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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范文1
关键词：后汉书；过甚；程度副词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14-01
《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特点，对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对程度副词的界定，各家说法不一。本文将采取杨伯峻、何乐士著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中对程度副词的分类：共五类，表程度高的副词又分为了表程度至极、过甚、很高三类。表过甚类的程度副词常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情况或某种标准。《后汉书》中此类程度副词有三个：太、过、已。
一、太
“太”，义同“泰”。先秦两汉多用“泰”，后世多用“太”。该词作程度副词沿用至现代汉语中。《后汉书》中“太”的此类用法有5例；主要是用来表示程度超过了正常情况，经常表示情况是不如意或不希望发生的，如：
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太甚。将何以消复灾眚？”（申屠刚鲍永郅惲列传第十九）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太”的使用分布情况：5个用例全部修饰形容词，形容词有甚、酷、深三个。从音节上看，都为单音节的形容词；从句法功能上来看，“太”和其后的形容词结合在句中作谓语。
二、过
《说文》：“过，度也。”本义为“经过”。引申为“超越”、“超过”义，由“超过”义引申为指动作行为或状态、程度超过了某种限度。作副词的“过分地”、“过于”之义，约始于汉代，一直沿用至今。《后汉书》中“过”的表过甚的程度副词的有19例。
1.过+形容词，共11例，如：
（1）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马援列传第十四）
2.过+动词，共5例，如：
（2）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3.过+短语，共3例，如：
（3）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愚臣无所能及。（邓寇列传第六）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过”的使用分布情况：修饰的形容词有厚、哀、苦、重、盛、甚、多、滥、酷、诞，修饰的动词有毁、理、用、幸，修饰的动词性短语有蒙恩私、加喜怒，形容词性短语只有珍丽。
从以上可知，《后汉书》中的“过”多用来修饰形容词和动词，也可以修饰短语。“过”和所修饰的成分组合之后大多数作谓语，但是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如：
（4）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5）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三、已
《尔雅·释古》：“已，成也。”《广韵》：“已，止也。”其本义当指行为的“完毕”“停止”。由此引申为副词用法。先秦已有用例，后一直沿用至今。《词诠》：“表态副词。已，太也，甚也。”《后汉书》中“已”表过甚的用法共有6例，且后面加形容词。如：
（1）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2）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窦融列传第十三）
《后汉书》中程度副词“已”的使用分布状况：只修饰形容词，后可以跟重、甚两个。由例子可知《后汉书》中“已”的6个用例全部修饰形容词，并且“已”常常和“甚”组合，表示程度上的过分。从句法上看，“已”和之后的形容词结合之后在句中作谓语。
《后汉书》中表过甚的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如下：太，出现5次，占16.67%；过，出现19次，占63.33%；已出现6次，占20%。
由此可知，表过甚的程度副词“过”在《后汉书》中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其他两个词，并且“过”的使用环境比较复杂，。当然，“太”“已”的使用也较常见，尤其是“已”的表程度的用法，多和“甚”组合出现。
四、小结
综上论述，《后汉书》中的表过甚的程度副词主要作状语，修饰后面的形容词
、动词或短语，而程度副词和之后的词组合之后在句子中主要是作谓语，也可以作其他成分；从语义上来看，表达的超过一般情况或某种标准这些情况是不如意的、并非作者所期望的。
参考文献：
后汉书范文2
古人云《汉书》可以下酒，确实，整个西汉王朝，英雄辈出，从陈胜吴广、西楚霸王，到齐王韩信、留侯张良，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从卫青霍去病到麒麟阁十一功臣，不禁想起乱世出英雄这句话，英雄开创时势，时势造就英雄，那是中国汉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也是一个顶峰，读起来引人入胜。
从思想感情上来说，《汉书》比《史记》正统，没有《史记》那么活泼，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汉书》被后世许多史学家认为比《史记》更好。如果说《史记》反映中国人在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韵下的开放的、生动的、极富现实功利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状况，那么《汉书》就反映了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大气滂薄的、使命感极强的、恢宏的思想状况。
纵观全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楚汉相争，而在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中，又对留侯张良感触最深。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后世敬其谋略出众，尊称其为“谋圣”。
有人说，刘邦的江山有一半是韩信打下来的，那么在战场的后方，为刘邦出谋划策，在计谋这一方面出了很大功劳的就是张良了，张良就像是刘邦的“大脑”一样，所以张良是毫不愧当“谋圣”这一称谓的。其实，张良的智慧不仅为刘邦建造了大汉朝，也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好的人生。张良可以说是汉初三杰中，唯一一个得到善终的人。
至于张良能有不同于韩信、萧何的结局，还在于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地掌握了刘邦的心态，算得上是一个心理专家。刘邦能听得进他人的意见，虚心接受，也能任用有才之人为他带兵打仗，但当他真正坐上汉朝皇帝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不再能忍受下面有不安分的人。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也不留恋权位，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所以在刘邦要封他三万户的时候，他以“此天以臣授陛下”，选择了“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读完《张良传》后，其实我觉得张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有极高智慧和先见，且能冷静分析问题的人，这一点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就可以发现。
国恨家仇，这个理由的确足够张良去刺杀嬴政，但战乱纷争的年代，谁不会有那么些愤恨呢，但张良就是有那个胆量去计划并实施这个刺杀行动，更何况对方还是那个统一六国的皇帝，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张良不同于常人的杰出之处。他与嬴政的实力悬殊是必然会让他失败，这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这也说明当时的张良还不够成熟，他太心急了，没能做到最好的部署和准备。
不过张良年轻时虽然有点心急，但是他还是能够忍得住，懂得及时收回，“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在下邳“亡匿”的日子虽然看起来有点窝囊，但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面对无礼老人的傲慢行动，张良虽然年轻气盛，有点“愕然，欲殴之”，但他良好的品德让他忍过了这一时的冲动，以礼回对老人，并能够一次次地达到老人的时间点。所以能学习到《太公兵法》，不是因为张良运气好，而是因为他的品性好。
后汉书范文3
2.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3.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
4.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记》)
5.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记》)
6.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记》)
7.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8.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9.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班固《汉书》)
10.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家则无徒。(班固《汉书。东方朔传》)
1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12.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汉(逸诗句风雅逸篇四))
1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范晔(后汉书。冯异传))
1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范晔(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15.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
16.不人虎穴，焉得虎子。(范晔《后汉书。班超传》)
17.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范晔《后汉书》)
18.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小已。(曹操《龟虽寿》)
后汉书范文4
[关键词]奇台县；石城子；疏勒城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5-04
1972年，新疆奇台县开展了文物普查活动，根据奇台县半截沟麻沟梁出土的文物，将石城子定为东汉永平十八年（75）耿恭引兵进驻的疏勒城。1973年，奇台县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会，把石城子定为疏勒城的消息公布于众，从此挑起了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此后奇台县进行了C-14检测，搞了许多名不符实的宣传造势活动，并在江布拉克入口处不远建立了一座高塔，高塔顶端塑了一尊身着盔甲、跨着战马的英雄雕像，还在石城子路口制作了“汉疏勒”广告牌。2009年12月，奇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第一版《奇台县志》中把奇台石城子作为疏勒城记载。2011年3月，奇台县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域文化专家杨镰到奇台拍电影《疏勒城保卫战》，并且在中国市县招商网（）公布计划斥资1800万元修建耿恭纪念馆、旅游接待中心、服务中心等旅游设施。
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奇台石城子遗址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3年5月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为回答石城子遗址碑后铭文内提出“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中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考辩意见，以求抛砖引玉，诚望贤达、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一、东汉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地
《后汉书》清楚记载，永平十七年（74）冬，窦固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省安西县），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西北巴里坤湖）大败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部，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命陈睦为都护，命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小西沟古城），命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新疆鄯善县鲁克沁） ，各屯置军均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二月，窦固奉诏罢兵回京师雒阳。就在窦固大军离西域后，北单于蒲奴立即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争夺车师。耿恭派司马将兵300人救援，道逢匈奴骑兵众多，全军覆没。匈奴破杀后王安得，进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药涂箭传语：“汉家箭神奇，中箭必有异”。发强弩攻击。虏兵中箭后，肌肉崩裂、溃烂，惊恐撤离。五月，因金蒲城缺水，《后汉书》记载：“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迁疏勒城。“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募先数千人驰之，胡骑散走，遂于城下拥绝入城的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笮马粪汁而饮之……恭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恭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都护陈睦战殁。示围关宠于柳中城，次年（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即位，诏公卿会议，决定派兵救援戊己校尉。东汉救援大军于建初元年（76）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复降，这时关宠已逝世，王蒙闻之，欲引兵还。先是耿恭派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领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范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后汉书・耿恭传》清楚记载：“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
交河城山北迎恭，通往车师后王部的山路只有一条，这条道民间称车师道，它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南，越天山至吐鲁番市交河城，是汉代连接车师前后部的捷径，故称车师古道，也称金岭道，唐时又称他地道。这条道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新疆历史词典》中注释：“（他地道）唐交通干线之一，出于交河县北80里之龙泉馆，北入柳谷120里，经柳谷度金砂岭160里经石会汉戌（汉金蒲城）至北庭都护府，全长225公里，足水草，通人马。”范羌接受西征救援大军迎救耿恭的使命后，毅然北上，路途大雪不止，地面积雪1丈有余，2000人艰苦跋行，终于勉强抵达交河城北端山口，即位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的大龙沟沟口的疏勒城。
《中国新疆名胜古迹》一书载：“大龙口又称吉木萨沟，今称长山渠，由此南行，至天山山口，东汉称疏勒山，今称卡子湾，为通往吐鲁番的第一道山口。”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就在此处。范羌抵达疏勒山下的疏勒城时正是深夜，城中听到人喊马嘶，以为北匈奴来犯，惊慌失措。范羌遥呼：“我是范羌，汉遣军来迎校尉耳。”城中惊喜若狂，高呼万岁，开门相拥涕哭。天明向南班师，虏兵尾随，汉军且战且行，吏士素肌困乏。
《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在永平十八年（75）五月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范羌率兵迎救耿恭，离开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时，《后汉书》又有“癸疏勒尚有二十六人”之载。说明耿恭永平十八年（75）五月从金蒲城进驻吉木萨尔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后，至次年（东汉建初元年）正月退出疏勒城回玉门关，这一进一出记载清楚，耿恭一直坚守在大龙口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和其他任何地方。疏勒城在哪里，《后汉书》记载清楚，就在交河城山北，怎么能到奇台石城子呢？时至今日，大龙口古城一直静如处子，安如泰山坐落在交河城山北、天山山口的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大龙口，并不在奇台石城子。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例证，摆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大龙口古城，事实清楚，说明至今两地仍隔山隔水，彼此相距100多公里。①再查阅历史文献，奇台石城子历史上并未出现疏勒城的命名。
二、奇台石城子出土文物（器物）考辩
一个地方的地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和历史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蕴含着一个地方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更而割裂。奇台石城子从东汉至今为什么会称石城子，因为其地理环境、自然面貌与这个城的特征有相似之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北庭春秋》中论述：“麻沟梁山丘上石城子临山而建，四周有许多露出表面的岩石，故称石城子。”薛宗正先生还在《北庭春秋》中论述：《汉语―波斯语词典》1531页有“solb”一词，意为硬石、坚硬的力量……其硬石亦与“石城子之名含意相吻合”。奇台魏大林先生在1987年第3期《西部学坛》刊出的《疏勒城考辩》中论述：“汉军建城山顶石质坚硬，故有石城子之称，下为砂岩层，地下水位在四五百米以下。”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的国务院公布的石城遗址碑背面铭文也镌刻“因城东侧山涧边有大量巨石，故称作石城子”，以上对石城子的命名与自然面貌论述非常相似。
查阅历史资料，东汉历史文献中就有“石城”的命名。如新疆大学出版的《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中就记载，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南）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破之。王尚在其山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发兵”。从以上记载可知“石城子”与匈奴白山部腹地“蒲类海”（新疆巴里坤县西北巴里坤湖）接近。今奇台石城子就接近巴里坤县，说明汉代山北石城，就是今麻沟梁的石城子。
汉代车师至今吐鲁番山北称“石城子”的地方只有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一地，再无他处，奇台半截沟麻沟梁山丘上的石城不称石城子还能称什么。
因为在东汉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早已有了“石城”的命名，100多年后至永平十八年（75），耿恭如果引兵从金蒲城进驻“石城”，历史文献应该将石城记载为耿恭引兵据守的地方。可事实是文献如此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而不是车师柳中城山北、萨捍道麻沟梁的石城子。这一事例可以证实从古至今，汉代“石城”就是今奇台县的石城子，历史文献《后汉书》并无耿恭引兵去石城子的记载，耿恭从永平十八年（75）进驻“有涧水可固的疏勒城”至次年建初元年（76）离开疏勒城回京师雒阳，一直坚守在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石城子出土文物应归属石城子，它与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没有任何纠葛缠绕关系。
三、奇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地形）与疏勒城不符
《后汉书》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可是奇台石城子建在山顶，水渠在山下，水渠离山顶数十米，无法引水上山。中国著名的西域考古学家、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先生所作透辟分析指出：“石城子终汉之世已经废弃，揆其原委，建危城于山梁之上，水源则在山下溪涧之中，在军事防御上是有很大弱点的，一旦敌军切断水源，即可能置守军于死地。”麻沟梁石城子没有入城的涧水，七月匈奴复来攻，耿恭先募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还去哪里拥绝入城的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的历史环境不相符。
与麻沟梁没有入城的涧水的自然环境相反，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却有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相吻合。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东、西二面都有水相临。东边距疏勒城不远的牛圈子沟，有一渠冬不结冰、夏不干涸、四季长流的泉水。化时，太平大队四队就用这水浇灌疏勒城旁的打麦场。现在这渠水用于山下农民饮水的自来水工程，仅剩部分水，已改建渠道，仍在流淌。这与《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相吻合。
《后汉书》记载，七月匈奴拥绝入城的涧水，守城汉军榨马粪汁解乏解渴。耿恭率吏士亲挽盛土竹笼掘井，不久泉水涌出。耿恭令士兵用水和泥涂墙，将水向城墙外泼出，北匈奴大出意外。奇台石城子无入城的涧水，地下水位四五百米以下又打不出井来，在匈奴围攻下，守城吏士就无法在石城子生存，坚守石城子。由此可知，石城子与《后汉书》记载的疏勒城自然环境不相符。
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不但东边临牛圈子沟大渠，西边又紧靠疏勒城梁坡下的大龙口河谷。河底距梁顶坡长50米，有很好的蓄水层，所以耿恭在疏勒城穿井15丈，飞泉涌出……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事实。
参加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作者在其著作《北庭春秋》中载：“奇台石城子南倚天山、东临悬崖，西、北两面有土墙垣，北墙长280米，西墙155米，城墙残高3米，墙基宽约10米，其东段最高处约3米，马面角堡依稀可辨。”据此论述，城北、城西有城墙，城东依悬崖没城墙，城南依天山没城墙，城东最高处虽有马面角堡，不可能太大。没有形成四周围绕的城池，起不到掩护防御作用，尤其西墙南段还有一片较为平坦开阔地，并无壕沟。这明显可为两万匈奴长驱直入留下方便，两万匈奴可从此冲锋陷阵，冲向北墙、西墙前后空旷地带，守城汉军无有退路，被逼上城头。守城汉军如何下城掘井取水，如何收捡木柴、秸秆生火煮饭，匈奴派使劝降，言“耿恭如归附可封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诱使上城斩杀，自己在城头炙烤匈奴使者尸体，所需木柴、秸秆从何而来。
2015年2月15日，疆内媒体消息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石城子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建了一个子城，城东城南临深涧证明城东城南没有城墙。即或有子城，也不可能太大。古代战争攻城有水攻、土攻、火攻，如用水攻，石城子无进城的水源。如用火攻，两万匈奴兵每人背一捆柴草，从城北、城西攀上城头，投向子城点燃，顿时烟火四起，东汉守城吏士不死也会受伤，从而失去战斗力。如用土攻，两万匈奴每人抱一块大石，提一筐土，居高临下，从城头投掷石块，扬撒沙土，顷刻可从城头铺垫出直通城底的坡路，匈奴就可横冲直撞扑到城中，数十名东汉守城吏士，就难逃全军覆灭之灾，怎能等到次年（建初元年）东汉救援大军来救。更令人惊奇诧异的是，《后汉书》记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这“二十六人”在无遮挡的石城子，早就在两万匈奴的包围下，如同羊落虎群，怎能活着离开石城子回玉门关。
四、西征救援大军会柳中城后没有去石城子
《北庭春秋》载文：“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所在的石城子，南隔天山与鄯善柳中城相望，山中且有谷道相通，时有汉军关宠驻守，参稽《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皆可通奇台。”
何谓“西州”，《辞海》1831页“西州条”解释：“贞观十四年（640）灭L氏高昌以其地置，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贞元七年（791）地属吐蕃，史称西州回鹘。”《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等是敦煌出土的唐代地志残卷中的西州碛滩路道，②这些道即使存在，也是汉代后曾经历了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随、唐数百年的更朝换代，经人踩马踏后逐渐形成了贞观，贞元年间的人径马道，并列入《西州图经》，东汉永平十七年（74）始设西域都护府时，以上通道所在的山崖峡谷是否形成人踪马迹未见史籍记载。我们总不能把相隔几个朝代，相距700多年的不同时期的问题前拉后扯搅和在一起。查阅历史文籍，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并未出现《西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所列的各道称呼名谓，《后汉书》也未记载范羌和东汉西征救援大军从柳中道、萨捍道、移摩道等去石城子的记载。《北庭春秋》怎么能说石城子是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呢。
详细阅读《后汉书》便可得知：西征救援大军出征前，明帝刘庄已于八月十六日驾崩，永平十七年（74）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西域都护陈睦战殁，关宠被包围在柳中城，他上书求救，东汉在国丧期间，无法派兵，关宠战殁。次年（75）正月，西征大军会柳中时，救援关宠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耿恭如果在奇台石城子，西征大军可从柳中城直奔石城子，但《后汉书》载，会柳中后，西征大军击车师，攻交河，并未去石城子。因为西征大军知道，肃宗皇帝降旨迎救耿恭的城，在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并不在石城子，要迎救耿恭必须攻交河。当攻交河获胜，匈奴惊走，王蒙闻关宠战殁，欲引兵回。耿恭派军吏范羌去敦煌迎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坚决请求迎救耿恭，诸将不敢阻拦，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至此，范羌从永平十七年（74）冬随窦固出敦煌昆仑塞已在车师古道往返走了三次：第一次出敦煌昆仑塞大败匈奴，第二次赴敦煌取寒衣，第三次随王蒙救耿恭。范羌对车师古道并不陌生而是熟路轻辙，耿恭在哪里，他心知肚明，所以在会柳中时他没有提出固请耿恭的请求，也未从柳中城向北去石城子。以上事例表明，《北庭春秋》提出的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石城子，过于牵强附会。
五、“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考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5年9月3日在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立了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从正面看这块碑国务院以石城子出土文物将石城子定为“石城子遗址”，符合石城子历史定位，可是碑背面铭文却如此记载：“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
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妨对“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考辩，将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简要过程及学术界专家的认定作以介绍。
据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北庭春秋》中自述：“我认为疏勒城就是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石城子古城。当时我在奇台工作，与当地文物专干徐文治一起主持了这次文物普查，以马、驴代步深入南山，发现了这座古城。1973年举办了奇台文物展览，在解说词中提及此城就是汉疏勒城。1979年将这一观点以《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大约同时已在奇台看过文物展览的自治区博物馆柳用能也发表了《耿恭所守的疏勒城考》，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此后我又将这次发现，整理成论文陆续发表。”1988年，这位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新疆文物》第2期发表了《务涂谷、金蒲、疏勒考》的文中论述：“耿恭于金蒲城初挫匈奴之后，不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而是东退疏勒、凭险固守，原因是陈睦败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东退唯一指望，只能是同驻守柳中城的关宠会师。则此，疏勒城必与柳中城相望，相距不远。”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结合历史文献《后汉书》记载略谈一些看法。《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肃宗皇帝降旨组成的西征迎救戊己校尉的大军，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匈奴警走，车师复降……“范羌固请耿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次日天明，耿恭吏士遂范羌启程回京师雒阳。《后汉书》又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后汉书》的载文清楚说明耿恭吏士上年五月进驻疏勒城，至次年正月一直坚守在交河城山北，吉木萨尔大龙沟口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并未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也未东退石城子或柳中的关宠会师。疏勒城就在交河城山北，距离金蒲城仅8公里，并不在100多公里的石城子。
不言而喻，奇台文物普查将石城子定为疏勒城，是由参加文物普查的学者把《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进驻的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错判为“陈睦战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只能东退石城子” 。所以，将石城子误判为疏勒城，造成了时至今日疏勒城之争之大错。今天孰是孰非的是非玄虚，已浮出水面呈现在大家面前，疏勒城之争还有必要僵持下去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给社会带来伤害、经济造成损失、民众受到蛊惑。疏勒城之争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我们怎么能把今代造成的疏勒城争论，留待下代去解决呢！
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立传的优良传统，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翔实公正的载入史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历史、尊重历史，对疏勒城之争的问题追根溯源，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做好毗邻两县的与邻为善、和睦相处工作。
[注 释]
后汉书范文5
神奇的地动仪
公元78年，张衡生于河南南阳，为当地大姓豪绅子弟。他自幼聪敏好学，游历多地，在文学、算学、天文、地理、机械制造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公元112年，34岁的张衡经举荐入京，进入朝廷做了郎中，后升迁至太史令，主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东汉太史令不担负修史职分）。在此期间，他改进并重造了一台浑天仪，以水驱动而演示天象；他还著立说，写了中国第一本描述天体运行的书《灵宪》，提到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已，并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这种解释即使在今天也非常科学。
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的故事记载在《后汉书》里，根据记载，这个地动仪发明于公元132年，用精铜铸成，形似酒樽，直径约2米，周身刻以山龟鸟兽的篆文，作为装饰形象，内部则是“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这八道分别对应八个方位，每个方位均对应一条口含铜珠的龙首，龙首下方各有一只张着大嘴的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会掉下，落入蟾蜍口中。由此，人们便可知哪里发生了地震。
张衡时任太史令，他发明了这台精妙的仪器后，就命名为候风地动仪，字面上理解就是“以风观测地动的仪器”，或者可理解为“地震的风标”。当时，人们相信地震与空气运动有关，与上天的启示有关。张衡就认为地震是上天启示“天子”的征兆，用来警告朝廷失政，奸臣弄权，那么检测地震自然就能警示朝廷，匡正社稷。
这种看法与中国传统观念息息相关。“平天下”是所有士子的终极目标，征战沙场，求学为官，以及技艺发明都为此目标而服务。所以，张衡发明地动仪主要目的不是测量地震，而是为了通过自然灾难来警告朝廷。
《后汉书》还记载道：曾经有一条龙的铜珠突然掉下，落入蟾蜍之嘴，然“地不觉动”，洛阳的朝臣们因此觉得地动仪不足信，但是几天之后，一骑快马驶入京城（洛阳），消息送达，果然陇西（今甘肃省内，距洛阳700千米）发生了地震，于是众人都服其神妙。
地动仪只是传说？
然而，这个地动仪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史书上也记载不详，导致一些科技史专家对其是否真的存在过产生怀疑。
关于地动仪的全部描述，《后汉书》仅仅用了196个字，其中关于外观的描述占据了很多篇幅，而描写内部构造的，却只有几个字。“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基本就是地动仪的内部构造了。在这个结构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中间那根柱，它最先感受到地震波，然后经过一系列力学传导，最终“施关发机”触动龙嘴，从而掉落铜珠。科学家推测，这根柱必定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摆。当远处的地震波传来，轻微的震感连人尚且感觉不到时，什么样的机械构造使得这根摆能感觉得到，并且有足够的能量触发机关？它灵敏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对地动仪机械构造的疑惑，至今没有答案。
另外一个疑惑，就是关于地动仪检测陇西地震的实例。《后汉书》作者是范晔，写于公元440年左右（南北朝初期），此时东汉早已灭亡，张衡也已去世300年了。《后汉书》问世之前，关于此次地震检测的记录，不见于其他任何史料。《后汉书》的参考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续汉书》，这部书写于公元300年左右。作者司马彪在《续汉书》记载了地动仪的构造，但关于检测陇西地震的记录，却丝毫不见。
《后汉书》在记载地动仪神奇预测陇西地震之事时，并未提到具体年份。根据文献记载，在公元132―139年间中国共发生过7次地震，其中138年在陇西发生了一次破坏性的大地震，很多学者以为地动仪检测到的就是这次地震。但当时洛阳也具有强烈的震感，并不是《后汉书》所说的那样，洛阳“地不觉动”，地动仪检测的显然不是指这次地震。
另有学者提出，公元134年陇西也发生过一次震级不算大的地震，恰是这次地震，京都洛阳没有震感，却被地动仪检测到了。只是，这次地震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学者是根据《后汉书》间接推测出来的。这唯一的一次实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范晔虚构的，只能存疑。
第三个疑惑，就是今天复制的地动仪没有一个对地震有反应。在中国，著名的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利用不同的机械原理，复制过两个候风地动仪，但这两个地动仪对检测地震没有丝毫反应。1976年中国发生了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造成数十万人死亡，震感极其强烈，北京都能明显感觉到。当时王振铎复制的第二个地动仪就放在北京，但它对唐山大地震没有丝毫反应。
2005年，在退休的地球物理学家冯锐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再次复制出一个候风地动仪，现在陈列于北京科技馆，向公众展出。但是，它仍然没有检测到一次地震，包括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个候风地动仪，这是借鉴王振铎，在其第一个地动仪的基础上，由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组于20世纪70年代制造的。同样，这个地动仪也没有检测到一次地震。当然，这或许不太意外，毕竟英国很少发生地震。
后汉书范文6
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前，地球上还没有罗马这一国家，整个地中海西部区域皆处于蒙昧和野蛮状况。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建城的时间为公元前753年。最初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国，后经将近5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主人。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开始，罗马开始关注东部地中海的事务。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地区。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在结束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的同时，还战胜了亚美尼亚人、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卡帕多西亚人、西里西亚人、叙利亚人、斯基太人、犹太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巴斯达尼安人(bastamians)，从而把罗马人的领土从西边的西班牙、赫尔库利斯石柱扩张至攸克星海，扩张至埃及边界上的沙漠地带，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与远东国家间的距离也因此大大缩短。
据袁宏的《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也载：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经营西域的巨大成就。范晔曾这样写道：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显然不是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不久，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过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
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道来中国的罗马人。到三国和晋时又有罗马遣使到过中国的报道，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商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