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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范文1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 (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异化劳动范文2
关键词：异化劳动；差异
作者简介：易小明，吉首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南吉首416000）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它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人的异己化存在现实。人们对于异化劳动的主观批评甚多，而对其存在的内在性、必然性探讨则显得不足。我们认为。异化劳动特别是异化本身并不是可以随意消除的一种主体附生物，它其实有其内在的差异之根。人们常论的对于异化劳动和异化的扬弃，其实只是通过合理制度的建立对长出社会地面的异化之草的斩除，而无法对地面之下的异化之根——差异来真正掘掉。
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及其相关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成了不属于工人的异在力量，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我们知道，劳动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在劳动中对象化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并使对象发生符合人的意愿的变化，从而也使产品属于自己。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产品却主要不属于劳动者，它不由劳动者自由支配，并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外在于劳动者意愿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人与物的差异是否决定物只能向人而存在？一般认为，在所有权方面，在劳动对象中一旦物化了人的本质，此对象就属于此劳动者——因为人是自由的存在者。黑格尔认为：“人有权把它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人对一切物有“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这种权利的绝对性在于，物作为外在之物没有其目的性，它只有被人的自由意志观照、对象化之后才获得规定与灵魂，并成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物，从而附于人、属于人。黑格尔的这一论述，其实都是基于人与物的本质性差异：人是自由的存在者，而物则没有自由本质，没有自由本质的存在者完全可以被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对象化，并使之转化为为主体的存在物。显然，这里面内含着人的主体性自大和对外物的操纵意识。
人是对象性存在，人通过劳动而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产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者。但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者，是不是一定得完全附属于主体？这应当是两个问题。一是人与对象是有差异的，正是有差异，所以，对象才成为人的对象而不是人自身，也正因为有差异，所以对象才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者而不是主体自身的主观自我确证。但是，确证主体者并一定直接导致它必须得附属于主体。因为对象产品作为对象自身，它虽然内含主体的一些本质力量，但它仍然具有对象外在性，具有与主体不一致的自在差异性。具有属于它自己的内在本质——当对象具有生命时尤其如此。也就是说，产品对象作为外物，它不仅向人而在，也向自身而在，不仅是“具人性”（适用于人、为人服务）的存在，也是具物性的存在，当这种物性自身具有某种生命“意志”时，它就始终保持着它拒绝自身完全属于人的内在本质，而当它没有意志并被认定“可以”属于人时，其物性一般又使它保有着可以被任何人所使用的“自由”权利，而它所内化的“具体人性”，才是它被认定应属于某具体个体的内在标志。可见，对象因内化了人的意志就被认定对象是属于该主体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意志的一种自大。
二是，就算人们在占有物的同时必须承认内化于其中的个体的自由意志，也就是只有在物的变化生成过程中内含了某一个体主体的本质力量，此个体主体才有资格实现对该物的占有和使用，但一旦出现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商品中个体的自由意志、本质力量就被一般化了，具体个体的意志、个体的本质力量就转换成了一般的个体意志、一般的个体本质力量了，这种一般性转化的本质其实内在于主体意志、意愿、需求等方面之丰富性、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特殊意志、特殊本质力量的一般化实现，其实就是他自身多种意志、意愿、需求、多重本质力量之间的相互转化与实现。这种一般化，使商品不断向外销售扩展，“流落”他人之手为目的，它就是再“想回家”，也难以找回究竟谁是它的亲手生产主人。同时，社会分工之后的复杂劳动的合作性，多个主体在对象化产品中都内化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如果按照“谁出力谁分享的原则”而不是自给自足条件下的“谁生产谁占有”的原则，那么，这产品显然不仅仅只是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合作的群体，这时就有一个对物的分享式占有怎样才算合理—一即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了。一般来讲，应当按照劳动者对于物在生成过程中的所做的贡献来进行分配，当然这贡献按生产要素又可分为条件性贡献与实现性贡献两种，也就是生产的条件性（资本、土地、企业家）与生产本身（劳动）在产品形成过程中的统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条件性的稀缺性，结果往往是按照条件性贡献进行分配占了主导地位，这样，具体在生产活动中投入脑力、体力最多者不一定分配得最多，这就为异化劳动的产生与扩展留下了广阔空间。
异化劳动范文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11YBA054）
[作者简介] 龙佳解（1953—），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文化哲学研究.
[摘要] 马克思在诠释异化劳动四种表现形式的过程中运用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旨在将价值预设与经验材料有机结合，克服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分立。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价值预设，凸显了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这种批判特质不仅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而且对认识当今社会也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价值介入；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式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101—05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不能解读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生产活动的一种事实性描述，而是借助于价值介入对这种经验事实的诠释。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既不能单纯解读为是对价值预设前提的抽象演绎，也不能像通常所理解的是纯粹地对工人劳动的经验材料的抽象归纳。质言之，马克思朝着融合两者的中间道路前进，这条道路是一种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路线二元分立的可能性探索。这种价值介入研究方式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彰显，而且，日益被确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一异化劳动理论蕴含的价值
介入研究方式
所谓价值介入是指人们对事实的认知过程渗透着主体价值或评价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通过认知活动所获得的一切事实性认识，都内蕴或负载着认知主体的价值意识、价值取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隐含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
就理论研究的对象而言，马克思强调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不要像国民经济学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1]由此可见，马克思明确地将当前的事实而非像国民经济学家们将“虚构的原始状态”作为研究的对象或立足点。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当前的经济事实”有一系列客观描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
但是在对工人的生产劳动是异化劳动的论证时，马克思预设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将劳动的一般本质内涵设定为“积极”、“自由”和对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等，并将其作为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价值参照点。所以，“异化只能被理解为非异化状态的缺失，每一种状态都是另一种状态的参照点。”[3]异化了的劳动只能通过“非异化劳动”这一参照点得以说明，因此，“不积极”、“不自由”和“否定自己”的劳动都是异化了的劳动。
同样，在考察现实中工人的劳动仅仅沦落为一种“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时，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由“普遍的”、“自由的”和“能动的”等活动所表征出来的人的一种自我实现。它应该是人们所向往的，因此也是人的目的。所以，就马克思对劳动一般本质的解读而言，劳动不仅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应该是满足劳动本身需要的手段，即劳动也是一种目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人的内在需要，因而是目的；另一方面，劳动作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一种活动，又表现为手段。[4]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龙佳解，黎昔柒：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
更进一步，在阐释劳动的本质时，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一般本质与现实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进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凸显了劳动的一般本质。
黑格尔对劳动一般本质的确证是通过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来说明的。黑格尔认为奴隶“对于事物的陶冶不仅具有肯定的意义，使服役的意识通过这种过程成为事实上存在着的纯粹的自为存在，而且，对于它的前一个环节，恐惧，也有着否定的意义。”[5]这里奴隶“对于事物的陶冶”不仅克服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意识，而且克服了作为奴隶的人对其主人的恐惧意识。因为奴隶的劳动并非是满足自身的自然欲求，而是为主人劳动，满足主人的欲求。因此，奴隶的劳动与劳动相应满足的奴隶的自然欲求相分离，劳动就具有了超越自然欲求的意义。而且，奴隶“陶冶事物”的劳动，使奴隶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得以体现，即劳动使奴隶具有了自为存在的意识。所以奴隶通过劳动克服了依赖意识和恐惧意识而获得了自由意识。
就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却撇开了“劳动是在人的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这一事实，即撇开了奴隶现实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的事实。因此，黑格尔虽然发掘出了奴隶的现实劳动的积极方面，却有意回避了奴隶的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即劳动的异化形式。而且，由于其唯心主义体系的禁锢，“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6]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并且最终只是将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积极的和精神的劳动，即仅仅将关于人的理论研究活动看成是人的真正劳动。而且将劳动实践理解为他的哲学体系的绝对理念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状态的价值评判蕴含了“实然”与“应然”的对立统一。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现实劳动状况中，工人在意识中把实现自己的生命活动根本特性或自己的类本质的劳动变成了一种维持肉体生存的劳动，沦为了一种满足动物性质直接需要的手段，这是因为工人的现实劳动作为一种异化劳动遮蔽劳动的自由自觉的特性，反而使工人产生了异化的心理。
因此马克思觉得应该去蔽，将现实劳动中所具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等特性发掘出来，并且作为人“应然”的类本质。他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并且进一步在比较人的生产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别中论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
但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应然”与“实然”两种劳动状态中，“应然”的劳动状态并不是脱离“实然”的劳动状态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先在的东西。恰恰相反，这里由“实然”的劳动过渡到“应然”的劳动是理论研究的思维抽象，是对“实然”劳动中所隐含的积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其实质性方面的抽象和概念化。而且这种经过概念化的“应然”劳动范畴并不缺乏理据可以让马克思作为评判处于各种社会历史形式下的现实劳动的价值尺度。因此，这里“实然”的劳动与“应然”的劳动的对立统一成为异化劳动理论研究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赖以成立的根据
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证，马克思不自觉或无意识地采用了价值预设的立场，这种立场是研究者的主观使然，还是社会研究有其内在的、深刻的必然性？
首先，劳动一般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无所谓价值评判之义。异化劳动范畴的价值评判之义主要来自于“异化”一词。“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ation”和“alienare”。前者有外化、物被别人占有等含义，而后者有转让、分离、被异己力量统治、被异己力量支配等含义。[8]而且，“异化”含有在一段时间内，“什么”变化为“什么”，以致“变化后”的什么与“所预期”的什么有所不同、甚至会相互排斥、对立的过程与结果相关联之义。因此，异化本身的辞源含义就隐含了“实然”与“应然”两种因素或状态分立或对立的结构。
其次，就异化思想演进的脉络而言，在马克思之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异化思想或理论也都蕴含了价值预设的立场并采取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
霍布斯将异化解读为：由于公民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国家使公民的权利和意志异化，使它们变为国家固有意志的工具。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预设了人性本恶，由此推导出人类的原初状态是“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战争的状况”。同时，霍布斯又预设了人都是具有理性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他自己的理性所统治。”[9]正是基于人类的这种原初状态和人类文明的存在需要秩序，因此，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某个被称之为“君主”的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的提出，离不开人性本恶和人是理性的价值预设，是运用这些价值预设去诠释国家的出现这种历史事实的产物。
卢梭不仅在“权利转让”的意义上，而且也在“被异己力量统治、支配”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他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果成了“权贵们”或“首领们”的工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异化思想，就其研究方式而言，继承了洛克的人与生俱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具有某些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权利的价值预设。卢梭正是运用价值预设来阐释君主专制国家现象而形成他的异化思想。
黑格尔将霍布斯、卢梭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异化范畴转变为一般哲学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其一是绝对观念从自己的抽象逻辑状态转化为自然状态；其二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精神对象化为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其三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物化为他的劳动的产品。黑格尔之所以认为精神的物化、对象化是一种异化，是因为他预设了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而精神从自己的抽象逻辑状态转化为自然状态，就使得自由的精神被受外在必然性所支配的自然状态所束缚而丧失了自由。同理，精神对象化为社会制度、社会领域和劳动产品，也使得本质上自由的精神被自己的对象化活动和对象化产物所束缚。所以，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也是以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价值预设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上述三位思想家用以诠释社会现象所形成的异化思想或理论，都以某种价值预设为前提，都是其所预设的价值判断介入其所诠释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的产物。这种研究方式是历史上思想家们没有意识到而共同采用的研究模式，它被实证主义所遮蔽而被现代诠释学所揭示和证成。
就现代诠释学的立场而言，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自然现象独立于人而客观存在。因此，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或者说人们去理解自然现象，是可以有不受个人价值判断影响的客观方法，去判别其理论或理解的正确性。这就是运用“准确预测的实效性原则”来保障其理论或理解的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人，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人创造出来的，尽管这种创造活动离不开一些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物质条件。因为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是依据其身上负载的社会文化或价值系统对这些客观的自然物质条件进行演绎才形成社会现象的。所以在其本质上社会现象主要是由“文化意义”或“价值系统”构成。因此，要理解和把握社会现象，不能单纯采用自然科学模式的客观观察，而一定要加入研究者的演绎。由此，研究者的价值预设及其价值介入的诠释就必不可少，并且它构成了理解和把握社会现象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理解或者把握某种社会现象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一个双方视阈相互作用不断演绎的双向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没有主客的严格划分，也没有唯一而客观的了解。唯有通过双方的“视阈融合”才可达至理解。因此，实证主义者将自然科学研究模式普遍化，用来研究社会现象，其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同时，现代诠释学也认为，理解或把握某种社会现象不单只是一个知识论上技术或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存在论上的问题。因为了解社会现象的过程便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而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者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意义构成。而且，社会价值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和传递。语言具有共通性和互为主观性的意义，此种意义不但使得人际间的沟通成为可能，同时也构成人类的社会生活。我们用语言去描述社会世界的时候，也是在创造此社会世界。所以，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纯然是一种工具，仅仅用来描述一些独立而客观的社会现象，它同时也是构成社会现象的一个要素。因此，我们通常所描述的社会事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的事实”，它们实质上由语言、价值系统和文化意义等构成。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无须使用演绎理解仅凭具有共通性和互为主观性的感觉感知和验证的“社会基本现象”。
从了解社会现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视角出发，社会研究不仅仅是在知识论上的对社会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一种宏观层面上的道德实践，即研究者个人对群体、社会或国家的义务和言责，其中包括对各种社会流行价值观的批判。[10]因此，社会研究实质上是研究者的一种道德实践，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也就不可缺少，它反而体现了研究者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担当精神。由此可以证成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采用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的合理性。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价值介入
研究方式的揭示与弘扬
马克思的社会研究自觉地将其定位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由于受流行的实证主义的束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反实证主义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反而认为自己是遵循了实证主义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自己的理论标识为“批判的”。他们吸收了现代诠释学的思想，将社会批判和现代诠释学相结合，揭示出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并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阐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文献中，霍克海默通过扬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对立阐发出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指出，“当代哲学文献完全没有抓住贯穿整个哲学史，而且在今天的历史境况中似乎成为最具有决定性的东西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11]而这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绝对对立思维方式使我们看不到“在我们所说的客观的东西之中，主观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在我们所称的主观的东西之中，客观的东西也在起作用。因此，要历史地理解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把握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人性的与超人性的，个体的与类的、方法论的与实体论的，任何一方，作为实在，都不能离开另一方。”[12]在这里，霍克海默认为必须拒斥对主观与客观互相孤立、分离的理论理解或诠释，而强调一种两者交互作用的解读，而且他认为理论只能是具体的，不存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一般公式”。霍克海默认为社会科学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可分为辩护性的研究和批判性的研究两种类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而且企图利用“精确表述”或“数学”等价值中立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并将一切概念与范畴固定化，其结果是以自己的智力劳动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虽然从事辩护性研究的理论家们也声称自己的研究是恪守“价值中立”的，但是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这种观点就是一种价值预设。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实质上并非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马克思的批判性研究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从而着力于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并且发掘其内部隐含的发展趋势，证成资本主义的“非理想性”和“非自然性”。当然，这是一种含有价值预设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
哈贝马斯接过了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并立足于社会研究的价值负载来批判实证论的价值中立观点。他属于“两面作战型”的人物：“一方面，拒绝纯思辨的先验形而上学玄学，强调经验成分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否认直接的经验—分析科学能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认为要真正认识人，就必须充分揭示‘理解’的普遍先决条件”。[13]在这里，哈贝马斯的研究方式与马克思运用价值预设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形成异化劳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另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还基于韦伯和帕森斯对工具理性的分析指出了“劳动”和“交往行动”的根本区别。劳动是一种合目的的指向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一种工具理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活动，它强调对手段的合理选择。而且，这类活动按技术规则进行，并且以经验知识为基础。交往行动是指以符号为媒介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遵守特定的道德规范，而这种规范规定着主体间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相互交往的至少两个行动主体的理解与承认。[14]哈贝马斯反对将生产劳动的内在机制推广为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机制，认为不能用生产劳动的内在机制来理解交往行动。因为生产劳动立足于工具理性和以个人利益为归属的道德取向，这种取向与科技理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不无关系；而交往行动的进行必须以平等、相互尊重、说服而不是压服等一系列价值理性为预设的立场。虽然哈贝马斯对劳动的内在机制的阐发具有片面性，我们不能苟同。同时，他对交往行动的推崇也具有将交往行动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也是采用了一种用价值理性来批判抵制工具理性在当代泛滥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
四马克思价值介入研究方式的批判视阈
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改变世界”。因而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必然是批判性的。
就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属于个人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和神话的“故事”范围的“叙事”。作为一种“叙事”，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种三元关系：叙说者、聆听者以及叙述所论及的第三者。由此，马克思上述叙事的结构可分析为：叙说者毋庸置疑是马克思本人，叙述所论及的第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那么其聆听者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体。由此可见，马克思希望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改造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叙事契合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共识。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人民的共识是某种叙事具有合法性的标志。[15]这意味着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是否是真理，其理据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需要诉诸于它能否实现来加以确证，而是只要符合它所诉诸的聆听者们——无产阶级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即可。
就现代诠释学的视阈而言，研究者在社会研究时所持的角度不能仅仅解释为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或根据某种“科学社群”的规则而建立起来的问题和假说，而其往往表现为研究者个人的“偏见”。“偏见”构成了研究者的特殊视阈。然而，“偏见”绝不是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时要加以消除或者说能够加以消除的东西，而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偏见”表现出研究者面对世界的开放倾向。著名现代解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认为：“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16]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即使是作为他个人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表现出马克思思想向未来世界的开放性，是对其所处时代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批判并力图摆脱其束缚的表现。
马克思的批判性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所持的价值预设不仅促成了理论的诞生，而且仍然可以成为批判当代社会现实的价值尺度和理据。马克思证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所依据的人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仍然对现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有着批判意义，而且对破除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也具有启迪意义。现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结伴同行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对人自身活动的价值关切几乎萎缩成了可有可无的缀饰。工具理性片面地将“合理性”理解为手段的有效性，追求以最低成本达至预定目的，从不思考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合理性。因此它总是促使人以计算的手段去对待自己与他人，这就使人的实践活动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资本逻辑所衍生的货币拜物教使追逐货币而非以自身的发展成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因此，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17]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人的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相互倒置的生活方式由于肆意流行而被现代人所认同，并且构成了现代人的自我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依据的人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且它构成的人的类本质的价值预设可以激发现代人对这一自我理解进行反思，并重新评估这种自我理解。而这种反思和重估，它是现代人跳出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束缚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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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范文4
19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沉重的压迫激起了工人们巨大的愤怒。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在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指导下，英、法、德、美等许多国家的工人，不怕警察的刺刀威胁，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五一”大示威，诞生了今天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水一样流走的是日子，记忆被时间流逝得日益斑驳，人们却依然没有遗忘这一幕，“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他们英勇壮举的特别纪念。
“五、一”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劳动，建成了今天的万丈高楼；是劳动，筑就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是劳动，让偌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劳动，使浩翰的荒原变成了亩亩良田。劳动是神奇的，劳动是伟大的。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编织了这个五彩班斓的世界，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致敬！同时，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热爱劳动。
可是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同学们参加劳动时怕这怕那，有的同学可以说是根本不爱劳动。据调查，现在的小学生，爱劳动、有较好劳动习惯的约占1/3，另外的2/3是不爱劳动或不太爱劳动的。他们懒得铺床叠被，懒得洗袜子、洗手绢，懒得收拾书包、收拾桌子，甚至于懒得洗脸、洗脚，连喝水也懒得自己倒，在家里一切都由家长做，连书包也是家长背。可见，我们的同学参加的劳动太少了。不爱劳动的孩子，他们也很难爱学习，怕劳动，也会怕做作业，怕思考问题。作为一名小学生，从小就要有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意识，认识到---劳动最光荣，不爱劳动的人将会一事无成。从小就要培养劳动感情，养成劳动习惯，珍惜劳动成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洗碗筷，洗手绢、袜子等，高年级的同学还可以学着洗洗衣服。爸爸妈妈很辛苦，难道我们不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家务活吗？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今天，我们站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纪念和庆祝这一伟大光辉的节日。“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同学们，你是否已经有了怎样过“五一”的打算了呢？在这里，老师想给每位同学提一些建议和希望：
1、能认真完成各科作业，并做好相应的预习和复习工作。特别是期中考试没能考好的同学，更应抽出一定的时间，给自己补补课。
2、不玩火，不玩电，不做危险性的游戏，外出时注意交通安全。
3、讲文明，讲礼貌，孝敬父母和长辈，能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异化劳动范文5
劳动节祝福语：
1、泉水叮咚，唱着欢乐的歌曲，蝶儿翩然，跳着欢快的舞蹈，花儿绽放，传递春的气息，五一时节，邀你投入大自然。五一劳动节，祝你有个美丽的假期。
2，手机嗡嗡一响，短信随之流淌，一字一个问候，一句一份念想，每条都是祝福。条条皆是希望，读完心里舒畅，看后念念不忘，五一快乐。
3、劳动创造幸福未来，双手铺就通达之路，辛勤耕耘百花绽放，汗水浇灌美丽生活，劳动者最最美丽，劳动节来到了，祝你胸前带红花，当一个劳动榜样，前途无量。
（来源：文章屋网 ）
异化劳动范文6
摘 要 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企业依法健康发展的战略需要，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阐述了“诚心、公心、耐心、慧心”在化解劳动争议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一些案例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建议，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 四心 化解 争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劳动用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更为强化，劳动争议随之逐渐增多，已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难题。人力资源工作者应当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框架下，用忠诚企业、服务员工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平衡点，用“诚心、公心、耐心、慧心”面对问题、解决争议、构建和谐。
一、动之以情--诚心
古人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凡事只有做到真诚不虚伪，才能坦然平静，给人最大的精神安慰。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般会先入为主，急于辩解，情绪容易激动，如果人力资源工作者没有诚心就难免会居高临下，以势压人，造成当事人口服心不服，严重的就会激化矛盾，造成解不解决问题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争回一口气的不利局面，这是极其危险的。面对争议的时候，人力资源工作者必须用真诚的心来对待，动之以情、用心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不能想当然地把当事人当作没事来找茬、来发泄不满的，而是要换位思考他们的要求和想法，理解对方的需求，形成坦诚相待的氛围，建立化解争议的良好基础。
案例：某单位一名员工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单位上班，没有提出过其他要求，这次小孩子毕业了，要求单位安排就业。但是，对照单位招聘新员工条件，该员工的子女不符合，单位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引发争议。该员工的特点是单位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的资历，情绪容易激动。接待人员针对这一情况，多次与其沟通谈心，讲清楚单位文件规定，对于单位其他员工类似的情况也都没有解决（包括接待者自己的子女），说明为什么不能解决他提出的问题，请他理解。同时站在他的角度，考虑其他家庭情况和其子女的优势特点，提出就业的的建议，并积极为他提供信息和指导，最终经过多次交流，该员工逐渐接受理解了单位的制度，没有发生较大的冲突，并在单位的帮助下顺利地为子女在其他单位找到了工作。
二、晓之以理--公心
企业制定各项政策制度应当秉承公心、依法合规、程序到位，执行应当一视同人，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公则天下平矣”，凡事只有出于公心，才能够在面对争议的时候，做到处变不惊、从容自若、胸有成竹、应对自如。该解释的说清楚，该执行的马上落实到位。要做到对各项政策制度了然于心，正确认识到政策制度的公平公正性，有理有据解释到位。贯彻执行政策制度的时候，原则必须坚持，态度必须平和，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真正做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矣”。
案例：某单位在组织一次内部竞聘上岗过程中，有一个参与竞聘的员工对结果不满意，怀疑其中有个别人通过私人关系，提前知晓了相关信息，最后在竞聘过程中获得了有利的结果。接待人员针对这一情况，向提出争议人员详细解释了相关文件制度，并对竞聘全过程有关情况一一向他展示，说明单位是完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操作执行，打消其疑虑。正是由于在制定竞聘方案和执行过程中， 体现了公心，没有为个别人、特殊群体搞暗箱操作，因此，才能在面对这一争议时理直气壮，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当然即使单位无过错无问题，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当有人提出争议时，还是得平心静气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实践中，接待人员也不能形成争议者都是无理取闹的习惯性思维，对于其中合情合理的要求或建议，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认真对待，确实应由单位承担责任的，应当依据政策制度解决，切实维护其利益，切实体现“三公”原则。
三、持之以恒--耐心
相对于企业而言，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益诉求的方式直接、要求迫切、方法简单，往往寄希望于寻求非法律渠道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如果调解不力，矛盾就容易激化，增加不安定因素。人力资源工作者必须保持平和、沉稳的心态，耐心疏导当事人常有的负面情绪，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说，不急于争辩和否定当事人的观点。要注意处理过程中的言行举止，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的重视，愿意慎重解决他的事情，从而稳定情绪，不再以对立面进行争论。在化解劳动争议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反复无常的情况，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反复解释、反复沟通，用真诚感动感化对方，取得理解与信任，获得最好的化解效果。
案例：某单位接待过一名近六十岁的老人，其提出年轻时曾在该单位实习过一年，后随夫到异地生活，一真没有正式工作，现其认为在该单位工作过，要求在该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并持续多年到该单位机关提出诉求。此事已过去近四十年，物是人非，当年许多人、事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接待人员针对这一情况，先是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查找当时的档案资料，询问当时的有关人员，掌握实际情况，确认其当时属于实习期，并属于主动离开单位，与单位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但该案例的特点主要是这位老人年事已高，并且非常执着，基本保持一月甚至两周一次的频率来该单位提出诉求，接待人员本着持之以恒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耐心接待和解释，始终保持着好的情绪和态度向他做好解释工作，在持续近三年后，该老人终于为接待人员的耐心所感动，也接受理解了这一情况，此后再没有提出诉求，使这一问题极为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四、处之以智--慧心
“心体空明而能达观真理”。人力资源工作者在应对各种突况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智慧和技巧。解释政策思路必须清晰连贯、态度刚柔相济、处置有理有节。对方情绪激动时应适当安抚对方，不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谈吐自信沉稳，掌控局面，张弛适度，不做无谓的争执。必要时采取多种方法调节谈话节奏和气氛，在对方情绪激动时，可以采取上茶水，换话题等方式，避开正面冲突，缓解紧张局势。对于个别心理偏执的当事人，人力资源工作者应当在保障自身安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地让他倾诉，让他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然后再耐心细致地解释政策和制度，并且提醒他必须合理合法的提出诉求，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以及如果发生违法乱纪后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确保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