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一味芜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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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味芜湖范文1

[关键词]生物医学工程;核心课程群;整合优化课程;教学方式改革;教学评价体系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生物学、医学及工程学交叉构成的一门综合学科。[1]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医疗器械(设备)的设计、研发、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岗位的需求量逐渐增多,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也在逐步加宽。[2-3]目前,长治医学院(以下简称“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共设三个方向,分别是康复器械工程、医疗设备管理维护和医学物理三个方向。这三个专业方向各有侧重,如康复器械工程方向侧重于临床康复器械的开发、设计、维护与管理等;医学物理方向侧重于医用放疗设备的临床应用及维护管理等;医疗设备管理维护方向侧重于医学仪器的研究、设计、维修和维护等。三个方向培养的人才均服务于医学。为让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医疗器械行业获得较高的匹配度和认可度[4-5],学校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基础做起,从专业建设上寻求突破,而加强专业建设的基础就需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从教学的源头直接与社会需求对接。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开设的课程包含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选修课及实践教学环节。但在这五部分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上存在一些不足,如:课程独立性较强,课程与课程之间衔接不好;部分课程内容存在重复;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等。因此,整合优化本专业的课程结构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基于此,本文以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医疗设备管理维护方向为例,结合本专业方向的培养特色、本专业人才需求以及本专业已毕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构建核心课程群。

一、核心课程群初构

医疗设备管理维护方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满足临床需要的工程人员,又能够从事医学仪器的研究、设计、制造以及能够从事医疗器械产品的经营、技术服务[3]等工作的人才。根据本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企业对本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已毕业学生对本专业课程设置的反馈及就业情况,我校设置了相互衔接,但各有侧重、特色突出的核心课程群。按照本专业方向课程之间的互通性、独立性及综合性,我校将本专业方向课程划分为基础医学课程群、医疗设备课程群及医学信号课程群,每个课程群所包含的课程如图1所示。基础医学课程群是本专业方向学生了解、掌握基础医学的入门课程,学生通过学习医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人体正常功能活动的基本规律、了解生物体的代谢规律及其与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联系,为后续医疗仪器在临床上的使用及临床上各类医学信号的分析处理奠定基础。医疗设备课程群是上述三大课程群中的核心,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介绍影像类仪器(如X线机、超声、MRI、CT等仪器)、检验类仪器(如光谱分析仪、电化学分析仪、色谱分析仪等)及测量与监护类仪器(如心电图机、呼吸机、病房监护系统等)等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性能、使用方法、故障分析处理以及仪器的设计;另一方面介绍如何购置医疗仪器、购置完成后仪器设备的验收及安装、临床使用过程中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及质量控制。[6]医学信号课程群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仪器采集生理信号的原理、过程,以及对采集到的医学生理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从而辅助医生完成对疾病的诊断治疗。为打破各核心课程群之间的壁垒,加强核心课程群之间的联系,我校在开设各核心课程群之前,首先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作为本专业方向的学科概论课。一方面,该课程为学生介绍与本专业方向相关的基本理论、本专业方向的发展现状、应用领域及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各个核心课程群在本专业方向中所起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二、核心课程群的教学改革

(一)整合、优化核心课程群的课程本专业方向核心课程群以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为主线,设置了基础医学、医疗设备及医学信号三大课程群。各核心课程群中均设有自身的基础或核心课程,其他课程在此课程上进行延伸或扩展。但是,各课程存在内容多且部分课程内容重复等现象,因此,学校首先需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及优化,具体优化策略如下。第一,每个核心课程群的教师团队成立相应教研室,并设立课程群的主要责任人。责任人与承担该核心课程的教师、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研讨教学内容,对各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使其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如医学信号课程群中信号与系统课程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Z变换与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等内容上存在重复。因此,根据设置课程的先后学期,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不再开设重复的内容,而加强突出具有本课程自身特色的教学内容。第二,结合本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医工学生,适当调整更新课程群中部分课程的总学时及理论与实验的学时分配比例。[7]如实用传感器课程由原来6/21(理论/实验)学时调整为24(实验);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由原来总学时54(42/12)调整为32(20/12)。通过总学时调整,学校更加精炼了课程内容,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探索、发现自身感兴趣的课题。此外,适当增加实验在总学时中的占比,尤其是增加设计或综合性实验所占的学时,可以使学生通过实验的设计、调试等阶段,锻炼并挖掘自身的动手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激发自我主动分析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实验成果的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与成就感,激励学生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或融入更多可实现的设计或功能。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2

今天,我买了一台时光机,按着说明书调好了时间(2100年7月6日),一按进入,显示屏上立马就显示“进入中,请稍等约10小时”

经过漫长的飞行,终于来到了2100年。这时肚子开始抗议了。也对,坐了那么久的时光机不饿就怪,于是我进了一家饭店。看了一眼菜谱。咦?怎么都是素的,连被抠嗦族称为“吃个鸡蛋就算吃上荤了”的鸡蛋都没。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大喊:“服务员,来个烤全乳猪和一碗猪蹄汤。”谁知,一群保安冲上来,把我带进了派出所……

“喂,小子,世界一级保护动物也敢吃,反啦!”审问员说“什么,猪是世界一级保护动物?”“啥,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猪不是普通的牲畜吗,啥时变成世界一级保护动物啦!”我的回答让审问员苦笑不得。我说明来历后,他才把原因告诉了我:“你不知道啊,有些人为了牟利,什么动物都抓……唉”说完他仰天长叹——

“儿子,迟到啦,还不快去上学!”我揉揉惺忪的双眼,一看闹钟“哇!7:13啦,迟到啦!”衣服一换,书包一背。狂奔中——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3

专人专审机制。该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派经验丰富、熟知心理学的女干警专门负责。充分发挥女干警心思细腻、耐心稳重的优势,注重从未成年人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对症施教,因势利导,既讲解法律知识,分析犯罪危害,又实施心理沟通和疏导,帮助其从思想根源上走出误区。

权益保障机制。该院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绿色通道和快速介入机制,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坚持做到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第一时间实施监督。审查案件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否核查出生日期等关键事项,严格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和法定人到场制度,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切实权益保障落实到每个过程、每个细节。

品行调查机制。该院坚持案件审查与品行调查相结合,深入家庭、社区、学校,注重调查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道德品行和惯常表现,通过对家庭状况、性格特点、在校表现和社会活动等情况的研究剖析,进一步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成因和动机、目的等因素,为准确审查案件提供依据。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4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就地保护;可持续使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58―09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措,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计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省级政府陆续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地(市)、县级政府公布了181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项目、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各级非遗名录项目总计达到81747项。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498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986人。至此,全国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总数超过11550名。如果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统计的话,数量将更加庞大。以安徽省为例,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有60项,涵盖非遗项目的10大类别;省级非遗名录有273项,市级非遗名录641项,县(区)级非遗名录1728项,合计达270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09人。

此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项举措,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文化、陕北文化、潍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等12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回溯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而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是有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出现过民俗(folklore)、传统文化与民问传承(traditional cultureand 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口传遗产(oral heritage)、口传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等名称与概念,最后在2003年的国际公约中采用了“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这一总括性术语。这一概念由日语翻译成英语,最初出自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简要回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个领域保护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流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完整地分析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关保护对策。

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的认同过程可谓举步维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章关于UNESCO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护世界遗产,包括图书、艺术品、历史和科学的纪念物”的阐述。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数次政府问文化政策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要求UNESCO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年11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规划项目》,旨在促进对文化特性,包括不同传统、生活方式、语言等的正确评价和尊重。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及文化资产保护的条款,1975年UNESCO提出一份起草于1971年的《建立保护民间传承国际准则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UNESCO共同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使用和其他损毁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法条》。此后,经过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等形式的长期研讨和观点论战,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9年9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的建议》(以下简称《国际建议》)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认可并通过了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会上缔约国还签署了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该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主要目标(第一条)。传统知识作为遗传资源的构成内容在第8条第10项有明文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造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而获得的惠益。”

此后,UNESCO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努力,试图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和努力体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报告》、《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实施计划》(2002)以及2002年《联合国文化遗产年宣言》等多项国际文件和报告之中。

1995年,UNESCO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提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并在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的报告中呼吁:对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1998年,UNESCO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计划。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2005年,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的基础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WIPO所属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的表现形式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传统知识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等决议草案。(参见,表1)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传统生活方式、民间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联性,延伸到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再到呼吁保护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其中,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mirror)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公约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TK)解释为经由数世纪形成、适应当地文化和当地环境、来自实践积累、经由身口相传的知识、技能、创造和经验。该公约基于这样的理解:传统活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可以稳定和保护生态系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样一来,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作为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民间习俗及审美的具体体现,它们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为主要延续方式,也是“活”的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2000)所指出的:“可以预期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持续性活力。……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更新,却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正在为文化交流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现。”而这其中的巨大悖论又在于,“虽然人类是一种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后果难以预料。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应被看作是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过程。”

各类文化遗产与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历史环境状况、文化环境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影响巨大。极具地方特色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场所环境,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构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早在1995年《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中,就把文化的繁荣视为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别强调“就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护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考虑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直接联系,应当优先采取在非遗产生和成长的原生态环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护”(in―situ preservation)。正如1989年《国际建议》所确认的:“民间传承(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区传统的全部创造,由某一群体或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艺、建筑及其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该地原住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若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滋养它的土壤,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切割开来,那么原本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与动机,转眼间反而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经验的结晶,与当地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脱离‘生活’,而变成为了发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销的展示名片,转变成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反观国内一些地方,多采取将非遗项目集中于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赏,而在原生态、原环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的实践案例则相当稀少。非遗项目旅游开发,表演性、节庆游览活动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方面,“重集中展示、轻社区传承”的现象十分突出(参见表2)。对传统项目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保持、采用或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流线等)将一些传统手工艺、技艺或有生产性的项目组织起来,使之得以利用、传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传统的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传承,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但在现实中,部分非遗项目成为了企业商业开发的包装或产品的标志,也有部分项目其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手段等没有任何关系。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培养传承人,传承传统的生产技术、手工艺和其他技能,不应以追求产业化和规模效益为目标。

摆在非遗保护实践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势不可挡、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使城乡环境、自然生态、地域风貌、乡土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市场需求,“假古董”的大量建设和人造景观快速的开发,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和不当的负面干扰。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前任总理曾尖锐地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伴随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消失、农民失去土地,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的冲击。农村地区聚落的消失和村庄“空洞化”问题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影响最大,大量非遗项目存在于农村地区,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剧减,文化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documentation)保护。文献化也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濒危的遗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清单名录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989年《国际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2003年《保护公约》侧重鼓励后一种方式,强调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人群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指出应当优先考虑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原始氛围中促进它们的再生。2003年《保护公约》第二条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促进、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涉及遗产各方面的振兴。

下面对各项保护措施的含义做些简要的说明。确认(identification),指对特定项目的专业性描述、分析以及技术性判断、鉴别;立档(documentation),即通过文献化方式对项目进行客观记录、建立资料档案,包括数字化处理;研究(research),指与遗产项目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献调查、田野调研和科学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是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得以维持的方式;防护(protection),指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不遭受损害;促进(promotion),是指采取积极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弘扬(enhancement),即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状况并增进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联性;传承(transmission),是指通过获取文献资料、指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播社会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振兴(revitalization),指促进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遗项目再生的过程或措施,作为保护政策也指通过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促进遗产所在地社区的整体复兴。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以及相关保障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在面对建设性破坏的紧急局面下,各地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重申报,轻保存”等不尽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项目,已经不存在传承可能性的项目,或是多地申报、不同级别名录重复登录的项目,可能也不在少数。2012年9月4日,文化部了《关于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10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对105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整改和资格撤销,标志着文化部在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方面有了实质性开端,也是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举措。

非遗清单登录制度,不只是收集资料数据、整理形成项目名录的简单过程,而且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针对相关传统实践和民间传承项目的状况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与保存数量、状况、稀缺性、濒危状况以及环境生境变化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护名录,并制定适当的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此外,在非遗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的基础研究,如非遗项目发生史,传播演变过程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目前针对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大多沿用民俗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调查方法,从文化遗产保护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不足。以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傩戏”为例(项目编号为Ⅳ-89),公布时包括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等项目;2008年6月,将万载开口傩、仡佬族傩戏、鹤峰傩戏、恩施傩戏作为扩展项目列入;2011年5月,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时,又将任庄扇鼓傩戏、德安潘公戏、梅山傩戏、荔波布依族傩戏扩展进来,项目涉及多个省份和地区。而这些地域分布相当广泛的各种类型的傩戏,其产生、传播和演变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又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四、尊重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

在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地方居民和社区团体参与较弱是其中的一大缺憾。正如重庆文理学院谭宏教授所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两头热’现象,一头是政府为了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使之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而摇旗呐喊;另一头是学界为了挖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而相互争鸣。而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力军的广大民众却认识不足,参与不多。”

前文的分析已经阐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应是在现代生活背景下自然发生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外部干预应尽可能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就地保护”、“活态传承”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以非遗项目原有的形态,在原生环境中相对自然地流布、传播和传承,尽可能少地实施外部干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非遗项目在公布之时,可能已经处于濒危状况之中,其存在的生态环境已失去平衡,甚至遭到了破坏,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就有可能彻底消失。因此,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抢救保护,但政府主导的干预和技术管理等要做到适度和适当。政府的有效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在这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地域民俗活动等非遗项目的管理,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并科学决策的,因为政府管理的影响可能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韩国和日本的保护实践中,政府的有效管理作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而民众的自主参与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保障,一个民俗活动如果失去了民众的自主参与,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传承,脱离了生长和发育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走向枯萎甚至消亡。

韩国安东河回村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六百多年形成的河回村历史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保护,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山水环境、村落格局和历史建筑外,这里还是韩国假面文化的发源地,即“河回别神祭神面具舞”保护传承之地。近年来,当地建立了假面博物馆,设计制造出新的面具纪念品。在表演方面,韩国安东市开始举办国际假面舞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假面舞表演团体来这里演出,自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百万的游客到这里旅游观光。河回村的传统面具舞与中国的傩戏类似,但无论是池州傩戏,还是安顺地戏,在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和可持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与韩国安东相比差距还是不小。

非遗保护与传承首先要尊重社区、个人和团体的意愿及他们的文化权利。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处于不断消失的进程之中,UNESCO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 Prott)认为,“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而破坏社会进程”,“保护遗产的意愿应是:让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能够继续为竞争型生活方式的造就者们提供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非遗保护应当考虑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产生新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满足当地的差异性需求。以承认“传统文化”价值、增进尊重与了解为前提,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决策需要更透明、更具包容性(但不应排除专家参与)。有时为了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必要舍弃招商引资模式的开发计划,有时候甚至要放弃某些基金的资助。例如,城市港口地区的码头号子,由于生产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已经基本脱离了现实环境,只能通过舞台化表演等形式来展示。而在巴东县神龙溪景区,据说是应游客要求还原恢复了“拉纤”表演,这种所谓的原生态拉纤完全是为适应旅游观光活动而产生的,恐怕已经涉及到人权保护等问题。

非遗保护还要切实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重对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WIPO在该领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WIPO所属的“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政府间委员会”(IGC)第七次大会上形成了保护传统知识的目标与原则的相关文件。其保护政策目标涉及承认价值、增进尊重、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防止对传统文化的不正当占有等多项内容。相关文件中提出了两项关键要求:第一是要求承认传统知识持有人拥有传统知识的相应权利,第二是要求第三方高度关注未经授权获得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的行为。为此,制定并实行了两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保护措施:(1)积极的保护:给传统知识持有人以权利,使其能够针对滥用传统知识的某些形式采取行动或寻求补救办法;(2)防御性保护:防止他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得到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

在国内,已经出现过非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争。2011年5月底,被称为“中国非遗保护第一案”的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人案败诉一事成为新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的“安顺地戏,,(项目编号为Ⅳ-90),为傩戏的一种,形成于明代初叶。据史料记载,其产生与明初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的安顺屯军有关,因随军流动,经常选取野外的低洼旷地进行演出,表演者所戴面具靠头部前额并略向上倾斜成为其造型的主要特征,故名“地戏”。2004年张艺谋在云南丽江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曾邀请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8位地戏传人前往丽江参与演出,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但在影片中却称此为“云南面具戏”。

2010年,安顺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三人,为非遗讨署名权,经过一年多的诉讼,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影片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虚构,并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并驳回了文化局的。表面上看,《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在2006年5月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安顺文化局无权主张署名权。但这一事件还是说明了当年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缺乏保护意识,而像张艺谋这样的著名导演,作为艺术家也没有注意在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中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信息。即便该作品在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等行为,但由于电影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还是对广大观众造成了安顺地戏相关信息的误导与混淆,也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项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保护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即便是出于对非遗及相关法规的尊重,当事人也应当做出道歉声明。

五、结语

文化生态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技术和方式进行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应当纳入文化大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早在1980年代,UNESCO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中就有“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应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的指导意见。2011年11月,UNESCO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城市保护的新国际建议――《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建议再次强调了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环境变化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是提升城市地区宜居性、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对资源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因而保护就成为了一种战略,旨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5

李农可以说是在国内呼叫中心产业呼风唤雨的一位传奇人物,做技术出身,呼叫中心发展史上很多个“第一”都与和他有关。第一个将CTI技术引入中国并推广,第一个在国内推出专业预测外拔系统,第一个提出呼叫中心全套解决方案……一直以来他都是呼叫中心最新技术的重要引领者。今年年初,李农离开AVAYA(中国)公司副总裁的职位加入亿迅的消息在业界引起轰动,作为产业焦点人物——他的动向就是产业的动向。当李农“云服务创新商业模式”的最新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后,《客户世界》杂志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约访。同样作为呼叫中心产业的资深传奇人物,《客户世界》机构的创办人赵溪先生也以“老朋友”的身份参加了本次访谈。

《客户世界》:亿迅关于“云呼叫中心解决方案”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新业务跟其它各家同类云产品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市场潜力是什么?

李农: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来说说今天客户的主要痛苦。现在无论谁要建一个外包型的呼叫中心都要先去买一个CALL CENTER,然后再去招商,这不但意味着投资大、高风险,还有一个相当复杂的采购流程的运作。而我们的这套解决方案是给客户提供一个世界级的产品链,这个产品链有Oracle数据库、HP的服务器、Vmware的虚拟化技术、Genesys的平台、N u a n c e的语音识别、Audiocodes网关。我们给客户提供的结算方式是按使用量结算的后付费方式,初期投建不需要任何费用。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来开发这块计费的水表,按市场的要求来计费。这也是我们创建的商业模式,我认为这个方向可以给客户带来真正的利益。

我们立志于未来的外包呼叫中心永远都不要再买设备,我们提供的这种模式相当于给客户提供一个无限量的LICENCE,用多少结算多少,这实际上是一个云战略的概念。今后我们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买卖的关系,客户只需要对实际用到的服务进行支付,因此我们这个模式和以前的云技术提供商不一样。我们通过建立这样的商业模式来制定新的市场规则,以我目前的看法,再过三到四年,现在所有的厂商都会走到这样一条路来。

《客户世界》:坦白讲在呼叫中心这个圈子里一提到“云计算”,不管是云服务还是云呼叫中心,大家自然会想到像讯鸟、青牛还有天润融通这样以做托管业务为主的供应商。那么亿迅作为一个新形象出来主推这样一个自已未来的核心产品,其核心价值是什么?因为底层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李农:首先我们想做的是创建一个商业模式而不是新的技术,因为技术目前都是成熟的;第二,我们想让客户节约成本,客户只需要支付自已实际使用的费用。让我们来看看呼叫中心的现状,可能你的规模很大,但是每天并没有使用那么多。而你要达到这样的规模,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你可能会去买便宜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按需取用,满足业务量波动的要求,减少对预测的依赖。我们的计费方式可以精确到小时,就是按照一个小时一个座席收费。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实现对新技术的尝试,比如社会化媒体技术、最新的语音技术、视频技术等。在过去,这些新技术使用之前都要经过测试阶段,成熟之后才能采购,然后审核、实施,等到开始运营使用的时候已经不是最新的技术了。今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让新技术更快地应用在客户身上,而企业又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专注的核心就是让客户的体验更简单、更快捷。

此外我们提供的服务并不是一家的,而是联合了世界顶级厂商一起来提供,现在还有很多优秀的厂商和我们谈合作。我们要做的是创建一套新的合作模式、建立新的商业模型、颠覆原有的游戏规则,今后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自由选择厂商的产品。今天我为什么和GENESYS合作,是因为GENESYS在市场上提供了同样的商业模型,在这点上我们不谋而合。未来如果有其它厂商也愿意提供这种商业模型,我们很愿意和更多的合作伙伴建立这种合作关系。

过去的租赁、托管方式比较多的是供应商自已建立一个平台让企业来使用,我们今天的模式是客户既可以采用托管的模式放在我们提供的平台上,也可以把平台放在客户那端,结算都是按实际使用量来计算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模式把定义变广了,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放在外包呼叫中心那里,也可以放在最终客户端。

《客户世界》:为什么您会选择亿迅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不是别的公司?

李农:做这件事情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是产品,你用什么样的产品决定了你的服务品质。我是做技术出身,我认为实现这个模型技术是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幸运,Genesys正好是可以提供这样技术的世界级产品,也采用了这样的模型,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亿迅。我们今天提供的服务可以满足一些客户对高端品牌的需求,举例来说,你听到商场有打折的消息后兴冲冲地赶去,结果你发现那些打折的品牌并不是你想要的,而你想要的那些高端品牌永远不打折。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呼叫中心行业属一属二的高端品牌,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让更多的客户可以使用得起高端品牌,相当于我们打折了。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财务保障,我们目前在大中华地区有超过十四个行业三百个客户,有55000个座席,全部都是高端用户,每年可以提供固定的现金流。去年8月份,亿迅被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国智能交通收购后,投资人也给了我们充分的财力支撑,这意味着我们在做这件事时可以扛得住,因为如果不达到一定的规模的话,你可能很难做到盈利。

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的服务团队。亿迅60%的员工都是技术人员,我们又是Genesys和Nuance在中国最大的,拥有的工程师超过其他所有的总和。

其于以上三个条件,我们来做这件事可以说是顺势而为,不是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市场,而是说正好市场到达变革阶段,我们顺势推出了这样一个服务。

《客户世界》:您对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有些什么样的预计和评价?

李农:我们本身是做高端品牌,从没有想过要把整个市场吃掉。我们尊重现有所有友商,我们只是想一起把这块蛋糕做大,我们想做的是那些过去想买高端品牌而由于成本原因没有力量购买的那些企业。还有一些企业原来就用GENESYS这样的高端品牌,今天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如果他们要到市场去寻求一个短期的外包服务,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和他们使用同样系统的外包服务商,而在过去这一点很难实现,因为很多外包服务商为了降低成本而不得不降低系统的品质,而今天我们给了客户一种新的选择。

《客户世界》:我们了解到目前云技术供应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型企业,那么亿迅的主要客户群针对谁呢?

李农:以前亿迅95%以上的客户都在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本身就有很大的外包需求。例如平安保险自己有上万座席,而它外包的座席量更大。他们过去就有这种需求,只不过出于成本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了其它的品牌。过去外包的概念都是把一些简单功能的服务外包出去,对系统的要求本身就很低,而我们希望我们为外包服务商建立的系统平台能够满足他们复杂功能外包的需求。对于亿迅来说,我们面对的还是高端客户。

《客户世界》:我们过去理解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区别在于资金的不足、人力的不足、还有业务的多变性,使得他们会对外包或托管呼叫中心有实际的需求。而大型企业本身在资金方面是充足的,他们应该是买得起设备、有很好的技术维护团队、大多数是自有业务,除了一些短期业务外,不存在太频繁的业务扩大和缩小。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如何看待市场对这块业务的认同?

李农:我们这么来看,比如一个电信运营商,当他建设他的系统平台时往往不会只在一个平台上。比如它有部分座席采用国产品牌,有部分产品采用进口品牌,为什么?因为面对的客户具有多样性。中小企业中的客户也分高、中、低端,今天的市场是把所有中小企业的中高端需求全部挤向了中低端的系统平台,而中小企业可能是座席虽少但对品质要求却很高。比如在金融行业的中小银行,每家银行都只有二三十个座席的需求,但他们的功能要求不比股份制银行差,所以按照目前的商业模式,厂商痛苦、集成商痛苦、客户更痛苦。这些企业的中、高端需求一直存在,但可能由于成本原因而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外包运营商用新的商业模式提供这样一个高端平台,让他们照顾好这一类客户,我相信这一类客户带给他们的回报一定更高。

此外我们提供的这个模式还可以让企业更快地应用到最新的技术,例如今天的社会化媒体技术、语音识别、声纹识别技术、视频技术等等。今天的技术更新得很快,每半年甚至几个月都会有新产品推出。以前由于呼叫中心设备价值很高、单位采购流程复杂,一套新的设备从评估到招投标、购买、安装、调试、生产就需要花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并且这轮做完又要按照新的需求扩容、或者根据新的技术增加功能,有的大型项目还会分期实施。再加上企业对新技术的使用都抱着审慎的态度,由于时间关系,购买时还很新的技术到投入使用时已经落伍了。从这点上,我们的这种模型给勇于创新的客户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并且我们的专业性也可以减少他们摸索的时间。我相信这种呼叫中心云服务的模式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客户世界》:您预计你的这种推动大概能得到多少企业的支持,还有让这种云服务业务走向正轨的边界点是多大?

我想一个新的产品、技术或者新的商业模型能否得到企业支持,最重要的在于它能否给企业带来价值。今年我们在大中华地区的目标是提供5000席呼叫中心云服务,并希望在三年内实现企业50%的盈利来自于呼叫中心云服务。

《客户世界》:这三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难点?或者说您未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李农:两件事。第一,让客户接受这个模型是有个过程的。比如新的商业模式的安全性如何、中小企业是否愿意把他们的呼叫中心进行外包,在这点上可能需要我们和外包服务商共同努力,我们以新的商业模式为外包服务商提供更好的系统,也希望外包服务商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为最终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二,这件事不是我们亿迅一家可以做成的,我们必须号召和整合更多的世界级资源一起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我们还需要录音厂商、SIP网关提供商、SBC提供商、服务器提供商、应用集成商等,一起用这样一个新的商业模型为客户服务,我相信这也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呼叫中心行业谈到的云不是又让客户买更多的东西、花更多的钱、提供更大的场地,而是真的为客户减低成本、减少现金流的压力、提供更灵活的服务。

《客户世界》:每一样新技术、新的解决方案都是有市场周期的,请您从产业的角度以及您个人的产品经验谈谈呼叫中心这些新技术、新方案、包括新的商业模式的市场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中国呼叫中心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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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就业能力;高职教育;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08-0333-02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必须要适应社会需求,不但要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而且要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同时也要符合教育规律,满足受教育者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因此,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内容改革意义重大,已成为目前各高职院校课程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是学院为适应新兴宠物行业的快速发展与社会需求而设置的。本专业紧密跟踪宠物行业发展动态,不断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经过10多年的探索、积累和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建设成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清晰、课程设置科学、师资队伍合理、实训条件良好、产学合作充分、行业影响力大的特色专业。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1 课程体系存在的不足

1.1 课程设置不够突出就业导向性

职业教育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与许多高职院校一样,该专业教学内容仍无法摆脱普通高等教育的束缚,没有完全从职业岗位的需求出发进行工作过程分析,不能完全以专业工作岗位职责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为依据设置课程。部分课程没有提炼学习领域和行动领域,没有能够完全以此为依据来确定课程体系中教学内容的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仍存在对本科院校的摘取和改造,这样必然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不能马上适应或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使得该专业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本色[1-2]。

1.2 课程内容过于强调完整性

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高等教育。目前,该专业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安排上仍比较强调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知识,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体现的还不够,在专业教学计划中,课程门数设置太多,理论学时相对较多,课程和教学内容专业性不够突出,核心课程体系不够明显,学生用于职业能力训练和实践的时间较少,对专业技能的掌握不够扎实,在就业过程中不具备优势。

1.3 课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课程实施有力的保障主要包括教师、教学条件、实践教学3个方面的内容。目前,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师资以校内教师为主,虽已经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发展迅速,教师不定期进行培训难以跟随行业的发展;该专业已经具备了较为先进的设备实施和实践环境,但实践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与企业岗位管理相差甚远;信息化教学技术还没有深入开展。

2 构建新课程体系

从目标、内容和保障3个方面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课程体系。

2.1 确立目标

邀请行业专家、学校教师组成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将理论知识与市场实际情况相互结合,确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此为基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从职业岗位的需求出发进行工作过程分析,完全以专业工作岗位职责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为依据设置课程体系[3]。

2.2 构建内容

2.2.1 建立职业素质课程体系。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的职业素质课程体系依据“适度、够用”的原则建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应用性较强。课程不同,对教学的要求也不同。一是公共课程:这类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以后的继续深造和后期职业能力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二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这类课程强调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

2.2.2 建立校内实践课程体系。对于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在校内多开展实践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使其能更好地与社会接轨。如在宠物护理与保健、宠物美容等核心实践课程时,开展每周2课时理论讲授+每周4课时的课堂实训+每学期末专门安排1周实训练习的实践操作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2.3 建立就业前岗位实践课程。为扩大学生知识领域,熟练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组织安排为期23周(第5学期8周、第6学期15周)的校外岗位实习。为了落实学生就业前岗位实习任务,实现毕业生校外岗位实习的目标,在学生校外岗位实习之前召开毕业生顶岗实习动员大会,专门成立校外顶岗岗位实习指导委员会,结合实习基地特点,针对每届学生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校外岗位实习方案。

2.2.4 专业理论和实践课程设置与行业职业标准接轨。为了使毕业生毕业后进入社会能够更快适应岗位的要求,要将职业标准中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融入相关课程教学大纲中。将宠物行业普遍认证的宠物美容师资格制度融入专业课程,学生在经过学习必要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同时,接受相关的培训,使学生在毕业时,既可以得到国家承认的高等学校的学历证书,同时又可拥有1项职业资格证书,为顺利就业打好基础。

2.3 加强保障

课程体系是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的一座桥梁,无论怎样的教育理念都必须借助这座桥梁才能实现。打破学科课程体系模式,构建以就业能力为导向的课程模式,使课程改革与时俱进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4-5]。

2.3.1 全方位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该专业教师已经全部获得宠物美容师专业资格证书,已具备“双师型”教师素质,如何更有效地激励任课教师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可以从“实践能力”“技术更新”“教学能力”“科技服务能力”4个方面入手,通过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展会、赛事、专业技术培训班、教学竞赛、说课比赛、教学课件评比、精品教材建设、外出教育理论培训学习、校内基地岗位锻炼、校外企业挂职、教师技能培训和竞赛比武、科研课题研究、横向课题合作、产品开发、技术专业等,提高教师队伍的双师结构和双师质量。

2.3.2 健全实践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硬件和软件设备,现在该专业已建成一流的宠物美容实训中心,在硬件已经改善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充分发挥校内实训基地的作用,加强软件建设,主要包括建立宠物美容中心实践教学制度、加强教学管理;实训室由原来学院统筹管理,改为由宠物护理与美容教研室管理;教研室具有一定的职责、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作用。制定《宠物护理与美容课程考核体系》《宠物护理与美容中心考核管理办法》,以此为依据和标准,对宠物美容中心进行考核评价,从而促进实践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2.3.3 推动信息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应用。移动技术的发展及移动终端的普及,引发了高等教育教学内容、方法和模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信息化移动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增强教学吸引力,激发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积极推动翻转课程等教学方法以节省讲授时间,增加讨论、互动、强化、练习等环节时间,促进教学质量的大幅度提高。顺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宠物护理与美容专业也需积极推进信息化教学,使专业教学更上一层楼。

3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1):14-15.

[2] 樊蔚虹,呼海涛.构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3):62-63.

[3] 课题组.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研究报告[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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