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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货币范文1
为全面贯彻落实区委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根据文件《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比学赶超、创先争优”主题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决定在平江新城开展“比学赶超、创先争优”主题活动，以激励新城全体工作人员比学赶超、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推进新城各项工作实现新跨越，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四区四高地”的奋斗目标，严格按照“规划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效率、项目高品质、管理高水平”的要求，通过学先进、找差距，深剖析、寻根源，树目标、明措施，充分激发新城全体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平江新城开发建设。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活动，最大限度地增强平江新城上下的“创先争优意识”、“加快发展意识”、“攻坚克难意识”、“主动担当意识”和“服务群众意识”等五种意识，激活新城全体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激情，营造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增强服务发展的本领，树立服务基层的意识，实现“比学赶超、激发活力、创先争优、推动发展”的目标。
三、活动阶段与主要内容
本次“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活动时间为：2014年7月19日——8月中旬。共分四个阶段工作内容。
（一）积极动员、选树标杆（7月19日—7月28日）
召开新城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区委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动员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活动。在此基础上，在上级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选树标杆，组织学习先进典型“中国好人”、桃花坞街道工疗站站长王良玉立足自身岗位、甘于奉献的爱岗敬业精神，认真学习昆山迅速崛起，走出了一条“昆山之路”。号召各部门、各工作人员以先进事迹、先进单位为标杆，提升思想境界，进一步激发平江新城全体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激情，增强赶超跨越的智慧，提升攻坚克难的能力，全面推动新城工作取得新突破。
（二）寻找差距，排查问题（7月29日—8月7日）
1.对照标杆，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征求群众、企业等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走访了解企业现状及遇到的困难，为企业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2.各部门召开“比学赶超、创先争优”主题座谈会，新城领导班子挂钩参加各部门的主题座谈会，部门、个人分别深入剖析、排查差距。单位、部门、个人三级均需结合工作实际，对照所定的标杆，提出1-2条主要的符合实际的差距和不足，并根据自身情况，初步拟定下一步相应的措施和整改计划。
3.党工委领导班子要结合区委一届二次全委会精神，确立“比学赶超、创先争优”主题，在比学标杆的基础上，召开民主生活会，全面剖析自身工作以及思想、作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查找不足，提出整改措施，明确发展方向，落实具体责任。
（三）高点定位，创新举措（8月8日—8月14日）
新城党工委牵头，各部门在深入查找、认真梳理的基础上，以赶超标杆为目标，高点定位，对影响本单位、本部门跨越发展的重大问题，逐个进行深入研究，在新城范围开展大讨论活动，通过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方式，谋划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举措。
（四）深度总结，促进提升（8月15日—8月21日）
根据活动总体安排，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及时总结“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及时总结，要将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提炼、固化为制度，形成有效防范和纠正干部作风、机关效能问题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年终由新城党政办牵头，督查“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活动成果，比对《差距排查与整改承诺书》开展“回头看”。
四、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把开展“比学赶超、创先争优”主题活动作为推进新城实现跨越发展和全年工作任务的有效抓手，切实加强领导，精心计划部署，确保把这项活动抓实、抓好。新城党政办将加大对各阶段活动开展和推进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重点督查查找的问题准不准、提出的整改措施实不实，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朝鲜货币范文2
[摘 要]近年来的西方中国学研究纷纷致力于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中心论等视角来瓦解从前居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视角，目前又流行互动比较的视角，而且偏爱比较晚明前清与同时期欧洲的关系，但比较中总是忽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美国学者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一书所作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即存在这种不足，并且这种状况在西方学者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The Trap of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Some Notes on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Key Words： comparative research; early modern; Laura Hostetler; QingColonial Enterpri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 is trying to disintegrate the once dominant Western-centered approach by us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such as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he intercomparable approach is a new fashion. But when Western scholars are practicing such intercomparisons， they often ignore th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uses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as an instance to explore these common defects in Western comparative researche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 and tries to provide some ideas on proper intercomparison.
一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向以其变化多端令国内同行应接不暇，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劳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2001)一书是这股新潮流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泄露出西方学界的中西比较研究之重大不足。《清朝殖民地事业》力图把清代前期表现为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个扩张性帝国主义政权，这一观点通过分析清朝政府如何使用地图和人种志实现其殖民野心而呈现，尤以对人种志的分析为主，而所谓人种志在这里就是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描述少数民族的那部分。把17—18世纪的清朝描绘成与各欧洲强国处于同样历史进程中的政权，并且把原本通常用于19～20世纪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分析用于一两百年前的清代中国。此主张与我们多年来的习惯看法相悖，令人好奇心陡然而起，而作者也宣称她力图通过此书展现有关历史编纂学的新设想。
此书在人种史和制图史领域进行比较研究，但更深层的比较对象是欧洲与一个非欧洲地区的行为。作者自称本书是想通过一项比较研究来挑战关于“东方”与“西方”之基本差异的各种成见，和认为“世界”的形成只是欧洲的责任这种成见。之所以选择近代早期欧洲和清代中国作为比较双方，只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考虑，而无意于标榜这两个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重要，作者也希望有更多学者就其他地区的早期近代性问题承担起同样的比较研究。就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而言，作者希望提供放开眼光和转换思路——在世界脉络下审视中国历史——后的新启示，破除长期困扰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种成见，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而费正清这种模式其实继承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早期西方人的中国观，把中国刻画为内部没有任何变化动力的静止文明。近几十年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固然在激烈拒绝早期关于一个静止、停滞之中国的推断，而努力遵循更加中国中心的取向，但中国中心取向的提倡者们，在看待那被描绘为“对西方之反应”的范式时，经常不愿意去揭示涉及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作用的话题，亦即缺乏比较与互动的眼光，因此并没有摆脱费正清那种偏于一隅的缺失。鉴于此，作者提出如果采用一种聚焦历时态变化或者国内地区差异性的取向，可能会有更大的贡献。需要一副新的历史编纂学透镜，它大到足以既把清朝看做一个有其自身历史和动力(以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独立实体，又能把它看做是更大范围内早期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清朝如何参与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甚至帮助其形成，而不仅仅是对之做出反应。作者针对历史编纂学的宏图伟志值得称道，而这项具体研究究竟如何，还需通读全文后再作评价。
二
支撑起作者比较思路的基点可以概括为：1．“近代早期”可以恰当地描述全球化进程，而不是只用于西方化进程。2．“殖民扩张”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当今世界诸国都应看做造端于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中国也不例外。3．与近代国家扩张进程密切相关的图像表达技术可同时见于东西方各国，并且技术的相似性和使用这些技术时之政治目的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有类似的殖民历史为根基。
围绕这几个基本假设，本书第一章提出，清朝的立国特征或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满洲人为最高统治者的多民族共容的帝国，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汉人文化的号召力，而又同时保证清晰的满洲人身份认同。作者认为清朝由于在三个方面维持平衡而取得成功：创造性地运用它与中亚的文化纽带(宗教信仰和尚武游牧传统)与北方及西北结盟；鼓励一种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普遍规则的意识形态；对近代早期的技术保持了解与开放。第三个方面作者是以前清时期耶稣会士服务于宫廷为证据，认为是清廷为了平衡满洲人身份认同和儒家意识形态而有意采用和雇佣既非满人的也非汉人的技术和技术人员，因此而专意大力倚重来华传教士，当时一些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报告被她用来证明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熟悉和开明态度。关于第二个方面，作者极力强调清朝要建立的意识形态图景是以儒学为基础但又超越它，主要是把儒家文化观念与政治观念中以华夏为中心这一点替换为以清朝统治者为中心，而不论其文化出身。作者以1751年乾隆吩咐制作《皇清职贡图》为例来证明上述与前朝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她承认职贡图性质的文本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她主张清朝的职贡图虽对先例有所继承，其形式和目的却都与早期的不一样。形式的不同由编辑方法体现，它以直接经历为基础，包括编纂者的直接经历和他咨询有直接经历的人所得，同时皇帝要求在获取资料时做到保密。目的的不同则在于《皇清职贡图》背后的理想是描绘以统一的形式为清帝国纳贡的所有不同的人，是一张全球性“文化地图”，旨在描绘并宣扬清朝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中心，既是捍卫这个由多种文化组成之实体的策略，也是宣扬一个以清朝为中心的世界图景。由此，作者发现了清朝与同时期欧洲主要政权处于类似的世界扩张进程中，并且采用类似的方法论和表现形式，即直接观察以获取知识和图像表达技巧，这便奠定了作者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共同脉络下审视清朝之发展与行为的基调。她认为是两个地区处于类似的进程才会唤起类似的反应，而实证知识与图像表达这两点也成为全书贯穿始终的将清朝与世界相连接的最直接理由。
随后作者从绘制地图的角度证明清朝积极参与近代早期世界的形成，因为她强调制图学被近代早期的各帝国都当作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首先简介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士在中国绘制地图的经历，然后回顾1700年以前欧洲人地图里的中国，再介绍同在1660年代动议的中国、法国、俄国的全国性测量工作。全国性测绘工作在相近的时期展开，这是她论证中欧间相似性的重要一点，这时期的上述三国在制度、君王能力上均有可比性，全国性测量的目的和采用的技术也类似，都是为了在一个近代早期世界的脉络下确立疆界以巩固统治，并都及时使用了新兴的天文定位技术。但是在这三国的绘图计划中，参加者和方法之间都没有明显联系，而这恰恰说明这几国的统治者是被一种共同意识所驱使却并非被某些国际人士的建议所串联，即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的王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一个有限地球上之位置的意识。作者于此再次提醒人们，不能让错误的东方与西方、文化与历史的二分法模糊这一重要事实，清朝并非隔绝于早期近代世界，而是涉身其间。
人种志作品也被作者视为表现近代早期扩张性帝国的一个醒目特征，因此接下来就将读者的视线从图绘疆土转移到“图画人民”，这也是全篇重点，从第三章到第七章都围绕被她称为“人种志”的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内容进行。第三章有总领后面大半部书的意图。首先指出人种志作品与欧洲进入近代化阶段的关系，接着用这种关系模式分析中国同类作品的发展轨迹，得出在相近的时期里，“人种志”在欧洲与中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作品体裁。具体而言，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从重视定性转变为重视定量，并演变成一种一般性的自然史兴趣。而自然史在北欧成为一个知识结构与国家的扩张意识和竞争意识有关，因为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要尽可能了解海外贸易地并防止竞争政权夺取它。人种志与自然史在方法上有相似处，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并以分类学组织知识；其产生背景也类似，源于欧洲人在扩大活动范围的过程中开始关心自身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并认为这世界一定可以被理解和控制。作者进而提出，18世纪的中国拥有与欧洲一样精细的分类架构，并且清廷也与欧洲政府一样明了地球的“全球”陸质及其自身疆土的相应有限性质，区别欧洲人种志与早期述人作品的几大特点——直接观察、独立证明、对人类和社会系统的新的强调等，也都在清朝表现出来。比如欧洲从希罗多德经马可波罗到哥伦布的描述外国人的作品，都以充满神话传说和夸张言辞为特征，而中国从《山海经》、《史记》列传到明代《三才图会》、《咸宾录》的诸多同类作品，也一样道听途说、满纸荒唐，直到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才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种志特征。作者此举是想证明，清朝在与欧洲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人种志”这一与各政权的扩张趋势相关的近代学科，因此在绘图之外又见到清朝与更大范围的近代早期世界在关注点和技术上有相互联系，更可以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脉络下看待清朝，也可以考虑将西方有关人种志研究的思路扩展到清朝。这个思路就是人种志对政治和殖民目的的潜在用途。
作者介绍了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几部里程碑性作品。1973年Talal Asad首先提出19～20世纪的人种学与殖民事业密切相关，但很快有人认为这种思路不应只限于论述西方与第三世界间的关系。1975年Michael Hechter通过分析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苏格兰高地、威尔士、爱尔兰)的关系而提出“内部殖民主义”，不仅论证后者如何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陷入对英格兰的依附，还证明了人种学描述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成为约束和限制弱势地区居民的工具。1987年Bernard Cohn通过研究印度的殖民化过程与当中的人类学实践(如获取人口资料)而进一步支持不仅人种学、整个人类学都应属殖民地研究领域。1992年 Mary Louise Pratt继承当年Hechter的思路进一步解构“距离”与“殖民”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个欧洲政权对邻近地区的控制与对遥远地区的控制历来不相上下。同年Jonathan Friedman总结性地揭示出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类学学科中的人种学表达，怎样成为一种强调西方人身份认同而令其他人沉默的权威工具。
这些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书作者提供启发，其一是人种志作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不应局限于西方背景，人种志身为不平等关系之产物的性质可放之四海，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上、政治上或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试图去定义其他人民。一向被压缩在“东方主义”思想中的图像表达的策略，其实并非单单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是殖民地冲突自身的特征，只要有殖民地关系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以测量和直接观察为基础的图像表达技术，并非近代早期欧洲所独有，而在本质上与对近代早期的定义相联系。其二，殖民地的含义应当扩大，只要存在因力量不平衡而产生一个地区对另一地区进行剥削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同化，就有殖民地问题存在，而不是由距离远近决定。如此，作者对清朝提出新的认识，清朝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同Hechter所论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的关系很相似，都表现出地理上的邻近地区如何被融合进一个帝国，而且发生的时间接近，此过程中对人种学描述的利用也相仿，因此不能因为清朝没有海外扩张而说它不是殖民政权。这样就可以从殖民地研究这个视角，来考察图像表达技术如何在清朝作为政治控制手段被运用，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就是遵循该思路来剖析贵州方志和苗图册里的西南殖民事业含义。当然作者在本章里也特意声明，她既不是想证明清朝的图像表达技术多么不同于先前的中国，也不是想说以图像表达为控制手段是清代才有，只是绘图采用测量法和人种志采用直接观察法在清朝才变成系统化的近代技术，并且凭借该近代技术把图像表达规范化和精细化，变成意图更为鲜明的治术工具。
至此，我们已经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将追求实证知识看作“近代化”的根本标准，把以测量为基础的地图和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人种志看做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鲜明特征，而且“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形成”在她的叙事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两个概念。这几点是她实质上的比较依据，循此，可以将欧洲的殖民地研究轻松嫁接于清朝，前清存在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被引至“近代早期的世界”这条线索上。后半部书中有关贵州方志和苗图册的具体分析都是在这个限制下层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