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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结构类型范文1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
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
“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
（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探索》
短语结构类型范文2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法 词类 句子
论文摘 要：本文选取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两套教材，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进行语法方面比较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现代汉语是中文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而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也种类繁多，且各有优劣。本文就选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以下简称胡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以下简称黄廖本）这两套现代汉语教材，从语法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评述两套教材的理论指导和编写特点，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一、两部教材版本介绍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
本书第一版最早成书于1962年，由教育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和复旦大学六所院校协作编写。1978年修改再版，增加安徽大学为协作单位。《现代汉语（重订本）》吸收了语言学界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并根据使用单位和读者的意见，对原书做了必要的增删和改动。
（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本书是编者原“兰州本”《现代汉语》的增订三版。1991年出版的增订版对原来的兰州版做了大幅调整，增补了如句群、语体风格等大量内容。1997年的增订二版，有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在语法章增加了语义、语用和变换分析等内容。而增订三版在增订二版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章节，使教材编排显得更加合理科学。
这两本教材，胡本编写的特点是简赅扼要，通俗易懂，突出重点，方便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这门课程概况。本书出版早，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是学习入门的好教材。而黄廖本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教材，影响也较为广泛。本书与胡本比较，可以看出其编写详细，几乎囊括所有现代汉语研究的内容，而且构建的现代汉语系统也很严密，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帮助。而且本书的修订一直不断，作者能够适当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书中的内容做出删改，特别是在句法分析上，基本能够为句子分析提供合理的解释，跟上时展的潮流。
二、语法体系比较
在胡本中，是这样定义语法体系的：“所谓体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它不是单一的东西，是许多较小的单位组成的；第二，这些单位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语法体系这个术语，也可以用于另外一个意义上，那就是指‘语法学家对于语法现象的观点，及其根据这些观点作出的一切阐述。’”
黄廖本认为语法体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一是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它是研究和解释语法事实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术语等的系统性。”
从两本对于语法体系的定义不难看出，二者对于语法体系在概念上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语法是一个系统结构，由其下位结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相互联系，具有规律性。其次，我们所说的语法体系，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用来分析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所采用的一套理论体系。
三、词类比较
胡本认为语法上的词类，“指的是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机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并认为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上，能够单独充当语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
据此把词分成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等七类；虚词分为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六类。
黄廖本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根据的也是词的语法功能。认为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是实词；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只有语法意义的是虚词。
实词下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等十类；虚词下位有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四类。
从二者对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来看，黄廖本主要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同时以词的形态和词汇意义为辅助标准。而胡本在划分上一般是词的语法功能即以能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为依据。黄廖本认为“语法功能”指词在语句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词与词或者短语的组合能力。胡本也基本是这样表达。二者都采用两分法，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但是，由于对词的语法功能内涵的把握和采用其它辅助标准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两家对实词和虚词所包含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
（一）胡本把实词分为七类，虚词六类，词类总共十三类；黄廖本把实词分为十类，虚词四类，总共也十四类。
（二）黄廖本从形容词中分出区别词，而胡本不独立出来。
（三）胡本把叹词和象声词归为虚词，黄廖本归为实词（象声词在该本中为拟声词）。黄廖本依据是叹词可作独立成分和单独成句；拟声词可以作状语、定语、谓语、补语、独立语等，也可以单独成句。而胡本认为虽然它们可以独立成句，但一般不与其它实词发生关系，故认为它们是虚词。
四、短语（词组、结构）比较
胡本认为词组是实词和实词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从广义说，词和词的组合都可以叫做词组。但是，词和词的组合，可以是实词和实词的组合，也可以是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我们这里所讲的词组是狭义的，即专指实词与实词依靠一定的语法手段（如‘虚词’‘语序’）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而黄廖本把词组叫做短语。认为短语是意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
比较可知，胡本认为词组是成句单位，而黄廖本也认为短语是汉语句子的备用单位。二者都认为短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构类型，，一种是功能类型。
胡本按照词组内部的不同结构方式，把词组分为偏正词组、后补词组、动宾词组、主谓词组、联合词组、同位词组、连动词组、兼语词组等。除上述八种，还有其他的一些词组，如数量词组和方位词组等。此外，胡本把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叫做结构，如“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与词组是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讲的。从功能类别上把词组分为名词性词组和非名词性词组等类型。
而黄廖本从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上，把短语类型分为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中补短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助词短语（“的”字短语、比况短语、“所”字短语等）等十二类。从功能类别上把短语分为名词性短语和谓词性短语两种。同时，黄廖本还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短语分为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比较二者异同可知：
（一）胡本的词组概念略窄，它与结构一起相当于黄廖本中的短语，胡本中的“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相当于黄廖本中的助词短语、介词短语等。
（二）胡本中的后补词组相当于黄廖本中的中补短语，除上面所讲的结构外，其他词组与黄廖本中的短语大致相当。
（三）胡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所采用的术语与词的构造分类不相对应，讲词组的功能类别时也使用“名词性词组”“非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等词法术语，不能相互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而黄廖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使用联合、偏正、动宾、主谓等术语，这与词的结构分类所使用的术语尽量一致。从功能类和其他方面采用划分出的短语，也尽量做到两分法，如“名词性短语”与“谓词性短语”、“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四）二者在短语的分析方法上都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直接层次分析法，而在歧义句的分析上，黄廖本还引进动作的施事和受事等语义分析，更好地解决直接层次分析法的缺点。
五、句子比较
胡本认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结构方式和特定的语调。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并把它们称为句类。按照句子的结构和格局，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等，这些就称为句型。主谓句的下位类型是根据谓语的结构来划分的，基本的类型是名词性谓语、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此外还有特殊的主谓谓语。又从谓语的结构方式上把复杂的动词性谓语分成动宾谓语、动补谓语、连词谓语、兼语谓语等。
黄廖本认为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根据语气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叫做句类。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根据句子的结构分的句子类型叫句型。首先分出单句和复句。单句又可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根据谓语的构成材料，主谓句分为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
根据全句主要词语的词性，非主谓具有可以分为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叹词性非主谓句、拟声词非主谓句等五种。认为句法成分是短语和句法结构的组成成分。有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等八种句法成分。认为主语和宾语有施事、受事、当事三种意义类型。
胡本认为句子成分除了基本成分还有特殊成分。所谓的特殊成分是指全句的修饰语、提示成分、独立成分而言。“这三者的特色是：附丽于句，不能离句而独立，但又不是句子所由组成的直接成分，所以管它叫句子的特殊成分。”有全句修饰语、提示成分和独立成分三种。而提示成分又分为称代式提示成分和总分式提示成分两种。
而黄廖本同样认为句子成分存在独立语，即句子里的某个实词或短语，跟它前后别的词语没有结构关系，不互为句法成分，但又是句意上所必需的成分。独立语有四种：一是插入语，二是称呼语，三是感叹语，四是拟声语。
从二者对于句子的定义以及所采用的分类标准来看，二者区别不大，都有“句型”和“句类”这两种划分标准。而如果具体地分析，可看出二者存在以下几点异同：
（一）都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种。根据谓语，大致都把主谓句分为名词性主谓句、动词性主谓句、形容词性主谓句和主谓谓语句。黄廖本划分更详细，还对非主谓句进行下位分析。
（二）在句法成分上，胡本只有传统的六种成分，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大成分，而黄廖本增加了动语和中心语两个成分，这样显得更加严密，因为谓语是与主语相对的，动语是跟宾语相对的，中心语是与定语、状语相对的。
（三）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分析，二者都注意从语义和语用平面入手，形成句法、语用和语义三个平面的语法分析。黄廖本进一步分析了主语和宾语在句子语义上是施受关系，指出主语、宾语与施事、受事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把它们分为施事主语（宾语）、受事主语（宾语）、当事主语（宾语）三个意义类型。
（四）两本教材都把“把”字句和“被”字句作为动词谓语句的特殊形式做了深入的讲解，但在黄廖本中还有连谓句、兼语句、双宾句、存现句，在胡本中把连谓和兼语这两个放到动词性谓语中讲，比黄廖本显得简略一些。
（五）胡本所说的特殊成分跟黄廖本的独立语相当，其中的全句的修饰语，一般是作为状语分析，属于黄廖本中的插入语，其他两项相当于称呼语、感叹语、拟声语。
（六）在句子分析上，二者采用差不多的分析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综合起来的直接层次分析方法，与短语分析相对应。
在复句章节中，胡本认为一个复句包含几个分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有一定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语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的。按照分句之间的关系，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型。认为联合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平等地连接起来的，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分不出主次。而偏正复句是由偏句和正句构成的，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从种种关系上去说明、限制正句。按照分句间的关系把联合复句分成并列、连贯、递进、选择关系四种复句，把偏正复句分为因果、转折、条件、让步关系四种复句。
黄廖本认为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句子即分句组成。分句是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言单位。根据分句间的意义关系可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联合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上平等，无主次从之分。偏正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有主有从，也就是有正句有偏句。联合复句又分为并列、顺承、解说、选择、递进五小类。偏正复句又分为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目的五小类。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对复句的大体认识相同，但在分句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胡本认为有八种复句，而黄廖本认为有十种。胡本的连贯复句相当于黄廖本的顺承复句，胡本的让步复句归入黄廖本的转折复句中，而假设复句又从胡本中的条件分出来。此外，黄廖本还另外分出解说和目的两种复句。
胡本把分句间的停顿取消了，或者有一些词语省去的复句叫做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直接用“紧缩句”来表示这种形式，不过胡本只提到偏正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包含联合和偏正复句这两大类。
黄廖本里还有句群这一说法。它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根据句际关系，可以把句群分成并列、顺承、解说、递进、选择、转折、因果、目的、假设、条件等等。这与复句关系有对应关系。本书把句群编入语法部分，是从学习复句和连词的用法角度来考虑，掌握句群知识有助于理解语言，运用语言。而胡本不在语法篇章中考虑这些问题。
六、结语
上述两部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繁简与通俗的协调上，各有千秋。由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这两部教材的编写在体系框架、语法点的选择与分析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做出下面一些小结：
二者在大的语法框架上，基本一致，都能吸收新的语法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次，它们又有不同的特点，相对黄廖本，胡本较为简约。特别在句子成分的介绍上，黄廖本用了大量的篇章来构建这个系统，建立起相对严密的系统，并在逻辑推理和划分标准上尽量做到一致，使其能够量化，可操作性更强。再次，胡本采了用许多传统术语，并进行了一些创新，现在大多数为大家所采用，而黄廖本在术语的规范性上更加科学合理。胡本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的尝试，现在也为大家所采用，这在黄廖本中更进一步做出论述。在实用角度，胡本体系清晰，而黄廖本有大量的例释，并配有详细的图解，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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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结构类型范文3
关键词：姓名 衔位名词 同位短语
一、引言
由姓名和衔位名词①构成的同位短语主要有两种形式：A.衔位+姓名（以下简称A），如校长；B.姓名+衔位（以下简称B），如校长。两种形式都可归为名名式同位短语，A是“通名+专名”，B是“专名+通名”。但A、B两类具体归入哪一小类同位语、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两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综述了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并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A、B形式的归类
同位短语分类，学术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角度不同。学者们有根据构成成分组合方式来分的（刘诚、王大年，1986），有根据同位短语的内部构造来分的（范晓，1991），有从同位短语构成成分所指对象、所指内容的数量、指称项的数目以及指称项的性质来分的（黄河，1992），有从表达功能着手来划分的（齐沪扬，2000），有按组成成分的语义类别划分的（邵敬敏，2001），有从动态生成的角度来分类的（刘街生，2004）。
高更生和王红旗等（1996）从逻辑语义关系出发，依据构成词组的概念间的外延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绝对的复指词组和相对的复指词组，但这二者的逻辑语义存在混淆现象。齐沪扬（2000）按照“N1”和“N2”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N1=N2；N1≥N2；N1≤N2，但并没有对这三种类型进行详细描述和区分。邓荣（2011）根据逻辑学概念之间的三种相容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套指、等指和合指三类，并进一步将A归为套指种属型、B称为合指面称型。笔者认为该文在套指和合指的划分时有不妥之处，比如其将总理、首都北京等划为套指类的种属型，前项为种概念，后者为属概念；颠倒顺序，若短语能够成立，如教授—教授，总理—总理，前项为属概念，后项为种概念，也为种属关系，这一小类的同位短语按照概念间的语义关系应归为属种型，而邓荣却将其归入合指面称型。②可见这三类短语之间逻辑语义也存在混淆。本文主要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待“姓名+衔位”与“衔位+姓名”两类短语的归类问题，主要采用齐沪扬（2000）的观点将同位短语分为三种类型，即N1=N2；N1≥N2；N1≤N2。同时借鉴刘街生（2004）的“上位居前式”和“下位居前式”概念，将A归入上位居前式同位短语，B归为下位居前式同位短语。
三、A、B形式的差异
不同类型同位短语，由于句法形式的不同，它们的表达功能也存在着的差异。那么A、B两种形式同位短语差异是什么，先请看下面两组例子：
A B
校长 校长
教师李明 *李明教师
总理 总理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顾秉林清华大学校长
对比上面A“衔位+专名”式同位结构和B“专名+衔位”式同位结构：
（1）B类组构，后项通名具有直接称谓功能即可以用来直接称呼对方，而A类组构其通名没有这个要求。对比“蔡校长”与“校长”、“”与“总理”，我们发现在使用时除庄重语境或者首次提到必须使用全称，我们一般可以用前者代替后者。可见“专名+衔位”式同位结构很紧密，具有类似于由姓和直接称谓名词构成的整体性，整个结构具有直接称谓功能。A类同位短语只是传递信息，不具有直接称谓功能。故B类可以直接作为称呼语称呼对方，A不能直接用于称呼。
（2）A类同位短语可以自由扩展，而B类同位短语一般不可以自由扩展。赵元任（1979）认为“专名+通名”这一类是“紧密同位”。而“通名+专名”则是“松弛同位”。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清华大学”修饰“校长”，而不修饰“校长顾秉林”。再如“青城山风景区”—“国家著名风景区、道教圣地青城山”，而不说“道教圣地青城山、国家著名风景区”。
（3）A类与B类表达功能不同。马庆株（1998）解释为表敬的差异，“两种语序有分工，焦点在后。专名在前、通名在后，也就是强调通名表示尊敬，用于对称；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是一般形式，用于自称”。刘街生（2004）认为“这种表敬的差异只是直接称谓功能和非直接称谓功能在使用当中体现出来的差异”。B类直接用于称谓，表达尊敬、尊重或客气、礼貌的态度。而A类不能直接用于称谓，主要是传递相关信息。故齐沪扬（2000）指出A类通名必须具有[+自谦]的语义特征，B类通名必须具有[+尊他]的语义特征。
A、B两种形式最显著的差别就是语序的不同，恰恰是这语序的变换才引起了句法形式和表达功能的变化。同位短语具有“顺序性”，在同位短语中，“前后项成分不能随便易位，如若易位，将引起语义关系和句法结构的变化”，那么哪些因素决定同位语短语的语序呢？
四、影响A、B形式语序的因素
针对同位短语语序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看法，储泽祥（1998）提出了“大小原则”和“前后原则”等，他认为“两个指人名词的位序遵从这样的规律：指称事物数量范围大的名词在前，指称事物数量范围小的名词在后”，“位置在人名前边的角色名词在前，位置在人名后边的角色名词在后”。还因此将社会角色名词分成三类：前单向社会角色名词、后单向社会角色名词和双向社会角色名词。姚小鹏（2010）指出“构成项指称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复指短语位序安排的主要因素”，“‘重度等级’原则局定了在复指短语中，指称程度高的构成项要放在后面凸显的位置。语境对构成项的指称程度及复指短语的排序方式有一定的调控性。”从结构上来说，同位短语本身语序就充满限制。
同时名词本身对语序也有要求，名词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戴浩一在《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中提出“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即“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还提出了“时间范围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cope），即“如果句法单位X表示的概念状态在句法单位Y表示的概念状态的时间范围之中，那么语序是YX”。名词也有“时间顺序义”，尤其是衔位名词，“衔位名词Nr与专有名词Na可以互为先后，间接称人相当自由，但直接称人只用A（Na+Nr）式，自称只用B（Nr+Na）式”。如上所说，社会角色名词的类型不同，它对在同位短语中的位置的要求也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1）A组织部长郭昌乐参加会议
B郭昌乐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2）A原组织部长郭昌乐参加会议
B*郭昌乐原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在（1）中，A、B都成立，前者是一种谦称，传达相关信息，后者在表达一种尊敬的同时，也可直接用于指称。对比（1）（2）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例子中A、B两种形式结构基本一致，只是（2）中B形式不常用。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比（1）（2），两例的基本结构一致，只是结构层次有些差异。（2）中“组织部长”前有定语“原”，它属于前面所说的“松弛同位”，“原”不修饰“组织部长郭昌乐”。其次，从（1）来看“组织部长”和“郭昌乐”根据不同语境的表达需要，二者的语序可以互换，可见两个名词的时间顺序义应该比较相近，都应该属于双向名词。那么，为什么“郭昌乐原组织部长”不常用呢？问题还是在前面的定语“原”上，“组织部长”本就具有时序性，“原”是时间副词，强调了时序性，“原组织部长”的时序义远大于“组织部长”，也就远大于“郭昌乐”，因此根据“时间顺序原则”，“原组织部长”应在“郭昌乐之前”。故多说“原组织部长郭昌乐”，而不常说“郭昌乐原组织部长”。
可见，同位短语的语序既受本身结构（实际上是表达功能和语义关系）的影响，也受（作为组成成分的）名词时序义的影响。
五、A、B形式的联系
A衔位+姓名，B姓名+衔位，两种形式的语序不同，它们的语义关系和表达功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二者又有联系，那么A、B两类同位短语的联系如何，先请看下列例子：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尚书·尧典》）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尚书·顾命》）
我文考文王，克成阙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尚书·武成》）
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国语·晋语》）
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左传·文公元年》）
“帝尧”“昔君文王、武王”“我文考文王”都是“通名+专名”，据张文国（2000）研究，《尚书》里名名式同位短语只有“通名+专名”式。甲骨文中有“祖乙”“妇好”“母辛”等类似结构，先秦典籍中除上述例子之外，还有用作人名的“弈秋”“后辛”“匠石”“史籀”等等。刘街生（2004）立足于对古代汉语《尚书》《左传》《史记》《世说新语》和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等语料，提出“名名式最初只有上位居前式，下位居前式是在上位居前式的基础上由于表达功能的差异和丰富而派生出来的”。
从句法结构来分析，可概括出类似的二者的关系。A形式的产生是与人类思维发展相关的。A“衔位+专名”即“通名+专名”，通名的描述性强，能概括一类事物的属性和意义；专名特指某一事物，但它本身无法传递相关属性和意义信息。“通名+专名”，通名展现描述意义，起限定作用；专名明确对象，被通名限制。A类形式的产生符合人们认识的普遍规律，从种概念到属概念，从大概念到小概念，顺应和表现了人类思维逐渐清晰化的进程，它的进程与偏正短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的相似性。而B“专名+衔位”即“专名+通名”，或称为“小名+大名”，它的产生是因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突出通名，表达某种特殊的意义，如说话人对所指的尊敬、尊重或客气、礼貌的态度等等。诚如刘街生（2004）所说，A“衔位+专名”式同位短语先产生，由于表达功能的需要，在A的形式上派生出了B“专名+衔位”同位语。
六、小结
本文对由“姓名”和“衔位名词”构成的两类同位短语——A“衔位+姓名”和B“姓名+衔位”——的归类、语序、表达功能的差异和关系等问题进行述评，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对此类同位短语有进一步地认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①衔位名词，此术语借鉴了马庆株先生的《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马先生将指人名词中表示衔位名称的名词称为衔位名词。
②此处，种属观念的界定以邓文的观点出发，为与之相对应来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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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结构类型范文4
关键词：存在句 语言类型学 结构 语义 形态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8（b）-0206-02
据统计，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不同语言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各具个性。汉语、英语和日语在形态上分别属于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三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结构上，汉语和英语均属于SVO型语言，而日语属于SOV型语言。这三种语言中都有存在句这一句型，以往的对比研究大都是针对汉日或汉英存在句对比分析，很少涉及汉语、英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在存在句方面的对比，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这三种语言的存在句在结构、语义和形态方面进行宏观比较。
由于汉语和日语中存在句都包括简单存在句和复杂存在句两大类，句式多且繁杂，而英语中的存在句只有“There+动词+名词短语+地点或时间短语”句型。通过搜集并阅读资料发现，汉语的“有”字存在句，英语的“There be句型”和日语的“处所词/时间词に+名词短语が+存在动词ある/いる”三种存在句型之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本文以上述三种存在句为例，找出三种语言之间存在句的异同，便于初学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存在句的用法。
1 汉、英、日存在句的结构特点
1.1 汉语存在句的结构特点
多数研究者表示，汉语存在句主要用来表示某处所存在某人或某物。大部分学者将汉语存在句分为A/B/C三段或前、中、后三个部分。可以用格式“……有……”来替换。这种句型广泛应用于场景描写中。目的是客观的描写存在的任何事物，不涉及任何动作。汉语存在句的常用句型模式如下。
常式句：地点状语+存在动词+存在主语 （即A段+B段+C段）；
次式句：地点状语+存在主语（即A段+C段）。
变式句：存在动词+存在主语（即B段+C段）。
特式句：存在主语（即C段）。
上述句式中应用最广泛、功能最齐全的句型是常式句，其次是次式句，缺少存在动词“有”；变式句缺失了存在句表示事件或空间存在的前提，是基本句型的变体形式；特式句仅包括存在主语，必须在特定环境描写中与其他类型的存在句一起出现时才能使用。纵观四种句式，不难发现，汉语存在句中的存在主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1.2 英语存在句的结构特点
在英语中，存在句是一种表示“存在”的特殊句型，用来表达人、动物、概念等的存在。通常是由there和be动词的某种形式构成的。其结构如下。
There+be+名词短语（NP）+地点或时间短语（Locative Expression/Temporal Expression）。
如：（1）There is a cup on the table.
（2）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hall.
英语存在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非重读there作引导词或形式主语。
第二，there在句中居于主语的位置，实义主语是后面的名词或名词词组。
第三，存在句的实义主语一般都是非确定特指，即做主语的名词或名词词组通常带有不定冠词、零冠词及其他表示非确定意义的限定词。但是在举例或用于某种语法需要时也可以用the或专有名词等表示特指性词语。
第四，存在句的谓语动词主要是be动词的某种形式，可以是限定形式，也可以是非限定形式。限定形式可以是be的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式、现在完成体或过去完成体。非限定形式是there be和there being结构。
1.3 日语存在句的结构特点
日语存在句与英汉存在句含义类似，即都表示某地存在有某人或某物。其基本句型为：A段+C段+B段，即，场所名词に+名词短语が+动词ぁる/ぃる
日语存在句主要有两个存在动词――“ぁる”、“ぃる”，分别表示有生命事物（包括人）和无生命事物的存在。
如：（3）へゃに ぉとこがいる（屋里有人）。
（4）机の上に りんごが ぁる（桌子上有一个苹果）.
2 汉、英、日存在句异同
2.1 汉、英、日存在句的相同点
（5）桌子上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テブルの上に 本が ぁる。
从结构上讲，它们的基本句子结构中都包含了存在地点、存在动词和存在名词。从语义功能上讲，汉、英、日语存在句都是表达事物的客观存在的句子，有“动词”“be”动词和“ぁる”“ぃる”动词都是直接表示存在、不含其他语义色彩的谓语动词，且都是不及物动词。此外，这三种句型中由动词连接的语义成分是一致的：空间处所、存在主体。这是语言共性的体现，因为世界上各种语言在表达存在范畴时一般也都含有这两个语义成分。
2.2 汉、英、日存在句的差异
（6）我的书包里有几本书。
There are several books in my bag（There+有+几个+书+在+我的+书包）.
わたしのかばんの中に、本が ぁる（我+格助词の+书包+の+里+に+书+が+有）。
（7）这儿有一支钢笔。
There is a pen here.
ここに 一つ 万年笔 が ぁる。
（8）教室里有人.
There was someone in the classroom just now.
教室に人が いた。
首先，从句法结构角度讲，汉英都符合SVO结构，其所表达的存在主体都位于存在动词之后，而日语是SOV结构，其存在主于存在动词之前。汉语和日语结构中的处所词位于句首，且可省略；而英语中的处所词位于句末，there只是一个假位成分，在句中不表达任何成分和意义。此外，英、日语中的存在动词不可省略；日语中的存在地点词后有格助词“に”为标志，存在主体后面有格助词“が”为标志。从信息结构的角度讲，英汉语存在句表达的新信息在谓语后，而日语表达的新信息在谓语前。
其次，从语义角度讲，汉、英、日语存在句主要表现在处所词和存在主体两方面的差异。（1）处所词语义差异。处所词指英汉存在句中的地点状语，日语存在句中的场所名词。处所词表现的都是一种具体的、可感的场景状态。在大多数场合，汉语表达处所的是“介词+名词+方位词”，相当于英语的“介词+名词”和日语的“名词+の+方位词+に”，例如：on the desk/在桌子上/机の上に。可见，在英语中，由汉语方位词表达的意思包含在介词短语之中，而日语中无介词一说，由于日语是粘着语，所以中英文中所说的介词一般都是由日语的格助词粘着在实词上构成类似的介词短语。另外，在汉语存在句中，处所的表达方式“介词+名词+方位词”常会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现，形成“名词+方位词”或只出现一个名词的现象，但是汉语处所词中不出现的成分的语义并没有消失，可以根据语境或常识推导出来。（2）存主体的语义差异。存在着的事物对于听话者来讲是未知的，是说话者要表达的新信息，故而是非确指的，所以存在的主体可以是任何名词，只要它能与存在地点保持逻辑上的存在关系。汉语“有”字存在句的存在主体可以是名词、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主谓短语。英语和日语一般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另外，汉英存在主体中的名词一般需要加上数量词或短语（如“一个”等）来表示第一次出现，但日语C段的名词不需要加数量短语。
此外，从语法形式上来看，汉语存在句动词“有”没有时态和数的变化，而英语中的动词可以是一般过去式、现在完成体或过去完成体，且随着存在主语的变化发生数的变化（单数和复数），日语的存在动词有时态变化但是没有数的变化。
3 结语
存在句是多数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句型，汉、英、日语三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本文通过对三种语言的存在句在结构、语义和形态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三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亦有差异。有利于二外初学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语言。本文仅从简单的存在句着手比较异同，还有待于进一步全面详述三种语言中存在句句型的特点并加以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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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京生.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存在句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85-89，108.
短语结构类型范文5
[关键词]旅游形象；旅游营销；旅游规划；广告口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3―0050―06
1 引言
旅游口号是向游客传达目的地品牌的描述性和说服性信息的简短语言，是用于向大众传递旅游目的地主题和形象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其在目的地宣传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是目的地营销活动组织过程中所围绕的中心。旅游口号展示了目的地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特征，一句好的旅游口号能使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兴趣和向往，从而影响人们的旅游去向。
尽管旅游口号在旅游市场营销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关于旅游口号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口号设计和旅游口号评价。在口号设计方面，金颖若认为，旅游形象定位及形象口号的设计应满足独特性、社会性、吸引性、认同性、整体性、层次性和艺术性等要求。李蕾蕾提出旅游形象口号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形象调查基础上，要区分形象定位与形象口号的区别，并要结合口号推广的时机和目标市场，使旅游口号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时效性。余足云通过分析旅游口号的语言、句式、辞格和语辞，强调旅游口号应具备语言简洁通俗、句式变化多样、辞格艺术化使用和语辞典雅风趣等特点。此外，李燕琴和吴必虎提出了资源导向型和游客导向型等两种旅游形象口号的创意模式。李山和王铮则将旅游口号区分为定位口号和营销口号，分别用于传达目的地的产品形象和营销形象。在口号评价方面，里夫斯(Reeves)1961年首先提出了“独特卖点”(unique sellingproposition，USP)的概念，认为一个有效的口号应该要传递出产品独特的销售主张。而理查森(Richardson)和科恩(Cohen)在上述USP理论框架下开创性地提出评价旅游口号的4个层次标准。李(Lee)和蔡(Cai)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旅游口号评价性划分为5种类别。此外，克莱农斯奇(Klenosky)和吉特尔森(Gitelson)认为，有效的旅游口号具备易于记忆、传达了目的地的形象和正确的市场诉求等3个基本特征。在国内，曲颖和李天元认为，旅游口号不仅要满足理查森和科恩提出的4项标准，且在表述方式上还应满足4个相应要求，并据此标准对中国244个优秀旅游城市的口号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仅有6个城市的旅游口号达到理想标准。
虽然学术界已经对旅游口号的设计和评价做出积极努力，但为目的地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口号却仍然相当困难，迫切需要对旅游口号的创意模式给予更加多元化的研究，以便为设计一个“理想”的旅游口号找到更多可以遵循的规律。然而，一方面，现有研究对旅游口号创意模式的划分视角较为单一，制约了“模式”对旅游口号创意引导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目的地尺度这一可能对旅游口号设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并没有受到关注，模糊了“模式”对旅游口号创意引导的针对性。鉴于此，本文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创意模式，拓展李燕琴和吴必虎对旅游口号创意模式“资源导向型与游客导向型”的划分思路，从文字长度、短语结构、地名信息和诉求倾向等4个角度对旅游口号的创意模式进行分类，进一步将目的地划分为省区、城市和景区等3种尺度，比较它们在上述4种创意模式分类下可能存在的异同。
2 旅游口号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了全国34个省区(包括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和港澳台3地)、39个重点旅游城市(即列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出游情况统计的39个城市)和66个国家首批5A级景区的旅游口号作为研究对象。2008年年底，通过谷歌(Google)检索中国期刊网和有关各省、市、景区的官方旅游网站，共收集到省区旅游口号34个(每个省区1个)，城市旅游口号36个(南昌、西宁和兰州3个城市无数据)，5A级景区旅游口号51个(故宫等18个缺乏相对稳定旅游口号的景区不予统计，深圳华侨城下属4个景区各有1个旅游口号)，共计116个旅游口号(城市中的4个直辖市与相应省区重复，桂林漓江景区旅游口号与桂林市旅游口号重复)(表1)。
3 创意模式尺度差异
3.1 创意模式的多视角分类
李燕琴和吴必虎根据旅游口号诉求倾向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型和游客导向型两种创意模式，结合李山和王铮提出的目的地品牌属性一利益一价值的阶梯划分和旅游口号的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将这种立足诉求倾向视角的创意模式区分为资源属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复合型等3种类型。实际上，由于划分依据的不同，还可对旅游口号的创意模式进行更多角度的分类(表2)。例如，根据旅游口号的文字长度可将其创意模式划分为长型口号、短型口号和标型口号，根据旅游口号中是否包含目的地的地名信息可将其创意模式划分为地名涵盖型和地名脱离型。此外，还可根据短语结构的不同对一些旅游口号的创意模式进行分类。
3.2 文字长度的尺度差异
3.2.1 总体特征
经统计，所有口号的文字长度平均值为8，3字，各尺度目的地口号累积字数分布特征如图1所示。116个口号中，8字口号的比重最高(占42％)，其次是10字口号和7字口号，分别占样本的16％和13％，也就是说，80％的旅游口号在创意设计中使用8字、10字或7字的模式。进一步统计发现，所有的8字口号中，“4+4”标型口号组合占96％；所有的10字口号中，“5+5”组合占78％。4字短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语言形式(溯源于《诗经》，常见于成语)，早已内化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口号中“感受黄山，天下无山”、“世界屋脊，神奇”这些4字短语用起来显得非常有力度和韵律，庄重深沉，言简意赅，加强了语言的力量。“4+5”组合则可能与我国五言律诗的传统有较大联系，如“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神奇灵秀地，天下九华山”等等。“4+4”组合虽满足了旅游口号易于朗读、易于记忆 的特点，但作为一种标型口号，过多地使用会显得语言结构单一，四平八稳而缺乏特色，不能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如果听到一句“深圳――每天带给您新的希望”则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能很快抓住游客的注意力。相比之下，“4+4”组合的表达方式则可能会在形式上显得较为平淡而缺乏新意。
3.2.2 尺度差异
景区旅游口号文字长度平均值为9.1字，显著高于城市和省区7.8字和7.5字的水平。这可能由于不同尺度目的地在空间范围和旅游资源丰富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旅游口号创意内容的重点和语言组织形式会有所不同。在字数分布上，省区目的地的标型(8字)口号集中度尤其明显，占该尺度样本总数的53％；城市尺度的口号除了标型(8字)口号外(44％)，还主要集中在4字(17％)与7字(17％)这两种短型口号和10字的长型口号(14％)上；景区尺度的口号则有很大不同，标型(8字)口号和10字的长型口号都同样占有很大比例，分别占该尺度口号总数的29％和22％，而且在字数较多的类别上也有一定分布。总体而言，目的地尺度越大，旅游口号创意设计中使用的字数越少，越倾向于以简短的语言来传达其旅游形象；目的地尺度越小，旅游口号字数越多，更多地以具体的描述性语言来表现目的地的资源特色。
3.3 短语结构的尺度差异
语言简练是旅游口号的一大特点，很多口号是以短语结构形式出现。按短语结构分类，本文中旅游口号的短语类型主要包含偏正、联合、动宾、主谓同位等5种词组。由3.2节分析可知，8字口号和10字口号中绝大部分由“4+4”组合和“5+5”组合的两个短语构成，所以笔者进一步对这类口号的短语类型组合方式进行了分析，如“奇山秀水，多彩贵州”、“浪漫之城，中国珠海”和“心愿之旅，南岳衡山”分别是以联合短语和偏正短语(联合+偏正)，偏正短语和偏正短语(偏正+偏正)，偏正短语和同位短语(偏正+同位)结合的形式构成。
3.3.1 总体特征
统计发现，116个旅游口号有55个口号由两个短语构成，共有10种短语组合方式，其中“偏正+偏正”组合方式38个，占短语组合类型口号的绝大多数(69％)，如山东的“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大连的“浪漫之都，时尚大连”，雁荡山的“神奇雁荡，天下奇秀”等。其他类型的组合方式也有一定的比例存在：(1)“动宾+动宾”结构，如“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一青城山)，“走丝绸之路，游亚心之都”(乌鲁木齐)；(2)“动宾+主谓”结构，如“感受黄山，天下无山”(黄山)，“享受黄果树，健康自然来”(黄果树瀑布)；(3)“偏正+同位”结构，如“心愿之旅，南岳衡山”等。不过，“偏正+偏正”以外的类型组合方式的总和还不足样本数据总量的1／4。
3.3.2 尺度差异
省区、城市和景区旅游口号中由两个短语构成的口号个数分别为18个、19个和21个(其中省区中的北京和天津与相应的城市重复，城市中的桂林与相应的景区重复)。通过不同区域尺度旅游口号的短语类型组合方式的比较发现，组合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偏正+偏JE"类型，尤其是省区和城市的口号，分别为83％和68％，而景区的旅游口号较省区和城市而言更具多样性，“偏正+偏正”类型仅占52％，“主谓+偏正”、“动宾+主谓”等其他短语组合方式也有一定数量存在。我国有不少目的地的旅游口号采用某某之都、某某之城或使用“魅力”、“休闲”等作为主体修饰词的偏正短语结构，如“活力之都”、“博爱之都”等等，这也是“偏正+偏正”短语组合方式在样本数据中占有绝对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类口号在短语结构上的相似性必然导致其可识别性降低。张立建和甘巧林通过对中国253个县级以上地区459个形象定位词的统计分析，就发现这些定位词存在语言夸张、名实不符、定位雷同没有特色、面面俱到、重心难找和庸俗平淡，令人厌烦等错误。因此，旅游口号的创意设计在把握目的地核心内容或独特性特征的前提下，要讲究语言结构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这样才容易被消费者从纷繁的口号中所识别。
3.4 地名信息的尺度差异
旅游口号的创意模式根据是否包含目的地名称可分为两类：地名涵盖型和地名脱离型。笔者对3个尺度的目的地口号分别进行了统计，结果见图。
统计表明，超过半数(57％)的旅游口号属于地名涵盖型的创意设计，而省区尺度地名涵盖型口号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尺度和景区尺度(图2)。74％的省区口号采用了地名涵盖型的创意模式，城市和景区中地名涵盖型旅游口号占有的比例较为接近，都在50％左右。实际上，一个旅游口号需要穿过众多的认知屏障，才有可能促成最终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发生，因此，口号设计除了满足易于读懂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要包括一些易于识别的目的地要素。对于一个目的地而言，地名、区位、特产、自然风光、文化遗产、民俗风情等均可以成为独特的目的地识别要素。我国省区口号相对城市和景区而言较多地使用地名作为识别要素，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省区名称较城市和景区对于公众来说熟悉度高。一般而言，熟悉度高的地名已稳固地保持在人们的长时记忆之中，这样的地名很容易让人与目的地建立关联，而不熟悉的地名由于本身需要学习才能记住，更不用说对其进行有效识别。对于那些知名度(熟悉度)不是很高的目的地来说，选择自然风光、文化遗产等作为识别要素可能要比选择地名要素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3.5 诉求倾向的尺度差异
李燕琴和吴必虎提出了资源导向型和游客导向型两种创意模式，前者主要从目的地资源特色的角度进行宣传，后者则主要着眼于游客需求，这种分类方法反映了旅游口号创作时所具有的不同诉求倾向。大多数目的地口号可以归为资源导向型和游客导向型两种创意模式，但如山东省的旅游口号“文化圣地，度假天堂”，表现了山东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资源导向)的同时也考虑了游客的“度假”需求(游客导向)。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旅游口号的诉求倾向将其划分为3类：资源属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复合型。资源属性型旅游口号主要表现目的地的资源特性，如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名胜古迹等；功能效用型口号重点宣传了目的地作为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能力，或者目的地能够带来的氛围和感觉，即消费者能够得到的切身利益和核心价值，如休闲度假、观光探险等；复合型口号则综合了前两类口号的特点，既突出目的地旅游资源特色，又传达出它对于游客的某种价值利益。例如湖南的“锦绣潇湘，快乐湖南”，前半句表现了山川秀美似锦绣的湖南美景，后半句则表明旅游的目的是体验快乐、获得快乐，拥有美丽自然风光、丰富历史文化的湖南，将会让快乐驻足在每一位旅游者的心里。综合而言，资源属性型口号适用于自然人文景观具有绝对优势的目的地，对于自然资源特征不明显，文化遗产不丰富 或缺乏独特性的目的地来说，功能效用型口号则更具优势。
基于上述旅游口号创意诉求倾向的分类，笔者将不同目的地尺度的旅游口号进行归类，并分别统计出各尺度目的地中3类口号在所属尺度目的地口号中所占的百分比(图3)。
图3显示，资源属性型口号在各目的地尺度的旅游口号中都占有相对优势，功能效用型其次，而复合型仅占很少一部分。不同尺度目的地的差异性在于，景区尺度旅游口号中资源属性型口号优势尤其显著，占该尺度样本的69％，到了省区、城市尺度，这种优势性明显下降，已经与功能效用型口号所占比例相近。另外，复合型口号的数量在各个尺度中都不多，只是相对景区尺度而言，在城市和省区这两个尺度中的比重略有增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景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旅游目的地，通常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特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口号内容的创意设计不宜太泛化、太抽象。例如蓬莱阁的“人间仙境，葡萄海岸”，三峡大坝的“三峡天下绝景，大坝世界奇观”直接阐述了这些景区的资源特色。省区和城市由于地域比较广阔，资源相对丰富，很难用单一的旅游资源来准确传达目的地的形象，因而比较适宜采用抽象的旅游功能或能给消费者带来何种价值体验进行概括，通常包括归属感、爱、自尊、成就感、社会认同、有趣一享乐一刺激、安全、后代的福利等8种类别，如“活力广东”，“激情重庆”，“爱在此，乐在此!”(香港)等。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旅游口号创意模式进行了多视角的分类，根据文字长度差异将旅游口号创意模式划分为长型口号、短型口号和标型口号3种类型，根据旅游口号中是否包含目的地的地名信息，将旅游口号创意模式划分为地名涵盖型和地名脱离型两种类型，而将立足诉求倾向视角的创意模式区分为资源属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复合型3种类型。进一步，本文从文字长度、短语结构、地名信息和诉求倾向等4个旅游口号创意模式分类角度对省区、城市和景区等3种目的地尺度的116个旅游口号展开统计分析，研究发现：
(1) 总体上，8字长度(主要是“4+4”形式)的标型口号比重最高，而目的地尺度越小，越倾向于使用长型口号模式来进行创意设计；受语言习惯的影响，8字口号中的“4+4”组合和10字口号中的“5+5”组合占有绝对优势。
(2) 无论哪种目的地尺度，绝大多数短语类型的旅游口号均属于“偏正词组+偏正词组”的组合方式，在创意设计上具有显著的目的地修饰导向，省区和城市的旅游口号尤其如此，而景区的旅游口号在短语组合上相对更具多样性。
(3) 超过半数的旅游口号采取了地名涵盖型的创意模式，其中，省区目的地对地名信息的涵盖最为普遍。
(4) 无论哪种目的地尺度，立足资源属性进行旅游口号创意设计的倾向均占有相对优势，景区目的地尤为突出，省区和城市则相对较多地考虑了游客的需求，注重传达目的地能给游客带来的利益和价值。
短语结构类型范文6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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