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对外投资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1
一、国别或地区策略
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第一，选择我们进去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全球遍地开花；第二，选择我们进去后产品有市场的国家或地区；第三，依据不同行业的项目性质选择确定是进入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第四，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原苏联体系中的国家以及与我国西部相邻的国家等。在发展中国家中，应尽量选择那些市场规模较大、对企业产品需求较多、欢迎外来投资、且与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国家。从中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周边国家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有的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相对来说，本国企业对周边国家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条件更熟悉，所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境外投资往往更容易成功，因此，周边国家也可以作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当然，就具体的项目和具体的企业而言，只要我们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只要产品有市场，我们也可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无论是到哪一类国家进行投资，都要注意对该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充分的、具体的分析与评估。
二、行业或项目策略
科学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程度不同，对外投资企业决策者所应奉行的竞争战略也应当有所不同。(2)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势。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要素，才能获得最大效益或比较利益。企业独特的和通用的优势要素共同构成了企业特有的竞争力，这是企业制定和选择产业或项目策略的重要依据之一。(3)企业是遵循一元化发展还是多元化发展道路。原则上，一个企业在国内搞什么，到国外以后也应当搞什么，即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当然，中国企业走向境外时也可以开展多元化经营，但与一元化经营相比，要更为谨慎，因为多元化经营比一元化经营对企业优势要素和竞争力的要求更高。
考虑到目前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和世界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有：(1)境外加工贸易行业(即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这一行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具体涉及到农用汽车、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生产，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空调器等家用电器的加工装配，纺织、服装等轻纺工业的境外加工贸易等。(2)资源开发行业。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自然资源开发的行业，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过去的十几年，资源开发型项目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今后仍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3)科技开发行业。这方面的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对中国目前技术上仍属空白或落后的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加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另一类是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还有一类是指鼓励国内的高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境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4)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行业。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这一行业具有几乎是绝对的优势。(5)服务贸易行业。这类企业包括服务业中除承包劳务与合作行业以外的金融、保险、进出口贸易、商业批发零售、信息咨询、运输、旅游、教育等行业。中国在上述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劳动与资本密集结合型以及某些特色服务方面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三、出资方式策略
现在已经办起来的几千家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就像外商到中国来办企业一样，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中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今后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四、所有权策略
所有权策略是指国内投资企业(母公司或总公司)对境外企业的控制策略。所有权的形式有独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和非股权投资等。
中国企业在进入陌生的国外市场时，一般应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将近70％的中国企业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中国海外企业使用的是标准技术，生产成熟产品，因此借助设立独资企业防止技术扩散的动机不明显；设立合资企业是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和营销手段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历史较短，因而缺乏经验，需要采取与外资相融合的方式，即与外资合作，向外资学习，积累经验，降低投资风险。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还要注意选好投资伙伴，理想的投资伙伴是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除股权投资外，还有非股权投资(非股权安排)。非股权投资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与东道国企业签订技术、管理、销售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取得对该东道国企业的某种控制权。最常见的非股权投资是技术授权、管理合同和委托生产合同。企业采用作为直接投资替代物的非股权投资方式，不仅可以不用出资和少承担投资风险，而且还可以使它们的技术、管理和销售机制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
五、技术策略
技术策略总的思路是：第一，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输出与技术入股问题。第二，从中国的技术水平实际出发，输出标准技术和适用技术。这些技术的特征除劳动密集型技术外，还有小批量和灵活性，这类技术的市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第三，对于需要控制扩散的先进技术和特色技术，要通过建立独资企业方式加以保护。第四，对外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对外投资企业也要大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因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要求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需要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在输出和转让技术时应讲究策略：首先，把握转让时机。对于处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技术应采取不同的转让策略：当技术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时一般应不予转让，因为如果转让我们掌握的具有垄断优势的技术，容易使我们丧失得来不易的技术优势。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都不能转让，但企业对这类转让应建立一套评估机制，以便在促进技术转让的同时，又能保持中国的技术优势。当技术处于成熟阶段时，可以予以转让。当技术处于衰退阶段时，要主动寻找买主予以转让。其次，选择转让方式。可以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学习，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技术入股、技术互换和以技术换市场等方式。再次，注意股权的差别。向境外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以及高新技术，而向境外合资企业应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如海尔向马来西亚输出洗衣机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特别注意专利和商标等手段的使用以及企业的技术秘密和商业诀窍的保护，保护企业自有的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
六、经营当地化策略
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2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3
现阶段，我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既有内部发展的动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碍、缓解外部压力的原因。这就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要有“战略性”。总体来说，这种“战略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目的战略性，即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跨越贸易壁垒还是寻求资源和技术的。二是投资地区战略性，即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数量。三是投资手段战略性，即根据投资目的的不同，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资以及股权收购等方式中选择合适的投资手段。四是投资产业战略性，即根据不同的投资目的，选择不同的产业。其实，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这四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根据投资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资手段在最佳的投资地区投资最佳的产业，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资效果。
目前，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也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效、有序、协调、健康发展，我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境外投资重点投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鼓励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拓宽这方面投资合作的渠道和领域；二是鼓励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并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三是鼓励能够通过境外投资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投资，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四是鼓励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因此，具体来说，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投资战略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基础资源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成本优势，但在某些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森林和土地资源等)上却显得缺乏。要使相关行业保持稳定的增长，国内现有的已开发资源，从质量和数量来看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建立稳定的国际资源市场渠道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进行海外投资，开发资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第一类，部分亚洲国家。例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都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国在这些地区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类，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国的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都是我国紧缺的自然资源。
根据这些产业的类型，投资手段最好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开发，或者是增资入股，跨国并购或者绿地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小、难度比较大。
（二）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成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想转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实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邻，交通、通讯、信息传递等比较便利的地区才能显出比较优势。这就是中国企业多向东南亚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从事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制造装配企业，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资顺利进行。这就可以把我国的夕阳产业转移出去，既可以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又可以为我国承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亚洲、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这些地区的部分国家是我国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拖拉机、小型农具、自行车、玩具、鞋帽、手工艺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同我国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及潜力巨大。另外，这类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劳工素质也无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转化，同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颇受当地政府欢迎。
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较好，而且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所以，我国企业在投资时可以选择在国外直接投资建厂或者合资等形式。
（三）核心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以租赁和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为主，这些项目的投资从短期来看具有营利性，但是却没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转变成功与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分工发展到了要素分工，技术特别是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美日欧等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处于加工、组装和制造等低端的价值链端点上，这就导致我国想通过利用外资提高技术水平比较困难。那么，怎么办？一是通过自主创新研发技术，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技术研发中心获得技术。目前国家已经大力提倡自主创新，但是还没有重视通过到国外投资主动地获得技术。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应该以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紧跟世界潮流为目的，有战略、有步骤、有实效、有重点地发展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的方式可以跨国并购或者自己设立研发中心为主。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实施这种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日本等地设立高技术合资企业，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华为集团分别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成立了实验室；海尔在美国设立了研发机构；长虹与东芝合作在日本设立研究与设计机构；联想在香港和美国设立了研发和技术信息中心，并进一步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让国外专业性的企业为我国企业作代工，通过同时购并核心业务和剥离非核心业务进行业务整合，提高和培养企业对全球资源配置、整合、计划和协调的能力。在技术研发和关键性零部件生产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国内企业做品牌，海外企业做代工”的新现象。例如，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做代工。2002年，联想公司的所有笔记本电脑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产品均由台湾地区的厂商负责生产。另外，美国和欧盟一直是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各种贸易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缓解贸易摩擦。
二、投资风险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一是政治风险。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第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失败。联想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后，美国国会议员理查德·达马托向国会提议审核联想计算机的信息安全，这使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制约。二是政策风险。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资控股或独资的石油、能源类企业收归国有，外资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内瑞拉投资石油、能源的外国公司损失巨大。俄罗斯2006年年底出台了关于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使十万华商受到损失。三是社会风险。2004年的西班牙烧鞋事件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损失。四是治安风险。2004年我国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被绑架；2005年1月，8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为2.9万件，2006年超过3万件。五是市场风险。例如，TCL收购法国汤姆森电视机业务，由于市场变化快，导致销售下滑、市场份额萎缩、亏损严重。
从具体地区来看，以非洲地区的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是中国企业开展业务较多的非洲国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自然条件优越、石油资源丰富、市场规模较大；但是，投资的风险也比较大，主要表现为：首先，种族宗教问题错综交织，频繁引发暴力冲突；其次，有组织持械犯罪猖獗，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第三，劳资关系、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第四，根深蒂固，制约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亚以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安全问题已经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遭到武装分子劫持。据粗略统计，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国人在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分子绑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国企业既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风险就持消极的态度，也不能视风险而不见，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坚持积极、审慎的态度，时刻树立风险规避意识，有效设置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
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从内部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工作，充分认识、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审慎选择交易方，尽量降低可能面临的风险。准确定位和综合权衡面临的风险与机遇，结合企业发展目标，确定风险偏好，选择承担与预期收益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风险。在风险发生时，企业可以通过分包和转包的方式转嫁一部分风险，或者在某些风险确定发生后终止合同，撤走设备，及时减少损失。
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性融资手段、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业协会的信息咨询等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当风险发生时，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帮助企业缓解风险和减少损失。
三、投资前景问题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30亿美元，大约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则达到了1930亿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大约为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199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六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到2005年已有25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超过了这个目标。虽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正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见，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新趋势。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对外投资累计已达733亿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仅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10。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这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随之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另外，国家政府各部门都在加大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扶持力度，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可见，我国企业“走出去”才是刚刚开始。
今后几年，如果国内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继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将明显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投资保障。因此，我国对外投资的速度将大大提高，规模将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有关专家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五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三位。
我国已经开始朝对外投资的大国方向迈进，对外投资加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以吸引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我国企业将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平衡快速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四、投资阶段问题
任何战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个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已经从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阶段发展到了选资的阶段。同样，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应该是一个广义、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管是从经典的投资理论来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情况来看，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企业经营能力紧密相关。
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可以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国外经济的制约，为了保持本国经济发展或缓和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国家政府积极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对外投资都处于这个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就是去寻找资源、寻找市场、寻找技术以及跨越贸易壁垒。
第二阶段：开拓国际市场，积累经验。在被动走出国门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被动走出国门的压力基本被缓和，企业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上经营的能力。另外，国内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处于艰苦的开拓阶段。目前，我国少数企业已经处于这种阶段。例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南卡州建厂，中兴通讯和华为集团在国外拓展业务等。
第三阶段：主动走出国门，全球配置资源。在经历第二阶段以后，很多企业已具备很强的国际经营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从经营业绩来看，已经开始赢利。此时，经过多年打拼的企业就开始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在这个阶段，由于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经营的能力和实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绿地投资，可以通过外包、加工贸易等形式把非核心业务或者把所有的生产环节在世界各地进行最优化组合。目前，我国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几乎没有。
在这三个阶段里，第一阶段是由于国家特殊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导致的，所以，这个阶段不是每个对外投资企业必经的阶段。但是，第二、第三阶段是任何一个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都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而跨国经营行为却是企业内在利益驱动的外在表现，是其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可能会经历亏损微利可观利润、无品牌自主品牌的过程。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国内大型企业，这就决定了大型企业较多的经济发达地区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大。2005年，在我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387家集中在东部地区，占企业总数的77.4%，中部地区59家，占企业总数的11.8%，西部地区54家，占企业总数的10.8%。可见，在短期内东部沿海省市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民营经济鼓励政策的出台，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开拓国际市场。
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全球商业革命的巨大挑战。20世纪末发生了全球商业革命。此次商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说是“系统集成者”对其所在价值链进行的“系统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在各个产业部门，拥有强大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的系统集成者们在其众多的供应商中积极物色佼佼者，通过“产业计划”的形式选择可以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协作的联盟供应商，因此出现了“瀑布效应”，即给全球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一级供应商受到来自系统集成者的压力，进行购并，发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这些一级供应商同时通过同样的产业计划方式将这种变革的压力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瀑布效应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给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结果就是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占领。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来的更艰难，他们不仅面临着要赶超系统集成者的巨大困难，而且要赶超供应链中每个层面的强大供应商。
总之，对外投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道路崎岖的开拓过程。在知识时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特别重视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问题。企业对外投资成功与否，既与企业自身的选择和决策有关，又与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关。这就需要双方紧密合作，共同进退。
参考文献：
赵春明、宋志刚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评价与发展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11期。
裴长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谷广朝：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2期。
江小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着力点，《人民日报》，2007年5月25日。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林碧杨、王雨：中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地区分布，《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9期。彼得·诺兰、张瑾、刘春航：全球商业革命、瀑布效应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4
（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5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9]Findlay.R,"RelativeBackwardnessDirectForeignInvestmentandTheTransferofTechnology:ASimpleDynamicModel"[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92,1978,pp.1-16.
[10]Markusen,JamesR.andAnthonyVenabl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saCatalystforIndustrialDevelopment[J].EuropeanEconomicReview.43.1999,pp.335-356.
对外投资论文范文6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