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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数学范文1
一、进行不定时园内专题公开课及培训
我园利用业务学习时间，定期的给新老师进行培训，让她们明确的知道怎样上好一节《蒙氏数学》课，知道上课的流程。教研小组开展了不定时抽查班级的授课情况，实行授课透明化，并且给每位教师的教学方法作出了针对性的研究和讨论，并邀请湖北亿童早期教育研究中心的专业教研员给我园教师进行理论培训、上示范课、听我园教师授课并加以点评，使每位教师能更好地学习和改进！
二、活动时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活动前制定了一些各年龄阶段的活动目标，要求及工作计划，（如：小班年龄阶段以日常生活操作为主；中班年龄阶段以感官教育及一些粗浅的数学知识为主；而在大班年龄阶段则以抽象教育及数学教学为主等；）同时，我们还逐步摸索《蒙氏数学》教具的操作方法；根据其原则配备了生活部分的操作材料，设立了《蒙氏数学》操作区角。让幼儿自由选择教具操作，教师进行分组及个别指导。
三、制作和投放了丰富的活动材料
我们在制作教具时围绕以朴实、干净、明亮的色调为主，适合幼儿的操作和对教具的兴趣，材料具备目的性，有规则、步骤和顺序，在设计时做到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有些则可混合使用，还设有错误控制等融入教具，让操作更灵活！
四、形式要多样化
活动形式主要分为集体活动和分组活动，在集体活动时教师们都能有明确的目的、计划、组织、连续性，突出集体意识，培养合作精神；在分组活动是能按幼儿的兴趣、爱好、意愿进行选择活动，并结合幼儿的能力进行。
五、实践的效果与体会
这学期的蒙氏数学教育，幼儿的各方面能力提高较快，大部分学过幼儿与过去没有接触蒙氏数学的幼儿对事物感知的灵敏度要高，观察细致，无论是生活能力，还是学习习惯，都有很强的顺序性。同时，他们还爱动脑筋，思维活跃，有强烈的求知欲。
六、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在探索活动中，教师在运用每一种教具时还不够灵活和充分利用教具；
2、进行蒙氏教具教学时，教师的语言还不够精炼简洁。
3、方案教学中的实施工作中，中班级和小班级的有待提高，在下学期应加强。
4、坚持做好环境布置工作，方案教学的专栏及分区活动的设置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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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学教学；教学手段
数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数学学科的教学活动中，“离教现象”较为严重. 所谓“离教现象”，是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偏离和违背教师正确的教学活动和要求，形成“教”与“学”两方面的不协调，这种现象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严重者还会造成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 “离教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一而同，但是其主要根源是无法激发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激情，特别是对于“最枯燥学科”数学而言，如果教师无法掌控课堂，无法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着手引导学生学习，那么就很容易让学生在课堂中产生“消极怠工”的思想.
前面，笔者将“最枯燥学科”的“恶名”冠于数学学科，这并非笔者的一己偏见，如果在学生中做一个关于“最枯燥学科”的调查，大概也是非数学莫属，数学在许多学生的眼里俨然成了枯燥. 乏味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学教学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 重视理性思维，忽视感性思维
数学，闪烁的是理性的光辉，展现的是逻辑的思维，这是数学独特、迷人的美. 然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成为学习数学知识的一条捷径，使得数学教学重公式、结论，轻探索、思考；重提笔计算，轻实践发现. 这就好比人们急急忙忙赶路，只记住了旅途的疲劳，而忘记了欣赏沿途美丽的风景. 自然，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只会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数学的枯燥和乏味――枯燥的数字、枯燥的定理、枯燥的解题方法，关于数学的一切都枯燥得令人厌烦，从而疏于去探索存在于数学之内的美. 而且“填鸭式”的教学在主观意愿上也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更为甚者会引起他们抗拒数学，如果不幸这样的话，即使教师在课堂上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地讲解着各种知识点，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也只能是南柯一梦、一厢情愿罢了.
2. 理论抽象有余，实用直观不足
我们知道，在数学学习中会涉及许多抽象的概念、定义和定理，如果教师在上课之前没有做足功课，没有对教材进行深入钻研，没有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而是在课堂教学中照本宣科，只对定义和定理做概念性解释，要求学生会记忆、会套用，利用“题海战术”对学生进行大量的训练练习，让学生通过做题来消化所学知识，久而久之，这不仅会让学生觉得学数学疲累，也会让他们产生“数学无用”的怪论，更会让学生失去思维的灵活性，缺乏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成为理论的“复读机”，阻碍他们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卖萌”教学方法
针对前面数学课堂教学的不足，笔者认为，改善教学方法，将数学之美融进课堂，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自然可以改善课堂教学效率. 对于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应该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且适应教学要求，笔者以自己的一些教学实践，在此提出一种“卖萌”的教学方法. 这里的“卖萌”并非是指将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萌化，而是将所学习的数学知识进行打扮、装饰，让学生看到数学也有可爱、调皮的一面，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1. 萌出数学的感性美和理性美
感性，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反映出的第一感觉. 翻开教材，其在讲解新知识之前有一段导语，目的就是引起学生对事物的感性认识. 之所以重视感性认识的培养，是因为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主要源于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遵循着一般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因此，教学过程应该符合这样的规律，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出发，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感性认识的情景，让学生首先体会到数学的感性美.
例1 在学元一次方程组时，不得不提到“鸡兔同笼”的问题：在同一个笼子里，有若干只鸡和兔，从笼子上面看，有40个头，从笼子下面数，有130只脚，那么这个笼子里有多少只兔子、多少只鸡？
其实“鸡兔同笼”问题在小学已经接触过，而在中学再拿出这个问题探讨，其目的就是向学生传授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知识：设有x只鸡，y只兔子，然后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x+y=40，2x+4y=130，解这个方程组得15只鸡，25只兔. 由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引入，解决该题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步骤简单、程序化，易于学生接受. 而在课堂中，在讲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相关知识点之前，可以尝试引导学生用其他方法进行解决，如：假设鸡和兔能听懂人话，首先让鸡和兔同时举起右脚，这时站在地上的脚一共有130-40=90只；再让鸡和兔同时举起左脚，这时站在地上的脚一共有90-40=50只，而鸡已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地上的脚只能是兔的，所以兔一共有50÷2=25只，鸡一共有40-25=15只.
通过这种方法，目的是让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先引起他们的探讨兴趣，从他们的感性认识出发，逐步通过理性分析，将感性和理性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数学真的可以“萌”.
2. 萌出数学的趣味美和神秘美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神秘是兴趣的催化剂. 教学实践表明，课堂教学中最容易引起学生注意的是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数学游戏、神秘魔术、悖论等有趣的东西. 或许有些教师并不赞同这样做，觉得这些东西华而不实，且浪费时间，在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诸如游戏、魔术、悖论等在合适的时机引入课堂，不仅能活跃课堂氛围，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而且能在他们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能长时间牢记这堂课所讲的知识点；如果在课后抛出一个神秘的数学问题，那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思考，扩展他们的知识面，从而培养他们思维的多样性和主动性.
3. 萌出数学的实用美
许多学生不喜欢数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数学的理论性太强，实用性不足，不能从生活实践当中发现和认识数学知识. 基于此，教师应在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这就需要让学生接触到真正来源于生活的应用问题.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习惯用数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更会让他们发现数学的实用美.
例3？摇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足球中的数学：我们在运动场上踢的足球，大多是由许多小块黑白相间的皮缝合而成的. 仔细琢磨足球的表面，发现黑块都是五边形，白块都是六边形，图1所示是足球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足球黑块共有12块，那么白块有多少呢？
解决此题的关键要认真观察和分析图形的结构特点，挖掘隐藏的条件，找出黑、白块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看出：每块黑皮的每个顶点分别与两块白皮的两个顶点重合在一起，而两块相邻白皮的公共点也一定与黑皮的一个顶点重合，即一个黑皮顶点和两个白皮顶点组成一个共同点. 因为足球表面是封闭的，黑、白块紧密相连，所以黑皮的顶点总数等于白皮顶点总数的一半，进而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即可得到白块的块数.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上面是从黑、白块的顶点数出发探究出规律的，也可以从黑、白块的边的条数出发，找出规律并求解. 一块黑皮有5条边，一块白皮有6条边；每块白皮有3条边与黑皮的边相接，因此黑皮的总边数等于白皮的总边数的一半.
如果把足球看做是一个由12个正五边形和20个正六边形组成的32面体，那么除了探究它的面数以外，还可以探究它的棱数和顶点数，它们是完全符合欧拉公式的.
通过这样实际的例子，由多种方法的探讨，到最后结论的给出，显得自然流畅，学生不会觉得知识来得突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严密的逻辑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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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谷文明；早期数学；美索不达米亚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3-282-01
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或一种语言，数学更主要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数学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因而数学史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人类文化史，又是人类文明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历史学家通过数学这面镜子，了解古代其他主要文化的特征与价值取向。下面我们就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作下分析：
一、数与形概念的产生
人类在蒙昧时代就已具有识别事物多寡的能力，从这种原始的 “数觉”到抽象的“数”概念的形成，是-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原始人在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中首先注意到一只羊与许多羊、一头狼与整群狼在数量上的差异.通过一只羊与许多羊、一头狼与整群狼的比较，就逐渐看到一只羊、一头狼、一条鱼、一棵树……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的东西，即它们的单位性。人们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事物的这一属性，于是导致了记数，其伴随着计数的发展而发展。
二、河谷文明与早期数学
1、古代埃及数学
古埃及人在一种用纸莎草压制成的草片上书写，我们关于古埃及数学的知识，主要是依据两部纸草书―莱茵德纸草书和莫斯科草书。这两部纸草书实际上都是各种类型的数学问题集。莱茵德草书主体部分由84个问题组成，莫斯科纸草书包含了25个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来自现实生活，纸草书的作者将它们作为示范性例子编集在一起。
（1）古埃及代数学：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记号是一种以十进制为基础的系统，没有位值的概念。记数制用不同的特殊记号表示10的前六次幂。而在分数概念与分数记号方面，单位分数的广泛使用成为埃及数学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特色。 除外，所有的真分数都表示为一些单位分数的和。形如 （k为从5到101的奇数）的分数分解为单位分数之和的表。例： 等价于 加 ； 等价于 加 ；利用单位分数，分数的四则运算就可以进行。
（2）古埃及几何学：现存的纸草书中可以找到正方形、矩形、等腰梯形等图形面积的正确公式，例如莱茵德纸草书第52题，通过将等腰梯形转化为矩形的图形变换，得出了等腰梯形面积等于上、下底之和的一半乘以两底距离的结论。
莱茵德纸草书50题：假设一直径为9的圆形土地，其面积等于边长为8的正方形面积。与 比较， 。莫斯科纸草书14题给出了计算平截头方锥体积的公式，用现代符号表示相当于： 数学史家贝尔称这是“最伟大的埃及金字塔”。而真实的金字塔在建筑与定向方面的精确性引起人们对埃及几何学的高度赞美。然而我们在现存的埃及纸草书中，竟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古埃及人已经了解勾股定理哪怕是其特例。但对于初等三角的萌芽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2、美索不达米亚数学
记数制远胜于埃及象形数字。大多数文明普遍采用十进制，但美索不达米亚人却创造了一套以60进制为主的楔形文记数系统。这种记数制对60以内的整数采用简单十进累记法，对于大于59的数，美索不达米亚人则采用六十进制的位值记法。同一个记号，根据它在数字表示中的相对位置而赋予不同的值，这种位值原理是美索不达米亚数学的一项突出成就。位置的区分是靠在不同模形记号组之间留空。这种位值制是不彻底的，因为其中没有零号。这样，美索不达米亚人表示122和7202的形式是相同的，人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来消除二义性。在公元前3世纪的泥版文书中开始出现一个专门的记号，用来表示没有数字的空位。
我们今日中学所学的数学内容基本上属于17世纪微积分学以前的初等数学知识，而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大部分内容则是17、18世纪的高等数学。这些数学教材已经过千锤百炼，是在科学性与教育要求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经过反复编写的，是将历史上的数学材料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学习要求加以取舍编纂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必然舍弃了许多数学概念和方法形成的实际背景、知识背景、演化历程以及导致其演化的各种因素，因此仅凭数学教材的学习，难以获得数学的原貌和全景，同时忽视了那些被历史淘汰掉的但对现实科学或许有用的数学材料与方法，而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数学史的学习。特别是对数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作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后，在我们的数学课堂中渗透数学史的知识可以使数学活起来，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和原理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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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集》卷28）。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将《元朝秘史》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钱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书卷28。日人岛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访书，据其所著《访余录》说，曾见到钱大昕作过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写在行间栏上。此本已失传。参见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广泛搜罗金石资料（所得元碑铭达四百多件）用以证史，更是他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大昕为其中125件作跋，据以考订《元史》及其他史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周密的考证方法逐卷审核旧史，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阙，近1200条；《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问中，订补旧元史者又达数百处，大多精当。元代多有汉人另取一非汉语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汉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错误，此类问题经钱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说：“［廉］希宪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为尤甚也。”（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宝云寺记》。）道出了考订元史的艰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称任职翰林时着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自记》。），但实际上他仍继续编撰，后将《氏族表》、《艺文志》两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写”（注：钱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黄锺所作识语中说，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见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间大昕侄孙所作《钱氏艺文志》著录有《元史稿》百卷，谓“在金陵汪氏处”；岛田翰《访余录》称曾见到《元史稿》残本28巨册（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钱竹汀手稿本”。参见方诗铭前揭书，第127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从传世的氏族表和艺文志两部分看，其资料搜罗之广，考订之精，译名辨识之准确，在当时条件下确已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代史家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参证，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为完备。另一乾嘉史学名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点立题，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加以阐明。钱大昕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迈，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学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考订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着相当大局限。其一是他们仍然无法填补旧史中漠北、西域地区记载的空白，徒叹文献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译名，即使是钱大昕那样精通音学并懂一些民族语言，也往往束手无策。如《考异》补订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录〉仅一条，全不考地名，竟谓“元时西北塞外皆为诸王封地，不立州县，有牙帐而无城郭”；又，误考钦察酋长八赤蛮为部落名，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i-qut)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等等（注：《二十二史考异》卷89地理志考异：卷86太宗本纪考异；卷94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考异。）。
前，一些学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战后，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元史与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邻地区关系最大，于是如梁启超所说：“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竞言训诂音韵云。”同时，一些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中文，也丰富了学人的西域史地知识。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编撰《》时又从外国书中获得一些新资料，其后他着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种元代文献以参订旧史外，还利用外国资料补充本纪内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国传，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时人也称赞他的《元史新编》“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注：邹代过：《元史新编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国普通读物，几无资料价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语言知识也不足以对付元史上的问题，弄出许多错误（注：如《新编·太祖本纪》谓蒙古名称之旧译“蒙兀”“蒙骨”后来成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谓乃蛮“屈出律据西契丹，杀使者，帝怒而西征”，误以花剌子模为西辽，复因旧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纥的记载，竟说“回纥者本乃蛮之旧名，及屈出律窜据西契丹，仍以回纥称之”；《宪宗本纪》谓叶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诸朝《平服诸国传》所载西域诸地名的定位，更是错乱不堪。其《西域藩封传》称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盖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译本）所误。）。魏源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赞扬的，但却不成功。在他之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对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专门的研究，当时该地区地理图籍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考释颇多准确，这方面超过了前人，但因语言知识和资料不足，对西北史地的了解还较肤浅，错误也相当多（注：如何秋涛谓“察其国名声音之转变，则知俄罗斯实乌孙之遗裔”；又谓“罗刹”（清初俄罗斯的译名）乃“可萨”（哥萨克）之音转；谓“几富”（基辅，元译“乞瓦”）系以元定宗贵由之名名之；谓“素丹”（sultan，伊斯兰国家君主称号）即“斯坦”（stan，意为地区、国家）等。皆见《朔方备乘》诸考。李文田谓巴鲁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图尔（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两水之间地）即“鄂拉”（a'ula，山），将撒阿里川（在克鲁伦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区等。见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史关系密切，故早为西方学者所重视。17世纪末，通晓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诸语并熟悉穆斯林文献的法国学者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据波、阿文和欧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个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册，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纪，来华耶苏会士冯秉正(De Mailla)译《纲目》《续纲目》为法文，编成《中国通史》（10卷，第九卷为元史），宋君荣则译《元史类编》本纪部分为法文（见前）。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汉、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资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时期，帝俄科学院组织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历史资料。到19世纪，在科学思想进步的推动下，欧洲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欧洲列强的东方扩张政策也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东方学分支学科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而获得了长足进展。19世纪前期的杰出汉学家、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德）发表多篇蒙元史论文，利用汉文史料与波斯、亚美尼亚、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亚美尼亚人多桑(d'Ohsson)精通欧洲诸语及土、波、阿等东方语，长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相当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并广泛搜集突厥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以及汉文（用上述宋、冯译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译《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详细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统、完整地叙述了自蒙古兴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国兴亡的历史。同时，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两部书(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叙述蒙古西征欧洲为重点的《蒙古人史》(1870)，英国历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国境自13世纪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学术文献中有了相当完备并能反映全貌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纪西方学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法国东方学家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专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对《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纪波斯原文作了精细校订，译为法文并加详尽注释（其中很多条实际上是长篇的历史学、语言学考证论文），以《波斯的蒙古史》为名合并出版(1836)。俄国东方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对蒙古语和蒙古历史文献有精湛研究，他将蒙文本《蒙古源流》译为德文并详为注释，与原文合并出版，名《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1829)。上述两书的校勘与注释有很高学术价值。俄国正教会北京传道团出了一批兼通满、蒙的汉学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将《元史》前三卷译成俄文，并采《纲目续编》补充，编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习理(V.I.Vasil' ev)译出《蒙鞑备录》(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将三部最重要的汉文蒙元史史籍译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长春真人西游记》，1868；《圣武亲征录》，1877）。此外，俄驻华使馆医生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专注于东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译注《西游录》《西使记》等多种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东西史籍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物产等进行考释。俄国东方学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释译与研究上成绩尤著。哀德蛮（F.Erdmann，德人）用德文译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据此书成吉思汗纪并参用俄译汉文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发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译本；齐申高申(V.T.Tizengauzen)从许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辑录有关金帐汗国资料，译为俄文，汇刊一巨册(1884)。亚美尼亚文史籍《海屯行记》《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与1870）被译为俄文。西方学者对蒙古元时代东来的欧人卡尔宾尼、鲁勃鲁克、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等人的旅行记及其他欧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细研究，出了多种近代欧洲文字的译注书。
概括地说，19世纪西方学者的成绩主要在于东西方各种文字蒙元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校勘、翻译、注释），以及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最为突出。不过他们多数是波、阿文与汉、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汉文蒙元史籍和中国学者的考订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汉蒙文资料对勘，译名屡有差错。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我国学者不仅对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对各种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是茫无所知，显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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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与西人著作的最初引进及其影响与局限
洪钧适逢其时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使这种落后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晚清元史学成为显学的风气下，洪钧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及贝勒津所译《史集》等书读之，始知域外元史资料之丰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殚数年心力著成此书。其太祖本纪译证系转译贝勒津的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并参考汉文史料及多桑等人书作注释考订；20余篇补传以《元史》失载的西域诸藩王为主，主要据多桑书译编；此外还撰写了西域地理诸考。由于有大量新资料（包括俄国、波斯的地图）为依据，洪钧对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考证，订正了魏、何等人许多讹误，例如，魏源书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诸藩错误特甚，至以太祖西征为攻乃蛮，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葱岭东（如以玉龙杰赤即玉龙哈什＝和阗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等等。洪钧书一出，确使数百年来如堕云雾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蒙元史著作经其译介，为我国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打开了丰富的域外史料宝库之门，于是称引“西书”以与汉文史料相参证成为本世纪初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大量新资料的输入带来了研究的新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补充参证为标志的新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书从体裁到编纂思想和方法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范畴，但资料搜集甚博，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无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儿史记》之《宗室世系表》于旧元史增补、订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详细“考证”，征引汉籍及《史集》、多桑书等域外史料进行考释，是此书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资料。屠寄书凡所考异、辨误、增补皆说明依据，注出资料来源，梁启超称赞说：“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其实这也是他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新元史》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屠书，增益资料虽极宏富，但一律不注出处，其删改旧史或作考释也都不说明理由和依据，令读者无从检核。此外，丁谦也在洪钧书影响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参考西方学者著作来研究元代漠北、西域历史地理，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比何秋涛、李文田等人有很大进步。王国维研究蒙元史时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参考洪钧书及屠、柯二史。
洪钧书与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国初我国蒙古史研究新进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我国学术上的落后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来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译，或是西方学者著作中引述的转手资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们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无专业知识的译人为之转译始能利用，西书之正误与译人之正误均无法辨别，所谓新资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通有关的民族语言，不掌握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故虽有新资料可供比勘，仍无法突破名物制度译名的难关，在部族名、人、地名、称号、制度等名的译写和考释中出了大量错误。如洪钧将蒙古祖先传说中的捏古思(Nekus)译为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riqbuge)意为洁净牛（按蒙语牛为buqa，元译“不花”，而buge意为巫），都是不明蒙古语元音谐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儿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鲁吉亚）为女直(Jurchit)的音讹，以为“斡脱”（ortaq，突厥语，意为合伙，元代指“转运官钱，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犹太教（元时译术忽）之类，除西域史地知识不足外，还由于审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译，因不能勘同而致误者更多，导致依赖其译研究的学者产生许多错误。屠寄颇以考证自诩，而错误亦多，如以乃蛮部首领称号“不亦鲁黑”（突厥官号buiruq，“国相”、“国王侍从”）为女真族称号“孛极烈”（bogile，意为王，变为beile＝贝勒），以蒙古军后方家属营“奥鲁”(a'uruq)为满语之“牛录”（佐领）等。柯氏考订上更有不少奇怪错误，如解蒙古部名别速(Besut)意为“九”，谓蒙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之类。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释上，他们依据不正确的音译，往往用“音转”、“音差”、“急读”等理由牵强比附，造成许多混乱。丁谦的考证也有同样问题。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胶着在这些前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掌握多种语言（含汉、蒙、突厥等语）、多学科知识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汉学造诣极高，并兼精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多门学科，对中亚历史、语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着重就《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行记》及来元欧洲诸使臣、教士的报告书旅行记等东西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缜密的校订和考释。德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国杰出东方学家巴尔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学，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资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献）极为宏富，考述详审，堪称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对古代蒙古文献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证。这个时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文献作深入细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订和名物制度考释方面成就很大，许多困扰前人的译名问题，经他们运用“审音之功”以各种语言资料相互比对，常能明白解释；由于精通有关的多种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广泛、深入地挖掘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故能多有发明。日本学者自上世纪末以来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也很有成绩，那珂通世和箭内亘在蒙元史方面贡献最多，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等也都有论作。相比之下，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种语言知识，未能真正把握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对国外学术的进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学”与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我国的先进学者早已深知中西学术会通的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著文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静庵文集续编》。）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尽管与西方学术的接触日益增多，能够借鉴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学术上的传统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传统史学老路重修元史就是显例。一些学者对西方人搞中国学问能有大成就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学者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史著作是可耻的。殊不知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完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常有新的发现，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我们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注：参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国维以主要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两三年内就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陈垣、陈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三位史学大师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将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与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传统史学的修史老路，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王国维的《萌古考》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从地理、部族名称和史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证，阐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国前蒙古部族晦暗的变迁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北考》博采群书，以丰实资料和细密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其选题和论证均堪称典范；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进行考释，其《元代汉人译名考》还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资料。仅上述数例即可表明，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
先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陈垣和陈寅恪先生指点下开始研究蒙元史。据韩儒林说，那时老师指导他去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而开拓了视野，尤其倾心于外国东方学家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互相比对的方法来解决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反观我国老前辈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注：韩儒林：《穹庐集自序》。）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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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考试科目名称与全国统考科目名称相同的必须与全国统考时间安排一致。具体考试科目时间安排报教育部考试中心备案后。
全国统考科目中的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一个语种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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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必须用2B铅笔按填涂示例将答题卡上对应的选项涂满、涂黑；修改答题时，应使用橡皮轻擦干净并不留痕迹，注意不要擦破答题卡。
非选择题：必须用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各题规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切不可答题错位、答题题号顺序颠倒、超出本题答题区域（超出答题卡黑色边框线）作答，否则答案无效。如修改答案，就用笔将废弃内容划去，然后在划去内容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或使用橡皮擦掉废弃内容后，再书写新的内容。
作图：须用2B铅笔绘、写清楚，线条及符号等须加黑、加粗。
选考题：先用2B铅笔将所选考试题的题号涂黑，然后用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该题规定的答题区域内对应作答，切不可选涂题号与所答内容不一致，或不填涂、多填涂题号。
特别提醒：考生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破；严禁在答题卡的条形码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禁止涂划条形码；不得在答题卡上任意涂画或作标记。
蒙氏数学范文6
Q=《北京青年》周刊A=宋书梦
Q： 怎样的契机和想法让你和Misha决定创立CHAOTIQUE studio？这个名字有着怎样的含义？
A：在芝加哥上学时一起聊天的时候瞎幻想来的，觉得要是自己有个工作室就好了，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衣服，然后一个星期内我们就在我的公寓搭起了打版桌开始工作了。当时觉得这个词挺适合我和Misha，我们俩都大大咧咧的，生活比较没规律，性格也想一出是一出的。而且也像是设计最初形态，从那些混乱的想法慢慢梳理成为一个系列。
Q： 创作灵感来自对生活的经历和对挫折的思考？
A：黑色是我们俩最喜欢的颜色，唯一永远不会腻歪的颜色。也喜欢一些深色系的，比如蓝色、紫色、红色。颜色其实像是一整个系列的情绪，我们想表达的也是比较深沉的暗色调的情绪，希望能塑造一个坚强、独立、向往自由的形象。剪裁上也偏好干净利落的线条，喜欢那种直爽简单不复杂的人，衣服也要是这样的形状。在用料方面我们并不固定，暂时特别喜欢重磅真丝面料，无法拒绝那个垂感，但是也会慢慢尝试一些新的面料和工艺。
Q：你的学生时代的感触为你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A：我不太爱上学，所以学生时代的印象就是怎么逃课，怎么和不喜欢的老师对着干，怎么和严肃的爸爸妈妈斗争之类的，还有怎么省钱买碟看电影，攒了有好几大纸箱电
影。可能电影给过我好多灵感。
Q：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灵感缪斯？
A：喜欢那种敢闯敢做敢冒险的人，像Angelina Jolie，和Eva Green这种的，感觉她们的眼睛里有好多故事。
Q：你也做过模特，模特和设计师这两个角色在你身上会不会形成某种“化学反应”，为你带来新奇的设想和灵感？
A：我不太会当模特，肢体不协调！但是设计的时候也会从拍摄的角度考虑一下，拍出来会是什么效果，而且每次做完系列拍照的时候比较好指导模特怎么拍。
Q：感觉上你也是一个率真随性，亦帅亦美的姑娘，而你的设计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诠释出这一点，它们也很适合你。你觉得你的设计也是表达着你的时尚态度、生活态度吗？那你的态度又是什么？
A：我们的系实表达了一些我们的当时的生活状态和情绪，比如总是在内心抵触着一些事情一些人，或者是抵触自己，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改变，至少比原来成熟了许多，面对事情也平静了许多。我现在生活态度挺随意的，就是来好的事就接着，来不好的事儿也接着，解决不了的就放下。时尚比较像对生活的一种装修，有人喜欢复古的，有人喜欢现代的，有人喜欢木头材质，有人喜欢大理石的材质，有人喜欢简约的，有人喜欢奢侈的，哪一种都行。
Q：你认为独立、坚强、自由的女性应该如何理解时尚？
A：这个应该对她们来说不太重要，她们理解的应该是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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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书梦
星座：处女座
坐标：北京
最留恋的时尚之都：纽约，但是不是因为它是时尚之都
近期最中意单品：undercover2014春夏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