谭绍闻的一生,便形象地体现出作者这一理念,而其所作又名之曰“歧路灯”,更是意图以谭绍闻为教训,使之做为观照青少年前程或 “成立”或“覆败”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明灯。
作者李绿园这一创作意图,历来的研究者都做了正确的揭示,早在1928年发表的朱自清的文章中就说:“《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是‘浪子回头’。”(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上世纪80年表的一些论文也都作如是观,如田璞在《〈歧路灯〉初探》(收入《歧路灯论丛一》)文中说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为劝戒青少年而作”
,“第二个显着的特点是以青少年失足者为中心人物”。向达翔的文章题目即是《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收入《歧路灯论丛一》),认为李绿园“乃以斍世之心,自托于 ‘小说稗官’,试图从教育入手,挽教那些封建阶级的风流浪子,为那个即将坍倒的封建大厦加一根支柱”。王鸿芦的《歧路灯五谈》(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中第一节就说“《歧路灯》提出了‘怎样教育后代’的问题”。胡世厚的《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也认为它是一部 “淑世书、教子弟书”。的《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 第三节小标题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该文从小说类型的视角为其定性,提出无论从李绿园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还是从《歧路灯》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研析, “俱与其它古代小说不同,实应据实命名,称之为教育小说”。在此体认下,张文又进一步将其与法国思想家卢梭创作的《爱弥儿》和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作的《教育诗》做了初步的比较,认为李绿园创作的《歧路灯》“填补了我国古代长篇教育小说的空白”。张文首次明确提出《歧路灯》实为“教育小说”。 四
世纪之初出版的李延年着《歧路灯研究》一书, 对《歧路灯》的丰富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该书具有多项主题,因此将其划分为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两部分。而主部主题认定为“教育小说”,赞同张氏主张,并将这一主题概括为“形象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形象化”,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一主部主题进行了探析。
首先在全书引论中,延年提出界定“教育小说” 必须同时具备三要素,即“教育者(教师、家长等); 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
接着,延年又将历来文学作品中有关这一题材的情节予以梳理后举例说明,“教育小说”自有来历, 从唐传奇的《李娃传》说起,以至元杂剧中的《东堂老》,明人小说《觅灯因话》中的《姚公子传》,以及《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五色石》、《醒世恒言》、《豆棚闲话》、《西湖二集》、《醒世姻缘传》、《八洞天》、《照世杯》等等作品,将其中类似情节摘剔出来,说明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歧路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可谓是对教育小说的溯源。同时,又将《歧路灯》与国外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延年选择了与《歧路灯》几乎同时面世的卢梭的《爱弥儿》这部教育哲理小说作对比,将二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的异同作了精要的分析。这些探析工作,意在说明“教育小说”不仅在我国文艺史上早就产生,而且在国外文艺作品中也曾出现,因此,李绿园《歧路灯》的面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根据“教育小说”同时出现的三要素,延年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对《歧路灯》所反映的现实作了深入研探,所述颇为中肯。
如果有补充者,则应考虑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自隋唐兴起发展至明代已十分成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其实是教育和选官制度的结合,《明史·选举志》即云“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授什么, 考试用八股,学校就教时文,《歧路灯》中谭绍闻的塾师侯冠玉就主张“学生读书,只要保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他认为“时文有益”于考功名,所以他要求谭绍闻只把“新购的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虽然绍闻之父谭孝移不以为然,但侯冠玉的识见在科举社会中却是被普遍认同的。因此,论及当时的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学校教育(私塾、社学等)也好,都不能不受封建朝廷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左右,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歧路灯》中正面叙及的笔墨虽不多,但当时的塾师大都是从这一制度中讨得秀才身份的士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不能不烙上这一制度的痕迹。
五
《歧路灯》是教育小说,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 “课本”,这已得到历来研究者的共识。当今,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十分重视,各地都有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例如《歧路灯》谭孝移临终前再三叮嘱其子绍闻要“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样的训诲,从抽象的意义来说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在旧时代士人心目中,读“书”首先读四书、五经, “正人”自然是指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君子。在今日,好“书”与“正人”的标准自然不同于往昔,如果按照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准去选择“书”读,去亲近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的“正人”, 又有什么不好呢?
目前,举国上下都重视教育事业,都认识到全世界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而要提高民族素质,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事业重要的一环就是师资。要以教师为本,要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近年来又大幅度地提高义务教育师资的待遇。《歧路灯》中,李绿园的笔下,对蒙师十分尊重,不仅束金丰厚,而且在多种场合待之以礼。
当然,《歧路灯》中尊重、优待塾师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有所要求,那就是要“学问渊博”, 为人“端方正直”,敢于管教,绝不“纵惯学生”。我们要求为人师者也必须有丰厚的学养,高尚的师德, 能以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去培养、教育下一代。
但是在封建时代常有衣冠禽兽厕身于教师队伍中,如同《歧路灯》中所言,这些为人师者不过是“聊存名目而已”。他们的施教实在是误人子弟,遗害无穷。如塾师侯冠玉之流,只知教读时文,全无学问, 这且不说,其行为也不端,“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 来。返观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着作抄袭,或倩人,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歧路灯》中所写:“有一日先生到,学生没来;有一日学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闪,师徒们见面很少,何况读书”,岂料这种现象在今日之学校中也偶有出现,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哏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些情景,令人痛心。尽管它不成为今日教育事业的主流,但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惊惕。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歧路灯》不也可以有所触动和引起我们的反思么!
六
李绿园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所为的,不是一般文人为的自我愉悦,无论是作诗还是写小说,他都是为了宣传一种思想观念,在《绿园诗钞·自序》[2]中就表明“诗以道性情,禆名教”;在《歧路灯·自序》[2]中认为自己所作,完全符合朱子所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认为《歧路灯》一书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并且借友人之语称赞所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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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素材，让激情燃烧
高效生动的课堂应当是充满感情的，富有激情的，能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唤醒其原有经验与知识，使其自觉融入课堂，踊跃参与表达，并从中受到思想熏陶，升华情感。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认识到历史是多姿多彩，充满智慧与生命色彩的，并善于利用与挖掘历史课程中的情感素材，以饱含情感的语言，让历史内容变得生动形象，从而更好地感染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促进师生交流互动，让历史课堂变为生命发展场、情感互动场，强化历史课堂教学效果。
如教学《》时，可结合学生原有的经验与知识，借助现代化教育手段，优化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学习情感。比如在导入环节，可借助PPT呈现世界地图，以凸显中英两国的地理距离，并提问：中英两国，一个位于亚欧大陆西端，一个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相距甚远，为何会在19世纪中期燃起战火？从而引导学生进入思维状态。分析的经过时，由于学生在初中阶段已对此有所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播放一段视频，形象生动地再现战争过程，唤醒学生的记忆，使学生加深印象。再请几名学生试着在地图上画路线图，再次巩固所学内容。同时，还可以展示圆明园被烧后的图片，使学生认识到列强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分析两次的起因与后果，让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勉励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
二、巧设问题，让思维活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这表明思考、学习、质疑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需要巧妙设置问题，让学生快速进入新知学习状态，积极思索，质疑提问，解决问题。
首先，提出辩论性、开放性或评价型问题。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多方位思考问题，灵活迁移运用知识，探寻不同的解决方案，得到多种合理的结论，拓宽思维的深度与广度，教师可结合历史教学内容，特别是那些具有研究性、争议性的知识点，提出辩论性、开放性或评价型问题，给学生预留思维空间，促使学生自由发挥，表述个人观点。学生的回答有理有据即可，而不是统一标准或答案，这样的课堂才能绽放思维火花，变为智慧的行动场。
其次，提出应用型问题。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设计一些应用型问题，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解决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教学《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中分析公民法时可创设情境：罗马大将恺撒进攻埃及时，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一见钟情，还育有一私生子。在恺撒回国执政后，女王便携子赶赴罗马与其相会，同时向罗马法庭为自己和儿子申请罗马籍。讲到这里让学生思考：法官是否会同意她的申请呢？要求学生探讨其原因。另外，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还需要设计一些问题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学生敢于质疑问难。
三、回归生活，让生命成长
历史讲述的事情基本上是学生未曾经历过的，因此历史知识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尤其是古代知识。所以，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为了拉近历史知识与学生的距离，教师应尽量回归生活，利用生活化的历史内容、教学手段与方式带领学生迈向历史探秘路程，让历史课堂变为心灵感应的生活场。正如泰戈尔所说的：“教育的目的应是向人们传递生命的气息。”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需要以学生实际为出发点，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穿插富有生活气息的课程资源，如影视、漫画等，组织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打造一个生活化的课堂，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在活动体验中不断成长。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4
关键词：女性；封建文化；班昭；价值重估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封建时期的文化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特征，无疑是典型的男权文化。但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当代女性正是在此前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从女性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封建文化看作是与当代女性完全无关的东西，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需要探究的是，女性是如何进入男权统治下的主流文化场域并进行文化创造的。
一、班昭与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
我们要讨论的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不仅仅是指女性能够认识并遵循相应时期的文化、伦理及其习俗等，而且是指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中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意味着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登上了封建文化的历史舞台，开始适应这种文化并且有所贡献。从这一角度来说，班昭是封建时代女性开始参与封建文化创造的代表人物。
（一）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外在条件
女性群体在先秦时代不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佼佼者，她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们的实践也是封建时代女规范的直接源头之一。正如相关研究显示的那样，秦汉时期依然是父权制确立的时期，[1]450先秦时期的女性群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形成之中的封建伦理的影响和规范，但封建文化对她们的塑造是有限的。在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同时，先秦时期的女性道德往往表现出与汉代以后的不同，以刘向《列女传》为例，其中很多女性的行为很难说具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多地趋同于男性，如《魏芒慈母》之“仁”、《鲁义姑姊》之“义”、《宋恭伯姬》之“礼”、《许穆夫人》之“智”、《鲁之母师》之“信”等，具有封建时代女性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能够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则不同，女性在社会整体压力下不得不就范于男权文化，并开始在这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所。可以说，封建男权制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压抑了女性的自由与个性，但另一方面又为女性特征的浮出水面提供了机会，它是女性实现自身自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指出的那样，女性是后天塑造而成的，那么在能够参与封建文化之前，女性有一个被封建文化塑造的过程。我们既然讨论的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出场问题，那么在男权文化确立其基本架构之前，对女性的规范也不可能完成其建构，更谈不上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塑造。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必然要在男权文化的核心思想确立以后才能出现。“从大量的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2]56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男权文化核心思想的确立当在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解体；在此基础上，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最终由秦统一六国，完成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胜利。而封建文化的确立，则要等到“三纲六纪”在汉代的定型才能完成。[3]291女性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也应在此之后。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班昭所处时代，男权文化渐趋定型，并为进一步建构女性道德规范打好了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始于“礼崩乐坏”，中间经过诸子百家“各择一术，以明其学”的纷争，到《吕氏春秋》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开启了融百家于一炉的新篇章，[4]422最终在董仲舒以阴阳思想为核心统贯各家的儒学形态中得到了实现。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阳尊阴卑”，由此阐明了君对于臣、夫对于妻、父对于子的“尊”的地位，成为《白虎通》“三纲”思想的源头。[5]19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作为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的“三纲”思想，直到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才基本成型。而班昭恰恰活跃在这一时期，她能够完成封建女性道德的建构与此息息相关。
（二）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内在素质
尽管女性有自身独特的气质，但要想在男权文化中对封建文化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屈服”于男权文化，这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也是女性文化自觉所必由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真正对当时的文化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也才能对这一文化将来的发展趋向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去。只有当女性认识到自己与男性的不同，她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男性区分开来，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个性。在女性的发展方面，女性由先秦时期的“迷失”到汉代之后的“清醒”，构建了其清晰的历史道路。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势必由这样一个“才女”来完成：她必须一方面拥有对于当时文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够意识到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卑微命运，因而能够从男权文化中获得并诠释女性在那种时代条件下的生存智慧。
班昭历史地承担了这个“才女”的重任，她不但对当时的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对女性的卑弱身份有自觉。班昭对当时文化的熟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文学方面，她才能出众，“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6]2785在学术方面，她于当时盛行的经学颇有贡献，不但续补并完成了《汉书》的写作，而且对刘向《列女传》进行了增补和注释，甚至是经学大师马融的老师，于东观向马融等授读《汉书》。[7]而《女诫》更处处体现董仲舒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阴阳殊性，男女异行”[6]2788等。这表明了她能在较为抽象的层面把握当时的文化。而且，班昭对盛行于汉代的“黄老”思想也颇有心得。据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尽管汉武“独尊儒术”，但作为权谋之术的“黄老”思想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持续盛行于两汉。班昭父兄朋友都深有得于“黄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班昭不但对之耳熟能详，而且以之成功地指导了邓太后的政治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班昭对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她对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了若指掌，并怀着深深的担忧。班昭担忧女儿们出嫁之后“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所以才将自己的经验汇为《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6]2786她深刻分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试图以“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求得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生平安。“女性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也就是说谦顺之德、柔弱之性，应该成为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8]正如朱维铮所言，《女诫》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语言，表述老子、韩非早已透彻伸说的权术，也就是刘向确切定义的‘臣术’……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7]一句话便点破了《女诫》的本质，善于权谋之术的班昭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女性阐明了谋求生存的权谋之道。
（三）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文化创造。因而女性要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真正地参与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创造当中去。由于其文化创造以承认和继承男权文化为前提，因此其思想能够被男权文化所接受和认可，成为此后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女性能够参与封建文化创造，除了能够认同于男权文化这一根本点之外，还有一根本点，那就是对女性及其在封建时代的卑微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能够从女性的角度为女性的生存提供建议。这是男性所无法替代的工作，只有女性才能通过自己的现实人生真正理解女性的遭遇，并由此观照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命运相似的女性提供有价值的生存智慧。说到底，这是女性在封建时代的自觉，是女性特征在封建文化中的体现。
由于对男权文化深有所得，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认识，班昭对源于《周礼》的“四德”范畴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使之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看似偶然的为女儿辈所做的《女诫》，却历史地成为了完成封建社会女性道德建构的标志。此后，班昭诠释的“四德”和刘向在《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扩大化了的“三从”相结合，[5]23共同成为统治女性近2000年的封建女性道德规范的代名词。
二、文化自觉视域中《女诫》的价值重估
对于班昭，研究者们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只要牵扯到《女诫》，近代以来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否定式的。有的认为其“给妇女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有的甚至认为《女诫》是班昭“心理严重扭曲和对社会主体曲解的产物”，谴责她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女性遭受苦难的“元凶”，“给古代的女性意识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纯粹批评式的评价虽然反映了实际，却并未能正确解读《女诫》及其历史地位。“哪位中国史学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几人能够说清楚这位中世纪女性学术大师的生平和遗响？”[7]可见对于班昭，我们现有的研究远不足以表现其全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女诫》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女诫》代表着古代女性学习当时文化以谋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绩
朱维铮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以大量的史料为证据，认定班昭在“赋颂”等文学成就之外，不但“是《汉书》的续作者和传授者，是东汉四世皇帝的后妃教师，是中世纪妇女伦理教义的集成者”，还是东汉和熹邓皇后专权的“主要政治顾问”，是当时文化中心（东观）的“灵魂人物”，是班固《汉书》和刘向《列女传》的“完型作者”，中国历史上“女性按照自己的尺度撰述妇女史”的“第一人”。[7]这一评价无疑是很高的，肯定了班昭在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成就。
不但如此，由于受家族友朋影响，班昭还深谙“柔弱胜刚强”的权术之道。张舜徽《道论足征记》认为，刘向、扬雄、王充均深于黄老无为之术。[9]77班昭叔祖班濉坝肓跸蛐C厥椤…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10]4203班逵肓跸蛲列并受赐“秘书”，是班氏走向学术研究的开端，此后班昭补刘向《列女传》并为之作注，表明班氏深受刘向影响。班昭父班彪便得益于“秘书”，“幼与从父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说明班彪、班嗣曾从扬雄等“好古之士”问学，因而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10]4205而班彪“性好老庄。”（《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本传，今本《汉书》无。）王充为班彪弟子，弟子深于黄老之道，其师“性好老庄”当不为虚语。张舜徽认为，班彪“聆听父党扬雄等的议论，并得闻姑母班婕妤所谈宫廷秘辛”，得以深谙黄老之术。[7]班昭长兄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6]1330其《东都赋》有“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6]1361一句，说明他对黄老道术也是很熟悉的。班昭次兄班超也深有得于黄老之术，其离任西域时对继任者任尚所言：“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6]1586这虽是对于任尚的规劝，但他能经营西域三十年而功成身退，应该不无得益于此。而班昭姑祖母班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10]3985久居深宫练就了班婕妤退求自保的行事风格，可说是黄老之术的实践者。由此可见，班氏一族在黄老道术余波未尽的时代本就有服膺黄老的传统。
班昭受此影响，于黄老权术深有所得，而《女诫》便是以此思想为指导来阐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智慧的代表作。朱维铮遍考班昭及其子曹成在邓太后掌握政权后的事迹，认为曹成在受封关内侯之后，终班昭一生再无升迁，证明“班昭深通老子和光同尘的三昧”，并且认为，《女诫》的标题和用语都与儒家“礼”教一致，“但察其涵义，却贯注着《老子》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卑弱自恃而后发制人一类权术”，其所谓卑弱、事夫、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实际是“在夫家处理夫妇婆媳妻妾姑嫂种种关系的诀窍”，“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不但如此，“此篇但讲‘妇行’，不讲‘三从’，所论实为弱者取得权力的策略。”[7]则强调“卑弱”以求自保并非《女诫》七篇的最终目的，其最终是要让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以后发制人。班昭以其他女性难以兼具的才女特质，以黄老权术为核心，融纳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的成绩于一炉，为男权社会中处于卑弱地位的女性阐明了一套安身自保的处世哲学，对于女性可谓爱之深切了。
班昭深知，在男权统治已经确立的社会，女性只有先与男权达成妥协，才能换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她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举了近三十位杰出女性，其中有二十二位帝妃被列入“仁人”一列（为第二等），等于让“正史”承认了女性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尽管女性的真正贡献并未完全呈现），这便是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发出的声音。但这一思想岂是大多数女性所能领悟的，甚至对于脱离了黄老道术的大环境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言也是难以明晓的。“东汉诸儒虽赞学论政，亦多识道之言，然仰视周秦西汉儒先之书，不逮远矣。”“自汉以降，解此者稀。”[9]40在这一形势下，其奥旨难以被人理解，《女诫》也就只剩下被人误解为宣扬女性服从于男权的封建教条的命运，只能被女性解放运动者斥为封建礼教的帮凶了。这真正是班昭及其《女诫》的噩梦。
（二）从女性发展的角度看，《女诫》及其时代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女诫》由于对男权统治的承认而造成的对于封建女性的扭曲。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男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11]87既然如此，屈从于男权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女诫》及其智慧是与中国社会在此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面对这一历史情状，我们应该追问，女性如何在这个阶段实现自身的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96而这种自觉只能建基于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人的现实的‘自由’、‘自觉’必随他的‘生产生活’而变动，即必是历史具体的‘自由’、‘自觉’。”[13]因此，对于此一时期的女性来说，其任务之一便是自觉其与男性相区别的特性。正如《春秋》、《国语》、刘向《列女传》等文献显示的那样，其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的绝大部分女性，其言行、价值观大都与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前所述刘向之《列女传》中诸女性，封建时代女性的特质并没能突显出来。但这一情况在《女诫》之后却大不相同了，以放弃广阔的社会天地为代价，女性已自觉其与男性的不同之处，在封建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正是以女性的牺牲和辅助为代价，中华文化在封建时代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诫》是我国女性的第一次自觉，这当然也是否定意义上的自觉。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四德”的全新诠释标志着封建伦理建设的完成
从封建伦理建构的过程来看，白虎观会议无疑是其成熟的标志。但从《白虎通义》来看，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是男权社会的秩序问题，涉及女规范的只有卷一《爵》、卷八《三纲六纪》和卷十《嫁娶》等数篇，而且只是规定了泛泛的原则，而没能具体阐述“女德”的内容。白虎观会议的这一缺陷，使封建意识形态先天不足，无法为女性的日常行为提供具体规范。班昭集“才”、“女”于一身，既有男性学者所无法拥有的女性生活阅历，又有普通女性所无法企及的才华，得以在《女诫》中创造性地诠释了“四德”的内涵，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白虎观会议确立的“三纲六纪”从总体上为男权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刘向《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重新诠释的“三从”和《女诫》创造性诠释的“四德”，则具体地规范了女的方方面面。自“礼崩乐坏”以来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至此以封建伦理的确立得以基本完成，而《女诫》所诠释的“四德”恰恰是其标志。
（四）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四德”发展成为封建时代女与女性教育的典范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概念虽首见《周礼・天官》，但《周礼》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解说。《女诫》首次以女之“四行”指称之，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释，具体规定了四者所包括的内容，《周礼》郑玄注和孙诒让《正义》都采用其说以训释经义，成为“后世封建社会‘三从四德’说中的‘四德’的最为权威的来源”。[5]28本为训诫女儿而做的《女诫》，却凭借其与男权的融合性和创造性诠释在当时便得到了世人的认可，“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6]2792其成为封建社会女性道德的代名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此后的《女论语》、《女孝经》、《内训》、《女范捷录》等女教著作无不深受其影响。由于其在封建女教中的经典地位，《女诫》以“四德”为中心的女规范，直接为封建女性点明了其在家庭中应有的定位和言行的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环。
《女诫》强调女性要提高自身素质，这与儒家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在班昭看来，“四德”就是女性之“仁”，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尽管只要“存心”就能做到“仁”，但“夫妇之道”的实践却是以夫、妇双方的“贤”为前提的，因此在“训其男”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女性的教育，而相应的教育方法，班昭认为可以依“《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这等于是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妇在处理与夫的关系时，就不再是毫无尊严的“佞媚苟亲”，而是“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礼义居洁”实即孟子“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思想的转语，而“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则是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翻版。于此，班昭虽接受了“阴卑无外事”（《白虎通・爵》）的思想，将女严格束缚在了闺门之内，却又要求以儒家精神为指导来加强女性修养，实际强调了女性在成圣、成贤方面与男性的平等。
《女诫》之能成为女教经典，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对于女性的期许，竟欲与男儿相颉颃。如果封建社会能够贯彻《女诫》的基本思想，封建时代的女性虽被限制于闺门之内，但一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会是“无才便是德”、只能依附于男性的配角。在此基础上，女性只要能够冲出家门的束缚，就足以获得施展自身才华的广阔天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封建礼教初立的时期，班昭便已援引儒家为代表的男权文化成果，为近代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等做好了准备。但历史不容假设，《女诫》因适合于男权的统治而成为封建时代女教的经典，而其中包含的那些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却因为不合时宜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班昭及其《女诫》的时候，我们必以班昭为中国女性自觉运动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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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论文范文5
关键词：清代；江西；漕运
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运对清王朝至为重要，时人称“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运在全国举足轻重，漕额仅次于江南、浙江两省。作为清朝征集漕粮的重要省份之一，漕运的变迁给江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漕运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运研究又重新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中国各朝代的漕运，从经济内涵、社会意义以及与传统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几部代表性的专著。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一书，对清代前期漕粮繁荣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明清漕运发展状况的专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以清代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等方面的问题，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研究的力作。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学、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漕运研究，宏观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能，深刻剖析漕运与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封建社会的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的出版，为清代漕粮海运专著的缺乏填补了空白。该书内容包括清代漕运规制，道光年问的漕粮海运，漕粮海运与经济演变，漕粮海运与社会变动等，把这段时期清朝政府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都涵盖进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相关的论文也为数不少。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杨杭军《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分别从水手、运丁的信仰组织，工作环境、佥选和其自身性质进行了论证。在漕运弊端的探讨上，学界基本认为在这几方面：州县征漕的各种加派，官绅勾结贪索税户，土豪劣绅分肥，胥役对运丁的贪索，漕吏隐私舞弊，漕粮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论清代中叶后漕政的败坏》，郑师渠《论道光朝漕政》，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等论文均有论述。从南北经济交流角度论述的有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和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张文论述漕运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运的兴衰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陈文认为清代官方性的漕运中，广泛存在着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货运销活动，对此清廷采取现实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遂使这种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换。从地方社会角度来研究清代漕运代表性的有：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和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张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讼之人挺身抗帮，包揽讼词，以独特方式承担了地方公共事务，这一点在漕案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而吴琦则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揭示在漕粮征派过程中，中央、地方州县、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等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会变化。
以上全国性的漕运的研究，为清代江西区域内的漕运研究奠定了丰厚基础。仅就笔者资料所及，综述如下：
第一，有两部研究著作值得关注。龚汝富在《清代江西财经讼案研究》中对漕粮津贴纠纷案，漕赋讼案，军役纠纷案等案情的分析，指出清代江西部分浮赋重税的地区，繁重的税负使地方社会陷入更为恶化的讼争之中，围绕税负转移而展开的各种讼案此起彼伏、纷繁复杂。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因漕赋引起的民间诉讼和地方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材料及剖析。但以上研究偏重于漕赋层面，并不侧重研究运漕在地方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沈兴敬主编的《江西内河航运史》一书，对江西漕运历史概况作一般性的梳理。尤其在论述明至时期江西航运的进一步演进时，将明清时期江西的漕粮运输作为专题介绍，并对江西漕运机构的设置、漕粮及漕船数量、运丁和漕运费用、漕运方式及漕运路线的演变等作了简要概述。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论文摘要：轻重论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封建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形成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从分析轻重论的概念、内涵入手，着重分析该理论指导下的汉朝经济改革实践及其特点，最终落脚于探讨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现实意义及启迪。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转贴于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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