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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范文1
对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淡水。“追求居住的世界都集中在寻找水”(Kalmbach出版有限公司10月6日，2008)。人没有水是无法生存。我们需要更多的淡水资源来满足世界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没有水。我们将做些什么呢？我们能生存吗？据说已经在火星上找到了水(Kalmbach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8月1日)。也就是说水在土壤中被发现在火星上。真的很令人兴奋。这表明，人类住在其他行星也可能存在，它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压力有限的资源。
植物从其他星球可能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人们开始试图寻找其他星球上一些植物和归还回地球。有必要为科学家研究植物对其他植物。我们不知道地球上现有的植物可以生存环境的破坏。如你所知，有很多环境问题，如酸雨、土壤酸化和自然灾难。某些种类的植物受到威胁其他星球上的植物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搜索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矿产资源是地球在我们的另一个问题。科学家寻求其他有用的资源，比如石油、铁、煤、木炭和矿物质来自其他行星。我们需要这些资源使我们的地球富有。毕竟，这是不可能的，目前地球上资源可以持续永远。如果天文学的发展好，这意味着我们找到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天文学范文2
Electronic Imaging in
Astronomy
2009
Hardcover
ISBN 9783540765820
Ian S. Mclean著
现代天文学非常依赖于对宇宙中微弱光信号的观测和解释。1970年贝尔实验室首次发表了电荷耦合器件(CCD)的概念,天文学家看到了CCD对天文观测的重要性,于是主动参与或支持专为天文设计的CCD 芯片研制。时至今日,CCD 芯片已经广泛用在天文台上,专业的天文CCD芯片已近乎完美。
本书讲述了近年来在天文观测上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从1970年的CCD到当前超大望远镜时代,内容涉及了整个光谱范围内获得天文图像的主要方法和技术。并使用CCD的发展过程将一系列天文学上的电子成像技术及方法联系起来。
全书共14章,1.天文学中电子成像及其发展历史;2.如何克服大气层影响及自适应光学的应用;3.介绍了天文望远镜以及目前最新的超大天文望远镜技术;4.阐述了天文观测仪在天文发现上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说明分光仪和摄影机的工作原理;5.描述了天文学上观测仪的分类,并介绍了半导体;6.进一步地讲述了天文观测仪的设计和建造。7-8.分别描述了CCD的工作原理和实际运作;9.描述了绝大多数电子成像仪器的校正问题,介绍了平场、信噪比等概念;10.介绍了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接下来几章使用CCD的发展历程把各个波长下的电子成像技术联系了起来;11.红外波长下的电子成像;12.紫外波长、x射线及γ射线波长下的电子成像。13.亚毫米波和无线电波长下的电子成像。14.对未来的天文观测做了展望,描述了新的天文观测仪的应用前景。
本书作者麦克莱恩教授是将电子成像系统应用到先进天文观测仪中的世界性权威专家之一。他1974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工作的十年间他开发了第一个基于CCD成像的分光偏振仪。他在凯克天文台任职的10年间,也多次研制具有开创性的天文仪器。
本书讲述了一系列基本的天文观测技术和方法。使用详细的案例研究重点阐述了摄影机、光谱仪、望远镜等天文观测仪的工作原理和技术。适合光电专业读者及对现代观测天文学感兴趣的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
张永杰,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天文学范文3
《透过哈勃看宇宙之宇宙遗产》《透过哈勃看宇宙之无尽星空》《透过哈勃看宇宙之星之海洋》这一系列是从日本引进的全彩科普图书。本系列以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天体照片为主题，利用人类最尖端的科技，最真实的照片和翔实的文字讲解天文学各个方面的知识，是面向所有天好者的百科全书式资料书。
《大众天文学》由法国天文学家，世界著名科普作家弗拉马里翁所著，被誉为“法国图书馆镇馆之宝”。 作者以文学的笔墨精美的图片，将奇妙的宇宙世界揭示在读者面前。全书共分七篇，分别详细介绍了地球，月亮，太阳，行星世界，彗星
（来源：文章屋网 ）
天文学范文4
在《周易》中，四象是八卦的基础和基本构架。《周易》的四象源自古天文学。
本文通过对四象体系的研究指出，在《周易》的筮法中蕴涵着天地之道，卜筮的过程象征着运用天地之道去寻求《周易》对应卦爻之中所规定的、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本文还指出，作为自然哲学概念，四象是阴阳两种要素对立运动，相互转化，此消彼长而形成的天地万物运行中的四种典型状态。
关键词： 四象、古天文学、四方主星、周易
四象一词的主要出处有二，其一是古天文学，其二是《周易》。在古天文学中，四象的意义比较明确，是指黄道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而在《周易》中，四象一词的内涵则比较丰富，其涉及范围从各种自然现象，到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诸多领域。至于在两者之中的四象来源是否相同，意义是否一致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天文学和《周易》之间的关系。从古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历法是古天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写的《中国天文学史》的观点，远古人类最早的天文活动就是观象授时，这种授时实际上是最为原始和简单的历法，因此，中华民族的古天文学也可以称为古代天文历法。《淮南子?天文训》所云“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从哲学高度上总结了历法在天地之道中的首要和核心作用。如果再从《周易》的角度来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以，它与古天文学一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考证古代天文历法中的四象入手，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以及它在古天文学中的作用，然后再从《周易》的自然哲学高度上来分析四象的意义和内涵，如此，我们将得益匪浅。
一、古天文学中的四象演化过程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四象的记载，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说，最早的是《尚书》、《周礼》、《礼记》、《吴子》和《吕氏春秋》等先秦经典；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甘德、石申的著作(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二书)虽已佚失，但在《汉书?律历志》中的关于二十八宿的数据仍然来自于石氏的著作。[1] 到了西汉时期，在《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中，可以见到有关四象二十八宿的详细记载。另外，就考古实物而言，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据考证可以确定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墓葬）中，发现一件漆箱盖，盖上绘有二十八宿的篆体古代名称，以及斗和龙虎的图案。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M45号墓（又称龙虎墓）中的龙虎蚌塑，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特别是四象和二十八宿，具有重要意义。
四象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跨越若干历史时代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正是在这一体系之中，人们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才能够制定科学历法，从而诞生了古六历——四分历。所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四分历的创立时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最终形成的时代。其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确认了这一点之后，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成就把四象体系的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沿着历史一直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的远古时代。
四象体系演化的四个阶段是：第一、春秋末期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第二、以四仲中星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第三、以西水坡龙虎墓和《周礼》中的四象旌旗为代表的仰韶时代，第四、以创世神话为代表的远古时代。在这四个时代中，从古代记载、传说和考古发现中找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性天象来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以及四象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研究古天文学和《周易》中四象的基本方法。
二、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考证
这里所说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应该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具有完整的四象二十八宿结构，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古代天文参考系，其内容与《史记》和《汉书》中的有关记载基本相同，按照日躔顺序录入如下
东宫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宫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宫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
南宫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第二，通过天文观测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二十八宿的天文数据（距度和去极度）和日月五星的运行数据。这些数据是在制定四分历过程中的一系列大规模天文观测中得到的。所以说，四分历的制定，意味着一个完备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创建完毕。下面将通过四分历的制定时间来确定二十八宿体系最终完成的年代，然后找到这一时代的天象记载，根据这一记载进一步确认当时的年代。
关于古四分历的制定过程，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天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
春秋时代大致是处于从观象授时到制定科学历法的过渡时代，关于这一时期的历法，在《左传》中有两次用圭表测定冬至的记载，分别在鲁僖公五年(B.C.655年)和鲁昭公二十年(B.C.522年)。虽然这种观测的误差可以大到一、二天左右。但是通过长达几十年或数百年的观测资料的积累和平均，误差就会大大降低，得到较为准确的回归年长度，这样就有了建立科学历法的基础。当时测定的回归年长度是 日，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历法就叫做四分历。
另外，人们还发现，12个朔望月的总长度短于一个回归年，所以必须安排闰月。根据王韬、新城新藏等人的工作统计，从鲁宣公时代的B.C.589年以后，已经明确地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2] 这一规律的发现，在历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掌握了这一规律，测定了比较准确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后，历法工作者就进入了科学历法的大门。这样，四分历就诞生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末期。[3]
在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的著作中记载有大量的四分历制定时代的天文历法资料，虽然已经遗失，但在《汉书?天文志》和《汉书?律历志》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些记载。由于西汉时期尚未发现岁差，故在汉武帝时代仍沿用甘、石的天文数据作为制定《太初历》的基准。在《汉书?律历志》中提到的“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就是对于《左传》中的两次测定日南至记载所作的说明。由此可见，关于“冬至牵牛初”的测定数据早在《左传》成书的春秋末期即已确定。另外，在《汉书?天文志》中同时又提到“夏至至于东井，冬至至于牵牛，春秋分日至娄、角”，“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这里的“历数”，指四分历，“三正”则是夏正、殷正和周正。以上这些记载，说明了科学历法创建时代以冬至为岁首，位于牵牛，也即二十八宿中的北宫玄武牛宿。
值得庆幸的是，在《汉书?律历志》中保留了当时的记载，其中有按照周历十二月、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测定的各项详细的天文数据，如表1。本文将确认：它们都是在春秋末期创建四分历时代测定的天文数据，后来记入甘、石著作的。
表1 《汉书?律历志》中的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星表
周正月 星纪： 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牵牛初，冬至；
周二月 玄枵： 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
周三月 娵訾： 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营室十四度，惊蛰；
周四月 降娄： 初奎五度，雨水； 中娄四度，春分；
周五月 大梁： 初胃七度，谷雨； 中昴八度，清明；
周六月 实沈： 初毕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满；
周七月 鹑首： 初井十六度，芒种； 中井三十一度，夏至；
周八月 鹑火： 初柳九度，小暑； 中张三度，大暑；
周九月 鹑尾： 初张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处暑；
周十月 寿星： 初轸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
周十一月 大火： 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周十二月 析木： 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为了确定这一星象年代，最简单而又可靠的方法是从考察其中的四个分至点入手。选择这种方法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春秋末期，古人已经掌握了用圭表测影确定四个分至点位置的方法，精确度较高，它们是确定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的基准；第二，四个分至点的赤经和黄经完全相同，在以下的计算中无须做复杂的黄赤换算。
《汉书?律历志》星表天象的四个分至点分别是：冬至牵牛初、春分娄四度、夏至井三十一度、秋分角十度。现通过理论计算来考证以上分至点天象的年代，计算步骤为：
一、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数据库》[4]中，选取B.C.600、B.C.500和B.C.400年的角、牛、娄、井四宿赤经数据，现归纳列入表2。
表2 角、牛、娄、井四宿赤经数据
角宿 牛宿 娄宿 井宿
B.C.600 168.0239 267.8103 354.6511 57.1223
B.C.500 169.2900 269.2653 355.9097 58.5533
B.C.400 170.5552 270.7211 357.1702 59.9903
二、为了提高考证年代的精确性，把年代的单位由原来的100年分割为10年；用线性内插法计算各年度的赤经，然后，按照星宿和年代记入表3（表中仅列入了从B.C.550年到B.C.440年的11个时间段的110年的数据）中对应的单元格左侧。计算过程从略。
三、在《汉书?律历志》星表中的二十四节气的位置是用入宿度表示的，所以，在考证星表年代时同样要用分至点入宿度来表示分至点位置，其中符合星表天象的数据按照星宿和年代记入表3中对应的单元格右侧的括号内。分至点入宿度的计算方法是
其中分至点赤经是：春分360°、夏至90°、秋分180°和冬至270°，对应距星依次为娄、井、角、牛四宿，代入公式（1）计算后即得到赤经差（古度），舍弃其中的小数部分后的整数就是分至点入宿度。例如，对于冬至点及其距星牛宿有
B.C.520: (270－268.9743)×365.25/360 = 1.0407 ，冬至点入宿度为牛宿1度。
B.C.500: (270－269.2653)×365.25/360 = 0.7454 ，冬至点入宿度为牛宿初度。
B.C.440: (270－270.1388)×365.25/360 = -0.1408 ，冬至点入宿度在斗宿内。
表3 二十八宿建立时代的分至点位置
年代 角宿(秋分点入宿度) 牛宿(冬至点入宿度) 娄宿(春分点入宿度) 井宿(夏至点入宿度)
BC550 168.6570 268.5378 355.2804 (娄4度) 57.8378
BC540 168.7836 268.6833 355.4063 (娄4度) 57.9809
BC530 168.9102 268.8288 355.5321 (娄4度) 58.1240
BC520 169.0368 268.9743 355.6580 (娄4度) 58.2671
BC510 169.1634 (角10度) 269.1198 (牛初度) 355.7838 (娄4度) 58.4102 (井31度)
BC500 169.2900 (角10度) 269.2653 (牛初度) 355.9097 (娄4度) 58.5533 (井31度)
BC490 169.4165 (角10度) 269.4109 (牛初度) 356.0358 (娄4度) 58.6970 (井31度)
BC480 169.5430 (角10度) 269.5565 (牛初度) 356.1618 58.8407 (井31度)
BC470 169.6696 (角10度) 269.7020 (牛初度) 356.2879 58.9844 (井31度)
BC460 169.7961 (角10度) 269.8476 (牛初度) 356.4139 59.1281 (井31度)
BC450 169.9226 (角10度) 269.9932 (牛初度) 356.5400 59.2718 (井31度)
BC440 170.0491 (角10度) 270.1388 356.6660 59.4155 (井31度)
由表3可见，只有在B.C.510～B.C.490年间的四个分至点入宿度与星表天象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推定星表天象出现的时间大约在B.C.500年左右，春秋末年的鲁定公时代，略晚于前文所说的B.C.522年鲁昭公二十年的日南至观测记载。因为此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规律，说明当时的天文观测水准较高，所以理论分析与当时的观测天象完全相符。
从《汉书?律历志》中的星表来看，显然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的完整体系，这是伴随着四分历创建过程中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得到的。所有这些重大的科学数据和发明被记入甘德和石申的著作，以后又被班固用于《汉书》。以上所说的分至点位置、二十八宿距度、日月运行周期和《左传》中的闰月记载、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等一系列天文历法中的伟大成就都来自于这一时代。在这一时代，还产生了孔子、老子和墨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创造的儒家、道家和墨家学派，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百花齐放时期。这是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完整而准确的四宫二十八宿体系的基础之上。这一体系作为天文观测的参考系，为上述科学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同时制定了科学历法和创建了四宫二十八宿的天文观测体系。转贴于 三、五帝时代的四仲中星体系
四仲中星来源于《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昏中星鸟、火、虚、昂分别作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标志，故称以上四宿为四仲中星。
为了研究这一天象，现仍然选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数据库》中的基本数据。过去研究古代星宿位置大都采用岁差方法进行推算，但对于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则可能有较大的误差。本文的方法是，先取B.C.1700年到B.C.2200的五百年间的上述四宿的赤经和赤纬数据，在考虑黄赤交角变化后，把赤经和赤纬换算成黄经（过程从略），有关公式如下
ε=23o27∕08".26－0".4684 t
Sin B = CosεSinα－SinεSinαCosβ
Sin A = (CosεSinαCosβ+SinεSinβ) / Cos B
其中ε为黄赤交角，A为黄经，B为黄纬，α为赤经，β为赤纬。根据以上求得的黄经数据计算出从B.C.2200年到B.C.1700年五百年间的百年平均岁差，如表4。
表4 四仲中星的岁差
房宿 心宿 虚宿 危宿 昂宿 毕宿 星宿 张宿
-1700 α 188.6928 193.7868 272.2147 282.2210 5.917707 16.8509 95.7300 103.0900
β -9.30594 -9.90189 -14.9269 -12.4482 6.791774 4.1031 1.07 -3.07
A 191.6936 196.5510 272.1665 282.1539 8.154889 17.0802 96.20839 104.6115
-2200 α 182.3953 187.4492 265.1991 275.3297 359.6398 10.5422 89.4100 96.9600
β -6.48962 -7.12118 -14.8599 -12.8766 3.974365 1.3586 1.19 -2.58
A 184.8300 189.6858 265.3015 275.2930 1.288928 10.1949 89.36224 97.7652
百年平均岁差 1.37272 1.37304 1.37300 1.37218 1.37312 1.37706 1.36923 1.36926
然后以B.C.2200年黄经数据为起点，向上推算四仲中星的黄经和距度，如表5。
表5 五帝时代的四方主星的黄经距度
房宿跨度（黄经） 虚宿跨度（黄经） 昂宿跨度（黄经） 星宿跨度（黄经）
B.C.2300 183.4573～188.3128 263.9285～273.9208 359.9158～8.8178 87.9930～96.3959
B.C.2400 182.0846～186.9397 262.5555～272.5486 358.5427～7.4407 86.6238～95.0266
B.C.2500 180.7119～185.5667 261.1825～271.1764 357.1696～6.0636 85.2546～93.6573
B.C.2600 179.3392～184.1938 259.8095～269.8042 355.7965～4.6865 83.8854～92.2880
B.C.2700 177.9665～182.8208 258.4365～268.4320 354.4234～3.3094 82.5162～90.9187
由表5可见，从B.C.2700年到B.C.2300年的几乎整个五帝时代，房、虚、昂、星四宿全部位于四个分至点附近，理所当然地作为四方主星，成为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四方基准星宿，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完整配置和对应关系。从这一体系的结构来看，四象对应四宫，每宫七宿，七宿中的第四宿（东宫苍龙房宿、北宫玄武虚宿、西宫白虎昂宿和南宫朱雀星宿）作为基准星宿分别位于各宫几何位置的中央，因此，每宫七宿对于相应的分至点来说是对称的。例如在东宫苍龙中，秋分点房宿位于中央，前后各有三宿（前方角、亢、氐，后方心、尾、箕），相对于房宿形成角对称。原来的苍龙曾经以尾宿为龙尾，增加箕宿的目的就在于保持东宫苍龙的角对称性。经过这样设置之后，从角宿一到斗宿一就成为东宫苍龙的疆域。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则分别对春分点昂宿、夏至点星宿和冬至点虚宿形成同样的角对称性。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四仲中星作为四象二十八宿的基准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甚至唐代僧一行在创建《大衍历》时，也按照这一基准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新唐书?卷二十八》记载有“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虚九度；东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鹑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
东西南北是地面上的方位，用来确定地面上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同样，把二十八宿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是建立天空中的方位，用来确定天空中星宿之间的相对位置。但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看来，星空始终在相对于地面转动，它的东西南北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这样就需要选择一个特定的时刻，在每年的这时，星空中的东西南北与地面上的对应方位互相重合，这一特定时刻就是天地相合的基准。中华民族远祖选定的时刻是五帝时代的春分初昏，此时正值东宫苍龙房宿昏见，四个基准星宿与东西南北的四方正向重合，形成东宫苍龙位于正东、西宫白虎位于正西、南宫朱雀位于正南、北宫玄武位于正北的经典标准形式。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四季、四方、四宫和四仲中星的对应体系，奠定了天空中方位的基础。
三、仰韶时代的龙虎墓和四象旌旗，创世神话
现在要从五帝时代上溯到更为久远的仰韶时代，并最终探索创世神话时期的四象。关于仰韶时代对四象体系的认识，这里将着重探索西水坡龙虎墓和四象旌旗。
濮阳西水坡遗址是本世纪80年代末发现的一处以仰韶文化内涵为主的遗址，在遗址的M45号墓中发现和出土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蚌塑龙虎图案（下简称蚌塑）。蚌塑自发现之日起，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见诸报刊后，更引起世界性的轰动。蚌塑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就有关于古天文中的四象的探索。
在M45号墓中，墓主人的骨架头南足北，骨架的东西两侧分别发现了蚌塑龙虎图案，而在墓主人的脚下（即骨架的北面），则有用蚌塑和两根人胫骨共同组成的北斗图象。
研究认为，蚌塑龙虎应作为星象解释，它们与北斗共同组成了一个天文体系，龙虎分别代表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这一配置与真实星图的位置关系完全相符。因此，M45号墓中的苍龙白虎北斗星图，正是古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为确定时间和生产季节的真实反映，这一星图反映了远古人类观象授时的要求。[5]
与仰韶时代四象有关的，还有《周礼》、《礼记》和《吴子》等先秦文献中的四象旌旗。《吴子?治兵篇》中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礼记?曲礼篇》也有同样论述。这是军旅和礼仪中的四象旌旗。《周礼?考工记?辀人》中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
下面将针对这一记载先做文字解释，然后考证旌旗中天象标志的年代。
这一段辀人记载的精彩之处在于，它记述了国辀的结构是仿照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动和相互位置来设计的，因此，国辀就是按照古代天道观设计的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其中包括有天圆地方、三辰、四象、二十八宿等。辀是古代有轮的车，因其辕木弯曲，两端上翘如舟状，故称之为辀。其中的轸为车厢四壁，呈方形；盖为车上之伞盖，呈圆形；轸盖相合取天圆地方之意。“轮辐三十”象征每月三十日；盖弓是伞盖上的弓形木架，沿圆周排布，象征星辰即周天二十八宿；[6]轮辐与盖弓相合取日月星三辰之意。龙旂、鸟旟、熊旗、龟旐则分别是绘有蛟龙、鸟隼、熊虎和龟蛇四兽图案的旌旗，代表四象，即前文的四象旌旗。四兽图案分别象征二十八宿中的大火、鹑火、伐和营室四宿，简称四兽天象。
在《周礼?春官宗伯?司常》中还有关于九旗的记载：
司常掌九族之物，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折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颂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
其中也提到了四象旌旗。这里记载了周代的旗帜共有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九种，设专职官员“司常”执掌九旗。其中常为王旗，上绘日月龙三辰，象征周王朝的天命所归；而“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则以四兽天象为图案和标志，分别作为诸侯、将帅、六卿和县鄙四个等级官员的旗帜。从而实现了天上的三辰、四象和人世间的天子、百官间的对应。九旗广泛用于各种盛大庆典、祭祀、仪仗和军旅等，辀中用旗乃其中之一。周朝的旗帜由旗杆、縿和斿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縿作为旗帜主体是附于旗杆的直幅，上面绘有象征性的图案，斿是缀于縿侧面的、由若干条状横幅组成的旗帜装饰物。[7]
另外，在《后汉书?舆服志》中谈到辀的历史时说：“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辀，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奚仲职司车正是在夏禹时代，因此，作为四象旌旗中的四兽天象的渊源当然要追溯到夏禹以前的更为久远的年代。
下面来分别考证四象旌旗中的四兽图案及其对应的四兽天象。
首先是龙旂。关于“龙旂九斿，以象大火”，大火即苍龙，九斿则为尾宿九星，故龙旂象征东方苍龙，以尾宿为标志，作为东方主星。
其次是熊旗。关于“熊旗六斿，以象伐”，熊旗即前文的“熊虎为旗”，后世按《史记?天官书》称西宫为白虎。最初的白虎或熊虎天象，由参觜二宿组成，觜宿为头，参宿的内三星为体，外四星为肩股，后来逐步演化为西宫白虎七宿。至于六斿，则如郑玄注：“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六星是白虎的臀尾。由此可见，熊旗象征西方白虎，以觜参为标志，作为西方主星。
第三是龟旐。关于“龟蛇四斿，以象营室”，郑玄注云：“龟蛇为旐，县鄙之所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室壁四星作为龟的四足形成龟旐的四斿。《石氏星经》称：“室名营室”，又称“室名玄冥”。[8]《礼记?月令》称冬季之神为玄冥”。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中称：“营室水也，玄冥水神也，故又云水方正而作”。所以，最初的北宫玄武就是营室，为玄冥水神，后来才逐步演化为北宫玄武七宿。这一过程与西宫白虎相似。故龟旐象征北方玄武，以营室为标志，作为北方主星。
现在已经确认了四象旌旗中的龙旂、熊旗和龟旐分别作为东方主星尾宿、西方主星觜参和北方主星营室的标志，下面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一星象的年代。根据岁差理论，可以大致估计到该星象在五帝时代以前的数千年。现暂时追加翼宿为南方主星，用表5相同的方法，计算尾、室、参、翼四宿的黄经和距度，编制成表6。计算过程从略。
表6 仰韶文化时代四方主星的黄经距度
尾宿跨度（黄经） 室宿跨度（黄经） 参宿跨度（黄经） 翼宿跨度（黄经）
B.C.3000 187.1150－202.2086 284.5420－300.1846 11.7567－26.0925 105.5298－121.9902
B.C.3500 180.2590－195.3493 277.6918－293.3326 4.8765－19.2151 98.7589－115.1622
B.C.4000 173.4031－188.4900 270.8416－286.4806 357.9964－12.3377 91.9879－108.3342
B.C.4500 166.0150－181.3080 263.9914－279.6286 351.1163－5.4603 85.2170－101.5063
B.C.5000 159.6911－174.7733 257.1412－272.7766 344.2362－358.5829 78.4461－94.6783
由表6可见，在B.C.4500～B.C.4000年左右，尾、室、参、翼四宿正好分别位于秋分、冬至、春分和夏至四个分至点上。并且还可以看到，这一年代同时也正是距今六千多年以前的西水坡M45号墓中的龙虎天象时代。所以可以推测，尾、室、参、翼四宿作为四方主星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六千多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代。
综上所述，既然四兽天象中的大火、觜参和营室分别位于仰韶时代的秋分、春分和冬至点，那么完全可以合理地设想鸟宿应该位于夏至点翼宿。
现在来研究鸟旟，以便验证这一设想。关于“鸟旟七斿，以象鹑火”，其中“鹑火”是十二次中的一次，要考证鹑火，首先要研究十二次。从《汉书?律历志》可知，十二次是依照次初为节，次中为气的原则，用二十四节气把黄赤道附近的天空等分为十二个区域。其中四个分至点即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分别位于降娄、鹑首、寿星和星纪的中点。在四分历的创建过程中，冬至牵牛初作为历元，同时也是十二次的起点，因此，牵牛初就成为十二次之首的星纪的中点。
但是，分至点是受到岁差影响的，所以，十二次和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将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岁差造成的春分点的移动速度是每隔大约71.6年向西移动1度，每隔2148年左右移动30度，正好是十二次中的一次。如前所述，《汉书?律历志》中的星表天象年代在春秋末年的B.C.500年左右，在这一年代中，翼十五度位于处暑（黄经150°），是鹑尾的中央星宿。按照岁差理论推算，在此2148年以前的B.C.2650年前后，翼十五度位于大暑（黄经120°），是鹑火的中央星宿。由于翼宿距度为18度，在B.C.3000—B.C.1900年的一千多年间，大暑都在翼宿之内，这一历史时期囊括了整个五帝时代直到夏朝中期，翼宿一直保持鹑火中央星宿的地位。而在此4296年以前的B.C.4800年前后，翼十五度位于夏至（黄经90°）。由表6不难推算得出，大约在B.C.5300—B.C.4200年间夏至点都在翼宿内，这正是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代，也就是西水坡龙虎墓时代。这时的觜参、翼宿、大火和营室正好位于四个分至点上，成为四方主星。
由此可见，“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中的鹑火应指翼宿，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龙旂、熊旗、鸟旟和龟旐建立在同一时代，它们都以世代相传的远古时代的四兽天象作为建立旌旗图案的依据。既然龙、熊、龟分别作为仰韶时代的东、西、北三方主星，鸟旟理所当然地应取当时的南方主星翼宿作为标志和象征。
第二，翼宿本身的形状非常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隼。由图1的翼宿明晰图可见，1、2、3、4为鸟体，5为鸟首，6为鸟尾，7、15为两足，8—14，16—22分别为左右两翼。每翼由七宿组成，象征“鸟旟七斿”。鹑为雕类猛禽，《诗经?小雅》中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南宫朱雀以翼宿似鸟而得名，这与西宫白虎以参觜似虎而得名的设想完全一致。
第三，“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按汉陆贾《新语?道基》的记载，在大禹治水时奚仲“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帧，以代人力”。此时的翼宿即为鹑火主星，故翼宿应称为鹑火。
由于岁差的原因，作为十二次的“大火”的对应星宿就曾经有过变化。在《汉书?律历志》中确定的十二次和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中大火为“氐、房、心”。而在《尔雅?释天》中的记载则为“房、心、尾”。“鹑火”和“大火”一样，其对应星宿也应该发生变化。在《汉书?律历志》中，鹑火对应“柳、星、张”，而在远古时代则应对应“张、翼、轸”。另外，尽管十二次作为一个体系未必创始得那样早，但这并不妨碍鹑火、大火等天区名称出现于十二次建立之前，就像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宿早在该体系建立之前就已经广为人们应用一样。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四方主星的概念出现在仰韶时代的话，那么在西水坡龙虎墓中为什么只出现了象征东西两宫的龙虎蚌塑，而没有南北两宫呢？这能否说明当时的人类只认识四宫中的东西两宫，而不认识南北两宫呢？这一问题值得探索。
在仰韶时代，每当春分季节来临之时，伴随着东方地平线上的大火昏见，在南中天同时呈现翼宿昏中的天象。同样，在秋分前后有参宿昏见和室宿昏中天象同时出现。同样，在夏至前后有室宿昏见，大火昏中，标志着炎夏季节即将来临；冬至前后则有翼宿昏见，参宿昏中，预示着人类将面临着寒风凛冽、大雪粉飞、江河结冻、鸟兽潜踪的严冬，只能停止一切户外活动，在山洞或房屋中躲避寒冷和风雪。早在农业社会来临之前的仰韶时代早期，远古人类的渔猎、放牧、采集野果等生产活动就都与寒暑乃至四季有关，所以他们很早就应该认识到寒暑变化与相应的各种天象之间的关系，以便安排人类自身的生活和有关活动，否则，就难以做到适者生存。特别是冬天，人类必须事先建造或修缮好房屋，贮备大量越冬用的食物和燃料。从不久前发现的天水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5000年的村落和房屋群来看，早在仰韶时代以前，古人类就已经能够建造房屋，在仰韶时代甚至已经能够用木材和原始的混凝土来建造大型聚会用的、具有原始宫殿规模的建筑物。[9]可以设想，在仰韶时代早期乃至更早，虽然远古人类可能有了四季的概念，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寒暑，通过观象授时预知寒暑的来临；其次才是春秋。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农业上升为人类的第一需要，成为第一“职业”，只是在这时，春秋的概念才开始变得比寒暑更为重要，龙虎天象的授时作用才更为人们注意，并最终导致对龙虎天象的崇拜。
从表6中可以看到，早在公元前五千年（距今七千年前）乃至更早，室宿和翼宿就分别处在冬至和夏至点附近，过了许多年之后，参宿和大火才分别进入春分和秋分点，成为春秋的授时星象，只是在这时，火、参、翼、室四宿才全部进入四方主星的位置。换句话说，夏至室宿昏见和冬至翼宿昏见的天象早在农业社会的龙虎天象以前就已经形成，并一直延续到龙虎天象时代。正因为如此，在仰韶文化早期，人们完全有可能首先重视南北两宫，然后逐步建立四方主星的概念，从而形成四宫的原始体系。
四象又称四兽、四灵。四兽显然来源于四兽天象，而四灵则是由于对四兽的崇拜而神灵化的结果。由于在仰韶时代的早期，四兽天象正好位于四方主星的位置，由此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四兽和四灵作为民族的图腾崇拜在仰韶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这一时代，早于仰韶时代的龙虎墓年代。
仰韶时代秋分日躔尾宿，五帝时代日躔房宿，由于大火遍历房、心、尾三宿，以致苍龙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作为授时星象存在，因此，仰韶时代的四兽天象和五帝时代的四仲中星两种古代著名天象都以传说的方式，融合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岁月，流传并能够影响到久远的后世。如果我们继续追溯的话，可以达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创世神话。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记载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中有：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然，老四叫墨干。[10]
四神就是四宫，老大青干是青龙（又称苍龙），老二朱四单是朱雀，老三白大然是白虎，老四墨干是玄武（玄和墨都是黑色）。这就是说，后世的四宫的命名中保留了创世神话中的四种颜色，这说明了远在上古传说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对四象的基本认识，后世的四宫来源于上古时代的传说。 四、四象体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综述
以上论述了古天文中的四象，不难看出，古人类对四象的认识来源于对春夏秋冬四季和东西南北四方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是，最初，通过人类自身感官去认识一年中的寒暑和感受四季；然后，通过四方主星的昏见和昏中来认识四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单认识，于是发展到在四方主星的基础上建立四宫二十八宿体系，进一步认识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由此可见，对四象的认识实质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在对时间的认识上，人类不仅限于认识一年四季和二十四节气，而且还有对日和月的认识。例如，在古人类对日的认识中，通过对太阳升落时间的认识，把一天区分为昼、夜、晨、昏四辰。 在对月的认识中，通过对月亮圆缺的认识，把一月区分为望日、上弦、朔日、下弦四月相。这样就完成了对年、月、日、时的总体认识，奠定了历法的基础。
关于对空间的认识，人们通过日升日落的位置把地面大致区分为东、西、南、北四方。四方的建立首先在于选择基准，即以日出为东，日落为西，东西之中轴为南北。但是，日出和日落的方向是随季节而变化的，由春分到夏至期间的日出位置逐渐向北偏移，到夏至移至最北，由夏至到秋分则重新返回；由秋分到冬至期间的日出位置逐渐向南偏移，到冬至移至最南，由冬至到春分则重新返回。其中以春分和秋分时刻的日出位置居于这一移动范围的正中，是最为理想的基准。此时恰值春分苍龙昏见正东，秋分白虎昏见正东，并且由于此时人类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突出了春分和秋分的作用。因此，虽然对东西南北的初步认识可能更早，但选定春分和秋分的日出位置作为正东，作为四方的基准，最有可能在农业社会的时代形成。
四方基准的确定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北极星。古人类很早就认识了北极星的作用，以此作为确定正北的基准。同时也认识到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的运行可以作为四季的授时星象。从前文所说的仰韶时代龙虎墓中的星象体系配置来看，墓主人头南足北，龙虎斗分列东西北三方，显然仰韶时代的远古人类已经有了这一认识。
只有建立了四方的基准，才能够确认四方。只有正确地确定四方，才能认识四方主星。由于四季是由四方主星的昏见和昏中确定的，所以，四方和四辰是认识四方主星和四季的前提和基础。这样一来，人类对四辰、四方、四季、四方主星和四月相的认识共同构成了四象体系的基础，于是，古代的四象体系可以综合表示如下：
春——东——主星苍龙（仰韶：尾宿，五帝：房宿）——上弦——卯（朝）；
夏——南——主星朱雀（仰韶：翼宿，五帝：星宿）——望日——午（昼）；
秋——西——主星白虎（仰韶：参宿，五帝：昂宿）——下弦——酉（夕）；
冬——北——主星玄武（仰韶：营室，五帝：虚宿）——朔日——子（夜）。
由此可见，古代的四象体系是一个综合时间和空间，包容天地的时空体系。所有这一切至少在仰韶时代已经完成。最初的时空体系非常简单，每一个时间单元或空间单元用四个要素来表示：一年分为四季，一月分为四月相，一日分为四辰，大地分为四方，天空以四方主星标志四宫。这样的时空体系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四象体系。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四要素逐渐演化为四个基准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组四要素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分至点，及其对应的四方主星。二分二至与四方主星的结合，建立了融天地为一体的四个时空点，形成了古代人类“观天法地”的基准，正是在此基准之上才有可能完成四象二十八宿体系——古代天文观测参考系。
本文以四方主星为主线，考察了这一参考系的演化过程。第一代四方主星是仰韶时代的尾、翼、参、室四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星宿被人们崇拜为神灵，神化为图腾。第二代四方主星是五帝时代的房、星、昂、虚四宿，它被后世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家作为四宫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基准和天文观测基准。第三代四方主星是春秋末期的角、井、娄、牛四宿，它们是建立科学历法的的基准。由此可见，四象最初作为原始的时空体系和天文观测基准，后来演化为四宫二十八宿体系，同时它又是中华民族的神灵和图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已经融入到各个学术领域：政治、历史、宗教、军事、天文、地理、人文、神学等。在漫漫的万千年中，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始终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四象体系不仅是天文观测的基准，而且是八卦的基础和基本构架。中华民族的先祖通过对四象的认识，创造了八卦和六十四卦。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没有四象体系，就没有八卦，就没有《易经》。《易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其根源在于中华古人类对于四象的认识。
五、《周易》的筮法蕴涵着天地之道
现在来探索《周易》中的四象。正是《周易》，把四象等古天文学中的科学概念总结并上升到哲学高度，从而建立了《周易》的世界观——天道观，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在《易传?系辞》中提到四象的有以下两处：
第一，在《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通常简称为“四句”。对“四句”的解释有两种主要观点，其一认为，这是孔子总结的、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和演化过程的总体认识，是“周易的世界模式”，或者说“宇宙生成论”；其二认为是对画卦和筮法的说明。[11]
第二，在《易传?系辞上》第九章有一段关于筮法的论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阐述了易经筮法和古天文历法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四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分别以汉朝的象数易学和宋朝的义理易学为代表。在汉朝的象数易学中把四象解释为四时，两汉诸多学者，乃至晋韩康伯、唐孔颖达、李鼎祚、北宋张载等都宗此说。例如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系辞上》中有“虞翻曰：四象，四时也”。在《周易正义?系辞上》中孔颖达疏云：“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以象四时。”北宋张载在《横渠易说》中云：“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今人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四象，四时也。四时各有其象，故谓之四象”。由此可见，“四句”中之四象与筮法中之“四”同义，皆指春、夏、秋、冬四时。
宋朝的义理易学观点以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为代表，清代毛奇龄、李塨等人赞同此说。这一学派从义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四象，在朱熹的《朱文公易说》中有：“四象是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老阳是九，老阴是六，少阳是七，少阴是八”。今人朱伯昆先生的《易学哲学史》、金景芳和吕绍纲先生的《周易全解》、刘大钧和林忠军先生的《周易传文白话解（系辞上）》等也持此种观点。
由于对四象的解释有以上不同，所以对“四句”的认识也随之而异。但有人认为可以把这些不同观点统一起来，张其成先生在其所著《易学大辞典》中指出，近人尚秉和综合旧说，认为“四象即四时，春少阳，夏老阳，秋少阴，冬老阴也。老阳、老阴即九、六，少阳、少阴即七、八。故四象定则八卦自生。”尚、张两位先生的认识值得深入探讨。
在《易传?系辞上》的两段关于四象的论述中，“四句”的意义隐晦而艰深，筮法的论述则相对便于理解，所以，现在从分析筮法出发来研究四象，然后再进一步探索四象的意义，以及《周易》中的四象和古天文学中的四象之间的关系。
在筮法的一段论述中出现了一、 二、三、四、五共五个数字，这些数字是某种事物、概念或规律的标志和象征，破译筮法的关键就在于对这五个数字予以合理的解释。其中“四”和“五”的意义非常明确：关于“四”，原文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故“四”象征四时；关于“五”，原文是“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故“五”象征闰法或置闰规则。“四”和“五”都属于天文历法中的基本概念。如果考虑到“四”和“五”的产生，是由于卜筮过程中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和“挂一以象三”的三个卜筮程序演算形成的必然结果，再考虑到这一章节在理论上的逻辑性和筮法上的连贯性，只有把其中的全部数字用天文历法的有关知识来解释，才能切合《系辞》作者的本意。按照这一基本认识，可以对筮法一段作如下解释：
“一”为太一（指北辰），“二”为两仪（指阴阳、天地、经星和纬星），“三”为日月星三辰，“四”为春夏秋冬四时，“五”为闰法。
下面可以对这一论述作进一步破译。筮法中去一不用，即所谓“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象征北辰居中不动，作为天地之中。四十九根蓍草“分而为二”，象征万物分为阴阳，宇宙分为天地，日月星辰分为经星和纬星（古称恒星为经星，日月和五大行星为纬星），这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基本认识。“挂一以象三”，象征天地之间有日月星三辰，其中“日月”者，日月五星也，“星”者，二十八宿也，古代通过观测日月相对于四宫二十八宿体系的运行来制定历法，标示着古代天文观测体系和观测方法的建立。“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通过天文观测确定四时、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也。“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者，通过天文观测确定日月运行周期，以定闰法也。由此可见，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字，完整地表示了古人对宇宙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建立的天文观测体系和制定历法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自然哲学观，简称为天地之道。由此可见，《周易》筮法的每一个程序都与古天文历法息息相关，蓍草之分、揲、挂、扐对应着天地万物的各种存在和运动之象，所以说，在《周易》的筮法中蕴涵着天地之道，或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淮南子?天文训》所云“律历之数，天地之道”，《系辞》所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其义均在此也。
在三易之中，《周易》之所以不同于《连山》、《归藏》者，就在于《周易》不仅为卜筮之书，而且为哲学之书；在于《周易》从哲学的高度上，总结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精髓，归纳并上升为天地之道，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筮法是卜筮的总纲。筮法决定卜筮的结果，决定卜筮的灵验与否，所以，《周易》的关键在于筮法。因为筮法蕴涵着天地之道，而卦爻代表万事万物，所以说，卜筮的过程就象征着运用天地之道去寻求《周易》对应卦爻之中规定的、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惟筮法合于天地之道，易经才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才能“配天地”、“配四时”、“配日月”，才能与天地准，而“弥纶天地之道”。在后世诸多历史朝代制定历法时，都以易经理论为依据，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史籍中都尊此法，其原因就在于此。古往今来有许多人相信，正因为《周易》符合天地之道，所以通过卜筮可以窥测天机，从而实现天地与人事之间的沟通。《周易》之所以能够预测未来，其原因就在于此。
六、四象的自然哲学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周易》中的天地之道来源于古代天文历法，所以《周易》中的四象和古天文历法中的四象两者同出一源。有了这一基本认识，下面就可以着手分析汉代象数易学和宋代义理易学的观点异同。
事实上，汉代象数易学着重阐述四象的象数意义，是从认识自然和创建历法的角度来理解四象。而宋代义理易学，则更多的是从卜筮和哲理的角度来理解四象。虽然两者的认识角度有异，但其源头相同，因此，只要把象数易学的认识上升到自然哲学的高度上来理解，就完全可以把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认识统一起来。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从阴阳学说的观点来看，四象是阴阳两种要素对立运动，相互转化，此消彼长而形成的天地万物运行中的四种状态。这一观点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来源于天地之道。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诸如日月运行、昼夜交替、寒来暑往、草木枯荣等各种自然现象的运行规律都可以归结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状态。这四种状态就称为四象。
在阴阳学说中，阴阳是决定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要素，在这两种要素中，阳为天、为白昼、为经星，又指向日、温暖和明亮等，阴为地、为黑夜、为纬星，又指背日、寒冷和阴暗等，正是阴阳的交替运行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天地运行根本规律，左右着宇宙万物的生存和发展。在宋代的义理易学中，四象为老阳、少阳、老阴和少阴。所谓老阳，是指阴消阳长达到极点的状态；所谓老阴，是指阳消阴长达到极点的状态；在由老阴向老阳转化的阴消阳长过程中达到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阳；在由老阳向老阴转化的阳消阴长过程中达到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阴。这是《系辞》作者从哲学高度上总结和抽象出来的对自然现象演化规律的总体认识。
下面来分别讨论几种主要自然现象中的四象。
就四季而言，以日出位置和昼夜长度论阴阳，冬至日出位置在最南，故曰日南至，其日白昼最短，谓之老阴；夏至日出位置在最北，故曰日北至，其日白昼最长，谓之老阳；春分日出位置在正东，昼夜相等，处于由老阴（冬至）向老阳（夏至）转化的阴消阳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阳；秋分日出位置也在正东，昼夜相等，处于由老阳（夏至）向老阴（冬至）转化的阳消阴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阴。
就昼夜而言，以太阳位置和日照强度论阴阳，子夜（子正）太阳在正北，无日照，故为老阴；正午（午正）太阳在正南，日照最强，故为老阳；平旦（卯正）为日出，处于由老阴（子正）向老阳（午正）转化的阴消阳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阳；黄昏（酉正）为日落，处于由老阳（午正）向老阴（子正）转化的阳消阴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阴。
就月相而言，以月亮圆缺论阴阳，朔日不见月，为老阴；望日满月，为老阳；上弦见半月，处于由老阴（朔日）向老阳（望日）转化的阴消阳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阳；下弦也见半月，处于由老阳（望日）向老阴（朔日）转化的阳消阴长过程中的阴阳平衡状态，谓之少阴。
就四方而言，阴阳取决于太阳的位置，太阳在子夜、正午、平旦、黄昏分别位于北、南、东、西，故北为老阴，南为老阳，东为少阳，西为少阴。
就四宫而言，以春分黄昏时天地相合为基准，北宫为老阴，南宫为老阳，东宫为少阳，西宫为少阴。另外，以太阳日躔四方主星定春夏秋冬，日躔北方主星为冬，为老阴；日躔南方主星为夏，为老阳；日躔东方主星为秋，为少阴；日躔西方主星为春，为少阳。
就万物而言，以寒暑和日照论阴阳。故以植物初生为春，为少阳；以盛长为夏，为老阳；以结实为秋，为少阴；以枯衰为冬，为老阴。
由此可见，世上万物在阴阳两要素的作用下，由于阴阳的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产生了四种典型状态，这一演化过程就是“四句”中所说的“两仪生四象”。《系辞》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可以表示万物的基本运行规律。
《周易》中的若干重要哲学思想都来自于这一基本认识。在阴阳两要素的对立斗争中，达到老阴，必然向少阳转化，故曰“冬至一阳生”；达到老阳，必然向少阴转化，故曰“夏至一阴生”。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福者，祸之所倚；祸者，福之所伏”、“否极泰来”、“亢龙有悔”、“易穷则变”都寓于这一深刻的哲理之中。
鉴于以上种种，笔者认为，四象一词是一个寓自然与哲理，寓历史与文化的多层次的、博大精深的普适性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周易》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周易》符号体系中的基本要素，成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基本构架，成为衍生万物的基础。《周易》之所以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不可无四象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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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范文5
这件金嵌珍珠天球仪是故宫院藏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金质天球仪。仪器通高83厘米，总重5201千克，金质天球外壳直径30.7厘米，由底座、支架、子午圈、地平圈、赤道圈和球体组成。天球从中腰分为互相嵌合的两个半球，两个半球的嵌合处就是天赤道。天球的两端中心为南北天极，两极贯以钢轴，轴固定在球外的子午圈上。镂刻的十二时辰圈，以北极轴端为中心，也固定在子午圈上。球外的子午圈，直径36.7厘米，珐琅质，一面篆书360度，即每隔10度用文字标出（图二）。架上平放的是金地平圈，与子午圈十字形嵌合，两端落在龙形支架的凹槽中。极轴与地平圈的相交角度是京师北极高度39度55分的倾斜度，赤道与黄道约以23度角相交，相交点为春分、秋分两个节气。
天球表面以阴刻及珍珠镶嵌的方式布列星图。在球体的南天极附近，有三个刻有太极纹的金盖（图三），打开金盖，则可看到隐藏在里面的钥匙孔，可插入钥匙上发条。据研究发现，这件天球仪还同时可以奏乐和报时。钟的机芯就放置在金球壳内，有走时、奏乐、报时三组发条盒和塔轮、链条组成的动力源，上弦轴就贴近南极这三个圆洞，三组动力源各自带动齿轮传动。上弦后，球体转动，报时报刻，并逢报中午及子夜12时和晨昏6时之际开始奏乐，一天四次。所以，这架天球仪还同时是一件相当珍贵的天文钟。
支架下面是天球仪的底座，座上立支架，呈九龙盘绕式，中间一条升龙做中心支柱，周围各缠绕八条姿态各异的升龙和降龙。龙身由金片錾刻而成，眼睛则以镶嵌的蓝宝石表示（图四）；龙旁边的金质云形上则运用了“点翠”的特殊工艺，但有一些点翠已脱落。龙架下方凸起的是金色海水，正中心内有一珐琅质盘，内有一指南针（图五）。支架下底座为铜胎蓝地花卉纹掐丝珐琅托盘，底盘直径44厘米，盘上有东、南、西、北四字，以固定天球仪的摆放位置；托盘束腰，并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沟壑，是用来盛水以测定水平的；最下方为四个兽首形足，都有调节高低的螺丝，可以调整天球仪的水平位置。
这件天球仪大约在1770年左右由清官造办处制作完成，距今已有二百五十余年。天球仪上阴刻星象节候，以珍珠镶嵌代表恒星。星象图内出现了三垣、二十八宿，三百多个星座，约1330颗星。仔细观察这件天球仪，笔者发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现象。
其一，天球表面布列有大小不一的珍珠，每颗珍珠都代表天上的恒星。恒星的亮度以珍珠的大小来表示，基本分六等，即在天球仪上的珍珠越大，它所表示的星就越亮；相反，珍珠越小，就表示当时看到的星星越暗。例如，织女、大角、天狼星、轩辕等亮星，都用最大的珍珠表示出来，这种方法和现代星图上表示星等的方法（用较大的圆斑）几乎如出一辙（图六），其星等的划分，也基本相似于我们现代的天文学观测。
但是，也有的星星现在看来存在一些误差，例如大家熟知的牛郎星，即河鼓二，民间所说的“扁担星”，其两旁的两颗星本应比河鼓二暗，按正常表示方法应该用小一些的珍珠，但是却用了与河鼓二同样大小的珍珠（图七）。再有，北斗七星的亮度本来有着明显的不同，可是在天球仪上表示它们的珍珠却大小相等。以上这些星等上的误差可能是工匠的无意之举，或者是因为关于这些星星的传说较多而使工匠误认为就是亮星。
而有些星等表示的误差可能就是有意为之了。比如，“五帝座一”的中心星为狮子座的β星，但在天球仪上，它用的珍珠明显比狮子座的α星，即轩辕十四还要大（图八）；相似的情况还有“帝座”那颗星是武仙座α星，只有2-3等左右，而它用的珍珠却跟一等的大角星一样大。可能因为这是专供宫内的器物，设计者刻意把表示帝王的星加大了一些，以显示帝王的至高至尊。
总的来说，天球仪在星等的制作上，虽然少数几颗星遵从了皇家的威严，但是大多数星等的划分制作，是按照当时的自然观察而来的，对考察二百多年前的星象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
其二，在天球仪上突出表示了古代中国人对天区的划分，即中国古代的星座系统，三垣二十八宿。三垣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自西向东排列，与日、月视运动的方向相同，有东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以珍珠表示的星星，绝大部分用线连起来，成为一个星宿（图九）。星座连线的方法在中国古老的星图中早已出现，这样就可以使属于同一星宿的恒星一目了然，十分清楚，如女宿、危宿、奎宿、参宿等。
其三，天球仪北半球标出的，几乎全是中国星座的名称，如轩辕、北斗等，而南半球的一些星座很多是在北半球的中国观测不到的，所以就更多地引用了西方传来的星座名称，比如“孔雀”（图十）、“蜜蜂”等。孔雀座的名称大约出现于17世纪初期，所以这个天球仪的设计是吸收了当时世界上较新的观测成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其四，天球仪上标注恒星的名字是有选择性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恒星，天球仪上只标示出它们所在的星宿或星座的名字。全部二十八星宿（尾宿、心宿、房宿、氐宿、亢宿、角宿、轸宿、翼宿、张宿、星宿、柳宿、鬼宿、井宿、参宿、觜宿、毕宿、昴宿、胃宿、娄宿、奎宿、壁宿、室宿、危宿、虚宿、女宿、牛宿、斗宿、箕宿）的分布位置都标注出来，但其中井宿是以东井的名称出现的。此外，还标出了大部分星座的名字，如天钩、天津、天厨、天牢、天狗、天大将军等，这些是一组多星，只标注一个主体名字。但是，对于一些著名的星座，则将其包含的恒星名称全部标出，比如北斗，将其组成的七颗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全都标了出来。
其五，北斗中的“开阳”，本是双星，古人并不是把它当作双星来看，而是将开阳作为主星，另一颗星作为辅星来表示。这种现象早在山东嘉祥武氏墓祠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帝车星象图上就有表示，在那张图上一个小羽人手擎一颗辅星，飞翔于开阳星旁（图十一），以后历代的星图均以辅星放在开阳星旁，说明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开阳是双星的现象。但是，在这个天球仪上，却没有把那颗辅星标出来，可能是工匠的疏忽，或是故意简略掉了。
其六，天球球面上标有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5.2厘米，但这二十四节气之间的距离并不相等，如小雪到大雪的距离大于冬至到大雪的距离。其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七，只要仔细观察，还会在天球仪上看到银河。和现在星图上的银河相比，这条银河相对细一点，而且它在天球仪上也不易被发现，因为是用一种特殊的金工艺方法表示，即在球体表面细细地錾刻出一条浅浅的小孔带，没有旁边抛光亮，像是磨砂了一般。所以这条银河看上去比球体的其他部分暗一些，不注意观察很难发现。没有忘记表示出银河，这显示了设计者的科学与严谨精神。
其八，天球仪上还标有一些经线，它们从北纬54度到南纬53度，共计28条，有趣的是，在每一条经线上都能找到一个星宿（图十二）。也许这是为了方便寻找星宿才刻上去的。一般情况下，经线多压在星宿的距星上，如房宿、心宿、尾宿等。可是在这个天球仪上，和以前的星图对比，压住距星的经线却少得多，有不少应该压上距星的经线却没有压上，其中有许多条和那颗距星相距很近，但有偏差，如氐宿、奎宿等（图十三）。
天文学范文6
如果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一定尽力探索宇宙中各个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运行轨迹，发现更多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星系。
而过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尽力阻止其他行星和可怕的黑洞接近地球，让地球上的动植物以及我们人类继续在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上好好的生存下去。
如果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去解开黑洞的神秘面纱，解开白洞是否存在的谜题。
我国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去探索宇宙大爆炸前后到底有哪些差异？
我梦想着有一天，我走入天文台，走到一个巨大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前，时刻关注着宇宙中的天体运动，关注着这些天体是否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等待着新天体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