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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山绣水范文2
近日，来自重庆主城的游客邵平告诉记者，他是第二次来万盛旅游，发现万盛除了增添了许多如青山湖般美丽的新景区外，配套服务设施也比以往完善很多，他和家人已把万盛作为今后各个小长假休闲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如今，像邵平一样有着同样想法的游客还有很多……
2016年，是万盛旅游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紧扣旅游发展向“全民+全域”模式转变的时代脉搏，积极围绕“一城两带两区五镇”打造景区景观、完善基础配套、开发旅游项目，推动全域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旅游产品项目更丰富
“曾经的石漠化荒地如今也成了一处美丽的风景，我真是太惊讶了！”近日，在外务工多年的万东镇箐溪村村民邓晓波回到家乡，望着该镇新打造的景点――箐溪竹海，感慨不已。邓晓波告诉记者，他已决定留在家乡，借着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通过开办农家乐，走上增收致富路。
2016年3月，万东镇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在箐溪村的石漠化土地上种植竹苗，深度挖掘竹子的经济价值和旅游价值，打造竹海景观。如今，曾经的荒地已成为一片壮观的竹海，引来许多游客赏绿竹风光，品竹笋美味。
箐溪竹海的打造只是我区全域布局的一个景观景点。去年，该区深入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将旅游与体育、文化、商业等元素相融合，打破以往景区“各自为政”的格局，将全域566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进行规划建设，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生态旅游方面，百花谷花卉主题公园开园营业，梦幻奥陶纪主题公园高空挑战项目成为旅游市场新宠，龙鳞花海等新景点建成迎客，白果坪湿地公园、孝子河公园以及5个社区公园、6个微型公园建成投用；体育旅游方面，成功举办了2016重庆万盛国际跑步节暨CCTV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身公益跑活动，黑山谷漂流及丛林飞越、铁道攀岩等新项目形成接待能力，马鞍山骑行公园、羽毛球公园、5个健康驿站、大批骑行道等运动健身产品投入使用；乡村旅游方面，五和梨园、河沟猕猴桃采摘园、金蝶湖等乡村旅游景点的影响不断扩大，打造推出了黑山菜园、板辽湖露营基地等新产品，凉风“梦乡村”、丛林菌谷、金桥“尚古村落”等乡村旅游项目有序推进。
旅游基础配套更完善
“黑山谷旅游度假区的公共服务越来越齐全了，来这里度假越来越舒心了！”虽然已是冬季，但来自重庆主城的游客张玉华每到周末，仍然会带着家人来黑山谷旅游度假区的度假房小住，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漫步黑山谷的乐趣。
“前几年刚买下度假房的时候，山上没有天然气，只能使用电磁炉烧水、做饭，生活不太方便。”张玉华说，现在黑山八角小城的道路两旁都安装了路灯，要停车有生态停车场，要做饭有天然气，要上网有公共免费Wi-Fi，跟生活在城市一样方便，环境还特别好。
像张玉华一样，众多游客见证了万盛强力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2016年，该区以现有景区提升改造、新景区规划建设、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7大类116个项目建设，目前已全面完工60个项目。在旅游基础配套建设方面，猪行―九锅箐、黑山谷北门―老黑山等旅游公路以及3个度假区公共自行车站点建设相继完成，度假区的3座变电站全面建成投用，实现了度假区天然气全面入户，八角加油站、消防站投入使用，新建、改建旅游厕所39座……这些旅游基础设施的陆续建成投用，让广大来区游客的旅途和度假生活更加方便和舒适。
旅游管理服务更优质
入冬后，黑山谷内游客依然络绎不绝，呈现出淡季不淡的喜人景象。在黑山八角游客服务中心，不时有旅游大巴驶入停车场，游客们将在这里购票并乘坐景区大巴前往黑山谷。
旅游大巴刚一停下，立即有旅游志愿者上前，一边疏导人流，一边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万盛的旅游志愿服务开展得太好了！”来自贵州桐梓的游客吴倩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只花几分钟就在自动购票机上买好门票，登上了前往黑山谷景区的大巴，她对景区旅游志愿者们的优质服务称赞不已。
旅游志愿服务的开展，只是该区大力提档升级旅游管理服务各项工作的一个缩影。2016年，该区在黑山谷旅游度假区相继建立了5个志愿服务工作站，增开了多条旅游公交线路，设立了旅游警务室和全市首个旅游工商所、首个消防站，开通了全市第一档旅游交通广播――万盛旅游交通广播，完成了八角邮政网点设置，在八角、南门、白花片区建成投用3家主力超市、20家便民店，实现了3个区级医院门诊部全面投用……在黑山谷旅游度假区，以“规范、成熟、秩序”为目标的管理质量标准化专项行动，让度假区的法治、文明、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让来区游客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服务。
画山绣水范文3
【关键词】《考工记》 画缋 刺绣 考证
一、辩考
《周礼・考工记》云“画缋之事”，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①
文中论及“画”“缋”与“绣”，梁朝以降以玄注为准。玄有注“缋以为衣”“绣以为裳”②，典出于《尚书・益稷》中舜帝对禹之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③。此后就有了“衣画裳绣”的十二章服制之说，成为后世王服之规④，并把“画”解作“描画”，“绣”解作“刺绣”，遂孔颖达疏“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 ⑤。
然而，正如当代学者顾颉刚等人所言：“这些古代服饰，注疏家说法还有种种不同……而且主要载于《周礼》，则所谓舜、禹、皋陶时期究竟怎样，是无法说了” ⑥。尧舜生于三代之前，谓上古时期，彼时是否有可以在衣服（布帛）上描画线迹的工具值得存疑。史料证明，我国用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⑦，在此之前无论是书还是画都是以“刻”的方式而作，例如岩画、甲骨文或是竹简。虽然有论者提出早期陶器上的纹饰似用毛笔所绘，但并未有定论，较为可信的说法是用刷子所涂⑧，而显然衣服上的章纹不大可能用刷子涂抹的方式做成。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后人的认知概念来解释上古所说的画缋之事。
画，《尔雅》释：形也;《说文》释：界也。孔颖达疏：“缋，犹画也，然初画曰画，成文曰缋。”⑨相对于“成文”，“初画”即开始画，是动词，意为分隔界线，通今之“造型”之意;缋是名词，是画的结果，意为纹饰图画。而《考工记》中所说的“绣”并不是后人所指的刺绣，“五采备谓之绣”，强调的是色彩丰富，青赤白黑黄齐全就叫做“绣”。据此解读，这里的画、缋、绣应该是指平面造型艺术的三个状态，即造型之行为、引单色线而构形、施五色线而成绣。“缋”指的是构成图形的内外廓线，有五种单色，即“杂五色”，每种颜色都指征确定的方位：“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孔颖达疏：“举六方有六色之事，但天玄与北方黑，两者大同小异。言天止（只）得谓之玄天，不得言黑天。”闻人军解释：“布五色的次序按尊卑来定：先东方之青，后西方之白;先南方之赤，后北方之黑;先天之玄，后地之黄”。⑩说明“缋”是单色纹饰，有象征身份之意。所以缋不仅画于衣，“又画于旌旗也。”而绣则是文（青与赤相杂）、章（赤与白相杂）、黼（白与黑相杂）、黻（黑与青相杂）齐备的“纹彩”，即“彩缋”，因而有“凡黹与画之五采备者，皆曰绣也”之说。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缋”是怎样被画于衣的？这个问题各种文献均未详论，那么就先从被论及的刺绣说起。刺绣这个说法来自于玄注《尚书・益稷》中的“绣”，郑云“读为黹。黹，也”?。黹，《说文》释：箴缕所衣;，缝也。段玉裁注：箴当作针（针），以针贯缕衣曰黹。也就是说，用线穿在针上刺缝就是黹，而用五色线刺缝就是刺绣。郑玄以为“绣”就是刺绣。然此说未必确当。
“缝”之工艺，旧石器晚期业已产生。缝，最初只是为了连缀兽皮制成皮衣，只具单纯的实用功能，但是到了尧舜之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用针引线在布帛上穿行可以形成线条而成“文”，使得缝产生了文化功能。这应该就是刺绣的起源。可见在三代之前，除了用“刻”和“涂”的方式产生“文”，另一种方法就是“黹（缝）”。“黹”的早期甲骨文字形是折线形“ ”?，采用的是“六书”中的指事法，意指“黹”可以形成线条。显然，在刻、涂、黹三种成缋方式中，于布帛之上形成图案针黹是最为简易和巧作的，故而可以推测，舜禹时代的所谓“衣画裳绣”中的“缋”和“绣”都是用“针黹”的方法，也就是刺缝的方法，只不过是“缋”用单色线，“绣”用五彩线而已。当然“缋衣绣裳”的针黹与缀缝衣服两者在针法上可能略微不同。一般缝衣，用直拱针平缝，缝出的针脚是不连续的，而作为“缋”和“绣”的缝，为了得到连续的线段，使用的可能是倒针缝之类稍微有所变化的针法。
据此考究，即可看出孔安国对“绣”的解释较郑玄更为近理。孔颖达疏《周礼・司服》：“‘绣’者，孔君以为细葛，上为绣;郑君读为黹，黹，也，谓刺缯为绣次。”?这里的区别是孔安国认为“”是细葛布，而郑玄认为“”就是黹。“”自上古就是指葛布中精细的品种，《诗经・葛覃》有“是刈是C，为为，服之无尽薄！妒芳恰の宓郾炯汀酚小耙⒛舜退唇衣与琴”，《史记・夏本纪》也有“贡漆、丝、、”之句，说明在当时是上品衣料。根据古人的阴阳观，衣与裳应是阴阳相对。“衣是阳，阳至轻浮，画也轻浮，故衣缋也。裳主阴，刺也是深沉之意，故裳刺也。”这是孔颖达用阴阳观解说“衣画裳绣”，正好可以用来合理地推测，实则也应是“丝衣裳”――丝绸是轻的，主阳，布较为质重，主阴。而且正是因为“缋”和“绣”都是用针黹的方法，所以无需特地说明。反而郑玄把作为黹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特别是“刺缯为绣次”之语似难圆说，缯是丝织物的总称，如果衣和裳都用丝织物显然有违古人的观念意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两立可谓头等大事，垂衣裳而治世的先圣又岂能忽视衣料的阴阳相对呢！
至于郑玄何言“凡画者为缋，刺者为绣”，乃是由于时人对客观事物认识所限。郑玄生活于东汉末年，当时在丝帛上作画应是易行且较为普遍之事，这从西汉墓葬中出土的精美帛画中可见一斑，但是时人对于远距两千年以上的舜禹时代如何作画于布帛并不清楚，也无从考证，只能以当世之方法论远古之事迹。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文化进步的历程，即便后人了然上古之事理，想必也不会墨守成规地拘于以刺缝作缋吧。
二、说“绣”
在“画”“缋”“绣”这三个字中，前两个字的古今意思基本相通，只是“缋”作为绘画的意思在后世用同音字“绘”，而作为“布帛头尾”的织余和画工的含义已经不常用了。唯有“绣”这个字眼有很大的变异，从“五采备谓之绣”一个言说色彩的名词，演变成专指“刺绣”技艺，这其中隐含着中华文明蜕嬗发展的历程。
以往关于刺绣的起源有种种论说，尤以“纹身说”广为传播?。但据格罗塞的研究，“几乎在全世界的低级文化阶段上，都曾有过昂郏scarification）或纹身（tattooing）的历史”?，为何独有中国产生了刺绣技艺？说明纹身并不是引发刺绣产生的直接动因。实际上更为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刺绣的起源与我们祖先的观象意识以及黹缝工艺有密切关联。一如格罗塞所论：“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社会的表现即观念意识和物质技能综合的产物。黹缝从最初实用性的缝缀衣服转化为刺缝表达观念纹饰，必定先是由最直接的黹缝经验出发，而“予欲观古人之象”的效法先人取象寓意则是本质动力。从人类实践历程看，任何一项成熟的艺术类型或工艺，都是伴随着精神和物质的交替进步而实现的。古人象物制服以刺缝线迹成缋成绣，不仅使中国人对“线条的美妙”（傅抱石语）格外敏锐和钟爱，至隋唐之前的国画以线描为主，而且对于国人“超以象外”的审美观有直接影响。反过来商周以降用笔描绘的线条对刺绣针法的发展当也有激发作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觯上，黏附有锁针的刺绣印迹，证明至少在商朝就已经有了锁针绣（又称辫子股绣）?，而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弘伯墓的考古发现表明，西周早期的刺绣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了?。有研究者认为，锁针绣是古人受编结渔网和陶器纹饰的启发而生?，此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更直接的诱因可能是受毛笔线条灵动而畅爽的视觉刺激，因为刺缝针迹而成的单线条有纤细柔弱和拙滞之感，从而促使刺者思变。不管新的针法是怎样产生的，后发而成的半环相套的锁针绣显得纤密而婉转，成为刺绣艺术的经典针法。它说明先民并不满足用刺缝的方法缝出线条，而是在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表现手法，丰富刺缝语言，最终使得刺缝脱离了简陋缀缝的单针线迹，成为独立的刺绣艺术。
可以推测，“刺绣”一词应是在战国中晚期或之后出现的。当商代有“笔”问世以后，就真的可以在衣服上画缋了，这显然较之以针刺缝纹饰更加省事。但受制于当时矿石颜料的色彩不如丝线的颜色丰富（文物考古证明，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刺绣品所用绣线颜色达十几种?），也可能是由于刺缝的工艺比用笔描画要费功夫，既然费工去刺缝当然要五色俱全。总之在长期实践中，刺缝总是用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刺缝一定是多彩的“绣”，凡刺必绣，久之自然就有了“刺绣”之说。但这种论点显然还不够严谨，论证并不充分。因为从认识论来看，一个概念的产生必定要有确定的事实相对应，“刺绣”这个词是作为一个实指的定义出现的。罗素说：“‘实指的定义’定义为任何一种‘人们无须借其他的字而学会理解一个字的意义的方法’”⑴。如果黹缝没有发展出新的标志性的针法，只是用多彩的丝线去缝，那么由于用彩色线既可以缝缀衣服也可以缝制纹饰，就无法做到“无须借其他的字而学会理解”，也就是说“刺绣”的出现一定有确实的事物与之对应，而“最早阶段的实指的定义需要某些一定的条件。环境中一定要有一种引人注意、明显易见，在情绪上引起人的兴趣和（一般说来）经常重视的特点”⑵，这个“明显易见引人兴趣”的特点就是锁针绣针法的出现。新针法的出现并不是即刻就得到新的定义，而是在新针法有了一定的普及之后，所以“刺绣”的说法应稍晚于锁针针法的出现。
这个观点和古代典籍上的用词情况基本吻合。《史记・货殖列传》言：“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论衡・程材篇》记：“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说明至迟在秦汉之时，“刺绣”一词已与今天同义，绣也转义等同于刺绣成为一类技艺的名称，西汉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已有“长寿绣”“乘云绣”“信期绣”等名称。而在较早之前的典籍中没有发现“刺绣”的说法，常常用“文绣”一词。“文绣”虽然也有所特指，但更多的是泛指华贵和艳美的服饰。例如《管子・轻重甲篇》：“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墨子・非乐》：“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孟子・告子章句上》：“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等。
而后世又常直接用“绣”作动词，例如人常说“她在绣花”，而不说“她在刺绣花。”故郑玄对“衣画裳绣”的误解犹可谅解，而唐人孔颖达“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之言自是合乎事理。
三、余论
“鸟迹代绳，洛书河图”，在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向有书画同源之说。而绘画和刺绣也深有渊源，可谓同宗。“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有虞之绘，黹而成之。黹作，不仅可以引线成“缋”还可以添彩成“绣”，并最终导致毛笔作绘和刺绣技艺的产生。
福西永曾经用隽永的文字阐幽艺术形式的生命之源：“有机的生命设计出了螺线、球形、回纹和星形……但这些形状一旦侵入了空间和艺术特有的材料，即刻便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导致了全新的体系”⑶。仰观俯察之举没有把炎黄部族引向唯一追寻外在世界奥秘的科学之途，却成就了中国人表达内心情怀的独特艺术形式和哲学观念，想来这和华夏之祖更早期的发明脉络相连。山顶洞人磨骨成针，骨针所引线缕，穿越历史长河，引出了缋引出了绣，不仅成尧舜垂裳治世之功，进而甚至可以大胆揣测，毛笔的发明也极有可能是受到针形的启发。一般认为，毛笔是由刷子演化而来的，且不说笔的制作工艺，单从外形上看，刷子的前端毛发（纤维）是平齐的，而笔则是尖的，后世有论“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尖”居首位，毛笔的一切功能特质皆出自“尖”。有人问，全世界都有刷子，为什么独有中国发明了毛笔？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事物逻辑上都有理由推测，笔与针背后的关联，而其中介物也许就是缋绣――当舜之后人以黹作成缋成绣时，一定还在寻求更为巧做的方法，试着用刷子涂缋于布帛，在无数次的失望中，终有一天想到把刷的前端做成针一样的尖形，于是“即刻便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导致了全新的体系”，中国视觉艺术的洞天石扉就此訇然中开，从此艺术之清泉潺潺远流。
试想，如果我们的祖先从不曾用针黹作缋作绣，那么还会有帛画和刺绣的产生吗？还会有中国书画艺术的产生吗？“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国的绘画和刺绣技艺以及其他传统工艺，正是这一方沃土上天时地利与人杰的造化，是华夏文明之瑰宝，值得子子孙孙千百次回望探微，世世代代相继传承。
（注：本文为以下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201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岭南民族民间艺术教学资源的开发、重构与利用”，项目编号：GLA102054;广东省“十二五”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广绣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D12XYS05;2013年度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提升校内导师指导力的地方高校艺术硕士培养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2013A033。同时，本研究得到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
注释：
①⑩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4，56.
②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15，1115，551.
③?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6，119.
④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15.
⑥顾颉刚，刘起D.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M].中华书局，2005：424.
⑦刘恒.中国书法史（第2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09.
⑧赵勋懿.论毛笔之起源[J].青年文学家，2012（8）.
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98.
?沈建华，曹锦言.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52.部首133，编号3744.
??孙佩兰.中国刺绣史[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5.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7：56， 42 .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文物出版社，1985：104.
?英兰.中国刺绣针法起源研究[J].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8年（3）：20.
?李也贞.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J].文物，1976（4）：60.
画山绣水范文4
兽皮制品和骨制品的装饰
兽皮装饰手法使鹿鄂温克人喜爱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等鲜艳明快的色彩。他们装饰兽皮制品的方法主要有锁绣、补绣、镶布边和加皮穗几种方式。①锁绣烟荷包、筷子袋、女式长靴、手套的手背处经常采用锁绣的方式用红、蓝、黑色线绣出纹饰的轮廓线,清新秀丽、简洁美观。他们先用一种颜色的线绣出花纹,再用另一种颜色的线给纹饰勾边,两种颜色互相映衬,对比强烈。这种刺绣方法在使鹿鄂温克的装饰手法中普遍存在,形成其自身的特色。②补绣使鹿鄂温克人在衣领、大襟边、腰带、和挎包处的皮板上补绣黑色或多色的薄皮,补绣的纹样先用薄桦树皮剪好,然后拓在狍皮上进行剪裁,把剪好的薄皮用兽筋线缝在衬底上,最后把制作好的补绣纹样缝在所需位置,补绣的皮板一般用植物的果实、茎、根染成红、黑、蓝紫、黄等颜色。补绣的方法使得纹样丰富立体,层次分明。⑵、兽骨装饰手法使鹿鄂温克人对兽骨的装饰主要体现在鹿鞍鞒上,而对鹿鞍鞒的修饰则以雕刻为主。使鹿鄂温克人在鞍鞒上雕刻各种纹饰,把鞍鞒装饰的非常精美,犹如马背民族对马鞍的情节。雕刻方式大概有三种:骨质鞍鞒的雕刻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单线阴刻法、第二种是双线阴刻法、第三种是阴阳结合法。单线阴刻法是以单线的形式将图案阴刻于鞍鞒上,好比汉族人刻的印章;双线阴刻法是以双线的形式将图案阴刻于鞍鞒上,两个线条中间形成一突起的区域,像描边的线条;还有一种是阴阳结合的手法,把除图形以外的底刻掉使图形的轮廓线突起,这是阳刻的手法,同时又把适合纹样的中心图案刻掉是阴刻的手法。这种阴刻阳刻结合的手法十分少见。猎人的雕刻技巧十分娴熟,线条流畅宛如一气呵成同时又不失人工雕琢的韵味,充满稚拙淳朴的原始气息。
装饰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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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初唐的《游仙窟》，是中国小说史上很特殊的一部，它在中土久已失传，却在唐代渡海刊刻于东瀛，直到近世杨守敬著录于《日本访书志》，方重为国人所知。其作者，日本钞本署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世因定为唐张所撰。文成在世即大有文名，且名传新罗、日本。《游仙窟》以骈散相间之体为传奇，虽然情节并不曲折，辞旨也无深意，而语言轻巧风艳，颇存初唐俚辞谑语，故特为语言学家所重。其实语言之外，此中关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画，也很有错采流光之绮丽，而为唐代传奇所鲜见。那么也可以认为，《（游仙窟》对于今人来说，更多的是文学以外的价值。比如我，对它的兴趣就几乎全部来自各种各样的“物”，尤其是至今不得确解者，譬如屏风、画鄣两事。此乃小说主人公被引至十娘卧处时率先入眼的陈设，便是“屏风十二扇，画鄣五三张”。八年前我在《行障与挂轴》一文中曾认为画鄣是待张于屏风的屏风画，后又改作“可以如行障一样悬挑的观赏画”，却总觉得所解未切。今见中华书局出版《游仙窟校注》一厚册，自足欣喜。疾忙展卷，但见《校注》解释此句日，“屏风，室内用以挡风或遮蔽的器具，上面常有字画”；“画鄣，即画障，画屏，有画饰的屏风”。不免嘿然。如此，“上面常有字画”的屏风，与“有画饰的屏风”，究竟一事耶，两事耶？若为一事，则此屏风、画鄣之形容岂非叠床架屋；若为两事，二者又区别何在呢。默思数日，终得一解，因写出心得，也借此纠正补充以往之愚见。
且先言“画鄣”。
画鄣，多写作画障，又或画幛，它并不是“有画饰的屏风”，而是唐人常常说到的障子。其上有画，却非图案一类的“画饰”，而是出自画家乃至名公巨匠之手的山水画、花鸟画。屏风与障子，就实用而言，功能相似，即都有分隔室内空间的作用，材料以绢帛为常，形制却并不相同。屏风自是把屏面固定于框架亦即屏风骨，不论一扇与多曲。障子则不然，障子是用丁字障竿把障面悬挑起来，下设障座以为固定。障座的样式，与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帷帐座应无不同（图1）。若改变陈设位置，取竿出座，移动是很方便的。而障子的这一形制，原是来自行障。
至隋唐，卧床周围尚未有与床栏连作一体的帐架，因多以屏风和行障掩护起这一方私密的空间，庾信《灯赋》“翡翠珠被，流苏羽帐。舒屈膝之屏风，掩芙蓉之行障”，可见卧息之处由此二事布置出来的旖旎与温丽。“屈膝”，乃合页，那么这是一架多曲屏风。行障的材质通常是织物，似乎以锦为多，至少也是以锦为缘以宜于披垂。梁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一则，用于山野间划分几对男女不同活动空间的器具，即是一具锦行障。《灯赋》所谓“芙蓉行障”，芙蓉，当是织纹。唐刘方平“乌栖曲》：“娥眉曼脸倾城国，鸣环动佩新相识。银汉斜临白玉堂，芙蓉行障掩灯光。”此一具与灯光相映的“芙蓉行障”，自然可以认为是用《灯赋》之典，不过行障的使用这时候本来也还有着与《灯赋》中相似的情景。河南安阳市果品公司家属楼基建工地唐墓墓室棺床之侧的壁画绘出手持行障的侍女，行障团花绣带，中间撑竿下有三足，落在一个石障座上（《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五册，图116，科学出版社2012年），行障的样式因此正见得清楚（图2），虽然图版说明道是“一仕女站立在幔帘后”，而我们知晓此物非名“幔帘”也。
卧处与屏风并用的画障，也是与行障相同的陈设，只是如前所述，障子的材质通常不是织锦，而是画作，并且多为山水画。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作者以早慧闻名，此诗系少年之作，其佳处即在于以“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一联，巧妙点出障子的材质是透明的云母。――障子本多山水画，这一具云母障子却止须持向野庭，自有山水映现，而不必施以绘事也。或日“二句形容屏风上描画的山泉，形象逼真，使人感到不是画出来的”（《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若依此解，则这一首诗也就才调平平了。此外，它也不是屏风。云母为窗、为幌、为屏风，此前并不鲜见，宁夏固原北周田弘墓即曾出土数百枚云母片（《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而云母制为障子，似可算作特例。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注此诗云“唐时呼屏障为障子”，下并举出唐人咏松树、山水障子之作若干例。其实赵注胪举的诗句所咏只是障子，而非“屏障”，因为唐代屏风与障子原为二物。王绩《山家夏日九首》之六“障子游仙画，屏风章草书”，二者对举，可见颇有分别。《游仙窟》十娘卧处的“屏风十二扇，画鄣五三张”，自然也是如此。
画障在王绩和《游仙窟》的时代，尚算得新生事物，因为它的出现，大约在隋唐之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句下自注云：“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故以屏风为准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条说明。隋以前既无画障之称，自然谈不到画障与屏风的区别。然而既有画障，也便有了，画障与屏风之异，即画障是屏风画之外另一种形式的画作，可以是独幅，也可以是主题一致的一组。《历代名画记》卷十云“张躁曾画八幅山水障”，“破墨未了，值朱乱，京城骚扰，亦登时逃去，家人见画在帧，苍忙掣落，此鄣最见张用思处。又有士人家有张松石幛，士人云亡，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这里举出的“山水障”、“松石障”，都是以绢帛为介质的画作。所谓“在帧”，所谓“掣落”，可知山水障子是张起在障竿上。既可用为衣里，则质地当为绢帛之类。随着画障的逐渐风行，且势力愈盛，它便成为完全独立于实用功能之外的绘画载体，当然也可以同传统的屏风画一般标价出售。唐张乔《鹭鸶障子》：“剪得机中如雪素，画为江上带丝禽。闲来相对茅堂下，引出烟波万里心。”既日“闲来相对”，当非长设之具，不过兴来悬挑，从容赏玩。又唐胡令能《题绣障子》：“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按向东园里，引得黄鹦下柳条。”（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八引）这一什绣障子乃写生花卉，先绘后绣，以绣工之精而更见画艺。“绣成按向东园里”与“闲来相对茅堂下”，正是同样的意味。
画山绣水范文6
我祖母留给我她最爱的绣花鞋
那时镇中技艺最好的手艺人
被请来绣成的压箱底的绣花鞋
那天喜气侵墙，雁尾留芳
这双鞋自祖母嫁人起
在她绫罗绸缎的箱底，压了六十余年啦
如今我把它陈列在江南的书院
堆堆老银画扇中间
柔媚的纸伞和画扇，属于天真无邪的少女。
偶有眼神矍铄的中年女子
拨开画扇撩开银手镯银项链
轻触温润的丝面
对着绣鞋轻言：唉，爱情的味道。
我送她一张藏蓝的蜡染披肩
对于鞋子我秘而不宣
绿水悠悠
你们被款款的烟雨渔船被雨过天青的瓦檐天空迷醉
你们只是被自己感动
你们并不了解
这款款，这天青
也是一代人
跟河流共思虑、随山云酿情怀
透入脉搏吸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