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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自《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学界便开始了在我军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探讨工作，成果颇丰。但是目前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自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即开始研究和探讨军队内部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军事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军事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等问题，可惜的是至今仍无定论，甚至没有形成主流意见。随着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解决“军事行政诉讼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将对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军队实行行政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笔者试就目前军
事行政诉讼理论中存在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略述管见。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1.对军事行政处罚不服的。如果军队保卫部门对某涉嫌违法的军人实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军人认为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即可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2.对限制人身自由、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军事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某军事行政主体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军职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部分财物当作非法所得而实施查封、扣押，当事人如果对此不服，则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3.对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军事行政主体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假设一名符合条件的军人，向有关军队行政司法机关申请军队律师执业证，该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其军队律师执业证，该军人就此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4.有关当事人认为军事行政主体没有依法给予其相应经济待遇的。有关军人住房等涉及军人经济待遇的问题，相关的军事法规政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一些法规政策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执行，军人的权利时常遭受损害。此时权利受损的军人就可以通过军事行政诉讼解决问题。
5.军事行政主体非法干涉军队律师的会见权。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军队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军人以及军人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看押军人或军人犯罪嫌疑人的军队保卫部门，如果自行设置障碍，非法阻止军队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则军队律师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6.军事院校学员(此处专指具有军籍的生长学员或军队干部学员，不包括地方委培生)与军事院校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涉及军事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近年来，在军事院校中，在职干部学员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入学以后，在职干部学员的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单位，在职干部学员与军事院校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职干部学员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三、关于军队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体制内”制度，让军人受冤屈，或者权利、尊严和人权受到损害时能得到一个被保障的途径，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国家公权利侵害时，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利般，这可以说明在我军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而且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第一，有利于依法治军方针在军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维护了军队的稳定。若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诉讼依法解决问题，则能将军队内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通过军事行政诉讼可将军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行为统一到国家和军队的法律法规中，克服个别部队组织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现象。第三，有利于提高军事机关的工作效率，克服因军事行政相对人无休止地逐级申诉，导致军事机关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被牵扯的弊端。最后，为完善我军的法制监督体系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加强了军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体系。
军事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自《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学界便开始了在我军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探讨工作，成果颇丰。但是目前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自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即开始研究和探讨军队内部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军事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军事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等问题，可惜的是至今仍无定论，甚至没有形成主流意见。随着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解决“军事行政诉讼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将对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军队实行行政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笔者试就目前军
事行政诉讼理论中存在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略述管见。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1.对军事行政处罚不服的。如果军队保卫部门对某涉嫌违法的军人实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军人认为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即可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2.对限制人身自由、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军事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某军事行政主体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军职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部分财物当作非法所得而实施查封、扣押，当事人如果对此不服，则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3.对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军事行政主体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假设一名符合条件的军人，向有关军队行政司法机关申请军队律师执业证，该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其军队律师执业证，该军人就此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4.有关当事人认为军事行政主体没有依法给予其相应经济待遇的。有关军人住房等涉及军人经济待遇的问题，相关的军事法规政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一些法规政策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执行，军人的权利时常遭受损害。此时权利受损的军人就可以通过军事行政诉讼解决问题。
5.军事行政主体非法干涉军队律师的会见权。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军队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军人以及军人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看押军人或军人犯罪嫌疑人的军队保卫部门，如果自行设置障碍，非法阻止军队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则军队律师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6.军事院校学员(此处专指具有军籍的生长学员或军队干部学员，不包括地方委培生)与军事院校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涉及军事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近年来，在军事院校中，在职干部学员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入学以后，在职干部学员的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单位，在职干部学员与军事院校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职干部学员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三、关于军队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体制内”制度，让军人受冤屈，或者权利、尊严和人权受到损害时能得到一个被保障的途径，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国家公权利侵害时，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利般，这可以说明在我军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而且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第一，有利于依法治军方针在军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维护了军队的稳定。若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诉讼依法解决问题，则能将军队内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通过军事行政诉讼可将军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行为统一到国家和军队的法律法规中，克服个别部队组织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现象。第三，有利于提高军事机关的工作效率，克服因军事行政相对人无休止地逐级申诉，导致军事机关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被牵扯的弊端。最后，为完善我军的法制监督体系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加强了军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体系。
军事论文范文3
银行与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两大微观主体，二者的关系及其运行模式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已逐步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由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程度仍然较高，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银企间信用关系恶化，商业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企业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十分重要。
一、高信贷风险：银企权力均衡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在理论上，企业的负债经营可以使企业达到资本结构最佳，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但同时，负债经营也可能使得企业财务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增大，从而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可持续经营。然而企业的负债经营对银行所能构成的风险在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环境（尤其是破产机制和功能的严重扭曲）、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信用度低）等因素，债权人不能有效地依据“状态依存”机制在负债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或发生财务危机时对企业经营和理财进行一定程度的直接干预，因此我国银行的信贷风险十分巨大。
（一）中国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存度较高
在直接金融还不发达的中国，企业外源融资中的间接金融便构成了融资的主要渠道，除1000多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均以债权人特别是银行贷款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资金来源。根据2003年南京大学课题组对上百家企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企业主要使用的外部筹资方式为银行借款，包括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两者合计筹资额占总筹资额的95%。
（二）中国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高
目前在中国，债权人虽是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但通常不像股东那样有权直接参与企业或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会计报表作为银行与企业间的主要信息来源，其真实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质疑，这使得银行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地位，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更加严重，企业的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象更加突出。
（三）中国社会的信用度较低
由于我国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远远滞后于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造成了我国信用市场中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和高违约率，信用过程的风险进一步显现与扩张，尤其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正处在攻坚阶段，一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借改制之机故意悬空和逃废银行债务现象，致使银行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一时间，企业逃废债务已成风气，社会信用制度遭遇挑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量调查发现，自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债权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某些债务人（甚至地方政府）利用破产、改造重组、企业分离等方法逃废债务，大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利益。
（四）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债权人的保护十分不够，银行很难运用这些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如目前适用的《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关于企业破产条件、破产费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破产机制的不完善，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使得提供给企业资产通常要占总资产一半以上的银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据官方统计显示，2003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3%，约2万亿元人民币，但独立经济学家预测为约3.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不容忽视。因此说，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债权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加强商业银行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银企权力均衡模式选择：来自国际的经验
总的来说，银企权力模式的构建受到了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制度完善程度、融资类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世界范围考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银企关系模式；二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紧密型银企关系模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种不同模式之间相互借鉴和不断融合，相互的界限已并不明显。总体上看，就债权人特别是商业银行来说，保护其作为相关者利益，加强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各种治理模式中的共同准则。
（一）美国互派董事制度与银行对财务危机企业的直接干预制度
在美国，当银行在一家工商企业有大量贷款时，银行一般可以派代表进入负债企业的董事会（比如1983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25名董事中就有5名银行界代表）。甚至在银行没有给公司实际提供贷款时，如果银行认为该公司具有发展前途，依然可以申请参加公司的董事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内有很多纽约大银行的代表，而该公司并未向这些银行借款。银行派遣兼任董事并非基于财务控制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贷款联系。银行兼职董事一般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和财务决策，但当负债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时，银行派来的兼任董事可以有较大的决定处置权。
同时，美国工商公司的战略、政策和经营管理要受到其资金需求的影响，而银行在工商企业财务出现困难时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也已成为一项惯例。美国学者明茨和施瓦茨从《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幸福》和《福布斯》等报刊上所搜集的自1997年到1981年五年期间，美国主要银行通过贷款干预和控制工商企业的案例多达42件，而这只包含那些主要的、有新闻价值的案例。据作者声明，这段时间银行干预企业的事例实际上要比42家多得多。
（二）日本银企财务协调的机制：主银行制
在日本，很多企业都与某一商业银行保持着主银行关系，这是银企财务协调的主要机制。日本的大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主银行，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一旦结合就很少变动。主银行在企业财务中扮演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资金供给；财务监控；财务救助。在企业正常运转时，主银行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理财，当贷款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迹象，或者财务恶化继续发展甚至陷入破产状态时，主银行不仅能提供紧急融资支援，还可能会决定通过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接管公司的管理业务，对企业进行破产法意义上的重组。被称为日本六大经济支柱的六大企业集团，包括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及第一劝业集团，就分别依托于六大城市银行。这6家银行1997年共向107家企业派遣了职务不低于常务的管理者，从持股排名值的均值来看，银行在这107家企业的持股平均相当于第二~第三股东的位置。在贷款融资方面，107家企业中，主银行在其中的81家为第一融资者，11家为第二融资者。
三、我国现有银企权力均衡模式分析及改进建议
目前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商业银行法禁止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直接投资，因此，银企财务联系的通道还是单一的贷款联系。二是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银行对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机制，也不允许银行向企业派管理者，因此银企之间缺乏人事结合的机制。这使得一些企业偿债能力出现危机时，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并不能得到企业的控制权。近年来，我国政府为理顺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降低不良资产的比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曾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措施，亦取得了些许成效。作为企业的债权人，我国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都加强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成立了专门的信贷委员会和资产保全部等，实行了严格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和谨慎的会计制度，但严峻的金融风险形势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其中潜在的风险仍然巨大，现行的银企权力配置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只应该保持一种借贷关系，银行作为债权人，所拥有的仅仅应该是依靠法律契约收回债务（贷款本息）的权力。当前推行的主办银行制也没有摆脱这个思维框架。对银行来说，这是一种责任和风险大于权力的财务机制。这种银企财务协调机制的运作结果必然是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和银行自身的高不良贷款。要彻底解决银企之间的债务膨胀问题，须对现有的银企财务协调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让银行部分地分享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一）对企业的债权机制与股权机制相结合
在银行凭借债权无法对企业实施控制的情况下，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银行同时拥有对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这样，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状态都可分享部分的企业财务控制权，并使债权控制与股权控制相互补充（徐联初、肖晓光，1999）。至于如何选择股权控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由银行出面牵头设立投资基金或国家股权交由银行托管或债权转股权。当然，银行方面限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对所有企业进行控股。我国银行在选择控股对象时，应当选择那些产品市场前景好、有发展潜力、盈利能力较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二）完善银行对企业的财务控制权状态依存机制
以财务控制权转移为特征的状态依存机制，被认为是负债企业对债务责任的自动履行即“自我履债”机制的核心，也是硬化企业债务约束的关键。常见的状态依存或“相机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破产程序，我国的《破产法》也给了企业重整的机会，但实践中却很少发生银行或债权人主控重整的现象，常见的事实倒是政府在其中唱主角。这既与银行的主控能力有关，更与重整程序的设计有关。因此，如何完善重整程序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笔者赞同将破产重整设定为五个子程序，即职工、政府、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股东和经营者。
（三）确立银行有限介入企业财务治理的机制
军事论文范文4
关键词:食用菌液体培养；发展状况；优势；应用前景
食用菌液体培养又称深层发酵或液体发酵。主要原理是在发酵罐或三角瓶中加入液体培养基，通入无菌空气以增加培养基中溶氧含量，提供食用菌菌丝体呼吸代谢所需要的氧气，同时加以搅拌或振荡，并控制适宜的外界条件等，使菌体在液体深处繁殖发育，获得大量的菌丝体或代谢产物。目前，国外的食用菌深层发酵研究主要是获取风味物质（食品）和特殊代谢产物（医药、饲料），国内研究则集中在液体菌种的生产及提取代谢产物等[1，2]。本文对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发展、液体培养技术生产食用菌菌种的优势及其在食品、生物医药等行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等加以介绍。
1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发展状况
1.1食用菌液体培养法的起源与发展
食用菌的液体发酵是在抗生素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7年美国的汉姆非特（HumfeldH）首先提出了液体培养法生产蘑菇菌丝体。1948~1954年他们选出了适合液体培养的蘑菇菌株。1953年美国人布洛克博士（S.S.Block）用废柑汁深层培养出了野生蘑菇。1958年沙克斯（SzuecsJ）第1个在发酵罐内培养出羊肚菌菌丝球。日本的杉森恒武等于1977年用1%的有机酸和0.5%的酵母膏组成液体培养基，取得大量香菇菌丝体。从此，食用菌的培植开始从农业生产跨入了工业生产的领域。
1.2我国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发展
我国是在1958年开始研究蘑菇、侧耳深层发酵。到1963年，已经能进行羊肚菌的工业化商品生产。从此，食用菌产品的获得开始由简单的农业种植而转入工业发酵生产。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已能大规模采用深层发酵法生产食用菌，主要研究单位有四川抗生素研究所、三明真菌研究所、中国医药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上海新型发酵厂等。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用菌的生产，如灵芝、蜜环菌、银耳芽孢等菌类[3]。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香菇、冬虫夏草、猴头、黑木耳等食用菌的液体发酵。20世纪90年代，由于发现食用菌多糖有抗癌活性，使得一些具有生理活性物质的菌类（如云芝、灰树花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针对这些菌类的深层发酵培养技术的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对食用菌液体发酵的报道很多，而在利用液体菌种直接用来生产食用菌子实体方面，国内只有少量的报道[4]。如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李玉珍等研究了侧耳液体菌种在不同培养料上的性状表现，重庆师专的朱健勇等进行了液体发酵菌种生产金针菇子实体的试验，得到了菌丝生活力强、接种面大、发菌速度快的一些结果。但是这些试验一般也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液体深层发酵的设备投入大、风险高，一般个体生产户不愿投入；接种技术不过关，在接种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污染；菌种不易保存，发酵以后必须马上投入使用等，因而造成了液体菌种生产子实体技术一直未能推广应用。
2液体培养技术制备食用菌菌种的优势
2.1生产周期短
制备液体菌种一般只要5~7d，周期短，速度快。而培养1瓶固体栽培菌种需要30d左右，仅发菌时间就比固体菌种减少了1/2以上。此外，用液体菌种作为母种或原种来扩大培养原种或栽培种时，也要比采用固体菌种快得多。一般液体种要比固体种提前成熟10~20d。因为液体菌种有流动性，各个菌丝球和菌丝片断可以流散在不同的部位萌芽，发育点多，内外上下一起长，6~12h菌丝萌发，15~20d可长满栽培袋，大多数品种10多天就可出菇。
2.2菌龄一致
由于固体菌种是靠接种块上的菌丝体蔓延长成的，这样不仅培养菌种的速度慢，而且处在菌种瓶（袋）上部和下部的菌丝体菌龄差异较大，一般要差20~30d，往往当下部菌丝体刚长到瓶（袋）底时，处在接种处的上部菌丝体就接近老化。而液体菌种则生长发育均匀一致，菌龄整齐，液体发酵5~7d时的菌丝体正值旺盛生长期，接种后萌发快，菌丝活力强，发育健壮。用其拌料栽培，其菌丝生长速度较一致，现蕾及出菇时间一致，便于管理、采收与加工。
2.3接种简便
流质状态的液体菌种还便于接种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适合食用菌的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并且液体菌种萌发速度超过了杂菌滋长速度，杂菌几乎没有滋生的机会，因此克服了杂菌污染的技术难题，保证了产品质量。
2.4降低成本
采用三角瓶或发酵罐生产液体菌种，产量高，原料便宜，成本不到固体菌种的1/3。同时，由于其生产周期短，不使用菌种瓶，可省去装瓶、挑弃污染瓶、接种、挖瓶等繁杂工艺，节省了劳力、电耗和空间。
2.5效益显著
液体菌种的生产厂房面积小，生产效率高，易进行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稳定，产品易于提取和精制[5]，使得质量与产量明显高于传统的生产方式，经济效益显著。
2.6液体菌种是食用菌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实践证明，液体菌种代替固体菌种在生产上是可行的，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为食用菌的工业化、集约化生产奠定了基础。由于液体菌种具有不便运输、保存等限制因素，可利用液体菌种作原种，扩繁成固体栽培种，可明显缩短制种周期。这样既克服液体菌种的缺点，又能发挥其优势，虽然这样不能充分体现液体菌种的先进性，但这一途径比较适合我国食用菌生产的国情。现在一些大型的食用菌生产加工企业，正成为液体菌种推广的示范基地。例如山东九发的双孢蘑菇工业化生产线，北京天吉龙食用菌公司的白灵菇生产线，上海浦东天厨菇业有限公司的“天厨一号”纯白金针菇生产工厂。这些现代化的食用菌工厂，既是液体菌种的使用者，同时又起到示范推广的作用，必将会在生产实践中推动液体菌种生产使用技术的不断发展。
3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应用与前景
3.1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液体发酵食用菌菌丝体的营养成分，无论是蛋白质、氨基酸，还是维生素的含量，都类似于子实体。目前食用菌液态发酵正在大量研究开发中，由于用工业化液体发酵来生产食用菌蛋白质，要比饲养家禽或家畜来获取蛋白质的时间短、效率高、成本低。因此，食用菌的深层发酵在食品工业方面将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将有望成为21世纪人类所需的主要蛋白质的来源之一。
3.2生物医药产业上的应用
食用菌在深层培养过程中会产生多糖、生物碱、萜类化合物、甾醇、酶、核酸、维生素、具抗生素作用的多种化合物以及植物激素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分别具有对心血管、肝脏、神经系统、肾等人体器官的防病治病作用以及抗癌、消炎、抗衰老、抗菌、提高免疫力等功效[6，7]。目前，许多液体发酵的食用菌菌丝体可用于制药，对于那些在人工栽培条件下不易形成子实体或者其菌丝体与子实体含相类似有效成分的覃菌，可以利用发酵产物代替子实体。现在，我国市场上供应的食用真菌药物，如蜜环片、灵芝菌片、宁心宝胶囊等均已采用液体发酵菌丝体制造。超级秘书网
3.3其他行业上应用
液体发酵形成的菌丝体以及含有多种代谢产物的发酵液，是上等的饲料，一般作为蛋白质原料加入到饲料中，具有易吸收、转化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将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4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生物学、蕈菌学、发酵工艺学和工程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特别是发酵产物分离技术的发展，食用菌液体发酵技术在食品和医药等行业上的应用将更广泛、前景更宽阔。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在制备食用菌菌种上的突出优势使其将成为我国食用菌生产工厂化、规模化的必由之路，并将促使我国的食用菌发展得到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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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论文范文5
磁性纳米材料的生物学修饰是利用磁性纳米材料分离富集致病菌的前提，将生物亲和分子修饰到磁性纳米材料的表面，赋予其捕获目标菌的能力，间接地“磁化”细菌细胞（磁细菌），使磁细菌在外界磁场作用下能够从样品液中分离。另外，经修饰后的磁性纳米材料可以获得比单体生物分子更高的结合能力。例如，由于多个抗体分子可被修饰于磁性纳米粒子上，磁性纳米粒子经抗体修饰后，与目标菌的结合能力是单独抗体的8倍；同理，经甘露糖修饰后，与目标菌的结合能力比单体甘露糖强200倍。磁性纳米材料生物学修饰的方法有很多，大体分为直接修饰和间接修饰两种。直接修饰又分为物理吸附和共价偶联。物理吸附是指蛋白质等生物亲和分子和纳米材料间的疏水作用和静电作用；共价偶联是指先在纳米材料的表面修饰硫化物、胺或者羧基，通过这些基团与生物亲和分子形成共价键从而实现纳米材料生物学修饰。间接修饰则需要利用一对具有强亲和力的分子，比如生物素-亲和素。先用亲和素包被纳米材料，再将要修饰的生物亲和分子标记生物素，通过生物素和亲和素的结合间接达到修饰磁性纳米材料的目的。
2磁性纳米材料捕获致病菌的方式及其应用
磁性纳米材料通过生物学修饰，获得可以捕获食源性致病菌的能力，再利用外界磁场从而达到分离菌体目的。表2总结了近几年磁性纳米材料在分离不同食品基质中食源性致病菌的研究。磁性纳米材料表面使用的修饰物不同，捕获食源性致病菌的方式也不同。
2.1抗原-抗体
基于抗原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反应实现食源性致病菌捕获是最常用的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食源性致病菌的分离富集。食源性致病菌相应的抗体也是磁性纳米材料最常用的修饰物。将磁性纳米材料的表面包被相应抗体，利用抗体和细菌表面相应抗原间的特异性结合，将食源性致病菌和磁性纳米粒子连接，致病菌被“磁化”后，在外界磁场的作用下将目标菌从成份复杂的样品液中分离出来，便于后续检测。Varshney等通过生物素-链霉亲和素将抗大肠杆菌抗体包被到磁性纳米粒子的表面，用于捕获牛肉样本中大肠杆菌O157∶H7，捕获效率达94.5%。Yang等用相应抗体修饰氧化铁纳米粒子，结合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牛奶样品中的单增李斯特菌，检测限达452CFU/mL。Ravindranath等分别制备了包被有抗大肠杆菌抗体和抗沙门氏菌抗体的功能化磁性纳米粒子，用于分离鸡尾酒和菠菜牛奶提取液中相应的食源性致病菌，结合红外光谱分析，检测限达104～105CFU/mL。Cheng等使用抗大肠杆菌O157∶H7抗体包被的磁性纳米粒子分离牛奶中的大肠杆菌O157∶H7，结合三磷酸腺苷生物发光分析，检测限达20CFU/mL。Wang等制备了两种特异性抗体共修饰的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用于同时分离菠菜中的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结合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分析，检测限达103CFU/mL。
2.2黏附素（凝集素）-受体（糖类）
很多细菌会在其表面表达黏附素，它们能与宿主细胞表面相应受体结合，从而使细菌黏附在宿主细胞上。致病菌黏附宿主上皮细胞的机制与多种糖类有关。例如，大肠杆菌的表面可以表达产生多种黏附素，它们可以黏附宿主上皮细胞上的半乳糖、葡萄糖、果糖、岩藻糖、甘露糖和蔗糖等。利用黏附素与受体结合的性质，经凝集素或糖类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可特异性地结合相应的食源性致病菌。EI-Boubbou等用D-甘露糖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分离大肠杆菌，分离效率达88%以上。作者再结合X射线衍射、透射电镜、热重和红外光谱分析，在5min内即可完成检测，检测限达104个菌体/mL。Payne等用凝集素修饰的BioMag®粒子分离食品基质中的致病菌，结果显示，单增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最低分离起始浓度分别为大于等于10CFU/10g（卡蒙贝尔奶酪）、1CFU/10g（炖牛排）和小于10CFU/10g（生牛肉）。WangYixian等制备了基于凝集素的生物传感器，用于分离检测食品样品中的大肠杆菌O157∶H7，检测限达3×103CFU/mL。
2.3抗生素（万古霉素）
万古霉素是一种糖肽类抗生素，它可以与许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形成紧密的连接，其机制是通过细胞壁上的端肽D-Ala-D-Ala的氢键与万古霉素联接。一般认为，由于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存在，万古霉素不能接触到D-Ala-D-Ala端肽，因而不能识别革兰氏阴性菌。据报道，经万古霉素修饰过的磁性纳米粒子同样可以捕获革兰氏阴性菌，并由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照片猜想万古霉素与革兰氏阴性菌连接的机制为细菌外膜上存在缺陷区域，使部分D-Ala-D-Ala端肽暴露给万古霉素。Kell等随后验证了这一猜想。Gu等在FePt磁性纳米粒子表面修饰万古霉素（FePt-Van），从大肠杆菌菌液中分离出菌体后再用透射电镜观察，检测限达15CFU/mL。Kell等制备了万古霉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用于同时分离水样中革兰氏阳性菌及革兰氏阴性菌，结果显示，不同的致病菌间捕获效率相差很大（7%～88%）。Wan等使用万古霉素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分离磷酸盐缓冲液中添加的海洋型硫还原型细菌（如，脱硫肠状菌属），结合生物传感器，检测限达1.8×104CFU/mL。Choi等在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表面修饰万古霉素，并用其对临床样本中的细菌进行分离，实验结果发现，革兰氏阳性菌的捕获效率为（84.84±1.70）%，而革兰氏阴性菌的捕获效率为（48.48±1.79）%。Chen等用表面修饰有庆大霉素的磁性纳米粒子用于分离磷酸盐缓冲液中添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低分离的细菌浓度为0.5×103CFU/mL。
2.4DNA互补序列
任何细菌都有其特异性的基因片段，该基因片段的互补寡核苷酸片段可以识别样品中的该种细菌。将寡核苷酸片段修饰后的磁性纳米材料用于选择性的分离目标DNA或RNA，再结合PCR鉴定，不仅省去样品的预处理，灵敏度也比普通PCR提高近10倍。Amagliani等用与李斯特菌素O基因序列（hlyA）互补的寡核苷酸链修饰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分离牛奶样品中的单增李斯特菌的DNA，结合PCR分析，检测限达10CFU/mL。笔者在2010年制备了分别针对单增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的寡核苷酸修饰的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用于分离鱼中单增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的DNA，结果发现，单增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的捕获效率分别为（62.5±10.0）%和（70.6±7.0）%。结合多重PCR分析，检测限达1CFU/g。XuHongxia等研究了不同食源性致病菌寡核苷酸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在致病菌分离中的应用，实验结果发现，该磁性纳米粒子可以快速富集相应致病菌（如，大肠杆菌O157、沙门氏菌等）。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同时使用食源性致病菌多个基因的互补寡核苷酸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分离相应致病菌，结合传感器检测，检测限达6×102CFU/mL。
2.5螯合反应
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重要组分，其中类脂A有大量的磷酸基团，用金属氧化物（氧化钛、氧化锆或氧化铝）包被磁性纳米粒子，通过金属氧化物与磷酸基团间的螯合反应，可与待测样品中革兰氏阴性菌形成复合物，在外界磁场的作用下可将食源性致病菌从成分复杂的待测液中非选择性分离出来，消除样品基质的干扰。Chen等在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的表面包被二氧化钛，利用脂多糖和金属氧化物的螯合作用捕获尿样中的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和假单胞菌，磁分离富集菌体后经胰蛋白酶水解，再次磁分离除去磁性纳米粒子，最后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质谱法鉴定蛋白序列，根据蛋白库中的信息确定细菌的种类。该方法是一种快速（耗时15min）、特异性强（可区分两株不同的大肠杆菌）、灵敏（检测限达104个细胞/mL）的分离检测方法。2010年，笔者使用表面修饰有二氧化钛的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分离细菌混合液中的目标致病菌，随后分离到的致病菌在紫外灯照射下结合二氧化钛的灭菌作用，15min内可以抑制99.9%以上的目标菌的生长。
3结语
军事论文范文6
银行与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两大微观主体，二者的关系及其运行模式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已逐步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由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程度仍然较高，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银企间信用关系恶化，商业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企业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十分重要。
一、高信贷风险：银企权力均衡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在理论上，企业的负债经营可以使企业达到资本结构最佳，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但同时，负债经营也可能使得企业财务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增大，从而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可持续经营。然而企业的负债经营对银行所能构成的风险在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环境（尤其是破产机制和功能的严重扭曲）、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信用度低）等因素，债权人不能有效地依据“状态依存”机制在负债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或发生财务危机时对企业经营和理财进行一定程度的直接干预，因此我国银行的信贷风险十分巨大。
（一）中国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存度较高
在直接金融还不发达的中国，企业外源融资中的间接金融便构成了融资的主要渠道，除1000多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均以债权人特别是银行贷款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资金来源。根据2003年南京大学课题组对上百家企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企业主要使用的外部筹资方式为银行借款，包括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两者合计筹资额占总筹资额的95%。
（二）中国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高
目前在中国，债权人虽是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但通常不像股东那样有权直接参与企业或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会计报表作为银行与企业间的主要信息来源，其真实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质疑，这使得银行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地位，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更加严重，企业的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象更加突出。
（三）中国社会的信用度较低
由于我国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远远滞后于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造成了我国信用市场中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和高违约率，信用过程的风险进一步显现与扩张，尤其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正处在攻坚阶段，一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借改制之机故意悬空和逃废银行债务现象，致使银行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一时间，企业逃废债务已成风气，社会信用制度遭遇挑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量调查发现，自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债权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某些债务人（甚至地方政府）利用破产、改造重组、企业分离等方法逃废债务，大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利益。
（四）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债权人的保护十分不够，银行很难运用这些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如目前适用的《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关于企业破产条件、破产费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破产机制的不完善，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使得提供给企业资产通常要占总资产一半以上的银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据官方统计显示，2003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3%，约2万亿元人民币，但独立经济学家预测为约3.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不容忽视。因此说，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债权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加强商业银行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银企权力均衡模式选择：来自国际的经验
总的来说，银企权力模式的构建受到了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制度完善程度、融资类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世界范围考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银企关系模式；二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紧密型银企关系模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种不同模式之间相互借鉴和不断融合，相互的界限已并不明显。总体上看，就债权人特别是商业银行来说，保护其作为相关者利益，加强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各种治理模式中的共同准则。
（一）美国互派董事制度与银行对财务危机企业的直接干预制度
在美国，当银行在一家工商企业有大量贷款时，银行一般可以派代表进入负债企业的董事会（比如1983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25名董事中就有5名银行界代表）。甚至在银行没有给公司实际提供贷款时，如果银行认为该公司具有发展前途，依然可以申请参加公司的董事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内有很多纽约大银行的代表，而该公司并未向这些银行借款。银行派遣兼任董事并非基于财务控制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贷款联系。银行兼职董事一般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和财务决策，但当负债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时，银行派来的兼任董事可以有较大的决定处置权。
同时，美国工商公司的战略、政策和经营管理要受到其资金需求的影响，而银行在工商企业财务出现困难时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也已成为一项惯例。美国学者明茨和施瓦茨从《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幸福》和《福布斯》等报刊上所搜集的自1997年到1981年五年期间，美国主要银行通过贷款干预和控制工商企业的案例多达42件，而这只包含那些主要的、有新闻价值的案例。据作者声明，这段时间银行干预企业的事例实际上要比42家多得多。
（二）日本银企财务协调的机制：主银行制
在日本，很多企业都与某一商业银行保持着主银行关系，这是银企财务协调的主要机制。日本的大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主银行，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一旦结合就很少变动。主银行在企业财务中扮演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资金供给；财务监控；财务救助。在企业正常运转时，主银行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理财，当贷款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迹象，或者财务恶化继续发展甚至陷入破产状态时，主银行不仅能提供紧急融资支援，还可能会决定通过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接管公司的管理业务，对企业进行破产法意义上的重组。被称为日本六大经济支柱的六大企业集团，包括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及第一劝业集团，就分别依托于六大城市银行。这6家银行1997年共向107家企业派遣了职务不低于常务的管理者，从持股排名值的均值来看，银行在这107家企业的持股平均相当于第二~第三股东的位置。在贷款融资方面，107家企业中，主银行在其中的81家为第一融资者，11家为第二融资者。
三、我国现有银企权力均衡模式分析及改进建议
目前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商业银行法禁止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直接投资，因此，银企财务联系的通道还是单一的贷款联系。二是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银行对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机制，也不允许银行向企业派管理者，因此银企之间缺乏人事结合的机制。这使得一些企业偿债能力出现危机时，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并不能得到企业的控制权。近年来，我国政府为理顺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降低不良资产的比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曾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措施，亦取得了些许成效。作为企业的债权人，我国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都加强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成立了专门的信贷委员会和资产保全部等，实行了严格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和谨慎的会计制度，但严峻的金融风险形势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其中潜在的风险仍然巨大，现行的银企权力配置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只应该保持一种借贷关系，银行作为债权人，所拥有的仅仅应该是依靠法律契约收回债务（贷款本息）的权力。当前推行的主办银行制也没有摆脱这个思维框架。对银行来说，这是一种责任和风险大于权力的财务机制。这种银企财务协调机制的运作结果必然是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和银行自身的高不良贷款。要彻底解决银企之间的债务膨胀问题，须对现有的银企财务协调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让银行部分地分享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一）对企业的债权机制与股权机制相结合
在银行凭借债权无法对企业实施控制的情况下，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银行同时拥有对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这样，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状态都可分享部分的企业财务控制权，并使债权控制与股权控制相互补充（徐联初、肖晓光，1999）。至于如何选择股权控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由银行出面牵头设立投资基金或国家股权交由银行托管或债权转股权。当然，银行方面限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对所有企业进行控股。我国银行在选择控股对象时，应当选择那些产品市场前景好、有发展潜力、盈利能力较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二）完善银行对企业的财务控制权状态依存机制
以财务控制权转移为特征的状态依存机制，被认为是负债企业对债务责任的自动履行即“自我履债”机制的核心，也是硬化企业债务约束的关键。常见的状态依存或“相机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破产程序，我国的《破产法》也给了企业重整的机会，但实践中却很少发生银行或债权人主控重整的现象，常见的事实倒是政府在其中唱主角。这既与银行的主控能力有关，更与重整程序的设计有关。因此，如何完善重整程序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笔者赞同将破产重整设定为五个子程序，即职工、政府、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股东和经营者。
（三）确立银行有限介入企业财务治理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