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七言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七言诗范文1
中国梦的七言诗一
中国梦
万里长天挂彩虹，民族复兴中国梦。
九十多年建党史，执政为民建勋功。
六十余载发展路，政通人和沐春风。
中国特色基石固，人民生活幸福中。
锦绣山河谱华章，党的 功德人民颂。
继往开来领路人，时代楷模树先锋。
生态立县定基调，目标特色蓝图宏。
十大救助暖人心，广惠百姓记心中。
银杏富民蓝图绘，干群满脸堆笑容。
工业农业齐发展，社会事业拂春风。
自己事情自己干，万年青川锦绣中。
春雷一声天地动，梦想顺水又顺风。
板桥再谱新篇章，党群齐心民生重。
梦想描绘新蓝图，山欢水笑春潮涌。
县梦乡梦家国梦，上下一心中国梦。
板桥发展逢盛世，实现小康指日中!
绿色铁炉描新图，养生家园美景中。
产业促农增收好，山上山下五谷丰。
村道宽坦山里外，农家小院诗朦胧。
村民感谢党领导，齐心实现中国梦。
幸福日子甜如蜜，铁炉如歌曲不终!
中国梦的七言诗二
中华同庆千秋业，大地生辉万木春。
追昔方知勤俭贵，抚今更觉党恩亲。
国富民强军威壮，斗转星移日月新。
奋起醒狮无所惧，新时代更为人民。
中国梦的七言诗三
发愤图强七十年，神州崛起史空前。
政通业兴万家富，邦振国安科技先。
月背飞舟轻迈步，洋中母舰细观天。
一心奔上小康路，同待强华好梦圆。
中国梦的七言诗四
一唱雄鸡赤县天，欢呼国庆七旬年。
和谐社会顺民意，稳固边疆护海川。
时稔岁丰政策好，价廉物美果蔬鲜。
安居乐业人思定，共建家园享泰然。
中国梦的七言诗五
一朝开国灭忧患，天堑跨越谈笑间。
覆地翻天慷且慨，中华儿女见新天。
航母卫星世界三，七十春秋锦绣园。
华夏家家小康乐，东方仰看巨龙翩。
中国梦的七言诗六
金秋十月还佳节，普天同庆凯歌奏。
七十年华风云急，砥砺前行绘宏图。
一穷二白山河衰，战天斗地巨龙腾。
改革开放辟坦途，发展创新奔小康。
中华复兴中国梦，万众一心立伟业。
七言诗范文2
指的是给予意思。这句话出自唐代诗人无名氏的古诗《王羲之学书》。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渡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古体诗是诗歌体裁。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和杂言诗等形式。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称为近体诗，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而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来源：文章屋网 ）
七言诗范文3
关键词：鲍照；乐府诗；清新俊逸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里对乐府诗的渊源进行过阐释：其一，乐府诗与音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二，乐府诗最初来源于民间，由诗官采集；其三，乐府诗最初的功能是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此外，刘勰还对乐府诗的发展作了概述：从汉初汉武帝设立乐府到后汉再到魏晋时期，乐府诗的创作群体是由民间向文人逐步过渡的。
魏晋文人以乐府诗形式创作的诗更加注重辞采，之后到了鲍照所在的南朝刘宋元嘉时期，“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元嘉文学创作倾向从哲思逐渐回归到情感上来，以情思取代玄理。下面本文就来分析元嘉时期的这种文学倾向对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形式上有怎样的影响。
首先，鲍照的乐府诗创作的特点体现在频繁用典上。我们以《代陈思王京洛篇》为例：
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
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
扬芬紫烟上，垂绿云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鸿。
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
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
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此诗写了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备受君王宠爱，享受着无比的尊荣，但色衰爱弛的前景始终使她忧心忡忡，唱出了古代女子以色事人、荣枯转瞬的一曲悲歌，从而使诗的正意现露出来。此诗描绘细腻，抒情深婉，鞭挞了历代君王的无情无义。这首诗共有七处用典，如“凤楼”二句用晋代宫阙“凤楼”以及《黄庭经》“绛楼重宫十二级”的典，又如“扬芬”二句，用郭璞《游仙诗》“假鸿乘紫烟”以及潘岳赋“垂炜于芙蓉”之典等等。与前代的乐府诗相比用典是比较频繁的。我们从这些典故出处中可以看出，鲍照乐府诗的用典使得其乐府诗在语言上逐渐脱去了汉魏乐府诗的质朴气息，更富于辞采美。
其二，鲍照对乐府诗的体式上有了创新，其乐府诗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杂言乐府诗，并尝试着创作了七言乐府诗。我们以《拟行路难》中的两首乐府诗为例：
其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其一》是一首完整的七言乐府诗。在用韵上非常考究，诗中“琴”、“衾”、“沉”、“吟”、“音”韵脚压平水韵的侵韵上。在七言诗的句式上，上下对仗工整，七言诗所展现出来的内容也较五言乐府诗而言更加丰富。《拟行路难其四》则是一首以七言诗为主的杂言诗，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其三，鲍照乐府诗的创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遣词炼字，重雕琢而又不失自然清新之感。我们以《桑》为例：
季春梅始落，女工事蚕作，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
早蒲时结阴，晚篁初解箨。蔼蔼雾满闺，融融景盈幕。
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萼。是节最暄妍，佳服又新烁。
绵叹对途，扬歌弄场藿。抽琴试抒思，荐佩果成托。
承君郢中美，服义久心诺。卫风古愉艳，郑俗旧浮薄。
灵愿悲渡湘，宓赋笑洛。盛明难重来，渊意为谁涸。
君其且调弦。桂酒妾行酌。
这首诗读来给人一种清新之感，而细究其诗的字字句句，都能看出诗人用词炼字的细细雕琢。如“蔼蔼”、“融融”两组叠字渲染了春暖花开的祥和氛围，再如“乳燕”二句中，“逐”、“拾”二字用得极其生动，准确的把握住了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景象。此外，上文中提到鲍照在乐府诗中善用典，这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鲍照乐府诗在语言上较重雕琢。
综上所述，鲍照在乐府诗上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语言上，用典居多，重雕琢，对七言乐府和杂言乐府诗有了一定的创新，整体诗风清新俊逸；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鲍照在乐府诗中加入了自我意识，重视自身情感的抒发，以乐府旧题抒发新意。鲍照的乐府诗作为从汉魏乐府到南朝后期乐府诗的过渡，其乐府诗风脱去了汉乐府的民间质朴气息，也并未有齐梁时期乐府诗的绮丽之感，重雕琢的基础上不显造作，因而有清新俊逸之感，对中国古代乐府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鲍照.鲍参军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七言诗范文4
变文说,持这一说法的是郑振铎、阿英、叶德均等。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出“弹词的开始,也和鼓词一般,是从变文蜕化而出的。”阿英先生《弹词小话引》:提出 “弹词之来源为佛家的变文。”诸宫调说,主要是赵景深、李家瑞先生观点,赵景深在《弹词选导言》中说“弹词的直接渊源是宋金元的诸宫调”李家瑞就此观点继续分析道:“诸宫调是一种带说带唱的俗曲,在宋代很流行,其文体说白则纯是叙事,歌唱则纯是代言,说白和歌唱的文字,分行排写,不标白唱等字。弹词也分叙事代言两体的,说白连写,歌唱断句,亦分行排写,两种俗曲体制的相似,大略如是。”陶真说,这一观点由谭正璧、陈汝衡两位先生提出。谭正璧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中提到陶真进化为弹词的观点,他由宋代“说话” 受到启发,说话由话本进化而成元、明人的通俗小说,唱本则由宋代的陶真进化而成元、明人的弹词。陈汝衡明确提出 “弹词远出陶真,近源词话,既不是唐代变文的嫡系,更与宋代诸宫调无关。”
笔者认为说弹词起源于变文和诸宫调欠妥:首先起源于变文说忽视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并称,诗与歌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即古代民间歌谣总集。七言诗,早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唐代诗歌出现大量七言作品。俚曲由于不受重视,唐代以前记载很少,但是可以看出,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用七言杂以三字歌唱的形式,这些说明,并不是唐代变文独有和独创,并且变文是为宣传宗教服务的,而后来的弹词主要唱风花雪月,二者大相径庭,只根据形式说弹词起源于唐代变文未免牵强。其次《诸宫调》在形式和特点上与弹词差别甚远,它与后来杂剧更为接近。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弹词的形式,早在唐代已初具雏形,宋代诸宫调才兴起。另外诸宫调一个显着的特点是有不同的宫调,而后来的弹词没有。况且诸宫调的乐器“罗敲月面,板撒红牙”(太平乐府 卷九)与弹词的琵琶和三弦完全不同。因此说起源于诸宫调也是不确切的。
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弹词出于陶真为主的民间说唱,是一门拥有自己特色的艺术形式。“陶真”又作“淘真”,是宋元明说唱伎艺的一种,流行于民间,受百姓喜爱。其词最早见于南宋时期记述临安(杭州)民俗风情的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淘真”在宋代文献中仅此一见; 元末昆山人顾坚曾作有模仿淘真的作品。明魏良辅《南词引正》记载: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着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
明代以后关于陶真的记载增多,陶真的特点也渐渐明朗。乐器上使用琵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中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内容上古今小说平话:蒋一葵《尧山堂外记》提到“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 周楫《西湖二集》卷17《刘伯温荐贤平浙》“入话”中说:“那陶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时嫌官小,离乱之时怕出征。’”
根据这些记载,说明明代陶真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形式,由男女盲人唱古今小说、平话,伴奏者多为琵琶,唱词为七言诗句。从乐器和形式上,陶真和后来弹词已经非常接近。清代后关于陶真记载很少,“陶真是宋明间南方和两浙一带讲唱技艺和文学的名称,清代只偶一使用。而弹词是从明代嘉靖间到现在江浙一带称讲唱技艺和文学的名称,但在明代还未统一。”
七言诗范文5
1、波澜壮阔，汉语成语，拼音是bō lán zhuàng kuò，释义是原形容水面辽阔，现比喻声势雄壮或规模宏大。出自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旅客贫辛，波路壮阔。”
2、成语用法：作谓语、定语；用于文章、运动等。
3、示例：七言诗须波澜壮阔，顿挫激昂，大开开阖耳。清·郎廷槐《师友诗传续录》。
（来源：文章屋网 ）
七言诗范文6
关键词：何其芳 诗歌创作 诗学观念
建国以前对何其芳诗歌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其《汉园集·燕泥集》的分析，以及延安时期对何其芳《诗三首》的争议、批评等。建国以后，对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的评论研究增多，同时在何其芳的诗学观念以及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与同时代诗人的比较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何其芳诗学方面的评论和研究做一些梳理和回顾。
一.1950年代何其芳诗歌创作与诗学观争鸣
1950年代到“”前，有关何其芳的评论篇目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何其芳《回答》一诗的争论；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点及民歌观点的争论探讨。
1.有关《回答》一诗的讨论。
1954年何其芳《诗三首》在《人民文学》第10期上发表，杂志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围绕《回答》一诗引发了不小的争议。1955年，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清一《为“回答”辩护》等数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评论了何其芳建国后的诗作《回答》。
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刊载。盛荃生批评《回答》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赞歌时代不够明朗、健康，与时代不协调，希望诗人从“我的河流里”航行出来，到亿万人的大川里，讴歌时代。与盛荃生的观点相似，叶高认为何其芳的《回答》让读者失望，批评《回答》里流露着忧郁的、消极的情绪，缺乏战斗的力量，赞扬《讨论宪法草案后》等另两首詩更健康。[1]
曹阳对何其芳《回答》的批评更严厉，认为该诗让人失望，阴郁，让读者迷惘，批评何其芳“诗人自己远离了人民的沸腾的歌声”，“诗人应该感激人民的关怀，努力用歌颂祖国、人民和人民美丽理想的诗篇来回答这种关怀。我们希望的也正是这种回答，而不是别的什么抒发个人不健康感情的回答！”[2]
1956年，清一发表《为“回答”辩护》，提倡要科学地对待诗人的作品，批评盛荃生、叶高等孤立、片面地看待诗歌中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提出应接受不同艺术家的不同风格，缠绵的感情未必都不健康。清一肯定何其芳的感情是真挚、诚恳的，读者不应忽略诗歌整篇的情绪，以及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3]
何其芳诗歌《回答》中传达了何其芳较多的个体的感受，但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要求作家更多地创作歌颂英雄的时代、歌颂英雄的人民的诗歌，要求个体融于集体，“小我”汇入“大我”，读者对《回答》中所传达的微妙复杂的情感难以理解。经历了这种严厉的批评之后，何其芳后来诗歌创作渐少，残留的个性化色彩也在后来的诗歌中消失殆尽。
2.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念与民歌观点的探讨。
何其芳建国后诗歌创作渐少，在新诗的诗学理论方面却颇有建树。总括而言，他的诗学理论建设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诗歌特点的界定，对写诗读诗的论述，对新诗状况的总结；二是现代格律诗观念的建构；三是对民歌、新民歌的相关论述。
何其芳1950年写《话说新诗》、1954年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主张新诗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化，而不是照搬五七言的句法，并认为“这种突破了五言和七言的限制的民歌体”可以作为诗歌的体裁之一而存在，同时认为“用民歌体和其他类似的民间形式来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生活仍然是限制很大的。”[4]
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大家收集和创作新民歌，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提倡新民歌的时代大背景下，何其芳有关民歌的论述遭到片面的批评。公木在《人民文学》1958年5期，发表《诗歌底下乡上山问题》，指责何其芳“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引发了针对何其芳诗学观念的批评。随后，有张先箴《谈新诗和民歌》（《处女地》1958年10月）、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仇学宝的《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萧殷《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诗刊》1958年11期），沙鸥的《新诗的道路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等十多篇文章批判何其芳对待民歌及民歌体新诗的观念。如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开篇即指责何其芳“‘处女地’上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探讨诗歌发展道路的文章，都流露着轻视新民歌的观点，而把我国诗歌前途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新格律’或‘现代格律诗’上。”[5]
《萌芽》当年组织“诗歌发展方向笔谈”栏目，组织工农兵作者发表意见，电话工人仇学宝，批判何、卞“为了反对学习民歌的形式，他们企图从《诗刊》今年四月号‘工人诗歌一百首’中找寻根据，以便证明工人诗作者并不喜爱民歌体裁。”[6]
李根宝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则直接将形式问题上升到思想层面：“其实，这不是个什么形式限制问题，而是个思想问题，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真正民族风格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唱什么歌的问题，是个‘什么时代唱什么歌’的问题。”[7]
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一文中，认为何其芳、卞之琳在主观上没有轻视新民歌，“可是，他们头脑里预先有一个比新诗和新民歌都要好得多的‘现代格律诗’或‘新格律’，相形之下，新民歌的艺术上的光彩不免因此而减色。”[8]
何其芳随后写作了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反驳这些批判，比较详细地阐释了自己对待新诗和民歌的观点。[9]
二.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研究
“”期间，文艺萧条，对何其芳诗歌以及诗学观念的评论、研究几近于无，直到新时期开始，对何其芳的诗歌的研究才进入到全面、深入的阶段。
有对何其芳诗歌具体文本的分析，如孙玉石《梦中升起的小花——何其芳浅析》，周棉《三幅情趣盎然的画图——何其芳诗作（二）赏析》，费勇《爱情永远美丽——何其芳诗赏析》，常文昌《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意象》，以及对《独语》、《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北中国在燃烧》等作品的解读，有对《雨前》语言特色的解读，同时有学者关注到《预言》的疑问手法，以及早期诗歌中的佳人意象。
有对何其芳某个时期诗歌进行论述的文章，如吕进《何其芳的》，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范肖丹《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邓礼泉《如烟如梦 娇妍圆融——何其芳早期诗歌艺术鉴赏札记》、卫奉一《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卢风认为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是何其芳诗歌的第三个里程碑，《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序幕和起点，何其芳以创作实践实现现实主义主张，并有两点意义：“一是抒情诗领域里颂歌传统的形成，把诗和时代、诗和现实生活、诗和人民的关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二是随着生活内容的急剧变化，许多诗人在原来形成的艺术风格上注入了新的内质……”[10]
孙玉石主要着眼于何其芳这一时期对爱情和青春的歌唱主题，并认为他“艺术化的情诗”不再是社会思想的载体，而是将“五四”后的爱情诗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人生境界的扩大和艾略特的影响，形成了何其芳诗中批判现实和反思自身的“荒原”意识。[11]
也有对何其芳诗歌总体上进行论述的，如邢铁华《何其芳及其诗浅论》、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汪星明《从梦幻的云到灼人的火——何其芳诗歌简论》，陆耀东《论何其芳的诗》等。
陈尚哲将何其芳诗歌创作分为1935年前、1935年后、延安时期《讲话》前、延安时期《讲话》、建国后这样几个阶段，并分析了这几个阶段创作上的不同特点，总结了何其芳诗歌与人民、时代的关系，诗歌真挚的感情，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在诗体形式上所做的探索。[12]
此外，学界还从语言、情感、意象、叙事性因素、审美效应等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何其芳诗歌。
如分析何其芳诗歌抒情、情智特色的，有王林《何其芳〈预言〉的抒情艺术》，罗振亚《何其芳的情思空间与艺术舒相》，叶橹《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范肖丹《试论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陈吉荣《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认知性体验》；分析其意象特征的，有张岚《孤独者的夜歌——论何其芳早期诗文意象的“孤独美”》。
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观点新颖，注意到了何其芳诗歌中的叙事化倾向，指出何其芳从《预言》到《夜歌》这个阶段，前期诗歌以陈述事实、抒情线索显在、对话式的内在结构和叙事望为特征，而后期变迁为叙事的堆积、对话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和倾述的欲望。[13]
谭德晶的《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则探寻了《预言》的哲理意蕴，即爱情的美在于镜花水月式的张力形式中，以及《预言》的哲理意蕴与作者真实经历的关系，和复合感受所产生的审美效应。[14]
从诗歌语言入手的，分析诗人的历史处境的有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李遇春文章认为：“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15]
李遇春的文章探讨了何其芳晚年写旧体诗的复杂因素，并分析了何其芳自嘲、自叹、自责、自励的复杂心态，以及何其芳旧体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尤其是与李商隐诗歌之间的艺术渊源。[16]
卞之琳的《何其芳晚年译詩》，是最早评析何其芳诗歌翻译的文章，作者回忆了何其芳晚年译诗的动因，以及对诗歌韵律的精益求精，指出晚年何其芳试图在诗歌翻译中实践自己的格律诗主张。[17]
三.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
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主要有雷业洪的《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霍俊明《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陈本益《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三个要点评析》。
雷业洪称赞何其芳的诗歌定义“是人类诗歌史上首次跨入比较科学、比较完整的诗歌定义”，何其芳的诗歌定义中包括了反映现实的集中性特点以及诗歌的音乐性特点。[18]
夏冠洲在《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中，回溯了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尝试用古诗五七言体创建新诗格律体，到建国后在《关于写诗与读诗》中明确提出建立新格律诗概念的过程，分析了何其芳新格律诗的立论基础：诗歌生命节奏的基础，是以“顿”构成的；否定中国五七言诗作为新诗发展基础，因为古汉语单音节一个字多，不适应时展；不同意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因民歌体新诗表达现代复杂生活受限，同时民歌也以五七言体居多。[19]
於可训的《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提出何其芳是中国新诗“二次创格”的主要代表人物，分析了何其芳创建新格律的动因是基于中国新诗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脱节，何其芳创建新格律主张的核心是“节奏的规律化”，但在1950年代那种特殊环境中，何其芳的格律诗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诗学理想。[20]
四.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及与同时代诗人比较分析研究
周良沛在《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一文中，则认为“何其芳现象”是因为何其芳后期关在书斋，处在失去诗歌写作权利的状态，少于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鲜明、生动的印象，同时习惯逻辑思维而需要形象思维的“形象”时，后期艺术创作产生困境。周良沛肯定何其芳参加革命之后的《夜歌》，与《预言》相比“后者不雕琢却朴素，失去原有的精致，却有不假修饰的自然”，“有免去脂粉气的‘真’，[21]有不赖华词丽句的‘真’，有其为‘真’而自然的节奏、韵味与力度。”[22]同时，指出晚期近似打油的新诗，比较粗陋。
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张洁宇《梦中道路的迷离：早期何其芳的神话情结》两篇文章立论新颖，发掘了人们很少关注到的一些领域。
江弱水的文章，分析何其芳诗歌《扇》、《风沙日》，结合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以及莎士比亚《暴风雨》，指出诗中诗人的自我身份是女性人物；同时，“何其芳的对于异性的企慕，在《预言》和《画梦录》里表现无遗”，“直到晚年，何其芳对于异性的企慕未尝稍解”，1976年9月何其芳一连写下8首绝句，追忆引领他灵魂的“永恒女性”。作者还提出了何其芳身上是否也具有“雌雄同体”的“双性人格”，而何其芳的异性情结，不仅构成了他的“梦”的重要内容，也使他早期的诗文风格，具有词一样偏女性化的、“精致”的美学品格。[23]
学界还就何其芳与新文学史上的众多诗人做了分析比较。如与其他诗人比较的文章，有李元洛《山灵与秋神——痖弦与何其芳（二）对读》，翟大炳《何其芳与“九叶”诗人陈敬容的创作轨迹——兼说库恩范式理论的借鉴作用》，薛传之《时代·气质·诗风——何其芳、戴望舒、邵洵美比较研究》，王鸣剑《何其芳与方敬早期创作比较》，李岫《现代的两位诗人——方敬与何其芳》，曾纪虎《哀婉沉郁与清新异美——艾青、何其芳诗比较》，骆寒超《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何其芳诗歌创作与中外古今文化的关系，也是何其芳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类文章有探讨何其芳诗歌与中外诗歌关系的文章，如李光麾《试论何其芳对中外诗歌的继承和创新》，章子仲《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任南南《论象征主义对何其芳早期创作的影响》，尹少荣《论何其芳早期创作中的象征主义特色》，谭德晶《何其芳后期创作与艾略特影响》；有探讨何其芳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契合的文章，如董乃斌《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论何其芳与李商隐的创作因缘》，任南南《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何其芳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
注释：
[1]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均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4期。
[2]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5期，收入易明善等编《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
[3]清一《为“回答”辩护》，《人民文学》1956年11期。
[4]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原载《中国青年》1954年第10期，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何其芳全集》（第四卷），2000年5月1版，第298页。
[5]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
[6]仇学宝《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
[7]李根宝《不是形式限制问题》，《萌芽》1958年24期。
[8]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
[9]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10]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4期。
[11]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文学评论》1997年6期。
[12]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1期。
[13]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文学评论》2003年2期。
[14]谭德晶《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求索》2006年9期。
[15]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期。
[16]李遇春《论何其芳的旧体诗创作》，《长江学术》2007年3期.
[17]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读书》1984年3期。
[18]雷业洪《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4期。
[19]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新疆大学学报》2003年4期。
[20]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1期。
[21][22]周良沛《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 《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6期。
[23]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